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马昭掌权
西晋的建立是司马炎用“禅让”的方式从曹魏手中取得的。为什么会那么容易呢？这是因为从他的祖父司马懿起，政权实际上已落入司马氏家族手中。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出身于世代为官的世家大族家庭，曾祖，祖父和父亲在汉代都做过大官。他才能出众，富有谋略。曹魏时，司马懿东抗孙吴，西拒蜀汉，北平辽东公孙氏，在战争中树立了威望，掌握了军权。公元239年魏明帝曹叡去世，他和皇帝的本家曹爽受遗诏共同辅佐8岁的齐王曹芳。曹爽妒忌和排挤司马懿，把他从掌管军权的太尉调任为尊贵却无实权的太傅。对此，司马懿并不甘心，他装病在家，暗中窥测方向，密谋策划。公元249年，司马懿和他儿子司马师趁曹芳和曹爽到洛阳城南高平陵祭祀魏明帝陵墓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占据武库，发动政变，迫使曹爽交出兵权，然后杀死曹爽及其党羽。从此，魏国政权落到司马氏手中。司马懿死后，司马师继掌大权。他废黜曹芳，另立14岁的曹髦为帝。
公元255年司马师去世，他的弟弟司马昭掌握政权。司马昭飞扬跋扈，朝廷里的事都要他点头才能办。魏帝曹髦一年比一年长大，对此很不甘心。他对左右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能坐受废辱。”于是在公元260年夜里，曹髦命令殿中宿卫军士及侍从官僮拿起武器，出讨司马昭，自己也举剑站在车上指挥。军士们冲出宫殿，直向相府杀去，行到半路，遇到了一队士兵，带队的是司马昭亲信、掌握禁军的中护军贾充。双方战斗起来，跟随贾充的太子舍人成济看到皇上亲自来了，问贾充：“怎么办？”贾充大声喝道：“司马公养着你们，正为今日。有何可问！”成济听罢，挥起长戈，直向曹髦刺去，曹髦死于车下。
司马家族从此掌握了曹魏的实权，开始逐步蚕食政权。
二、邓艾伐蜀
魏景元四年秋，魏大将军司马昭看到消灭蜀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召集各个军队征讨蜀国，征集大军近二十万，分兵三路大举伐蜀。东路大军由钟会指挥，此路魏军是伐蜀的主力，兵力超过十万，目标是攻占汉中。西路大军由征西将军邓艾指挥，麾下三万余众，用来牵制姜维的主力部队，让其不能抽身东顾，基本上是掩护钟会主力攻蜀。中路大军由雍州刺史诸葛绪指挥，同样是三万余众，诸葛绪是负责切断姜维的归路，后来姜维真的险些被断掉后路，当时姜维得知钟会部主力挺进汉中，就甩开摆脱邓艾的西路军，向后方撤退靠拢，用来阻止魏军主力继续南下。然而诸葛绪部已占据了蜀军撤退的必经咽喉要道阴平桥头，从而切断了姜维的后归之路，至此姜维的主力部队将会陷入被魏军两面夹击的危险境况，很可能会全军覆没。然而姜维毕竟是久经战阵，他没有慌张，反而回头北上，向诸葛绪后方进军。当时姜维部是蜀军主力，人数应该在六万人左右，是诸葛绪兵力的两倍，姜维大军在局部形成了对魏军的进攻优势，这样一来诸葛绪反而胆怯了，本来是他抄姜维后路，现在反过来害怕被姜维抄后路，就慌忙将大军后退三十里，连咽喉要道阴平桥头也不要了，以求收束兵力。姜维等的就是这个机会，挥师南下，顺利通过阴平桥头，先于钟会大军返回剑阁据守，在剑阁和魏军主力形成对峙的场面。
剑阁是由汉中进入成都的咽喉要道，非常险要，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钟会率十余万大军也无计可施，“钟会攻维未能克”。随着时间的推移，魏军的粮草成了问题，毕竟魏国大军是走山路而来，粮道都是崎岖的山道，运输粮食是太方便，所以“（钟会）进攻剑阁，不克，引退”。就在这个时候邓艾向司马昭提出了下一步如何作战的建议，该建议的特点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他认为蜀军已经处于下风，不要给蜀军喘息的机会，应该继续进攻。如果能派遣一支精锐的部队从阴平由小路经汉德阳亭至趋涪城一带，此地在剑阁西边百里，离成都三百余里，已经是蜀国的腹地了，用奇兵攻打腹地，剑阁的守敌一定会返回涪城，那样钟会的主力部队就可以长驱而入；如果剑阁守敌不回涪城，则涪城守军兵力弱少，就会被我奇兵攻破。司马昭很是赞成这个建议，就命令邓艾大军作为偷袭的奇兵，立即从阴平进发。
“冬十月，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濒于於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到达江油的邓艾大军已经是远道而来的疲惫之师，而且面临断粮的危险，山高谷深，军事器械更是大都遗失殆尽，无法急切攻城，如果蜀军能够据江油城坚守，那么邓艾大军势必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后退重新“攀木缘崖”，把来路的七百余里无人之地重走一遍邓艾绝对不会干的，最好的打算是绕过江油，置江油守军于不顾，继续向前挺进，向涪城、绵竹进军。但这样就把自己的后方门户洞开，所以邓艾不得不分出部分兵力牵制江油守军，如果涪城、绵竹的蜀军继续坚守不出兵，等待蜀军后方援兵聚集，邓艾军队必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毕竟邓艾大军的后勤供应困难，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诸葛亮几次北伐都是因为粮草不济而退兵的，“（六年）冬，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亮粮尽而还”，“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所以邓艾大军一旦和蜀军对峙的话，就算蜀军不进攻，邓艾也会主动后撤的。但是历史不容假设，蜀军江油守将马邈见邓艾的大军突然出现，还没交战就吓破了胆，不战而降。对于蜀军江油守将马邈的投降邓艾是大喜过望，不仅在江油补充了粮草，还获得了大量的军事器械。
邓艾整军从江油出发后遇到的对手是蜀卫将军诸葛瞻，诸葛瞻是诸葛亮的儿子，然而诸葛瞻军事才能没有得到诸葛亮的真传，所谓虎父犬子。“诸葛瞻督诸军拒艾，至涪，停住不进”。当时随军的尚书郎黄崇，对此劝诸葛瞻应该迅速进军抢占隘口据险而守，这样可以和远道而来的邓艾大军形成对峙，然而诸葛瞻优柔寡断，犹豫不决。“（黄）崇再三言之，至于流涕，瞻不能从”。诸葛瞻好歹是名门之后，兵书应该读的不少，很可惜他是纸上谈兵，赵括第二，在我看来他可能认为邓艾是远道而来，是疲惫之师，而蜀军是以逸待劳，一鼓作气对邓艾大军发起攻击定可取胜。但是他忘了他的对手是邓艾，邓艾手下都乐意为他所用，麾下皆是虎狼之士，而且邓艾大军在江油获得短暂休整，如果说邓艾军队刚刚出现在江油的时候是疲惫之师的话，那么现在与诸葛瞻对阵的邓艾大军已经是虎狼之师了。结果诸葛瞻和邓艾第一次交手就告败北，“艾遂长驱而前，击破瞻前锋，瞻退往绵竹”。
诸葛瞻退守绵竹后，邓艾故意派使者送书信给诸葛瞻，大意是如果诸葛瞻能够识大体投降曹魏的话，邓艾将以人格担保奏明朝廷让诸葛瞻当琅邪王。诸葛瞻打仗不行，但却是忠义之士，本来两兵交战不斩来使，可是诸葛瞻一怒之下把邓艾派过来的使者给杀了，也算断了邓艾继续招降的念头。接下来诸葛瞻又继续犯错误，不在绵竹城固守，偏要把军队开到城外列陈欢迎邓艾，不知道诸葛亮有没有将八阵图传授给诸葛瞻，反正一般人不会这样做，把军队开出城去还要城做什么？不过一开始诸葛瞻摆的阵还发挥了作用，当时邓艾派儿子惠唐亭侯邓忠等攻击诸葛瞻部的右路，司马师纂等攻击诸葛瞻部的左路，但是两路人马都相继攻击失败，邓忠，司马师纂认为蜀军不可战胜，都带领各自的兵马狼狈地撤回。对于邓忠，司马师纂的表现邓艾勃然大怒，拆责他们说：“死生存亡在此一举，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为什么说蜀军不可战胜！”并要将二人斩首，诸将替二人求情后方告免。于是邓忠，司马师纂又带本部兵马再度出战以戴罪立功，这一次蜀军被魏军击破，诸葛瞻带来的主要将领皆死于阵中，而绵竹城也为邓艾所得。
拿下绵竹城没多久，邓艾大军就兵临成都城下，后主刘禅听从大臣谯周的建议，绑了自己向邓艾投降，“汉主率太子诸王及群臣六十余人，面缚舆榇诣（邓艾）军门”，并下诏命令姜维所部投降魏国。随着刘禅的投降，蜀汉政权也宣告灭亡。邓艾十月阴平出兵，十一月就灭了蜀，的确出的是一支奇兵！
伐蜀成功后司马昭自以为功高，让魏帝给他加“九锡”。“九锡”是古代帝王尊礼大臣所赐予的九件宝物，如车马、衣服、乐器等，这是一种最高荣誉，往往是“禅让”的前奏，准备篡位当皇帝。正在这时，他突然得病，一命呜呼了。
司马昭一死，篡位的事就落到他儿子司马炎头上。公元265年，司马炎让魏元帝曹奂下诏“禅让”，自己则装腔作势推让一番，最后在他的亲信大臣们一再“劝进”下，终于登上了皇帝宝座。司马炎就是西晋的晋武帝。
三、西晋灭吴
公元272年的九月，东吴的昭武将军、西陵督步阐，举城向晋王朝投降。
晋朝一向注重对东吴官员的宣传和策反工作。从东吴内部来说，政府缺乏凝聚力是老问题，几个大家族一直带有半独立的性质。现在尤其糟糕的是，新的东吴君主孙皓性情暴戾，擅杀大臣，在他的治下，很多人都缺乏起码的安全感。于是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导致叛乱发生。两年前，孙皓的堂弟，都督夏口的前将军孙秀，就带着妻子儿女和几百亲兵，连夜逃到了晋朝。
但是步阐投降晋朝，还是具有特别的严重性。西陵地理位置险要，是东吴的西大门，名将陆逊曾经断言：一旦西陵有失，吴国将失去整个荆州。
果然，晋政府显示出对西陵的志在必得，兵分三路接应步阐：荆州刺史杨肇直奔西陵与步阐会和；车骑将军羊祜统率步兵主力进攻江陵；而巴东监军徐胤的水军，则顺流而下攻打建平。
而东吴方面，第一个要面对这一紧张态势的，是刚刚接手整个国家西境军事不久的镇军大将军陆抗，作为陆逊的儿子，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西陵的重要。
然而陆抗的应对措施，在他麾下诸将看来，无疑是迟钝和软弱的。他没有立即对西陵发起进攻，相反却抽调大量人力物力，从赤溪一直到故市，修筑包围西陵的工事。
诸将显然认为，现在三军锐气正盛，应该乘势一举攻克西陵。但陆抗更了解自己当年在西陵亲手打造的防御体系，问题不会这样容易解决。如果一时攻城不下，而晋军已经赶到，吴军就处于被内外夹击的局面。
为了使诸将心服，陆抗听任他们按照各自的意图发动了几次攻击。果然，在西陵坚厚的城墙下没有任何斩获。于是，众将才开始齐心协力筑围防守。
这时，羊祜率领的五万晋军，已经逼近江陵。近几十年来，各股政治势力已经对这座城市进行过无数次争夺，所以有一种意见认为，陆抗应该把夺回西陵的任务交给属下，而亲自到江陵城布置防御。但陆抗仍然坚持，西陵的重要性大于一切。
当初，陆抗因为江陵以北的道路平坦开阔，曾命令江陵督张咸修筑大水坝截流，使河水漫上平地，外可以阻敌入侵，内可以防止叛乱者出逃。这时，羊祜扬言说将破坏大坝，让自己的步军通过。陆抗听到这个消息，反而传令张咸迅速拆除大坝。诸将都迷惑不解，多次劝谏，陆抗不听。
谜底很快便揭开了，羊祜的真实目的是想利用大坝阻住的水流运送粮草，掘坝的情报，仅仅是一个烟幕。等羊祜到了当阳，听说大坝已毁，只好改用车辆来运粮，效率大为降低。
于是，陆抗可以集中力量，凭借新筑好的长围对付接应西陵的西晋杨肇部。一个月的相持之后，杨肇力屈计穷，乘着夜色败走。羊祜、徐胤两路晋军见无利可图，也只好撤退。
于是，陆抗攻下了西陵，诛杀了步阐和同谋的文武官员数十人，夷灭了他们的三族。其余的人陆抗都请求吴主孙皓赦免，因此免罪的有数万人。
陆抗向东撤回了自己的驻地，脸上没有骄矜的神色，谦和冲淡如同平常。
羊祜则遭到了晋政府有关部门的弹劾。作为这次战役西晋军队的总指挥，他可以调度的有八万之众，陆抗却仅三万人可用，但羊祜的主力滞留在江陵，从而导致杨肇失败。于是杨肇被免为庶人，羊祜也被贬为平南将军。
西陵之战以陆抗完胜而告终。这是陆抗与羊祜之间的第一次交锋，众所周知，这不是最后一次。接下来的故事成为美谈。
西陵之战后，羊祜从江陵回军，从此致力于建立恩信，想要让吴人归心。每当有战事，一定要约定日期才开战，不作奇袭、突击的打算。将帅有想献计出奇制胜的，羊祜总是灌他们的酒，让他们喝醉，没机会把计谋说出来。
羊祜在吴境内行军，收割了吴人的粮食，都计算其价值，送绢匹过去补偿。每当与众人在江、沔游猎的时候，总是只到晋国边境为止。有已被吴人射伤的鸟兽而落入晋兵之手的，都送回去。于是吴国边境的人都心悦诚服。
羊祜与陆抗两军在边境对峙，常互通使者。陆抗送酒给羊祜，羊祜饮之不疑。陆抗生病，向羊祜求药，羊祜把配好的药送过去，陆抗当即服下。
很多人都劝陆抗加个小心，陆抗说：“岂有鸩人羊叔子哉！”叔子，是羊祜的字。
这种礼尚往来的较量，颇具上古贵族之风。然而，无论羊祜还是陆抗，都不可能真的忘了两国的政治利害，大家都很清楚这种风度背后心理战的含义。陆抗传令戍边将士说：“如果对方专行德信，而我方一味暴虐，我们就会不战而被征服。大家各保分界而已，不要追求那些细微的利益。”
发布这道命令的时候，陆抗的心情想必十分沉重。单纯比较军事才华，也许他比羊祜还是要胜上一筹，可现在的局势，却好像一个剑宗高手，被逼上比拼内力的境地。羊祜背后，是中原国家强大的国力，而自己的背后呢？
西陵之战的两年之后，陆抗病重，临终前上疏，向孙皓谈到了吴国的政治局势，字里行间充满了忧虑。当然，陆抗重申了西陵的问题：
“西陵和建平两地，是国家的屏障。地处长江上游，又两面与敌境接壤。如果敌人乘舟顺流而下，就好像星驰电掣一样迅速，是不能指望靠别处来应援的……我曾经请求屯精兵三万至西陵，但是主事者因循拖拉，却至今没有同意派遣。”
陆抗在忧虑中去世，羊祜却也并不感到扬眉吐气。在朝廷之中，羊祜最大的政敌如贾充、荀勖、冯紞等人，也许相对不那么重要，但更著名的敌人，则是两个同族兄弟，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和后来的名士领袖王衍。
王衍是著名的清谈家，他去见羊祜的时候，照例是“辞甚俊辨”。然而，有当代颜回声誉的羊祜，看到这种表现，只会想起“巧言令色，鲜矣仁”的古训，自然不会表示欣赏。表演欲受到挫伤的王衍因此发怒，竟至于拂袖而起。而在西陵之战中，羊祜按照军法，几乎将王戎处死。被文人怀恨，这往往意味着羊祜的任何作为，都将受到文人振振有词的非难。所以当时的舆论评价说：“二王当国，羊公无德。”
羊祜可以并不在乎王家兄弟的言论攻击，但谋划的大事受到阻挠，则不能不令他感到压抑愤懑。公元276年，羊祜上书请求伐吴，虽然晋武帝本人支持，却还是因为朝臣的反对而作罢。羊祜于是发出了那声著名的叹息：“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
咸宁四年的夏季六月，羊祜因病请求回洛阳朝见，得到了批准。司马炎再次向羊祜咨询伐吴的计划，深表赞赏，并提出了让羊祜在病车上指挥诸将的设想。羊祜表示推辞，他很清楚，这已经不是自己可以做到的了。
到了这一年冬季十一月，羊祜病危，举荐杜预代替自己的职务。二十六日，晋武帝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在《晋书》当中，羊祜和杜预的传记被放在了一起。这不仅仅是因为二人都在灭吴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还有其他的相似之处。
羊祜不喜欢王衍，但他的气质和当时的名士，也有许多相通之处，比如对日常行政事务显出某种程度的不耐烦，爱好《老子》和自然风光。登上襄阳城外的岘山，羊祜饮酒吟咏，想到自从有宇宙以来，就有了岘山，而登山远眺的人，却声名大抵都被埋没，心中涌起悲伤。杜预要扬名于后世的心态则表现更加直接，后来，他略显夸张的刻了两块石碑记录自己的功勋，一块沉于万山之下，一块立于岘山之上，杜预说：“谁知道将来深谷会不会变成高山？高山会不会变成深谷？”
这样的情绪和行为，显然带有文人情调。看起来，他们也确实都不像军人：羊祜在军队里，也轻裘缓带，不穿盔甲，他的办公区附近，仅用十几名卫士；杜预不能骑马，射箭不能穿透铠甲的表现，更差不多成了典故。
羊祜和杜预担任地方官员，都称得上泽被一方。杜预善于进行大型的政策规划，水利建设方面尤其业绩卓著。
而灭吴的第三个关键人物，王濬，则与他们完全不同。
王濬从小就不是一个被舆论好评的人，即使是所谓的浪子回头之后，他所重视的，仍然只是建立世人瞩目的功业，而不那么在意更长远的声名。王濬还籍籍无名的时候，为自己修筑宅院，将门前的道路开辟得特别宽阔。他说：“我要在这里放置将军的帅旗！”
王濬做过羊祜的参军。羊祜的侄子对羊祜说：“王濬这个人，好大喜功，奢侈铺张，不可以让他独当一面，而应该设法限制他。”
但是羊祜的看法刚好相反，很多时候，恰恰应该放手让王濬去做他想做的事。
羊祜确信，攻打吴国，应该凭借上游的地势。所以早在西陵之战的那一年，羊祜就秘密上书晋武帝，让王濬继续担任益州刺史，并治理水军。于是，晋武帝命令王濬解散益州的屯田部队，而大造战船。
屯田军的人数之少，显然出乎王濬的意料。要靠这五六百人打造伐吴的主力舰队，无异于天方夜谭。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从益州各郡，抽调一万名士兵前来修船，而王濬并无调兵的虎符，此事不在他的权限以内。
这时，王濬充分表现出了他的胆大妄为。没有经过任何上级的批准，征兵造船的集结号就这样吹响了。他的设想是，既成事实之后朝廷也只好追认。当然，王濬完全可能因此被加诸意图割据谋反之类的罪名，可是他在所不惜。
王濬所造的大船连舫，方圆一百二十步，可容纳两千余人。船上以木为城，甲板上可以驰马来往。史书上说，“舟楫之盛，自古未有”。
造船削砍下来的木片顺流而下。吴国的一位地方官员拿着木片向孙皓禀报说：“晋一定有了攻吴的计划，应该增兵建平。”也许是漠不关心，也许是无能为力，孙皓没有理会这个意见。这时吴人所能做的，就是用铁索横拦江面，阻住航道。
很多迹象表明，晋武帝司马炎是一个优柔寡断，很容易被不同意见左右的人。他对灭吴计划显然十分热衷，但却始终未能发布总攻的旨意。
积极谋划伐吴的羊祜去世，晋武帝哭得十分哀痛，那一天天气寒冷，泪珠冻结在晋武帝的须发上，史书中提到，司马炎“立发委地”，站着头发也能拖到地面。但旋即，灭吴的计划再次被搁置起来。
公元279年，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指出：第一，孙皓荒淫凶暴，如果他死了而新君主即位，吴国的政治局势可能会好转；第二，自己已经造了七年的船，船只每天都在腐烂朽坏；第三，他本人也已经年近70，来日无多。总之，任何一点变故，都可能导致错失伐吴的良机。
基本上所有主张伐吴的观点都会把吴主孙皓当作一个重大有利条件。史书上孙皓的形象，确实是一个典型的亡国之君，荒淫、暴虐、奢侈、妄想狂，并且极度神经质，当然，史书上的亡国之君，大抵也总是这么一个形象，很少会有什么创意。由于所能见到的史料太少，所以不能断定孙皓本身就是一个单纯的变态杀人狂，还是由于企图加强政府的权力，从而有意在杀戮世家大族的重要人物。但总之，吴国的内部矛盾因他而激化，从而给了晋朝可乘之机。
王濬的上疏似乎一度让司马炎拍板了伐吴计划，但不久之后吴军即将北上的谣言，却又让他觉得此事还是再缓一缓更好。
归根结底，司马炎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朝廷之中，反对伐吴的意见始终占据着主流。这些意见往往并不针对问题的具体细节，但理论层次很高，在大方向上具有无比的正确性。例如山涛说：“自古以来如果不是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现在放过吴国留作外患，不也很好吗？”
杜预也不断的上表，在递上前一道奏本一个月后仍没有得到批复之后，杜预终于忍不住把话说得十分直接：伐吴的利益显而易见，阻挠伐吴的大臣实际上也无法指出现在的作战计划有什么缺陷。他们之所以总是在提不同看法，只是由于伐吴不是自己谋划的，成功了他们也没有利益。
写到这里，史书上提供了一个戏剧性的场景。表章送到晋武帝面前的时候，他正在和大臣兼著名学者张华在下围棋。张华于是推开棋盘说：“现在讨伐吴国，将不劳而定，希望您不要再犹豫了。”于是，晋武帝终于下定决心。
这一年冬十一月，晋军大举伐吴，派遣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出征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征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征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征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征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巴东监军唐彬下巴、蜀，由东至西，总共发兵二十余万。
这时，距离羊祜去世，已整整一年。也许，杜预这道上疏的另一个作用是提醒司马炎要给自己身边一向阻挠伐吴的重臣也分给一些好处。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伐吴最大的反对派贾充，被授予符节、黄钺和大都督的职务，率领中军驻扎在襄阳，在名义上负责各路伐吴军队的总调度。
战争的过程几乎毫无悬念。公元280年的前几个月里，在长江中游发起进攻的各路晋军都取得了很大的战果，来自益州的战船尤其势不可挡。吴人设置于江中的铁锥铁索几乎没有构成任何障碍。据说，王濬用巨大的火炬使铁索溶解断开，又扎了数十只大筏，铁锥都钉在筏子上被一起带走了。
于是，王濬攻克西陵，杀了吴都督留宪等。紧接着，乐乡（这是当年陆抗亲自镇守的地方）、江陵也落入了杜预手中。大军挺进速度如此之快，以致于东吴将领感叹说：“北方来的军队，好像是飞过了长江。”
吴国西部防御迅速崩溃的原因显而易见。镇守西境的名将这些年来大多谢世，接任的少年人不论能力还是威信，都还远非足够。更致命的问题是，吴国国力早已衰退，只能集中力量保住夏口以东的地区，一旦试图向西部增兵，变得空虚的首都建业附近，就将直接面对晋安东将军王浑的攻击。
王濬、杜预节节胜利的时候，东吴丞相张悌率领三万军队，经牛渚渡过了长江。张悌也有其他选择，比如聚集兵士固守此处，但是在张悌看来，这和坐以待毙也没有什么区别。吴军的士气本来不振，一旦看到王濬和王浑两支晋军会合，人心将彻底涣散。而如果能抢在王濬到来之前击溃王浑，也许还有最后一线希望。
这线希望看七来非常渺茫，也许，即使张悌本人也并不指望真能抓住它。只不过，既然吴国已经注定灭亡，那么如果百年基业竟没有一个为它死难的人，才是最大的耻辱。
渡江后，张悌包围了一支七千人的晋军，对方请求投降。张悌的军师诸葛靓提议屠灭他们，张悌没有同意。然后，两军的主力在版桥正面交锋，张悌的精锐部队没有冲破晋军的阵脚，吴军开始溃散，原本投降的晋军，这时在背后发起了攻击。
张悌推开了诸葛靓拉他逃离战场的手，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里，反而似乎带着一些如释重负的意味：“在我还是孩童的时候，就被你家丞相赏识提拔。我常常怕自己不能死得其所，辜负了名贤知遇。今天以身殉社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张悌是襄阳人，他的童年，正是诸葛亮在襄阳的时候。
张悌渡江作战失败，晋军斩首七千八百级，吴人大为震惊。
此时，王浑的部下中已有人意识到，最好的选择是直取建业。但王浑是一个老练的官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知道，违命出击，胜利了也不值得赞赏，败了，罪责却很严重。于是王浑吩咐部下说：“根据诏令，王濬应归我指挥，你们所做的，仅应该是准备好战船，等他到来一起前进而已。”
确实，晋武帝最初的安排，是王濬攻下建平后，归杜预调遣；如果能一直打到建业，那就接受王浑的指挥。但战场上的形势，随时会发生变化，铁一般的官场规矩，有时也并非颠扑不破。显然，王浑不了解王濬这个人。
和羊祜一样，杜预也深知，应该放手让王濬去做他想做的事。所以在此之前，杜预已经主动放弃了对王濬的指挥权，反而写信鼓励他直取建业。王濬大喜，把杜预的信上奏朝廷。
于是，王濬的水师从武昌顺流而下，直取建业。吴国的正规水军万余人望旗而降。孙皓还试图组织最后的抵抗，在一位口出大言的将军的倡议下，又临时招募了两万人，但此事成了一场闹剧，当夜士兵全部逃光。
此时的孙皓，已经陷入极度的煎熬之中。那些出身世家大族的官员显然都不介意吴国灭亡，只等晋军一到，就正好投降。这种局面可能并不十分让孙皓意外，但糟糕的是身边的人甚至更加不可靠。他们在自己面前挥刀大呼，做出忠勇的表情，可是领到赏赐之后，就飞奔然后消失。接下来，人们把一切罪责都归结于自己和自己宠信的大臣，建业城里的局面正在一步步走向失控。
孙皓在宫中连坐下的地方都没有，已经到了“逃身窜首，恐不脱死”的地步。他很可能已经比任何人都更急于向晋军投降。有蜀国后主刘禅的先例，他知道这样的话多半不会有生命危险，可留在这座混乱的皇宫里，那就什么都难说了。
然而，王浑的军队仍然屯扎在长江北岸，观望不进。直到这时，西晋朝廷中，以名义上的伐吴总指挥贾充为代表的大臣们，仍然不断宣称伐吴是一个错误的决策，王浑有理由为自己这个政治上深得中庸之道的选择感到得意。
三月十五日，王濬的水军经过三山，即距离金陵已不过50里。王浑派人邀请王濬到自己那里商谈，但王濬正意气风发，他扬帆直指建业，回复说：“顺风顺水，船无法泊岸。”
王濬很清楚地知道，立下灭蜀奇功的邓艾很快死于冤狱，但是，建立不世功业的雄心，这时压倒了一切。
这一天，王濬战士八万，战舟百里相连，鸣鼓呐喊着进入石头城，接受了孙皓的投降。
自己围守几乎没有设防的建业城已有百日，最终却被别人轻而易举摘取了胜利果实，王浑显然咽不下这口气。“违命出击，胜利了也不值得赞赏”，这是王浑的信条，现在，他要让王濬也明白这一点。
王浑出身于第一流的豪门太原王氏，又与晋武帝是儿女亲家，他在朝廷里的能量显然不容低估。不服从指挥调度，私吞吴国宝物，乃至于意图谋反……各种罪名迅速被制造出来堆积到王濬头上，其他官员也积极配合，一再要求将王濬移交（廷尉）。以至于王濬在一道奏章中发出这样的感慨，“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贵臣，祸在不测”。
但王濬运气毕竟要比邓艾好。无原则的宽容，差不多是司马炎一贯的脾性，在二王争功的问题上，他既绝不追究王濬，也不斥责王浑诬陷，大家一概升官。
吴国被灭，一直激烈反对伐吴的贾充十分恐慌，到宫里去请罪，晋武帝抚慰了他。不久之后，贾充发现自己被列在封赏名单的第一位，食邑增加了八千户。
孙皓被押解到洛阳。晋武帝显然想把对孙皓的接见举办成一个庄重同时又具有亲和力的盛典，并尽可能扩大影响。所以当天列席的，不但有文武官员和四方来使，连最热衷对政治发表五花八门意见的太学学生们，也被允许参加会见。晋武帝对孙皓说：“朕设了这个座位等你，已经有很久了。”有点出乎意料，孙皓当即接口：“臣在南方，也设了这个座位以等待陛下。”对这个阶下囚的口头便宜，司马炎也没有计较。
当初，吴丞相张悌殉国的时候，他的军师诸葛靓流着眼泪从战场上逃生。诸葛靓本来是北方人，他的姐姐是琅琊王司马伷的妻子，他本人则和晋武帝是少年时的朋友。司马炎很念旧情，知道诸葛靓逃到了姐姐家里，就去那里找他。诸葛靓拒不相见，躲进厕所，而皇帝居然也一直追到厕所里面，说道：“想不到今日复得相见！”
诸葛靓再次流下眼泪：“我不能像豫让、聂政那样做尽忠的刺客，再次面见陛下，实在是羞惭的事情！”司马炎想任命诸葛靓为侍中，诸葛靓坚持不接受。他回到故乡，终身不向朝廷所在的方向就座。
大多数吴国的臣子和士人则不必有这样的节操。事实证明，望风归降是一个正确的抉择。晋武帝下诏，吴国州牧、郡守以下的地方官员，一概不予更换，吴地素有名望的人士，都根据才能安排官职。将吏随孙皓渡江者，免除十年赋役，百姓则免除二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