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文关于代理有闲阶级的演化及其从劳工阶级整体中分化出来的叙述中，已经提到了劳动的进一步分工，即在不同类别仆人之间的分工。一部分仆人——主要是以代理有闲为职业的那些——开始承担新的附属职责——物品的炫耀性消费。实行这种消费的最明显形式，是身着号衣[14]和享用宽敞的仆人住房。另一个几乎同样显眼或同样有效且更为广泛流行的炫耀性消费形式，是贵妇和其他家庭成员对食物、衣服、寓所和家具的消费。
但在经济演化进程中，早在贵妇出现之前，作为金钱能力证明的专门物品的消费已经形成一个颇为复杂的系统。而在任何可称为“金钱能力”的事物产生之前，已经出现了消费的分化。它可以追溯到掠夺文化的初始阶段，甚至有人认为，这方面的早期分化在掠夺生活开始之前便出现了。这一消费物品方面最原始的分化，正如我们非常熟悉的后期分化，基本上带有礼仪特征，但与后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并不植根于财富积累的差别。消费作为财富证明的效用，应被归类为衍生发展。它是早已存在并确立于人们思想习惯中的特征为适应新目标而经历选择后的产物。
在掠夺文化的早期阶段，由强健男性构成的荣耀上等阶级与由劳动女性构成的下等基层阶级之间的鸿沟，是当时唯一的经济分化。根据当时盛行的理想生活方式，男性的职责是消费女性生产的物品。女性能够享受的仅限于与其工作有关的消费，这是一种使她们能够继续劳动的手段，而不是为了生活的舒适和充实而进行的消费。物品的非生产性消费之所以是光荣的，首要原因在于这是实力的标志和受尊崇人士的特权；后来这种消费本身也变得十分光荣，尤其是对珍稀物品的消费。上等食品，通常还有罕见装饰品，是禁止女性儿童消费的；如果存在由男性组成的下等（奴仆）阶级，这一禁忌对他们也同样有效。随着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禁律可能成为具有不同严格程度的简单习俗；但无论维持该差别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无论它是一个禁律还是一个更大范围的传统惯例，常规消费方式的特点不会轻易改变。进入准和平生产阶段后，随着奴隶制确立为基本制度，这一基本原则得到不同程度的严格应用：生产阶级应当仅消耗对其生存所必需的东西。当然，奢侈品和生活中的舒适装备专属于有闲阶级。在这一禁律下，某些食物——尤其是某些饮料——只供上等阶级专享。
饮食的礼仪性分化在酒精饮料和麻醉品的使用方面体现最为明显。如果这些消费品价格高昂，就让人感觉高尚尊贵。因此基层阶级——主要是女性——按照禁令不得使用这些兴奋剂，但那些可用极低成本获得兴奋剂的国家除外。从古代起，在所有父权制社会中，女性负责准备和管理这些奢侈品，而有权享用的从来都是出身高贵且有教养的男子。于是，因随意使用兴奋剂引起的醉酒和其他病态往往成为高贵之举，进而标志了那些有能力进行放纵的人的优越地位。在某些民族中，过度放纵引起的虚弱被普遍视为男子气概。更有甚者，在此起源下的某些身体疾病的名称，已成为日常言谈中“尊贵”或“高尚”的同义词。只有在相对早期的文化阶段，骄奢恶习的症状才通常被视为优越地位的标志，进而逐渐成为美德，得到社会的尊重；但某些骄奢恶习的声望得以长期保留，以致明显地淡化了人们对富裕阶级或贵族阶级男性的任何过度放纵行为的非难。同样的不公性区别，也使得女性、未成年人和下等阶级的任何放纵行为在当下遭到更加激烈的反对。即使在如今较为进步的民族中，这种不公性区别依然有其影响。在有闲阶级的示范作用对惯例的形成保持着强大影响力的地方可以观察到，在兴奋剂方面，女性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遵照相同的传统禁律。
这里所描述的对上层阶级女性实行的严格兴奋剂禁律，似乎是对逻辑的过度精炼，有悖于常识。但只要稍加留心就不难发现以下事实：之所以存在针对女性更为严格的禁律，部分原因在于强制性的惯例；一般说来，在父权制传统（即女性是动产）势力最强之处，这一惯例保持的影响力最大。时至今日，父权制传统在范围和严格性方面已受到很大限制，但尚未失去其重要性，这一传统认为女性是动产，只应当消费维持生计的必需品，除非她的进一步消费对主人的舒适或好名声有所贡献。奢侈品的消费，在其真正的意义上，是为了使消费者本身感到舒适的一种消费，因此是主人的一个标志。其他人若要进行任何类似消费，必须得到主人允许。在公众的思维习惯深受父权制传统影响的社群中，我们可以相应地找到残留的奢侈品禁律，这些禁律至少表现为不自由附属阶级按惯例不得使用奢侈品。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两种奢侈品，一种是附属阶级的使用会明显地降低主人的舒适或快乐，另一种是其合法性由于其他原因而遭受质疑。在西方文明世界广大保守中产阶级的概念中，对各种兴奋剂的使用至少冒犯了其中一条（甚至两条），因而让人难以接受；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事实是，正是在父权制意识残留最严重的日耳曼文化的中产阶级中，女性在麻醉品和酒精饮料方面所受禁律的力度最大。女性的消费应当只服务于她们主人的利益，这个一般规则被视为正确而有约束力的，但该规则受到许多限制，且这种限制随着父权制传统的逐渐弱化而增加。对此的反对意见自然也出现了，有人认为，女性在服饰和家居用品方面日益增加的开支是这条规则的一个明显例外，但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会发现，这个例外表面上虽然存在，但远不具有实质性。
在经济发展的较早阶段，通常只有有闲阶级才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商品消费，特别是上乘商品的消费——理论上所有超出最低维生限度的消费。进入后来的和平阶段以后，随着商品的私有制和基于雇佣劳动或小家庭经济的产业制度的出现，这一限制至少在形式上逐渐消失。但在诸多传统——有闲阶级制度通过这些传统影响了后期的经济生活——正在形成与发展的早期准和平阶段，这一原则已经有了常规法则的力量。它成为消费中无形遵守的规范，任何与之明显背离的情况都被视为反常，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迟早会被淘汰。
于是，准和平阶段的有闲绅士所消费的物品，不仅超越了维持生活和体能效率的最低需求，品质也日益优越。他随心所欲地消费最好的食品、饮料、麻醉品、寓所、服务、饰品、服装、武器装备、娱乐活动、护身符以及神庙活动。在他的消费物品逐步被改进的过程中，创新的动机原则和直接目标，无疑是使更精致的改良产品更有效地为消费者带来舒适和满足。但这并不是它们被消费的唯一目的。人们会按照声望准则来衡量这些创新，只有合乎标准的方能留存。因为消费更优质的物品是财富的证据，这便成为高贵的行为；反之，若消费的数量和质量不合格，则标志着消费者地位低下、财力不足。
在饮食等方面的精致程度上日益讲究的划分，如今不仅影响了生活方式，也影响了有闲绅士的培养方式和智力活动。他不再仅仅是有进取心的成功男性——身强力壮、足智多谋、勇敢无畏的男性。为了避免显得愚蠢，他也必须培养他的品味，因为品味对他分辨消费品之中一些细节的贵贱时必不可少。他成为诸多领域的鉴赏家：价值程度不同的精美食物、男性的饮料与装饰品、得体的服装与建筑、武器、竞赛、舞蹈以及麻醉品。这种审美能力的培养需要花时间、下苦功，因此对绅士的这方面的要求，往往使他的有闲生活变得颇为艰苦，因为他要学习如何以得体的方式度过表面上的有闲生活。绅士不仅需要大量消费并拥有合适的商品，还必须懂得如何以得体的方式进行消费。他的有闲生活必须以适当的形式进行。因而前面某一章中指出的礼貌举止应运而生。高雅的礼貌举止和生活方式，符合炫耀性有闲和炫耀性消费的规范。
贵重物品的炫耀性消费是有闲绅士提高声望的一种手段。随着他手中财富的积累，仅凭个人力量已不足以充分证明他的富裕。因此，他通过赠送昂贵礼物、举办高档宴会和娱乐活动，以获取朋友和竞争对手的助力。赠送礼物和举办宴会的最初由来或许不是单纯的夸耀，但它们很早就被用于这一目的，且该特征一直保留至今；因此，长久以来，这些惯例在这方面的效用都是其存在的坚实基础。奢侈的娱乐活动，如夸富宴[15]或舞会，尤其适用于这一目的。主人希望与其竞争对手一较高下，而他通过上述方式使其竞争对手成为他达到炫耀目的的一种手段。竞争对手在为主人进行代理消费的同时，见证了主人无法独自消受之物的消费，也在主人的安排下目睹了他在礼仪方面的娴熟技巧。
主人花大价钱设宴款待，此举当然也存在其他更友善的动机。节日聚会的习俗可能起源于交际和宗教方面的动机；这些动机也存在于该习俗的后期发展中，但不再是仅有的动机。近代有闲阶级的庆祝和娱乐活动，可能依然在较低程度上服务于宗教需要，在较高程度上服务于消遣和交际的需要，但它们也同样适用于不公性目的；尽管在这些更便于明言的动机中存在着貌似合理的非不公性理由，但这毫不影响上述活动被有效地运用于不公性目的。无论在物品的代理消费方面，还是在礼仪成就艰难而昂贵的展示方面，这些社交活动的经济效应并不因此而减弱。
随着财富的积累，有闲阶级的功能和结构进一步发展，且阶级内部开始出现分化。一个相当复杂的等级系统出现了。财富的继承以及随之而来的高贵出身的继承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分化。高贵出身的继承带来了义务性有闲的继承；那些有足够权势享受有闲生活的家族，可能没有足够的财富使其后代维持有尊严的有闲。他们的后人虽然继承了高贵血统，但没有足够的财物供其随心所欲地进行体面的消费。这便造就了一类囊中羞涩的有闲绅士，前文已经有所提及。这些半吊子有闲绅士处于一个等级层次系统中。那些在出身、财富或两个方面都接近于富裕有闲阶级的较高层次和最高层次者，其地位高于在出身和财富方面相对占劣势者。较低层次者，尤其是那些不名一文、微不足道的有闲绅士，通过依赖或效忠的方式依附于高层绅士，以便提高声望，或从赞助人那里得到维持有闲生活的资助。他们成为高层绅士的廷臣、侍从或仆人；他们得到赞助人的供养和支持，从而显示出他的社会地位，并成为他的多余财富的代理消费者。这些附属有闲绅士中的许多人，自己也同时拥有少量物品，因此，其中一些人几乎从未被视为代理消费者，另一些人则只在部分意义上是代理消费者。然而，赞助人的侍从和食客中的许多人，可以无条件地归为代理消费者。上述这些人，还有许多其他低层贵族，也都有一个依附于他们的人数不等的代理消费群体，其中包括他们的妻子儿女和侍从仆人等。
在这个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的全部分层体系中，存在以下规则：这些职责必须以某种方式或者在某种情况或标识下实施，以便明确地显示这种有闲或消费属于主人，由此提高的声望也属于主人。这些人为其主人或赞助人实施的消费和有闲，代表了主人或赞助人为提高声望而进行的投资。就宴会和馈赠而言，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因为大家都在场见证，主人或赞助人立即获得了声望。在由心腹和侍从实施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的场合，这些人邻近赞助人而坐，显然使得人人都明白他们由谁资助，所得到的声望自然归属于赞助人。随着需要以这种方式保证好名声的团体越来越大，需要用更明显的方法来指示所实施有闲的价值归属，因此，制服、徽章和号衣开始流行。穿着制服或号衣暗示着相当程度的依附性，甚至可作为实际劳役或表面劳役的标志。身穿制服或号衣的人可以粗略地分为两大类——自由人和奴仆，或者说高贵者和低贱者。他们提供的服务也可以相应地分出贵贱。当然在实践中不会严格一致地遵守这一区别；较高等服务中的低下事务和较低贱服务中的高贵事务由同一个人执行的情况并不鲜见。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忽视一般的区别。可能会增加困惑的事实是，除了这种在高贵和低贱之间的根本区别——取决于所实施的表面服务的性质，还存在一个光荣和耻辱之间的次要区别——取决于享受服务的人或者说号衣所表明的主人的头衔。所以，有闲阶级所从事的正当职责是高贵的，如政务、战事、狩猎以及维护武器和装备等——简而言之，一切具有表面上的掠夺性的工作。另一方面，那些属于劳动阶级的职业是低贱的，如手工业或其他生产性劳动，以及卑贱的服务等。但是，为地位崇高者从事的低贱服务可能会成为非常光荣的职务，例如宫廷侍女、王后的女侍臣、国王的掌马官或猎犬饲养官等职务。以上所列的最后两种职务，显示出一个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原则。低贱服务只要与战事和狩猎这种主要有闲职业直接相关——正如在上述情况中那样——就很容易因此获得荣誉性特征。通过这种方式，本质上较低贱的职业最终可能获得莫大荣誉。
在和平生产的后期发展阶段，雇佣一队无所事事、身着制服的武装人员这一习惯逐渐消失。此前由佩戴着赞助人或主人的标识的附属者所实施的代理消费，如今简化为由一队穿号衣的仆人来实施。因此，号衣的作用得到提升，成为奴役状态——更确切地说是奴性——的象征。武装人员的制服总是带有某种荣誉特征，但当号衣成为仆人的专有象征时，这种荣誉特征便消失了。对几乎所有被要求穿制服的人而言，制服变成了可憎之物。我们与盛行奴隶制的社会相去尚不远，因此对任何有奴性含义的刺激仍然十分敏感。一些公司规定其员工穿着专门制服，这种情况甚至也会引起反感。在这个国家，厌恶情绪已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甚至对那些必须身着制服的政府职务——不管是军事职务还是非军事职务——产生了轻微而模糊的不信任感。
随着奴役制的消失，依附于任何绅士的代理消费者在整体上趋于减少。类似地，为他实施代理有闲的家属人数也在减少，且幅度或许更大。这两种人群虽然不是自始至终完全吻合，但大体说来是相符的。首先被赋予这些责任的家属是妻子，或者说正妻。可想而知，在制度的后期发展中，当履行这些责任的人数逐渐减少时，妻子被保留到了最后。在更高的社会等级中，需要大量这两种类型的服务；妻子当然仍由相当数量的家仆协助工作。而当社会层次降低到一定水平，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的责任便开始由妻子一人承担。在西方文化社会，这种情况可见于下层中产阶级。
这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逆转。在这一下层中产阶级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家长不再炫耀有闲。迫于环境的压力，这种行为已遭淘汰。但为了家庭及其家长的好名声，中产阶级的妻子仍在实施代理有闲。在任何现代工业社会中，若自上而下观察社会层次，家长的炫耀性有闲这一主要事实在相当高的层次上就消失了。受经济环境所迫，中产阶级家庭的家长为了维持生计，经常从事生产性居多的职业；当今的普通商人就是这样。但次要事实——由妻子实施的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以及由家仆实施的辅助代理有闲——仍然作为惯例盛行，对此不能轻视，否则会影响声望。因此，以下场面并不鲜见：男性极其勤勉地工作，以使他的妻子能以适当形式为他实施当时的常识所要求的那种程度的代理有闲。
在这种情况下，妻子实施的有闲当然不是简单地展示好逸恶劳和无所事事。这种有闲几乎总是伪装成某种工作、家务或社会服务的形式而出现，分析表明，伪装的唯一目的就是显示她并未也无须从事任何谋利或有实质性用途的事务。正如我们在礼貌这一门类下看到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花费时间和精力所进行的常规家务琐事中，很大部分都具有这一性质。倒不是说，她一手料理的具有装饰性和清洁性的家务成果不为经过中产阶级礼仪训练的男性所喜爱；而是家居装饰和整洁的效果所迎合的品味，是形成于礼仪准则的选择性引导之下的品味，该准则要求的恰恰是这些浪费精力的证据。这些效果之所以赏心悦目，主要是因为我们所接受的审美观让我们认为它们赏心悦目。在这类家务中，对形式和色彩的恰当组合，以及其他在严格意义上被归为审美目的的事物，都需要人们付出大量心力；不可否认，有时能够达到具有丰富美学价值的效果。我们在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就这些生活设施而言，家庭主妇的努力都受到某种传统的引导，而这种传统的形成法则就是炫耀性地浪费时间和物品。如果出于某种偶然性实现了美观和舒适，其实现的手段和方法都必须服从浪费精力的重要经济法则。中产阶级家庭用具中声誉更好、更“拿得出手”的部分，一种是炫耀性消费品，另一种是可以用来证明家庭主妇实施的代理有闲的装备。
在金钱等级中，当代理有闲需求在某一低点无以为继时，由妻子来实施代理消费的需求依然存在。在某一点以下，几乎不能观察到为了礼仪性清洁或其他类似原因而浪费精力的炫耀情况，且即便在对表面有闲的有意尝试确然不存在的情况下，礼仪仍要求妻子消耗一定物品，以维持家庭及其家长的声望。于是，由这一古老制度演化而来的近代结果是，起初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作为苦力和动产的妻子——男性所用物品的生产者——成为他所生产物品在形式上的消费者。但毫无疑问，妻子在理论上仍然是男性的动产；因为习惯性地实施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是不自由的仆人永久的标志。
由中下层阶级家庭实施的代理消费，不能算作有闲阶级生活方式的直接表达，因为处于该金钱等级的家庭不属于有闲阶级。我们不妨说，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次级表达。有闲阶级在声望方面位居社会结构的顶层，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也因此成为社会中的声望规范。所有更低的阶级，不可避免地要以某种相近的方式遵守这些标准。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界线逐渐模糊，不再一成不变。在这种情况下，上层阶级强加的声望规范，其强制性影响几乎畅通无阻地直达社会结构的最底层。其结果是，每个阶层的成员都将更高一层的流行生活方式视为他们理想的体面生活方式，并为达成这一理想拼尽全力。一旦失败，他们便将名誉扫地、颜面无存；为避免这一后果，他们必须遵守公认的规则，至少表面如此。
在任何高度组织化的工业社会中，良好声誉归根结底依靠金钱实力；展示金钱实力进而获得声誉或保持声誉的手段，正是有闲以及物品的炫耀性消费。因此，这两种方法都盛行于可能达到的最低阶层；在两种方法均被采用的较低阶层，这两种责任多数由家庭中的妻子和孩子承担。而在更低的阶层，任何程度的——哪怕是表面上的——有闲对妻子而言都断无可能，物品的炫耀性消费却仍然保留下来，并由妻子和孩子实施。家庭中的男性也能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事实上，他通常正是这样做的。但在更贫穷的阶层——接近贫民的阶层，男性乃至孩子几乎都停止了流于表面的贵重物品消费，女性成为唯一能够为家庭体现金钱体面性的个体。社会中的任何阶级，即使是穷到了最为绝望凄惨的程度，也不会全盘放弃习惯性的炫耀性消费。这一范畴中的最后几项消费，除非在极端沉重的压力下，否则绝不会遭到摒弃。为了不放弃最后的装饰品，不卸下金钱的最后伪装，人们宁可忍受极大的悲惨和痛苦。没有哪一个阶级或国家会在物质要求面前卑微地退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在更高层次或精神需求方面获得的所有满足。
从前文对炫耀性有闲和消费的发展过程的研究看，似乎两者之所以同样具有提高声望的效用，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浪费性元素。其一是时间和精力的浪费，其二是物品的浪费。两者都是炫富的方法，通常被视为等价物。只要不受其他来源的礼仪标准的影响，两者之间的选择就无非是何者更便于炫耀的问题。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出于方便的考虑，会将不同的方法当作首选。问题在于，哪种方法能够最有效地作用于受众，影响其意见。在不同情况下，对这个问题，惯例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只要社群或社会团体足够小和紧凑，名声能够通过共同生活环境有效传播——也就是说，只要个人在名声方面需要适应的人际环境仍囿于他的私人交际圈和街谈巷议——那么，这两种方法就几乎是同等有效的。因此，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两种方法同样有效地发挥作用。但当分化进一步加剧，人们需要更为广泛的人际环境时，消费就开始超过有闲，成为维持体面的普遍手段。在后来的和平经济阶段中，情况尤其如此。随着通讯方式的发展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加，个人如今置身于许多人的观察之下，展示物品（或许还有展示教养）是他唯一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让人们了解其声望的方式。
现代工业组织发展也采取了另一条路线，在同一方向上发生作用。现代工业体系的紧张节奏常使许多个人、许多家庭毗邻而居，但除了在空间层面上，彼此之间很少有任何其他意义上的接触。严格意义上说，一个人的邻居与他在社交方面通常并不具有密切联系，甚至算不上他的熟人；但是他们的临时性好评仍具有高度效用。要想给这些个人日常生活的冷眼旁观者留下金钱实力方面的深刻印象，唯一的可行手段是毫不松懈地展示支付能力。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更频繁地参与各种大型聚会，如前往教会、剧院、舞厅、宾馆、公园、商店等，其中众多参与者对他人的日常生活一无所知。为了影响这些临时性的观察者，并保持在他们观察下的自我满足感，个人金钱实力应当大书特书，让人们毫不费力地观察到。因此很显然，目前的发展趋势是，与炫耀性有闲相比，炫耀性消费的效用有所提高。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中人际接触最广泛、人口流动最频繁的部分，消费被最为充分地当作提高声望的手段，人们也最为坚持于将其当作体面性的一个要素。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相比，炫耀性消费在收入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大，消费的要求也更具迫切性。其结果是，为了表面上的体面，前者比后者在更大程度上习惯于勉强维生的拮据生活。于是我们看到，例如，与同等收入的城市工匠家庭相比，美国的农民及其妻儿的穿着明显更落伍，他们的举止也不甚文雅。并非城市人口天生更为渴望炫耀性消费带来的特殊的自我满足，也不是农村人口缺乏对金钱上体面的考虑；而是这方面证据的刺激性及其即时有效性在城市里更为明显。这种方法因此得到更频繁的使用，于是在攀比过程中，城市人口提高了他们炫耀性消费的正常标准，其结果是，城市中的人们必须支出相对较多的花费，才能显示出一定程度的金钱上的体面。符合这一要求的更高的常规标准成为新的强制性规则。体面的标准更高了，而人们必须遵守这一对体面外观的要求，否则便会丧失其社会地位。
与农村相比，城市里的消费在其生活标准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在农村人口中，消费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被储蓄和舒适的家庭环境所替代，通过邻里闲话的传播，后者足以实现类似于金钱声望的一般目的。舒适的家庭环境和在其中所享受的有闲——在这种享受存在之处——当然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归为炫耀性消费；储蓄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工匠阶级的储蓄较少，在某种程度上的必然原因是，在他所处的环境中，相对于生活在农场和小村庄的人们而言，储蓄不是一个太有效的展示手段。在乡下，每个人都知晓别人的情况，尤其是金钱状况。工匠和城市劳动阶级受到的这些额外刺激，单纯就其本身而言（在最初始的发展阶段），也许并不会严重地减少储蓄的数量；但就其累积作用而言，通过提高体面性开支的标准，这些刺激会对人们的储蓄意愿形成不小的阻碍作用。
小城镇劳动者和手工业者以及城市下层中产阶级习惯于在公众场合小酌、“请客”及吸烟，这是声望准则起作用的一个恰当例子。在熟练印刷工这一群体中，这种形式的炫耀性消费十分流行，也带来一定的遭人非议的明显后果。通常认为，这一群体之所以具有这方面的奇特习惯，是因为他们具有某种形式的尚不明确的道德缺陷，或者其职业以某种不确定的方式对其施加了道德荼毒。普通印刷厂中排版和印刷工人的情况可归纳如下。他们在任何印刷厂或任何城市所获得的技能，都很容易在几乎所有其他工厂或城市使用，也就是说，因特殊训练的需求而产生的惰性甚少。此外，这个职业需要较高的智力和较高的一般知识水平，其雇员通常比其他人更容易适应不同场所对他们工作要求的任何微小变化。因此，恋家感带来的惰性也很轻微。同时，这个行业的工资足够高，使得跳槽相对容易。其结果便是，受雇于印刷业的劳动力流动性很大，可能大于任何其他同样定义明确、数量可观的工人群体。这些人不断地结识新人，建立临时或短暂的关系，但这些流水之交的良好评价在当时也同样具有价值。人们天生喜欢摆阔，又希望博得好人缘，因此，在能够充分满足这些需求的方面，他们花钱毫不吝啬。这里与其他场合一样，习俗一旦开始流行，惯例便将其纳入公认的礼仪标准中。接下来，这一礼仪标准又将被作为新的出发点，以便在同一方向上取得进一步发展——因为当某一挥霍标准被行业中所有人理所当然地奉行之时，再单纯被动地遵循这一标准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印刷工人的挥霍行为比普通工人更为严重乃是事实，其原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在于他们跳槽更容易，且该行业中的结识过程和人际交往更为短暂。但归根结底，这种高挥霍要求的实质，不过就是对优越地位和金钱体面性的表现欲，与法国自耕农吝啬节俭，美国百万富翁创办大学、医院和博物馆的动机并无二致。就城市的工匠和劳动阶级等人群目前的情况而言，无论他们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有多高，除非炫耀性消费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被与之格格不入的其他人性特征所抵消，否则任何储蓄在逻辑上都是不可能的。
但除了财富及显富之外，也存在其他声望标准，以及其他带有不同程度强制性的行为准则，其中一些对炫耀性浪费的广泛基本准则做了强调或限制。通过对展示效果的简单测试，我们预期的发现是：起初，有闲和商品的炫耀性消费在金钱竞赛领域平分秋色；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以及社群规模的扩大，有闲将逐渐退出并趋于消亡，而商品的炫耀性消费的绝对重要性和相对重要性都逐渐提高；最后，除了仅用于维持生计的必需品之外，其他所有可用产品都将被纳入炫耀性消费的范畴。然而，实际发展历程与这一理想方式有所不同。有闲起初居于首位，在准和平文化阶段，有闲作为财富的直接表现以及体面的元素，地位远远领先于商品的浪费性消费。在那之后，消费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目前，它无疑已占主要地位，但还远远没有达到将高于最低生活标准的全部生产利润吸收殆尽的地步。
有闲作为声望手段的早期优势，可追溯到高尚职业和低贱职业之间的古老区别。有闲之所以光荣并且成为必要，部分原因是它显示了对低贱劳动的豁免。高贵和低贱阶级之间古老分化的基础，是高尚职业和低贱职业之间的不公性区别；这种传统的区别，成为早期准和平阶段的人们必须遵守的体面准则。同时，促成有闲的优势地位的另一因素是，有闲与消费一样可作为财富的有效证据。事实上，在这一文化阶段，在个人所处的相对较小、较稳定的人际环境中，有闲的影响非常之大——借助于反对所有生产劳动的古老传统，它不仅造就了一个不名一文的大型有闲阶级，甚至还趋向于将社会劳动的生产量降低到维持最低生活的极限。这一对生产的极端抑制因奴隶劳动而得以避免，奴隶在比声望系统更具强制性的系统中工作，被迫提供超过劳动阶级最低生活水平的产品。此后，炫耀性有闲作为声望基础的用途相对减少，部分原因是消费作为财富证据的相对有效性的提高，另一部分原因则可追溯到另一种力量，它与炫耀性浪费的惯例相异，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相互对立的。
这个相异因素便是工作本能。在其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这种本能使人看重生产效率和所有可为人所用的事物，也使人反对物质或精力的浪费。工作本能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即便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也能够得到体现。因此，无论一笔开支实际上是何等浪费，它必须至少在表面目的上有一些貌似合理的借口。在前面章节中已谈到，在特殊情况下，本能如何最终发展为对掠夺的爱好，发展为贵贱阶级之间的不公性划分。当它与炫耀性浪费法则发生冲突时，工作本能更多的不是表达为对实质性用途的坚持，而是表达为对明显无用事物的持久厌恶和无法容忍。作为一种天生的意向，工作本能的引导主要直接作用于那些明显违背其要求的事物。对于那些虽对其要求有实质性违背但需要反思才能察觉的事物，本能的影响并不那么及时，且约束力有限。
只要所有劳动仍然都专门或通常由奴隶完成，所有生产性劳动的低贱性就会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于是工作本能在生产有用性方面无法真正起作用；但当准和平阶段（以奴隶制和身份为代表）逐渐发展为和平生产阶段（以雇佣劳动和现金支付为代表），这种本能开始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接下来，它开始积极地塑造人们的价值观，并至少成为一种自我满足的辅助准则。撇开细枝末节不谈，那些没有兴趣达成某个目标或无意促成某些事物或关系为人类所用的人（成人），在今天只占少数，且正在不断减少。工作本能的倾向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更直接的强制性动机——追求光荣的有闲以及避免有失体统的实用性工作——所抑制，因此，它可能仅以伪装的形式出现，例如“社会责任”、准艺术或准学术技能、住宅的维护和装饰、缝纫会活动或服饰改良，以及在服饰、纸牌、游艇、高尔夫和各种体育运动方面的造诣。尽管它可能在环境的压力下最终流于空虚，但这一事实不能否定本能的存在，就像诱导母鸡坐在一窝瓷蛋上亦不能证明其孵蛋本能是虚假的一样。
当今人们谋求某种形式的具有目的性的活动，这种活动不会产生个人或集体的任何收获，从而不会不雅；这一不易完成的任务，标志了现代有闲阶级和准和平阶段有闲阶级的不同态度。正如前文所述，早期阶段盛行的奴隶和身份制度，强烈反对单纯掠夺之外的任何其他目标。但仍然有可能发现一些职业，其常规职责是对敌对群体或本群体内阶级实施强力攻击或镇压；这有助于缓解压力，使得有闲阶级能够发泄其无处可用的能量，而无须从事具有真实或表面实用性的职业。在某种程度上，打猎的做法也如出一辙。当社群发展为一个和平生产组织时，土地被大量占用，打猎的机会所剩无几，此时，人们寻求有意义职业的能量压力只能在其他方向找到宣泄口。随着强制性劳动的消失，实用性工作不再带有之前那样强烈的耻辱感，于是工作本能得到了更充分持久的展现。
在某种程度上，有闲阶级可从事的最不易遭到反对的活动类型发生了改变，以前得以在掠夺性活动中发泄的能量，现在一部分发泄在有表面实用性的目标上。表面上毫无目的的有闲开始遭到反对，特别是一大部分平民出身的有闲阶级无法认同那种退休式悠闲（otium cum dignitate）的传统。然而，把所有生产性质的职业视为耻辱的声望准则仍然存在，它不认可任何实用性或生产性的职业，极短期的风潮除外。其结果是，有闲阶级实施的炫耀性有闲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更多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人们通过一些伪装的形式，来调和这两个相左的要求。于是发展出种种繁文缛节和带有礼仪性质的社会责任；建立起许多组织，其官方风格和名称中体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改进目标；来来往往，许多空谈，到最后，讲话者可能没有机会去反思其言论的有效经济价值是什么。与假装有意义的职业密不可分的，通常是——倘若并非总是——一种相当可观的指向某种严肃结果的目的性努力。
在代理有闲的较窄领域内，存在一个类似的变化。在父权制的最充分发展时期，家庭主妇只会在明显的无所事事中打发时间，而在高级和平阶段，她把时间用来刻苦钻研家务。家务的这一发展的突出特点已在前文指出。
在炫耀性开支——无论是商品、服务还是人类生活——的整个演化进程中，有一个明显的暗示：为了有效地增进消费者的好名声，它必须是对非必需品的开支。为了获得声誉，它必须具有浪费性。对最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从来都不会产生声望价值，除非是与低于最低生活极限的一贫如洗的穷人相比较；但这种比较只能反映出最平淡无奇、最无吸引力的礼仪水平，得不出什么开支的标准。除了富裕方面，其他方面的不公性比较也能构成生活标准；例如在道德、体能、智力或审美力的表现形式等不同方面的比较。所有这些方面的比较在当下都很盛行，且在这些方面所做的比较通常与金钱方面的比较联系紧密，两者几乎难以区分。就目前对智力和审美力（或熟练程度）的表现的分等定级而言，情况尤其如此；其结果是，我们经常把实质上的金钱差异阐释为审美或智力方面的差异。
从某一方面看，“浪费”一词的使用是不恰当的。在日常言谈中，这个词带有贬义。它之所以被用在此处，是因为缺少一个更好的术语来恰当地描述相同范围的动机和现象。它不应被看作暗指人类产品或人类生活的不合理开支的贬义词。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这里涉及的开支并不比其他任何开支更合理或更不合理。之所以称其为“浪费”，是因为这种开支在整体上对人类生命或人类幸福并不起作用，而不是因为从选择它的个人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它当真是精力和开支的白白耗费或误用。如果消费者选择了这种方式，那么，与其他不会因其浪费性而遭反对的消费方式比较而言，他就无须考虑这种方式的相对效用问题了。消费者所选择的任何形式的开支，抑或他在做出选择时所追求的任何目的，都因为他的偏好而对他产生了效用。从个别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这种浪费性问题不会出现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理论范畴中。因此，我们将“浪费”一词用作技术术语，并不意味着反对消费者的动机或他在这一炫耀性浪费准则下追求的目的。
但从其他角度看，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浪费”一词在日常生活用语中意味着对被视为浪费的东西的反对。这个常识性意义本身就显露出工作本能。对浪费的普遍谴责说明，普通人为了让自己心安理得，必须能够在人类的一切努力和享乐中看到生活和幸福感的整体性提升。为了获得完全的认可，任何经济事实都必须证明它在客观上具有实用性——普罗大众角度所认为的实用性。个人之间相比较得到的相对优势或竞争优势，并不满足经济道德，因此，竞争性开支并未受到这种道德的认可。
在严格精确的意义上，除了在不公性金钱比较中产生的开支，炫耀性浪费名下不包括任何其他东西。但要想将任何给定内容置于其名下，进行开支的人无须将其看作真的浪费。生活标准的某个元素起初被认为主要是浪费，最终在消费者的心目中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这是时常发生的事情。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它可能会变得像其他任何物品的习惯性开支一样不可或缺。那些有时被归为炫耀性消费且可说明这一原则适用方式的物品有：地毯和挂毯、英式餐具服务、侍者服务、丝绸帽子、浆洗过的亚麻桌布以及多种珠宝和服饰。在相应的习俗惯例形成之后，这些东西就变得不可或缺；无论这些开支是否被归类为浪费（根据其术语含义），都与其必要性毫无关联。若要决定这一点，所有开支都必须经历的检验是，它是否直接有助于从整体上改善人类生活——是否在客观上对生活进程有推进作用。因为这是工作本能的判断基础，而对于任何有关经济真实性或充分性的问题，最终的裁决依据都是这种本能。这是一个用冷静常识给予判断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不在于，在现有个人习惯和社会习俗情况下，某种开支是否能够使某个消费者感到满足或安心；而在于，抛开已有的品味，抛开习惯和传统礼仪的准则，其结果是否在生活的舒适或充实方面提供了净增益。任何惯例性支出，只要它所依据的惯例来源于不公性金钱比较——只要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金钱声望原则或相对经济成功的支持，就不可能成为惯例和常规——那么这类支出必须归类为浪费。
显然，列入炫耀性浪费范畴的开支对象不一定完全是浪费性的。一件物品可能兼具实用性与浪费性，它对消费者的效用可能由实用性和浪费性以任意比例构成。消费品，乃至生产品，一般都包含这两个元素作为其效用成分；但一般说来，浪费性元素在消费品中往往占主导地位，而为生产用途设计的物品则恰好相反。即便是那些一眼看上去纯粹用于炫耀的物品，也总可以找到一些至少在表面上有用的目的；另一方面，即便是用于某些特殊工业生产进程的特制机械和工具，乃至最简陋的人类生产器具，只要仔细观察，仍可在其中发现炫耀性浪费——或至少是炫耀的习惯——的痕迹。对于任何物品或服务，若其首要目的和主要元素是炫耀性浪费，无论这一点是多么显而易见，断言其效用中不存在有用目的仍将是危险的；而对于任何以实用性为主的产品，若断言浪费性元素与其价值（无论当前或未来）毫无关联，其危险性只是稍轻而已，犹如五十步笑百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