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有时候很困惑。我在中国经常发现一些完全在市场竞争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企业，它们有很棒的基因，比如做一个民间小老板，不靠后台，做豆瓣酱能做成全国名牌，搞一个火锅店能搞成全国连锁，这样的企业应该是很有投资价值的。我假如作为投行，帮这些企业上市应该是很好的生意，作为证监会放开让这些企业上市对于优化国家经济结构也有好处啊。
陈志武：这个问题让我们都困惑。这个问题当然应该要去问证监部门。比如，搞餐饮的俏江南就属于你所说的那类企业，前一段时间我听说他们也要跑到境外上市了。不过，去年商务部出台的限制外资并购、限制国内企业资产外卖的文件，现在把到境外上市的路也卡住了。于是，出现的局面是，到境内、境外上市都难，抑制人们创业的出路，逼着更多人只有去投机国有企业的股票了。
中国的股市文化很不健康，最好的从股市获利的方法，其实是激发更多人去创办企业，然后有顺畅的途径到证券市场上市，让创业者有机会兑现成功的果实，让投资者分享利益，而不是全国的人都围着就那么几只投资价值不高的股票，赌来赌去。中国的这次股市浪潮，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到投机浪潮，没有起到优化经济发展质量的效果，可以说我们正在和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
◎记者：未来一段时间会有更多的国有股回归上市，大概至少能给股民多一些选择机会，您怎么看？
陈志武：这也是我所忧虑的。大量国有企业跻身证券市场，证券市场的跷跷板主要向国有企业倾斜，造成证券市场的规则更加不公正，因为证监部门、执法和司法部门恐怕会很自然地倾向于国有企业。有的国有企业垄断不仅损害社会效率，而且它太庞大了，太强大了，动不动就是副部级，也使检察机关要监督查处这些企业非常困难，这样的证券市场必定是非常混浊的。
◎记者：金融这个行业通过这次牛市能够看出来，一方面是个明星行业，一方面规则有不透明的地方。一个人的投资水平高低很难讲，不能像超级女生一样一比就大致比出个高低。一个中国人假如有了巴菲特这样的名声，他简直可以闭着眼睛赚钱，因为一旦消息传出来，“巴菲特买了某只股票”，大家都会去追捧，股市上的愿望是可以自我实现的，那他的手指就成了金手指。这样我觉得金融行业的强大很容易形成一个新的封闭，垄断的利益集团或者说贵族联盟，他们存在败德风险的诱惑会损害公共利益。
陈志武：金融业败德风险当然是存在的，因为金融票据或证券是脱离实物财产之外的产权证，所以容易作假，也容易被人炒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向强调要有一个独立高效的司法体制和开放自由的媒体。比如，前几年纽约州检察官Spitzer，就把一些大券商整得够呛；而独立的传媒力量也是不可或缺的，比如在安然事件里，六亲不认的传媒就发挥着主导作用。只有这几支取向不同的独立力量，在一个宪政框架下相互博弈，产生制衡作用，才可能有一个健康的金融市场架构。任何一支力量如果不受制衡地独大，也许短期可以，长远而言对社会都是危害巨大的。
另外金融行业自身要足够开放，对民营企业和外资开放，尽可能鼓励竞争和人才流动，才会健康，才可能减免这些负面影响。
◎记者：说到金融行业的开放，我在中国金融服务方面有些很怪的体会。比如我们银行利息很低，存钱是亏本，我前几年就想过，如果说孙大午鸡养得好，我又信任他的人品，他需要融资，而且愿意付给我比银行更高的利息，或者让我入股，我觉得这对国家、社会、企业家和我自己都是一件好事呀。
陈志武：这当然是最简单、最朴素的常识了。但是中国金融行业特别是银行，实际是被政府和裙带机构垄断的，银行付这么低的利息，同时印钞票造成通货膨胀都要比利息高，这实际是悄悄地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转移到政府的钱袋子里，是一种变相的收税手段。更可怕的是金融业被政府垄断了以后，国有银行不仅付的利息低，而且我还不允许其他人付高利息来抢我的生意，这是非常糟糕的，保障的是垄断利益，牺牲的是社会福利和效率。金融市场在官方垄断下，往往会出台一些非常奇怪的政策，倾向于把行业进入的门槛设得很高，让其他人进不来。还有就是对本该由市场定价的东西给它限定死，比如，监管部门居然给开放式基金的管理费和手续费设置下限，让基金投资者无法享受竞争的好处；给券商的投行收费也如此，比如前两年的股改咨询费也设下限，这简直太奇怪了。一般说，因为怕服务提供商的垄断地位使它们随意涨价，监管部门倾向于设置价格上限。在中国的金融业，监管部门却往往设置下限，直接剥削老百姓，不可思议。
◎记者：可我们政府的考虑也有它理直气壮的一面。政府统办金融，门槛高，成本高，至少可靠性高些吧，政府不垮台，账总还在吧。而民间风险会大一些，一些集资让老百姓血本无归的也有。当然，很多民间集资也有被妖魔化的成分。
陈志武：那是政府挤压市场的结果。政府管制越多、越严，市场规律就越难有机会发生效果。在一个高度管制的社会里，即使民营企业也会把精力放在搞通政府关系上，而不会去全力以赴建立、维护自己独立的信用。因为搞通政府关系后，即使自己的企业没有信誉也没关系，反正有行政部门帮忙就行。所以，政府管制越多，反而人们更会依赖国有企业、依赖政府了。如果永远是政府全能操盘，就会南辕北辙，民间就没有发展空间，越走越偏了。
开放集资途径的好处很大。拿我所在的康涅狄格州的地方法律来说，对私募基金，只要集资在2 000万美元以下，人数不超过99个人，政府根本不会干涉，完全由合同法来约束投资方和管理方之间的关系。就算是超过了，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备案登记而已。总的来说，政府没有在执照这些方面可以卡老百姓创业的地方。这就给这个社会的创业带来很多便利，社会资源的游动也更加有效。
◎记者：中国估计很多人会不同意，觉得不符合中国国情，搞乱了怎么办？
陈志武：只要这个社会媒体足够自由，信息充分流通，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发生。而且这样的社会会更加有自我责任、有契约意识，大家干什么事，一开头就要想好把合同签订好，合同就是要把最坏的情况都考虑到，一旦交易出现纠纷，比如原来预想的投资失败了，那咱们就按合同办。这样，社会才能培养起一种契约精神。而且，这样的社会才能培养起一种信用意识。因为金融领域里信用是你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大家要是都觉得你人品不好，或者你过去有坑朋友的劣迹，现在是信息社会，一下就传开了，谁还敢投资给你？每个人和公司都要对自己的信用负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