如果没有其他经济力量或竞赛过程中其他因素的干扰，上文概述的这种金钱斗争的直接影响是使人变得勤俭节约。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结果适用于通常通过生产劳动获取物品的下层阶级，尤其是定居社群中的劳动阶级。这样的社群处于农业生产阶段，其中有相当程度的财产细分，法律或习俗保证了这些劳动阶级对其所生产的产品拥有某种程度的确定份额。这些下层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避免劳动，因此从事劳动对他们而言——至少在其阶级内部——并不算非常有失身份。相反，由于劳动是他们认同和接受的生活方式，当获得工作高效的好名声时，他们还会产生一些竞赛获胜的自豪感，而这常常是他们唯一可以参与的竞赛。那些只可能在生产效率和节俭方面获取物品和参与竞赛的人们，通过加倍勤勉节俭，会在一定程度上获得金钱方面的名声。但我们下面将要提到竞赛过程的一些次生性特点，无论是在经济弱势阶级还是在经济优势阶级当中，这些特点都对上述方面的竞赛造成了非常重要的限制和改变。
但就我们当前所关注的经济优势阶级而言，情况有所不同。对于这一阶级，勤俭节约的动机并非不存在，但其作用被金钱竞赛的次生性要求大大限制，以至于任何这方面的倾向实际上都会被压制，任何勤俭节约的动机都会失去作用。最具迫切性同时范围最广的次生性竞赛要求是避免生产工作，在未开化文化阶段尤其如此。在掠夺文化时期，劳动在人们的思维习惯中与软弱和对主人的屈从相联系，因此是地位低下的标识，为有身份的人所不屑。这一传统让人感觉劳动是有失身份的，而该传统从未消失。相反，随着社会进一步分化，公认的古老规则使其获得了不证自明的力量。
为了获得并保持声誉，仅仅占有财富和权力是不够的。财富和权力必须提供证据，只有通过这些证据才能享受声誉。财富的证据不仅能够彰显财富拥有者的重要性，使人们清楚明白地感受到他的重要地位，而且在建立和保持个人的自得心理方面也不无用处。在最低文化阶段以外的其他所有文化阶段，普通人都会因“体面的环境”和免于从事“低贱的工作”而感到身心舒畅，自尊心也得到提升。如果让他被迫放弃他所习惯的体面生活的标准——不管是在生活用品方面还是在日常活动的种类和数量方面，那么无论他的同伴对其褒贬如何，他都会感到其作为人的尊严受到了轻忽。
自古以来关于人们生活方式之尊卑的理论区别，直到今天仍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作用，以致几乎所有上层阶级都对粗俗劳动形式抱有本能的厌恶之情。对于那些在我们思维习惯中与粗俗服务相联系的职业，我们清晰地意识到它们有一种形式上的不洁感。所有略有品味的人都感觉到，一些通常由仆人履行的职责不可避免地带有精神污染。对粗鄙的环境、简陋的（即廉价的）生活条件和粗俗的生产职业，人们全无好感，避之不及。它们不符合遂心如意的精神生活——不符合“高尚情操”。从希腊哲学家时代至今，一定程度的有闲以及不接触直接服务于日常生活的生产进程，总是被有识之士视为受尊敬的、完美的乃至无懈可击的人类生活的前提。无论就其自身而言还是就其结果而言，有闲生活在所有文明人的眼中都是美好而高贵的。
有闲——以及财富的其他证据——这一直接而主观的价值，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次生性和衍生性。这种价值一部分反映了有闲作为获得他人尊敬的方法之效用，一部分是心理替代的结果。人们普遍将从事劳动看作弱势的常规性证据，因此在心理上理所当然地认为劳动本身是低贱的。
在严格意义上的掠夺阶段，特别是在其后的准和平生产发展的前期，有闲生活是金钱优势——也就是超群力量——最现成、最具说服力的证据。这一说法的前提假设是，有闲绅士生活在显而易见的安逸舒适的环境之中。在此阶段，财富的主要构成是奴隶；享有财富和权力所带来的利益，主要表现为获得私人服务或得到私人服务的直接产物。因此，炫耀性地不劳动成为经济实力和崇高声誉的常规性指标；反过来，由于从事生产劳动标志着贫穷和臣服，它与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是相抵触的。因此，盛行的金钱竞赛并未使勤俭节约的习惯得到同步发展。恰恰相反，这类竞赛间接地阻碍了人们对生产劳动的参与。劳动作为贫穷的证据，不可避免地成为不光彩之事；哪怕劳动在承自早期文化阶段的古老传统中并不被视为有失体统，结果也依然如此。根据掠夺文化的古老传统，生产劳动对健壮男子而言是有失身份的，理当避免；而在掠夺的生活方式逐渐演变为准和平生活方式的过程中，这一传统并未被摒弃，反而得到了强化。
由于生产职业被贴上了不光彩的标签，有闲阶级制度即便并未紧随个人所有制的萌芽而产生，也势必会作为个人所有制的一个早期衍生结果而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闲阶级在理论上产生于掠夺文化之初，但随着掠夺阶段向下一个文化金钱阶段转变，这一制度获得了更加完整的全新意义。正是从这时起，“有闲阶级”不仅存在于理论之中，也存在于现实之中。从这时起，有闲阶级制度开始有了完整的形式。
在严格意义上的掠夺阶段，有闲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形式上的区别。强壮的男性对于他们眼中不体面的苦工贱役心存猜忌，置身事外；但这些活动实际上对群体的维系贡献颇丰。下一个阶段是准和平生产阶段，其特征通常是：奴隶制确立，人们开始饲养牲畜，并出现了牧人这一奴仆阶级；此时生产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社群生计不再依赖于追猎或其他任何形式可归为掠夺的活动。从此以后，炫耀性地避免所有实用性职业，成为有闲阶级生活的代表性特征。
在有闲阶级生活史的这一成熟阶段，常见典型职业的形式与其早期的形式十分相似，仍为政务、战争、体育运动和宗教仪式。执拗于复杂理论细节的人，可能认为这些职业仍偶尔或间接带有“生产性”；但对于当前的问题，需要肯定地指出，有闲阶级从事这些职业，其通常的、表面的动机肯定不是通过生产性工作增加财富。在此阶段以及任何其他文化阶段，参与政务和战争的目的，至少部分是金钱利益；但这种利益是通过攫取和侵占财产等光荣方式而得来的。这些职业的实质是掠夺，而非生产。追猎的情况与此类似，但也存在区别。随着社群告别狩猎阶段，狩猎逐渐演化为两种不同的活动。一方面它是一种行业，主要为谋利而进行；在这一点上完全不存在——或至少并不充分存在——掠夺因素，从而不会影响该产业谋利的本质。另一方面，追猎也是一种体育运动——掠夺冲动的纯粹练习。这一活动不具有任何金钱方面的可观动机，但它包含了不同程度的掠夺因素。追猎的后一种发展形态摒除了一切劳动属性，其本身值得赞许，且与发展成熟的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高度契合。
免于劳动不仅是光荣或值得赞许的行为，还逐渐成为体面的必要条件。在积累财富的早期阶段，人们天真而迫切地坚持将财产作为声誉的基础。免于劳动是财富的常规性证据，并因此成为社会地位的常规性标志；这种对财富功效的坚持，导致了对有闲的加倍坚持。事物显著的特征便是其本身的特征（Nota not? est nota rei ipsius）。按照人类本性的确定法则，惯例（prescription）利用了财富的这一常规性证据，将其植入人们的思维习惯中，使人们认为该证据本身是具有实质性价值的高贵事物；与此同时，经过同样的过程，生产劳动成为双重意义上的不具有内在价值的低贱事物。最终，在惯例的作用下，劳动不仅成为社群成员眼中的不体面行为，更是高贵的自由人在道义上不可能从事的活动，与受尊敬的生活背道而驰。
这种对劳动的禁忌进一步影响了阶级之间的生产性分化。随着人口密度增加，掠夺群体逐渐成为定居的生产社群，合法当权者与支配所有权的习俗在范畴上不断增加，连贯性也越发增强。通过简单的捕获来积累财富现在已无可能，根据同样的逻辑，通过劳动获取物品对志存高远但不名一文的人而言同样也不切实际。他们所面临的出路可能无非两条：或是沦为乞丐，或是一贫如洗。只要炫耀性有闲的规则有机会淋漓尽致地展现其趋势，就会出现一个次生的、在某种意义上虚假的有闲阶级——他们穷酸落魄，过着朝不保夕的潦倒生活，但在精神上却不甘屈尊忍辱去从事谋利事务。曾经辉煌却风光不再的绅士淑女，即便在今天也不罕见。这种盛行的哪怕从事一点点体力劳动都有失身份的感觉，对所有文明民族以及所有处于较不发达的金钱文化中的民族而言都绝不陌生。情感细腻脆弱、长期习惯于文雅举止的人，对体力劳动的羞耻感可能会非常强烈，甚至使其在关键时刻丧失自卫本能。例如，我们听说，有些波利尼西亚酋长迫于礼数的压力，宁可挨饿也不愿用自己的手把食物放入口中。诚然，这一行为可能的原因——至少部分原因——是酋长身上的过度圣洁或禁忌。这一禁忌会通过与他双手的接触而传递，使得被他接触过的任何东西都不适于作为食品。但这种禁忌本身的来源，在于劳动被视为有失身份的、不符合道德准则的活动；因此，即便在这个意义上分析，波利尼西亚酋长的行为确实遵循了荣誉性有闲的准则，并不像乍看之下那样荒唐。一位法国国王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或至少是不会引起误会的例子，据说他在奉行礼仪时因过分守德而丧生。这位国王毫无怨言地坐定烤火，由于专职仆人不在，没有人替他移动宝座，导致龙体灼伤，终告不治。但通过此举，这位“法国国王陛下”得以免遭世俗荼毒。
最可恶莫过于求生害仁，
为保命丧失生命之根本。[10]
前文已指出，这里所使用的“有闲”一词，并不意味着好逸恶劳或无所事事。它的意思是时间的无产出消费。时间受到无产出消费：（1）意味着人们认为生产工作毫无价值，（2）人们将其作为有足够金钱能力懒散度日的证据。在旁观者看来，令他们印象深刻的这种荣誉性有闲场面在理想状态下构成了有闲绅士的生活。然而，有闲绅士的生活并非全然在旁观者的目击下度过。有些时候他们难免远离公众视线，为了保持好名声，这部分时间需要有令人信服的说明。他应当找到某种方法，来证明其未在旁观者目击下度过的有闲时光。这只能通过展示有闲时间的一些耐久的有形结果来间接实现——就像有闲绅士所雇用的工匠和仆从，也是通过耐久的有形产品来展示其从事的劳动。
生产劳动的耐久证据是其物质产品——通常是某种消费品。掠夺与此类似，通常可能产生一些用以展示的具体结果，如战利品和掠夺物。在发展的后期阶段，荣誉奖章和奖牌通常被认可为掠夺的标志，同时又显示出掠夺的质量或程度。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以及人际关系的复杂化和多样化，生活的所有细节都经历着规划和选择的过程；在这一规划过程中，战利品的用途发展为包括各种头衔、称号、等级和徽章的系统，其中典型的例子是纹章、勋章和荣誉性装饰。
从经济角度看，有闲作为一种职业，在类型上与掠夺生活密切相关；而成就作为有闲生活的特征及其礼节性准则，与掠夺得到的战利品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但狭义的有闲——区别于掠夺，也区别于对无实质性用途对象进行加工的表观生产性职业——通常不产生物质产品。因此，判定有闲的过往表现的标准，通常取“非物质”物品的形式。过往有闲的这种非物质证据是准学术性的或准艺术性的成就，以及关于对人类生活发展并无直接助益的过程和事件的知识，例如当今时代存在的以下方面的知识：死语言和神秘科学，正确的拼写，句法和韵律，各种形式的家庭音乐和其他持家本领，服饰、家具和装备的最新式样，体育竞技和良种动物培育（如犬和赛马）。在所有这些知识领域中，促使知识开始积累并形成风气的初始动机或许不是展示某人的时间并未用于生产性职业，而是其他一些颇为不同的东西；然而，唯有当这些成就能用作时间消费于非生产性目的的证据时，它们才有可能留存于世，成为有闲阶级的常规性成就。
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成就可以归入学识分支。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其他社会事实，逐渐脱离学识领域，而被归入仪态举止领域。例如一般所说的礼貌（manners）、教养、文雅用语、礼节（decorum）和正式礼仪仪式（ceremonial observances）。这类事实能够更加明显直接地被观察到，因而人们更加广泛而迫切地坚持将其作为相当程度有闲的必要证据。值得指出的是，与以后的文化发展阶段相比，在炫耀性有闲作为最流行的声誉标志的文化阶段，一般礼貌领域中的所有礼仪仪式对人的名声所起的作用都更为重要。众所周知，凡涉及礼节之处，准和平生产阶段的未开化人的教养胜过下一阶段中的所有人——特别讲究者除外。事实上，自从家长制阶段消亡后，整个社会在礼貌方面不断退化，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或者说至少是人们当下的看法。许多老派绅士痛心疾首地哀叹：现代工业社会中，即便是上流阶级，其礼貌方面也有失体统。而劳动阶级中礼仪规范的衰退——或称为生活的庸俗化——在所有多愁善感的人眼中，成为近代文明的主要毒瘤。暂且不论种种贬低意见，规范在碌碌营营者手中的衰退，说明礼节是有闲阶级生活的产物和体现，只有在身份制度下才能得到全面贯彻。
礼貌的起源——更好的说法是衍生——无疑就在于人们为了举止得体而有意识地付出努力，这表现出礼貌的养成耗费了大量时间。创新和设计的直接目标，是在提升美和增强表现力方面达到更高的效率。得体习惯的仪式规范，其开始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劝慰或表达善意的愿望，正如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通常假定的那样。在之后的任何发展阶段中，这一初始动机在举止得体之人的行为中鲜有缺席。我们被告知，礼貌一部分是对仪态的精心设计，一部分是象征性、常规性的留存习惯，代表着从前的支配行为、个人服务行为或个人接触行为。据我们所知，在很大程度上，礼貌是身份关系的表达——分别是主与仆的象征性手势（pantomime）。现有的生活模式中，只要沾染了掠夺的思维习惯以及由此而来的主仆态度，行动方面的拘泥形式就极度重要，人们恪守次第等级时的严谨程度接近于准和平游牧文化阶段的未开化人所设定的理想状态。对于这一精神遗风，一些欧洲大陆国家提供了很好的例子。这些社会中的成员与古人的理想态度相似，认为礼貌具有内在价值，理应获得赞誉。
礼节始于象征和手势，其用途只是展示符号化的事实和特征；但不久便经历了转变，人们通常忽略了人际交往中的符号性事实。在公众的观念中，礼貌本身逐渐有了实质性的效用；它们披上了神圣的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已与其原先预设的作用无关。对礼节规范的背离遭到所有人发自内心的憎恶，在日常观念中，良好的教养并不仅仅是人类美德的外在标识，而是有价值的人类灵魂必不可少的特征。很少有其他事情能够像违背礼节那样激起我们本能的憎恶，我们如今已经自然而然地认为遵守礼仪（etiquette）具有其内在价值，以致几乎没有人能够将冒犯礼仪这件事情与冒犯者本身的低贱区分开来。违背信仰或许能够得到原谅，但违背礼节绝对不容宽恕。“人无礼不立。”[11]
尽管在施行者和旁观者看来，礼貌具有这种内在效用，但认为礼节具有内在正确性的看法只是礼貌和教养的流行风气形成的直接依据。更深层次的经济学依据在于，有闲是光荣的，或者说以非生产性方式使用时间和精力是光荣的——若不付出这些时间和精力，不可能养成良好礼貌。礼仪方面的知识和习惯，唯有通过长期不间断的应用方能取得。生活的精致品味、礼貌和习惯是绅士气质的有用证据，因为良好的教养需要时间、练习和经费，故而对时间和精力被工作占用的人来说是无法企及的。对拥有良好教养的人而言，礼仪方面的知识是表面证据，说明他有价值地度过了旁人看不到的那部分生活，将其用于取得成就，而不是谋利。归根结底，礼貌的价值在于它们是有闲生活的凭证这一事实。因此，反过来说，由于有闲是获得金钱声誉的常规性方法，所有渴望在金钱上有些许体面的人，都必须对礼节有一定程度的掌握。
为了获得声望，那些未在旁人目击下度过的荣誉有闲生活，必须留下具体可见的结果以资证明，这些结果具有可度量性，能够与渴望声誉的其他竞争者的同类结果进行比较。一些诸如从容不迫的礼貌举止等效果，纯粹源自长期免于工作，即使当事人并未对此专注思考，也并未刻意营造悠闲从容的富足感和权势感。以这种方式持续了几代的有闲生活，似乎尤其会对人的形态——特别是对其惯常的举止和风度——产生持久而确定的影响。然而，此人身上所有来自经年累世的有闲生活的启示，以及所有通过被动习惯而获得的礼节熟练度，是能够得到进一步改进的：他需要对之加以思考，并勤勉地学习获取光荣有闲的特征，然后对免于工作的这些外在特征进行严格的系统性展示。显然，这是一个节点，此时的不惜工本能实质性地提高有闲阶级属性的得体熟练度。从另一方面说，熟练度越高，恪守仪式习惯——并无获利或其他直接实用性目的——的迹象越明显，意味着此过程所需花费的相关时间和物质越多，因而得到的声誉就越高。于是，在良好礼貌熟练度的竞争中，人们为了培养礼节习惯煞费苦心；也因此，礼节的细节发展为一套综合性制度，若想要在声誉方面无可指摘，就必须遵守这套制度。另一方面，衍生出礼仪制度的炫耀性有闲，也因此逐渐发展为对仪态举止的复杂训练，以及辨识高雅消费品和消费方式的品味教育。
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通过精确的模仿和系统的训练，有可能造成个人及其习惯的病态特征和其他特殊气质，这一点已被用来有意识地培养有教养的阶级——常常能达到非常令人满意的效果。这样，通过俗称为势利的过程，相当数量的家庭和家族实现了高贵出身和教养的速成式发展。这一高贵出身的速成式发展所达成的结果，就其在人群中培养有闲阶级的效用性而言，绝不会大大逊色于那些可能在金钱财产方面训练时间较长但不那么严格的人。
此外，对牵涉到礼节手段与消费方式的各种细枝末节，其最新公认规范的符合程度是可度量的。在这些方面的表现与理想情况的符合程度因人而异，可根据礼貌和教养的渐进尺度，准确有效地对其分等分级。这方面声誉的授予一般建立在诚信基础上，其依据在于相关事物是否符合公认的品味标准，并不会特意考虑声誉候选人的任何金钱地位或有闲程度；但授予声誉所遵照的品味标准，实际上处于不断的改变和修正中，以期更加符合要求。所以，尽管鉴别的大致依据可能不一样，但良好教养的普遍原则及其经久不变的考验方法仍然是时间的实质性明显耗费这一要求。在这个原则的范畴内，细节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变化，但只是形式和表达方式上的变化，不具有实质性。
日常交往中的大部分礼貌举止（courtesy）当然都是体贴和善意的直接表达，在大多数情况下，无须深究这一行为元素的深层依据，以解释其为何存在或如何得到认可；但这对礼数规范（code of proprieties）并不成立。因为，后者是身份的表达。任何明眼人当然都很清楚，我们对仆人和其他在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的下级的态度，正是身份关系中上层人士的态度，尽管我们已经对原本粗鲁的主人态度做了大幅度调整及缓和。类似地，我们对上司的态度，以及很大程度上对同等地位人士的态度，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惯常的恭顺态度。且看高尚的绅士或淑女的娴熟表现，如此有力地证明了他们的经济状况之优越与独立，同时也以令人信服的力量告诉我们何为正确，何为高雅。正是在这一无人超越也鲜有匹敌的最高有闲阶级中，礼节得到了最充分、最成熟的表达；也正是该最高阶级制定出礼节的确定形式，成为其下阶级的行为标准。这里也再明显不过：这一准则是一种身份准则，它与所有粗俗的生产工作不相容。天赐的自信和傲慢的谦恭，习惯于旁人的俯首帖耳，无须为明日担忧，这些是绅士与生俱来的权利与处事原则；然而在公众看来还不限于此，这种举止被公认为具有内在的卓越价值，出身低微的平民乐于对其卑躬屈膝。
正如前一章所指出的，有理由相信所有制始于对人的所有权，主要是对女性的所有权。获取这些产权的动机显然有：（1）控制欲和强迫欲；（2）用这些被占有者证明其主人实力的效用；（3）其服务的效用。
个人服务在经济发展中占有特殊地位。在准和平生产阶段，特别是在其早期的生产发展阶段，个人服务的效用似乎通常是获取人力财产的主要动机。仆人的价值在于他们提供的服务。但这一动机之所以居于支配地位，并不是因为仆人在其他两方面的效用的绝对重要性有所下降，而是因为生活状况的改变突出了仆人的最后一个效用。女性和其他奴隶受到高度重视，他们既是财富的证明，也是积累财富的手段。在农耕部落中，女性和奴隶同家畜一样，是获取利润的常见投资形式。女性奴隶是准和平文化阶段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特征，在处于该文化阶段——例如荷马时代[12]——的民族中，女性甚至被当作一种价值单位。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毫无疑义，奴隶制是生产系统的基础，女性通常处于被奴役地位。这一系统中的主要人际关系是主仆关系。拥有财富的公认证据是拥有大量女性，以及拥有随后出现的负责照料主人、为主人生产物品的其他奴隶。
不久出现了一种劳动分工，即对主人的个人服务与照料成为一部分仆人的专职工作，而那些完全从事生产性职业的仆人与主人的直接联系越来越少。与此同时，那些从事个人服务（包括家务）的仆人，逐渐得以免于从事谋利的生产工作。
对一般生产性职业的豁免是一个渐进过程，通常从妻子或正妻开始。当社群发展到具备了定居的生活习惯之后，从敌对部落抢妻便难以当作其习惯性来源。这一文化进步实现后，正妻通常都出身高贵，而这一事实将使她更快地免于从事粗俗职业。高贵出身这一概念起源的方式及其在婚姻发展中的地位，在此无法讨论。此处只须说明，与累积财富或专属特权的长期接触，造就了高贵的出身。有这样身世的女性是婚姻的首选，一是可与她强大的亲戚结盟，二是因为人们感觉有财有势的家族的血统具有内在的卓越价值。妻子仍然是她丈夫的动产，正如她在被购买前是她父亲的动产一样，但她同时又具有来自父亲的高贵出身；因此她若从事其他仆人从事的低俗职业，会显得不合情理。不管她多么彻底地接受主人的控制，不管她与自己出生的社会阶层中的男性成员相比地位如何低下，由于她继承了她父亲的出身，这一原则使她居于一般奴隶之上；一旦这一原则有了约定俗成的权威性，她便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作为高贵出身主要特点的有闲特权。在这个出身可承袭原则的推动下，如果主人的财力允许，妻子的豁免范围将进一步扩大，直到她不再需要从事手工劳动和低贱杂役。随着生产的发展，财产越来越集中在相对较少的人手中，上层阶级所拥有财富的惯常标准得到提高。此后主人的其他（如果有的话）妻妾，以及直接服侍主人的其他仆人，也将逐渐享受到对手工劳动的豁免权，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再从事琐碎家务。而与主人关系较远的仆人，则较晚享受到类似的豁免。
如果主人的经济状况许可，鉴于个人服务的极端重要性，私人佣工或贴身仆人这一特殊阶级的发展受到进一步的推动。作为价值和荣誉的体现，主人的贵体最为重要。为了他在社会中的声誉地位，也为了他的自尊心，他高效的专业仆人必须能随时听候吩咐，他们的主职不能被任何副职干扰。这些专业仆人的效用更多地在于展示，而不是实际提供的服务。如果说他们不仅仅用于展示，那么他们对其主人的作用主要是满足他的控制欲。管理不断增加的家庭装备确实可能需要增加劳力；但由于装置的增加通常只是用来提高声誉而不是为了舒适，这一需求并不迫切。所有这些应用领域都可以由大量高度专业化的仆人更好地实现。因此，其结果是家仆和贴身仆人的数量不断增加，他们的分工差异也不断扩大，与此同时，这些仆人逐渐得以免于从事生产性劳动。由于他们的作用是证明其主人的财力，这些仆人的工作所包含的职责越来越少，他们的服务最终将变得有名无实。对那些为主人提供最直接、最显眼服务的仆人而言，情况尤为如此。因此，这些人的主要用处在于炫耀性地展示他们对生产劳动的豁免，同时证明其主人的财富和权力足以提供这项豁免。
在雇用大群特殊仆人来展现炫耀性有闲的做法取得相当进展后，男性开始超越女性，成为需要抛头露面的服务的理想人选。男性，尤其是精力充沛、风度翩翩的男性，在作为随从等仆人时，明显地比女性更有效、更奢侈。他们更适合这项工作，因为能显示出更多的时间和人力耗费。于是，在有闲阶级经济中，早期父权社会里带着一群侍女辛勤忙碌的家庭主妇成为过去式，取而代之的是贵妇与一众跟班。
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在三六九等、各行各业中，贵妇及其跟班的有闲与绅士自身的有闲是不同的，其区别在于前者是明显很辛苦的一种职业。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职业的形式是无微不至地照顾主人，或面面俱到地维护和使用家庭设备；因此，这个阶级的所谓有闲，只体现在他们很少或完全不从事生产性工作，并不意味着他们避免了所有辛苦劳动。由贵妇或由家庭内宅仆人完成的工作通常十分繁重，这些工作也经常被赋予特定的宗旨，即它们对维持整个家庭的舒适性必不可少。只要这些服务能使主人或家庭其他成员更加健康或更加舒适，它们就被看作有效的工作。只有这部分有效工作以外的剩余部分，才被归类为有闲的表现。
但许多在现代日常生活中被归为家务的事务，以及许多为文明人的舒适生活所必需的“实用性”事务，具有仪式特征。因此，根据“有闲”在本文的意义，它们应当归为有闲的表现。尽管这些事务主要带有或完全带有仪式性，但它们从体面生活的角度看必不可少，即便对个人享受而言也依然不可或缺。然而，这些事务由其仪式性而具备了强制性和必要性，是因为我们被灌输了这样的需求，否则便会在礼仪方面陷入污秽卑鄙的境地。少了这些事务，我们会感觉不舒服，但并不是因为这会直接引起身体不适；尚未形成传统善恶观的人，也不会因此而感觉其品位受到冒犯。根据以上所述，在这些事务中花费的精力应当归类为有闲；如果这种有闲并非由经济独立的家庭负责人实施，则被称为代理（vicarious）有闲。
由家庭主妇和家仆实施的家务名目下的代理有闲，常常会演变成苦差事，特别是在声誉竞争紧张激烈之处。这在现代生活中很常见。在这种情况下，构成仆人阶层职责的家务或许更应被称为徒劳，而不是代理有闲。但后一种名称的优点在于说明了这些家务职责的由来，并清楚地表明了其效用的实质性经济基础；因为这些职业的主要用途是通过明显地耗费一定数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提高主人或整个家庭的金钱声誉。
这样就产生了附属或衍生有闲阶级，其职业是为原始或正统有闲阶级的声誉实施代理有闲。代理有闲阶级与有闲阶级的区别在于其习惯性生活方式的特点。主人阶级的有闲，至少从表面上看，是放纵自己不劳动的倾向，来提升主人自身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但仆从阶级免于生产劳动的有闲，只是他们某种形式的表演，通常或主要目的并非其自身的舒适。仆人的有闲并非他自己的有闲。只要他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仆人，同时并不是正统有闲阶级中的低级成员，他的有闲通常是在专业服务的名义下度过的，而他的专业服务是为了进一步完善主人的生活。这种从属关系，明显地体现在仆人的行为举止和生活方式中。在妻子仍被主要视为仆人的漫长经济阶段中——也就是在男性族长制依然大行其道之时，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妻子身上。为了满足有闲阶级生活方式的要求，仆人不仅要表现出恭顺态度，也要表现出这种恭顺态度是特殊训练和反复练习的结果。仆人或妻子不仅要履行一定的职责并展现顺从的性格，更重要的是，他们应该显示出在恭顺方面的熟练技巧——训练有素，符合有效和炫耀性恭顺的标准。即使在今天，展现仆从关系时的天赋和技巧，仍构成高薪仆人的主要效用因素，也是有良好教养的家庭主妇的主要魅力之一。
一个好仆人的首要条件，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地位。光知道如何实现某些预期的机械式结果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他必须知道如何以适当的形式去影响这些结果。家政服务可以说有其精神性功能，并非机械式工作。于是逐渐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礼仪系统，特别用来管理仆人阶级实施代理有闲的方式。任何违反这些礼数标准的行为都会遭到轻视，主要原因不在于类似行为显示出仆人机械效率不高，甚至也不在于这暴露了仆人不具备恭顺的态度和气质，归根结底是因为这显示出特殊训练的缺失。个人服务的特殊训练需要时间和精力，明显的高水平服务说明该仆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习惯性地介入任何生产性职业。这是代理有闲可追溯到久远以前的表面证据。因此，训练有素的服务所具有的效用，不仅在于满足主人对精良手艺的本能喜爱以及他对附庸人员的明显控制欲，更重要的是，与展示未经训练人员所实施的炫耀性有闲相比，此举能够证明主人所花费的人力更多。如果一位绅士的管家或男仆在摆放餐桌或备马套车时，因缺乏规范而使人认为他的习惯性职业可能是耕田或牧羊，那将是一大悲剧。这种拙劣的工作意味着主人没有能力雇用训练有素的仆人；也就是说，这意味着他无法耗费必要的时间、精力和教导，来训练出遵照严格规范提供特殊服务的仆人。如果仆人的表现体现出主人的资源不足，仆人存在的主要实质性目的将遭到破坏，因为仆人的主要用途是证明主人的财力。
或许会有人认为，以上所述意味着缺乏训练的仆人的罪过在于直接暗示了主人雇用他们的花费很少，或主人雇用他们是为了实际用途。这种观点当然不正确，并不存在如此直接的关联。这里所发生的只会是一般的情况。最初因为任何原因得到我们认可的事物，不久都会因其本身所带来的满足感而吸引我们；它渐渐成为我们思维习惯中本质正确的存在。然而，任何具体的仪态准则若想持续受到青睐，就必须继续得到构成其发展规范的习惯或倾向的支持，或至少不与之相左。对代理有闲或炫耀性服务消费的需求，是豢养仆人的重要激励。既然如此，可能无需太多讨论就能得出以下结论：任何对公认惯例的背离——这暗示着仆人学艺不精——都会使人难以忍受。对昂贵的代理有闲的需要，通过引导我们形成品味——对于这些事情正确与否的观念——间接地、选择性地起作用，并通过否定那些违背惯例的做法来将其剔除。
随着普遍公认的财富标准的提高，拥有和使用仆人作为一种表现富裕的手段也有所改进。豢养从事生产工作的奴隶证明了主人拥有财富和实力，但豢养不从事任何生产工作的仆人证明了主人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更强的实力。在此原则下，出现了一类多多益善的仆人，其唯一的职责是稀里糊涂地听凭主人差遣，以证明主人有能力白白消耗大量服务人力。于是，在仆人或附庸人员中产生了一类劳工，倾其一生维护有闲绅士的荣誉。就这样，主人豢养一群人为他生产商品，豢养另一群人——通常以妻子或正妻为首——为他消费，展现炫耀性有闲；由此证明他能承受巨大的金钱耗费，而骄人财力不受影响。
就以上这段对家政服务的发展和性质颇为理想化的概述而言，与其最接近的文化阶段是本书中所说的“准和平”生产阶段。在这一阶段，个人服务首次上升到经济制度的地位，并且在社会生活方式中占据最主要的位置。在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准和平阶段出现于掠夺阶段之后，二者是未开化生活中的两个紧邻阶段。准和平阶段的特征是遵守和平与秩序，但该阶段生活中存在许多压迫和阶级对立，因此不能称作完全意义上的和平。在许多方面，若从经济以外的角度来看，也可以将其命名为身份（status）阶段。“身份”一词很好地总结了这一阶段中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以及处于该文化水平的人们的精神态度。但作为表征主要生产方式的术语，同时为表明在该经济发展阶段的生产发展趋势，“准和平”这一术语似乎更为可取。就西方文化的社会而言，这一经济发展阶段可能已成为历史，唯一的例外是社会中一个数量很少但非常显眼的部分，其中未开化文化特有的思维习惯只受到相对较少的破坏。
个人服务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因素，特别是在商品的分配和消费方面；但即便在这一方面，其相对重要性也无疑不及从前。代理有闲最充分的发展时期在过去，而不在当下，它在当下的最好表达可见于上层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那些来自更古老文化阶段中的传统、习俗和思维习惯，能在现代文化中得到如此广泛的认可以及如此高效的发展，该阶级功不可没。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可为日常生活提供舒适便利的机械装置得到高度发展。除非是为了沿袭过去的传统声誉标准，如今几乎无人雇用贴身仆人乃至任何类型的家仆。唯一的例外是受雇照料老弱病残者的服务人员。但这样的服务人员应被归类为受过训练的护士，而不是家政人员，因此他们虽看似规则的例外，实则不然。
例如，现今的中等富裕家庭雇用家仆的大致理由是，家庭成员无法心情舒畅地完成这样一个现代化家族所要求的工作。而他们无法完成这些工作的理由是，（1）他们有太多的“社会职责”，以及（2）需要做的工作太多太困难。这两个原因可以重新表述如下：（1）在强制性的礼仪规范下，这样一个家族中家庭成员的时间和精力，说起来全部都需要花在实现炫耀性有闲之上，包括礼节性拜访、驱车旅行、俱乐部、缝纫会[13]、体育运动、慈善团体以及其他类似的社交活动。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上述活动中的这些人私下里承认，所有这些仪式以及伴随而来的对服饰的讲究和其他炫耀性消费都非常令人厌恶，却完全无法避免。（2）出于商品的炫耀性消费的要求，在住宅、家具、饰品、衣柜和膳食等方面，生活器具已经发展到相当精细繁复的地步，以致消费者必须在他人的帮助下才能正常使用。与帮助完成日常工作的被雇者的个人接触，对家庭成员而言通常是不愉快的，但必须忍受并支付报酬，以使他们分担这项麻烦的家庭用品消费。家政服务人员以及高水平贴身仆人这类特殊的存在，是有闲阶级为了金钱礼仪的道德需求而在物质享受方面做出的让步。
代理有闲在现代生活中的最大体现是所谓家务职责。这些职责很快成为一类服务，其主要目的并非家长的个人利益，而是整个家庭的整体声誉——而家庭主妇在这个集体中是一个具有表面平等地位的成员。一旦这些职责所服务的家庭背弃了其古老的占有式婚姻基础，这些家务职责自然就不再属于原始意义上的代理有闲范畴；除非它们是由雇用的仆人实施的。也就是说，就生活现实而言，由于代理有闲的实施只能建立在身份地位或雇佣服务的基础上，一旦人际交流中的身份关系消失，在这方面的代理有闲也就随之消失。但还须在此基础上再限定一点：只要家庭存在，即使分裂为多个家长，为了保持家庭声誉而从事的这一类非生产性劳动仍应归为代理有闲，虽然其意义稍有改变。在此情况下，有闲是为了准个人化的共同家庭而实施，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为家庭的唯一家长而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