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为思想挑选一件合身的衣裳
—序梅桑榆著《生命的账单》
最早熟悉梅桑榆的名字，是在1988年《人民日报》“风华杯”杂文征文中。在那次新时期杂文最具影响力的征文中，他以一篇《弄潮儿简历》的妙文获得二等奖，同时也引起了不少杂文编辑的注意。梅桑榆的文章思想深邃，杂而有文，笔调诙谐，语言老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那时起，我开始注意他的创作，主动向他约稿，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约来的稿子并不能全部发表，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相识与相知。后来，他主动中止了自己的公务员生涯，以极大的勇气告别家乡来到北京，开始了艰难而寂寞的自由写作生涯。在作出这个决断前，他征求过包括我在内的不少朋友的意见，我是坚定的支持派，因为以我对老梅创作实力和2008杂文创作现状的总体了解，坚信他完全有能力在北京站稳脚跟，并迅速打开局面。后来的发展事实证实了我的判断绝不仅仅是出于朋友间的移情作用。如今的老梅，已在“风华杯”的高起点上又有长足进步，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知名杂文家。自1997年旅居北京以来，他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今年初出版了杂文集《我得官心我怕谁》，最近又有这本沉甸甸的《生命的账单》问世，谁能说这份非同寻常的“账单”不是他个人生命和心血的结晶呢。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说，如今写杂文的人很多，而写像老梅这样文艺性、文学性的杂文的人并不多，写得好的更少。我之所以作这样的界定，是因为即便在许多编辑的心目中，也是把包括时评、杂谈、杂感等文字都归入杂文这个大概念范畴的。这样想自然不无道理，因为杂文的祖师爷鲁迅先生就是这样说的。而我却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一般的时评往往就某一具体新闻事件发表快捷而迅速的评论，所论就事论事，很少说开去，其表达方式也是有话直说，追求简单明了、直奔主题；文艺性的杂文却基本不对某一具体现象说三道四，而更注重针对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社会思潮，通过文学的、艺术的形式加以提炼和升华。文艺性的杂文不仅注重“说什么”，更注重“怎样说”；不仅要说得清楚明白，也要说得含蓄蕴藉；不仅要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也要言之有文、言之有趣、言之有味儿，让人既获得思想的启迪，也得到艺术的享受。一句话，把杂文作为“艺术的政论”来追求，作为文学来经营。如果为这样的杂文观念寻找现实的标本和例证，我认为老梅的创作庶几近之。我们曾不止一次就此交换意见，不仅从交流中确认了他杂文的文体追求，也确实从他的创作中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这种努力。他不是那种徒有“主义”和“主张”的作者。他的杂文观念来自他长年的杂文创作实践，来自于这种创作的甘苦冷暖，因而显得扎实厚重，真实可信。
空说无凭，不妨来看几篇作品。
在《世事变迁说合影》中，老梅通过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合影现象，道出人间沧桑、世态炎凉。特别是通过那根小小烟头烫人头的细腻描写，道出了始则借合影炫耀自己，继而因合影自取其辱的可悲现象。此中滋味，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苦，更是时代风云变幻无常的真实写照。这种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不拘泥于个别现象，而是从个别中见出一般，从特殊中看到普遍的写法，正是文艺性的杂文应有的追求。而通过握手姿态的变化看出人的长幼尊卑（《N种握手》），也是这种写法的成功注脚。类似风格的佳作，在老梅的创作中很多，他的成名作《弄潮儿简历》是这样，这本《生命的账单》中的很多文章也是这样。如果说这种写法已逐渐构成老梅写作的一种风格，我以为并非廉价的溢美之词。
写文艺性的杂文离不开细致的观察和准确地把握。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而在创作中时刻牢记、身体力行，却并非易事。或许是老梅有过小说、散文、剧本等所谓“纯文学”创作经历的缘故吧，下笔时分，他不缺乏“文学的自觉”，也不屑于所谓的有话直说、直来直去；总是力图把道理讲得形象些、有味道些、格言警句化一些。比如在《眼神的乾坤》中，他就把这个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胸襟坦荡的人，眼神如无云之苍穹；一个心地纯善的人，眼神如澄澈之湖水；一个诚实的人，眼神如晴空之朗月；一个机智的人，眼神如夜空之灿星；一个城府森严的人，眼神如蔽日之云翳；一个狡猾的人，眼神如出动之黠鼠；一个凶残的人，眼神如蛇口之血舌……人们可以从父母的眼神里读到慈祥与疼爱，可以从异性的眼神里读到爱慕与欣赏，可以从朋友的眼神里读到亲切与友善，可以从上司的眼神里读到自大与傲慢，可以从下级的眼神里读到尊敬与恭顺，可以从乞丐的眼神里读到求助与哀怜，可以从某些人的眼神里读到怀疑或戒备、敌意或仇恨、淫邪或贪婪。”
这样的写法，照时下常见的“杂三股”即引经据典一股、联系实际一股、空发议论一股的写作手法来衡量，简直不像标准的杂文了；用时事评论的尺子卡一下，毫无疑问应该归入散文的大筐里。当然这也难怪，如今连报纸副刊的杂文，也要求“最好联系一周以来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议论”，怎么能苛责一般编辑非要把杂文当文学来经营呢？说起来，老梅这个人其实挺不识相的——一个自由撰稿人，还不是什么来钱就写什么，什么便当写什么，费劲巴力搞什么文学性的杂文呢。随便到网上溜达一圈，找几个耸人听闻的新闻事件，适当运用一点法制观念、倡导一番制度建设、呼吁一下加强监督，要不了半袋烟的工夫，一篇时评不就炮制出来了？又出活儿，又挣钱，何乐不为？老梅偏不，偏要跟自己过不去，偏要弄几篇日后看了不脸红，收到集子里敢叫人看的东西，这就决定了他必须走一条寂寞的写作之路。而如我这等迂腐的朋友，偏偏就看重他这一点，喜欢他这一点。有什么办法呢，臭味相投嘛。
借红楼佳醪 浇心中块垒
—序安立志著《红外解梦录》
在杂文写作中，借古典名著阐发“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见解，总体上可以归入“借古讽今”、“春秋笔法”的模式，对于写作本身而言，或许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创造。远了不说，单就当代中国杂文创作而言，仅牧惠先生一人，就写过《歪批水浒》、《红楼醒梦》、《金瓶风月话》、《古经新说》、《今评新注聊斋志异》等书。至于其他知名不知名的作者，也写过不少类似的著作。因而当立志兄在电话中说他写了一本《红外解梦录》，并希望不才为之作序时，我是有点担心的。我知道，立志并不想凑当下“红学热”的热闹，也无意于做一个“考证派”、“索引派”的“红学家”。他纯粹是为《红楼梦》独特的文学魅力和深邃的社会价值所吸引，决定在抛弃杂务之后重读经典时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写作“红楼随笔”的冲动。在这本由60多篇随笔构成的杂文新著中，立志兄或者“就红说红”，或者“借今说红”，或者“以红证今”，总的题旨，无非是借《红楼梦》这部生活的百科全书，展开对楼外世相的发现与针砭、对人性丑恶的揭露与鞭挞。表面上说的是曹雪芹笔下的各色人等、大观园中的浮生百态，实际上让我们隐约看到活生生的当下社会，从而起到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之目的。透过红楼，立志果然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迥然不同的楼外世界。
通常作杂文的人，往往要为杂文的切入找到一个合适的由头。这个由头可能是一段特别的新闻，可能是一个生僻的掌故，也可能是一件不为人知的逸闻趣事。一般情况下，视作者的知识结构和所从事的行当不同而定。当记者的喜欢从新闻说起，写小说的爱拿故事说事儿，而学者自然三句话不离本行，子曰诗云是他们的拿手好戏。途径虽有不同，目的却很一致，都是为了文章能够“抓人”，能够引人入胜。这既是文章思想内容的需要，也是作文的技巧。高手往往能在精彩由头提供材料的基础上乘势而上、花样翻新、更上层楼。而一般作者由于功力不足，无法从容驾驭原本很好的材料，结果就难免为由头的精彩所掩盖，使文章虎头蛇尾，不成阵势。如此说来，由头越精彩，其实越难驾驭。选择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特例材料作为切入点，通常能起到讨巧的作用，而选择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贾宝玉的《红楼梦》作为由头，无疑是一种冒险的行径。记得严秀先生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作序时曾经说过，那种以《从……说开去》为题的杂文需要特别小心。因为能否“说开去”起码包含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对被说开去的材料一定要有充分的了解、深刻的把握、从容的驾驭；二是必须有广博的知识结构，丰富的生活阅历、游刃有余的文字功力，这样才能由点及面、由表及里、信手拈来、左右逢源，从而真正达到“说开去”的目的。“红外解梦”说到底，其实也是一种“说开去”。能否从《红楼梦》这部尽人皆知的古典名著说开去，说出新思想、新见解、新水平，考验的是杂文家的见识和挖掘功夫。恰恰在这一点上，立志没有让读者失望。他借“百科全书”说“世相百态”，既在“梦中”，又在“梦”外，有别于“醒梦”、“后梦”、“惊梦”、“圆梦”之类，自然也有别于红学家们的烦琐考证、无聊比附，而是借红楼佳醪，浇心中块垒，使读者阅读时分会心一笑，从而起到讽喻的作用。
空说无凭，还是拿作品说话——
在《璜大奶奶变脸》一文中，立志由璜大奶奶的变脸，说到川剧中的变脸，再由川剧变脸的秘不传人，说到生活中变脸的代不乏人，从而得出不铲除变脸的社会经济政治基础，就不能终结从“一阔脸就变”到“一退才变回”的奇特转变的深刻结论。
在《焦大的真话》中，立志借助鲁迅先生“焦大是屈原”的论断展开自己的议论，看出焦大的悲剧，其实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这个见解，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从立志的辨析中，我们倒是从焦大身上看出几许杂文家的执著与无奈：真话有用不受用，假话无用很实用。说假话的飞黄腾达，说真话的马粪伺候。处理掉讨厌的焦大，可以暂时维护宁府的繁荣与稳定，但无法摆脱封建王朝的最终覆灭。这是对中国国民性深刻的揭示。不幸的是这种古已有之的痼疾，颇有些于今尤烈的趋势。巴金先生倡导的文革博物馆至今杳无音讯，“说真话”的呼吁，也仅仅止于呼吁而已，这是令人感慨的。我们是怎样形成这样一种假话文化的？为什么泱泱华夏容不下几个焦大式的屈原？
在《弄权铁槛寺》一文中，立志从凤姐这个外表漂亮、内里阴毒的女人说开去，说出一番对“弄权”的精辟见解：权力的魅力，也许确可使掌权者感到有权的安全、掌权的尊贵、用权的愉悦、逞权的兴奋，以至于颐使气指之时，体验着人生的快感；纵横捭阖之间，体会着人生的乐趣；钩心斗角之余，体现着人生的智慧；尔虞我诈之际，体味着人生的价值。因此，在她那里，权力不再是一种手段，而已成为目的本身，如同“为革命而革命”的异化，这种“为权力而权力”的异化，大抵可称之为“弄权”罢。
在《风月宝鉴》一文中，立志从贾瑞的“好好恶恶”，看出某些人对所谓“正面”的迷恋，于是引发一段振聋发聩的警世通言：这种鼓吹“正面”，迷恋“正面”，提倡“正面”，讨厌“背面”，嫌弃“背面”，掩饰“背面”的行为和心理，不止贾瑞，在以前和以后的漫长岁月中，不论官场和尘世，不分要员与百姓，一脉相袭，薪火相传。至于“贾天祥正照风月鉴”的可怕后果，已无人顾及。更可悲的是，贾瑞临死还沉溺于“宝鉴”的“正面效应”之中，至死执迷不悟。
借题发挥，是立志在这本新著中常用的手法。不论正话正说，还是正话反说，都运用得十分纯熟。在《袭人的政绩观》一文中，他将袭人式的政绩观概括为“三性”，即虚假性、表象性和唯上性。在论述“三性”过程中，立志借袭人之口，说出了至今发人深省的“做官秘诀”：群众影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领导印象，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而是要让领导看到政绩。而在《贾宝玉歪念〈南华经〉》一文中，立志更是借宝玉之口，大大地发挥了一番其实是他自己的见解：“文革”中蓝灰混一的服装色调，并未达到“灭文章，散五彩”的水平；“文革”中“八亿人民八个戏”，也未达到“擢乱六律，铄绝竽瑟”的程度；“文革”中“砸烂公检法”的“天下大乱”，也并非没有任何“钩绳”和“规矩”。倒是这种社会思想中所体现的“一人化思维”、“一元化体制”、“一律化舆论”，多多少少让人感受到森森寒意，而这，难道就是《南华经》的精华吗？
《贾芸的效忠信》开头貌似闲笔，其实有深意存焉。以自己的不解，状写世事的深不可测，是一种典型的反衬法。在深入文本之后，立志展开自己的议论：写效忠信的元素之一是脸皮要厚，二是心意要诚，三是印象要深。如同所有的势利小人一样，抱粗腿，攀高枝，套近乎，表忠心，是他们急功近利的“钟南捷径”。
在立志的红楼系列中，有多篇构思精巧的佳作。其中《海棠诗社》活脱是当今社会的真实写照，不仅作家协会类乎海棠诗社，其他社会团体甚至政府部门也或显或隐地遵循着海棠诗社的办事规矩。经济的挤压，权势的蔑视，使文化大抵处于无用与无奈的尴尬境地。所有这一切，都被立志写得痛快淋漓、入木三分。
《薛宝钗的批评艺术》一文，是对“批评”的精彩批评，很能见出立志杂文独特的视角和深厚的写作功力。“前置的议论”有悬念，让“我”慢慢道来；“后缀的概括”有结论，容“我”说给你听。前者逻辑演绎，后者系统归纳，而夹杂其中的安式名言，最能体现其思维水准：长期以来，我们多是对被批评者强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对批评者的要求却宽容得多，客气得多，那就是“言无不尽，言者无罪”，至于“言”的效果如何，被批评者一般不大敢于计较，因为批评者的出发点总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如果对批评者的态度、方式、场合、时机等提出异议，就难免有吹毛求疵之意，甚至还有了讳疾忌医的嫌疑，这种情况在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单位和部门特别明显。
立志的杂文有许多有趣的联想和比喻，在《水仙庵里“混供神”》一文中，他对盲目崇拜的批判就有趣又有味：倘若某人尚健在，就被当做什么“星体”顶礼膜拜，供奉如仪，从而成为事实上的“神”，那么，此人不仅不是“凡人”，而且很可能就是当世的“猛人”。正常的人，一旦被异化为神，总是因为人们与其产生了某种“位差”。某人的高大威猛，往往是因为人们跪着仰望的结果。这种跪着仰望的姿势，是一切“造神运动”的标准动作。
在《大观园的开放意识》一文中，立志辛辣地嘲讽了今天依然可见的某种“开放观”，即通过开放，发现中国的一切都好，外国的一切都不好。若是中国自己出了问题，则外国的问题更大，中国有臭虫，外国也有臭虫。这种所谓的“开放”，实则是心灵的封闭，是一种貌似开放的真正封闭。而对晴雯之死，立志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古来的教训证明，在中国社会中，“高标峻尚，雅操孤贞”，很难生存。只有磨去棱角，折去锋芒，与庸人共舞，同陋习相尚，方为生存之道。
……
或许不必一一列举了。从我有限的引述中，读者不难看出立志新著的风格与特点。此中佳妙，还是容大家自己去体会吧。
我想多说几句的是：杂文的发展与创新，是近年来谈论较多的话题。借古典名著阐发议论虽然不是“原始创新”，但依然不失为创新一途。其好处，一是借助人们熟知的故事展开现实议论可以省去叙述的繁复枝蔓，易起到“共鸣”的效果；二是经典作品荟萃人文历史等文化因子，由此展开议论可以增加杂文的文化含量，起到“借光”和“增色”的作用；三是可以增加杂文的文学性，《红楼梦》原是文学名著，语言文字非常讲究，加之随处可见的诗词歌赋、妙语楹联，更使其成为文学艺术的集大成者。由此展开议论，无形中就是对提高杂文文学水平的一种促进。立志深谙此道，不避挑战，虽然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但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也使自己的创作上了一个层次，应该说，这是对杂文事业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