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华商报》总说中国今天的文学是苍白无力的，不够震撼人心。那么，在你看来，中国文学为什么缺乏力量？如果一年中国出了一千个作品，你是不是要求这一千个作品全部“震撼人心”？如果其中哪怕只有十个五个作品震撼人心了，你又怎么能说中国的文学“苍白无力”？现在谈文学动不动就是全称判断，听上去很铿锵，实际上很空洞，他在批评文学的时候心里没有什么作品，没有具体对象，只是要发泄他的情绪。当然，我也期待着更有力量的作品，这需要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世道人心。传统文学的读者在锐减，尤其是青年。传统文学真的和青年读者之间有那么大的距离吗？我们又该怎么缩短这个距离呢？这不仅是“传统文学”的问题，也是媒体的问题，网络等新媒体对传统阅读方式构成了很大的压力。但是我想，不管是什么媒体，人类面临的问题是：除了消费和娱乐，我们是不是要面对生活和生命中严肃和严重的问题？是不是不该拒绝和取消那些对自我和世界深入复杂的想象和思考？是不是还对诸如“真实”、“精神”之类的价值抱有信念？如果你回答是，那么，文学就会活下去，不管以什么方式。文学期刊的严峻情势依然存在。最近，作为陕西老牌的纯文学期刊《延河》选择了改版。版式变了，风格变了，但纯文学的符号没变。你觉得，这种改变能延续《延河》的生命力多久？是不是它一定要改掉所谓“纯文学”的符号才算成功呢？改成时尚杂志？改成娱乐杂志？陕西这样一个文化大省，如果不剩下一本文学杂志，那么这算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我们已经有了那么多既时尚、娱乐又消费的杂志，那么，剩下的这一两本文学杂志，我们为什么不祝福它，希望它活下去呢？一个没有文学杂志的世界是更好一点，还是更乏味了一点呢？一边是纯文学期刊办不下去，一边是韩寒的《独唱团》脱销。二者强烈的对比，给许多老期刊人一种“酸溜溜”的感觉。你呢，如何看待这种强烈的反差？《独唱团》脱销是事实，但文学期刊办不下去这个判断我不赞成，《独唱团》不就是文学期刊吗？我认真看了《独唱团》，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我根本没有“酸溜溜”，相反，我倒是有点“喜洋洋”，因为它表明，一本有严肃的文学志向而又努力指向人心，同时也有精明的商业手段的刊物是会受到欢迎的。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你并不是靠骂人出名的。有人说，这在近年中国的评论界，绝对是一个异数，你觉得呢？我没算过，不知道这是否是“异数”。假设一个人天天在那么多书里找坏书，然后气愤地告诉大家，他找到了！你不觉得这有点变态啊？在许多人看来，批评必须是公正的，写批评最招人喜欢的办法是斩钉截铁、非黑即白。但你却说，批评无须公正。我们该怎么理解你的话？批评家不是法官。我倒希望我是个法官，我说哪本书好大家都去买，我说谁不好大家都不读。但你相信世上有这样的批评家吗？批评家也不过是更勤奋、更有专业素养的读者，他也有他个人的趣味和局限，他只能提供一种个人意见。在这个过程中，他要忠诚于自己的所知所见，哪怕是片面的。如果这里有一个批评家，他斩钉截铁、黑白分明，而且他宣布自己是公正的，你希望自己碰见这样的批评家吗？
在汉语的一般用法里，“批评”这个词有一种居高临下、负面、责难甚至判决的意味，被批评大概很不爽，看人家这样被批评可能很爽，但这并非“批评家”这个角色的本意。文学批评的本意有二：“批”是批点，如金圣叹批《水浒传》，不是骂《水浒传》，而是批点、阐释；而“评”呢，那是评说、品评，当然包含着判断。总之，批评家不是专门“批评”人的，你以为你是谁啊天天批评人；批评家是告诉我们这里有个好东西，它好在哪里，如果你也觉得好，那么批评的目的就达成了。当然，批评家也会告诉你，你认为好的他认为不好，那么他还得说服你才行。一个好的文学批评家，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职业操守？对于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外界颇有微词，认为太温和了。你觉得呢？太温和吗？你刚才不是说骂人的很多吗？批评家的职业操守，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理解，但我想这肯定不应该包括暴力——语言的暴力，批评家既不是镇关西也不是鲁提辖，他唯一的权力和能力就是他讲道理，而讲道理是用不着暴力的。如果他不打算讲道理，而我们又偏偏就喜欢这种不讲道理的批评家，那是我们文化的悲哀。中国每年能创作上千部小说，但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垃圾”。时间是检验文学作品是否成功的一大因素，唐朝给我们留下唐诗，宋朝留下宋词，明清留下小说，我们这个时代“垃圾”这么多，几百年之后，我们能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什么？我完全反对“垃圾”说。你不能说只让好作家、大作家写，不让一般的作家、小作家写，那样就不会有好作家、大作家了，因为大作家也是从小作家成长起来的，好作家也可能曾经是一般的作家。既然“时间是检验作品是否成功的一大因素”，那么我们有什么权力替几百年后的后代去下判断呢？
我们总是很着急，焦虑我们的文学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为什么伟大作家还不那么多。但是我们别忘了一个常识：伟大作品和伟大作家从来就是少数，就是珍稀的，你不能要求一个时代一千个作家全是曹雪芹。所以，依我看，宣布某个年代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不好的、将被遗忘归零的，这实在算不上什么本事，这只是说出了一个常识，你可以算一算明清小说在当时一共生产了多少部，然后再算一算留到现在成为经典的有几部。我们感谢这几部伟大的经典，我们也得庆幸，那个时代的批评家没把他们时代的文学全扫进垃圾堆。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常识”，那就是，伟大的作品不仅是被“写”出来的，也是被“读”出来的。从屈原到曹雪芹到鲁迅，一代一代的读者、批评家怀着珍惜和热爱，去读、去阐释，他们才会被记住，他们的作品才会成为伟大的经典。如果这一代一代的人全不打算读，全是以骂人为能事，以丢弃为能事，那么，即使伟大的作家曾经出现过，他也会被忘记。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文明中出现伟大的作家，那是因为它有伟大的读者和伟大的批评家，他们渴望找到自己文明中的好东西，肯定它，传承它；一个文明中，人人都在否定，都在搞“拆迁”，可能很爽，但大概不会给后人留下什么。
我们热爱我们的母语、热爱我们的文学，有时也许会因为觉得好东西不够多，而变得脾气暴躁，但是，这解决不了问题。伟大的作品从来不是被“骂”出来的，它是被耐心、珍重和勇敢地发现的。陶渊明直到宋代几百年间人们也不认为是伟大的诗人，但是苏东坡重新发现他，把他的好处讲给我们，我认为苏东坡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比他骂多少人重要得多。你被文学圈关注，是从你的评论开始的。你从二十岁开始做编辑，晃荡到三十岁才想起写文章。很多人都很好奇，三十岁之前你都干吗去了。明明有一肚子才华，却熬到而立之年才让大家熟知。哈，三十岁之前除了写文章还可以干很多事啊。“登长城，吃烤鸭，见敬泽”，这是文坛很久以来盛传的段子，说的是你在一拨儿又一拨儿年轻作家成长中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段子可以理解成《鹿鼎记》中的一句话：平生不见陈近南，纵称英雄也枉然。你同意吗？没那么夸张。我也没有天天忙着见人。一拨儿又一拨儿年轻作家成长起来，那是他们的本事，不是我的“作用”。我曾经说过，有的人可能在想象中希望自己周围尸横遍野，然后看看手里那把剑，赞一声：“好剑！”我没有这样的爱好，我喜欢看到有才华的人都能广为人知。我是坐在城门口，看人来人往，男女明亮，便心中欢喜。在新书《小春秋》的腰封上，你被封为新生代文学“教父”。“教父”一向都不好当呀！你觉得呢？那是“妖风”（腰封），我都不知道他们那么写了，搞得我送人书时都得把腰封拆掉。正如你说，“教父”不好当，所以我除了给几个朋友的孩子当了干爹、教父，没当过别的教父。经常在你的文章里看到“众声嘈杂”这个词。作为“国刊”主编和一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你是如何在众声嘈杂中作出辨别和选择，并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呢？我努力听嘈杂的声音，我也努力让自己回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小春秋》里的诸多文字，其实在“国学热”当红时，你已经写作出来。为什么当时不乘那股热潮，把书一出了事，反而到现在已经“降温”了，才出这本《小春秋》？有人说，不赶潮流，才是李敬泽的吸引人的个性，是这样吗？我没对自己说过不赶潮流。我只是懒，不那么上进。比如现在是夜里十二点，我还得强打精神回答你的问题，想到此，我就觉得这书不出就好了，睡觉更重要。
而且我真的认为，我的书大概是不适合几万、几十万人读，我就没做过那个梦。倒不是“曲高和寡”，而是人少了清静亲切。我的博客放在那里，来来往往的人大概也不过几百，我觉得很好，都是气味相投的人；偶尔一天一下子进来几万人，我就知道麻烦来了，我得忍受一大堆不相干的人。所以，这书，我觉得早出晚出也没什么要紧，反正喜欢它的人自会喜欢，对不喜欢它的人，又何必趁着潮流忽悠着人家去买一本呢。对于国学，《百家讲坛》大多是戏说式的，趣味有余，文学性不足。《小春秋》却二者兼而有之。在你看来，我们怎么读“国学”才是合适的？怎么读“国学”才合适，我也不知道。但我们现在从“国学”、“经典”中所学到的，大概常常是权谋诡道，偶尔看《百家讲坛》，觉得它主要是教我们如何混得好，教我们成功学。但历史和经典告诉我们的恐怕要远为复杂深远。就《小春秋》来说，我觉得我们可能总是注视着历史中的“动”，不太注意历史中的“静”，白天兵荒马乱、飞沙走石，但黑夜里的事、宁静中的事可能更有意思吧。有读者评价《小春秋》虽然形式上也轻快照人，然而却大自在中有大庄严，小得意里存小须弥。你觉得，读《小春秋》，是否需要一个安静的午后，煮一杯清茶，一个人静静品读呢？也不一定煮清茶吧，躺床上看也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