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爷爷的生命终止于一九九一年。
他的一生经历了旧社会、新中国、“文革”和改革开放四个时期，可以说风云变幻、跌宕起伏，与时代共舞，同人民共谋，他表现得那么大智若愚或大愚若智，他还差点赶上了亚运会，虽然他不爱体育，但对祖国怀有深厚感情，他本能的目的是和我们伟大的小平同志一样，想活到一九九七年看看香港回归的那一庄严时刻，小平同志只差了几个月他却差了几年，当然他比小平年龄小得多，无奈身体基础差，可能是没有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锻炼的缘故，比小平同志提前见了马克思。
这一年我哥哥十五岁，得到消息和我父亲一起坐车赶到父亲的老家颜家庄。因为那时候我三叔正在预制板厂当厂长，人生属于鼎盛时期，所以气魄非凡，场面很大，那次光鸡鸭就宰了上百只，血流成河，剖鱼的鳞甲地上一层，腥臭难闻，杀羊十几只，咩咩声隔岸相闻。据说还请了一帮子和尚念经超度——其实我三叔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信这个，我爷爷生前也是共产主义战士，所以他纯粹是钱多了发烧，想让我爷爷死得更“体面”一些。我不知道这一帮子念经的和尚看了尸骸狼藉的屠宰场做何感想？而且他们还是不食荤腥的，不知道那晚的席面上他们是不是也吃得满嘴流油、酣畅淋漓？
最关键的一节是我爷爷上山后在墓地下葬，此时孝子们全伏地而哭，看着浮土被工人们推下来一层层掩埋。当时子孙多乱哄哄的，似乎是比赛谁哭的声音大。据我哥哥说，他当时一点也哭不出来，他想表示一下自己的悲痛，想装腔作势一番，无奈一点情绪都没有，所以干脆连做做样子也免了。而我哥哥身旁是我姑姑的小儿子小齐，没看出这厮人小力量大，哭声比喇叭还响，整个合哭团中就他声音最响，一枝独秀，可谓一鸣惊人。他小小年纪怎么会如此悲伤，这分明是父母提前交代好了的作业，这家伙出色完成了，成了我们的表率。
哪知我父亲就有意见了，回家后对我妈妈说我哥哥不该没哭，看人家小齐哭得那么响亮！我妈妈解释说哥哥离得远，和他爷爷没见过几次面，长期没在一起，缺少感情，哭不出来是正常的。本来我们认为父亲这么说一定是他自己很悲伤哭得也很厉害，哪知我问哥哥，哥哥说父亲连一滴眼泪都没流。我哥哥也不解，他说像我大伯就哭得那么伤心，起码直系亲属都哭得很厉害，但我父亲却一个泪花都没有。这个结果令我惊诧莫名，我当然相信哥哥不是瞎说的，令我吃惊的原因还在于，我父亲的态度很矛盾，既然自己作为儿子都没掉一滴泪表示一下，还要求孙子大哭特哭，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很违背情理的。你要哭得那么凶猛像小齐一样，再转过身来责备我哥哥为什么没哭还合乎逻辑，身教重于言教嘛，奇怪的是我父亲在这些事上无逻辑可言——不是没有逻辑，是只有他自己的逻辑，从这一点上倒可以看出爷爷在他身上具有的遗传基因。
二
我爷爷他们兄弟三个，我父亲这一辈也是兄弟三个，这种三三见九的局面令人恐怖，主要是我发现兄弟多了简直是一种灾难，就像清宫的皇子一样，互相倾轧排挤，最后死伤大半，他们是为了争夺皇位，我们普通人家没有皇位可夺，然而也自有可争处，就像一个乞丐会安心地吃红薯，两个乞丐也可能为一个红薯打起来。
在我爷爷这一辈中，我二爷算是个异数。因为我爷爷是个老实疙瘩；我三爷是个有点书生气质的人物，安静自守；唯独我二爷人前人后叱咤风云，意气风发，不可一世。
其实我二爷很可能就是古代那种大户人家的浪荡子，我太爷是地主，根据一般原理下一代就会出现“挖祖坟”式的败家子人物。如果下一代不出现，孙子辈多会出现，要么为什么叫富不过三代呢？我太爷祖坟可能风水差一些，所以二代就出现了，但当时我二爷并不是以这个面目出现的。我二爷小时候肯定比另外两个聪明伶俐，也许因为太过聪明所以读书不成。除了伶俐外他还长得体面，是个帅哥，身高一米八几，中年后不知道是嫌理发麻烦还是要使自己的造型向炫酷发展，便把头长年剃了个光头——这么一来颇似《乌龙山剿匪记》中的二爷，再加上他说话刚气十足，不像我爷爷那么懦弱、三爷那么文弱，所以颇能振家威，作金石声。
大概因为凡此种种原因，我二爷就得到父母的信任和偏宠，虽说儿子们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同样是肉，肉和肉还是有区别的。也正因为如此，为日后的家庭矛盾埋下了伏笔。
我二爷年轻时显出作为一个“武将”的可贵素质，他长得龙精虎猛、高大彪悍不说，还臂力过人，据说当年同龄中人掰手腕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年龄大的也罕有匹敌。这腕力可不是敲石头练出来的，他是公子爷们不拈寸草，硬是从娘胎中带来的，要么说他当不了将军做一个土匪也可以，可惜他什么也没做成，我不知道《乌龙山剿匪记》他看过没有，看那上面的“二爷”，他会不会想到这就是自己的原型？
那件怪异的事是他十七八岁时遇上的，它几乎成为我们家族史上的转折点。
那是夏日的一个黄昏，我二爷在江边溜达，他们家离汉江不远，常常到这里来玩。这时他的视野里突然出现了一只白狼，狼这东西很少有白色，他只见过白羊没见过白狼。这只狼通体雪色，连胡须和眉毛也不例外，仿佛高原银狐，又似千年得道的老妖。他顿时来了兴趣，好比孙猴子遇上了妖怪追着便打，那白狼往山坡上逃纵，他在后紧紧追着。此时对岸有个熟人看到这一幕，高声喝止，说别打别打啊，打了不好的！可我二爷正在兴头上，哪里肯听，再说他年少气盛一身是胆，浑身的力气无处使，正要找个对手来玩玩。这狼不知道是老了还是有病，那一天发挥不佳，四只爪子没跑过我二爷的两条长腿，被二爷活活打死，拖了回来，吊在树下展览示众。
可惜的是，差不多就在白狼被打死的同时，我太爷开始得病，而且越病越厉害，家人遍寻良医无济于事，半年后他终于吁了口气，以死谢世，死时年仅四十九岁。
按照当时迷信的说法是，这只狼的魂魄找到了我太爷要索命报仇。这种事谁说得清呢，也许二者之间真有什么联系，但我们所能知道的仅仅是，我二爷的确打死过一只白狼。
我二爷还有次“壮举”是豪赌。不过知道这事内幕的没有几个人，因为上代人瞒得很紧，是我爷爷晚年偶尔一次和我大伯谈起，我大伯偶尔和我父亲说的，当属事实。那是我太爷死后，我二爷晋升为家长，而我爷爷多在单位回家少，虽说家中他还是老大，但我二爷以强悍的气质成为实际的掌门人，这也意味着他掌管着全家人的经济大权。那还是新中国成立前，家道兴隆，底子雄厚，我二爷不免手痒，常常翻云覆雨，想做个妙手如来搞点赚钱的事。空手套白狼是很多人的英雄梦想，他也想成为英雄，哪知此白狼非彼白狼，狼没套着，反把自己套进去了。
平常都是小打小闹，进进出出，不算太厉害。可这一次就可怕了，据说他最辉煌的战绩是：输了整整十万担桐油。十万担桐油在当时绝不是小数目，几乎就要倾家荡产，如此大手笔让他成为“空手道专家”——大有挥金如土、“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英雄气概。
其实那都是痴人说梦，海市蜃楼，楼上观景。当时的情景是我二爷整个人都焉了，尽管没有尿裤子但也面如土色，他从没输得这么惨，在他的赌博生涯上达到了极致，瞬间从公子爷们成了叫花子，从此无关风月只关风雨。
这件事发生后据说我爷爷极力奔走，当时的情况是我爷爷的舅舅也就是我太爷的小舅子是国民党的副县长，但即便如此也不那么容易摆平，因为大凡豪赌的人物都是贯通黑白两道的，你有靠山人家也不是吃素的，而且常在赌场上混都精得像银铃，不鸣自响。我爷爷当时好坏是国民党县财政局的会计，手中有点权力，在他和舅舅县长的奔走斡旋下，此事最后像失事迫降的飞机那样实现了软着陆，挽回了颓局，至于其间的过程随着我爷爷、二爷的去世已经湮灭，无从考证。
也就是说二爷差点给我们家族带来颠覆性的毁灭，自那以后他当然是洗手不赌了，后来是新中国成立，他想赌也没有机会了。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地主老爷们的生活境遇就像电脑重装系统一样，一切清零了。所以日子便过得和大家一样穷，开始了自食其力上山劳动的生涯。这时一大家子人我二爷仍然是家长——他仍然保持着地主老爷的习惯，吃饭基本上是吃独食，我二婆像当儿子的一样孝敬他、伺候他，每顿饭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他。那时家里每年只分几瓶香油，其他人是连闻也闻不着的，这香油每一滴都被我二爷吸进了肠子。他很会吃，很会享受，常常在日暮时分，去粪池舀一瓢粪来到江边，沿江边浇在浅水里。不一会就有鱼儿来吃，他随手将网一撒多半会网上一两条，常常是一斤大小，拿回来，在厨房里三下五除二剖开，刮了鱼鳞，交给二婆。二婆马上煎炸，十分钟后出锅，一盘子鱼端上来，热气腾腾，清香四溢，我二爷便就着这鱼喝酒。他把鱼吃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个骨架，酒一般也不多喝，喝得恰到好处，颇得保健大法。或者在没鱼吃的时候让二婆给他烙一个油馍，这油馍表面看来一点也不“香艳”，甚至朴素，可内中大有玄机，把香油和芝麻放在中间夹层——我们那叫油层馍，闻之香气扑鼻，油而不腻。把盘子这么大个油馍吃完，喝几盅酒，浑身舒坦，血气畅旺。基本上天天晚饭都是这样。
当时我爷爷和二爷他们两方儿女都在一起生活，可是早已习惯了他吃独食，也习惯了他门缝里飘出的香气，这香气咫尺天涯，近在眼前却远在天边。这个新中国成立后还过着地主式生活的地主老爷，着实没有亏待自己，他会享受，懂保健，惯于将豪放与精细两种因素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健康长寿的绝世佳话——他一直活到九十五岁，直到两年前才去世。
据说他去世时也没遭什么罪，没得什么病——无疾而终，是老死的。
这真是我无限神往的一种死法。
三
我大伯上学的时候新中国还没成立，他学上得很迟，八岁才上一年级，那个时候正是我二爷在家“执政”的时期，他就是家中的实际皇帝，一手遮天，这个家就相当于一个袖珍国，他在袖珍国里统治了多年之久，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多年，这种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式生存方式才自然解体。
因为我二爷包藏私心，不想让我大伯上学，到最后同龄人都上三年级了，我婆婆这个柔弱的女人也不想让她的大儿子成为睁眼瞎，最后实在遮不住众人眼目，二爷才放权让我大伯去读书。那时读书很辛苦，早晨天不亮就起来打着火把翻山越岭到学堂去，我大伯上学迟，但是成绩异常地好，一直念到初中毕业，那一年全县招幼师，培养幼师人才，我大伯一举考中，两年后就分配下来，先是在城关一小，后来下边乡镇缺人才，把大伯借调下去，结果这一借就像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并且越走越远，最后在外地安了家。
我爷爷三个儿子，二爷也三个儿子，他对自己的子女倒是早早催促上学，幻想成龙成凤，可惜这几个家伙念书都很差，或者和他一样对俗世的兴趣更大，念书成了跑马观花的游猎之举，每天往学校跑就仿佛去打猎游玩。他大儿子和我父亲同岁，还没上学前我太婆教他们打算盘，他大儿子长得颇为秀气，又活泼好动，形象上远胜于我父亲。我父亲和我爷爷相似，人很黏，不大说话。结果，同样教的，我父亲很快就会了，他们老大却一点也不懂，迷糊不清。老太婆最后用当地的土话叹息说：“唉，真是看起来黏黏的，却是鲜鲜的；看起来鲜鲜的，却是黏黏的！”
我不知道最初的恩怨是什么，或者是弟兄多了在一起不免产生对比，而一旦对比总会有弱的一方，于是便产生了羡慕、嫉妒、恨。对于我二爷来说，羡慕有没有并不清楚，但嫉妒和恨也就是说因嫉生恨肯定是有了，他知道自己这一脉读书不行，于是改换思路，发挥自己的专长，也就是他们的强项——跟你玩心眼。我二爷心眼灵活得像滚珠，玩我爷爷十个应该绰绰有余，如果我爷爷是个陀螺，他这一鞭子下去让你转个小半天没问题。可惜天道有常，恒与善人，他的心眼太坏，从某种角度阻碍了他灵活性的发挥。
所以，但凡有稍大一点事他就召集自己几个部下——儿子们开策划会议，有时连儿媳也作为候补旁听参加。其实是他心传口授，面授机宜，给几个儿子传授狐狸经，具体分析在新形势下如何高举“智谋”的伟大旗帜继续沿着他的足迹前进，把自己的集团利益发展壮大，在他的教化熏陶下，几个儿子虽然没有青出于蓝，但是蓝的程度明显向着他期望的方向发展。
我始终闹不明白，这些仇恨是从哪里来的，连上一代我的父亲也茫然，他觉得这不需要理由。因为，在颜家庄上兄弟反目比比皆是，兄弟就像人的两只眼睛，整天在一起，你看我，我看你，难免不瞪一眼，成为斗鸡眼，一旦成了习惯，这斗鸡眼也就定了型。
在我二爷主政的那段日子，他处处压制、打压我爷爷这帮人马。这可能与我太婆对他的偏爱也有关系，他是她最喜欢、最撑面子的儿子，因此对于家中他统治下出现的某些不公平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这偏心还没大到分裂家庭的地步。我爷爷呢，自然是很少过问家政，他在县城上班回来少，就是回来也对亲人不闻不问，正是由于这种态度，别人才心安理得地欺负他的子女，你想打狗欺主，连主人都懒得管你，狗自然就没有地位啦。
我二爷处处和我爷爷攀比，想以泰山压顶之势成为家族中绝对的老大，不幸的是他的几个儿子没有一个成器的，没有一个可以继承他的“遗志”，不说国家干部，就连个工人都没有。但越如此他越想压制这一脉，把自己脑筋开得像搅拌机，想尽办法来整你。
到了后期已经失势，从家长主席台退下来的二爷，只能领导自己的小家。大家早已分裂，就连我爷爷的几个儿子、二爷的几个儿子也都成了家，各自另过。此时已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可我二爷还懂得连横合纵之术，拼命拉拢我三爷这一脉整治我爷爷。
其实，我三爷早就在街上另过，对这些争斗的事不感兴趣，可架不住我二爷远交近攻政策，屡次登门拉拢、煽惑、游说，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年月一长，我二爷不懈的努力终于见了成效，我三爷和二爷越来越亲近，往来越来越密切，我爷爷呢，本来对这些都是冷漠，几乎绝交息游闭门不出，所以和我三爷也没什么来往，除非有事才见一面。相形之下，二爷当然和三爷他们合成一股，就是没做什么具体的事，没出谋划策，但只要一看他们往来频繁，热闹腾腾的景象就使得这一方显得寒碜寥落。
“文革”开始时，我二爷和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样短暂地倒了霉，作为地主分子代表，他常常被拉到村中心台面上被批斗，可能这也是他恼火的原因。按理这个地主分子头衔应该归我爷爷的，他是老大，但我爷爷是地下党，又长期不在家，主事的是二爷，所以他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地主分子，一般情况下谁也不敢打我爷爷的主意。
那是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年代，政治气氛冷过冰霜，在全民狂欢的集体无意识下演进人性摧残的新里程。其实整个“文革”年代让置身事外的人觉得极不真实，十分荒谬。
我二爷在批斗会时又有不同，他是货真价实的地主分子。二爷脸上并无多少委屈，做低头认罪、默然无语状，其实，低头认罪是个假象，低头未必认罪，“低头”是统一要求，“认罪”是统一结果。与此相对的是，我二爷精壮高大的身子，他硕大的光头在烈日映照下葫芦般反光，具有某种迷幻效果，使他这一地主形象底气十足，构成了某种“威慑力”，让本来对地主充满仇恨想敲敲打打的某些激进分子讪讪束了手。就因为这，在批斗会中他也没吃多大亏。
后来有次批斗会是在村组进行，村组的中心位置就是我爷爷和二爷他们的院子。这次批斗会就在家门口展开，当我二爷知道这个消息后立马倒头而睡，人陆续来后，他做出病得要死的样子，对负责人支支吾吾地说自己病了，实在不能出席批斗会。
“你不出席还怎么批斗，不就没了主角吗？！谁往台上站？”负责人说。
我二爷于是断断续续地提示，自己这次大病在床不能完成神圣的革命任务，以往他可是从没逃避过的，现在实在没有办法呀，浑身发软，不能站起来。为了不影响革命工作，可以考虑让他大哥临时代替一下，反正就是两个小时嘛！
组长一听，有理，再说事到临头也没有其他选择，你总不能把一个病人架到主席台上去吧。他以前是从没逃避过，可见这次真有病，人总有个头痛脑热的。便命令几个人把我爷爷拉出来批斗，在众人眼里这也名副其实，他是正儿八经大地主的长子，经常深藏不露的家伙。
我爷爷时年六十多了，背有些驼，个子高大而没有生机，像一截秋后的枯木头，他的那个气势当然比我二爷差了许多，没有我二爷精凝神聚的气质，他老实巴交，默然无语，眯缝眼望而无望，无望而望，不知是在悲悯众人还是在悲悯自己。几个仇恨地主的激进分子一见他这副模样就来了气，或者说来了力量，抡起木棍便给了我爷爷几下，可怜我爷爷人老腿硬，马步功底不扎实，向前扑倒几次，可他又站了起来。其实不是他坚强而是不站起来不行，除非你的腿被打折。这些人打我爷爷是因为他们向来没敢向我二爷下手，现在好不容易逮到一个机会，看我爷爷老实巴交，也没什么威力，可怜好欺，就找他做了替罪羊。
这是我爷爷唯一一次参加批斗并且挨打的经历。当天晚上，人群散尽后，我爷爷躺在床上，伤痛难忍，听到我二爷从床上起来，在对面院子里呵呵大笑。二爷精神焕发，走路底气十足，上灶房去温了一壶酒，一个人在堂前喝了起来。
不知道我躺在床上的爷爷，那时作何感想。
四
客观地说，我爷爷兄弟三人中，我二爷是个例外，是个变种。到我父亲这一辈三个兄弟中，这个异数就传到了我三叔身上，他成了一个变种。因为我父亲和大伯都是老实本分人，只有我三叔异军突起，书没他们念得多，可书本以外的知识他们连给三叔做学生的资格都没有。三叔为人非常机灵，脑子灵活，口才好——我不能定义这个“口才好”是优点还是缺点，或者什么时候是优点什么时候是缺点，反正他太能吹了，有时把你吹得晕头转向，定力小的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他说话口气很大，大得像联合国主席，而且口气很满，让你相信这是真的，他真的可以做到，到这一步是需要天分的，就像阿基米德说他找个支点就能把地球撬起来一样，可以说长江就挂在我三叔的舌头上，还能给你建个三峡发电，如果你要雷鸣电闪狂风暴雨他也能一时三刻办到，改变本来的天气状况。
我三叔没当上厂长之前，在乡下工作了一段时间，当然没有正式编制，是个帮忙打杂的小职员，这份工作他大概只干了一年半载，就回来赋闲在家。
这时我父亲和大伯都在乡下安了家，所以家中只有三叔一个儿子，而我二爷那一支是三个儿子全在，我二爷就常给他们开常务会议，想法子挤兑我爷爷这一支。最严重的一次是，不知怎么弄的，几乎是借题发挥，我二爷的老二跑过来在院子里大声骂我爷爷，说我爷爷是脓包、窝囊废之类。这就很失礼，作为一个侄子这么上门骂大伯，可当时的情景据说我爷爷在上房里待着，以沉默为金，一句话没说，弓头缩颈，仿佛修炼了千年的得道乌龟，然而他的身子瑟缩着，彰显出树叶子掉了都怕把头砸了的“精神气概”，很是令人不齿。当时老二在院子里叫嚣，他们老三站在门口“声援”，意思是以防意外，如果和我三叔干上了，随时做个帮手。当然人家屋里还存着个老大，天兵天将多的是，还有老僧坐明堂，主持军机，运筹帷幄。
当时的情景是，我三叔看到我爷爷一声不吭倒吸口冷气，经过决断后他硬是把火压了下去，只和老二吵了几句，并没有大动干戈。
这当然很伤三叔的自尊和面子，我三叔本来就个性强，不是受人气的软蛋。客观地说，如果当时武斗我三叔不是对手，以一敌三，胜数微乎其微。文攻吧，自己口才再好，人家也是三张嘴，就是你把女人调过来支援，人家可是三个婆娘呱呱叫在那候着，早就等着围攻你了。
所以要打打不过，要骂骂不赢，很伤他的脑筋，而且最重要的是，人家之所以有底气还有一个原因，和村组干部关系好。这些组长村长之类其实是他们长期拉拢的角色，他们知道县官不如现管，这些人一定用得着，所以提前把后路都铺好了，今天吃一顿明天喝一顿，像喂狗一样养着他们，如果出了什么事，也自有组长村长帮他们顶着。
结果他们还是失算了。我三叔的厉害就在这里，从本质上讲二爷三个儿子没一个素质可以胜过我三叔，他们也没一个能力上肖似他父亲。我三叔虽然只在乡上混几天，但和乡长之类领导关系拉得铁硬。在我三叔眼里，村组长之类根本不值得巴结，把饭给他们吃简直是浪费。
这件事发生后的第三天，乡上的一干人就来到了院子，乡长一声吩咐，武装部干事就把我二爷的老二一绳子捆了起来，直接吊在院子里的榆树上。然后把全村人都招来开会，让他交代他的不良暴行。这一天他们很狼狈，二爷带着两个儿子眼巴巴望着被吊的老二，一脸灰白，无计可施。
虽然村长和组长像豢养已久的狗想试着替老二开脱说几句话，但刚一开口就被乡长顶了回去，他们唯有闭口噤声，我三叔则拿个椅子坐在树下慢慢观赏。
最后，老二只得在众目睽睽之下给我爷爷道歉，才被放了下来，我爷爷坐在树下接受老二的道歉，一脸惶惑，拘谨不安。
本来在二爷这个最高智囊的一手策划下，三个儿子执行，外面还有保卫防守的后备力量，是万无一失的，可没想到还是挫败了，这很伤他的锐气，尤其伤自尊，此后他们怯于我三叔的威力收敛了许多。
这样好多年过去了，他们以待天时。风水轮流转，没想到也终于等来了自己的机会。
时间已经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爷爷也离世了，三叔的两个儿子都在外面发展，很少回来。一个女儿也出嫁了，所以家中只剩下三叔三婶两个伶仃老人。
二爷那边当然是枝繁叶茂，欣欣向荣，儿女成群，老、少、壮三代同堂。我二爷就像一个至高无上的太上皇，颐养天年，同时随时准备钦点兵马，御驾亲征。
当然还是和我三叔对阵。
二爷和三叔这两个重量级拳手都知道对方的实力，犹如针尖对麦芒，在彼此光芒的刺射中体会刺激和快感。
不过这时我三叔早已不复当年，首先是他身体太差，从厂长位子上下来，没有了以前的人气；再说两个儿子不在身边，家中缺少顶梁柱；最后，他身体不好后疏于走动，人际关系自然就冷落了下来，以前的人马调动频繁，也没有了得力之人。
其实最主要的是，他患了严重的哮喘病，需不断吃药，连吵架的力气都没有。否则，就是他一个光杆司令，别人也会怯他三分。
三叔进入了他一生中最为晦暗的日子，像只漏了气的皮球，再也跳不动了。与此同时，二爷的身体精力都很好，他的老二在组上当了组长，组长虽然是个芝麻小官，可农村都没有大事，常常是芝麻小事，以芝麻官管芝麻很得当。
我三叔的日子就苦了。人家常常用自己那点权职翻云覆雨挤兑他，尽管损失不大，可到底使你心里憋屈，而我三叔是不能受气的，一气，哮喘加重，这就起到了以逸待劳的效果。最经典的一次是，某年夏天老二以组长的名义以整修水管为名，给三叔家停了水，因为水是从二爷那边流过来的，白花花的水从人家那流下去，流到地上，但是我三叔家没水吃，老二美其名曰要吃水到我这边来提。我三婶没法只得一次次去提水，平时做饭之类还不说，夏天洗漱是很费水的，把我三婶折腾得像一只运水的骆驼不断往返，而三叔有病帮不上忙，这样没有两天我三婶就受不住了。加之他们院子都是柑橘树，夏天正是浇水的时节，如果浇不上水就会干黄干黄的，到了秋季柑橘不光结得少而且苦涩难吃，送人都没人要，也卖不出去。这一招可真歹毒，水龙头接到人家那里而止，水放在树底下浇灌，满得四处流溢。
于是一边是旱灾，一边是水灾。
我三叔不是傻子，这么明显地整治他，他虽有心无力，但到底吵了起来。老将当然没有出马，拿把椅子坐在窗前，怡然自得地慢慢观赏，就像三叔多年前一样。老二来到院子和三叔展开口战，他连连进击，咄咄逼人，我三叔却上气不接下气，无力招架，几下气得剧烈咳嗽，脖子青筋暴起，嘴脸憋红，我三婶在一旁助战，但无济于事，那一方女人不用出面，老二一个人搞定，以“气”胜人，我三叔是大病缠身的人，首先气衰，即使三婶在一旁再助威都不行。
战局进行不到十分钟，三婶赶快将我三叔扶着摇摇晃晃往回走，因为如果再持续下去我三叔可能马上会被气死，一口气上不来，不是没有可能的。他本来就不能生气，更别说和人吵架——这叫攻敌软肋、蛇打七寸，以气攻气、不攻自破，当然是对方的谋略。
果然，这一役效果高妙，不用动手，对方就倒了，真可谓四两拨千斤。我三叔的病情立马加重，三婶打电话向两个儿子诉说委屈，儿子问，打了没有？动手没有？三婶说动手倒还没有。儿子默然了，不觉得有啥，本来清官难断家务事，住在一起，难免磕磕碰碰，所以尽管三婶他们一再叫儿子回来，可他们仍然无动于衷，继续在外面挣钱，何况三叔经常住院，家里没有一点经济来源，他们也要不断给家里寄钱的。
时间延续到一九九九年，也就是我爷爷去世后八年，就轮到了我三叔。最后，他躺在医院的床上，生命到了最后时刻，两个儿子回来了。他瘦成了一个骨架，下巴也格外短一些，他的五官开始走形，他的脑子一时糊涂一时清醒，在清醒的时候他的脑子只有一个执念：告诉他儿子自己死在仇人之前是多么于心不甘，他要他们继承他的遗志，继续战斗下去，复仇到底！可这两个常年在外面混的儿子显然对这些婆婆妈妈的事失去了兴趣，都漫不经心，一笑置之。
他们的神态明显告诉我三叔希望已经破灭，他看到了他死后的结局，也看到了这件事的落幕，他彻底失败了。天不假年，不能多喘一口气，把他困在这个无端的悲凉境地。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瞪大眼睛，茫然地望着天地之间，不知道那一瞬间他看到了什么，又想到了什么。也许他看到了另一个世界摆脱了身体桎梏后自由的呼吸，他的身体正在慢慢死去，灵魂爬了出来，充满向往。在一九九九年冬天最寒冷的尽头，在世纪之末，我三叔合上了他沉重的眼睛，于是他眼前一片黑暗，世界一切沉寂，一切重归于零，就像他没有出生时一样，进入了太虚幻境……
据堂兄说，给我三叔换寿衣时发现三叔原本闭上的眼睛睁开了，有眼泪从眼角逶迤流出，堂兄吓了一跳，忙用手给他合上眼睛，然而没隔一会儿发现又睁开了，于是再次给他合上——真是死不瞑目啊。
我三叔死时年仅四十六岁，而我二爷其时已经八十多岁了，依然健壮。
可惜我三叔人能命不能。这就说明，战胜敌人最主要的法宝是要活得比对方长，否则一切都是扯淡。
我三叔死后，二爷那一方人都来帮忙，纷纷出力，殷勤而热闹。席面也在他们院子展开，他们是不由分说的半个主人，兄弟和合，看起来是一副多么团圆悌爱的景象！
这就是中国式兄弟，中国式团圆。
三叔的灵柩终于起程了，他要登山，与土为伍，从此成为泥土的一部分。现在首先把他移到室外，当他被搬运着从院子里门前经过时，我的二爷，这位当年地主的二少爷、实际的当家人，立于柚子树下，望着披锦绣凤的灵帏从眼前一步步走过，一寸寸远离了人间烟火，唢呐声起，孝子号哭，鞭炮四起。他清楚这幕戏已经演完，这是最后的落幕，每个人最后都是这么被抬走的。于是，剧场空了，唯余观众。此时的他竟然面露悲悯，木然了许久。
三叔的墓穴选在高山之巅，与他爷爷即我的太爷葬在一起，据说那是个风水宝地。这爷孙俩在一起应该可以乐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