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体制不利于科技进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语录。在今天的社会中，什么是科技进步的关键？中国的科研体制存在哪些问题？
◎记者：您怎样评价中国的科技水平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
陈志武：我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在国内上的，1986年到了美国。这种特殊的经历让我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视角：我们从小熟悉的四大发明已经是宋朝的事了，过去这1 000多年来，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有多少进一步的贡献呢？要衡量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大小和中国的科技地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日常生活中去判断，想一想每天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期间，你所用、所看、所碰到的东西，是由谁发明创造出来的？有多少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汽车、火车、电话、电脑、电梯、电炉、飞机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都是西方工业革命的结果，是别人发明的。
◎记者：15世纪以前，中国是毫无争议的世界科技强国，但此后，这种优势地位转到了西方手里。近代以来，中国对世界的科技贡献这么少，其中有哪些制约因素？
陈志武：这也是我和许多人一直在探讨的问题。要研究中国的贡献为什么这么少，不如去看看西方的成就为什么这么大。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但在15、16世纪，就有了伽利略等这样出色的科学家。在更早的15世纪，西方航海家已经开始环游世界。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中国和西方的科技地位发生了逆转。这一切为何开始于15世纪，我认为有几个原因：
第一，是否有学术自由、人们的思想是否受到约束、个人才能的发挥空间到底有多大，这些制度机制对科技的发展至关重要。发端于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逐渐把西欧城邦国家从专制独裁、王权、宗教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人们有了创造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文艺复兴不仅仅是文化艺术的复兴，也是思想的解放，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制度空间。文艺复兴并没从本质上改变人的原始能力，关键是制度上对自由的保障为创新提供了必要的环境，让人的能力更能发挥。
第二，西方的产权制度，让创造发明的个人和企业得到了好处。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建立的宪政制度限制了王权对私人财产的随意侵犯，同一时期在西方其他国家建立的司法独立、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原则，都为178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对产权保护制度的进一步要求提供了关键性基础。之后，美国、英国等在私人财产、专利、知识产权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有了私有企业和知识产权的可靠保护，人们显然会更愿意作最大的投入从事科技创新，这种基于私有产权的激励力量是无可比拟的。如果没有这个激励，科技发明是逼不出来的。
第三，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快速财富兑现机器，会激发更多人投身于科学研究，会催生创新文化。英国是工业革命开始的地方，但它后来被美国赶上和超过了，使美国在过去150多年中成为世界最主要的科技发明中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国的激励环境不如美国好。到19世纪末之前，英国证券市场交易的主要是债券。而美国的股票市场，从19世纪中期开始，就掀起了铁路、电话、汽车、电脑等一次接一次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热潮，这使它很快拥有世界上最发达、交易量最大的股票市场。这样一来，成功的创业者、创新者在他们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能把已建成的企业股份以非常好的价格卖出，把他们企业的未来收入流提前兑现。换句话说，在没有美国这种发达股市的传统社会里，一个创业者即使非常成功，但他成功的果实也要等上几十年、百多年才能一年一年地实现，要几代人才能兑现财富。但是，通过股票市场，你今天就可把预期的未来财富提前实现。财富兑现周期的加快和提前，肯定会吸引更多的追随者，鼓励人人都去创新、创业。
这几年，很多中国的IT、互联网、手机企业到纳斯达克上市，就是利用了全球化的机会，把许多年轻人的创造力在短期内变成了财富。今年（2005年，编者注）8月，百度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当天，股票价格达到了120美元，37岁的李彦宏一夜之间成了拥有9亿美元的富翁。不仅如此，百度员工中身价达到1亿美元的有7个，1 000万美元的有100多个，而这些人中，很多都是5年前才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媒体对这些案例的广泛报道，会激发很多年轻人对科技的兴趣，让他们每个人都意识到通过创新自已也可以是下一个李彦宏，创建下一个百度。美国的盖茨28岁时就成为几十亿美元的富翁，还有戴尔等。因为股市创就的李彦宏、盖茨这类故事在过去150年的美国社会已经有千万个，你能想像其示范效果对美国创新文化的意义吗？股市对实现财富速度的加快，其能力真是令人激动！
事实上，由于中国IT行业通过到美国上市创造了一个个财富神话，这已经使该行业的创新活力为中国各行业之首。金融全球化的效果之一是把美国的创新、创业文化带入了中国。
◎记者：那么，对照国内的情况，在您看来，中国目前的科技体制存在着哪些问题？
陈志武：中国自然科学奖曾经连续4届一等奖空缺，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也曾经连续6年空缺。这说明国内的科学研究缺少原始创新，缺少知识产权的重大发现。这中间的问题很多，归纳下来主要有这样一些原因：
科技管理、科技研究的行政化问题。政府对科技的管理体制基本是用各种计划，从最上游的基础研究如973计划到高技术发展计划863，到下游的“星火计划”，政府对科技活动的操纵能力空前提高，但管理手段非常传统，计划色彩相当浓厚，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立项——申请——研究——报奖——评奖”这样一个过程。科技管理的行政化问题，决定了人才的评价、选拔、流动都被一些行政人员把持，科研机构普通的行政人员，应该是给专业人员做辅助工作的，却常常能领导和指挥专家。各机构内部的财务人员，本来只是执行专业领导决策的，却审批甚至决定专业部门的一些具体项目经费。财务人员对科技经费的影响，就变成了对科技方向的影响。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重大发明是由行政官员计划出来的，计划和创新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两种事，能够计划出来的肯定就没有创新。
其次就是国有企业和国有单位的性质。目前还主要依赖国有单位、国有企业做科研创新，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不会有出路。一方面，国有单位缺乏足够的激励。另一方面，即使国有单位创造了新技术，它们也不会像百度、新浪那样去打开创新后的市场。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欠缺。一个人辛辛苦苦做出来一项发明创造，很轻易地就被人仿冒、伪造，这种行为还往往得不到惩罚，结果必然挫伤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积极性。
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仍然不可靠。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还没有成为政府和全社会的共识，拥有财富的人对未来的预期不明确，往往没有长远的打算和进行长期投入的愿望。
资本市场不发达。国内的股票市场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为国有企业解困的，所以在深交所、上交所上市的主要都是国有企业。民营公司要上市很难，批准的程序非常麻烦，得到批准的可能性也很小。这样的股票市场，对创新文化的激发作用几乎没有。
学校教育以应试为主，不鼓励甚至压抑学生的创造精神。虽然国内的中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频频获奖，但那是在预做了大量高难度的习题后的结果，他们的创新思维没有得到任何提高，根本无法形成创新精神。让这么多人把精力浪费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上，实在是浪费了中国人的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