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南京审判
1946年12月8日晚7时，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办公室。
梅汝璈法官正在整理审判材料，门铃响了起来。
梅汝璈前去开门：“请进！”
进来的是盟军总部法务处处长卡本德上校。
梅汝璈伸出右手，紧握卡本德的手：“欢迎您，上校先生。”
卡本德说：“谢谢！接到中国政府两次来电，请求盟军总部将战犯谷寿夫引渡到中国公审。我想知道您对这件事有什么个人见解？”
梅汝璈：“完全应该将这个罪犯引渡到我国受审。盟军总部早就答应我国政府的这一个合理要求。”
“是吗？”卡本德喝了口茶，笑而未作答复。
梅汝璈：“谷寿夫在1928年任日军第3师团长期间，入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1932年，率领日军第6师团入侵华北，沿途纵容部下官兵抢劫居民家中衣物及红木家具，强迫中国妇女做慰安妇。1937年12月,他率部由杭州入侵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被害者30万人以上。他是个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卡本德：“谷寿夫既已在东京巢鸭监狱监押，可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
梅汝璈：“根据国际法则和远东委员会处理日本战犯的决议，对乙、丙级战犯，如直接受害国，也就是暴行实施的国家要求，盟军总部是不能拒绝引渡的。望上校能体贴中国人民的情感和要求，说服盟军总部满足受害国人民的合理要求。”
卡本德：“当然！问题是……贵国军事法庭，能否给谷寿夫一个公正的审判？”
梅汝璈：“怎么？你怀疑……”
卡本德：“不，不！我是说至少要做出一副‘公平审判’的样子。”
梅汝璈：“这个请阁下放心。希望阁下为此多制造舆论。”
卡本德：“我将尽力而为。但能否引渡，还得盟军总部和麦帅最后决定。”
送走卡本德上校后，梅汝璈立即把在国际军事法庭工作的助手和同人罗集谊、唐铭、裘劭恒找来，紧急商讨如何促使盟军总部早日引渡谷寿夫的问题。
梅汝璈：“谷寿夫是对当年南京大屠杀负有重大责任的战犯。我们必须想办法促使盟军总部同意引渡，使其尽快受到我国军事法庭审判。”
罗集谊：“据材料证实，谷寿夫的第6师团是当年最早攻陷南京的日本部队。曾驻扎在中华门至雨花台一带。这正是日军在南京施暴最烈的地区，兽军几乎见到中国男子便杀，见到中国妇女便奸，奸后再杀，见到房屋店铺便烧，见到金钱财物便抢。”
唐铭：“不错！当时中华门一带正是兽军杀人最多，暴行最严重的地区。”
裘劭恒为难地：“可是，以卡德本所说的情况看，盟军总部对此态度不甚明朗。怕只怕夜长梦多。”
梅汝璈：“立即电告南京中国军事法庭，争取越快越好！”
罗集谊：“能否再有其他更快、更好的办法？”
唐铭听了不由眼睛一亮：“我们可以来一个舆论先行。既然卡本德上校有同意引渡的意向，我看可以向各报透漏他同梅汝璈法官谈话的内容。”
梅汝璈：“这个办法好！搞他个既成事实，让其无法反悔。”
于是委托唐铭立即撰文，连夜发稿。
次日清晨，东京街头，人们争相购买当日的报纸。
一份份中文、英文、日文报纸纷纷在头版显著位置刊载印有通栏大标题的大块文章：
中央社东京五日专电，《华声报》特派记者唐铭报道：“盟军总部法务处处长卡本德上校，日前会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博士时表示，同意将日本战犯谷寿夫近日内引渡给中国政府审判。这一决定是根据国际法则中的有关规定和远东委员会处理日本战犯的决议而作出的……
1946年8月底，正当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从日本押来中国的时候，叶在增带着妻子儿女来到了南京，住进其兄叶在均的家里。叶在均是最高法院刑庭庭长。其时，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是叶在均的学生，又是福州同乡，正好来找叶在均要人。叶在均就把五弟叶在增推荐给了他。从此叶在增成了南京军事法庭的试用军法官，先后参与了多起日本战犯案件的审理。不久，他受庭长石美瑜之命，接受了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案件的审理任务。
当时南京军事法庭审理案件，是按仁、义、礼、智、信五个字编排序号的，谷寿夫的案件是礼字号，正好归叶在增管。
一天，石美瑜对叶在增说：“在增，由东京押来的战犯谷寿夫的调查侦讯工作已经完毕，也把起诉书送过来了。我想叫你来办这个案子。”
叶在增一听，不免有点紧张，说道：“庭长，我年轻资浅，只怕担当不起如此重任。”
石美瑜说：“这是为国雪耻的大事，也是你自己造就成材的极好机会，你不应当推诿。”
叶在增说：“庭长，可我还从来没有独立办过案子。”石美瑜说：“这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办第一个案子的时候，也有点紧张。后来不也闯过来了。”看看没有退路，叶在增只好挺胸立正说了声：“是！”
石美瑜说：“这就好，这就好！记住，一定要做到真确、翔实，使人无懈可击！”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浩浩荡荡杀进了中国的南京城，开始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短短几个星期之内，30万南京同胞死于非命，2万名妇女惨遭奸淫，商店财物被抢劫一空，街市被焚成废墟一片。南京人民的尸体填满了沟沟壑壑，南京人民的鲜血流成了第二条秦淮河、第二条长江……
南京大屠杀惨案主犯谷寿夫案件是举世瞩目的大案、要案，叶在增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开始了艰苦细微的审理工作。他先后同助手们召开了20次调查会，传讯了1000多名证人，取得了大量书信、日记、报纸、照片、影片等罪证资料。1947年1月，又先后开挖了中山码头、草鞋峡、燕子矶、东岳庙、斩龙桥等处大屠杀现场，取得大量的直接证据。
1947年2月6日，中国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开庭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侵华日军第6师团长谷寿夫。
南京中山东路307号励志社彩绘的门楼上，高高挂起白布黑字的“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横幅。宫殿式的大礼堂红墙绿瓦，飞檐画栋，屋脊上蹲伏着8头形态生动的吻兽，高大的宝塔华盖似的挺立在礼堂门口。
审判席设在礼堂讲台上，以白布覆盖长桌，台下分设公诉席、律师席、证人席、翻译席和被告席。旁听席上座无虚席，有2000余人旁听。另有成千上万听众集于大礼堂外面，驻足聆听法庭审判。
下午2时，正式开庭。
法庭庭长石美瑜，法官叶再增、宋书同、葛召棠、李云庆落座后，庭长宣布：“带被告谷寿夫!” 两名戴钢盔的宪兵将谷寿夫押上法庭。
谷寿夫身材矮胖，蓄着东洋小胡子，脚穿布鞋，头戴一顶灰色呢帽，穿黑色大衣。进入法庭时，脱下呢帽和大衣，向法官鞠躬后坐到被告席上。
石美瑜庭长问过被告姓名、年龄、籍贯、住址后，由检察官陈光虞宣读起诉书。历诉被告纵容他的部队对南京城内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采取枪杀、砍头、劈脑、剖腹、挖心、剥皮、水溺、火烧、活埋、割男人生殖器、刺妇女阴户或肛门、用刺刀挑起儿童玩耍、对妇女强奸后刺死等大屠杀的滔天罪行。
大礼堂内外的听众有的号啕大哭，有的掩面而泣，有的指着谷寿夫破口大骂……
宣读完起诉书后，石美瑜命令谷寿夫提出答辩。
谷寿夫慢慢站立起来，竭力保持镇静自若，向庭长、检察官鞠了一躬：“恭听陈检察官所作的陈述，那些事实真是太残忍了。不过，凡此种种我并不知情。”
说着从公文包里取出在拘留所预先写好的辩护词，声称：“我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对于侵华国策向不参与。我于1937年率部参加对华战争，并与中岛、牛岛部队会攻南京。12月12日攻陷。自12月13日至21日驻在中华门一带，旋即离开南京向芜湖进兵。当时，中华门一带正值激战，居民迁一空，根本就没有屠杀对象。说我率部屠杀南京人民，这是没有的事情。”
这时，石美瑜庭长大喊一声：“将被杀人头颅骨搬上来!”
两个宪兵将一麻袋一麻袋从中华门附近挖出的头骨倒在台下的长桌上。一堆堆的头骨堆满了长桌，使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黑洞洞的眼眶和张大的嘴骨似猛虎咆哮，怒狮狂吼!
这些死人头骨，是1947年1月下旬，石美瑜亲自指挥军事法庭检调人员及法医，在南京中华门外挖掘掩埋受害者遗骸的“万人冢”获得的。
谷寿夫见了，目瞪口呆地低下了头。
法医潘英才和检验员宋士豪宣读了鉴定书：“红十字会所埋的尸骨及中华门外屠杀的军民，大都为枪镣及铁器所击的情况属实。”
接着是当庭作证。
第一个出庭作证的，是当时在南京大学医院工作的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他目击了南京大屠杀，从1937年12月13日开始，在六七个星期里日军一直在屠杀中国人。
3个死里逃生的南京居民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也出庭作证。难民尚德义在下关与其他1000人被机关枪扫射，死里逃生。商人伍长德作证，日军用4挺重机枪向手无寸铁的2000名难民扫射，他幸免一死，但接着又被日军刺刀乱捅、煤油焚烧，伍长德滚入护城河，侥幸逃脱。难民陈福宝被抓，日本兵让他们摔跤，输了的就被刺刀捅死。
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出庭历述目睹的日军杀人、奸淫、放火、抢劫的暴行。许传音指出：“红十字会统计在中华门一带掩埋被害人尸体有40000余具。又先后挖掘了中山码头、草鞋峡、燕子矶、东岳庙、斩龙桥等处大屠杀现场。把被害人总数相加为345337人。
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南京战祸写真》的作者史迈士以及曾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贝德士，也到庭作证。史迈士和贝德士站在公理和人道的立场上，用目睹的事实，控诉日军绑架安全区的中国男子，集体加以杀害；强拉安全区的金陵女子彻夜奸淫的暴行，并证实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撰写的《日军暴行纪实》，所述全系事实。
接着法庭出示了日军为炫耀武功自己拍摄的屠杀奸淫照片15张。谷寿夫看了照片，大惊失色，慌乱不能自持。
法庭又放映了日军自己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的影片。105分钟的历史影片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一束强烈的光束投射到白色的银幕上，一幕幕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出现了：
一阵枪声后，一大片尸体倒下了。刀光一闪，一颗头颅落地翻滚，浑身鲜血的中国难民在抽搐、战栗。被刺刀挑破肚子的孕妇，被刀刺死的婴儿，被轮奸致死浑身血污的少女。一幅幅惨不忍睹的暴行画面。
许多听众蒙上了眼睛，不敢看银幕上的刀光枪弹；有的双手捂住耳朵，害怕听见喇叭里那撕心裂肺的声响。
此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作证文件，就是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给德国外交部的一封秘密电报：“犯罪的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7日、8日继续公审、传证和辩论，又有80多个南京市民满怀深仇大恨，走上法庭，面对面地责问谷寿夫。法庭还印发了英文《日本广宣报》上登载并大肆宣传过的最残暴、最令人发指的日军为取乐而举行的“杀人比赛”。在南京被日军占领以后，有两个日军军官在全城杀人如麻的空气中，别出心裁地决定进行一次“杀人比赛”，看谁用最短的时间杀死最多的中国人。杀的方法是用刀劈，就像劈柴火或我国南方儿童“劈甘蔗”一样。两个野兽般的军官各自提着极其锋利的钢刀，分头走向大街小巷，遇到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幼便是当头一刀劈成两半。在他们每个砍杀的人数到达了100人的时候，他们便相邀登上紫金山的高峰，面朝东方，举行对日本天皇的“遥拜礼”和“报告式”，并为他们的宝刀庆功、祝捷。在这以后，其中一名又添杀了5个中国人，另一名却添杀了6个。于是，后者便以接连杀了106个中国人而被宣布为这场杀人比赛的“胜利者”。这种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作为师团长的谷寿夫，有着不可推卸的罪责。
面对如山的种种铁证，谷寿夫理屈词穷，无言申辩。
1947年３月９日晚９时，负责看押谷寿夫的南京国防部军法司特勤组少尉军官邢子健，刚欲上床睡觉。突然，接到国防部电话：“谷寿夫高烧42度，心跳加快，心力衰竭，出现濒死症状。 快赶往市郊教会医院，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邢子健急速赶到医院抢救室，见医院院长 、医生们和留守在医院的看守所副所长毕尚清，一个个垂头丧气地站在那儿。原来经医院全力抢救，谷寿夫还是不治而亡。
邢子健仔细察看了谷寿夫的尸体。发现他瞳口已经放大，呼吸全无。确认谷寿夫已经死亡。邢子健监督着看守们把谷寿夫的尸体运到太平间。国防部指示将谷寿夫尸体暂留在医院，待专家第二天来勘察尸体。
在回家的路上，邢子健越想越觉得不对头：“为什么谷寿夫垂危时不就近送往国立医院，却送到偏远郊区的教会医院？”想到此，邢子健不敢掉以轻心，立即返回教会医院。看守所副所长毕尚清见邢子健突然返回，脸上露出一丝不自然：“邢少尉，你怎么又回来了？”邢子健打了个哈哈：“我突然感到肚子痛，找医生看看。”毕尚清向邢子健敬了个礼说：“那好，你去看医生，我就先回去了。”
邢子健径直去了停放谷寿夫死尸的太平间。来到谷寿夫的尸体前，掀开白布，见谷寿夫仍是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邢子健围着尸体走了几圈，然后不放心地摸了摸谷寿夫的尸体。这一摸，使邢子健大吃一惊。他发现死去多时的谷寿夫不但没有僵硬，尸体还是热的！其中一定有诈！警觉的邢子健立刻招来手下，把谷寿夫的尸体运走。然后，通知国防部马上派兵，暗中把教会医院 围了个水泄不通。邢子健带人埋伏在太平间里。
半夜12时，医院门前出现几条黑影，扛着一样东西向太平间摸来。早有准备的邢子健一声令下：“开枪”，来人猝不及防，纷纷倒在檐下。原来，谷寿夫在日本被美国士兵逮捕时，其手下少佐河野满、上尉冈田次郎侥幸逃脱了。这二人不甘心其主子束手就擒，伙同长期效力于日本的韩籍女特务李长美等人，一路跟踪到南京，用重金收买了毕尚清。让他拿药丸给谷寿夫服下，使谷寿夫处于暂时假死状态。约定今晚12时带领敢死队，先杀害一名中国人，扛着尸体，企图在太平间把谷寿夫换走。没想到被警觉的邢子健识破。被移到他处的谷寿夫不到两个小时就醒过来了，各项体征趋于正常。南京国防部立即把谷寿夫送进了有重兵把守的南京陆军特种监狱。
3月10日上午9时整，中国军事法庭审判长石美瑜，检察官陈光虞，书记官丁象庵及日文翻译官黄文政、岑治蒿等登上审判席。石美瑜庭长庄严地站起来，用洪亮的声音宣读对日本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
谷寿夫在作战期间，纵兵屠杀非战斗人员及百姓，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
1947年4月26日，南京大街小巷贴满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处战犯谷寿夫死刑的布告。
上午11时，头戴礼帽，身穿日本军服，戴着白手套的谷寿夫由军事法庭的法官验明正身，继由检察官陈光虞宣读了死刑执行令。
陈光虞问道：“谷寿夫，你还有什么最后的陈述？”
谷寿夫拿出一只事先缝好的白绸小袋，递给陈光虞说：“袋中装有我的一绺头发和几片指甲，请求军事法庭寄给我在东京的亲属。身体发肤，要寄回祖国。”谷寿夫又从口袋里取出遗书和一首自己写的遗诗说：“我的遗书和这首诗，也请法庭转交我的亲属。”
法官让谷寿夫在笔录上签了字后，然后将谷寿夫押上了红色囚车。
囚车到了雨花台，面无人色浑身瘫软的谷寿夫，被迫面向中华门方向跪下。
12时35分，一名行刑的宪兵上前几步，在谷寿夫身后举起了驳壳枪。两名架着谷寿夫的宪兵将手一松，清脆的枪声响了，谷寿夫仰脸倒地，气绝身亡。
“报仇了!报仇了!”群众的欢呼声、鞭炮声响彻云霄。市民们点上香烛，焚烧纸钱，将一盅盅洋河酒抛洒在地上，祭奠告慰亡故10年的30万冤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