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刘：“先谈那一枪。是你打的吗？”
于：“你不相信？”
刘：“为什么只有你一枪打穿了门板？”
于：“当时我使了劲。”
刘：“这个答案很可笑。”
于：“其实你不需要问这个。”
刘：“你想过那么做值得吗？”
于：“你认为不值得？”
刘：“当年不是现在。我想知道当年你的感觉。”
于：“现在怎么了？现在不是从当年过来的吗？”
刘：“时过境迁，一些看法会改变，你应当理解。”
于：“你知道我已经死了。事情已经过去多年。”
对话有些古怪，因为双方一个是生者，另一位却是死者。对话者中“刘”是刘畅，她是生者，“于”为于蒙中，已经死亡多年。世间可以有这样的对话吗？即使在互联网网速迅速提高，3G手机广告铺天盖地而来之际，类似越界对话是否已经成为可能？恐怕未必，至少未见热衷猎奇的媒体就此做过报道。
事实上，液晶显示屏出现的对话绝对虚拟，与计算机所创造的虚拟世界性质相当。制造这一对话的刘畅纯属自说自话，她设计一个问题，再设计一个她认为合理的答案。这是一种游戏，游戏需要智力，也需要感觉。
刘畅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知道了于蒙中这个人，最初接触时，她觉得这个人的名字读起来有点拗口。这是一位男性青年，二十二岁，年纪比刘畅小，个头比刘畅高，属身材高大一类，长得结实，动作敏捷。这位于蒙中脸形如何、五官怎样，刘畅并不知晓，因为没有他的照片。她寻找了所有可能的方向，一无所获，别说于蒙中自己的留影，哪怕某个合影照中一个模模糊糊的头像都没有。这个人消失得很彻底，这么多年过去，能够找到的只有他的名字，以及回忆和记载中的一些相关内容。
那段时间刘畅寻找于蒙中的痕迹，渐渐着迷，接近走火入魔，忍不住要在电脑上虚拟彼此间的对话。这种对话的前提不仅是生者与死者两个界域的混淆，还有时间的忽略。于蒙中生于一九二八年，山东临沂人，如果他还健在，今年已过八十高龄，刘畅得尊称他为“爷爷”，那样的话，彼此得用另一套语言方式交流。然而他已经死了，在比今日刘畅还要年轻的时候，他的生命永久停留在那个年轻的岁月里，他也就有了一种可能，在漫长时间的另一个点位上，与比他还要虚长几岁的刘畅意外相逢于两个年轻人的虚拟对话场合里。
事实上，于蒙中是一位闯入者，刘畅起初要找的并不是他，是一个叫做商东秀的女子，此人与于蒙中有些瓜葛。刘畅寻找商东秀是受人之托，托她的这个人很特别，来自大洋彼岸，美国纽约一所著名大学的终身教授，历史学家，华裔，姓韩，满头白发，是刘畅的上一辈学者。刘畅与这位韩教授并不熟悉，只在半年前北京的一次国际史学研讨会上见了一面，当时韩教授拿着一份与会名单找到刘畅的房间，给了刘畅一张名片，称自己非常冒昧，想请刘畅帮他打听一个人。他跟刘畅认老乡，说自己是从中国台湾到美国留学的，他老家却是刘畅那个省。他与老家毫无联系，他已故的父亲说过，那边还有一个亲人叫商东秀，只不知是否依然在世。
韩教授给刘畅留了一张纸条，再三拜托，言辞恳切。事后刘畅一打听，这位韩教授是搞经济史的，在行内相当有名。刘畅是省社科院历史所的研究员，研究方向跟这位韩教授相距挺远，出于对海外乡亲和同行前辈的尊敬，以及一点好奇，她把韩的拜托很当回事。从北京回来后，刘畅着意了解了一下情况，这一了解让她吃了一惊：原来商东秀挺特殊，在地方史料里留有名字，主要原因却不在她本人，而在其夫。据记载，商东秀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本省南部山区一个保安团长的小老婆，该保安团长在当地长期拥兵自重，解放前夕上山为匪。一九四九年冬天，这位商东秀的丈夫苏登科带着大老婆叶美和她，纠集数百匪徒，制造了一起“迎吉事件”，抢夺物资，杀害基层干部，被害者有三位，为首者叫于蒙中，时为区长。
从现在看，所谓迎吉事件只是建国初期一个边远山区角落里的一起事件，其规模和影响都小，即使在一个县里也摆不进重大历史事件范畴。于蒙中是迎吉事件中蒙难的一个烈士，区长，当年的“区”与如今设区市的“区”不同，它位于县之下，只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因此当年的于蒙中并非特别重要的人物，没有太多值得后世历史学专业人员刘畅特别关注之处。但是刘畅对他发生了兴趣，因为她见到了一则旧日档案，该档案说，迎吉事件之后不久，剿匪部队彻底打垮了苏登科团伙，苏本人于覆灭前携子逃台，苏的老婆叶美被捕，经公审，于迎吉事件死难烈士坟前枪决。在缴获的匪首家人物品中，查到了一把英国产的口琴，经区干部们辨认，确定是烈士于蒙中的遗物，于蒙中经常把它放在衣袋里，牺牲前夜还曾吹过它，后被匪首家人据为己有。
没有任何资料提及商东秀下落，是死是活。这个人在迎吉事件之后消失不见，消失得有些神秘，让刘畅无从寻找。但是刘畅不太在意，她的兴趣已经转移到于蒙中身上，因为一把口琴，英国货。这把口琴让刘畅感觉有些异样，她觉得自己碰上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物，而不是相关资料里零零散散干巴巴几百字几段文。
刘：“这口琴有点意思。你从哪里得到它的？”
于：“知道有它就可以了，不必问这么多。”
刘：“从档案上看，你读过中学，有文化。是在学校里学的口琴？”
于：“在哪里学很重要吗？”
刘：“是不是只有生存或者死亡才算重要？”
于：“人死了，就没有了。”
刘：“本来你不会死在迎吉，你可能健在至今。你这样想过吗？”
于：“我刚巧就死在迎吉。”
刘：“为什么要让自己死在那里，值得吗？”
于：“你问了一个老问题。”
刘：“你更喜欢你的口琴，还是驳壳枪？”
于：“你为什么会注意这些？”
刘：“我想知道你。”
2
迎吉是一个村庄的名字，坐落于群山间一个山坳里。迎吉村外有一条小河，河挺宽，水很浅，河中遍布卵石，水流平缓。当年迎吉村以及周边的山岭村镇都划归一块，被称为“四区”。四区区长叫于蒙中，他有两件心爱之物，口琴与驳壳枪，驳壳枪背在身上，口琴塞在口袋，与他几乎形影不离。
那一天于蒙中赶到迎吉村时，两样东西都在，无一有缺。
本来于蒙中和他的驳壳枪、口琴都不该在当天前往迎吉，因为上级通知，急令他立刻到县里，有重要事情。通知是县政府通信员骑着自行车赶过来交达的。县城与四区当时已有电话，由于线路长、条件差，加上屡遭破坏，线路经常失灵，电话无法打通，因此上级派通信员过来紧急传唤，还有县大队两个战士跟通信员一起过来。按照命令，于蒙中必须立刻动身。
于蒙中没有耽搁，即把手头事情向副区长做交代，打算说完就走。正说着话，有人从门外跑了进来，慌里慌张，大叫“于区长”，称有事报告。
于蒙中让人给闯入者一杯水：“别慌，慢慢说。”
那人喝了水，报告说：“苏登科，他过来了。”
报告者为当地一乡民，叫叶树根，原土匪，已自新。本区偏远山间，山高地瘦，穷山恶水，乡民为生活所迫，多趁兵荒马乱时节，亦农亦匪。这些乡民家有数亩薄地，也搞春种秋收，农闲时节就聚于某个头领麾下，揣上鸟枪****，埋伏山间商道，劫掠过往人客，收点买路钱，叶树根为其中一员。解放之初，新政权建立之后，采取政治加军事两手治理本地匪患，除武力剿匪，还以“亲叫亲，邻叫邻”方式，瓦解匪帮，动员匪众放下武器，投诚自新。叶树根也听从了动员，弃匪从良。这个人情况比较特别，是本地原保安团长苏登科老婆叶美的亲戚，虽然不是至亲，却救过苏登科的命。苏登科是一个地方实力人物，他的保安团是通过收编地方武装和土匪组成的，主力就是苏登科自己控制，长期盘踞在本地，亦兵亦匪的武装团伙。早年苏登科势力还小时，曾在一次地方势力火并中败北，受伤后逃到山里，在叶树根家的破房子藏了十几天，躲过一次大劫。后来苏登科对叶树根心存感激，比较相信，时有关照。于蒙中到四区当区长后，亲自找叶树根谈话，要他提供情报，帮助剿匪，立功授奖。叶树根听从了，这天听到消息，特地从山里跑出来，向于区长报告。
所谓“苏登科过来了”是什么意思？讲的是该匪首出现在四区地面上。苏登科是四区本地人，老家就在本区迎吉村。迎吉村以及四区眼下归于区长管辖，此前却是人家苏登科的地盘。四区位于本县山区边缘地带，与周边四个县相邻，边缘地区一向山高皇帝远，政府统治力量比较不及，有利于匪帮盘踞与活动，可以四面出击，在这边作乱，躲那边避风，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跑，让对手奈何不得。苏登科起自乡间，经长期实践锻炼，特别擅长边界斗争。前些时候，解放军大兵压境，占领县城，苏登科率众上山为匪，与新政权周旋。双方几经交手，打过几场，苏发觉情况不妙，解放军锐不可当，便悄然遁走，躲避到邻近县份山间，偃旗息鼓，静观变化。他也不是一跑了之，是做了周到安排，在本地遍布眼线，随时打探情报，向他报告。前不久，驻守于本县的解放军部队换防，撤出本县，部队前脚刚走，苏登科后脚就跟了进来，如叶树根所报，“他过来了”。
于蒙中问：“苏登科回来想干什么？”
叶树根不知道。他只知道苏登科的老婆叶美，还有小老婆商东秀，以及他的手下人都一起过来了。
于蒙中把几个区干部叫到一起，大家商量分析。结论很一致：匪首苏登科“过来”，肯定有其缘故。显然他知道解放军部队已经离开，这里只留下少量干部、民兵和地方武装。苏登科在这一带山区经营多年，四区广大山地一向是他势力范围的核心，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前些时候他的逃遁只是暂避，现在杀回来，一定来者不善。
于蒙中说：“大家说，苏登科最可能的目标是哪里？”
看法集中于迎吉。迎吉是苏登科的老窝，苏登科在那里有一座大宅，这座大宅不光有高墙厚瓦、灶台眠床和祖宗牌位，眼下宅里还有近万斤物资，主要为木炭，是前段时日里，于蒙中带着干部民兵，费尽千辛万苦从邻近各山村里征集到的。
那时候于蒙中和他的区干部们刚刚在新区落脚不久，他们有一个急迫任务，就是征集粮食和各种物资以支援前方。解放军还在打仗，部队需要供给，已经解放的众多城镇要维持运转，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各种物资保障。于蒙中所在的四区位于深山，山多地少，比较贫瘠，不是粮食主产区，余粮不多，上级要求他们征集的主要物资是木炭。冬季已经来临，部队和城镇人民都需要取暖，目前木炭短缺，急需征调。四区山林多，是木炭主产区，征调任务极重。由于是新区，加上位于深山间，村落零星，农户分散，征调物资难度很大，除了要从一家一户乡民手里收购，还需要集中贮存，然后设法运走。当年山间不通公路，没有汽车，只能肩挑背扛，用工很多，困难很大。为了提高效率，完成任务，于蒙中根据地形和山路交通情况，将本区分为若干基点，把迎吉村作为北部山区的一个主要基点，让附近十数个自然村征集的木炭都集中到迎吉，再向外发运。迎吉村有一个临时物资贮运点，就是旧日保安团长、匪首苏登科丢下的空宅。苏家大宅房间多，有足够的地方放物资，大宅墙高门厚，有利防守，所以选来贮存。但是物资在迎吉村不能久放，因为一来前方急需，二来迎吉位居深山，土匪活动猖獗，于蒙中手上只有几个区干部、若干民兵，没有足够力量，一旦敌人集中进攻，无论迎吉大宅墙有多厚，也守不了太久。区公所已经组织一批民工，准备近日进山把迎吉村的物资挑运出来，不想还未行动，苏登科就“过来了”。前方急需物资，好不容易征集起来，能让它落入敌手吗？
“咱们怎么办？”于蒙中问大家。
大家面面相觑。苏登科团伙眼下至少还有一两百人，区公所这边把区干部和用得上的民兵加起来，不上二十条枪，难以抵挡。以双方力量计，最稳妥的方案是立刻向县里报告求援。但是时间恐怕不够，不待县大队赶过来，土匪可能已经占领迎吉村了。
“那是人家的老巢，还给土匪住两天不要紧，早晚还得让咱们拿回来。”于蒙中问，“但是咱们的物资怎么办？拱手相送？还有脸面去见领导和群众吗？”
他是在反问，主意其实已经打定的：必须抢在苏登科的前边，抢运迎吉村的物资。所谓“兵贵神速”，以最快的速度行动，可能是最佳方案。于蒙中在区公所里紧急安排，让干部和民兵把征调的民工立刻集中过来，他要亲自率领进山。
副区长说：“我去吧。”
于蒙中说：“你留在区公所，这里要人盯着，不能放空。”
副区长提醒他：县政府的通信员和两个县大队战士还在外头等着，要用自行车载他，护送他回县城呢。
“我知道，那个事不要紧。”于蒙中说，“我来安排。”
他匆匆写了一份情况报告，让通信员带回去面交县领导。
副区长觉得不妥：“这样好吗？”
于蒙中认为必须这样。匪首苏登科在四区盘踞多年，犯下无数罪恶，解放了还不晓大势，不思改悔，于蒙中区长到四区接管后，苏匪倚仗人枪众多，拒不投降，为非作歹，杀人放火扔手榴弹，真没把新政权和于区长放在眼里。前些时候苏匪藏匿，现在突然跑回来，威胁迎吉村大批物资，这时候于区长往县城一跑，岂不让土匪耻笑。
“不能便宜了土匪，得让他们搞明白。”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