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发动了一场严重错误的党内斗争。他们首先拿拥护毛泽东路线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开刀，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迅速地由福建扩展到江西苏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就是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邓小平由此经历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沉浮。
邓小平因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打为“江西的罗明路线”，“毛派头子”由此而来
1931年夏，邓小平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红七军的工作后来到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会昌县委书记，于1932年7月被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并兼任江西军区第三分区政委。会昌等三县地处中央革命根据地边缘，赤白对立严重，环境艰苦险恶。由于邓小平卓有成效的工作，创造了三县边区工作的新局面。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弟弟，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永丰中心县委书记的毛泽覃，以及曾任赣西南特委委员、中共赣东特委书记、江西省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的谢唯俊，曾任寻乌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前委秘书长的古柏一起，对“左”倾教条主义者进行了抵制。他们支持毛泽东，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主张平均分配土地，“给富农以经济出路”。
邓、毛、谢、古针对“左”倾教条主义者诬蔑毛泽东的理论和路线是“山沟沟里的东西”，勇敢地指出：“大城市里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沟里，却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还戏称从上海大城市来的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是“洋房子先生”，而“洋房子里才不会出马列主义的”，这些人“只会在洋房子里死背教条”。邓、毛、谢、古的这些正确意见和鲜明态度，为“左”倾的临时中央所不容。
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是从“寻乌事件”开始的。1932年7月到1933年3月，蒋介石调集了81个师共65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空前的第四次军事“围剿”。于是，主力红军开始集结于北线，苏区南大门会昌一带兵力空虚。见此之机，广东军阀乘机占领了寻乌县城，这就是所谓“寻乌事件”。当时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根据敌强我弱、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正确分析了形势，及时组织了退却，决定用坚壁清野和灵活的游击战的方法来对付优势的敌军。可是，此举被王明“左”倾错误领导人诬陷为“执行了纯粹防御路线”，是“可耻的”“右倾退却逃跑主义”。寻乌事件只是一个开头，它实际上是王明“左”倾领导向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党内同志实行宗派主义打击的一个部署。
1933年从春到夏，对邓、毛、谢、古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左”倾领导人，责成江西省委一再向这四人工作的地区和单位发出指示，反复发动基层干部和党员，开展对邓、毛、谢、古进行直接的批判和斗争。
1933年3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根据中央局的意图，向江西苏区全党公布了有关会昌、寻乌、安远的指示文件，指责邓小平领导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大举进攻时，“仓皇失措”、“退却逃跑”，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的“机会主义”。
1933年3月底，中共苏区中央局撇开中共江西省委，直接召开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揭发批判邓小平。3月31日，会议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会议决议称“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说邓小平这种“防御路线”是“完全表示悲观失望”，是把红色根据地“交给广东军阀”，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宣称“要坚决打击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的领导”；决定“加强和部分地改造中心县委和会寻安县委之常委”，“召集各级代表以及三县党各级领导保障三县工作的彻底转变，在中央局领导之下开展这一反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使这一斗争深入到支部中去”。
会议责令邓小平向中央局写出《会寻安工作检查》。这样，揭开了所谓“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序幕。邓小平被调离会昌中心县委，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邓小平坚持真理，进行了三次不屈的抗争
邓小平在长篇的《会寻安工作检查》中，同“左”倾路线进行了第一次抗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进攻路线建筑在群众革命斗争低落上面的理论。”“检查”对指责他的所谓“纯粹防御路线”解释说，“防御路线”中的“诱敌深入”等，是正确的军事原则和方针。它不是单纯地为了防御而防御，而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敌人的积极防御。
对邓小平《会寻安工作检查》，临时中央领导大为恼火。《斗争》发表题为《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的署名文章，逐条地对“检查”进行“批判”，指责它是“一大篇糊涂的哲学，用来掩盖问题的实质”，是“替自己的机会主义辩护”。这期《斗争》还发表了《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把邓小平等人由“会寻安的罗明路线”升级为“江西罗明路线”。
1933年4月16日至22日，江西省委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下，召开江西党的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会议名曰总结工作，实际上是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进行“揭发批判”。会议把他们打成了“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开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邓小平在总结会议上以坚定的原则和光明磊落的态度，在革命道路、扩大红军、土地政策、财政政策、作战方针等问题上与“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把他们强加给自己的污蔑、攻击和不实之词坚决顶了回去，表现了宁折不弯的性格。
会间，“邓毛谢古”被责令两次写申明书。邓小平在两次声明书中“检讨”什么呢？邓小平的整个检讨书中，除了日常工作中确实存在的方法上的缺点失误，文字上与“反党反国际、反进攻路线”是不沾边的。他明明白白地写道：“自己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行动，不成严重问题”，还竟然这么写道：“感觉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快到实际工作中去”。这是邓小平对“左”倾路线进行的第二次抗争。
江西党的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对没有屈服的“邓毛谢古”采取了新的措施，邓小平对“左”倾路线又进行了第三次抗争。5月4日，临时中央指示工农红军学校召开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再次批斗邓、毛、谢、古，并作出了《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决议》提出：邓、毛、谢、古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执行了与党完全不同的路线，而且更进一步根据一定的政纲及派别的观念，形成了小组织的活动”，他们“反对向中心城市发展，主张转移到穷乡僻壤的区域”，“是与国际的指示及党的策略，完全相反的”。“他们对于四中全会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相呼”。《决议》警告说：“这些同志如果再不彻底纠正其错误，我们建议中央局把他们洗刷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
5月5日，经中央局批准以中共江西省委的名义作出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指出：
一、必须向党作第三次申明书。
二、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地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时起经过党大会经过会寻安工作直到写第二次申明书上，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容许有任何掩藏。
三、谢、毛、古三同志，必须向党忠实的从历史根源起彻底的揭发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成，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宣布小组织的解散。
四、四同志在省委所指定的群众工作中艰苦地担负起自己的任务，来表现忠实的为党的路线而坚决斗争。
同时对“邓毛谢古”分别作了组织处理。邓小平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此后，临时中央对邓小平进行审查，邓小平再次提交了书面报告，进行了声辩和抗争。
此后，隔几天邓小平被“提审”一次，但是，每次“提审”邓小平总是义正词严地进行抗争。逐渐，看守人员送来的饭菜也降质减量。邓小平仍顽强地坚持着。
几天后，邓小平的妻子金维映的离婚报告被送到“拘留室”。邓小平咬咬牙，挥手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名。事业上的沉浮，人生的波折，邓小平都赶上了。“左”倾路线的摧残，精神和肉体的折磨，都不能使邓小平沉沦、畏缩，反而使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
这天，当邓小平被看守人员从“审讯室”押回“拘留室”时，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从对面走来。唐义贞看着邓小平又黄又瘦的脸色，看着他拖着沉重的步子朝自己走过来时，一下子被惊呆了。两人对视着，轻轻地点了点头。接着，邓小平轻声对唐义贞说：“我饿极了，吃不饱。”
唐义贞的泪水止不住涌了出来，她回到家，急忙从枕头底下摸出唯一的一块银元，到老乡家里买了两只鸡，炖熟后浇上一点盐水。唐义贞趁夜色赶到“拘留室”，给看守人员说清缘故，并请求给予方便，然后让他们把邓小平带到自己家中。
唐义贞端出炖好的鸡，邓小平毫不客气地吞咽起来。吃了一只，怎么也不忍再吃第二只了。唐义贞再三劝说，邓小平才将这只鸡带回“拘留室”，饿得实在受不了时就狠狠地咬上一口。
过了一段时间后，“左”倾领导者在这个硬汉子面前感到无法可施了，最后给邓小平记了一次“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邓小平被流放到乐安县南村，他托人捎话给蔡畅说：我肚子好饿，送点饭给我吃
1933年夏天，遭受撤职和处分的邓小平被派到边远的乐安县所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这是邓小平一生中多么难忘的凄凉忧伤的行程！从宁都到乐安的南村，路程300多里，中途隔有几座大山，山势绵延，林深草密，多有岔道，此时又是毒蛇活动的季节，没有一匹马或骡子，连向导都没有派一个！不用说一个外乡人，就是本地农民也不会单人独身地走这段路的。
乐安南村就是中央苏区的“西伯利亚”！这是名副其实的“流放”，很难想象，只身一人的邓小平背着行装，是怎样走完了这段象征着人生命运曲折多变的漫漫路程。
邓小平来到南村区后，对南村区的同志说：在会上我两次据理申辩自己的观点，不管他们怎样残酷斗争，采取什么措施，我坚信我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正确的就要坚持。
在短短的时间里，邓小平以务实的精神积极帮助南村区委同志开展工作，给南村区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安下心来到基层考察研究，帮助下面工作的邓小平，没料到在南村住不到10天，又被命令返回宁都省委机关。“这是怎么搞的？”他满腹疑惑，只得收拾行装，同区里的同志道别。原来，临时中央有人说，邓小平不应该到南村这样的地方去，那里离前线很近，他们怕邓小平跑到敌人那边去。
邓小平回到宁都，等待他的是更大的磨难，他被指派到距七里村7里路的山上挖山开荒。不但行动上不给自由，饮食上也加以限量。对于这样一项残酷的惩罚，“左”倾领导者竟然美其名曰“接受党的新的考验”！
夏日炎炎，邓小平独自一人在山上挥锄开荒，身上出力，肚里饥饿，心中愤慨，邓小平经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
拍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时曾采访一位84岁的老人，她叫危秀英，是当时的中央苏区干部，她回忆说：
“我不知道邓小平在劳动，我戴个草帽，背一个包。他就用手点，点我。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什么人在点。我以为在点我后面那些人。结果走到前头听到：秀英，秀英！我一看，我说：你怎么在这里啊？他说：你快到省委，你给蔡大姐（蔡畅）说，说我肚子好饿，我在劳动，你不知道我的事。他说我到农村，下农村劳动嘛，劳动了几个月我不知道省委的情况。他说，你跟蔡大姐说，我肚子好饿，送点饭给我吃。哎呀，好可怜的呀，真是。”
这天中午将近1点钟，正是省委机关食堂开完了饭的时间，邓小平与危秀英一前一后相隔几十米，从后门走进了省委机关的厨房。蔡畅已将饭菜做好，用禾草捂着藏在厨房里。危秀英到后门望风去了。邓小平狼吞虎咽，把满满的一盒饭全吃光了。
邓小平遭受冤屈的事情不久由李富春向当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作了详细汇报。王稼祥早在莫斯科留学时就知道邓小平精明强干，了解这个情况后就和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商量，决定把邓小平调到总政治部来担任代理秘书长。
可是临时中央的个别领导人一听邓小平要去总政治部，表示暂时不能起用，需要再考验一段时间。王稼祥一听很生气，不久，他又亲自打电话给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力荐邓小平到总政治部来当代理秘书长。他对博古说：“你如不同意邓小平来，那你来兼任总政主任，我不干了。”博古和王稼祥在莫斯科留学时是同窗好友，非常尊重王稼祥的意见，他也知邓小平是难得的人才，见此情景，也就不再坚持己见，很快与中央组织局长李维汉研究，同意了王稼祥的提议。
这样，邓小平在不出一月的时间里，又奇迹般地复出了。
重操旧业，昔日留法的“油印博士”担任《红星》报主编
邓小平在总政治部任秘书长的时间并不长。两三个月后，因为秘书长一职没什么事做，他主动请求辞去这个职务，总政治部分配他到下属的宣传部当干事，除做一般的宣传工作外，还负责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邓小平做这个工作一直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这个10年前巴黎《赤光》杂志的“油印博士”重操旧业，干上了《红星》报的主编。
《红星》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那个时候，没有其他的报纸、书刊，没有广播，文化生活极为单调，因此，这份《红星》报，自然地成为了中央苏区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消息来源和学习材料，成为传播党的思想和文化知识的一个很好的阵地。
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别具特色。他首先从形式上对报纸加以改进。恢复报纸铅印，改变一段时间来因油印效果不理想的状况。为活跃版面，增强宣传效果，邓小平还广泛联系作者，约请他们搞栏目标题和尾花设计。有些文章的标题，经邓小平亲自用美术字题写印出后，更为醒目。
为增强文章的可读性，使报纸更贴近和吸引读者，邓小平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又调整或增设了一些广大红军指战员喜闻乐见的知识性栏目和文艺性副刊，将思想性与知识性、趣味性融合在一起。
邓小平深知，要想把报纸办得更好，单靠自己和少数几个工作人员是不够的，必须发动广大红军指战员，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请示王稼祥同意后，他以总政治部名义向广大红军将士征用反映前线英勇杀敌的照片。他还亲自起草了一则《优待投稿同志》的启事，鼓励广大红军将士积极投稿，并协助一些军团配备了战地记者的通讯员。
邓小平也亲笔写下了许多没有署名或署名的消息、新闻。一些重要的文章和社论，也是出自邓小平的笔下。毛毛曾经把中央档案馆汇集的《红星》报册拿给他看，请他辨认哪些文章是他写的，他一挥手，说：“多着呢！谁还分得清楚！”邓小平白天采写和修改稿件，晚上编排、校对，总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在油灯下。
《红星报》深受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的欢迎。因此，它的销售量大增，仅江西革命根据地，1933年的销数就达1.7万余份。成为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良友”、“一面大镜子”、“一架大无线电台”、“裁判员”和“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广大读者的喜爱和称誉，给了邓小平极大宽慰，他的脸上终于露出了被“左”倾错误者批判以来不曾有过的笑容。
长征开始后，苏区中央局决定将《红色中华报》和《斗争》杂志停刊。这样，《红星报》便成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唯一的报纸。身为《红星报》主编的邓小平，肩上担子更重。
邓小平率领《红星》报也随中央军委纵队一道长征。《红星》报工作人员用两条扁担，挑着四个铁皮箱子，随着中央军委昼夜行军。铁皮箱子里装着办报的全部设备：一台钟灵牌油印机（因为太重，走到湖南时扔了，买了一个手滚油印机）、几盒油墨、几筒奥国蜡纸、两块钢板、几支铁笔和一些毛边纸等。每次一到宿营地，铁皮箱子就是办公桌，邓小平和工作人员便冒着敌人飞机轰炸的危险，支起摊子坚持工作。
在战火纷起的长征路上，邓小平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继续主编出版《红星》报，每期印刷七八百份，分发到红军各个连队，成为广大红军战士的重要精神食粮。《红星》报通过简短的新闻和通讯，及时传播了红军长征路上一个又一个喜讯，宣传了党的主张和政策，报道了红军指战员的艰苦奋斗、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和模范执行群众纪律的事迹。《红星》报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喉舌，上面登载了许多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议和命令以及党政军领导人的文章和社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贺昌都为《红星》报撰写过不少社论和文章。《红星》报除了报道各种消息、战况以外，还编写了许多知识性的和生活常识一类的内容，例如军事军械知识，卫生防病知识，甚至还有趣味问答和谜语。
长征路上，邓小平还十分注重对沿途广大劳苦大众进行党和红军宗旨的教育。第五期《红星》报上，邓小平载文发动红军战士开展书写标语的竞赛活动。号召全体红军指挥员“凡是能写的”，“每人每天写l一5条标语”，“凡是宿营和休息地的墙壁都要写满标语”。红军战士热烈响应《红星》报的号召，凡是红军经过的地方，在墙上、大树上、山路旁，无不留下红军的宣传标语。
从1933年8月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担任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在《红星》报社工作了一年零五个月，主持编印了七十多期《红星》报。一个“主编”，几个（很长时间是两个）手下，八开的报纸，每期至少四个版面，平均五天就要出一期，工作量可不算小。邓小平在编辑这份报纸时，真是把全身心的力量都使上去了。他是一字一句，一点一滴，全心全意地做好这份工作。能够叱咤风云地指挥千军万马，也能够在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岗位上做好一点一滴的工作，这就是邓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