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领导干部不妨写一点杂文
——读张保振同志的生活哲学札记
摆在我面前的两本书：《做人如钟》和《抬头低头》，是凝聚保振先生多年心血的生活哲学札记。从时间上说，两书跨越了从改革开放到当下的30年历史进程，从空间上说，记录了一个基层干部到政府要员的生活变化和思想轨迹。对我而言，是从多个角度来阅读和体味这两本书的。一是把它作为杂文集来读，读出杂文的新与变；二是作为哲学随笔来读，读出其中的辩证法；三是作为纪念30年改革开放的个人文本来读，读出思想解放的演进过程。而其中尤其令我感兴趣的，是作者如何把官员、杂文家和学者三重角色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按照通行的观念，这几重身份经常是互相矛盾的。官员替天行道，从思想观念到思维方式，都必须保持高度的“趋同”倾向，这不仅是工作性质使然，也是不容分说的政治纪律。而杂文家和学者在本质上尽管与官员并无大的不同，但在具体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上，必须时刻保持“求异”的特性，保持作为知识分子须臾不可或缺的“批判”精神。两种思维方式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就必然产生矛盾，有时这种矛盾的确是难以调和与超越的。有人据此甚至提出过一种观点，认为要做一个杂文家，就必须身处体制外；要做政府官员，就不要写杂文。因为在论者看来，体制内的官员既然是既得利益获得者，就该闭嘴；体制外的杂文家则相反，既然没有获得利益，就要不平则鸣，以杂文写作的方式争取自己应得的合法权益。如此说来，杂文写作似乎成了某些人争取一己私利的工具，成了登堂入室的敲门砖。这样的价值取向和杂文观念，在我看来未免太自私、太狭隘、太小家子气了。
其实，对中国杂文史稍有常识的朋友就不难发现，领导干部写杂文，是一个被人有意无意忽略的优良传统。从古至今，政务做得出色，同时杂文也写得漂亮的，向来不乏其人。古代的司马光、三苏，王安石、柳宗元、韩愈、唐宋八大家等，都是官员，有的还官至宰相。学而优则仕、官文不分离，是中国官场的重要特色，一点都不稀罕。当代史上，能文善仕的也很多，随便数一下，就有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同志，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同志，北京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同志，河北省委书记、中央党校校长高扬同志，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中央党校教务长宋振庭同志，中宣部副部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徐惟诚同志，吉林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谷长春同志，等等。甚至毛主席也曾经说过，如果可能，他退休后想当一个杂文家，给人民日报写点杂文。可见作杂文与做官不仅不矛盾，有时甚至还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都要关心时事，都要关注世相，都要关怀民生。一个对世相民生冷眼相向的人，既不可能成为一个好干部，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杂文家。当然，当杂文家不需要以做官为先决条件，杂文家也无须以入仕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但一个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好干部，由于其所处的特殊位置，总能使其尽览世相风云、审视风习变幻，因而先天具备成为优秀杂文家的有利条件，这是毋庸置疑的。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杂文也的确是一个容易罹祸的渊薮。“三家村”、“马铁丁”主人的遭遇，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虽然早已过去，但殷鉴不远，至今仍令不少“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同志心有余悸，认为写杂文是一项危险的事业，领导干部写杂文尤其与其身份地位不符，不利于个人进步，还是少染指为佳。这样一说，写杂文又似乎与当干部不相容。这就形成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有的人由杂文而进入官场，从此不再弄笔；有的人未必以杂文起步，当领导之后照旧乐此不疲，不仅没有因为写作耽误工作和个人前程，反而二者相得益彰，齐头并进。
保振同志显然属于后者。据我所知，在领导干部中，他的生活是“很单调”的，既不打牌，也不打球，无心于聚会，也不善于交际。当过多年卷烟厂厂长，后来又身居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甚至连抽烟也不会，喝酒也是低水平。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写作。除了必不可少的工作应酬，夜晚的时间基本都用在读书、思考、写作上。这就难怪读者可以频繁地在《人民日报》《求是》《学习时报》等报刊上看到他的杂谈随笔了。有人曾经不无善意地规劝他：当领导干部的，写那些劳什子干什么，弄得不好，还容易惹祸，也不利于进步。对此，保振同志淡然一笑：人各有志、人各有趣，人生的进步难道只是做官一途？做了官就停止思考、就不敢说真话，这种所谓“进步”又有多大意思呢？
保振同志是一位思考的行者。他的文章多来自生活，是对生活实践的随遇而作，是对生活思考的随事而议，是生活中的哲学，是哲学的生活化。这些出自工作、为脑吸收又被粉碎加工、从心底流出的文字，是他一笔一画绘就的画卷。他通过自己不倦的手笔，实践着古人吾日三省吾身的教诲，学而思，思而行，从理论到实践，又从实践中感悟出生活的真理。于是，思考、写作成了他惯常的生活方式，平凡的文字从他的笔底汩汩流出。
保振同志自谦自己的文字“没有什么新鲜之处、新奇之感”，因为“太阳底下无新事”。的确，他的文字也许算不上洪钟大吕、谈不上振聋发聩，举凡知人论世、针砭时弊，无不从小处入手，条分缕析、娓娓道来。从杂文的特质来看，他的写作批判的意味并不是很浓、驳论的色彩也较淡，更多是从正面立论，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旧道理结合新感受，使文章获得新意蕴、达到新境界。但这种平实的叙述风格，并不妨碍保振同志间或闪现思想的火花，从而给人以生活的启迪。比如在《强化党员意识》一文中，他说：“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干’，自己带头干，带领群众干。”突出一个“干”字，让我想到“不干，一点马列主义都没有”的名句，想到如今光说不练的许多口头革命派和“口力劳动者”。这样的论断看似平常，实际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又比如在《拿起笔杆领导》一文中，他说：“一个人走上领导岗位之前，成功更多的在于发挥自己的长处、发展自己的优势，而一旦走上领导岗位，成功就意味着善于发挥别人的长处、发展别人的优势。”透过这种磊落的文字，让我看到从古至今“达则兼济天下”的文人理想，也照出了不少人渴望升官发财、鸡犬升天的丑恶嘴脸。同一文章中，保振同志对“时间”的辨析也很精彩：“该亲自做的不惜时间，该授权做的不多占时间，该放手做的可腾出时间。”彰显了明智的领导艺术和高超的分配时间的能力。在《问目的、择手段》一文中，他指出：“问目的、择手段体现的是德与行的统一。人往高处走无可厚非。问题是，应该如何往高处走？”这一问，问出了目的与手段的内在冲突，问出了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庸俗哲学的尖锐批判。在《态度见信念》一文中，他强调“以人为本”要从小处做起、从细微处做起，不能只喊漂亮口号。要把“以人为本”的理念端正为一种为人处事的态度，落实到自己工作生活的每个时段、每个环节、每个细节。待人要丰、责人要薄、律己要严。以人为本，就是要尊重人、善待人，多为人铺红地毯，不为人设地雷阵。在《要多倾听》一文中，保振同志说“多倾听，关键在‘倾’”。一个“倾”字的发现，表明一种诚恳的做人态度，倡导一种踏实的领导作风，践行的是一条朴实的群众路线。有了这个发自内心的“倾”字，就不会装模作样、装腔作势、做密切联系群众状，而是实心实意地融入群众，把自己作为普通一员，倾听群众呼声，破解群众难题。在《家庭、学校、平台》一文中，保振同志提出做人“三人说”，即“与人为善做好人，与时俱进做新人，苦练内功做能人”，此“三人”如若集于一人之身，那是一种趋于化境的道德境界。我想，这不仅是作者的道德理想，也理应成为每一个领导干部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除此以外，关于“差别之中看和谐”的观点、“领导的霸气不该成为霸道”的观点，“管理的关键在‘理’，要学会欣赏人、善待人”的观点，都让我读出生活的智慧和人格的力量，一种钦敬的感情在心底油然而生。
我知道，保振的文字多出自八小时以外，出自所谓业余时间。这使我不禁想到一个官员的业余时间怎样安排的问题。有人不无道理地说过，看一个人的品位，不仅要看其工作业绩，更要看他的业余时间。一个热衷于酒桌上觥筹交错、交杯换盏的人，一个把所有业余时间都花在投机钻营、结党营私上的人，一个对读书写作毫无兴趣、甚至不无鄙视的人，一个从不对工作、学习有所总结、有所反思的人，你能指望他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一个胸怀伟大理想、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吗？
提倡领导干部自己动手写文章，这是早已被说烂的话题。毛泽东同志说过，邓小平同志也说过。不才跟在后面再说，不是要狐假虎威、拉旗作皮，而是读了保振同志的文章有感而发。领导干部承担的重要责任和历史使命，决定了他们的道德修养必须是多方面的。千头万绪，从何做起？我看不妨就从读书学习、作一点杂文开始。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语言，书写自己独立的思考、独到的见解，于党、于国、于民、于己，都不无裨益。最近长春市委号召机关干部每天至少认真读报40分钟，在我看来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一个有了读书写作雅趣的领导干部，起码可以少一些庸俗关系、低级趣味。身居高位而不肯、不愿、不能、不屑于自己动手写文章，长此以往，大脑就不免迟钝、感情就不免麻木，甚至可能逐渐丧失说真话、求真理的热情与勇气、才华与能力，变得只会说官话、说套话、说大话，甚至说假话，变成一个尸位素餐、苟且度日的庸人。这样的干部，显然不是人民群众所喜爱的，迟早是要被历史所淘汰。
（原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年第4期）
为文不作媚时语
—序沈栖著《思想者自白》
杂文易写难工，这是涉猎杂文写作的人共有的体会。所谓“易写”，是说它在不少人心目中无非是“据报载”一股，“引经据典”一股，“发议论”一股的“杂三股”。两条尾巴的狗不常见，“据报载”的新鲜事天天有，所以随便找点儿写作的由头简直易如反掌。“引经据典”看似很有学问，很难操作，其实手头有几本像样的类书，懂一点目录学的常识，加上如今检索极其方便的互联网搜索引擎，古今中外各类掌故、名人雅士各类箴言，不说信手拈来，起码可以随便找到。至于“发议论”，似乎稍难一点，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说到“反腐败”，十有八九最后要扯到制度建设，要说到“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之类名言；说到言论自由，总归跳不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拼命维护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在我们这样一个强调“统一思想”、“保持一致”的国度里，一个写文章的人只要不是太愚钝，很容易知道什么叫“统一口径”、如何掌握并灵活运用“统一口径”，并以此作为自己为文的出发点和护身符。如此说来，花上个把钟头，炮制一篇千八百字、像模像样的所谓杂文，不是很容易吗？
然而这类泛滥于许多报刊的“杂三股”，尽管常常被镶嵌在花边里，排成楷体字，但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杂文，起码不是沈栖心目中的杂文。因为它在“形式健全”的外表之下，没有杂文应有的灵魂和品格，缺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看不到文章背后那个叫做杂文家的人的高贵气质和凛然不可侵犯的人格尊严。作为“艺术的政论”、“战斗的阜利通”，杂文之“难工”主要难在四点：一是思想观点难以超越；二是文章素材难以出新；三是语言文字难脱老套；三点之外最难点，是杂文家难以始终保持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一篇好的杂文应该思想观点、文体结构、语言文字俱佳，成为“三绝体文本”，比如秦牧先生的《鬣狗的风格》、邵燕祥先生的《大题小做》、牧惠先生的《华表的沧桑》、刘征先生的《庄周买水》等篇什就是如此。但这样的佳作除了需要作者具有深刻的见解、老辣的目光、丰富的阅历、深厚的功底以外，实在还需仰仗多年修炼换来的“神助”，一般人确实难以企及。普通的杂文家或许不必苛求自己必须做到“三绝”，但起码应该心怀一份追求“三绝”的意识。做不到“三绝”，能做到其中“一绝”也好；无法“入木三分”，能够“入木三厘”也不错；做不到“微言大义”，总该有一点“微言小义”。如此，杂文才有存在的价值，杂文家才有存在的意义。
看一个杂文家是不是写得好，我比较喜欢从“难工”入手去观察。如果他的作品总是能在某一点上给人以新的发现、新的启迪、新的感悟、新的享受，那么它就是我心目中的好杂文。如果一本杂文集看罢，全是老生常谈，说的是尽人皆知的老观点，用的是常被引用的旧材料，操的是耳熟能详的八股调，读之使人昏昏欲睡，那它属于什么货色，还用多说吗？
用这样的观点看沈栖的杂文，我觉得是一次不虚此行的阅读体验。作为老三届一员的沈栖，具有比较丰富的人生阅历，当过工人，搞过宣传，注释过鲁迅，研究过现代文学，发表过不少专题论文。如今还在办着报纸，每天专业就是和杂文打交道，自觉不自觉地成了道中人，一晃已出了六本杂文集。摆在我面前的这本，名曰《思想者自白》，应该至少是沈栖的第七本专集吧。单看书名，已不难看出作者对自己的定位。正像他去年答《杂文选刊》记者问时所说的：“作为一名杂文家，人生定位应该是思想者。即以勇敢和真诚直面现实，独立思考一切值得思考的问题。”“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杂文家不应该是整天枯坐书斋恂恂如也的学者，而应该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锋芒毕露的斗士。他们‘为学不作媚时语’，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以思想为自己生活的全部内容。”
沈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二十多年的辛勤耕耘，留下了百余万字的杂文作品。虽然不能说全部作品都体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从其创作轨迹不难发现，他是始终如一地践行着自己的主张，自觉遵循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神圣职责的。纵观他的创作，倡言反腐败，呼唤民主与法治，始终是其永恒的母题。在这个母题之下，他关注民生，反思文革，敬畏生命，保护古迹，研究日德，涉猎极其广泛，所论不拘一格，既可以看出其思想触角游动的方向，又不难发现其阅读审思范围之广。读其杂文，每每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表达权：人权保障新理念》一文中，沈栖敏锐发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表达权”这个新概念之后，十七大报告再次把它列为公民“四权”之一。他认为从人的基本需求角度立论，将“表达权”作为人民当家做主的题中应有之义，体现了“保障人权”的原则，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亮点。他说：“‘四权’中，表达权类乎枢纽：知情权是表达权的必要前提，参与权是表达权的必由途径，监督权是表达权的必然结果。”有意思的是，他特别辨析了“表达权”和“表态权”的本质区别：“在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区别这一点并非多余：表达权利并非表态权利。‘表达’和‘表态’，一字之差，判如云泥。前者是一种自由，后者是一种强制；前者是体现人权，后者是‘主民’的表征。” 这个看似随意的一笔，恰是本文的一大亮点，使本来平常的一篇文章具有了深刻的意蕴。
在《干部要有“对立面”》一文中，沈栖借吕日周的话生发自己的观点：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领导干部天然就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有时需要从对立的角度来看待干部与群众的关系。这个对立面，既是作为公仆权力赋予者的人民群众，也是人民群众的代言人新闻媒体，特别是来自于他们的批评、指责、监督。“官员一旦游离于‘对立面’之外，势必滥用公权，导致腐败。在建设高度民主国家的进程中，把群众设置为干部的‘对立面’，其实是干部自觉接受民主监督，临渊履冰般地为民服务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干部要有‘对立面’，说到底，是用百姓的权利约束政府的权力。”
作为杂文家，沈栖具有一种有别于普通民众的冷静与客观。在《穷人和富人一样享受平等权利》一文中，针对某些媒体“中国已成为亿万富豪人数排名第二的国家”的得意报道，他深沉地指出：“这是不值得炫耀的。因为对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你能将富豪与美国相比，但你能将穷人与美国相比吗？你能回答‘中国穷人的数量排名世界第几’吗？在一个生产力水平总体低下的人口大国，过度的炫富，是对穷人的轻蔑、不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歧视穷人的态度。”这样的论述，蕴涵着可贵的人文关怀和民本主义思想，不啻是对当下嫌贫爱富庸俗世风打了一针清醒剂。
同样的冷静和清醒，还表现在《虚幻的亢奋和自卑的激愤》中。面对来自外国的批评，我们某些同胞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敏感”和“激愤”，一听到不顺耳的声音，就冠以‘辱华’的大帽子，就“中国不高兴”，同时伴以非理性的极端举动。对此沈栖评论说：“由护短和怨妇心理引发的激愤与亢奋，看似两端，实为同源，都与四大发明、大唐雄风、康乾盛世之类的‘先前阔’有关，又与近代一落千丈衰败的国运有关，是这两方面因素交媾的产物。”他由此得出结论说：“一个不怕辱骂的国家是有前途的国家。”因为能够承受质疑、承受误解、甚至承受谩骂的国家，是一个成熟的国家、自信的国家、一个有内在力量的国家。
有感于领导干部的“本领恐慌”，沈栖不无机警地发现，现在有一种用“学习代替读书”的普遍倾向。说得透彻一点，是以“讲学习”代替真正学习的不良倾向。人人都在“讲”学习，都在感叹“本领恐慌”，但很少有人真正学习。领导干部一年当中读过几本书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当“讲学习”成为一个政治术语，成为人人必须参与、过关的政治活动时，“学习”就失去了求知的快感，就成了没有真实内涵的空洞口号和政治表演。
沈栖写了不少反思文革的杂文，这一题材的创作成为他杂文创作总体格局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禁区，沈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发表自己的见解，表现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可贵的责任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他认为“向前看”当然无可非议，但同时必须向后看。因为只有向后看，才能很好地总结历史教训，才能不断推动社会进步。许多是非利害需要后人才能完全认识清楚，所以在鼓励人民“向前看”的同时，必须提醒人们不忘历史，要适当地“向后看”。当然，“向后看”不是动员大家翻历史旧账，而是寻找向前稳步发展的内驱力。这个见解回应了巴金先生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深刻呼吁，延续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正确观点，体现了一种深沉的历史使命感。
或许是长期供职于报纸的缘故吧，沈栖的杂文新闻时效性强，选题多从新闻事件入手，其优点是反应迅速、来得快，缺点是有时挖掘不够深，使本来很好的题材止步于中途。比如在《向“路乞”先生致敬》和《洋厂长的精神遗产》两文中，作者不约而同地从两位外国友人在中国的作为说起，前者讲了一个外国朋友带领一群中国环保自愿者捡拾垃圾的故事，后者讲了一个外国厂长使中国工厂扭亏为盈的故事。两篇文章在讲述了两个故事之后发了一些议论，但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一点是为什么同样的环境外国人保护就应者云集，而我们自己天天倡导“爱国卫生”，环境却依然脏乱？为什么同样的工厂洋厂长能够带领工人扭亏为盈，而洋厂长一走一切照旧？这两个“为什么”，恰恰是文章可以深化一步的“文眼”，而作者都没有涉及，这是不免有些遗憾的。
沈栖不仅自己写杂文，同时还主编着《上海法治报》副刊。他所主编的副刊，视野宏阔，不拘泥于“政法人士谈政法、自家文章自家看”的老套子。而是跳出政法圈儿，从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历史等更广阔的视野透视中国的法治建设，把一个地方类行业报纸副刊办得有声有色，吸引了全国各地不少有影响的杂文家撰文。这在当下杂文创作不甚景气的背景下，是有其特殊意义、值得大书一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