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资治通鉴》中描写篇幅最多、艺术含量最高、传神度最佳的部分。与一般的史书或演义小说不同，《资治通鉴》对大大小小的战争都进行了细致的描写，阐述了独到的看法，尤其是对大型战役发生的前因后果进行了深入分析。比如书中对田单的火牛阵、以弱胜强的淝水之战、唐朝定鼎天下的虎牢关战争等的描写，已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而对在战争当中出现过的能人异士，编著者也进行了精彩绝伦的描写。比如说勇冠三军的薛仁贵、使用两条重达百斤的铁枪在两军阵中往来驰骋的王彦章，以及“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杨素等。
可以说，对于战争的描写是《资治通鉴》中最为耀眼的部分，编著者不仅描述了残酷激烈的战争场面，同时也刻画了一个又一个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千百年来，无论是流行于街头巷尾的稗官野史，还是记录重大历史变迁的官修正史，都对《资治通鉴》关于战、将、兵的记载给予了高度评价。
为什么田单能以两座城池光复齐国
《资治通鉴》对于田单光复齐国的惊险过程也做出了精彩评述。当时燕昭王拜名将乐毅为元帅，联合秦、赵、韩、魏四国，共同征伐齐国。多方受敌的齐国屡战不利，甚至连大将韩聂也在乱军之中阵亡。更加糟糕的是，原本承诺和齐国联手作战的楚国也背弃约定，派大将淖齿杀死了齐国的君主齐泯王田地。在这样的情况下，乐毅统领的燕军将士更加勇猛，他们一口气攻下了齐国七十余座城池，只剩下即墨、莒城依然还在坚守。
此时，即墨军民已经深感大难降至，他们共同推举刚刚逃亡到这里的田单为首领，希望他能够抵挡住乐毅的进攻。
国家有累卵之危，田单自然是义无反顾。他知道原本弱小的燕国之所以能够屡战屡胜，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乐毅。乐毅足智多谋，又善于用兵，当时人们甚至将他与辅佐齐桓公称霸天下的管仲相提并论。所以想要打退敌军，就必须要除掉乐毅，而这也是田单率领即墨军民发起反击的第一步。
田单知道，乐毅统领燕国主力南下攻齐，远在千里之外的国君进退维谷，他一方面害怕战事不利而引火烧身，另一方面又担心战争胜利之后主将拥兵自重、引狼入室。所以针对这一种心理，田单让人散播流言，说是乐毅将会在攻破莒城和即墨之后自立为王，反噬燕国。
恰好在这个时候，一直力挺乐毅的燕昭王去世了，他的儿子继承了王位，史称燕惠王。燕惠王对前朝的权臣和名士态度暧昧，因此他在听到流言之后马上派亲信大将骑劫取代了乐毅的位置。对此，《资治通鉴》当中这样记载：“燕王固已疑乐毅，得齐反间，乃使骑劫代将而召乐毅。”
解决了乐毅的问题之后，田单又实施了另一个计划，那就是激发齐国军民的斗志。当初乐毅做统帅时对即墨军民采取的是怀柔政策，他下令说：一律禁止伤害从莒城中出来的百姓，如果他们当中有穷苦困饿的，我还要从军中支给粮米接济。
正因如此，即墨军民对燕国的敌意不够强烈，只要对方不打过来，他们也就不会打回去。于是骑劫上任之后，田单马上散布流言说：齐国有一批俘虏在燕军营地里，如果燕军士兵把这些人的鼻子割下来，迫令他们做攻城的向导官，那即墨就危险了。
这一则流言也起到了作用，当即墨的军民看到城外那些被割掉了鼻子的俘虏之后，一个个都又惊又怒，再也不考虑投降的问题了。
除此之外，田单还故作担忧地说：齐国人的坟墓都在城外，要是祖先的坟茔被人挖了，那我们恐怕就会精神恍惚、不再有战斗力了。
听到这一种说法之后，燕国士兵马上将齐人的坟墓全都挖开，然后将棺木尸体架在火上焚烧。很快，这一令人发指的行径就传遍了即墨，满城军民无不咬牙切齿，发誓要和燕国决一死战！
随后，田单又在城中搜集了一千多头牛，在它们的身上涂了奇怪的花纹，然后在牛尾上绑好了浸满油脂的芦苇。准备好这一切之后，田单就派人到骑劫的营帐里进献降书，表示愿意率众投降。
傲慢自大的燕国军士根本没有将孤守五年的即墨放在眼里，而田单瞅准时机，命令士兵点燃了绑在牛尾上的芦苇，然后将这些“火牛”从事先挖好的城墙洞里赶了出去。漫漫长夜，即墨郊外成了一片火海，燕国军人的营地被横冲直撞的火牛冲得七零八落，田单也率领压抑已久的齐军将士冲了出来。这一仗即墨军民同仇敌忾，气势滔天，骑劫被杀，燕国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田单率众一路追赶，沿途那些原本被乐毅攻破的城池也都纷纷脱离燕国重归大齐。对此，《资治通鉴》当中的记载是：“齐人杀骑劫，追亡逐崐北，所过城邑皆叛燕，复为齐。田单兵日益多，乘胜，燕日败亡，走至河上，而齐七十馀城皆复焉。”
以区区两座孤城展开绝地反击并最终击败强敌，田单从此名动天下。而后世人们在评价田单和他的丰功伟绩时，却不会仅仅局限于以上几点。除了“离间乐毅”“激发斗志”和“火牛计”之外，我们还应当看到更多的东西。
首先从敌方内部因素上说，乐毅被取代可以被看作是整场战役的转折点，而他的离任又是一件带有浓厚“意外情节”的事情——如果对乐毅信赖有加的燕昭王不死，那么无论田单如何实施反间计都不会成功。
另外，田单为了保全自己的国家，他使用的计谋都是阴狠毒辣的，无论是割掉俘虏的鼻子，还是掘开祖先的坟墓。但以中立的角度看，正所谓“兵不厌诈”，田单的做法都是为了谋取战争的胜利，他在战场上善于运用心理因素，以带来无形力量，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而且，田单用智慧来掌控整场战争的走向和态势，他不依靠勇力和强敌对抗，这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和灵活多变的才智也绝非一般人能够拥有。所以西汉著名经学家刘向称赞田单是“安危继绝”的“贤佐俊士”，南宋文学家洪迈说“赖田单之力，齐复为齐”了。
最后，从战争局势上看，田单能够反败为胜也存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五国最初联合伐齐的时候，大家同心协力；但是当齐军主力败亡之后，秦、赵、魏、韩就宣告退出，因此田单面对的只有乐毅和他背后的大燕。此外，齐国是较早实施行政划分的国家，统治这里的田氏家族将全国划分成了五个大区，而莒城和即墨就是五大区的据点城市，其物资储备和人口密度远超一般城邑。所以说，这也是他能够以弱胜强的一个原因。
综上所述，敌人内部的分化瓦解降低了田单展开绝地反击的难度；即墨丰富的资源为田单提供了物质条件，以上因素再加上田单本身“安危继绝”的才能，享誉古今的“田单复齐”也就顺风顺水了。
是谁率领三千玄甲军打败了十万之师
我国古代有五大精锐部队，玄甲军就名列其中。隋朝末年，华夏大地诸侯割据，秦王李世民特意挑选了数千名骁勇善战的士兵，为他们配备了全副武装的战马，然后命令秦琼、程知节（程咬金）、尉迟恭等人用不同的阵法和战术操练他们。由于这支军队上阵时都要穿上黑色的铠甲，所以人们称之为“玄甲军”。
在玄甲军没有出现之前，战场上最具威名的骑兵是突厥人的轻骑兵，他们机动灵活，战法多样，常常能够出奇制胜。而李世民的玄甲军操练成型之后，在战斗力上更胜一筹。621年，李世民率军包围了洛阳城，王世充抵挡不住，于是向夏王窦建德求救。窦建德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就尽起麾下士卒十万人，号称三十万，浩浩荡荡向西而来。
这个时候，有人劝李世民分兵抵挡，也有人建议避开腹背受敌的困境，先行班师。在听取了多方意见之后，李世民最终认为如果能够击败窦建德，那么困守洛阳的王世充也将不战而胜，所以这是一个平定天下的大好时机，撤军是万万不能的。
最终，李世民留下大将屈突通辅佐弟弟李元吉继续围困洛阳，自己则率领三千五百名玄甲军火速赶往虎牢关驻防，阻止窦建德西进。虎牢关是通往洛阳的战略要地，地势险峻，窦建德见到这里有唐兵防御之后就下令安营扎寨，想等攻克隘口之后再驰援洛阳。
当时，屯扎在虎牢关外的夏兵有十万之众，李世民身边只有三千多人，但他召集众将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敌军新到，我决定要去刺探一番虚实，你们点好队伍，与我同行。
就这样，李世民带领五百名骁骑奔赴窦建德的营地。
离夏兵营地不远处，李世民遇到了一股游兵，他大声呼喊“我秦王也”，并且射死了一名敌方军官。窦建德听到奏报之后又惊又怒，急调六千轻骑兵追杀李世民。但是李世民镇定自若，他故意一个人在后面缓缓撤退，将追击的敌人引到了自己早就设好的包围圈里。最终，六千轻骑兵被李世民和他的五百玄甲骑兵打得大败而逃。《资治通鉴》当中的记述是：“（李世民）将骁骑五百，出武牢东二十馀里，觇建德之营……世民逡巡稍却以诱之，入于伏内，世绩等奋击，大破之，斩首三百馀级，获其骁将殷秋、石瓒以归。”
然而，以五百人杀退六千骑兵，这样的战果显然是值得骄傲的，但是李世民和他的玄甲军的威力还远不止于此。百骑探营的事情过后，双方都逐渐稳住了阵脚，进入了对峙阶段。窦建德连续放出哨兵和谍报人员，不断刺探虎牢关之中的消息，但即便知道关内守军不多，他也不敢轻易行动。直到听说唐军草料用尽、不得不将战马驱赶到黄河边放牧时，窦建德才制订出发动突袭的计划。
这时，李世民也通过自己的密探知道了夏军的计划，他率领众将登上关口，然后指着敌阵对大家说：窦建德的军队纪律涣散，而且在距离我方很近的位置列阵，这是傲慢轻敌的表现。现在我们不要和他们打，等到了正午时分，他们就会士气低落，我们可以一鼓而破。
日过正午，夏兵焦躁难耐，他们或者等着开饭，或者到处找水喝，或者干脆就坐到树荫下乘凉，李世民于是传令三军，对窦建德发动突击。此时此刻，窦建德正在接受随行臣工的朝谒，所以当李世民的骑兵杀来时，官员们都举止失措，全都冲向了窦建德。这时，窦建德的亲兵卫队想要救驾，但他们和君主之间又隔着本国的王公大臣，于是窦建德不得不命令身边的大臣退散开去，这样，他的亲兵才又冲了进来。
然而就在这一进一退之间，李世民的玄甲军已经杀到了窦建德眼前，窦建德狼狈不堪，只好向后不断退却。看到窦建德就在眼前，唐军将士越加士气倍增，淮阳王李道玄一马当先，手持长矛冲进夏军营地，身上连中数箭依然力战不退，秦琼、宇文歆、程知节（程咬金）等更是随李世民直透敌阵，勇不可当。
窦建德见战局已经失控，于是纵马逃跑，但是他的身上被刺中一枪，伤口流血不止，因此不能快马疾走。唐将杨武威、白士让虽然不认识窦建德，但他们从对方的衣着上早已猜出了八九分，于是二人率领本部士兵跟在窦建德身后穷追不舍。最终，窦建德心惊胆寒，自己从马上跌落下来，成为唐军的俘虏。对此，《资治通鉴》之中的记载是：“车骑将军白士让、杨武威逐之，建德坠马，士让援槊欲刺之，建德曰‘勿杀我，我夏王也，能富贵汝。’武威下擒之，载以从马，来见世民。”
虎牢关之战，李世民凭借三千玄甲军就大破窦建德的十万之众，王世充深感获救无望，只好开门投降。从此之后，唐王朝统一天下的趋势已经势不可当，而李世民和玄甲军的功劳也是无须赘言的。
当然，抛开这场战争本身的历史影响力不谈，历朝历代的史学家们都对李世民和他的玄甲军推崇备至。因为在这次实力悬殊的大战中，唐军将士以一当十，出人意料地在夏军阵地之中往来驰骋，将冷兵器时代重骑兵的强悍战斗力体现得淋漓尽致。后世人们分析认为，李世民是一位勇敢果决、足智多谋的三军统帅，他能够料想到敌人的战略意图和攻防意识，并针对不同的战争突发状况做出最优选择。
与此同时，玄甲军本身的战斗素养也为虎牢关之战的胜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从作战理念层面来讲，玄甲军是超出其他传统骑兵部队的。如果我们按照装甲厚度来评估一支骑兵部队的攻防实力，那么毫无疑问全副武装的重骑兵是最为强大的，但过重的铠甲会影响作战的机动性，而所谓“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跑得慢就会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正因如此，突厥人的轻骑兵才以“小”“快”“灵”的优势成为当时欧亚大陆上的一流作战部队。
综合以上两种现象，李世民的玄甲军做出了更为合理的选择：削减马匹本身的装甲，同时增强骑兵本身的铠甲防御。通过不同的历史文献我们可以看到，李世民的玄甲军不单作战能力强，同时机动性也强。对付窦建德等人的军队时，他们就给马匹穿上厚重的铠甲，冲锋陷阵无可抵挡；和突厥人作战时，玄甲军又会给战马穿上轻铠，摇身一变成为轻骑兵。通过装甲的装卸，玄甲军可以适应不同的战争需求，而骑兵自身穿戴的护具精巧完备，不容易受到致命伤害，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要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让战马执行不同的装甲状态，这一点李世民和他的玄甲军又是怎样做到的呢？原来，早在李渊还没有起兵之前，李氏家族就私藏了四十万副盔甲，这当然是国家禁止的。而且，在和突厥人打交道的时候，李世民获得了良驹三千匹，他将这些马匹和降将屈突通带来的一千匹马、瓦岗寨收编的一千匹马，以及自己原有的骑兵部队统编成型，最终打造出了一支近万人的精锐战队。这样一来，有装备、有战士、有马匹，组建最豪华的玄甲军也就不在话下了。
所以，在对外作战的时候，玄甲军可以达到“一名骑士配两匹战马”的标准，一匹马身披重铠，另一匹则是轻甲。按照这一标准，李世民当时率领奔赴虎牢关时的三千五百名玄甲兵，其实应该是三千五百名士兵、七千匹战马。窦建德不知道玄甲军的这一种机密，因此等唐军在黄河岸边放马时叫阵，结果大败而归。
总体而言，玄甲军是我国古代一支非常著名的精锐部队，它从作战素养、战斗装备等方面都远超同时代的其他战斗力量。而且，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风华正茂、勇敢果决的李世民，所以屡战屡胜也就不足为奇了。
王彦章真的是被“五龙二虎”联手击杀的吗
王彦章是五代十国时期后梁大将，民间有关他的传说非常多，其中最精彩的一个典故就是“五龙二虎困彦章”。《残唐五代十国演义》描述说，王彦章被七员威名赫赫的大将围攻，最后拔刀自刎。这七员猛将分别是李存勖、李嗣源、刘知远、石敬瑭、郭威、杨衮、高行周。由于这七员猛将之中的前五位后来都在乱世中当过皇帝，所以民间称之为“五龙”；而杨衮传说是杨家将的祖先，高行周则被说是“南宋第一枪”高宠的祖辈，所以评话里将他们并称为“二虎”。这样看来，王彦章能够在以上七人的围攻之下以身殉国，实在是令人惊叹！
当然，民间评话、小说演义往往是夸张的，人们会根据某位猛将的特点不断修饰渲染，最后形成一个更具震撼力的艺术形象。所以《残唐五代十国演义》中的描述只是文学作品当中的艺术加工，并不能如实地还原当时的真相。在《资治通鉴》当中，王彦章确实是后梁的栋梁之臣，他多次率领大军和实力强大的后唐交战，但最终因为皇帝听信谗言，将兵权交给不会打仗的段凝，才导致了王彦章兵败被杀的结局。
史书当中对王彦章的勇武也是推崇备至的：《新五代史·死节传》说，王彦章可以光着脚在铁蒺藜上面走，手持铁枪在后唐的大军阵中杀进杀出；《旧五代史》专门为王彦章写传，说他“以骁勇闻”，并且“常持铁枪冲阵”；《册府元龟》则说王彦章使用一条超过一百斤的铁枪在战场上往来驰骋，敌军“无敢当者”。
而《资治通鉴》对王彦章的描写就更加引人入胜了，原文写道：“王彦章骁勇绝伦，每战用二铁枪，皆重百斤，一置鞍中，一在手，所向无前，时人谓之‘王铁枪。’”
一个人可以手持超过一百斤的铁枪在战场上厮杀，而且还在马鞍上挂一根备用的，这种勇力确实足以让后人为他著书立说。但我们知道，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有很多，将士的勇猛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虽然王彦章有万夫莫敌之勇，但他的国家却被敌人攻破，这其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就值得后人深思了。
《资治通鉴》记载，后唐军队包围中都县（今山东汶上）时，王彦章身边只有区区500人。此时此刻，后梁的主力都在不懂兵法的段凝手中，而他统率的大军当时正屯扎在黄河岸口，根本没有洞察到后唐军队的作战意图。
以500人抵挡数万虎狼之师，这一点很显然是以卵击石。王彦章率领本部军士奋死抵抗，不一会儿他身边的士兵就伤亡殆尽了。这个时候，中都城的城门已经被攻破了，难以计数的后唐将士高举着旗帜从城门口鱼贯而入。王彦章抬头看见城墙之上已经遍布唐军的旗号，自知中都城已然落入了敌方手中，无奈之下，他只能率领残存的几十名士兵突围。
突围之时，王彦章大声高呼，鼓舞身边的残卒跟自己一起冲出去，他的声音被后唐将军李绍奇听见了，于是李绍奇对身边的将士说：这就是王彦章，一定不能放走了他！
就这样，王彦章骑着马在前面飞奔，而李绍奇带领本部士兵穷追不舍。不幸的是，王彦章当时已经61岁了，身体早已经大不如前，因此他被正值壮年的李绍奇从后面赶上刺了一枪，紧接着就从马背上跌了下来。
王彦章被俘虏之后义不屈节，他告诉说客：哪里有上午还是大梁的将军，下午就变成唐朝大臣的道理呢！后唐国主见王彦章不肯投降自己，只好把他杀死了。对于这件事，《资治通鉴》的记录是：“帝知其终不为用，遂斩之。”
后世几百年，人们逐渐将王彦章的事迹传颂成为脍炙人口的评话、小说，而“王铁枪”的称号也就逐渐深入人心了。
实际上，王彦章兵败身死并非是他不善于用兵。在和后唐军队作战期间，他大多数时间都是能够稳定局势、抵御外敌的。但是，王彦章并不善于玩弄权术，他打了不少胜仗，但功劳却被记在了别人的头上。而且后梁皇帝宠信张汉杰等人，王彦章又跟这些权臣闹得势如冰火，最终被人削职夺权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所以对于王彦章的败亡，我们更应当看到勇武之外的因素。一人的统御才华再高、力气再大，也只是影响战争全局的一部分，如果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常胜将军，那就需要拥有过人的勇气、超凡的智慧，以及团结一切可团结力量的能力了。
名将哥舒翰为什么会遭遇潼关之败
哥舒翰是唐朝名将，他早年随大军东征西讨，立下战功无数，朝廷因此加封他为西平郡王、太子太保，领河西节度使。史书上记载，哥舒翰早年爱喝酒、好赌博，年过四旬依然一事无成，甚至连亲戚朋友都认为他不会再有什么出息了。没想到的是哥舒翰在投军之后却大放异彩，他不断为朝廷打胜仗，最终得到了封侯拜相的殊荣。可以说，哥舒翰就是一名天生的将才。
但是，这战功卓著的将领在安史之乱到来时晚节不保，最终沦为叛军的阶下囚。而让哥舒翰一世英名尽毁的潼关之战，《资治通鉴》也给出了详尽的记述。
当时，哥舒翰率领二十万大军驻守潼关，和崔乾佑统领的叛军对峙。有人奏报唐玄宗说，崔乾佑的军队只有四千多老弱残兵，根本不值一提。因此唐玄宗便下令催促哥舒翰主动出击，将潼关外围的叛军全部扫除。
哥舒翰知道时机尚未成熟，现在出击只会令自己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但是朝廷连番催促，他只好誓师出征。
公元756年的六月初四，哥舒翰率众出征，三天后，他的军队就和崔乾佑相遇了。哥舒翰深谙兵法，因此他没有马上开战，而是仔细观察敌方的部署与周围地形。当时的情况是，崔乾佑已经派兵占据了有利地形，唐军的前面则是一条绵延七十多里的峡道。
第二天，哥舒翰命令大将王思礼带领五万人作为第一队，庞忠等人带领十多万人紧随其后，而他自己则带三万亲兵登上黄河岸边的高丘上擂鼓助威、指挥战斗。
战斗开始之后，崔乾佑派出数千人的老弱兵丁在前诱敌，唐军看到这些连大旗都扛不动的士兵之后嬉笑不已，争先恐后地追上前去。崔乾佑在险峻的地方早已安放好了檽木炮石，并且埋伏下了几千名弓箭手，等唐军追到狭长地带时，四面伏兵居高临下，将唐军打了个措手不及。由于地势狭长，王思礼的马军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反而互相踩踏，很快就失去了控制。这个时候庞忠率领的第二队也到了，如此一来原本就狭小不堪的山野谷地显得更加拥挤。
远在河丘高地的哥舒翰见战事不利，于是命令军士给马套上毡车，把它们放在战列的第一线，希望这些马车能够冲破叛军的封锁线。几番冲击之后，崔乾佑的防线略微有些松动，但到中午时，山头东风乍起，崔乾佑命令人将装满干草的车辆堵在唐军的毡车前面，然后放火焚烧。
一时间，战场上浓烟滚滚，周围的草木也跟着燃烧起来。唐军将士正好处在下风处，他们被烟火熏得睁不开眼，于是就在烟火之中自相残杀。外围的官兵以为叛军会趁着烟火掩杀过来，于是各营弓箭手纷纷朝浓烟放箭。
对于这一段战斗经历，《资治通鉴》的描述是：“日过中，东风暴急，乾佑以草车数十乘塞毡车之前，纵火焚之，烟焰所被，官军不能开目，妄自相杀，谓贼在烟中，聚弓弩而射之。”
天黑时分，崔乾佑派出的骑兵部队已经成功绕到唐军后方，这支由同罗人组成的精锐部队对疲惫不堪的唐军发动突袭，腹背受敌的唐军将士一触即溃，纷纷逃命。崔乾佑知道自己马上就能立下一件“旷世奇功”了，于是他大驱战马，追赶唐军。
黑暗之中，唐军将士互相冲撞，嚎哭声响彻整个山谷。所谓兵败如山倒，原本在黄河北岸列阵的唐军见前线溃退，也争先恐后地逃命。在潼关外围有三条宽两丈、深一丈的壕沟，人马都跳不过去。唐军士兵只顾逃命，因此前推后拥，很多人都被挤进了深沟之中。到了最后，这三条壕沟都被军士的尸体填满，后面的人也就踩着由“人肉”铺就的道路冲了过去。
哥舒翰见大势已去，只好在数百名亲兵的护卫之下退到关内。此时再查点人数，全军上下已不足八千人。大败而归的哥舒翰还想再战，他命人张贴榜文，希望将逃散的士兵再招录回来。但此时潼关内部早已是人心惶惶，一名叫火拔归仁的蕃将将哥舒翰挟持起来，然后献关投降。
潼关之战，唐军损失惨重，二十万大军居然在一夜之间被杀得丢盔弃甲，只余八千残兵败卒。这一仗是哥舒翰军旅生涯中最大的污点，同时也直接导致了后来的长安失守、唐玄宗出逃。
关于哥舒翰的失败，《资治通鉴》编著者认为这主要是“人祸”，书中写道：“国忠疑翰谋己，言于上，以贼方无备，而翰逗留，将失机会。上以为然，续遣中使趣之，项背相望。翰不得已，抚膺恸哭。”
这里的国忠就是指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他与哥舒翰素来不和，因此疑心对方是有意谋害自己。而唐玄宗听信了杨国忠的谗言，认为哥舒翰有意拖延，于是连续不断地派出宦官催促对方。文中所写的“项背相望”就是指前往潼关敦促开战的宦官们接连不断，甚至后一位传令的人都可以看见前一位的后背了，这比赵高宗召唤岳飞都要急切！
在司马光看来，朝廷强令哥舒翰出兵，这才是导致潼关之败的重点。但是对于这一次惨痛的失败，军中主将也必然需要承担重大责任。我们仔细分析本次战争的经过，其实哥舒翰的战术方针也存在较多的问题：和崔乾佑借助地形优势进行诱敌、伏击、偷袭不同，哥舒翰在计谋上表现得平庸无奇。他只是派出了五万骑兵在前开路，十万主力次第开进，自己在高丘处统一调度。然而在狭长险峻的山谷地带将骑兵列作第一队，这本来就犯了兵法大忌，而当崔乾佑使出其他战术时，唐军反应迟缓、敌我不分，这种低劣的战术素养也是需要追究三军主帅责任的。
另外，史书上记载，哥舒翰奉命驻守潼关，他手下两位主将王思礼和李承光却明争暗斗、互不服气。能不能平息内斗、统一思想，这也是考验一位统帅是否合格的重要指标，很显然在这一方面哥舒翰是不及格的。同时，哥舒翰统御将士“严而不恤”，三军上下稍微犯错就会受到重罚，立下功劳却没有慰劳和赏赐，导致士气低落、战斗力低下。
因此，哥舒翰以一代名将的身份统率二十万大军坐镇易守难攻的潼关，结果却吃到了人生当中最惨烈的一次败仗，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统治者盲目而又疑心重重的远程号令，另一方面是哥舒翰自己犯下了诸多细节失误，以上因素再加上奸佞小人的催化和推动，最终一代名将兵败被俘、晚节不保。
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军鸽
鸽子用于军事战争，最早还是在宋朝，而使用鸽子的军队却是西夏军。《宋史·夏国传》记载，宋仁宗在位时，派出桑怿（“怿”音同“易”）率大军征讨西夏，深入西夏势力范围后，宋军开始谨慎行军。途中，宋军侦查部队发现路旁摆放着一些盒子，里面不停地发出动静。底层军官不敢大意，立即命传令兵上报，结果商怿亲自前来查看，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后，他命令军士将盒子打开。一时间，里面冲出许多鸽子，扑棱着翅膀纷纷飞上天空。宋军正在慌乱之际，忽然探子来报，西夏军望鸽行军，已经从四面八方包围而来。宋军知道遭遇西夏军埋伏，随即摆好阵型迎战，但毕竟西夏军早有准备，宋军最终全军覆灭。
另一部南宋人周密编纂的《齐东野语》也有相关军鸽的记载，描写的是泾原都统（军官名）曲端的故事。曲端当时任职泾原都统，以治军严明著称，但是在一次战事中，他的叔叔因为临阵脱逃而导致宋军大败。曲端虽然心有不忍，但是军法无情，他只好下令将叔叔斩首示众。但是作为侄子，曲端又孝心难当，所以随后又为叔叔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在祭文上用两种身份落款，一是“斩将者曲端”，另一个是“祭叔者曲端”。此后，曲端治下的军士无不拜服，军纪为之一振，作战也更加勇猛无畏。当时的高级将领魏公好奇曲端的治军严谨，亲自来曲端营中考察。曲端却提着一笼五只军鸽陪侍，魏公不解，曲端便解释说，他的军队隐匿在深处，但只要见到军鸽上天，便马上会赶来。魏公不信，让曲端放飞其中一只，曲端依言放飞了那只鸽子。只见原本安静的山林突然颤动起来，一支虎狼之师迅捷无比地奔涌而至，并且秩序井然，列队请求检阅。魏公大喜，命令曲端放飞另外四只军鸽，曲端再次依言行事，果然又见四支军队转瞬而至，魏公于是拜服。
宋朝的军鸽使用有可能是受到西夏启发，因为后来不仅是在军中，而且上到天子下到百姓，都有圈养鸽子的嗜好。据说宋高宗圈养的鸽子不仅品种优良，而且数量繁多，当时还有学子作诗：“万鸽盘旋绕帝都，暮收朝放费工夫，何如养取南来雁，沙漠能传二圣书。”用以警示宋高宗勿玩物丧志。对此，宋高宗龙颜大悦，不仅从此不再养鸽，而且还将作诗的学子升官晋爵，传为一时的美谈。目前，我国最著名的世界名鸽是“中国粉灰鸽”，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起源就是唐宋时期的军鸽养殖。
古代的斥候到底是什么
《资治通鉴》当中有这样一段话：“谨斥堠，严巡逻，守御遂固。”后两句比较好理解，说是加强了巡逻之后，城中的守御就坚固了，但是第一句“谨斥堠”又该如何解释呢？实际上，“斥堠”也作“斥候”，它指的是古代军队作战时被派遣出去的侦察兵。到了唐宋时期，骑马的斥候被统一称为“探马”，步行侦查情报的斥候被统称为“探子”，而“斥候”的称谓则逐渐消失了。
一般认为，“斥候”一词最早源自汉代，比如司马迁在为飞将军李广写传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话语：“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不过，这一观点也是饱受质疑的，因为史学家们在商周时期的龟甲、兽骨上也找到了“斥候”的字样。
不过，在出土的商周时期文物中，斥候并不是侦察兵的代名词，它更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化喻义。当时商汤夺取天下之后，将很多有功劳的大臣和亲族分封到全国各地去，而这些受封的诸侯国扮演的就是“为王斥候”的角色。这样看来，早期的斥候应当反映的是一种诸侯与天子之间的关系——诸侯为天子卫戍四方，侦查外敌的情报，而这与司马迁在《史记》当中的“斥候”是有所区别的。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最早的斥候其实指代的是大大小小的诸侯，他们被外放到京畿之外，成为天子的眼线与卫兵；但随着历史的演进，战争越来越频繁，人们开始将“斥候”引申为具体的侦察兵，他们奔走于两军之间，并且不断地刺探情报、传递消息。
当然，古代的斥候任务也是较为繁重的，他们不单要承担哨探敌军动态的任务，还需要向长官绘制军队附近的地势地形。而且，一些盗取机密、刺杀敌酋的任务也都是斥候们来执行的。
既然早期斥候需要承担如此艰巨的任务，那么他们的选用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一般而言，军队当中精细勇武的人才可能被长官选中，他们一般都身材强壮、弓马娴熟，这样才能够在和敌方遭遇时不至于束手就擒。而且，斥候们都需要学会一定的伪装技巧，在与大股敌军遭遇时，他们能够借助周围环境的掩护而顺利逃脱。
而且，我们翻阅日本的典籍和著述，就会发现其实在他们的文化当中也有“斥候”这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忍者”。在日本文化当中，斥候不再是军队的专属品，它已经演变成了一个近似于特工、间谍的概念。而这一特性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从中国斥候当中“弓马娴熟”“善于伪装”等特点衍生而来的。
所以，古代的斥候实际上是一个经历了多重演绎和变化的概念，它从最初的抽象喻指演变成了具体形象的多功能侦察兵，然后又逐步简化成只是外出哨探的探马、探子。但所谓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斥候的含义如何演变，它“观敌动静、卫戍本方”的核心理念还是没有改变的。甚至到了千里之外的日本，它在借用“斥候”这一名词的时候也遵循了以上基本理念，毕竟忍者的行动也都是为了维护己方利益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