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最初的不快
玛格丽特·罗伯茨初到牛津大学读书时并不愉快，这种情形是非常奇怪的。因为对牛津大学大多数的学生来说，这里无疑令人感到惬意、兴奋，而对像玛格丽特这样经过一番勤奋苦读才能入学的学生尤其如此。但从最开始玛格丽特就觉得牛津大学“冰冷森严”。[1]这种失落感直到大学二年级才有所好转。
玛格丽特作为牛津大学的学生，居然感到失落，实在是令人有些费解。这有可能是因为她离家读书时年纪还太小，感到非常孤独，常常想家，经济也比较拮据。还有一个原因是她选择了化学专业——这个专业不但没法让她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同时还需要她长时间地独自待在实验室里。不过玛格丽特之所以感到不快，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她性格中缺乏安全感。她被牛津大学里的氛围给吓坏了，她被萨默维尔学院里那些老师和比她更聪明的同学看不起，同时她的第一次恋爱也很不成功。
但是除了这些令玛格丽特不快的种种消极因素外，大学生活中还是有不少积极有趣的东西的，尽管这些积极因素得以发挥仍需时日。大学时代的玛格丽特是个小有成就的学生政治积极分子，参加了学校的保守党协会，为协会里各种枯燥的行政事务奔波忙碌；直到大学四年级，她才被选为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缩写为OUCA）主席。
除政治活动外，玛格丽特还参加了各种课外活动，她参加合唱团，也去卫理公会教堂做礼拜。大二时，她和一个男孩认真地谈起了恋爱，同时还被其他男孩追求。大四毕业时她很快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尽管玛格丽特在大学里成绩斐然，但她给人的感觉依然是与牛津大学格格不入，她的性格也和牛津大学不太对路。对牛津大学的不满后来在1985年演变成互相仇视，因为牛津大学拒绝授予她任何名誉学位。一句话，玛格丽特总是与自己就读的学校关系紧张。
因为战争的缘故，玛格丽特读大学时牛津城里的娱乐生活极其匮乏，这没给玛格丽特带来多少好处。很多年轻的男孩都推延学业，报名参军。战争年代学校实行灯火管制，学院小教堂的彩色玻璃被钉上了木板，这些都令战时入学的大学生们感到恐惧而不是快乐。对玛格丽特·罗伯茨来说，她最大的困扰是孤独。
玛格丽特感到孤独的个中原因难以解释清楚。当时她在萨默维尔学院有一间宿舍，也和其他同学一起去学院餐厅吃饭。但她交朋友的速度并不快，可能是因为她一直没有安全感而倍感焦虑。玛格丽特在牛津与自己的老友玛格丽特·古德里奇重逢时，在两人一次颇有意味的交谈中透露了自己缺乏安全感的痛苦。古德里奇还记得当时玛格丽特·罗伯茨问她：“难道你不希望自己过去能上个切尔腾纳姆女子学院或者其他什么中学，只要不是凯斯蒂文和格兰瑟姆女子文法学校就行吗？”[2]
玛格丽特的另一位同龄人，同时也是她化学专业的同学葆琳·考恩也感觉得到她的不安全感。“玛格丽特和我都是学院里家庭比较穷的学生。我们的教育背景相似，都在公立中学念书，我上的是格拉斯哥女子学校。所以我们这样的学生在大学里很容易感到比其他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低一等。我想我俩都能感觉到，那些切尔腾纳姆女子学院的学生有点瞧不起我们。”[3]
因为在学校里感到越来越孤单，玛格丽特的不安全感又深深地加重了。她初到牛津读书那阵，古德里奇夫妇到学校看女儿时，也会顺便看看这个格兰瑟姆镇来的女孩，几个月前这个女孩似乎还非常热衷于社交，喜欢到他们家做客。但到牛津后，他们发现玛格丽特·罗伯茨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4]，心灰意懒地做着烤煎饼，显然很不开心。后来玛格丽特自己也承认了自己初上大学时的痛苦感受。她对作家崔西亚·默里说：“我一直特别想家。我觉得如果你一点儿不想家，那只能说明你的家庭生活非常糟糕。”[5]
因为想家，加之缺乏安全感，大学的第一年玛格丽特过得相当不好。这段时期，她生平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花大量时间来散步。散步是种独处的活动，她可以独自一人在查韦尔河沿岸或各种公园里漫步。后来她一直声称，自己在这些散步中“享受独处和思考之乐”。[6]
考虑到玛格丽特一生都不喜欢锻炼和在户外呼吸新鲜空气，这种说法可信度并不高。此外，玛格丽特还长胖了，这也表明她可能过得并不开心。玛格丽特一直喜吃甜食，而且在父亲的店里很容易就可以吃到各种糕点，所以她一直都是个小胖妞。但是读大学时，玛格丽特变得更胖了。在牛津上到大二，她的体重已达150磅，这个重量对于身高仅5英尺5英寸的年轻女大学生来说确实有些超重了。
另一个就是钱的问题了。因为要给女儿全额支付牛津大学的各种学费、食宿费等费用，阿尔弗雷德·罗伯茨的经济比较吃紧。这样一来，玛格丽特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儿零花钱，用以购买一些奢侈品或用于学生娱乐活动。玛格丽特的化学老师多萝西·霍奇金发现学生的经济窘境后，悄悄帮她在萨默维尔学院申请了微薄的助学金。此外，教育信托基金还为玛格丽特提供了一些补助，有时玛格丽特假期打工也能挣些钱。1944年夏天，玛格丽特教了一个假期的自然科学，省吃俭用，终于攒够了钱买了她人生第一辆自行车——这车是她在牛津往来于实验室和教室的必需装备。
对于玛格丽特·罗伯茨来说，刻苦学习永远是生活的重头戏，至于她究竟有多么爱学习则不得而知。她在大学里学习化学专业和以前一样用功。不过她的老师多萝西·霍奇金发现“她似乎对化学专业有些心不在焉”，[7]继而又补充道：“我还是把她列为好学生。因为她总能写出论证合理、语言精准的好论文。但可惜的是，有些同学具有的品质她偏偏没有。”[8]
萨默维尔学院的院长珍妮特·沃恩爵士对玛格丽特的专业能力就更不看好了。“我的意思是没人看好她。她只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二流化学家，小化学家而已。”[9]
珍妮特爵士对学院这位最有名的毕业生不以为然，不仅是因为玛格丽特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能力不足，也因为她在社交、政治方面都有所欠缺：
她这个人不是很风趣，当然一谈到保守党她还算是比较有趣的。我过去常邀请很多年轻人来家里做客。如果我能找到风趣幽默的人和我待在一起，怎么也不会想到要请玛格丽特·罗伯茨到家里来的。因为跟她聊天挺没劲的，除非跟她聊保守党的事。[10]
这段回顾性的评价贬损多于称赞，是玛格丽特·罗伯茨从牛津毕业40年后，BBC采访珍妮特爵士记录下的。珍妮特爵士语气中的故意贬损显然是因为她与身为保守党首相的玛格丽特政见有分歧。不过玛格丽特读大学那会儿，受到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正面的。期末考试期间，她身患流感，没法到校参加考试，只能在医院的病床上完成几篇重要的论文作为期末考试；因为论文写得出色，所以她最后的总成绩在班级名列第二。也是因为学习成绩优异，大四时玛格丽特获准在牛津大学参与相关研究，如此一来大学毕业时她不仅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还拿到了一个二类理学学士学位。[11]
和许多大学生一样，玛格丽特广泛的兴趣爱好拓展了她的视野，使得她的眼界不只局限于学业上。可能刚到牛津时她还有些郁郁寡欢，但很快就重新振作起来，发展了各种兴趣爱好，不再孤僻独处，也不会独自长时间散步、闷闷不乐了。音乐是玛格丽特治愈孤独的良方。她参加了由托马斯·阿姆斯特朗[12]负责指挥的牛津大学巴赫合唱团。
玛格丽特在团里唱女低音，参与演出过谢尔登剧院上演的《马太受难曲》，也演唱过波尔菲里耶维奇的《伊戈尔王》、贡斯当·兰伯特的《格兰德河》以及霍斯特的《耶稣赞美诗》。
当然，宗教对她也同样重要。C.S.刘易斯的《纯粹的基督教》一书对玛格丽特影响很大。她第一次听说刘易斯是在名为“基督徒的行为表现”的广播节目里。玛格丽特也经常去卫斯理纪念堂做礼拜，她还是卫理公会研究小组的积极分子。这个小组属于卫理公会运动的福音派，经常派组员结对去牛津郡各教堂、礼拜堂传布福音。玛格丽特·罗伯茨就是其中的一名传道士。
吉恩·骚赛斯特是萨默维尔学院的学生，也是一名卫理公会教徒。她还记得玛格丽特·罗伯茨布道的一篇文本，“你们应当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将加给你们了”。[13]据骚赛斯特说，玛格丽特的布道相当“出色”。[14]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女。有趣的是，这位未来首相在做政治演讲前居然做过布道演讲。
浪漫情事
目前大家公认的是，玛格丽特·罗伯茨在格兰瑟姆的成长期内并没有任何男朋友。她的第一个男朋友是在牛津认识的。尽管第一次恋爱就痛苦遭拒（主要是因为男友的母亲极力反对），玛格丽特很快就恢复了；不久便拥有诸多钦慕者，这其中有一个人格外认真，是她在1944年秋季学期认识的。
大一时，玛格丽特在恋爱方面天真单纯，对那些她觉得有魅力的年轻男性总是坦率地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在萨默维尔学院食堂吃饭时，如果贝蒂·斯柏丝或其他同学跟玛格丽特开玩笑，讨论玛格丽特男友的备选男性，“她肯定会羞得脸一直红到脖子”。[15]持同样看法的另一名萨默维尔学院的学生是葆琳·考恩。“大家都知道，玛格丽特曾经努力吸引过一个年轻男人，那人既有钱又有爵位”，她回忆道，“开始很顺利，但那人把她带回家过周末时发现自己的母亲不喜欢玛格丽特。”[16]
这次恋爱故事的其他版本也在玛格丽特·罗伯茨好多牛津同学中流传着。不过这些不同版本最终由玛格丽特的第一个传记作家彭尼·朱诺做了总结。朱诺首先表明，玛格丽特苦心追求的男士参加过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继而她说：
她彻底地爱上了一个伯爵的儿子，这人后来成为保守党内的名人。她从不隐讳自己炽烈的感情，毫无顾忌地谈论他，根本没意识到这么做只会让食堂里在场的其他女生更有机会取笑她。这些女生早已清楚，玛格丽特生性喜欢利用别人，所以越发看透了她的心思。她们认为，如果玛格丽特俘获一个贵族，这简直叫人无法忍受。不过玛格丽特没能俘获这位贵族。见过这位男士的母亲后不久，两人的恋爱关系就告结束。[17]
这位贵族男友就是克雷格迈尔勋爵，他的母亲极力反对儿子和玛格丽特·罗伯茨交往。1944年夏天他21岁，在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读现代历史专业。他和玛格丽特相熟是因为两人都是保守党学生积极分子。在玛格丽特回忆录的第一卷里，他有些不自然地出现在一张照片里。照片中有三个穿晚礼服的年轻男性，旁边的文字写道“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舞会”。除了相貌英俊、衣冠楚楚外，“克雷吉”即克雷格迈尔还有其他特质，玛格丽特在萨默维尔学院跟其他女孩闲聊时都提到了。而担任首相后，玛格丽特对相貌英俊、衣冠楚楚的男性也还是时不时地显得毫无抵抗力（比如，塞西尔·帕金森、汉弗莱·阿特金斯、艾伦·克拉克和约翰·摩尔）。
克雷吉已经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他是一家大型船厂的继承人；这家船厂属于他的外祖父英奇凯普伯爵，也即将成为克雷吉的产业。此外，克雷吉还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对社会时政热点问题非常感兴趣。除了是女孩青睐的追求对象外，他也被认为具有学生领袖的气质、善于社交、对朋友热情周到。但克雷吉也是个相当害羞的年轻人，和母亲的关系非常亲密。他的母亲是英奇凯普勋爵的长女，经常到他基督圣体学院的宿舍里去看儿子。如果克雷格迈尔夫人认为乡下来的罗伯茨小姐绝非儿子女友的合适人选，她的意见即便不会直接彻底否决两人的恋情，至少也会阻碍恋情。那么这个生活在母亲阴影里的克雷吉是否真的伤了年轻的玛格丽特的心呢？
似乎如此，萨默维尔学院的同学都知道，玛格丽特和克雷吉是非常认真的恋爱关系，所以克雷吉才会带她去自己位于伦敦博尔顿斯街的家里过周末。但是和克雷格迈尔夫人的会面并不成功。英奇凯普伯爵的另一个孙子坦洛勋爵解释说：“我的婶婶玛格丽特是个令人生畏的人，像极了布拉克内尔夫人。她见到克雷吉在牛津的新女友后评价说：‘做生意和搞科学研究！这两行我们家可是一个人都不认识啊！’”[18]
可怜的玛格丽特·罗伯茨！不过尽管她套牢一个有爵位的丈夫的美梦因为这位母亲的势利而破灭[19]，至少玛格丽特苗条的身材、修长的腿以及亮晶晶的眼睛很快就吸引到其他众多追求者。玛格丽特也开始对服饰、化妆品等女性话题更感兴趣了。从1944年起，她在牛津写给姐姐穆里尔的信里，谈的都是连衣裙、鞋子、丝袜和怎么买得起这些东西。玛格丽特在一封信里描述了她第一次去邦德大街的情形。她买了一双棕色的“少女拉内特”鞋子来搭配她棕色的“马歇尔和斯内尔格罗夫”手袋。“我还想买一条深棕色的裙子，相当正的那种棕色，这样就能浑身上下都配成棕色了。”[20]
玛格丽特如此努力采购，让自己穿得“浑身上下”都魅力十足，主要是希望吸引异性。在牛津随后的几年里，玛格丽特和其他人也恋爱过，包括罗杰·格雷（后来做了女皇的皇家大律师和皇室法庭大法官）、尼尔·芬德莱以及约翰·斯特宾斯；其中约翰·斯特宾斯来自肯特郡，相貌英俊，是个游泳健将，后来做了律师公会主席。然而，这些恋情都只是玩玩而已，至少与玛格丽特跟托尼·布雷的恋爱相比要随意得多。托尼·布雷于1944年10月以军校学员的身份到牛津大学参加一个为期半年的军训课程。
起初两人因为对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政事都很感兴趣，所以彼此惺惺相惜。1945年夏天，开始两人开始频繁约会。他俩参加过好几次学院的舞会，还在伦道夫宾馆参加过一个特别的舞会。玛格丽特在写给姐姐穆里尔的信里对当晚的情形大肆渲染，俨然一副热恋的模样：
我终于借到了一件漂亮的宝蓝色天鹅绒斗篷，跟我那条蓝色裙子很搭……我特别开心……舞厅装修精美……茶点很好吃。反正，这是我参加过的最好、最大的一次舞会。[21]
两人认识之初，托尼就送给玛格丽特一束莫伊西斯·史蒂文斯花店订购的康乃馨，后来又陆续带她去伦敦的多切斯特餐厅吃饭、去皮卡迪利酒店参加下午茶舞会，还去剑桥剧院观看了小施特劳斯的歌剧《威尼斯之夜》。不久，玛格丽特就邀请托尼去格兰瑟姆和她的父母共度周末。尽管这次格兰瑟姆之行稍显尴尬，但毕竟说明玛格丽特对托尼非常喜欢。
然而玛格丽特的全情投入似乎并没有得到对等的回应。托尼比她小了将近两岁，才18岁的他还没有准备好要和一个这么厉害的女朋友结婚成家，也是情有可原的。
查尔斯·摩尔后来找到了老年的托尼·布雷进行过一番采访。作为一名玛格丽特的授权传记作者，摩尔几乎无所不知。他经过调查后得出结论，尽管玛格丽特“对身体的亲密关系很感兴趣”，但两人“从没有发生过关系”。[22]随着托尼的短期军训课程结束，两人也分手了之。分手三年后他俩于1948年重逢，无奈激情难再。不过不管怎样，1945年的夏天无比辉煌，不仅发生过诸多重大事件，比如诺曼底登陆、盟军胜利在望；而且年仅19岁的玛格丽特·罗伯茨也生平头一次正式经历了一场浪漫爱情。
在保守党协会从政成功
无论托尼·布雷对玛格丽特·罗伯茨有多么重要，终究比不过政治在她心里的分量。因为玛格丽特对保守党怀着强烈的热情，萨默维尔学院的同学都把她看成是一个极其无趣的怪人。葆琳·考恩回忆说：
她劝说我加入保守党协会的那股执着劲儿让我吃惊。即便我跟她明确表态说我支持反对党，对加入保守党协会毫无兴趣后，她还是一直反复跟我提入会的事。她反应真是特别迟钝，好像保守党协会就是她唯一关注的事……她和大家的关系不冷不热。我常常感觉到她过得非常不开心，在学校里没有要好的朋友。当然每天早晨我们都在大家合租的房子里一起喝咖啡聊天，不过聊的通常都是我们的工作和抱怨房东太太常做的几样早餐——热沙丁鱼罐头和土豆泥。我想自那以后玛格丽特和我都不敢再看任何沙丁鱼了。[23]
沙丁鱼和保守党在具有左翼传统思想的萨默维尔学院都处境艰难。尼娜·鲍登[24]是玛格丽特·罗伯茨的同学，她曾经竭力想说服玛格丽特脱离保守党。1944年夏天，这两个学生被分派在一起担任火灾警戒的工作。尼娜是工党的狂热支持者，她说所有参加保守党协会的人“都像污水一般毫无生趣”。根据鲍登的说法：
玛格丽特像瓷娃娃一样笑得很甜美，她承认那时参加工党协会的人更多……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状况无意间正合了她的心意。她想进议会，参加成员较少的保守党协会意味着会有更多“出名”的机会，因为保守党协会的很多会员都是平庸之辈。[25]
玛格丽特被动地接受了保守党协会内的平庸，说明她和当时大多数保守党员一样，完全没有意识到英国政坛即将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20世纪40年代中期，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各个领袖纷纷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复姓，想借此变身为世袭贵族或上流社会成员。M.罗伯茨（在保守党协会的学期演讲安排卡上她用的是这个名字）能获得大家的关注是因为她在担任保守党协会萨默维尔学院代理一职期间，工作非常卖力，不过这个职位的回报却少得可怜。因为成功地把学院内很大一批政治立场摇摆不定的保守党积极分子招入协会，玛格丽特声名鹊起，开始总管全牛津大学各学院的代理，并当上了协会的主管干事。总代理的工作非常枯燥乏味，大部分学生政治积极分子因为讨厌这份工作的烦琐复杂，都极力避免任职。然而总代理也是相当高级的职位，是保守党协会里由选举产生的地位第四高的职位，仅次于协会主席、财务主管和秘书。大二结束时，玛格丽特·罗伯茨当选为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主管干事。
自从1935年9岁的玛格丽特去格兰瑟姆保守党委员会办公室当帮手以后，她就对保守党的竞选机制非常感兴趣。1942年2月，格兰瑟姆举行战时补选，她又再度得到锻炼，熟悉了竞选机制。那次补选令格兰瑟姆当地的保守党人大为恐慌，因为他们的候选人以367票之差输给了格兰瑟姆独立党候选人。尽管玛格丽特那时只负责发传单，但她还是对选举结果大为吃惊，并批评保守党行政管理不完善，导致选民不愿意投票给他们。“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保守党都一直骄傲自大”，她总结说。[26]
玛格丽特·罗伯茨任保守党协会主管干事后，坚决杜绝骄傲自满。在她“女皇般威严地管理下”，《爱西斯》杂志报道说，协会会员总数超过1000人，创20世纪20年代历史最高纪录。[27]
在1945年夏天的大选活动中，她又招收了一批学生宣传员，帮助牛津大学的保守党下院议员候选人昆廷·霍格[28]保住席位。最终昆廷以微弱优势先后打败工党竞选人弗兰克·帕克南和朗福德勋爵。
1945年大选晚些时候，玛格丽特·罗伯茨还回到格兰瑟姆，并在家乡发表了生平第一次媒体参与报道的政治演讲。她首次登台演讲，支持的是保守党候选人空军少校G. A.沃思。《格兰瑟姆日报》报道说，玛格丽特继承了“她父亲的演讲天分”，还评价认为“一名年仅19岁的少女能有如此坚定的信仰，绝对可以在选举时极大地影响女性选民的投票”。[29]
当地另一家报纸《斯利福德公报》对玛格丽特坚定的政治信仰有更加详细的报道。这则篇幅长达两栏的报道中提到，市参议员年仅19岁的女儿表达了两个观点。这两个观点在她40年后担任首相时重又风靡流行。玛格丽特提出的第一个观点在1945年那种情势下完全是意料之中的，即反对纳粹德国：“德国将全世界卷入战乱之中，必须让德国缴械投降，重归和平……要对德国施以制裁。”第二个观点则有些出乎意料，玛格丽特呼吁说要加强发展英国和苏联的关系，并对丘吉尔和艾登一直“不遗余力地致力推进英苏合作”大加赞赏。[30]
工党在1945年的大选中很快以绝对性优势大获全胜，人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这件事上去了；所以这位英国未来的第一位女首相、时年仅19岁的“加温”演讲人早年发表的各种观点也就自然被人们渐渐地遗忘了。除“加温”演讲外，玛格丽特还参与了格兰瑟姆选区的计票工作，空军少校沃思最终在选举中惨败。得知了格兰瑟姆的计票结果后，玛格丽特又跑去格兰瑟姆“电影屋”影院查看全国票选结果。和大多数保守党积极分子一样，看到选举结果后，她大吃一惊，目瞪口呆。玛格丽特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广大选民要把温斯顿·丘吉尔逐出唐宁街10号。
长假过后回到牛津大学，身为保守党协会主管干事的玛格丽特·罗伯茨似乎并没有因为保守党的惨败而一蹶不振。她首先采取的行动就是与别人合作编写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政策委员会报告。报告叙述了协会为振兴牛津大学的保守党而采取的种种措施。报告中收录的玛格丽特的好几篇文章中都有着她一贯的那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这些文章以一种近乎恐吓的方式告诉保守党协会会员，协会“绝不可以像现在这样漫无目的了”，必须要变成“一个积极进取、支持改革的组织，并且要有自己积极的宣传政策”。[31]执行这些政策的重任则落在了主管干事身上。
改革和宣传事务并没有影响到玛格丽特·罗伯茨学生政治生涯的发展。1946年3月和10月，她先后当选为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财务主管和主席。玛格丽特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她对自己演讲能力越来越强大的自信心。这种强大的自信心得益于S.M.盖特豪斯太太，此人是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公共演讲培训师，她在协会整个20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始终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斯特拉·盖特豪斯是牛津郡一名牧师的妻子，20世纪30年代保守党中央总部聘请她每周给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学生会员上演讲培训课。她性格古板，但说起话来用的语言颇有乔伊丝·格伦菲尔的味道。盖特豪斯对说话结巴的新学员亲切温和，但对年轻气盛、自以为是的学员却态度恶劣。她的课堂气氛热烈，好几代野心勃勃的议会议员都上过她的课，被训练成演讲好手。1938年到1970年间，有将近20名未来保守党大臣先后被“盖夫人”或哄或骗地提高了自己的公共演讲水平。
盖夫人绝对是演讲天才的伯乐。1961年，有人请她预测，她教过的哪位学生最有可能在政治上获得成功。她说：“首先是迈克尔·赫塞尔坦，其次是玛格丽特·撒切尔。”[32]当时赫塞尔坦根本连议会议员都不是，而玛格丽特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下院后座议员，所以这样的预测确实很有前瞻性。
从玛格丽特·撒切尔任反对党党魁初期的一两次议会演讲中，我想我能听出恰当运用盖特豪斯夫人推荐的演讲技巧而表达出的丰富韵味。这些技巧包括：使用醒目标题，比如“在演讲最后一段结尾处用一句强有力的话总结你的论点”；“演讲的语气要逐渐加强，但话语则要简短和有力，每次最多不超过六个字”。1976年，下院投票厅举行的一次辩论快结束时，我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交谈起来。当时我就问她，那天早些时候她发表的演讲是否是盖特豪斯夫人演讲技巧课指导的结果。“没错，盖夫人确实提高了我的演讲技能”，玛格丽特回答道。[33]
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主席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制定“学期演讲安排卡”，即本学期访问演讲人的名单。邀请演讲人需要有毅力，还要做很多外联工作。经过选举上任的这位协会主席玛格丽特·罗伯茨在吸引著名、风趣的演讲人方面相当有先见之明。受邀前来演讲的人包括两位未来首相，安东尼·艾登和亚力克·道格拉斯-霍姆；一位未来上议院大法官，基尔穆尔勋爵，他曾在纽伦堡审判中担任公诉人，早已名声大震；另外还有一位未来的财政大臣，彼得·桑尼克罗夫。
公开演讲前或结束后需要在伦道夫酒店宴请这些贵宾，玛格丽特·罗伯茨自然也从中获得新的社交机遇，进入新的社交圈。正是保守党协会的这些经历使得玛格丽特开始考虑进入议会。
关于玛格丽特到底是什么时候、在怎样的情况下萌生进入议会的雄心，有好几个不同版本的故事。玛格丽特自己的版本（在不同场合对好几个记者反复提过）说，渴望进入威斯敏斯特宫的念头在她脑中突然闪过，要么是在林肯郡的一次舞会上，要么是在一次去乡下的短途旅行后，她半夜时分和“同行伙伴中一个男孩”发生争吵时产生的，参加这次旅行的有英国皇家空军年轻的飞行员。所有这些让玛格丽特改变梦想的经历都发生在1945年之后，并且她在每次叙述中都刻意表达了自己的信誓旦旦，还用了诸如“突然间我对这个念头一清二楚，我明白了过来”[34]等字眼儿郑重地说明自己心意已决。
可能这些不同版本故事间的差异可以借用苏格兰诗歌集里的准则来消除，即“相同的另一个版本”。所以从故事的繁简程度和消息来源考虑，最可信的版本来自于玛格丽特·古德里奇。
按照她的说法，根本没什么飞行员、舞会或者信誓旦旦。玛格丽特真正产生进入议会的想法是在格兰瑟姆附近的科比格伦教区古德里奇牧师的住处。坎农·古德里奇和太太于1944年12月在家里为女儿21岁生日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生日聚会”。聚会上并没有喝酒，也没有播放音乐，大家更没有跳舞。快午夜时分，庆祝活动临近尾声，好多女孩子围坐在厨房的餐桌边喝着可可饮料聊着天儿。这时，古德里奇太太问玛格丽特·罗伯茨将来想做什么。玛格丽特给出的回答坦白直率、令人难以忘怀：“我会成为一名议会议员。因为我想做一名议会议员。”[35]
玛格丽特言辞里的确信无疑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话也充分地体现了年仅19岁的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主管干事越来越有自信，已经开始进行“宣传”了。可能她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早早地在这样一个比较私人的场合展露自己的抱负，因为古德里奇家是个安全的地方。大约两年半以后，玛格丽特·古德里奇再次体会到了这位闺蜜政治野心背后无比强大的自信心。那时正值牛津学期末，两个玛格丽特在校园里沿南帕克斯路走到罗德楼附近时，玛格丽特·罗伯茨说：“当然，对我来说牛津的学位根本没有做议会议员那么重要。我现在一定要努力去读法律。”[36]
这番话无疑进一步佐证，玛格丽特从牛津毕业时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职业方向。
回顾
在牛津读书的岁月凸显而不是发展了玛格丽特·罗伯茨的性格。她当初从格兰瑟姆来到牛津时就性格倔强、心怀抱负，大学岁月只是让这些性格特点更加突出，并没有让它们深化发展。玛格丽特和大多数大学生的不同之处在于，从一开始她就知道自己的奋斗目标是什么。
但是她的奋斗之路崎岖坎坷，因为一路上要克服各种或公开或隐蔽的歧视偏见。大男子主义仍然是女性的顽固绊脚石。玛格丽特本可以加入牛津辩论学会，逐步提高自己的辩论技巧，无奈这个学会直到1963年才开始接纳女性会员。从牛津大学戏剧社到蒸馏器协会等各种学生俱乐部都如出一辙。蒸馏器协会是所有自然科学专业学生聚会的场所，但女生除外——玛格丽特自然也被排除在外。
另一种形式更为微妙的歧视则是来自社会的势利偏见。玛格丽特·罗伯茨感受到社会的势利，包括萨默维尔学院那些切尔腾纳姆女子学院毕业生对她的鄙夷，第一任男友的母亲对她的鄙视，以及其他各种场景里遭受的歧视。那段时期，牛津大学被描述为一个拥有7000名一流专家的大学。在这种环境下，一个杂货店主的女儿必然得忍受不公正的待遇、他人的鄙视以及冷遇。但是她身上强烈的不安全感却成为玛格丽特实现个人抱负的绝佳鞭策。
玛格丽特上牛津大学主要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梦。然而大学期间，玛格丽特关注的并不是政治观点，而是各种选举机制以及进入保守党协会后的种种机遇。她虽然的确曾在1944年阅读过哈耶克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不过那时她所受的启发却是微乎甚微的。直到30年后，她在基思·约瑟夫爵士的指导下重读此书，才逐渐明白个中要义。玛格丽特加入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只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未来的事业，与求知欲毫无关系。
协会同时也是玛格丽特结识优秀男青年的好地方。她所有的男朋友均来自保守党阵营。玛格丽特交好的许多男性，比如爱德华·博伊尔、莫里斯·钱德勒、约翰·达尔基思（后来成为巴克勒公爵）等，都是保守党协会里的积极分子。为自己找一个好丈夫也许只是玛格丽特潜意识里的计划之一，所以和托尼·布雷的恋爱陷入僵局后，她根本没有做出任何挽回的努力。
很多牛津大学学生“生活的甜蜜”似乎在玛格丽特·罗伯茨的大学生活里基本都销声匿迹了。可能她也曾有过一些欢乐时光，但总体来说，玛格丽特还是太过争强好胜了。四年里大部分的时间，她都在科学实验室里做实验和在保守党协会开会，根本没机会对牛津大学产生好感。
后来，因为牛津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全体教职员大会一致投票拒绝授予玛格丽特荣誉学位，她和母校的关系就更加糟糕了；牛津大学的拒绝对这位在任首相来说无疑是前所未有的冷遇。尽管受到牛津大学的羞辱打击，玛格丽特·撒切尔对萨默维尔学院仍怀有深挚感情；对于学院的种种需求她总是慷慨施助，还帮忙出资建成学院的中心礼堂。这所礼堂坐落于学院校园的中心，并以玛格丽特的名字命名。
玛格丽特对萨默维尔学院所怀的特殊感情还表现在1984年10月的一天。那天，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在新德里遇刺，距离英国刚刚发生的布莱顿旅馆爆炸案仅两周时间。从自己的政治秘书斯蒂芬·舍伯恩那里听到印度总理遇刺身亡的消息后，玛格丽特·撒切尔紧紧抱住舍伯恩说：“多可怕的消息啊！刚开始他们想杀死我，现在又想杀死她。我们都是萨默维尔学院毕业的啊。”[37]
不过这些刺杀事件距离英国首相和印度总理在萨默维尔学院读书的时日毕竟已太遥远。1947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后，玛格丽特·罗伯茨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自己眼前的出路——怎样找到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怎样继续她对保守党的政治热情。
注释：
[1]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35.
[2]Margaret Wickstead (née Goodrich) interviewed on Maggie: The First Lady, Brook Lapping, 2003.
[3]AC: Interview with Pauline Harrison (née Cowan).
[4]玛格丽特的宿舍在萨默维尔学院的彭罗斯宿舍楼一楼。宿舍房间比她在格兰瑟姆的卧室要小（长12英尺，宽12英尺），光线也比较暗。卧室窗外只能看见光秃秃的后院。可能这样的居住环境也导致她心情不佳。
[5]Murray, Margaret Thatcher, p. 41.
[6]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37.
[7]Nicholas Wapshott and George Brock, Thatcher, Macdonald, 1983, p. 49.
[8]Campbell, The Grocer's Daughter, p. 62.
[9]Ibid.
[10]Ibid.
[11]Campbell, The Grocer's Daughter, p. 47.
[12]托马斯·阿姆斯特朗（1898—1994），风琴手、指挥家，1955—1968年间担任英国皇家音乐学院院长。他的儿子是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爱米斯特的阿姆斯特朗勋爵），1979—1987年间担任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内阁秘书。
[13]The Gospel of St Matthew, Chapter 6, verse 33.
[14]Campbell, The Grocer's Daughter, p. 48.
[15]Interview with Betty Robbins (née Spice), cited in Moore, Margaret Thatcher, Vol. 1, p. 43.
[16]AC: Interview with Pauline Harrison.
[17]Junor, Margaret Thatcher, p. 20.
[18]AC: Interview with Lord Tanlaw.
[19]因为其他原因，克雷格迈尔勋爵（1923—1998）可能并不是玛格丽特的最佳伴侣。他性情古怪，任上议院议员后，他穿着一套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普通水手那种喇叭形制服做自己的首次演讲。另外，他还是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个身份也不可能令阿尔弗雷德和比阿特丽斯·罗伯茨夫妇满意。同时克雷格迈尔还有嗜酒的坏习惯。
[20]Margaret to Muriel, September 1944, cited in Moore, Margaret Thatcher, Vol. 1, p. 41.
[21]Margaret to Muriel, 25 March 1945, ibid., pp. 62–63.
[22]Ibid., p. 62.
[23]AC: Interview with Pauline Harrison.
[24]尼娜·鲍登（1925—2012），小说家，儿童文学家。曾在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攻读政治、哲学、经济专业（PPE）。
[25]Nina Bawden: In My Time, Virago, 1995, p. 76.
[26]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33.
[27]Campbell, The Grocer's Daughter, p. 62.
[28]昆廷·霍格（1907—2001），大律师，保守党政治家，1979—1987年任玛格丽特·撒切尔内阁财政大臣。
[29]Grantham Journal, 6 July 1945.
[30]Sleaford Gazette, 29 June 1945.
[31]MTF: OUCA Policy Sub-Committee Report, 1 December 1945.
[32]AC: Conversation with Mrs Stella Gatehouse.
[33]AC: Author in conversation with Margaret Thatcher in 1977.
[34]Daily Express, 17 April 1961.
[35]Sheehy, Vanity Fair, June 1989.
[36]Campbell, The Grocer's Daughter, p. 65.
[37]AC: Interview with Sir Stephen Sherbour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