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的格兰瑟姆
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德国发生的种种事件，对小玛格丽特·罗伯茨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段时期，她刚强的特质已经在心里萌芽，并且影响了她任首相后的各种决策看法。她的爱国热情、对军人的尊敬、对犹太人的同情、对德国的质疑、对英美同盟的尊崇，在玛格丽特少女时代性格的形成时期，在她格兰瑟姆的经历中，都有迹可循。
二战爆发时，玛格丽特还只是个13岁的女孩，但是早在18个月前罗伯茨一家收留了一名从奥地利逃出来的年轻难民时，玛格丽特就已经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有了正面接触。通过和来自奥地利维也纳的学生爱蒂斯·米尔鲍尔交谈，以及受父亲国际视野的启发，玛格丽特深刻了解并强烈反对纳粹对欧洲的统治。
在格兰瑟姆当地一家卖炸鱼和薯条的食品店发生的一件小事，说明玛格丽特在战前已对希特勒怀有厌恶之心。1938年一个周五的晚上，玛格丽特在那里排队购买炸鳕鱼片和薯条，作为家人的晚饭。排队时，人们谈到了德国元首希特勒；一个顾客说，至少希特勒给德国人挣了些面子。年仅12岁的罗伯茨小姐则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她据理力争的辩驳引起队伍里其他顾客的极大不满。争论越来越激烈，最后还是食品店的老板娘出来打圆场，笑着说道：“嗨，这孩子就是老喜欢辩论。”[1]
玛格丽特之所以能有条不紊地辩论，得益于她与家里这位犹太客人的交谈。爱蒂斯·米尔鲍尔17岁，是维也纳一个银行家的女儿。1938年3月13日，希特勒吞并了奥地利，维也纳第一批17万名犹太人被纳粹党卫军送进集中营。爱蒂斯给她的英国笔友穆里尔·罗伯茨写信，询问自己是否可以到英国躲避纳粹的迫害。
随后，爱蒂斯的父亲又写信给阿尔弗雷德·罗伯茨，提出了同样的请求。阿尔弗雷德收到信之后在格兰瑟姆扶轮社的集会上读了这封信，扶轮社成员纷纷慷慨解囊。
这些扶轮社成员组建了格兰瑟姆照顾小组，每位组员自愿让年轻的小难民来家里住上一个月左右。他们还负担了爱蒂斯的旅费，并且每周给她1畿尼零花钱。爱蒂斯到英国后投奔的第一个家庭就在北帕拉德街角小店的楼上，和罗伯茨一家住在一起。
爱蒂斯在这儿投宿也不是很安分的。格兰瑟姆有传闻说，这位维也纳来的世故小客人涂口红、抽香烟，还跟男孩子打情骂俏；以致阿尔弗雷德·罗伯茨担心她会对自己家教甚严的女儿产生不良影响。而对17岁的爱蒂斯来说，与罗伯茨一家共同生活也多少有些尴尬不适。“那时我们家没有像样的洗澡间，而她早就习惯用好东西了。”玛格丽特回忆。[2]
虽然爱蒂斯·米尔鲍尔在北帕拉德街只待了几个星期（1940年去巴西投奔亲戚前，她在大约18个扶轮社员家里住过），但她的困境给玛格丽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玛格丽特从爱蒂斯那里听说了诸如德奥合并、“碎玻璃之夜”等迫害犹太人的重大事件，还了解到爱蒂斯的一些亲戚在被带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前，曾被送去扫大街。听说了这些以后，玛格丽特从图书馆借来一本1938年6月出版的重要新书，即道格拉斯·里德所写的《狂妄场》。这本书是对德国反犹太主义的有力控诉。
爱蒂斯·米尔鲍尔一事表明，阿尔弗雷德·罗伯茨富有同情心，具有国际化视野。他信奉卫理教派，担任格兰瑟姆扶轮社国际服务委员会主席，这些都使阿尔弗雷德得以洞悉纳粹逐渐扩张、侵略欧洲的野心。虽然阿尔弗雷德早先支持内维尔·张伯伦，也支持1938年签订的“慕尼黑协定”；但德国入侵捷克后，他的政治立场发生了转变。
1939年8月，德军入侵捷克，战争爆发，也立刻影响到了年仅13岁的玛格丽特的生活。学校教室的周围都垒上了防爆沙袋墙，操场一侧挖了战壕，学校里还每天演练如何紧急疏散和躲防空洞。老师们还得练习如何扑灭燃烧弹。[4]
很快，这些演练就派上用场了。格兰瑟姆之所以成为真正的战争前线，部分是因为两家主要的军工厂都设在镇上；还有一部分是因为英国皇家空军的很多军官都临时驻扎在这里。
二战爆发最初三年，格兰瑟姆一共遭受德军21次空袭，80个家庭被毁，70人丧生。阿尔弗雷德那时担任主管民防和预备役的总后勤官，负责镇上的防空警报（简称ARP）。因为防空警报员要和监狱长一样值很多夜班，阿尔弗雷德旋即开玩笑说，防空警报的首字母缩写“ARP”其实代表的是“阿尔弗雷德·罗伯茨的炼狱”。
但忍受这种煎熬的不只他一人。北帕拉德的家里没有花园，没法挖地下防空洞。每次夜里防空警报响起时，玛格丽特和父母只能一起挤在厨房的餐桌底下，等警报完全解除后才可以爬出来。穆里尔那时已经不在家了，她做了一名理疗师，先在伯明翰工作，后来又去了黑潭。[5]
战争中姐妹俩因为天各一方，所以有了很多书信往来。据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授权传记作者查尔斯·摩尔说，这些往来信件“展现出的撒切尔夫人的私生活比之前所有其他史料都要多得多”。[6]
其实姐妹俩的通信并没有对1939年至1943年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有太多的启示。这段时间，玛格丽特还是在格兰瑟姆读书。她信里的主要内容无非还是“埋头苦读”准备毕业考试，毕业考试各门科目的成绩（化学、算术、代数成绩优异），收到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去格兰瑟姆电影院看电影，等等。[7]然而，和姐姐这么多次的通信中，玛格丽特居然没有提到任何关于战争的话题。
其实战争贯穿了玛格丽特·罗伯茨的少年时期。因为战争，镇上的民居和工厂被严重炸毁，凯斯蒂文和格兰瑟姆女子文法学校被迫停课，身为议员的父亲为备战肩负了更多的责任，格兰瑟姆街上和空中出现了英国皇家空军。所有这一切，都对玛格丽特造成了巨大影响。
林肯郡此时又被称为“轰炸机之郡”；设有皇家空军49个飞机场，第一和第五轰炸航空兵群也在这里驻扎，负责指挥皇家空军在林肯郡的斯坎普顿、科宁斯比、克兰威尔、东柯比和迪格比空军基地。年轻的玛格丽特早已习惯头顶上兰开斯特重型轰炸机传来的轰鸣声，也习惯了在镇里镇外看见驾驶这些轰炸机的飞行员。她的父亲与当时负责“德国鲁尔水坝”轰炸偷袭的飞行中队指挥官、维多利亚十字勋章、金十字英勇勋章、杰出飞行十字勋章的获得者盖·吉布森至少见过一次。玛格丽特自己也多次在格兰瑟姆遇见时任第五轰炸航空兵群司令、空军少将、人称“轰炸机哈里斯”的亚瑟·哈里斯。许多人对哈里斯颇有争议，但玛格丽特·罗伯茨认为他是个英雄。
自玛格丽特学生时代与这位战时司令相遇50年后，1992年5月，“轰战机哈里斯”的雕像在伦敦圣克莱门特·戴恩斯教堂外举行了揭幕仪式，由轰炸机司令部协会的保护人、英国王太后伊丽莎白亲自揭幕。身为前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也参加了这次仪式。她之所以会来，是因为我清楚她与哈里斯在格兰瑟姆有段渊源，所以特意托英国皇家空军给她发了邀请函。
当时我刚任国防部长，担心许多高级官员因为害怕揭幕仪式上会出现抗议活动而不愿意出席；所以特意致电玛格丽特·撒切尔，想邀请她出席。
“没问题，我会来的，”她说。“小时候我就在格兰瑟姆见过他。他是轰炸机司令部一名了不起的司令。没有轰炸机司令部，就没有我们当年的胜利。我一定会去的。”她的确去了。
格兰瑟姆在战争年代的氛围给玛格丽特·罗伯茨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们心系前线”，[8]多年后她回忆起战时一家人围在无线电收音机旁，收听由阿瓦尔·利德尔播报的六点钟新闻和关于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战况广播时，如是说道。玛格丽特和父亲从图书馆借来各种书籍一起讨论，使得家庭里浓厚的爱国热情得到进一步升华。对玛格丽特产生重大影响的两部书分别为芭芭拉·卡特兰德的《罗纳德·卡特兰德》和理查德·希拉里的《最后的敌人》。第一本书主要描述了芭芭拉·卡特兰德弟弟的生平，她弟弟在敦克尔克战役中阵亡；第二本描述了战争初期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的生活悲喜。
玛格丽特十几岁时参加了英国女子志愿服务队[9]，主要负责在餐厅帮忙，她在那里遇见了轰炸机司令部许多年轻的皇家空军飞行员，其中很多人阵亡沙场，再也没能回到林肯郡的飞行基地。战争临近结束，玛格丽特从牛津大学放假回到格兰瑟姆时，发现镇上已经全都是美国军人了。
1943年下半年，英国皇家空军将格兰瑟姆地区的12个飞行场划拨给美国第九航空军第82空降师，以供其大量调度士兵进攻法国，解放欧洲。美国军队的出现很可能坚定了玛格丽特对战争胜利的信心，也使得她一生都热衷于维护英美友好关系。
玛格丽特·罗伯茨零碎的战时经历对她的性格形成有着隐性的巨大影响。尽管她并没有真正经历过战场厮杀，但这些战时经历影响了她的价值观和个性发展。不过玛格丽特生活中受到的最显性影响来自于她顺利升学，拿到奖学金，实现了进入牛津大学学习的美梦。
凯斯蒂文和格兰瑟姆女子文法学校
玛格丽特·罗伯茨最重要的求学岁月是在凯斯蒂文和格兰瑟姆女子文法学校度过的，当地人也简称之为KGGS。KGGS共有在校学生350名，个个都是精英，来自社会不同阶层。学生的家长都经过学校的经济状况审查，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减免学费。其余剩下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学生每学期需要交3英镑10先令的学费。尽管玛格丽特入学时获得过奖学金，阿尔弗雷德·罗伯茨还是得为女儿缴纳这笔学费，此外，他每学期还得给女儿的钢琴课支付2畿尼的学费。
凯斯蒂文和格兰瑟姆女子文法学校的女学生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经济状况参差不齐。她们当中有来自镇上最穷苦家庭的女儿，也有农场主、商人和社会中上流阶层的女儿。
玛格丽特·罗伯茨在同学中一直不太合群。值得注意的是，和她关系最好的同学不是格兰瑟姆镇上的，而是住在林肯郡乡下、来自上流社会家庭的女孩。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别人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她“势利鬼罗伯茨”。玛格丽特·罗伯茨其中一个好友名叫玛格丽特·古德里奇，她的父亲坎农·哈罗德·古德里奇是附近科比格伦教区的牧师，据说那里的牧师待遇是全林肯郡最好的。另外一个好朋友贝蒂·莫利，她的父亲在林肯郡大庞顿开了一家轮胎制造公司，生意非常好。还有一个朋友名叫凯萨琳·巴福德，她的父亲是位知名企业家，创建了艾威林·巴福德集团公司。凯萨琳和玛格丽特是在1936年9月的同一天入学到凯斯蒂文和格兰瑟姆女子文法学校就读的。“我就和玛格丽特成了好朋友，”她回忆说，“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她学习特别刻苦。其次，她和她父亲很亲近。”[10]
玛格丽特去巴福德家的乡下别墅喝过几次茶，这标志着她与凯萨琳的友谊更近了一步。但她之所以能受邀喝茶，也是因为两个女孩的父亲间有了生意往来。巴福德集团公司那时正在拓展业务，需要找到简易住宅，为招聘来的员工提供住宿。阿尔弗雷德·罗伯茨恰好是房屋委员会的委员，所以能帮上忙。阿尔弗雷德在当地政府的仕途也是平步青云，担任财政委员会主席后，当地报纸的头条干脆戏称他为“格兰瑟姆的财政大臣”。[11]
阿尔弗雷德对国内国际事务的关注及其诚实正直的品格是出了名的，因此备受大家敬仰。他的政治活动也对自己的女儿产生了影响。玛格丽特·罗伯茨在凯斯蒂文和格兰瑟姆女子文法学校入学第一年，成绩就名列班级前茅。但大家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她的卓越不凡和对到学校做演讲的人提问时那种优越感十足的神情。
“我对她有印象是在一次讲座上……著名作家和演讲家伯纳德·纽曼来学校做关于间谍的讲座，”玛格丽特·古德里奇回忆道。
讲座结束后，他像往常一样请大家提问。结果，六年级的同学没人站起来提问，倒是这个双目炯炯有神、长着一头金发的四年级小女生站起来向他提了一个问题。不过令她的同学非常不满的是，这个女生居然用一种议会式的官腔提问道：“发言人是这样认为的吗？”[12]
对玛格丽特·罗伯茨在讲座上刨根问底的发言风格大为恼火的另一位同龄人则是玛格丽特的同班同学玛德琳·爱德华兹。“玛格丽特只要一站起来肯定会问些尖锐的问题，”她回忆说，“每到这个时候，我们都面面相觑——大家都在翻白眼，仿佛说，‘唉，她又来了’。”[13]
这些提问其实事先早已经过反复训练。她的同学们并不知道，阿尔弗雷德·罗伯茨一直在培养女儿的演讲能力。“言之有物、条理清晰，就是出色演讲唯一的秘诀，”他对女儿说道。[14]阿尔弗雷德经常周四晚上带女儿去诺丁汉大学在格兰瑟姆举办的课外讲座，并鼓励女儿在讲座上向演讲人提问。[15]
玛格丽特强烈的自信心还来自于她所参加的一系列小组讨论。这些讨论基本由她的父亲组织，参加讨论的组员基本都是在芬金大街教堂做礼拜的卫理宗教徒。大家感情笃厚，所以通常在周日晚礼拜结束后，由玛格丽特父亲的朋友们轮流做东请大家吃晚饭。玛格丽特虽然在众人里年纪最小，但非常喜欢参与席间的讨论。她还记得讨论的主题“远不止宗教和格兰瑟姆发生的各种事情，还包括了国内外的政事”。[16]
也许战争对玛格丽特在女子文法学校的成绩起到了负面影响，但阿尔弗雷德·罗伯茨却在女儿的教育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1940年，玛格丽特进入六年级第一学期时，她的各科平均分头一次滑到70分以下。她在自己最喜欢的科目上，比如化学、生物、动物学和地理，依旧得了最高分；但是她的弱势科目，比如法语和英语，都只得了F（“差”），拉低了平均分。
玛格丽特的父亲对此很重视。对玛格丽特在家进行课外辅导势在必行，部分是因为玛格丽特的成绩亟待提高；还有一部分是因为，1939年卡姆登女子中学从伦敦疏散到格兰瑟姆，要跟凯斯蒂文和格兰瑟姆女子文法学校共用五个学期的教学楼，所以学校显得格外拥挤。这导致学校开始实行“双轨作息制”，即凯斯蒂文和格兰瑟姆女子文法学校上午上课，卡姆登女子中学下午上课。两个学校的学生在校时间都缩短了。[17]
于是阿尔弗雷德开始尝试下午和周末在家辅导玛格丽特的学习。他的自然科学不是很好，但这并不要紧，因为凯斯蒂文和格兰瑟姆女子文法学校有一位非常出色的化学老师凯小姐，玛格丽特认为她善于启发学生。而其他科目方面，自学成才的阿尔弗雷德比凯斯蒂文和格兰瑟姆女子文法学校的许多老师都要强得多。他教历史比玛格丽特的历史老师奥菲莉娅·哈丁小姐要更好。“相当令人失望。她是个衣着俗气的中年女人，”这是玛格丽特对哈丁的尖酸评价。玛格丽特姐姐穆里尔的闺蜜贝蒂·莫利也对这位历史老师印象很差，说她“是个草包……上课要么没话说，要么胡言乱语。”[18]
没话说和胡言乱语绝对不是玛格丽特·罗伯茨成长的特点。她喜欢辩论，辩论时总带着那种她从父亲对自己的说教以及卫理公会那里学来的坚定与热情的口吻。她总喜欢和年长于自己的人辩论，特别是与她的父亲以及和父亲周日共进晚餐的那群教友辩论。
对于学校的同龄人来说，玛格丽特绝不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或合群的学生。她参加唱诗班，体形微胖，被看成是书呆子。她还有个小小的语音缺陷，不能很好地发“R”音。后来的一系列朗诵技巧课终于改善了她这个发音缺陷。朗诵技巧课也帮助玛格丽特塑造了她颇有名气的用词精准、用语精妙的演讲特点，40多年后这些精巧的词语让她的政敌们听得心烦意乱。不过读中学那会儿，玛格丽特的精妙用语只是让她显得有些不一般而已。
“对玛格丽特的最佳描述就是，她总是很淑女、很理智，也很严肃，”玛格丽特的同学格拉迪斯·福斯特说，“她学习非常刻苦，在家把很多时间都用来读书和学习。”[19]
玛格丽特·罗伯茨在凯斯蒂文和格兰瑟姆女子文法学校留下的勤奋刻苦但毫不起眼的刻板印象，终于在她读中学的最后两年得以改变。由她精心设计、向来校做讲座的演讲人发出的提问（她永远都是第一个提问）虽然依旧令她的一两个同龄人恼火不已，但真正使学校老师注意到玛格丽特的，是她居然同当时凯斯蒂文和格兰瑟姆女子文法学校的校长多萝西·吉利斯小姐大吵出口。两人争吵的原因是，玛格丽特·罗伯茨下定了决心要走自己的路。
自己的路
玛格丽特·罗伯茨在凯斯蒂文和格兰瑟姆女子文法学校上学期间，有过两位著名的校长。她对其中一位敬重有加，对另一位却鄙夷不屑。对两位校长截然不同的态度主要是因为玛格丽特本人不喜欢屈尊俯就，与校长产生了一系列意愿冲突。而这种不愿屈尊俯就的态度正是玛格丽特的性格特点，即使在她从政后依然如此。
1936年，玛格丽特进入凯斯蒂文和格兰瑟姆女子文法学校读书时的校长是格拉迪斯·威廉斯小姐。她是曼彻斯特人，个头矮小，活力充沛；从1910年建校之初起她就一直担任校长。20世纪20年代，她在学校一次授奖日演讲中提到了自己的愿景，这个愿景后来也经常被人引用，以教育之后各届女生：“我们学校教育的目的不是把女孩子培养成老师或打字员，更不是家庭主妇；而是竭尽全力地把女孩们培养成有能力并渴望为全世界的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20]
这种愿景可能深深地吸引了阿尔弗雷德·罗伯茨。1941年，他就已经做上了文法学校的校董，开始管理学校，也开始管理他野心勃勃的小女儿。文法学校的奖学金、格拉迪斯·威廉斯小姐的热情和感染力以及她的布道说教，都使玛格丽特深受启发。大约47年后，玛格丽特还引用过威廉斯小姐曾做的一段布道。
1976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和我一起在肯特郡参加完周日礼拜，从教堂出来时她对我说，牧师布道讲的虽然是罗马百夫长的故事，但布道却“非常一般”。[21]她继续说道：“实际上真的非常一般——至少和我此生听过的最好的布道相比是非常一般的。”
“你听过的最好的布道是什么？”我问道。
“是在一次仪式上，为纪念我的老校长光荣退休所做的一次布道，”这位反对党党魁答道，“这次布道讲的也是罗马百夫长的故事。我的老校长也把‘因为我是当权者。’[22]这句话作为她布道的文本。她用极富创见的语言解释了这个百夫长对自己的权力拥有绝对自信，同时也深知他的长官也拥有自己的权力。”[23]
聆听完这次布道后几个月，玛格丽特·罗伯茨便和文法学校高层、她的新校长多萝西·吉利斯小姐发生了激烈地冲突。
吉利斯小姐是来自爱丁堡的古典主义学者，她以前教过的一名学生把她形容为“相当厉害……操着一口和电影《布罗迪小姐的青春》里玛吉·史密斯一模一样的爱丁堡莫宁赛德口音”。[24]据凯斯蒂文和格兰瑟姆女子文法学校校史记载，吉利斯小姐“苛求完美，纪律言明”。[25]吉利斯小姐身上的这些特点本应使她和同样严格自律、追求完美、日后注定成为她最有名气的学生玛格丽特之间，形成自然融洽的关系；但结果却恰恰相反，她俩的争执在学校成为一段传奇。
两人争执的主要原因是，吉利斯小姐的职业生涯指导意见和罗伯茨小姐自己的职业规划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玛格丽特告诉校长，说她想在大英帝国的顶尖职业领域中做个佼佼者，而女人想在这种领域获得成功相当艰难。“她跟我说想去做印度文官，”多萝西·吉利斯回忆说，“我表示非常吃惊，并向她指出，这行和当时几乎所有的行业一样，都是以男人为主导的。”“玛格丽特却回答说：‘那再好不过。如果我成功了，那么我的成功就是最值得称赞的’。”[26]
想做印度文官，除了学业成绩要求特别高以外，各种性别问题也造成了很大障碍。印度文官入职考试竞争相当激烈。倘若能从千军万马中挤过独木桥胜出考试，无疑便意味着从此以后踏上金光大道，可以去印度拿到各种金光闪闪的奖项。通过印度文官考试，就等于拿到了通往社会头等舱的车票，跻身于总督、理事、法官、行政官以及下属领域内各地区官员之列。但是吉利斯小姐也告诫玛格丽特，当时还没有女性成功问鼎过这个帝国的巅峰职业。尽管玛格丽特·罗伯茨无视性别歧视、迎难而上的做法值得称道，但是在努力成为印度文官的奋斗之路上，她同时也是缺乏政治洞察力的。后来经过父亲的指点，加之20世纪40年代局势动荡，玛格丽特才逐渐明白，印度很可能不会再受英国文官管理。最后，在一番家庭争论后，玛格丽特彻底地放弃了做印度文官的想法。
玛格丽特的理想还包括努力获得前往牛津大学深造的奖学金。在凯斯蒂文和格兰瑟姆女子文法学校32年的校史中，仅有9名女孩获得过这项奖学金。不过比玛格丽特高一级的玛格丽特·古德里奇刚刚获得了这个奖学金，顺利进入牛津大学玛格丽特夫人学堂学习。所以玛格丽特·罗伯茨非常想效仿自己这位好友。但是吉利斯小姐根本不看好玛格丽特，认为她不可能成功。吉利斯校长极力劝诫玛格丽特，让她放弃拿奖学金的想法，两人于是发生了激烈地争吵：“她就是想阻碍我实现自己的梦想。”玛格丽特抱怨说。[27]
但这种阻碍此后再没有出现过。拉丁文是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入学考试的必考科目。吉利斯校长很肯定地告诉玛格丽特，尽管凯斯蒂文和格兰瑟姆女子文法学校向低年级学生教授入门级的拉丁文（最简单的课文），但是学校六年制的课程安排中并没有开设高级拉丁文课程。玛格丽特则坚定地回答，这种问题可以通过请拉丁文私人家教解决；请家教的事是由玛格丽特·古德里奇帮忙解决的。吉利斯小姐拒绝帮玛格丽特找家教，因为她认为，玛格丽特那时刚刚开始学习高级拉丁文，已经比普通学生晚了一年了，即使学了也不可能在短短两个学期的时间内达到萨默维尔学院入学考试的要求。请拉丁文家教的事导致玛格丽特和吉利斯小姐两人再度发生争吵，争吵以吉利斯小姐的失败而告终。最后，吉利斯小姐同意玛格丽特做无望之试，但要求玛格丽特只能利用课余时间补习拉丁文。即使这样苛刻的让步也是勉强达成的；吉利斯小姐之所以同意给玛格丽特让步，仅仅是因为玛格丽特的父亲阿尔弗雷德·罗伯茨即将成为凯斯蒂文和格兰瑟姆女子文法学校的校董事会主席。[28]
据玛格丽特格兰瑟姆的同学马尔科姆·纳普说，玛格丽特亲自去北帕拉德路55号一个邻居家里登门拜访，才解决了课外补习拉丁文的问题。玛格丽特拜访的这个人名叫V. R. W.沃特豪斯，是个老师。因为长着一只大鼻子，他在格兰瑟姆国王学校得了个“鹰钩鼻”的外号。
“鹰钩鼻”沃特豪斯先生虽然不是古典主义文学老师，但他精通拉丁文。所以玛格丽特·罗伯茨问他：“你能教我拉丁文，帮我顺利通过考试，进入牛津大学读书吗？”他给予了肯定地回答，并和玛格丽特的父亲谈妥了学费问题。[29]“鹰钩鼻”先生也确实是位不错的家教。在经过20周的强化训练后，玛格丽特的拉丁文水平经测验，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足以通过拉丁文入学考试了。但罗伯茨小姐和吉利斯小姐一直相持不下，难以融洽相处。
校长同她这位好斗的六年级女生的意志之战中出现了些有意思的情况，充分地说明了这个女学生的个性。这些情况表明，玛格丽特每遇争论，必勇猛无畏；每遇实践，必全力以赴。这些品质赋予她足够的信心，认为“做无望之试”并非一定会像传说的那样，困难重重、毫无希望。然而她性格里除了这些优点外，还有一个缺点。后来所发生的事情表明，玛格丽特很记仇。
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有关撒切尔的档案里有一篇她在凯斯蒂文和格兰瑟姆女子文法学校上学的发言稿，日期不详。在标题“幸运的学校”下，有成年后的玛格丽特亲笔列下的要点。这些要点主要是为了比较她的两位校长。小标题“威廉斯小姐”一栏下写着各种赞赏性的要点，比如说“意志坚定，精益求精”。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在“吉利斯小姐”一栏里却仅仅赫然地写着两个字：“难搞”。[30]
这些信封背面的随笔可能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当上首相以后，在1982年重返凯斯蒂文和格兰瑟姆女子文法学校发表演讲时做的笔记。那次演讲中，她尽情地称赞了威廉斯小姐的高尚品德，却故意对吉利斯小姐只字不提。但比起1960年她新任为国会议员，初返母校时对自己第二任校长的态度，这次的态度无疑要好很多了。那一次，其他在场的女孩都觉得，玛格丽特肆意冒犯吉利斯小姐，冷遇她，对老校长讲的拉丁文莫名其妙地挑刺。[31]玛格丽特·古德里奇也参加了那次晚宴，她是这样评价闺蜜的粗鲁无礼的：“她就为那么点儿小事毁了整个晚宴的气氛。非常不明智。”[32]
而多萝西·吉利斯小姐本人却非常有涵养地忍受着这些报复怨恨。退休后，她曾向自己过去的一个学生透露过自己当时的感受：“我想我对自己所有的学生都产生过影响——唯独对玛格丽特·罗伯茨毫无影响。”[33]
和吉利斯小姐间的争执可能也很好地激励了17岁的玛格丽特。她在1942年年底最后的五个月里刻苦学习，准备萨默维尔学院的入学考试。当年12月，玛格丽特参加了考试。考试结果对她来说可能“有些打击”，[34]因为她并没有得到奖学金。不过玛格丽特还是拿到了一个安慰奖：她将在1944年10月秋季学期开学时，在牛津大学得到一个位子。
这个安慰奖也有不少好处。但是和奖学金相比，终究还是显得有些不足。这些不足包括：上学的学费得由玛格丽特的父亲支付；入学时间必须推迟一年；而且根据英国战时的规定，玛格丽特只能在牛津大学读一个为期两年的战时文凭，之后到她20岁时必须要应征入伍。这些规定尽管令玛格丽特非常失望，但对此她也只能说，“我毫无办法”。[35]
就这样，玛格丽特·罗伯茨极不情愿地在凯斯蒂文和格兰瑟姆女子文法学校又多待了一年。在六年级的第三学年，她成为学校的两个女监护之一。“我希望她能在等待进入牛津大学的日子里，支配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展示她的才智。只有这样，她才能充分证明自己的实力。”[36]吉利斯小姐对这个刚刚在牛津大学获得学习机会的学生不无贬损地写下这样的评价。
不过幸运女神还是眷顾了玛格丽特。开学六周后，萨默维尔学院拍来电报说，有个新生没去注册，所以学院里又空出了一个位子，可以提供给玛格丽特。这项提议立刻被玛格丽特接受了。1943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距自己的18岁生日还有好几天时间，玛格丽特·罗伯茨动身离开了格兰瑟姆前往牛津大学读书。
回顾
“因为这所学校我才得以入住唐宁街10号。”[37]1986年，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回格兰瑟姆参加罗伯茨礼堂剪彩仪式时如此说道。这所礼堂以玛格丽特父亲的名字命名，是为了纪念罗伯茨先生长期以来担任学校校董会主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1992年，玛格丽特获得了“凯斯蒂文撒切尔女男爵”的头衔。这个头衔没有用她的家乡或出生地，而是用了文法学校来命名，足见玛格丽特以更加庄重的方式在向自己的母校致敬。
尽管玛格丽特·罗伯茨后来对自己的母校称赞致敬，其实她在文法学校就读的那五年间根本不顺心如意。换校长一事让玛格丽特大为不满，以至于她对吉利斯小姐一直态度恶劣、针锋相对。学校实行“轮班作息制”导致上课时间经常不固定，使玛格丽特无法获得良好的教育。同时，惨淡的战事报道以及格兰瑟姆遭受的爆炸空袭也时时令她心神不宁。
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玛格丽特能够获得去牛津大学学习的机会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在文法学校读书的过程中，她充分展示了自己勤奋好学的不凡才干，以及勇敢克服前进途中重重阻碍的坚定决心。她的成功完全在情理之中。
然而，玛格丽特在文法学校读书的岁月还有两个谜团待解。第一个谜团是，她和其他女孩子的关系如何。尽管相关证据混杂不清，还是有迹象表明，玛格丽特和凯斯蒂文文法学校的其他女同学难以融洽相处；特别在有些同学看来，她是非常不合群的。这一性格特点后来在玛格丽特的政治生涯里也引起了类似的问题，她和其他政治领域的女性也相处困难。不管是在文法学校读书还是后来从政，玛格丽特似乎都比较孤僻，完全不想“融入群体”。
第二个谜团则是，中学时代的玛格丽特一直想努力迅速地记住太多东西。这可能部分是因为战时相关的教育政策，也有可能部分是因为她明白，距离自己应征入伍的日期不远，时间有限，所以要抓紧时间学习。可是正因为这些压力，玛格丽特·罗伯茨才能在16岁时报名申请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并最终在17岁那年成为牛津大学的一名学生。17岁就进入牛津大学读书可能还有些稚嫩，但玛格丽特绝对不是那种机会来了不知道抓紧、任其溜走的人。
注释：
[1]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26.
[2]Interview with Lady Thatcher, cited in Moore, Margaret Thatcher, Vol. 1, p. 20.
[3]Edith Mühlbauer's story, Sunday Times, 28 May 1998.
[4]AC: Conversation with Margaret Thatcher at the unveiling of the statue of Air Marshal Sir Arthur Harris, May 1992.
[5]Grantham Journal, 16 July 1945.
[6]Moore, Margaret Thatcher, Vol. 1, p. xv.
[7]Moore, Margaret Thatcher, Vol. 1, pp. 22–28.
[8]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31.
[9]英国女子志愿服务队后来改名为皇家女子志愿服务队。
[10]AC: Interview with Betty Langan.
[11]Campbell, Margaret Thatcher, Volume Two: The Iron Lady, Vintage Books, 2008, p. 372.
[12]Young and Slowman, The Thatcher Phenomenon, p. 14.
[13]Sheehy, Vanity Fair, June 1989.
[14]CAC: THCR 1/9/8, Alfred Roberts notebooks.
[15]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19.
[16]Ibid., p. 8.
[17]Penny Junor, Margaret Thatcher: Wife, Mother, Politician, Sidgwick & Jackson, 1983, p. 10.
[18]AC: Interview with Betty Langan.
[19]Daily Mirror, 26 February 1975.
[20]Kesteven and Grantham Girls'School and Amy C. Old, The History of KGGS, KGGS, 1987, p. 7.
[21]玛格丽特·撒切尔一生都对牧师非常挑剔。一次周日在契克斯的时候，因为牧师的布道太长，耽误了午饭开饭时间，她对客人说，“这个牧师永远不可能成为主教”（《贝尔勋爵访谈录》）。
[22]The Gospel of St Matthew, Chapter 7, verse 9.
[23]AC: Conversation with Lady Thatcher, Lamberhurst Church, Kent, January 1979.
[24]AC: Interview with Catherine Henderson (née Barford).
[25]KGGS and Old, The History of KGGS, p. 18.
[26]Daily Mirror, 26 February 1975.
[27]Russell Lewis, Margaret Thatcher: A Personal and Political Biograph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5 , p. 12.
[28]1943—1969年间，阿尔弗雷德·罗伯茨一直担任凯斯蒂文和格兰瑟姆女子文法学校的校董事会主席。
[29]AC: Interview with Malcolm Knapp.
[30]MTF: School days in Grantham, 1942.
[31]Campbell, The Grocer's Daughter, pp. 42–43.
[32]Young and Sloman, The Thatcher Phenomenon, p. 14.
[33]AC: Interview with Betty Langan.
[34]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34.
[35]Ibid.
[36]Campbell, The Grocer's Daughter, p. 43.
[37]‘Margaret Thatcher: A Tribute, Return to Grantham’, Grantham Journal, 8 April 2013. Accessed online www.granthamjournal.co.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