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邓小平同志不仅参加了遵义会议，而且是作为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忠诚执行者被撤职又复职的重要人物参加了遵义会议。
是否参加遵义会议引起的一场风波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会议之后，干部进行了调整，邓小平由《红星》报主编调任中央秘书长，接替邓颖超的工作。他的职责是整理会议记录和文件，收发信件和起草命令等。从此，邓小平经常参加中央重要会议，并兼管中央军委纵队警卫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1935年1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
但是过去由于党史资料发掘不够，再加上政治运动的原因，邓小平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曾一度成为引人关注的有争议的问题。
遵义会议纪念馆在1955年开放时，会址内的辅助陈列室里，介绍会议参加者的名单中，没有邓小平。1958年11月18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陪同下，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穿过陈列室，踏上窄小的楼梯，走进开会的房间里，邓小平看到房间依旧是当年摆设的样子，使他立刻想起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他肯定的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我就坐在那里’。”
1959年，遵义会议纪念馆为了进一步查清究竟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曾再次致函中央办公厅请示帮助查找有关档案资料。中央档案馆于1959年5月28日回复：“关于参加遵义会议都是哪些人的问题，我们在中央档案中未找到正式可靠的文件，只是在一件未署名的材料中写道：‘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注：林彪）、聂（注：聂荣臻）、彭（注：彭德怀）杨（注：杨尚昆）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这材料只能供参考之用”。这里说的材料，即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根据邓小平的现场追忆，1965年，遵义会议纪念馆经请示贵州省委有关领导，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列上了邓小平的名字，并在会议室的墙壁上挂出了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七人的照片（按八大政治局常委名单序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遵义的造反派联络大串联来到遵义的外地学生，打着“造刘邓路线的反”的旗帜，到遵义会议纪念馆抄出1959年中央档案馆给遵义纪念馆的复信，诬蔑邓小平“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捞取政治资本……”。在当时“清算”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有“罪行”中，这一条无疑是他的重大“罪状”之一。于是，邓小平的名字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被打上黑×，照片被从会议室墙壁上摘掉。
对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身份，直到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公布了《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以后，才将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时的任职弄清楚——中央秘书长。关于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遵义会议，有如下这些佐证：
一是邓小平过去填写的履历表中，关于此期间的职务，一直填的是中央秘书长。邓颖超说过，遵义会议时，邓小平是中央秘书长，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证明”。
二是1984年，有关部门在为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我国主要领导人的传略条目时，曾就此问题请示过邓小平本人，邓小平说他1934年底开始任党中央秘书长。
此外，1984年10月26日，杨尚昆答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就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时任职的提问时说：“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到遵义，遵义的同志问都是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又问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我说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回到北京，我问周总理，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1984年，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访问刘英。刘英说，遵义会议后不久，邓小平被派往作战部队，中央秘书长的工作由我接替。
综上所述，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任职已经相当清楚了。
至于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为什么没提到参加者中有邓小平，我们应当加以分析。应该看到，陈云的这个提纲只是为传达会议的主要内容而写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关于参加会议的人员，提纲里除没有提到作为中央秘书长参加会议的邓小平外，也没有提到当时也参加这次会议的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
对于造反派批判邓小平“篡改历史，挤进遵义会议”这一点，邓小平始终没有承认。70年代，一个老干部的孩子去看望邓小平，闲谈中提到这件事，邓小平还不无感慨地说：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没有参加就是没有参加。我一生的历史……不因没有参加遵义会议硬说参加了，来增添一份光荣……
1976年10月，中国终于结束了延续十年的动乱，被颠倒的历史又重新恢复本来面目。1980年，中国革命博物馆、遵义会议纪念馆以及其他有关党史资料、书籍中，在介绍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时，又重新出现邓小平的名字。
关于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与历史作用，建国后邓小平曾多次谈到。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谈到：遵义会议解决了如何革命的问题。1965年邓小平在同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谈话时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了。1987年10月13日，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邓小平说：遵义会议是民主革命走上胜利道路的标志。在1989年5月31日同李鹏、姚依林的谈话中，邓小平指出：“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一个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在1989年6月16日，同杨尚昆、万里、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谈话时，邓小平又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机，应该说也是邓小平政治生命当中的转机。他由遵义会议前的被排挤、被打击转变为受到信任，转换到重要工作岗位上来，协助中央领导开展工作，开始了他后来更为光辉的战斗历程。
长征途中再现文武才干
红军长征异常困难，一线作战更加艰苦。为了鼓舞士气，坚定必胜信念，必须加强前线宣传工作。精明强干的邓小平在1935年6月间，由中共中央秘书长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由刘英接替。刘英回忆这段历史说：当她接到通知到中央纵队报到时，毛泽东对她说：小平同志要上前线去，我推荐你接替他的工作。刘英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毛泽东笑着说：“你做得了！”并进一步解释说：“前方需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
红一军团的前身是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会师后创立的红四军，是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之一。尤其在遵义会议后的万里长征中，往往担负先遣部队的重担。中央派邓小平到红一军团任宣传部长，无疑是加强了红一军团的领导力量，特别是加强了红一军团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力量。
邓小平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后，对长征中的宣传工作极为重视，干得非常出色。他领导的红一军团利用各种各样的宣传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鼓舞指战员克服千辛万苦，勇往直前，对胜利完成艰难的万里长征起了重要作用。
红一军团“战士剧社”，前身是红四军的宣传队，成员几乎都是未成年的孩子，广大指战员称他们为“红小鬼”。在邓小平领导和关怀下，它在长征途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跨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是红军长征途中最艰苦的历程。越是环境艰苦，思想政治工作就更显威力。“战士剧社”在草地的高处搭起“宣传鼓动棚”，插上红旗，宣传员们喊口号，数快板，唱歌。疲劳的行军部队看见红旗，听到鼓动，立刻就有了精神。“宣传鼓动棚”就像汽车加油站，发挥出神奇的效用。到了晚上，为了驱散草地的寒气和潮湿，指战员们燃起了堆堆篝火，大家围着篝火，煮食、烤衣和取暖。“战士剧社”的宣传员们分散各处开起“篝火晚会”，大家有说有笑，有的吹口琴，有的唱歌，有的讲历史故事，有的讲革命经历，有的还谈论未来共产主义建设的宏图。火旁洋溢着热闹的气氛，使大家忘掉了疲劳和饥寒。
身为宣传部长的邓小平，对这些“红小鬼”的工作要求是严格的，生活上是关心的，帮助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为有理想、有觉悟的红军战士。当时，红军长征转战在国民党统治区，因群众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欺骗，对红军不了解，甚至害怕而弃家逃避。因此，红军每到一地，立即向当地群众广泛宣传是一项迫切的任务。有一天傍晚，红一军团在甘南某村镇宿营。这天行军路很长，到达宿营地已经日落西山了。宣传队员们吃过晚饭就烧水洗脚，有的宣传队员抱来麦秸在摊地铺，准备睡觉。突然，邓部长推门进来。“怎么搞的？街上为什么一条标语都没有？”邓部长面带愠色地问道。宣传队员们不知怎么回答才好。邓部长批评说：“烧水洗脚有那么重要吗？把我们宣传工作的传统都丢掉啦！”宣传队员们一骨碌都爬起来了，二话没说，提起石灰桶，扎起火把就去写标语了。从此以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凡是每到一个新地方，小鬼们放下背包，第一个任务就是写标语，非常自觉。
邓小平对宣传队员生活上十分关心。长征到达甘肃哈达铺部队进行了休整。哈达铺地处甘肃边界，交通不便，物价便宜，两元可买一只羊，一元可买五只鸡。为了使指战员长期耗损的体力得到恢复，中央红军总政治部提出“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供给部给每个指战员发一块银元。宣传队员手捧银元，舍不得花。休息时，邓部长到宣传队看望大家。宣传队员们说：“邓部长，我们会餐，你参加不？”邓部长看看这些活泼可爱的小战士，便说：“好哇！吃什么呀？”宣传队员们说：“每人凑一毛钱，买鸡吃！”“行！”邓部长随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块银元交给随行的警卫员说：“去，买几只鸡来！”这一餐吃得真香、真美，宣传队员们揩干净了嘴巴，走了，再也没有提起还钱的事。几天后，邓部长看到这些小战士，逗趣地说：“哈哈！小鬼！我算是上了你们的当喽！”“哈哈哈哈……”小战士们都哄笑起来。中央红军团过六盘山，在青石嘴歼灭敌人两个连，并有不少缴获。邓部长看到宣传队员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便向红四团政委杨成武说：“听说你们团在青石嘴一仗，缴获了敌人不少布？”杨成武回答道：“是的，上交了不少，还留了一点儿。”邓部长说：“关心一下宣传队的同志，给话剧团（即“战士剧社”）的小鬼每人做套衣服怎么样？”杨成武爽朗地笑着说：“好，照指示办！”在邓部长的关心下，“战士剧社”的小战士们每人添置了一套新衣服，上台演出显得更加精神了。
茫茫的草地，一望无边。许多战士们几天没进一粒粮食了，仍然顽强地冒着风雪，在泥泞草地上行进。这时候，需要有多么顽强的毅力才能继续前进啊！忽然，前面传来青翠的叶片，上面写着清晰有力的字迹：“毛委员在前面！同志，前进！”叶片从一个个战士手中迅速地往后传下去，它给指战员增添了前进的力量和勇气。原来，这也是宣传鼓动工作的一个有效形式。
1935年9月，红一军团走出草地后，到达天险腊子口。这是中央红军主力北上抗日、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必经之路。民间流传：“人过洮岷山，像过鬼门关；走过腊子口，像过老虎口”。敌人在山口和走过腊子口的唯一木桥上，都布置了重兵防守。在桥头不远的峭壁上，敌人用石灰写着一首打油诗：
天险腊子口，峭壁插云霄；
一人当关立，能挡百万兵。
这几句歪诗，是给敌人士兵壮胆的。红一军团宣传队员看了非常气愤，便用石头将要改的字句磨去，用石灰写上新字，一会儿峭壁上出现了新的诗篇：
天险腊子口，峭壁插云霄；
红军经过此，垮你百万兵。
这几句诗，使红军指战员们看了，心花怒放。当攻打腊子口战斗打响后，宣传队员们高唱战歌：“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决战今朝，……开展胜利的进攻，消灭万恶的敌人，……”。红军指战员听了士气大增，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扑向敌人，终于胜利地攻占了天险腊子口。
腊子口战斗胜利的第二天，邓小平领导的红一军团《战士》快报刊登了舒同写的《英勇顽强的“勇部”》的通讯，及时报道了“勇部”（即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的代号）攻夺腊子口的出色战斗。
频繁的战斗，艰苦的生活，更需要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邓小平非常注意加强部队的党组织建设，使之成为团结指战员奋勇向前的坚强堡垒。邓小平领导的红一军团的《战士》杂志第九期副刊，是红军党支部工作专号。其中《学习二团模范二连的支部工作》一文，总结了该连党支部工作经验，指出由于该连党支部工作出色，政治空气活泼，在战斗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出现了17个战士（其中5个党员、5个团员）抵挡一营敌人进攻的英雄事迹。另有一篇文章《六团的支部工作赶上去》，批评了六团政治思想工作薄弱，组织松懈，干部责任心不强等缺点，并大声疾呼：六团的支部工作赶上去。这种旗帜鲜明，表扬与批评对比的宣传方法，使人看了口服心服，对加强红军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起到了较有成效的指导作用。
尽管长征中充满了艰难险阻，但邓小平却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感染和鼓舞了广大战士和干部。让我们来采撷几朵他在长征中的小插曲：
其一，精神会餐·牛皮公司的副总经理
刘英是当时红一方面军三十个女战士之一，参加过长征。她告诉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长征刚刚开始时，我和你爸爸他们常常在一路。只要有半天休息，我们大家就常常凑在一起，没事干，就吹牛。大家开玩笑，成立了一个牛皮公司，陈云是总经理，你爸爸是副总经理。没有吃的，就吹吃的，精神会餐。你爸爸老讲四川菜好吃。到了四川边界，那里穷得要死，我就对他说：‘四川有什么，只有醪糟！’他就说：‘这里是边区！’反正是四川菜好。你爸爸很开朗，很风趣。那时候大家都是年轻人，都是乐乐观观的。”刘英还回忆：“1935年2月底，红军二占遵义城。第二天吃过早饭，邓小平同志邀我们地方工作部的同志：‘去逛街呀！’我们一帮子青年男女就有说有笑地跟上邓小平同志一道到了遵义街上。”
其二，“你给我烟，我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935年8月初到了毛儿盖以后，一、四方面军开了个联欢会，李聚奎老将军回忆：“联欢会上，在河坝里搭了个台子，请张国焘讲话。我们有几个人在下面讲笑话，其中就有小平同志。那时候我们一师刚刚得了点烟丝，小平同志对我说：‘你给我烟，我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问他：‘什么好消息？’他说：‘你不给我烟，我就不告诉你。’我说：‘那个简单！’就从衣袋里摸出个洋铁盒子递给他说：‘抽吧！’小平同志笑着说：‘告诉你个好消息，你升官了！’他告诉我：‘军委决定调你到红四方面军去担任三十一军参谋长，命令已经下来了。’”
其三，“我是香烟厂制烟的！”
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告诉毛毛说：“罗伯伯和你爸爸两个人，一个人一匹马，1935年长征一直在一起。那时候天天就是行军，罗伯伯这个人不爱说话，而你爸爸就经常说笑，哈哈地笑。他们这些人在一起就经常一块吹牛，吹牛吹什么呢？就是说什么好吃。说辣椒好吃，一说辣椒就直流口水。说回锅肉好吃，一个说四川的回锅肉好，一个说湖南的回锅肉好。反正没有吃的，就精神会餐嘛！那时候他们没有烟抽，就沿路找点破纸，找点干树叶子，拿破纸包上树叶子当烟抽。你爸爸还说：‘我是香烟厂制烟的！’过草地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还在河沟里洗澡，四川人、湖南人都爱干净。”
1935年10月，邓小平随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一个全新的革命局面正在到来。
40多年后，当日本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日本政坛上的著名社会活动家河野洋平向邓小平当面求教：我想阁下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生活着的，我们很想听听您是怎样坚持过来的，有什么秘诀？邓小平听了，含笑谦逊地摆了摆手：哪有什么秘诀。客人茫然，邓小平转而严肃、深沉地说，要说秘诀，那就是因为我是共产主义者；乐观，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