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伯力审判
1949年12月25日到30日，伯力即哈巴罗夫斯克苏联远东军事法庭对拘留在苏联的前日本陆军12名罪犯进行审判。
伯力军事法庭审理的是“前日本陆军军人12名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此案由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公开审判。苏联少将法官契尔特科夫任审判长，苏联上校法官毕列伍夫斯基和中校法官沃罗比耶夫任审判官。巴真科中校任检察官。三级国家法律顾问斯米尔诺夫任苏联国家公诉人。
提交伯力军事法庭审判的罪犯有日本关东军第15任即最后一任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关东军医务处长梶塚隆二中将、关东军兽医处长高桥隆笃中将、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中将、第5军军医处长左藤俊二少将等12人。他们被出兵东北的苏联红军作为战俘拘捕，押到伯力特别收容所关押。自1945年8月底到1949年12月的4年关押期间，苏联军事法庭从收缴的关东军文件中和通过对日军战俘的审讯，掌握了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及731部队一些罪犯的罪行材料，还从中国东北三省档案库中取得大量细菌罪犯证据。可是，对俘虏和中国劳工进行细菌试验这种骇人听闻的罪行，由于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阻挠，在东京审判中被秘密地掩盖起来，未予追究。
1947年1月，苏联驻日本代表团通过国际检察局同驻日盟军总部威洛比少将联系，强烈要求审判日本731部队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犯。由于提早逃回日本的石井四郎以不提交军事法庭受审为交换条件，投入驻日美军怀抱，为美军研制细菌武器，被麦克阿瑟断然拒绝。把审判细菌战犯的呼声压了下去。
1949年12月6日，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口东岸的伯力城，爆发了一场有20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强烈要求严厉审判侵略中国和远东的日本战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主持国际正义，组成了军事法庭，毅然决定单独进行对日本细菌战犯的审判。
伯力审判从1949年12月25日开始，历时5天，于1949年12月31日结束。对12名日本细菌战犯分别判处2～25年徒刑。
伯力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对日本战犯的严正审判，这次审判弥补了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的明显缺陷，以追究日本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鲜明特色载入战犯审判史册。
1949年12月25日，苏联伯力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日本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
山田乙三，1881年生于日本长野县的一个武士家庭，先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37年开始在侵华日军中供职，历任关东军第12师团长、第3军团长、日本远征军集群总司令。1939年晋升陆军大将。1944年7月接替梅津美治郎就任第15任关东军总司令官兼日本驻“满洲帝国”大使。1945年9月6日关东军被苏军粉碎后成为苏联俘虏，后同关东军其他军官一起被送往苏联伯力特别收容所关押。
上午9时，正式开庭。审判长契尔特科夫少将端然稳坐在审判席中央，上校法官毕列伍夫斯基、苏联国家公诉人、三级国家法律顾问斯米尔诺夫、检察官巴真科中校、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员哥赫曼大尉、翻译茨菲洛夫，辩护律师、莫斯科律师公会会员柏洛夫，和苏联医学科学院大学士茹科夫——费勒什尼科夫、军医上校克拉斯诺夫、伯力医学研究院微生物学主任科萨列夫教授、兽医中校亚历山大洛夫、寄生物学家科兹洛福斯卡平等人分坐两旁。
审判长契尔特科夫下令将山田乙三押上法庭。
首先由苏联检察官斯米尔诺夫宣读《起诉书》：
“本案预审结果业已查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策划和准备其反苏和反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争时，为达到其目的，曾策划大规模地使用并且在局部上已经使用过细菌战武器这种大批歼灭人命的罪恶工具。日本关东军建立特种部队进行细菌战，在活人身上进行罪恶实验，在侵华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加紧准备对苏联的细菌战。山田乙三，自1944年至日军投降时止，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资格领导过第731和第100两个特种部队准备细菌战争的活动。在此期间，山田本人或委托司令部负责军官巡视过各该部队，多次听取各该部队长的报告，极力设法使此种部队经常处于备战状态。被告山田由亲身视察及由细菌部队指挥官报告中，熟知对活人进行罪恶实验的情形，并且鼓励过此种暴行。因此，山田应对用传染致命细菌残杀成千人命的野蛮屠杀行为负责。”
审判长要山田乙三交代自己的罪行，山田乙三说：“我首先承我从1944年到投降那天止，始终以关东军总司令资格直接领导过我所管辖的第731部队和第100细菌部队，为了供作战需要来研究细菌武器的最有效使用方法及大批生产细菌武器的工作。我承认我所犯的罪行是，我直接领导过准备细菌战去反对苏联、中国、蒙古人民共和国、英国、美国及其他国家。”
苏联公诉人斯米尔诺夫指控山田乙三批准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山田乙三对此供认不讳，“在活人身上进行实验一举，原是由我的前任梅津将军或植田将军批准的。我明知道对活人进行过实验，我在事实上批准了强行杀害那些都是由我所管辖的关东宪兵队机关和各日本军事团送去实验的中国人、俄国人和满洲本地人。”
公诉人指控山田乙三在中国各地抓捕无辜百姓和俘虏，“特殊输送”到731部队做细菌试验。山田乙三供认：“把被监禁的人送去受实验，或者说‘特殊输送’一举，也是由我的前任植田或梅津批准的。这个批准令，我也没有废除，所以原定的‘特殊输送’手续在我任职期间也继续发生效力。”
公诉人指控：“1945年重新启用石井四郎为731部队长，这是出于什么目的？”山田乙三供认说：“第731部队是石井一手创立的，1945年间他被任命为该部队长。任命石井为第731部队长，与当时必须加紧各细菌部队工作的任务有直接联系，并且是与必须执行陆军省发布的要扩大细菌武器生产的训令有关。”
苏联检察官巴真科中校质问：“1945年日本的细菌武器加紧生产，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山田乙三供称：“那时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细菌武器加紧生产，是由于1945年改善最有效细菌武器使用法的一切准备工作已顺利完成，于是开始大量生产细菌武器，以便一旦奉到帝国大本营命令时，就能在任何方面实际运用这种武器。1945年春季，我便颁发了一道命令，要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扩大细菌武器的生产。我个人认为在1945年间扩大细菌武器生产，是由于各战场上军事情况恶化。”
在法庭做最后陈述时，山田乙三说：“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从幼年起就是在日本军队中生长和服务的，我历来受到的都是听从长官命令和恪守军人职责的教育。我被任命担任关东军总司令一职后，始终忠实一贯地执行了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一切命令和指示。我承认应对各部队在我任关东军总司令一职时期，为准备细菌战而干出的一切罪行负罪过责任。我了解我应负罪过的全部深重性，我了解我所犯罪恶的全部深重性，所以我并不去想法庭将来对我这种罪过判决的刑罚轻重如何的问题。”
1949年12月30日，审判长契尔特科夫少将严肃地宣布对山田乙三的判决书：“山田乙三从1944年至日本投降时止，任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曾领导其所辖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准备细菌战的罪恶活动，鼓励过该两部队在进行各种使用细菌武器试验时，蛮横地杀害成千人命的行为。山田采取过措施，使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能对细菌战有充分准备，使其生产能力能充分保证日军使用细菌武器。因此，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25年。”
山田乙三在伯力特别收容所的农场里服刑半年后，根据新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达成的协议，山田乙三被包括在移交给中国的969名战犯内，于1950年8月1日被交给中国政府。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山田乙三认罪态度良好，积极接受改造。1956年6月被中国政府特赦释放回国。
1949年12月26日，苏联伯力军事法庭审判日军细菌战犯川岛清。
川岛清，1893年生于日本千叶郡山武县。是日军进行细菌试验和进行细菌战的具体组织者和执行者。他曾担任731部队生产部第一、第三、第四部长和总务部长。
法庭审判席上以审判长契尔特科夫为首的审判官、检察官、公诉人和苏联医学家、生物学家以及川岛清的辩护律师、莫斯科律师工会会员波维维克律师各就各位。
开庭后，首先进行法庭调查。法庭传讯日军731部队直接从事细菌试验的卫生员古都出庭作证。此人事先经过苏联司法人员耐心教育，表示愿意当庭揭露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指使他用活人进行染菌饮食实验的罪行。
古都在法庭作证说：“大约在1943年年初，731部队第一部长命我准备了一公升水，又令加进糖拌成甜水，他把伤寒病菌投进甜水中去，再用普通水冲淡，第一部长命我们分给50个中国犯人喝。他选择其中几个人注射了防伤寒病菌。试验结果，没打防伤寒病菌的40多个人全被伤寒病菌折磨而死。第一部长又命我们把伤寒细菌注射到西瓜里去，分给5个中国人吃，这几个人也都被毒死。”
审判长契尔特科夫厉声喝问：“这可恶的第一部长是谁？”
古都：“我。……我不敢说。”
审判长：“你揭发细菌战犯，是立功赎罪的表现，苏联法庭为你做主，你不要害怕，快说这个第一部长是谁？”
古都鼓足勇气说：“他就是川岛清。”
审判长：“川岛清？他说他只是个勤杂工。传川岛清出庭！”
川岛清被押上法庭。他低头站立，装出普通士兵的样子。
审判长大喝一声：“第一部长川岛清！”川岛清本能地立正敬礼“哈依”一声，随即发现失口，极力掩饰道：“我是勤杂工川岛清，不是第一部长！”
审判长威严地质问：“你的士兵古都已经把你的真实面目揭露出来，你还不招认吗？”古都为立功赎罪，大着胆子说：“我是部长手下的卫生兵古都，你不认识我了吗？不是你命令我进行染菌饮食试验吗？不招认不行了。”
川岛清大吼一声“八格牙路”，就要抬腿踢他昔日的部下。审判长急忙命人带走古都。审判长厉声呵斥川岛清：“被告川岛清，你的勤杂兵外衣被揭掉了，还想顽固坚持到底吗？”
川岛清沉默了好一会儿，只得老实招认：“我是医生兼细菌学家，军医少将，前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第一部长。”
审判长令川岛清具体交代在731部队第一部工作的罪行。川岛清供认：“731部队第一部罪孽最重，第一部所负的职能，是进行准备细菌战的各项主要研究工作。在实验室条件下用活人进行实验，是由第一部担任的。731部队用来拘禁受验者的监狱，也是归第一部管辖的。”川岛清供认731部队在哈尔滨平房站的驻屯地，遵照关东军总司令的命令宣布为关东军特殊军事地区，在８公里半径的范围内，禁止外人居住和行走，飞机不准在它的上空飞行，火车经过这里时在前一站就要放下窗帘，任何人不得窥视。中国人只要踏进这个禁区，马上就被抓进去当实验品断送生命，人们便把平房这块神秘和恐怖的地方叫做“六十里地国境线”。
审判长追问：“第一部在用活人进行实验时多半是实验什么传染病菌？在什么地方进行？”
川岛清：“主要是试验鼠疫。在安达车站附近特设的打靶场上进行。用来进行试验的人每次15个，从部队内部监狱运到之后，就被绑到实验场上专门的柱子上。为使飞机容易发现目标，易于找到打靶场起见，就在打靶场上插有许多小旗并放起一簇乌烟。一架特备的飞机由平房站飞到靶场上空时，投入20来枚炸弹。 这些炸弹在离地100～200公尺高的空中全部爆炸，于是装在炸弹里的鼠疫跳蚤就落到了地面上。等跳蚤爬到受试验的人身上后，再用飞机把他们运回平房站的内部监狱，观察他们的传染情况。此事由太田大佐负责。”
审判长：“你还有哪些罪行？”
川岛清：“1942年春季，我兼任第一部长职务一个多月，就负责执行研究细菌武器的任务。除了在第一部各实验室内用活人进行实验外，还在各打靶场上近于作战情况的环境中，参加对活人进行实验的工作，参加过在安达用活人检验细菌飞机炸弹的效能的行动。”
审判长：“除了担任生产部第一部长，还担任过什么职务？”
川岛清：“我在1941年至1943年间还担任过731部队第三、四部长和总务部长。”
审判长：“你在这三个岗位都犯有哪些罪行？”
川岛清：“第三部长负责制造石井式陶瓷炸弹的弹壳。第四部长负责制造传染病细菌。生产部内装有培制细菌的各种良好设备和仪器。短短几天就可以制造和繁殖30公斤鼠疫菌，一个月就能培制出300公斤鼠疫菌，或600公斤炭疽热菌或1000公斤霍乱病菌。根据关东军司令部在1943年3月12日下发的第120号文件，规定不仅所有有‘亲苏反日心理’的人都要作为‘特别输送’的对象被送进‘六十里地国境线’，即使被日本宪兵稍加怀疑为反对‘日本帝国’和与关东军对抗的中国人，也会被送进731部队作为试验品被折磨死。”
川岛清还供认派远征队到中国内地进行细菌战的罪行：“1942年间，第731部队奉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派了一个约100人的远征队，前往华中浙赣战区去使用细菌武器反对中国军队。我从生产部内派去了8个人。根据石井将军的命令，我叫生产部制备了约130公斤副伤寒菌和炭疽热菌供该远征队之用。此外，第一部人员还带有他们培制的若干罐霍乱菌和鼠疫菌，其必要数量则由他们在南京‘荣’字部队内就地培养；第二部人员携带有充分数量染有鼠疫的跳蚤。我知道，该远征队任务顺利完成。此外，第731部队于1940年和1941年间在常德城一带，使用过细菌武器去攻击中国军队。该部队远征队在宁波地区也使用细菌武器攻击过中国军队，结果这些地区鼠疫流行，使许多人得传染病死去。”
川岛清在最后陈述时说：“来苏联以前，我对苏联曾抱有一种完全不正确的观念。这种观念只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形的结果，当我在日本投降时被苏军俘虏到苏联以后，才第一次了解到我原先的观点全属错误。我很清楚了解到我所犯的罪恶是危害人类的滔天罪恶，我甘愿接受法庭对我判定的最严厉的处分。”
法庭认定川岛清担任过731部队各主要部门的领导职务，既参加过细菌战的准备工作，又参加过在活人身上进行惨无人道的实验，严重违反国际法规，犯有违犯人类罪。
伯力军事法庭最后判处川岛清25年徒刑。
1949年12月27日上午，苏联伯力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日本细菌战犯梶塚隆二。
梶塚隆二，1888年生于日本田尻町城。日本医学家兼细菌学家，曾任日本陆军省军医署卫生科长。是日本推行细菌战的狂热分子。于1939年升为关东军医务处长，并晋升中将军衔。
审判席上，以审判长契尔特科夫为首的审判官、检察官、公诉人和苏联医学家、生物学家及梶塚隆二的辩护律师、公会会员山尼科夫各就各位。
开庭后，苏联公诉人斯米尔诺夫指控梶塚隆二是研究细菌武器使用法的发起人之一，是石井四郎细菌战理论和实战的积极拥护和推动者。
梶塚供认：“我具体承认我所犯的罪行，是从1931年就赞成石井四郎关于日本必须准备细菌战的思想；1934年至1937年我主管日本陆军省军医署卫生科时，积极参与了在关东军建制内成立一个专门研究细菌武器及防疫事宜的部门，即731部队，主张调拨相当的专家去配备这个部队，并促成任命一位细菌战思想家为731部队长。1939年12月至1945年８月，我任关东军医务处长期间，我在总的方面领导了731部队内的科学研究工作，即在各方面研究和培养细菌，研究传染病菌的虫类，研究各种很少研究的传染病，探求医治和预防传染病的最有效手段与方法。”
苏联公诉人谴责梶塚隆二美化731部队的行径，指出731部队根本不是搞什么纯粹的科学研究，而是制造细菌促使日本进行毁灭人类的细菌战。
审判长令梶塚交代731部队和他的罪行。梶塚隆二说：“日本陆军省和日军参谋本部对731部队的任务和孙吴、林口、海拉尔、牡丹江４个支队的建立时间、驻扎地点及规模都有具体规定。1941年８月，４个支队改为普通番号，分别改称673、162、543、643支队，各支队的主要任务是在战争中使用各种细菌武器，当时又把大连卫生研究所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名下，纳入第731部队的管辖之下，其主要任务是培植各类疫苗。”
审判长追问：“你个人究竟犯了什么罪？”梶塚寻词择句、避重就轻地说：“关于细菌武器实验的结果及第731部队在1940年至1942年实际使用细菌武器反对中国军民的情形，都是由第731部队长北野和石井向我口头报告的。1940年我直接参加过在毗邻苏联边疆的海林、林口、海拉尔、孙吴４处成立731部队4个支队，保证该部队及其各支队的种种设备和其他技术资料，及培养进行细菌战的人员等。”
审判长令梶塚交代与731部队进行细菌战的关系。梶塚发誓说：“我没有参加过这种罪恶行动，只从石井和北野两人口中听过汇报，自己没有直接参加。”
接着法庭传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出庭作证。
山田乙三揭露：“早在1936年，当梶塚还担任日本陆军省军医署卫生科长的时候，就积极协助成立特种秘密细菌部队以便准备细菌战。由于梶塚隆二的推荐、同意和赞助，石井四郎才得以担任731部队长。石井关于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罪恶思想，梶塚都曾表示同意。”山田认为石井部队就是在梶塚积极参加下成立的，山田质问梶塚说：“任命石井为细菌战部队长的命令草案，不是由别人，而正是由你拟定并上报，再由陆相签字发表的。梶塚将军不至于如此健忘吧？”
梶塚被揭露得张口结舌，不得不承认他与石井四郎关系极为密切：“石井从国外考察回来后，自1931年起，就在军医学院同事（包括我在内）及有威望有信仰的人物和日军参谋本部工作人员中间开始进行宣传鼓动，说日本必须准备做细菌战。……当时我个人很同意石井的思想和理由。”
山田乙三质问：“你是不熟悉731部队的秘密工作吗？”梶塚不得不承认：“我几乎熟悉731部队所进行的全部‘细菌工作’，很清楚在活人身上进行罪恶实验的事实。但我没有参加过这种试验。”
审判长马上传731部队实验员濑越出庭作证。
濑越说：“‘冻伤研究’是属于梶塚管辖范围内的事情。我们进行的‘冻伤研究’，都是按照梶塚的命令行事的，我们的上司吉村就经常向梶塚送去‘冻伤研究’的报告。”濑越质问：“我们731部队所做的罪恶试验，都是遵照梶塚将军的直接命令进行的。因而你不是简单知道731部队的‘秘密的秘密’，即在活人身上进行试验。你乃是这种最残酷和最惨无人道的实验的发起人和领导者。”
山田乙三也作证说：“我来到关东军后，不是别人，正是梶塚在1944年7月末向我作过关于第731部队工作情形的详细报告，向我报告731部队正在从事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的秘密工作情况。梶塚曾实际领导过第731部队在研究和大批制造细菌武器方面的科学试验工作。你亲手建立了第731部队各支队，其直接任务就是要对苏联、中国进行细菌攻击。梶塚将军，你承认这些事实吗？”
在山田乙三、濑越两人对质与质问下，梶塚供认：“实际上，我领导过第731部队那种在各方面研究和培养各种病菌的工作，而不管这种病菌将用在什么地方。我知道第731部队所生产的是要用于对活人进行实验、用于战争的细菌武器。所以我促进过第731部队生产细菌武器。我对第731部队工作的具体领导，就是监督该部队研究和培养各种病菌。我给731部队长发出过一切有关上述问题的必要指令。我收到过第731部队长关于研究和培养各种病菌问题的报告。此外，我作为细菌学专家，我对于上述问题贡献过各种意见。”
斯米尔诺夫郑重指出：“法庭知道，梶塚在供词中说，731部队的所有工作都归他管辖，都是用活人做实验对象来进行的。这确实证明，对731部队中所干出的一切万恶罪行，梶塚并不是一个消极的观察者，而是一个积极参加者，何况这种罪行都是按梶塚的命令所做出的呢？你必须交代指挥731部队用细菌为武器攻击中国和平居民的罪行！”
梶塚把对中国进行的细菌战说成不过是一种试验：“这种武器对中国说来是进攻武器，但对日本说来，我却认为它不过是带试验性的武器。”
斯米尔诺夫指控说：“被告梶塚说对中国人民进行的细菌攻击是带试验性的行动，这种论调真是横蛮无耻。只是又一次说明梶塚乃是一个残酷无情仇视人类的恶魔，他直到现在还认为石井部队远征中国之举，不过是细菌侵略战以前的一种试验。事实证明，梶塚与关东军司令部其他高级军官不同。他可以毫无限制地洞悉第731部队所进行的全部工作。从731部队成立之日起，直到日本投降时止，梶塚始终是细菌战准备中最积极的参加者之一。他参加过关东军司令部内讨论在侵略战争中实际使用细菌武器问题的一切秘密军事会议，经常视察731部队。并且对该部队全部活动都了如指掌。关东军司令部正是经过梶塚来与731部队发生直接联络的。”
经过艰苦的审判，梶塚隆二在大量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他在法庭最后陈述时说：“我承认我犯了向我提出的罪状，并甘愿承受任何严厉的处分。我研究医学原是为促进保健事业，是要造福人类。我是个医生，是一个从事人道主义职业的人，而我竟不去执行医学家的神圣天职，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即走上了准备利用细菌当作武器的细菌战的道路。这是我自己的奇耻大辱，是一个医生的奇耻大辱，我很懊悔我以前曾参加过这种罪恶行为，我因我犯过的种种罪恶而感到在各国人民面前犯有罪过。”
最后法庭宣判梶塚隆二犯有如下罪行：“梶塚隆二从1931年就主张使用细菌武器，他在1936年任日本陆军省军医科长时，曾促成过建立和编成专门细菌部队一举。而石井四郎就是由他推荐委任为该部队长的。从1939年起，梶塚接任关东军医务处长而直接领导过第731部队的工作，给它以制造细菌所必需的一切物品。梶塚经常到第731部队去视察，洞悉其全部工作，曾知道用细菌传染活人进行实验时所做出的残暴罪行，并赞许过这种罪行。”
伯力军事法庭1949年12月30日判处梶塚隆二有期徒刑25年。
1949年12月28日上午，苏联伯力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日本细菌战犯高桥隆笃。
高桥隆笃，1888年生于日本秋田郡百合县本庄城，日本化学兼生物学家，1931“九一八”事变后到长春宽城子建立号称高桥部队的“关东军马匹防疫厂”，1936年改为“关东军兽医预防部”，迁至长春市以南10公里的孟家屯，1941年改称第100部队。 高桥隆笃1941年３月就任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医务处长，他以第731部队的研究实验为基地，以牲畜为媒介进行细菌战，是日本利用牲畜进行细菌战的重要战犯。
审判席上以审判长契尔特科夫为首的审判长、检察官、公诉人和苏联医学家、生物学家及高桥隆笃的辩护律师、莫斯科律师公会会员柏洛夫各就各位。
开庭后，首先允许被告做自我陈述。
在法庭上，高桥装出一副可怜相，声称自幼家境贫寒，只为替弟弟缴纳学费不得不领取陆军省发给的津贴费。毕业后到关东军服役。又声称自己是主张反对细菌战的。“但因为我仅是细菌学专家，所以人们未曾理会过我的意见。”还说自己不是第100部队长，因而对细菌试验和细菌战没有“直接责任”。
为揭穿高桥隆笃的谎言，第100部队长若松被传来出庭作证。证明高桥隆笃自1941年３月任关东军兽医处长时期，就管辖用以准备进行细菌战并从事细菌破坏活动的特种部队，即第100部队。高桥一上任就立刻发挥巨大的积极性，并得以增大了第100部队在培养兽类烈性传染病菌，如鼻疽菌、炭疽热菌以及培制谷类毒药和病菌方面的生产潜能。若松证明高桥隆笃直接发起，在第100部队内成立六分部，即细菌研究分部，大量生产为进行细菌战和从事军事破坏用的细菌，同时在活人身上进行罪恶实验。
若松还证明高桥在关东军各军团内都建立了第100部队支队网，这些支队也进行过制造细菌武器的工作，其任务都是为在作战时和在进行细菌破坏活动时，直接实施细菌攻击。高桥曾亲自领导过细菌战武器研究工作，并为此建立过许多生产细菌和毒物的新分部，大大扩展了第100部队的生产能力。
在证人提供的大量事实面前，高桥隆笃不得不承认：“我曾命令并亲身监督过第100部队培养鼻疽菌、炭疽热菌、牛瘟菌和斑驳病菌等等的工作。目的是要用这些细菌去进行反苏反华活动。”
苏联法官安东诺夫中校质问高桥隆笃：“什么时候、命令什么人去生产这些病菌？”高桥隆笃说：“1941年９月，我命令第100部队长若松大佐（后来升为兽医少将）开始生产鼻疽菌、炭疽热菌和锈菌。1944年３月，我又命令他开始生产牛瘟菌和斑驳病菌来代替锈菌。这是由于奉到帝国大本营参谋部给关东军总司令的训令，说要着手准备进行对苏联和中国的细菌战。”
安东诺夫法官：“用什么方法进行细菌战？”高桥隆笃回答：“我们所拟订的传染牲畜的办法，是要用飞机散播传染牛类的炭疽热和牛瘟，还预定要传染属于当地居民的游牧场上的牲口。对马匹是预定用飞机散布炭疽热菌的方法去传染。绵羊是预定用注射法传染羊痘，然后就散放出去。又打算把采购的那批牛用注射法染上牛瘟。凡是受到了传染的牛羊马匹都预定要散放出去，好让他们失落到作战地区内。”
法官安东诺夫质问第100部队制造细菌的能力。高桥隆笃供称：“我曾向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报告，第100部队在一年内能制造的细菌数量是：炭疽热细菌1000公斤，鼻疽细菌500公斤，锈菌100公斤。这是我当时（1943年）所报告的数字。后来从1943年12月起，设备已开始运来而安置在第二部第六分部内，生产数量有所增加。”
法官命高桥隆笃交代，1944年派远征队到北兴安省进行细菌战的罪行。高桥供称：“我遵照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的指示参加了北征北兴安省的行动。我们的任务是要考察河流、蓄水池、牧场牲畜数量以及畜群季节迁移的条件。”
法官追问：“这次远征的终极目的是什么？”高桥供称：“关东军总司令梅津将军曾对我说，在一旦对苏战争开始而日军退到大兴安岭一带进行防御战的时候，第100部队就应把北兴安省内所有的牲畜一概染上流行病，或尽可能将其消灭掉，以使敌军不能使用。至于说到马匹，因为马匹能够迅速移动，所以决定将其赶到兴安岭以东地区去。”
高桥在伯力法庭上极力为自己开脱罪责，声称：“用活人进行试验是未经我批准进行的，我不能对此承担直接责任。”苏联国家公诉人反驳说：“日本宪兵机关把反抗日本侵略的爱国者送进第100部队，被用来做罪恶的试验，高桥既是对第100部队实施领导的人，也应该负这种罪行的责任。高桥还领导过第100部队进行的军事破坏行动。该部队曾采办过大批牲畜，为准备进行破坏活动而用这些牲畜进行过从空中施放流行传染病的试验。为了研究在自然环境内细菌武器的效能，曾由高桥命令在安达站区域第731部队打靶场上用牲畜来进行过试验。方法是从飞机上把细菌撒到草料上来传染牲畜。”
高桥在法庭最后陈述中说：“我对于我所犯的那些罪行深表悔悟。我了解了这些罪行的全部深度和全部沉重性。但是今天我想请求法庭对我从轻处罚。我请法庭对我作出公道的判决，好使我能把自己的力量贡献于对人类有益的事业。”
法庭判决高桥隆笃所犯罪行如下：高桥在任关东军兽医处长时，曾是细菌武器制造工作的组织者之一，直接领导过第100部队所进行的罪恶活动。因而应该对用各种烈性传染病菌对被拘禁者进行的残忍传染实验负责。”
伯力军事法庭1949年12月30日判处高桥隆笃有期徒刑25年。
1949年12月29日，苏联伯力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日本细菌战犯佐藤俊二。
佐藤俊二，1896年生于日本爱知郡丰桥城，医学博士、军医学院讲师和病理学专家。后任侵华日军两个细菌部队队长，关东军第5军团军医处长，少将军衔。
审判席上，以审判长契尔特科夫为首的审判官、检察官、公诉人和苏联医学家、生物学家及佐藤俊二的辩护律师、莫斯科律师公会会员波尔霍维金诺夫各就各位。
开庭后，苏联公诉人指控：1940年12月，佐藤俊二被任命为侵华日军驻广州的“波”字第8604部队长，长达3年之久，曾积极参加过研究与生产细菌武器的活动。1943年2月，佐藤俊二被调到南京担任“荣”字第1644部队长，此部队亦称多摩部队，是侵华日军设立的又一个细菌工厂。
佐藤俊二以为他领导的“波”字、“荣”字两个细菌部队的罪恶绝少为人所知。在审判中态度顽固，借口执行上级命令，推卸本人罪责。
苏联公诉人摆出重要证据，把他与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在起诉书中列在一起，认为他“是一个日本推行细菌战的领导者，是一个主持过各种细菌部队活动的人，是一个实现过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集团在发动侵略战争方面的罪恶计划的人，是个准备过用细菌武器去歼灭和平军民的人”。
佐藤俊二受到严厉谴责，看到山田乙三等人纷纷交代自己的罪行，才不得不交代罪行：“我任‘荣’字部队长时，曾积极领导过本部队内研究和大量生产细菌武器的工作。为了这个目的，南京‘荣’字部队装置有大量器械，配备有各种细菌学专家，大规模培养致命细菌。在利用全部设备时，每一生产周期能制造出10公斤细菌；每年培养出300名细菌学专家，以供进行细菌战的需要。”
苏联公诉人指控佐藤俊二率部对中国部队进行过细菌战，佐藤俊二矢口否认，法庭传证人三品出庭作证。三品曾在关东军司令部、13军团司令部任职，1945年4月任日军第39师团参谋长，军衔大佐。
三品揭露,在1942年的浙赣作战末期，为讨论在日军撤退时实施细菌作战，石井四郎曾带着两个军医官佐参加在第13军团司令部召开的作战会议，佐藤俊二就是石井四郎带来的两个官佐之一，三品作为13军团作战参谋与佐藤一起参加会议。石井四郎午饭后乘飞机返回南京，佐藤俊二被留下率领“荣”字部队防疫人员到13军团服务，带队向中国部队战线撒播鼠疫细菌。
三品当庭质问：“佐藤将军，不会不认识我吧？你对那次作战会议及撒播鼠疫细菌的事如此健忘？”佐藤俊二理屈词穷。
在法庭最后陈述时，佐藤说：“从1941年起，我担任过两个细菌部队的部队长，并直接领导过准备细菌战的工作。此外，我当第5军团军医处长时，也协助过准备细菌战的工作。我所犯的罪恶是与医生职责相抵触的，是与医学道德相抵触的。这种罪行是反人类的，我的行为是反对世上一切善良东西的。此刻，我在法庭上完全忏悔我所犯过的罪恶。我很感谢辩护人。同时我应该说明，当我听到律师替我这样一个罪犯辩护时，我真是心中感觉惭愧。”
伯力军事法庭认定，佐藤俊二从1941年起任广州隐称“波”字部队的细菌部长，在1943年间又被任命为与此相同的南京“荣”字部队长。佐藤先后主持这两个部队时，参加过制造细菌武器和准备细菌战的工作。后来佐藤担任关东军第5军团军医处长时，又指导过第731部队第643支队，明知道该部队和该支队带有罪恶性质而协助过该部队和该支队制造细菌武器工作。
伯力军事法庭于1949年12月30日判处佐藤俊二有期徒刑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