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年前，大批法国贵族被送上断头台，由此产生许多稀奇古怪的纪念活动，其中一项最为奇特，却一直鲜少宣传报道。就算我们本地的小报也不例外，虽然它连考斯特拉集市的货车窃案、村办球赛这类芝麻蒜皮的小事都时常登作头条新闻；甚至消息灵通的《普罗旺斯日报》也不够机敏，没有报道。这称得上是世界独有的活动了。
我也是冬天快过去的时候才听说这事儿。当时，两个男人正在卢米叶镇面包店对面的咖啡馆里争执不休，争执的问题是我从未想过的：蟾蜍会唱歌吗？
块头较大的那位，从瘢痕累累的有力双手和覆满尘灰的蓝色工作服来看应该是个石匠，他显然持否定态度。
“蟾蜍都能唱歌的话，”他说，“我做法国总统也没问题！”然后从酒杯中喝下大口葡萄酒。“呃，小妞，”他冲着吧台后面的女侍者大声喊道，“你说是不是？”
正在扫地的女侍者闻言抬起头来，双手拄着扫把，以此表示关注。
“你当不成法国总统是肯定的，”她说，“至于蟾蜍嘛……”她耸耸肩，“我不懂蟾蜍，但蟾蜍唱歌也有可能啊。生活中尽是些说不准的事儿，我以前有只暹罗猫，它会用马桶。我还拍了彩色照片呢。”
小个子的老兄俨然一副问题已被论证的态度，往后朝椅背一靠。
“听到没有？凡事皆有可能。我姐夫告诉我，圣潘塔雷昂有个人养了很多蟾蜍，正在训练它们为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庆献礼呢。”
“真的吗？”大块头男人说，“它们要干什么，摇旗呐喊？翩翩起舞？”
“唱歌。”小个子男人喝掉杯中的酒，一把推开椅子，“我敢打包票，到七月十四日的时候，它们准能唱响《马赛进行曲》！”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争论着离开了咖啡馆。我想象着音域有限的蟾蜍怎么能再现那种激越的气氛，让所有法国爱国人士想起贵族的人头如何落入断头台下的篮子，热血澎湃，豪情满怀？这事儿说不定真能办到！我只听过夏夜的蛙鸣四起，未经训练的嗓门呱呱乱唱。大一点的，或者更有天赋的蟾蜍，也许能扩展音域，发出长音。可是训练蟾蜍是怎么一回事儿呢？什么人肯把时间花在这项挑战上呢？我很好奇。
我打算去圣潘塔雷昂走上一趟，不过去之前要听听别人的看法。我的老邻居马索应该懂蟾蜍，他时常在我面前声称自己无所不知，自然万物啦，天气变化啦，普罗旺斯地上走的天上飞的生物啦。他对政治问题或房产价格说不出个因因果果，但若是论及野生动物，谁人敢跟他叫板呢？
我沿着林边的小路走进那处湿黏的山谷，马索的房子就缩在山谷里的陡崖一侧。他那三只凶犬朝我冲过来，拴系后腿的铁链霎时绷紧。我站在它们的攻击范围之外，吹了声口哨。屋里传来东西倒地的声响，随即是一句“该死”的咒骂，然后马索出现在门口，手上的橙色涂料滴滴答答。
马索走上车道，朝他的狗踢了几脚，示意它们安静，然后伸出手肘跟我打招呼。他说他在粉刷房子，好在明年开春出售时更能激起买者动心。他还问我，橙色是不是很明快。
我对他的艺术品位赞赏一番，然后请他跟我聊聊蟾蜍。他拉拉胡子，马上意识到手上还沾有涂料，可是一半的胡须已经橙黄一片。
“妈的！”他拿块破布擦胡子，便弄得满脸都是涂料，而那张粗杂的脸早就被严风和低劣葡萄酒“染成”了砖块色。
马索沉思片刻，然后摇摇头。
“我没吃过蟾蜍，”他说，“倒是尝过青蛙。蟾蜍，从没吃过。这肯定是道英国菜吧？”
我不打算向他描述“洞中蟾蜍”这道菜。“我不是要吃蟾蜍，只是想知道它们能不能唱歌。”
马索瞪着眼睛看了我好一会儿，想弄清楚我是不是在开玩笑。
“狗会唱歌。”他说，“你只要踢一下它们那玩意儿，然后……”他昂起头学狗叫，“蟾蜍没准也能唱歌，谁知道呢？这说到底是训练的问题。我在福卡尔基耶的叔叔有一头羊，它一听到手风琴声就会跳舞。真是滑稽，在我看来那头羊还没有我以前在吉卜赛人那儿见过的一只猪优雅，现在倒成了舞蹈家。非常讲究，除了体形不太理想。”
我把在咖啡馆听到的事情告诉马索，问他是否碰巧认识那个训练蟾蜍的人。
“没听说过，他应该不是本地人。”其实，圣潘塔雷昂距离此地只有几公里远，就在一〇〇号公路另一侧，却被当作异域。
马索开始给我讲驯养蜥蜴的故事，听起来不太可能。他讲着讲着，忽然又想起房子的粉刷，于是伸出手肘碰碰我，回屋继续去给墙面刷橙色涂料了。回家的路上，我想清楚了：再去向别的邻居打探发生在那么远的地方的事情根本毫无意义，倒不如跑一趟圣潘塔雷昂村，在那里继续探究。
圣潘塔雷昂村并不算大，即使以乡村的标准来看也过于小巧。全村大概有一百来个居民，一间小旅馆，一座十二世纪的教堂，一片岩石墓地。坟墓空穴多年，徒留外在形状，有的非常小。那天天气阴霾寒冷，西北风吹得光秃秃的树枝咯咯作响。
一位老农妇正在打扫门前台阶，北风从她背后吹来，倒是帮了她大忙，把灰尘和空烟盒都刮到了邻居门前。我向她打听驯养蟾蜍唱歌的那位先生住在哪里。农妇转转眼珠，返回屋里，砰地一声关紧大门。我离开的时候，发现她家的窗帘在颤动。我猜她准会在午餐桌上告诉她丈夫，有个疯狂的外国人在满街乱逛。
在通往奥德先生的铁艺工场的路上，快要转弯的地方，有个男人正趴在他的轻便摩托车上拧着螺丝。我走过去向他打探。
“你可问对人啦！”他说，“是沙尔克先生。听人说他是个蟾蜍迷，不过我没见过。他住在村外。”
我依照他的指引一路寻去，最后来到路旁的一栋小石屋前。车道以沙砾铺面，平整得如同用梳子梳过；邮箱刚刚上过漆，粘着塑封的铜版印刷名片：受人尊敬的沙尔克先生，从事多项研究。看起来，研究范围无所不包？我也很好奇，他在训练蟾蜍唱歌的间隙都会忙些什么呢？
我走上车道，他打开门，探出脑袋打量我，金边眼镜后面的眼睛炯炯有神。这人浑身透出整洁的气息，黑色的分头一丝不苟，脚上的皮鞋纤尘不染，裤管熨得笔直，领带也系得毫不含糊。隐约地，横笛的乐声从屋内传来。
“可把你等来了！”他说，“电话坏了三天。真是丢脸。”接着他探头凑向我，“你怎么没带工具呢？”
我连忙解释说我不是来修电话的，而是来了解他那有趣的蟾蜍研究。他闻言便整了整装，伸出白净的手理理本已伏贴的领带。
“看得出来，你是英国人。真是高兴，我这小小庆典的消息都传到英国了。”
我真是不忍心告诉他，就连邻近的卢米叶镇人也很不相信蟾蜍唱歌的奇闻。见他心情不错，我便问他能不能让我见识一下这个合唱团。
他喉间一阵轻轻咯响，伸出一根手指在我鼻子下面晃了晃。“显而易见，你根本不了解蟾蜍，它们要到春天才会出来活动。不过你感兴趣的话，我就带你去看看。你先在这儿等一下。”
他回到屋内，穿了一件厚厚的保暖毛衣出来，手里多了一个手电筒和一把旧钥匙，钥匙上贴着“工作室”的铜版标签。我跟着他穿过花园，来到一座由干燥、平整的石头砌筑的蜂窝状屋舍，沃克吕兹省一千年前的典型石屋就是如此模样。
沙尔克打开屋门，用手电筒照照屋内。墙脚铺着一片沙土斜滩，伸向屋子中央的塑料充气水池。水池上方，一个麦克风从棚顶悬挂下来，只是不见表演者的踪影。
“它们在沙土里面睡觉呢。”沙尔克说着用手电筒指了指，“这里，”光束沿着左边墙脚的沙土扫射，“我养着绿蟾蜍，叫起来很像金丝雀。”他嘬起嘴唇，来了一段啾啾之声。“那边——”光束刷地扫向对面的沙土，“养的是黄条背蟾蜍，音域非常宽广，是这样叫的，叩叩叩，”他沉下下巴，收缩胸部，模仿两声，“听明白了吧，两种叫声完全不同！”
接着，沙尔克先生向我介绍如何让我眼中不可靠的表演者唱出音乐。春季一到，蟾蜍开始发情，这些栖息在沙土岸边的居民就会跳进水池嬉闹，齐声奏响爱的乐章。由于生性拘谨，它们只在夜晚欢唱求爱，不过这不成问题，不管是鸟鸣般的啾啾啼啭，还是雄壮的呱呱歌唱，统统都会传入麦克风，收录在沙尔克先生研究室里的录音机中。然后，录音带经过剪辑、混音和调音，再进行神奇的电子合成，最后就变成了那首耳熟能详的《马赛进行曲》。
不过这还只是个开始！眼见着一九九二年就要来临，沙尔克先生准备打造一首绝对原创的作品——欧共体成员国国歌。他说，你不觉得这想法让人激动吗？
我非但不激动，反而深感失望。我原指望着能看到一场现场表演：大规模的蟾蜍乐队整齐划一地鼓起超大的声囊，沙尔克先生站在舞台上振臂指挥，蟾蜍女低音悲情独唱，听众细细谛听每一个音符。那肯定会是一种弥足珍贵的音乐体验。
但是电子合成的蛙鸣又是怎么回事呢？的确算是独具匠心，可惜缺乏现场表演那份自在不羁的痴狂。至于欧共体国歌，我深感怀疑。布鲁塞尔的官老爷们，就连对护照颜色、酸奶中酵母菌含量这等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商讨好些年才达成共识，哪还谈得上接受“同一首歌”，更何况是蟾蜍大合唱？撒切尔夫人又会说出什么话来？
我猜，撒切尔夫人准会说：“负责出演的一定得是英国蟾蜍！”我不想将政治和艺术混为一谈，因此只问了一个直白的问题。
为什么偏偏是蟾蜍？
沙尔克先生看着我，觉得我在故作糊涂。“因为——”他说，“从没有人这么做过。”
这是当然。
从春天到初夏，我一直对沙尔克先生和他的蟾蜍念念不忘，想回去看看他们进展如何。不过我还是决定等到七月再说，那时蟾蜍协奏曲应该录制完成；我如果运气好，还能听到那首欧共体国歌呢。
可是当我来到沙尔克先生家时，却不见他的人影。开门的是一个胡桃脸的女人，另一只手抓着吸尘器的手柄。
沙尔克先生在家吗？女人转身回到屋内，关掉吸尘器。
不在，他去巴黎了。她顿了一下，又说：去参加二百周年国庆。
那他带上音乐作品了吗？
我可不知道，我只是管家。
眼见就要白跑一趟，我十分不甘心，就问能不能看看蟾蜍。
不行，它们太累了，沙尔克先生交代过不准打扰它们。
谢谢你，太太。
没关系，先生。
七月十四日转眼就要到了，报纸连篇报道巴黎的国庆筹备活动，花车游行，焰火表演，前来庆贺的外国首脑，凯瑟琳·德纳芙的礼服，唯独不见提及蟾蜍合唱，就算在文化版块也没找到。国庆日来而复去，始终没听到一声蟾蜍的歌唱。我就知道，沙尔克先生本该让蟾蜍现场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