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酒楼与旅店
朱元璋定鼎南京后，在进行新帝都建设时，命工部在南门瓦屑坝、江东门内西关南街、三山门外西关中街等地建造了集贤楼、乐民楼、轻烟楼、淡粉楼、醉仙楼、鹤鸣楼等十六座酒楼。这十六座由皇帝下令建造在首都主干道和商业繁华之地的酒楼，规模大，设施好，寓餐饮、住宿和娱乐于一体，代表了当时国家最高服务规格。酒楼中置有侑酒歌伎，朱元璋曾在醉仙楼大宴群臣。官员们狎妓饮酒、耽乐享受，自然荒废政事，败坏官场风气。宣德时，有大臣奏请禁止官员前往。失去了官方色彩消费支撑的这些高档休闲娱乐场所，渐渐地终于支撑不住而衰败了。
除十六座酒楼外，我们从《洪武京城图志》里的一幅《楼馆图》中看到，明初时政府还在城内外建造了四座客店和四座驿馆。四座客店分布在长安街口、竹桥北、通济街西和江东门内南北街，接待来自各地的旅客。驿馆中的会同馆坐落在长安街西，供来访的国外使臣或国内少数民族首领下榻，乌蛮驿位于会同馆西，负责接待外宾的随从人员；龙江驿、江东驿则分布在大江之滨，主要为外国商人服务。
这些高档酒楼、宾馆虽是打着“与民偕乐”的名义而建，但它们终究只是贵族王公、豪族权臣的休憩、娱乐之地。当时为普通旅客服务的旅馆饭店多数是私人经营的小店。明朝前期，在堂皇、奢华的皇家酒楼馆舍背后，南京城内私营旅店的经营状况似乎不尽人意，设施简陋，收费昂贵。明代开国文臣宋濂在文中记道：“旅至，授一室，仅可榻，俯以出入；晓钟动，起治他事，遇夜始归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责钱数千，否必诋诮致讼。”一张床大小的房间，不含伙食、盥濯水的费用，每月竟需房钱数千。而且有的旅店服务态度也十分恶劣，客人生病了就被赶出门去，妇孕将产者不予接待，气息奄奄病危的住店者甚至被偷偷舆弃野外，财产被私吞。
当然，也有旅店经营者是重情重义的。宋濂《李疑传》中的李疑就是一个扶贫济困、不图回报的旅店老板。有一个在吏部当差的叫范景淳的人生病无处投靠时，李疑接纳了他，并待之如亲人一般；有一个将产的孕妇流落草丛中时，李疑将她接到自己的家中，使其顺利生下孩子。虽然一些旅店老板少恩薄情，但宋濂认为这并非他们本性固然，而是由于“地在辇毂下，四方人至者众，其势致尔也”。
清末旅店遍街巷
南京作为一个大都会，“达官健吏，日夜驰骛于其间”，“市魁驵侩，千百嘈其中”，另外还有杂耍卖艺者、星相医卜者等各色人等麇集于此。明朝前期南京旅馆业服务和经营状况，极不适应如此大量流动人口的需求。明中叶以后，国家控制逐渐松弛，商业活动日趋兴旺，南京旅馆业开始有了较大的发展与进步，不但旅店数量快速增加，其设施、服务和管理也有了显著的改善和提高。如城南的状元境这条仅仅一百多米长的小巷内，最盛时聚集有二十多家旅店。其中有一家叫集贤栈的旅馆，包含东院、西院、后院、中厅等部分，室内多数桌椅、橱柜为雕刻着精美图案的红木家具。该旅馆的规模、设施在同行中首屈一指，极受人们欢迎。
有些稍大一些的旅馆还备有货场、马厩，可供那些远道而来的客商储存货物，喂养牲口。当客人的货物出手困难时，店主还会帮助寻找销路，替他们排忧解难，努力让客人满意舒心。
这时期，城市的交通要道、渡口码头以及城外小镇也出现了不少小旅店，这些客栈大多设施简陋，有的只有两三个床位，不过倒也整洁清爽。万历时文人邹迪光游览栖霞山后，来到龙潭镇的一家小旅店住下。小店虽殊甚湫隘，但面山临江，可远看水上飞帆，江云低回。他不禁怡然自得，“命侍儿唱歌，出所携家酿啜之”，以至于“不自知其为逆旅舍中也”。
至晚清的时候，南京旅馆业更是经营得红红火火，旅店遍布大街小巷。清末民初徐寿卿在《金陵杂志》里详细记载了清末南京主要客栈的名称、分布。从中可以发现，下关码头及火车站附近，夫子庙及政府机关所在地，旅店分布尤为集中。如下关码头附近有大观楼、同益公、第一楼、萧家客栈、大方栈、大通栈、鼎升栈、三益公等旅店；夫子庙及周围地区有长发栈、福安栈、近淮宾馆、泰安栈、聚贤栈、庆升栈、福来栈等旅店。它们的房金有三角、五角、八角、一元、二元等档次。有的旅店如第一旅馆、江南大旅社、共和旅馆等还兼营餐饮，餐厅宽敞雅洁，食品精美可口。既满足了不同层次旅客的需求，也为客人提供了更周到的服务。
其他住宿形式多
除了皇家酒楼和民间旅店，明清时期南京的住宿形式还有多种，如寺庙、驿铺、会馆、百姓家庭等，它们共同为因公务、经商、赶考、旅游等活动而来南京的客人撑起了一片如家的天空。
古时候有的寺庙也接纳香客信众和参观游览者投宿，给旅客提供方便。我们熟悉的《西厢记》故事中，张生与崔莺莺就是在借宿蒲州普救寺时而相识相爱并结成眷属的。明朝时，南京在历代遭到毁坏的寺观逐渐得到恢复，还新建了许多寺院。鼎盛时达数百座，包括著名的大报恩寺、灵谷寺、天界寺等巨刹大庙。这些寺庙给香客旅人提供住宿，为城市旅店分担了相当部分的接待量，使南京城成为一个容易落脚的地方。
当时，“四方游食之徒，托名探亲访友，或以术业为由，阑入京者，大都侨居寺观，而承恩寺、朝天宫等处尤甚”。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第三次来南京时，起初就暂住在城南的承恩寺里。承恩寺位于今三山街，那时这里是城市的中心，“庙里挤满了客人”。住宿寺庙花销要比旅店小一些，僧侣们待人接物慈善和蔼，这些可能也是人们愿意栖身寺庙的因素之一。
与寺庙相比较，南京的道院数量较少，城里只有朝天宫、灵应观和卢龙观等几座。朝天宫位于城市最繁华的地方，也是游客贩贾钟爱的投宿之地。
梵刹琳宫在为旅客提供了方便的同时，其自身清静幽雅的氛围却被人群的喧嚷声淹没了。长期在南京生活的吴敬梓显然很了解这一点。他在《儒林外史》第二十八回中，写诸葛天申、萧金铉、季恬逸三人打算在金陵选文章刻书时，为他们“安排”的住宿地是中华门外的大报恩寺。这里相对清静一些，又紧挨城区，生活方便。
城市周围尤其是偏僻之地，古刹梵宫提供食宿，不仅填补了旅店分布上的空白，而且仍保留了城内寺院已极稀罕的深邃幽静的境界。明代诗人冯梦祯游览牛首山后，借住在山上的僧舍，“窗外修竹万竿，雨声飒飒”，那种尘世难逢的别样感受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明清时随商贸发展而出现的乡谊组织会馆公所也具有接待客人的作用。它们多是为本籍商旅服务，有的也为本籍应试举子提供吃住服务，甚至还帮考生考前辅导、打通关节。据甘熙《白下琐言》，仅清乾嘉年间南京建造的会馆就有旌德会馆、陕西会馆、浙东会馆、山东会馆等近二十所。鸦片战争后，南京的会馆逐渐消失。如今只剩昇州路的福建会馆、大百花巷的泾县会馆、钞库街的棋峰试馆等极少数几所。
南京是江南乡试之地，每到考试的日子，成千上万的苏皖举子蜂拥而至，形成三年一度的“考市”。这时仅靠旅店和会馆等已难以满足考生入住需求，有的南京人家便腾出自己住的房子接纳考生，既可得到一笔收入，也缓解了城市的接待压力。民居中秦淮河边临近贡院又具有“枕河而居”优雅氛围的秦淮河房，特别受举子们的青睐。每到科举之年，这些河房都要涂饰一新，以待租赁。与贡院隔河的长桥旧院，接待佳客，“任其流连”，可算作一种另类的旅馆。一些纨绔子弟沉溺其间，选色征歌，不能自制。
南京水网发达，长江穿域，秦淮蜿蜒，有些条件好的人家会开着船来南京观光旅游。据明代王士性记载，秦淮河一带外来游船很多，“夏水初阔，苏常游山船百十只”。这些客人一般就选择在船上住宿。这种南京城里的“水声到枕”生活，可谓是旅行途中的一种别样体验。
旅店管理很严格
旅店给漂泊在外的游子带来了方便，但也容易成为盗贼、匪徒、案犯的隐匿藏身之地，因此统治者对其管理向来都很严格。明清时也不例外，据《明会典》记载，明朝在洪武二年（1369年）就订立了旅店管理制度，要求店家必须登记客人姓名、人数、住宿日期等信息，并按时把记录送管理部门查验。清康熙时，两江总督于成龙发布命令，对旅店提出了更详细、严格的要求。命令中说，城市镇集居民开店接客，须定一簿，对每晚投宿之客做好下列登记：
同行几人，务查问客众姓名，系何处人氏，今往何处，作何勾当生理，有无弓箭什物。或自备马骡，或雇长脚，将骡马毛色认明；如乘船，则系某处写载；坐轿又系某处，雇夫几名。其孤客步履有无行李。尽数一一登记簿内，次早或去或住，报送甲长察阅。
同时，登记人员还要注意对客人察言观色，“如有来历诡秘，语言慌张，踪迹可疑者，即密传甲长、保长窥伺去向。夜晚小心提防，次日勿令早行，以备不虞”。
对管理松懈防范不严者，于成龙严厉警告道：“假若玩忽不记，客人在他处犯事，行查店家薄内未开者，从重治罪。”
严格的监督管理，切实保障了旅店的规范有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