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被奉为历代帝王的必读物之一，宋末元初的著名史学家胡三省就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与《史记》相似，《资治通鉴》的编著者也会在动情之时做出自己的点评，言辞恳切，直击要害。因此宋神宗在审阅之后大加赞赏，甚至亲自为本书赐名。
无论是汉代初期的“文景之治”，还是唐代赫赫有名的“开元盛世”，《资治通鉴》的编著者都对它的前因后果进行了深入点评。对中国古代的官员选拔制度、食盐与铜铁对国家赋税的强大支撑，以及黄老之术在治理国家当中的意义等，司马光都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可以看到，《资治通鉴》对纷繁庞杂的治国方略做出了充分而又客观的评述，它对后世的治国者起到了良好的借鉴与警示作用，因此也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
李嗣源是怎样带领国家迈向“小康”的
《资治通鉴》记载：“（后唐明宗）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这里的“校”是“考校”“衡量”之意，而后唐明宗就是李嗣源。五代十国战乱频仍，帝王将相如同走马灯一般更换频繁，很多饱学之士都没有能够开创太平，那么行伍出身的李嗣源又是怎样让自己的臣民过上“小康”生活的呢？
史书上记载，李嗣源出身贫苦，年仅13岁就被晋王李克用收为义子。由于幼年尝遍人间冷暖，因此他在登上王位之后非常注意与民休养，这一点在乱世之中是十分难得的。
李克用死后，他的儿子李存勖继承了王位，建立后唐，史称唐庄宗。唐庄宗行军打仗无人能比，但在政治民生上却没有太大建树。尤其是在官员任用方面，唐庄宗只注重门第出身而不考量个人的才学和品德，因此在他执政期间，豆卢革、韦说这样被《资治通鉴》评价为“轻浅无他能”的人都坐上了宰相的座椅。
豆卢革和韦说到底有多无能呢？《旧五代史》中说，豆卢革“及登廊庙，事多错乱，至于官阶拟议，前后倒置，屡为省郎萧希甫骏正，革改之，无难色”。堂堂“名士”，却在拟定朝廷官阶制度的时候错误百出，甚至连别人帮他指正过来之后竟毫无羞惭之色，豆卢革学识之浅、脸皮之厚由此可见一斑。相比之下，韦说就更加出格了，他家中有一口井，原本是和邻居共用的，但是后来他又在井上砌了一层砖，单方面“收回”了用水权。邻居因此将韦说告了一状，判案的官员一开始以为井中藏了财物，但等将事实拨弄清楚之后，才发现里面只有一口破锅。堂堂朝廷大员，争来争去还只是一口井、一只破锅，韦说的人缘和心胸也可见一斑了。这个故事同样也被各类史书记载，成为令整个后唐王朝都尴尬不已的“笑话”。
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占据高位，那么真正想要报效国家的宏博之士就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所以李嗣源在继承皇位之后马上调整了国家的用人方略，他不注重出身与履历，一个人只要品行好、有见识就可以得到重用。
李嗣源知道，后唐能人异士虽多，但大都只是上阵厮杀的猛将，真正能够在治国方面为自己提出点建议的人才非常稀缺。于是他听从了户部尚书李铃的建议，鼓励各级官员为国荐贤。《旧五代史·后唐·明宗纪四》记载：“乙未，户部尚书李铃上言‘请朝班自四品以上官各许荐令录两人，五品官各荐簿尉两人，功过赏罚，与举者同之’。诏从之。”
这就是说，在朝五品以上的官员都有向朝廷举荐人才的权利和义务，不同之处在于四品以上的官员可以推举县令和司录，五品的官员可以举荐主簿和廷尉。而这些新上任的官员，他们立下功劳或者犯了过错，原来的举荐人都要受到同等奖惩。
同时，李嗣源还为各级地方官员设定了考评系统，下诏“州县官以三十月为考限，刺史以二十五月为限，以到任日为始”。有了业绩审核之后，朝廷上下做实事的人也就多了，这与唐庄宗时期是大有不同的。
除了招贤纳士、规范官员考核之外，李嗣源还严办了一批声名败坏的前朝旧臣。段凝是后梁时期的战事指挥官，但是他统军无方，对后梁的败亡需要承担主要责任。而且，梁主朱友贞在城破日以死殉国，段凝却率众投降，这种见风使舵的气节也是人所不齿的。而且，段凝等人擅长阿谀逢迎，朝廷上下被搞得乌烟瘴气。李嗣源登基之后，马上就对段凝等人进行了清算，先是收回了国家给段凝的赐姓，然后又革去了名爵，将其遣返乡里。被罢职夺姓的段凝羞惭不已，但李嗣源依然不解恨，紧接着又下旨将他流放，随后赐死。
还有一名叫孔谦的租庸吏，他在唐庄宗时期非常受宠信，但是李嗣源认为他“奸佞侵刻，穷困军民”，并以此罪名将其处斩。租庸吏的官方称谓应当是“租庸使”，它的主要职责就是为国家规划、收取赋税，大概和今天的国家财政部长类似。孔谦在出任租庸使的时候，为了获得唐庄宗皇帝的欢心，穷尽民力、多次制定不合理的赋税制度。而且，他在为国家聚敛财富的时候也不忘从中捞上一把，因此短短几年时间，他就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小吏变成了家资亿万的巨富。
处死孔谦之后，李嗣源紧接着废除了前者制定的种种不合理税收制度，百姓也因此纷纷称赞他是一个好皇帝。
史书还记载，李嗣源不仅罢黜无德无才的贪官、庸人，同时还大力拔擢那些愿意为国家办事的能员干吏。《旧五代史》记载，灵武节度使张希崇在任期间非常重视农垦，他不但积极办备军事，严防狄戎部族的抄掠，同时还在属地内推广屯田制度。古代的屯田分军屯和民屯，且以军屯为主。在没有战事的时候，张希崇就调拨将士，垦殖荒田，以资军用。
而且灵州境内多民族混居，整体上对后唐政权认可度较低。张希崇并没有用暴力强权约束地方百姓，而是不断去安抚、教化他们。因此在张希崇主政的这几年里，灵州境内军队战斗力强、百姓生活安定，还很少向朝廷索取额外的开支用度，李嗣源发现后非常满意，还特意发布谕旨褒奖张希崇。
史书中还记载了一件事。928年，有两个小孩子拿着竹竿在街上打斗玩闹，巡检军使浑公儿于是向上奏报说这两人要造反。奏闻传到李嗣源耳中后，他就指派石敬瑭来处理。石敬瑭也是求功心切，于是便将“造反者”粗粗审问，随后就地处斩。
后来，枢密使安重诲打听清楚事情的真相，然后将它奏报上去，李嗣源又惊又怒，特下诏书严办石敬瑭、浑公儿等，因受诬陷致死的小孩家属也得到了“绢五十匹、粟麦各百石”的赔偿。李嗣源自己则“减常膳十日，以谢幽冤”。
经过一系列的整顿之后，后唐明宗一朝廉吏较多，官场风气较好。再加上风雨和顺，丰谷连年，因此《资治通鉴》当中对其评价是“粗为小康”。当然，李嗣源治国，也出现过一些较大的疏漏，比如心腹重臣安重诲和任圜之间互相攻讦、错手冤杀了一批忠臣良将等。但所谓瑕不掩瑜，李嗣源能够以一介武夫身居庙堂，国家在他的治理下诸事承平，反映出他的治国能力非一般人可比。而且，李嗣源出身沙陀不通汉语，他能够仰仗的也只有庞大的官僚集体，故而他从吏治入手，打造出一支忠诚可靠的官僚队伍，即便自己不会说汉语、听不懂汉族人说话，也是可以高枕无忧的了。
谁天天喝酒却开创了太平盛世
《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位丞相，他身居高位却天天饮酒作乐，有人前来劝说，他还要拉着人家一起喝。更加令人诧异的是，这位丞相思想僵化保守，在治国方案上没有个人见解，但国家在他主政的几年时间里却诸事顺遂、百姓称善。那么，一个整天醉生梦死、保守木讷的人又是如何让国家运行得井井有条的呢？
《资治通鉴·汉纪·汉纪四》中有这样一段话：“日夜饮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参辄饮以醇酒；间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这里的“参”就是指曹参，萧何之后的汉朝丞相。
曹参不理政，被汉惠帝刘盈知道，刘盈就当朝责备他：之前你的儿子埋怨你不理朝政，这件事是朕安排的，而你居然把他痛打了一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盈大有兴师问罪之意，而曹参的回答也很巧妙。《资治通鉴》记载：“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
在这里，“垂拱”指双手下垂，表示这个人很放松，同时也有什么事情都不做的意思。因此按照曹参的意见，既然新君不似先主，自己不如萧何，那么治理国家就理应遵从前人的方法。这个故事传开后，民间也就有了“萧规曹随”的说法。
那么，曹参主持朝政，业绩如何呢？《资治通鉴》记载，曹参做了三年丞相，国家承平，百姓安居乐业，市井街头甚至还出现了关于他的民谣：“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壹。”
一个不理朝政、整天喝酒玩乐的人居然能够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其背后隐藏的处世方法和人生理念值得我们重点评述。汉朝建立之初，国家一贫如洗，《史记·平淮书》记载：“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这里的“钧”当“纯一”讲；“驷”指的是“架同一辆车子的四匹马”；“齐民”就是平民百姓的意思；“无藏盖”则是说百姓家中已经穷到没有什么可以藏的盖的了。
对于类似的现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有记述，他写道：“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有史料记载，西汉初年全国人口仅1500万，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缺人期”，而精壮劳动力在战争的影响下损失巨大，因此社会生产力严重不足，即便埋头苦干几十年，举国上下依然是捉襟见肘。
可以看到，西汉初年华夏大地一片萧条，民生凋敝、物资奇缺。史书上有很多汉朝皇帝馈赠功臣名将“动辄万金”的描述，而刘邦在被项羽围困的时候也让陈平携带“四万金”前去打通关节。挥金如土的背后，其实是钱贱米贵的生活现状。据《史记·平淮书》记载，汉初百姓买一石大米要一万钱，而马市的均价更是“值百金”。所以说西汉初年是中国史上典型的贫穷期，粮食物资奇缺，百姓生活困苦。
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为什么“萧规曹随”能够取得良好成效呢？这需要从萧何的治国思想上寻找根源。与其他好大喜功的治国者不同，萧何推崇的是黄老之术，他更喜欢用清静无为的思想来引导百姓。在萧何的主持之下，汉初政府对百姓的征召较少，分派的徭役款项也不多，这就给了老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大兴土木，原本用来发展经济、改善社会生活的民力遭到了极大削弱，社会稳定性也随之下降。
在管理者清静无为的方针之下，汉初百姓在农业生产方面得到了较为稳定的发展，从这一方面来说，萧何建立了一个好制度，曹参全力将其维持了下去。除了民生问题之外，“无为而治”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那就是缓和、掩盖了当时的地域矛盾。自从三家分晋以来，“战国七雄”的概念已经深入民心，在七国军民的潜意识之中，狭隘的地缘观念依然浓厚。秦朝是一个短命王朝，它没有能够完成对六国百姓的同化过程，因此这一历史使命就落在了汉初统治阶级的肩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内，萧何等人利用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治理国家，经过数十年的潜移默化，百姓对于中央政权的认可和拥护也逐渐增强了。
我们常说，当使用正确的方法前进时，每一次行动都是轻松而快捷的；但假如你用错误的思想来引导自己，无论多么努力的人也会遭受挫败。与萧何相比，曹参确实少了几分智谋和远见，但所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曹参同样也是一位智者，他懂得借用最好的方法来约束自我。史书上出现过各式各样的“兴邦之术”，有人通过改革壮大了国力，也有人通过招募人才强大了国家，凡此种种，从哲学角度来讲都是一种“求取”；而西汉初年的治国方针却是与之相反的“无为”。不过，每一个稳定政局的背后都有一个出色的政治团队，以黄老之术引导国计民生的萧何、曹参则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为什么买卖盐铁就能富国强兵
为国家征收赋税是一门大学问，做得好可以富国兴邦，做得差则会引发民怨和战争。春秋时期有一个很会收税的人，他叫管仲；《资治通鉴》之中也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税客”，他叫桑弘羊。
从大政方针方面来说，桑弘羊和管仲的税收制度是一脉相承的。《管子·海王》中首先提出了“官山海”概念，这里的“官”是一个使动词，意即将天下的山川和大海收归国有。《管子》是后世根据管仲的政治思想编撰而成的，而“官山海”也确实为天下的税收制度做出了重要改革。
管仲认为，国家征收税款，应当从显性的征缴变为隐性收取。农耕时代百姓的生活离不开两样东西，一是铁器，二是食盐。所以统治者只要将税收植入这两大项目中，国家的财政政策就会显得无比柔和。而且，古代地方政府受交通因素制约严重，辖区内的人口登记非常困难，很多住在偏远地区的人都可以通过种种方式过上不交税、不服徭役的生活。盐铁官卖的制度实施之后，但凡通过官方渠道购买食盐和农具的人都向国家缴纳了税款，这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政府征税难的问题。
对于管仲的治国理念，桑弘羊是绝对拥护的。《资治通鉴》记载，公元前81年，汉昭帝召集朝臣商讨国家现行制度的优劣，几乎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示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酒榷即酒类专卖制度，均输官则是协调各地贡货转运、买卖的属员。
对此，桑弘羊是持反对意见的，他说：“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
大臣们想要让利于民的做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汉武帝一朝国家战事较多，百姓生活质量下降，所以在这个时候采用更为宽和的制度是可行的。但是从长远而论，国库殷实程度才是评判相关政权能动性的基本标准，一旦盐铁官卖的制度遭到了更改，那么灾荒之年国家就会无力赈济，战事爆发时朝廷就会缺乏军饷。对此，我们依旧可以从史料之中找到相关的佐证。
史书记载，汉文帝刘恒令人为自己的宠臣邓通相面，看相的术士回答说：邓大夫将来会穷困潦倒，活活饿死。
汉文帝说：朕富有天下，想让一位臣子终身富贵又有何难？于是他下令赏给邓通铜山一座，让他可以铸造钱币。因为司马光反对狐仙鬼怪之论，所以《资治通鉴》之中并没有关于运势、命理的记载，只是简单地记述道：“太中大夫邓通方宠信，上欲其富，赐之蜀严道铜山，使铸钱。”
秦汉时期的严道县就是今天的荥经县，它在古代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西南重地。当地富产铜铁，因此汉文帝将这里的铜山赐给邓通，认为这样就可以令其“富”。有了严道县的铜山之后，邓通采铜炼铁，短短时间就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巨商。
和邓通类似，汉文帝时期最有权势的诸侯王吴王刘濞也因为封地内有盐铁而富甲天下。关于刘濞的富有，《资治通鉴》分三处笔墨对其进行了描述，第一处说：“吴王刘濞有豫章铜山，招致天下亡命以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而国用饶足。”
汉代诸王，一般都是在自己的属地内征收赋税，并借此治理藩国。但刘濞已经到了不需要向属民征收税款就可以“国用饶足”的地步，因为他有采矿和煮盐这两大项目。
《资治通鉴》第二次描述刘濞富有是在他的嫡长子被误杀之后。当时吴太子和皇太子为下棋吵了起来，前者被后者失手打死，刘濞为此怨恨朝廷，数次拒绝朝廷的召见。最后，汉文帝只好赐给刘濞案几和拐杖，准许他终身不朝觐，这件事才算大体了结。事件最后，司马光意味深长地写了这样一段话：“然（吴王）居其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予平贾；岁时存问茂才，赏赐闾里；他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是者四十余年。”
关于“卒践更，辄予平贾”，《汉书音义》解释说：“以当为更卒，出钱三百文，谓之‘过更’。自行为卒，谓之‘践更’。”古代百姓每年都有向朝廷服徭役的义务，但这项差事可以花钱请人替代，于是替人服役的可以得代役金；自己亲身服役的就叫作践更。又因为代役金没有固定的标准，有时高有时低，于是人们就需要引入“平贾”的概念。这就是说，刘濞凭借盐铁两大项目，不仅不向百姓摊派赋税，而且还会按照市价支付给他们为王府服役的钱；假如某人因故不能践更，刘濞还会自己出钱，帮这个人聘请替代者。
而且，刘濞每年都会在属地内搜罗人才，给老百姓馈赠赏物，别国的人逃亡到吴地，刘濞也都收留保护。这种不收税、付费徭役、赏赐百姓、蓄养流亡的事情一直持续了四十多年，而刘濞还要供养军队、属员、家眷，维持奢华的生活，如此开销绝不是一般巨富能够承受得起的。
第三处表述刘濞富有的文字是：“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发二十馀万人。”
古代征战，兵员每日耗费的粮草、军饷是不计其数的，再计算上盔甲等器械的筹措、损耗，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完全支撑不住的。
可以说，盐铁官卖对于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存在着不可替代的意义，隐藏在食盐和铜铁之下的财富是难以胜数的。通过盐铁官卖，统治者可以更加隐性地收取赋税，社会稳定性也因此得到保障。有了铜山盐海，邓通可以成为天下闻名的巨商；刘濞可以完成不收租也可以“国用饶足”；朝廷可以“制四夷、安边足用”。在遇到懒惰、不上进的富家子弟时，我们常常会善意提醒他“防止坐吃山空”，但是如果这座山里蕴藏着丰富的矿石，那恐怕真的是十辈子也吃不完了吧！
北魏孝文帝实施了哪些行之有效的改革
史书上记载说，横行漠北的匈奴人衰弱之后，另一支古老的游牧民族逐渐壮大了起来，而它就是活跃于今天黑龙江、嫩江以及大兴安岭的鲜卑族。398年，拓跋珪正式称帝，定国号为“魏”，史称“北魏”。
逐水草而居是游牧民族的特点，牧民们擅长弓箭骑射，但对种地养蚕非常抵触。农耕文明得不到发展，国家的根基就会受到威胁。事实证明，单靠蓄类养殖、剽掠汉族人的政权都不能够长治久安。《资治通鉴》记载，孝文帝对中原文化非常向往，他经常向臣下寻问汉族人的制度和章法，迫切希望为自己的臣民找到一条更为合理的发展之路。485年，孝文帝接受李安世的建议，颁布了数则意义深远的制度。
李安世上言说：“岁饥民流，田业多为豪右所占夺；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使力业相称。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归今主，以绝诈妄。”
李安世强调现有土地的分配权与使用权，并且认为土地的分配“宜更均量”，孝文帝很认可这个看法，于是颁布以下数条政令：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只盈缩。诸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初受田者，男夫给二十亩，课种桑五十株；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计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诸宰民只官，各随近给公田有差，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
“露田”就是没有栽树的田地，“依良丁”就是指依照成年劳动力的标准（分配土地），而“所授之田，率倍之”则要结合上下文来理解。政令中说，正常情况下成年男丁分田四十亩，成年女子二十亩；而“三易之田”，也就是三年才能耕种一次的田地在分配时要多给农民两倍。那么照此推算，“所授之田，率倍之”就应当是“两年耕种一次的田地，都按照双倍标准发放”。
可以看到，孝文帝对于北魏境内的土地分配还是有一定见解的，他的土地政策就是在参考了社会阶级和田土质量之后制定的，因此历代史学家对他的“均田制”推崇备至。但是，鲜卑人历来以游牧为生，他们对农耕文化存在强烈的排斥心理。《资治通鉴》记载，孝文帝最初迁都洛阳的时候曾颁下“移风易俗令”，但是并州刺史、新兴公元丕对此坚决反对。当参加朝会、出席宴请时，元丕总是留着鲜卑人的发型，穿着胡人的衣服。
孝文帝的太子元恂也是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他经常将朝廷赐给自己的汉服撕毁，然后披散着头发在自己的宫殿里跑来跑去。有大臣提出劝谏，元恂就认为这是在有意刁难自己，找机会将对方杀死。《资治通鉴》还记载，鲜卑人一开始是没有货币概念的，一直到495年孝文帝下令统一铸制太和五铢钱，北魏才有了自己的流通货币。
所以，早期的北魏在意识层面还没有完全脱离游牧文化的局限，举国上下都对新政缺乏积极认知。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推行均田制，依靠社会的自觉是行不通的，只有启动国家强权、用强横的制度来推动新政才是唯一出路。为此，孝文帝决定先查清全国的人口数量，只有把全国人口数查探清楚了，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制度才可能实施。于是，这又涉及到另外一项政策改革，那就是“三长制”。
《资治通鉴》说：“（北）魏无乡党之法，唯立宗主督护；民多隐冒，三五十家始为一户。”这里的“乡党之法”指的是基层民众的组织法规；“宗主督护”则是北魏特有的一种地方基层组织制度。在宗主督护制体制中，大大小小的地方豪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佃农和私家军，这些豪强为自己修建城堡和坞壁，在里面囤积粮食军械，势力不可小觑。
通常而言，大一点的豪强宗主可以吸纳上千户人家，而他们上报给朝廷的数量却远远低于实际数量，甚至达到了“三五十家始为一户”。这样一来，全国到底有多少户人家、有多少劳动力，就成了一个不解之谜，而这也将会对均田制的实施带来严重阻力。
秘书令李冲建议说：“五家立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党长，取乡人彊谨者为之。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夫，党长三夫，三载无过则升一等。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匹为公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百官俸。此外复有杂调。民年八十已上，听一子不从役。孤独、癃老、笃疾、贫穷不能自存者三长内迭养食之。”
按照李冲的意见，国家要仿效古法，将天下百姓分割成大小不一的“组织”，然后由邻长、里长、党长来负责监督，这就是“三长制”。为了让“三长”全心全意为朝廷办差，李冲还建议朝廷给邻长家里免去一人差役，里长家里免去两人差役，党长家中免去三人差役。在此，“复”的意思就是“免除赋税徭役”。
此外，李冲还初步拟定了国家税务的征收标准与用途，并且为社会当中的弱势群体提出了简单保障。孝文帝非常赞成李冲的建议，他于486年开始在全国推广三长制，并以此为基础向百姓收取赋税。
均田制和三长制的实施，让北魏焕然一新，在更加系统化的生产、税收制度下，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北魏国力也在稳步提升。《资治通鉴》记载：“民始皆愁苦，豪强者尤不愿。既而课调省费十余倍，上下安之。”
除了均田制和三长制之外，孝文帝还向汉族学习教育制度与官僚体制，然后逐一应用。这一系列的改革，让北魏从一个稳定性差、实力弱小的新兴政权，逐渐成长为可以和中原地区一较高低的实力强国。
古代皇帝是如何选拔官员的
《资治通鉴·汉纪·汉纪五十八》记录了曹操说的一段话：“孤始举孝廉，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世人之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誉，故在济南，除残去秽，平心选举。以是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乡里。”
这番话对两汉时期的官员选拔制度做出了总结和评价：朝廷选拔人才、任用官吏，倚仗的是“举孝廉”；但基层推举人才，却往往藏污纳垢，假如有人试图按照公正公开的方式举荐孝廉，那么他就容易“为强豪所忿”，严重的还可能遭到打击报复。
史书记载，我国最初的官吏任免是“世官制”，它存在于先秦时期，强调贵胄子弟可以继承父辈的爵位，世代延续。由于世官制并不能帮助统治者拔擢贤能，于是到了汉代，察举制应运而生了。
《资治通鉴》记载，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广罗天下人才，他准许民间推举贤良，然后自己再逐一“面试”。其中，广川人董仲舒对汉武帝的提问对答如流，因此汉武帝便任命他到诸侯王刘非那里去当相国。
当然，察举制的体系是庞大的。各类史料记载，察举制最早出现于汉文帝时期，随后不断发展演变，曹操所说的“孝廉”只是其中一种。除此之外，还有“茂才”“察廉”“光禄四行”等。
在具体实施察举制时，各级地方官都可以在自己的辖区内举荐人才，然后再由中央出题考评，合格者即可酌情选用。到了东汉年间，察举制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朝廷根据地域的大小、人口的多少，给予不同州府不同的选官名额，这样就更加充分地发挥了察举制的优势。
不过，察举选官同样也存在一定的弊病。后世学者认为，察举制存在较多的主观评判，它并不能够客观地考量一个人的才学与品行，而且举荐者和被举荐者之间也容易形成朋党关系，朝堂之上的派系多了，国家内部的凝聚力也就削弱了。更为糟糕的是，东汉中后期各大名门望族开枝散叶，察举制已经沦为高门子弟涉足仕途的专属品，民间甚至流传起“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童谣。
在察举制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九品中正制”，它的提创者是陈群。《资治通鉴》记载：“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在这里，“九品官人之法”就是“九品中正制”。
从人才的选用模式上来讲，九品中正制可以被看作是对察举制的一种继承，因为闻名乡间的贤士都需要中正或者地方官员的举荐才可能获得入世的机会。但是，九品中正制也有它自身的优点。
首先，在人才的考评上，九品中正制确定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的品级制度，对人才的综合能力算是有了一个区别量化。
其次，九品中正制首先提出了“中正官”概念，这一点也是较察举制有所不同的。两汉时期的人才选拔都是由地方官推举的，而九品中正制则要求“贤有识鉴者”做中正，然后由中正专门考评人才。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描述这一区别，那就是察举制是由兼职代理的人才选拔制度，而九品中正制则是专业人士执行的选官方法。
再次，相较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更利于维护不同地方的稳定。学术界认为，察举制选用人才偏向于“人品”和“才学”，而九品中正制更看重“家世”和“才学”。这就是说，察举制推荐的大都是“君子”，九品中正制推荐的大都是“士人”。东汉中后期，国家内部豪门林立，很多有名望的家族之间又互相联姻，比较有名的如河内司马家族以及颍川士人中的陈、钟、荀、庾四大家族等。甚至我们非常熟悉的诸葛亮也来自士族家庭——他是琅琊诸葛一脉的后人，家世衰落之后迁往荆襄，并娶了名士黄承彦的女儿。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阶级的实力不断壮大，而且这部分人的受教育程度也更高，他们中间也出了很多名士。因此九品中正制设立之后，中正官们每到乡里，首先听到的都是这些名人雅士的故事，然后根据乡间风评对他们“第其高下”。
很显然，九品中正制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安抚不同门第之间的情绪，平衡各士族家庭之间的实力对比。魏晋南北朝时期割据势力较多，王权相对较弱，因此获得士族家庭的支持是非常必要的。
到了隋唐时期，上述选官制度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科举取士也就登上了历史舞台。《旧唐书·狄仁杰传》当中有记载：“后以明经举，授汴州判佐。”就是说，狄仁杰也是由科举制度选拔出仕为官。和以往的选官制度不同，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方面范围更广，客观性更强，它先以学识为标准筛选天下才俊，然后再依照具体情况将他们分派到不同的岗位上去。《资治通鉴》记载说：“大略唐之选法，取人以身、言、书、判、计资量劳而拟官。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众而告之。然后类以为甲，先简仆射，乃上门下，给事中读，侍郎省，侍中审之，不当者驳下。既审，然后上闻，主者受旨奉行，各给以符，谓之告身。兵部武选亦然。”
这就是说，唐代的铨选制度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成熟度，无论是科举出身的候补官员，还是各部待考的官吏，他们都需要经过一定的审核才能获得职务。所谓的“身”指的是仪容形态，如果形象不好肯定会影响其仕途；“言”是指谈吐辞令，考官们会通过答辩的方式来评估对方的才学；“书”一方面指文章才气，另一方面也涵盖书法水准；“判”主要是对事物的见解和看法；“计资量劳”则是特指铨选之中的现任官，他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做出的功绩和贡献都会被评估、核实。
古代的选官制度影响深远，齐桓公得管仲辅佐，于是齐国九会诸侯；秦穆公网罗天下才俊，于是秦国称霸西戎；燕昭王建幽州台，于是中兴燕国……“汉初三杰”对刘邦的意义已不必多谈，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威名也不必逐一细说。主明臣贤、海清河晏，这是古人治国的不变追求，所谓圣主可遇而不可求，但散布天下的能人异士可以用制度来筛选、招募。这正是古代选官制度的意义所在，而无数家国往事也都在证明，人才在王业兴衰之中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得人才者霸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