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之争，是专制王朝权力斗争的一个聚焦点。
汉景帝上台后，他的正娶夫人薄夫人成为皇后。可是薄皇后没有能为汉景帝生育子女。在母以子贵的封建宫廷，她很快就一败涂地。在美女如云的后宫中，栗姬一枝独秀，赢得汉景帝的宠爱。她给皇帝生了一个儿子，名为刘荣。汉景帝四年（前153），刘荣被册立为太子。
按照常理，太子的母亲迟早会被册立为皇后，有一个人便想乘机巴结栗姬，此人是汉景帝的姐姐刘嫖。刘嫖工于权术，经常给皇帝进献美女，在宫中呼风唤雨，权势极大。她向栗姬示好，希望将女儿陈阿娇嫁给太子刘荣，如此一来，等刘荣登基成为皇帝，女儿就是皇后。栗姬仗着有皇帝宠幸，不把刘嫖放在眼里，断然拒绝她的提亲。然而，栗姬低估了刘嫖的能力，最终遭到惨败。
薄皇后终于被废黜，谁将是下一个皇后的人选呢？栗姬自认为是不二人选，但是，她通往皇后之路，却被刘嫖堵死了。
刘嫖在弟弟汉景帝面前大肆诋毁栗姬：“栗姬忌妒心很强，遇到其他受宠幸的妃子，她就在背后吐口水，诅咒她们，搞歪门邪道。”久而久之，汉景帝开始对栗姬产生厌恶感。
要不要册立栗姬为皇后呢？汉景帝迟疑了。一个女人忌妒心太强，又手握大权，会有什么结果呢？想想吕后当年如何折磨戚夫人的旧事，汉景帝岂能不担惊受怕？万一自己去世，后宫这些女子，会不会一个个变成戚夫人那样的“人彘”呢？有一回，汉景帝提及爱妾以及她们的儿子们，对栗姬说：“我百年之后，你要好好对待他们。”不料栗姬醋意大发，一脸怒气。她显然忘了，要皇帝只对她一个女人忠心，这真是天方夜谭。这件事对汉景帝是个刺激，从此他不仅疏远栗姬，还考虑废黜刘荣的太子位。
刘嫖打击栗姬的同时，也在寻觅皇后的人选。最终，她看中汉景帝的另一位宠姬：王娡王夫人。
说到王娡王夫人，绝非一般女子。她的故事，颇为传奇。
王娡的母亲叫臧儿，是燕王臧荼的孙女。臧荼是汉初最先谋反的异姓封王，后为刘邦击杀。臧荼死后，臧家没落了。王娡长大成人后，母亲臧儿把她嫁给一个叫金王孙的普通人家，结婚数年，生有一女。臧儿很迷信，她找人算命，相士说她两个女儿都是贵人之相。臧儿心想，只有在宫中才可能大富大贵，便把女儿从金家接回，把她送入太子宫中。过了不久，王娡的妹妹王姁儿也被送入宫中。
在众多的太子妃中，王娡与众不同。她曾为人妇，为人母，不仅光彩照人，而且成熟，富有风韵。很快，她就成为太子刘启最宠幸的女人之一。她为刘启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在刘启成为皇帝后，儿子刘彻被封为胶东王。
刘嫖看中王娡的潜力，决定扶植她取代栗姬。王娡冰雪聪明，当刘嫖找上门要求把女儿嫁给刘彻时，王娡没有迟疑地满口答应。其实，当时刘彻只是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儿，远不到结婚的年龄，刘嫖的女儿陈阿娇也只是未成年的小女孩儿。这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婚姻，只是两个强势女人联合的标志。
据野史载，刘嫖曾经抱着小阿娇，问刘彻说：“你想不想讨个媳妇呢？”刘彻乖巧地答道：“想啊。”刘嫖指着身旁的其他女子：“这些人你喜欢吗？”刘彻都摇头。最后她指着坐在自己膝上的小阿娇问道：“阿娇好不好？”刘彻笑着说：“好。若讨得阿娇为媳妇，就盖个金屋藏起来。”这就是所谓“金屋藏娇”的来历。刘彻的乖巧令姑妈刘嫖欢喜得不得了，她多次游说汉景帝，终于把这一对小男女的婚事定了下来。刘嫖与王娡结为亲家，使王娡在后宫斗争中获得强有力的支持者，为她取代栗姬打下坚实的基础。
刘嫖开始执行她的第二步计划，在汉景帝面前极力赞称刘彻。确实，刘彻虽然年纪小，但聪明乖巧，连汉景帝也十分喜欢。不过，废黜太子终究是件大事，汉景帝不能不小心谨慎地考虑。
王娡是个有心机的女人。她知道栗姬在汉景帝心中的地位已一落千丈，为了彻底扳倒栗姬，又想出一个火上浇油的计划。她暗地里怂恿一些大臣向皇帝奏报，请求立栗姬为皇后，有的大臣不明底细，向皇帝上疏道：“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太子的母亲，应该尊为皇后。”
汉景帝看到大臣的上疏后，勃然大怒，认为是栗姬为了当上皇后，勾结大臣，拉帮结派，他怒气冲冲地说：“这事是你能说的吗？”下令处死该大臣，并废去刘荣的皇太子位，贬为临江王。
至此，栗姬完全失宠，连见皇帝一面也不可能，最后郁郁而终。
皇太子刘荣被废六个月后，汉景帝终于将胶东王刘彻立为皇太子，王娡也被册立为皇后。在这场太子之争中，王娡与刘彻最后成为赢家。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去世，皇太子刘彻登基称帝，便是著名的汉武帝。
刘彻的性格，与祖父刘恒、父亲刘启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刘恒和刘启都相当推崇文治，以黄老之术治国，萧规曹随，比较平淡；刘彻则崇尚武功，富有激情。他的性格更多继承母亲王娡，而非父亲。王娡作为一个帝国叛乱者的后代，作为一个曾经嫁过人、生过子的女人，竟然在入太子宫后，能奇迹般地爬升到皇后的地位，她的聪颖、胸襟、富有激情可见一斑，这些性格又遗传给了儿子刘彻。
少年刘彻文武双全。他爱好儒学，同时又非常尚武，勇猛过人。他喜欢在狩猎场上与猛兽搏斗，他对狩猎的过度热衷，经常遭到大臣的批评。他是一位勇敢、有魄力、坚忍不拔、不拘一格的皇帝，正是他的奋发有为，终把大汉帝国推向前所未有的强大与繁荣，无论在文治还是武功上，均有卓越的建树。
在文治上，汉武帝大力推崇儒学，使得儒学凌驾于诸子百家之上，这便是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七国之乱”后，地方诸侯的势力遭到空前打击，为汉武帝时代的高度君主专制、高度独裁打下基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提出，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百家就是“诸子百家”。在中国古代史中，学术思想最为发达的时代乃是春秋战国。当时，学术思想出现“百家争鸣”的鼎盛局面，百家意指当时主要的思潮学派，主要有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九家，其中以儒学、墨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最为著名。兵家偏重于军事思想，而名家偏重于逻辑思想，故而在政治思想上影响深远的，主要是儒、墨、道、法四家。
百家争鸣思想的产生，主要得益于宽松的政治环境。春秋战国时代，周室没落，诸侯纷起，整个社会权力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各诸侯国为了保持强大的竞争力，竞相改革变法，这也成为催生不同政治思潮的温床。
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启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时代。专制的政府，必然要统一国人的思想意识形态，故而秦始皇展开一场焚书大行动，“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等烧之。”只有医药、卜筮、种树这类实用性的书册才可以流传民间。这实际上树立了法家思想的统治地位。
秦的暴政很快被推翻，被禁绝的各种思想得以死灰复燃，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黄老道家思想与孔子的儒学思想。在汉初七十年时间里，黄老思想成为最重要的政治思潮，这也是同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经历了秦的暴虐统治与楚汉战争后，新兴的汉帝国百废待兴。此时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生产，休养生息，老百姓不希望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时，“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便成为时代的主流。
最初把黄老思想成功应用于政治的，是汉初著名的宰相曹参，所谓“萧规曹随”就是对他无为而治思想的形象说明。史书有一段中肯的评价：“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汉文帝、汉景帝时代，推行“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的无为政治，皇室带头勤俭节约，“文景之治”遂成为古代盛世之典范。
汉武帝即位后，社会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中央集权的程度加深了，皇帝的专制权力大大提高；其次国家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财富增加，国力空前强大。这些政治因素，加上汉武帝自身的勇猛进取，故而“进取有为”逐渐代替“无为而治”的政策。
儒家思想取代黄老思想，成为大势所趋。虽然儒学中包含有“仁政”的思想，但它恪守君臣之道、强调社会等级秩序等因素，又成为专制独裁者的福音。儒家在捍卫皇帝尊严与权威方面，是大有好处的。
建元元年（前140），年轻气盛、一直想有所作为的汉武帝下诏征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由皇帝亲自策问古往今来治理国家的方法，总计有一百余人参加应对。这次应对以庄助为第一，被提拔为中大夫，六十岁的儒士公孙弘被任命为博士。从这次对策可以看出，政府在取材上已经有明显的偏向性，凡是学申（申不害）、商（商鞅）、韩（韩非）的法家，以及师法苏（苏秦）、张（张仪）的纵横家，一概不予录取。
曾经盛极一时的法家思想，怎么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呢？秦帝国的快速没落，使人们不得不反思其原因，秦帝国只讲强权，只讲严刑峻法，不讲仁义道德，大失民心，最后只能被推翻。秦的垮台，法家也随之凋零，在汉初被视为“乱国政”的思想，故而汉武帝上台后，对法家学派之人，一概不予录用。
汉武帝本人喜爱儒家学说，他提拔窦婴为宰相，田蚡为太尉。窦、田两人均崇尚儒学，推荐儒学大师申培的门生赵绾、王臧为御史大夫和郎中令。赵绾又向汉武帝推荐恩师申公，汉武帝求才若渴，以厚礼迎接申公，授太中大夫。
不过，汉武帝推行儒学并非一帆风顺，最强有力的反对者就是祖母窦太后。
窦太后信奉黄老之学，最喜欢读《老子》，并奉之为经典，她不仅自己读，还要儿子、家人都认真读这本书。老太后极度仇视儒学，她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儒者“文多质少”，只会夸夸其谈，其实没有多少本事。
汉武帝上台后，虽有雄心壮志，但不敢得罪严厉的祖母，事事都得向窦太后禀报。新上任的御史大夫赵绾不知天高地厚，冒冒失失地上疏汉武帝，建议皇帝不要事事向窦太后禀报。窦太后大怒，派人暗中调查赵绾与王臧，收罗一堆不利于赵、王两人的证据。
窦太后突然反击，把收集来的证据出示给汉武帝过目，并训斥他不应该任用儒生。汉武帝不敢得罪窦太后，只得将赵绾、王臧两人下狱，这对师兄弟在监狱中自杀身亡。推崇儒学的宰相窦婴与太尉田蚡因举荐不当被免职，赵绾与王臧的老师申公被解职还乡。
这是汉武帝登基以来所遇到的最大挫折。年轻的汉武帝知道自己还不能与窦太后发生正面冲突，遂小心翼翼地避免明目张胆地任用儒生，以免遭到窦太后干涉。
建元六年（前135）五月，窦太后去世。
仅仅过了一个月，汉武帝再次重用儒家分子，他迫不及待地将田蚡扶为宰相。窦太后之死，意味着黄老政治时代的结束，儒学政治将迎来春天。
第二年（前134），汉武帝再次下诏，举贤良文学，皇帝亲自问策。著名的儒学大师董仲舒参加对策。董仲舒是汉代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以治春秋公羊学而著称，在汉景帝时曾担任过博士。他精进好学，据史书记载：“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在这次对策中，董仲舒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建议：“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的观点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同。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改变，也是继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又一次对自由思想的遏制。从此，儒学成为西汉的官方之学。虽然汉武帝并没有采取极端的手段，压制其他各家的学术，但儒学作为正统学术思想的地位由此得以奠立。
汉武帝为什么欣赏“独尊儒术”，大力推崇儒学思想呢？在诸子百家中，儒学思想最有利于专制统治，换句话说，最容易被统治者所利用。黄老思想崇尚寡欲，清静无为，主张节省财力民力，真正能实行黄老思想的帝王并不多见；墨家思想则有平民化的倾向，扶弱除强，强调社会正义，更多反映下层民众的政治要求，向来不为帝王们所喜欢；法家思想推崇君权，固然迎合帝王所好，但赤裸裸地标榜权力，容易引火烧身，秦帝国的迅速没落就是一例。与上述三家相比，儒家思想既标榜“仁义”，又强调“尊卑”秩序，这就容易为帝王所接受。
这里必须指出，汉武帝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儒者。他外表爱好儒学，骨子里则是个法家分子。表面上看，汉武帝排斥法学分子，实则不然。武帝时代最正直的大臣汲黯对皇帝有一句大胆的批评：“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一针见血地剖析汉武帝伪儒学的本质。汉武帝的统御术，其实说穿了，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儒家的招牌，沿袭法家的治术，外儒而内法，因而在武帝一朝，酷吏横行，一手遮天，严刑峻法实为汉朝之登峰造极。
如何看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
当专制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思想专制是大势所趋。专制制度必定要有一个官方意识形态，就算不是“独尊儒术”，也会是像秦朝那样“独尊法术”，或者“独尊道术”“独尊墨术”等，这些先秦伟大的思想都避免不了被改造利用。只要思想被专制，再伟大的思想，也会成为暴政的借口。
汉武帝“独尊儒术”，可有没有“罢黜百家”呢？其实没有。想要“罢黜百家”的是董仲舒，他认为对儒学之外的学说，要“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武帝并没有实行，他没有像秦始皇那样采取严厉手段打击异端思想。
自秦始皇一统中国建立专制政权之后，百家争鸣的土壤已经不复存在。光荣已经远去了，秦汉之交时，墨家几乎就已绝迹，名家也不知所终，连儒家的经典都残缺不全，还谈什么百家争鸣呢？在学术衰落的背景下，汉武帝似乎没有必要采取强权手段打击异端思想，他的做法，实际上是独尊儒术，让其他各家自生自灭罢了。
从某种程度上讲，汉武帝推动了学术发展。在武帝一朝，有几本重量级的著作问世——《史记》《淮南子》《春秋繁露》。《春秋繁露》是儒学大师董仲舒的代表作，《史记》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书，《淮南子》则是混杂多家思想的巨著。因此，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提法，并不太确切。
“独尊儒术”的提出，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它不可避免地引导学术传统转向儒学，使儒学的地位一下子跃居于其他学派之上，成为思想领域的权威。之后两千年，虽然各思想流派之间势力在不同时间段彼此消长，但儒学作为主流，特别是官方意识形态，这一点大体是没有太大变化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思想，跳不出前人所界定的框架，在没有强大的异端思想挑战的背景下，也难以维持其活力。
道家思想固然在“独尊儒术”的背景下遭到重创，但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思想流派。墨家思想在专制的土壤下已经无法生存，而法家思想则在“儒家”的外衣下，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汉武帝时代，真正受到致命打击的，是民间盛行的游侠精神。
有人认为，中国的侠义精神，源于先秦的墨家思想。这个结论是否正确，暂且不说。韩非子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学一旦与政治同流，成为立法的根据，便完全合法化了；而以锄强扶弱为己任的侠义思想，必然走向强权政府的对立面，成为强权专制政权的眼中钉、肉中刺。
侠士在初汉时还很有社会影响力，随着君王专制的发展，这些以武力行使道义的人，越来越被政府所深恶痛绝。这点我们从《游侠列传》中可以看出端倪。汉景帝时，皇帝派遣使者诛杀以豪侠闻名的济南人瞷氏、陈地人周庸；一代侠客郭解的父亲也是侠士，在汉文帝时被诛杀，而郭解本人则在汉武帝时被诛杀。
汉代武帝时期，政府对侠士的打击，不仅仅是因为侠“以武犯禁”或“杀人”，而是“为任侠行权”，就是侠士公然行使君王法令之外的一套权力。这一点无疑极大地刺激君王“履至尊制六合”的尊严与权力。所以，以尊卑定秩序的儒家思想一兴起，游侠精神便一蹶不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提出，虽然是大势所趋，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加剧了中国思想领域的保守色彩。此后君权愈盛，而民权愈衰矣。直到两千年后，西学东渐，民权、自由的思想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儒学，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