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把住入口不失为上策
据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全国首个完备的毕业生数据库——安徽省文凭验证中心验证表明：假学历及国家不承认学历证书占查验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验证中心的同志介绍，从整体上看，假证书实际数量在逐年增长，且幅度很大。这个并不让人意外的最新报道，在验证大量假学历、假文凭存在的同时，也无情地验证了我们在过街桥下、马路旁边、高校附近的实际感受。
用铺天盖地来形容网上对于假学历、假文凭的愤怒声讨并不为过。仅仅搜索谷歌一个网站，相关的资讯就达13000条之多。一方面，正义力量声势浩大让人振奋；另一方面，制假、贩假、买假活动日益猖獗叫人悲哀。近年来围绕这一社会丑恶现象，有关部门先后出台过不少重要举措。早在2001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曾颁布有关法令，明确指出，对于制售假学历、假文凭的犯罪活动和罪犯，要以伪造事业系统印章罪处罚，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中央组织部在2002年也曾郑重发出通知，清查假学历、假文凭，对于企图依靠假学历、假文凭求职、晋级、提拔的干部，一律不予任用，并要求严厉追究相关人员的党纪责任。这些重要举措动作不可谓不大，但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
假学历、假文凭毒化社会风气，败坏教育形象，损害公平公正，早已为党纪国法所不容。有些人功利主义思想严重，急功近利心态膨胀，他们看重学历文凭带来的各种好处，却不愿为寒窗苦读付出多年辛劳。有了制售假学历、假文凭的人，他们就有了低投入、高产出，不费吹灰之力便能“登堂入室”的资本和渠道。然而他们的得势，无疑是对莘莘学子的极大不公平。更有甚者，一些“人民公仆”准确地瞄准了某些高校趋炎附势、唯利是图的丑陋面目，一面做着高官，享受着厚禄，一面又“在职读博”、以权谋学，大搞权学交易、钱学交易。不少原本胸无点墨的角色，转眼间成了硕士、博士，有的还人五人六地成了“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其实，除了他们自己，谁把他那个学历、学位当回事。遗憾的是，这种拿着真学历的假硕士、假博士，远不是安徽省文凭验证中心所能验出的，就算勉强验出，也恐怕对其无能为力吧。
在惩治假学历、假文凭的各种意见中，有几种专家的意见笔者不敢苟同。一种是所谓畸形人才观必然导致假文凭泛滥论。这种意见认为，现在大多数用人单位认证不认人，无形中抬高了人才的门槛，使一些人才不得不铤而走险。我并不认为唯文凭论是正确的，但在现有社会条件下，特别是在我国教育资源相对贫乏的特殊条件下，考试择优依然是暂时无法取代的公平方式。它虽然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是眼下还无法为更好的办法所取代。因而，只要是通过正当渠道取得的文凭、学历，依然应该成为用人单位的重要参考，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证不认人”不仅没错，而且是完全正确的。不能因为有人用假文凭、假学历获利，就否定文凭、学历本身的价值。这也正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安徽省文凭验证中心存在的必要。
还有一种意见姑且叫做完善立法并非治本之策论。这种意见认为加大立法惩治力度，不仅不会消除制售假文凭、假学历的犯罪行为，相反，还会无形中抬高制假成本，使制假者转嫁成本给使用者，从而使造假市场越来越红火，法律不是万能的。这真是一种有意思的独到见解，难道不立法、不加大惩治力度，反而有利于消除假文凭、假学历？我以为，不妨把这里所说的加大立法力度作宽泛一些的理解：一方面，是真正法律意义上的立法，不仅追究制假贩假者的法律责任，也严厉追究买假并以假获利者，安徽的做法就为后者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另一方面，是道德立法，就是要向西方社会学习，逐步建立健全社会信用系统，凡是企图用假学历、假文凭获得利益，欺骗社会的人，就将这种不光彩的行为记录在他的信用档案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使其不会得到任何就业、晋升、提拔的机会。如果哪个单位和部门任用了这类骗子，那么这个单位和部门的信用记录同样要记上一个污点。法律固然不是万能的，但淡化法律、矮化法律，甚至不要法律，是万万不能的。在倡导依法治国的今天，居然还有法律专家在制假、贩假行为面前大谈法律的无用，真让人匪夷所思。
不可否认，在警力不足、制度不健全的条件下，抓捕制假售假者确有一定困难。但安徽省的做法恰恰是从买假、用假这个李鬼入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这种把住用人入口的做法，我以为不失为从实际出发的切实可行之策。比之“畸形人才观决定论”、“法律并非万能论”都来得更切实、更可贵，因而更值得肯定。
（原载《新闻与写作》2008年第12期）
草料与黄金的哲学思考
为什么要学哲学？哲学究竟有什么用？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目光短浅的物质主义者，请远离哲学；如果你宁愿选择急功近利作为自己的人生态度，也请你远离哲学。因为哲学不是立拍立现的数码照片，不是立竿见影的美丽图景，饥饿时不能给你面包，浪漫时不能给你玫瑰。但你如果不是一个仅仅满足于衣食无虞的享乐主义者，而是吃饱喝足以后还要追问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还要知道自己究竟是谁，究竟为什么活着，这一生到底要怎样度过；如果你常常在工作中感到困惑，在生活中感到迷惘，在人群中感到孤独，在幸福时感到悲伤……你就需要哲学，而且开始有一点哲学气质了。
哲学属于义理之学，在于通达事理、明辨是非，对社会和人生作形而上的思考。它不是器物之学，不能给人带来具体而微的物质利益。詹姆士说：“哲学烤不出面包，但它却能鼓舞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勇敢起来。”方东美先生说：“哲学不能烘出面包，但是能使面包增加甜味。”人生离不开哲学，哲学与人生紧密相连。离开人生，哲学是空洞的；离开哲学，人生是盲目的。希腊哲人说，驴子宁要草料而不要黄金。话是说给那些鄙视哲学的庸人听的，我想，没人愿做只认草料不认黄金的庸人。
哲学到底有什么用？概而言之，无非两条——
哲学使人智慧。谁都知道哲学是智慧之学。在古希腊语中，它的原意就是爱智慧。它是一个开放的心灵寻求真理、印证价值的过程。柏拉图说过：“哲学家是智慧的爱好者，他不是仅爱智慧的一部分，而是爱它的全部。”人生在世，总希望搞清楚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在哪里，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怎样界定，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各种关系，通过什么方式和方法去认识世界、了解社会、把握自我，如何对待人生的喜怒哀乐、荣辱升沉……所有这些问题固然是不同科学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同时更是重要的哲学问题。只有学习哲学、了解哲学，才能为正确解决这些问题找到钥匙。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把钥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一般规律的科学。它不仅阐明对物质世界的根本看法，而且为我们提供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一系列重要的规律和范畴，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就对自己生存的这个世界有了一个全面准确的基本看法，形成了正确的世界观。同时掌握了一系列正确认识这个世界和人生的具体方法，形成了科学的方法论。它让我们明白，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去观察世界、分析人生；不仅看到眼前，更要看到过去和未来；不仅看到成功，还要看到可能遇到的挫折和失败；不仅陶醉在自我的世界里，更要学会在对象当中把握自我，努力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不断学习哲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养成思考的习惯，掌握整体的观点，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努力做到知行合一。
哲学使人愉快。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人们为什么常常感到烦恼？有人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种说法否定了客观世界对人的影响，显然是不全面的。也有人抱怨都是社会对自己不公正、是领导和同志们对自己有偏见。这种说法否定了主观因素的重要作用，也是不全面的。说到底，万千烦恼丝，全由“关系”生。人之所以烦恼，就在于没能很好地处理自己与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大到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小到人与妻儿老小和同事朋友的关系，自然也包括与自己内心的关系。这种关系当然不是我们常说的庸俗关系学的那种关系。但说到底，人之烦恼全在于没能正确地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人生、认识自我，是没能摆正自己在人群中的位置、妥善处理各种关系。而哲学，不仅是“明白学”、“聪明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科学的关系学。它教会你如何正确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人就无法立足于世，就会感到烦恼甚至痛苦。要解决这个问题，唯有学习哲学。因为哲学不仅使人聪明、智慧，而且使人境界高尚、气象高远、心胸开阔。明白了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道理，你还会为一时的失意而烦恼吗？知道了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道理，你还会把自己孤立于人群之外、孤芳自赏吗？亚里士多德说：“幸福总带有愉快感，而哲学智慧的活动恰是被公认的所有美德活动中最愉快的，这种愉快因其纯粹和持久而更可贵。”罗素说自己阅读哲学之后仿佛感觉到由山谷的小天地中解脱出来，看到了多彩多姿的世界。西塞罗认为无论怎样称赞哲学也不会过分，因为它能使听信它教诲的人毫无烦恼地度过人生的各个时期。
（原载《刊授党校》2008年第6期）
行贿者对“三光书记”的人格认定
福建省有个周宁县，周宁县有个名闻遐迩的县委书记林龙飞，据称要“把全县的官位卖光，把财政的钱捞光，把看中的女人搞光”。就是这个区区七品芝麻官，贪污、受贿、赌博、放高利贷、乱搞女人，成了当地响当当的“三光书记”。有资料表明：从1996年5月到2003年4月，林龙飞在担任周宁县委书记期间，先后251次收受68名干部职工贿送的钱款，先后15次非法收受3名包工头贿送的钱款，平均不到10天就受贿1次。
这个纪录当然算不上“触目惊心”。因为早有日进万金的大贪官在前，林龙飞不过小龙一条，飞得不算太高。但这样的纪录具体到周宁县这个并不富裕的小县，就非同小可了。全县一共才有多少干部？竟有那么多人向他行贿，周宁县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由此可见一斑。
林龙飞是个不折不扣的腐化堕落分子，这已被查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明。我所关心的是那些行贿者对林的人格以及他所代表的制度和体制的认定。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颇堪玩味的问题。按照党章和宪法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作为党的一级组织的县委书记，毫无疑问林龙飞起码曾经应该是先锋队中的一员，而且应该是优秀的一员。作为人民公仆的县委书记，他的权力是人民群众赋予的，其权力的运行必须受到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这一切都是从“应该”意义上说的。具体到林龙飞身上情况怎样呢？其实不用问周宁县的广大群众，只通过68位行贿者的眼睛窥视一下就够了。
请原谅我委屈一下读者诸君，假如您是一位行贿者，行贿之前您是不是要对即将贿赂的对象先审视、掂量一番，看看这个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如果您认定他是一个疾恶如仇、正气凛然的汉子，您还敢贸然伸出那只龌龊的手吗？哪怕您担心这个人一念之差把您那点意思交给纪检部门，搞得您很没意思，您还会傻里巴叽地冒那么大的政治风险吗？周宁县那68个行贿者行贿之前是否有过我所推测的这番心理活动，我不得而知。按照一般常规，这些怀着各种动机给“三光书记”送钱的人总会反复踌躇，总要做一番风险论证吧。从终于行贿的事实，可以清楚地反推出他们断定林龙飞一定是一个贪得无厌的腐败分子，对其行贿绝对没有任何风险的结论。
请朋友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结论。因为它所蕴涵的自然推论是：周宁县的这个县委书记不过是个表面冠冕堂皇，实则腐败透顶的伪君子；向这样一个虚伪的家伙投资，必定能够得到期望中的回报；虽说一贯倡导权力的监督与制衡，但在林龙飞身上，一元化领导就是一人化领导，所有监督都是扯淡，林某想提拔谁就提拔谁，想把工程包给谁就能包给谁；公仆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那是美好的理想和说法，在周宁县，一般干部的权力就是林龙飞赋予的；而赋予的条件倒也符合市场经济规则：我交钱，你交货，各得其所，各得其乐，反正行贿的钱多出自公款，日后又会加倍回报到个人腰包，何乐不为？
如果这些推论符合内在的逻辑，那么我们有理由对当时周宁县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感到悲哀。说什么“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须知在周宁县这个小地方，林龙飞就是首屈一指的大拇指。而拇指在五个指头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在学习达尔文进化论时就已知道，那是人与猴子的一个重要区别。
行贿者通常是些精明的家伙，他们对一个人人品的把握，对他在一级组织中的地位和状态，往往有区别于普通群众的特别心得。老百姓一般都很善良，有时还会被表面的堂皇所欺骗，认为林书记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公仆，甚至会在林某的政治作秀面前感动得涕泪横流，大呼“清官大老爷”。但组织部门、纪律检查部门该不会像普通百姓那么简单吧？被68个行贿者认定可以投资的周书记一定有他被认定的蛛丝马迹，这些迹象已经被行贿者准确把握了，而那里的组织部门、纪律检查部门能够浑然不知？难道知道了也拿他没有办法？这又不免让我感到悲哀。作为一介书生，我始终天真地认为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组织部门和纪律检查部门比群众的眼睛还亮。周宁县有19万人口，大概也有一支数量不小的组织、纪检队伍。那么多眼睛没有盯住一个林龙飞，我想绝不仅仅是“视力”问题，一定是那里的监督机制出了什么问题吧。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９月20日）
《无极》：一部无聊之极的失败之作
至少在一年前，就听说陈凯歌在精心编导一部“超越时空”的大片《无极》。此后一年间，各种有关该片的报道不时映入眼帘。到了12月中旬，鼓噪愈发升级，竟然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虽说为一部影片在国家电视台播发消息不是第一次，但毕竟是非同寻常的又一次，因而无法不对其格外关注，无法再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商业行为。
正在焦渴难耐之时，朋友送我一张据说是炙手可热的影票。胡乱塞了几口晚饭，就急不可待地冒着六级北风一头撞进影院。先是稀稀拉拉的上座率让我大感意外，因为这和媒体渲染的“爆满”相去甚远。待看了整部影片后，更是大失所望、大呼上当。
如果让我用最简单的话语表达观感，那就是市场炒作无所不用其极！拙劣可笑的故事和表演无聊之极！
影片名曰“无极”，让人自然想到老子《道德经》中的“非常之道”，先自具有了“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神秘气息。但细看影片，除了故弄玄虚之外，并无深刻的思想内涵，不过是沿袭了当下许多大片的老套：淡化历史背景，淡化必要情节，淡化人物关系，淡化个性塑造，甚至淡化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有机联系。用陈凯歌自己的话说：“《无极》讲述东方无极世界中的爱恨情仇，是3000年前之未来。”这不知所云的疯话究竟演绎的是怎样的故事呢？几彪莫名其妙的人马，身着不伦不类的装束，不知所从何来、意欲何往，忽而武士，忽而侠客，动辄刀兵相见、血光四起，表面看去，倒也花里胡哨、热热闹闹，甚至不无几分慷慨悲壮，实则是利比多泛滥、本能欲望横行，为了一个叫做“倾城”的女人，施诡计于帷幄，放暗箭于阵中，剪人命如草芥，伤无辜如卷席。模糊不清的主题，荒诞不经的关系，故作高深的对话，虚情假意的呓语，加上游离于故事之外卖弄技巧大量的蒙太奇……观众有理由追问：影片究竟为我们彰显的是怎样一种混乱不堪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
影片的阵容不可谓不强大，导演是眼下红得发紫的陈凯歌，演员分别是来自内地的刘烨，来自香港的张柏芝、谢霆锋以及韩国的张东健和日本的真田广之，陈导演漂亮的夫人陈红也在其中扮演一个亦真亦幻、不人不鬼的角色。几位演员都是当下各地“最有人气”的名伶，也曾拍过轰动一时的作品。但恕我直言，这次聚集在陈导演的大旗之下，或许是因为剧本提供的思想内涵和表演空间实在贫乏有限的缘故吧，其表演实在乏善可陈。在我看来，这种“过失”主要不在演员，而在陈凯歌导演头脑中那个叫做“市场号召力”的东西在作怪。从观众的角度说，几位模样端正的演员不过是悦人眼目的市场符号而已。张柏芝身材窈窕、容貌漂亮，虽然远未倾国倾城，但也足可唤起男人的怜香惜玉之情；谢霆锋油头粉面，惹人讨厌；张东健质朴忠诚，令人推崇；而真田广之阴险狡诈，叫人唾弃。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应对陈导演期待的市场效应：男人即使不爱看《无极》，还爱看张柏芝；女人就算不想看《无极》，还想看张东健。如此“一爱、一想”，影片就有了票房，就有了陈导演在影坛的至尊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一个时期以来，以《无极》为代表的一批所谓大片，如今正走着一条新型的“高、大、全”之路。所谓“高”，是高投入；所谓“大”，是大制作；所谓“全”，是戏里戏外全方位的广告宣传。《无极》拍摄历时三年，耗资3亿，可谓“高投入”；集合中、日、韩编导演美术音乐后期制作等一干人等，可谓“大制作”；采用平面、立体各种传媒铺天盖地大肆宣传，可谓“全方位”。一流的摄影，优美的置景，明星加盟、暴力打斗、功夫表演，外加床上激情，《无极》的确具备了娱乐大片所应包含的全部要素。然而如此兴师动众弄出的东西究竟怎样呢？请陈导演不妨到影院实际感受一下，也不妨到网上和网友真诚交流一番，相信那对清醒头脑会有帮助。当然，也不排除几个外国电影节评委喊好，运气好没准儿还能得个什么洋奖。但中国电影首先应该拍给中国人看，首先要获得中国市场的认可，这应该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吧。
我知道，现在一些时髦和不时髦的、年轻或不年轻的导演很不爱听“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觉得那是土得掉渣儿的“政治话语”和“社会学评价”。人家要的是“唯美的艺术追求”、“广阔的国际视角”，还有投资人与票房的首肯。但我想说的是，即使如今的电影脱不开市场化的运作模式，但精神生产毕竟不是简单的市场操作。“纯形式”拍摄得再美好、再精致，总归是“形式”，掩饰不了内容的苍白和空虚。更何况，我们这样一个正在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发展中国家还不富裕，社会总财富还十分有限，3亿元实在不是个小数。中国导演就算走向了世界，在外国人眼中依然还是“穷人家的孩子”，即使“融资”有道，甚至拉来外汇，也不该大手大脚。我知道，钱少了很难拍出好电影，但花大钱就一定能拍出好电影吗？其实也未必，《无极》便是证明。
（原载《作品与争鸣》2006年第4期）
中国一大怪：优秀影片热在外
计划经济时期，“出口转内销”是一个让人怦然心动的说法。那时商品匮乏，很多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没有保证，更不要说稍微时髦一点的服装了。哪里一旦有“出口转内销”的消息，大家马上趋之若鹜，争相购买。因为“出口转内销”意味着好面料、新款式、有身份。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并不总能买到“出口转内销”的商品，只有那些有路子、有关系的人才能享受这种特权。后来我们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商品逐渐丰富起来，“出口转内销”也就成了历史的陈迹。如今全世界的商品都恨不得销往中国市场，谁要再想通过出口转内销抬高身价，大赚钞票，恐怕只能遭人耻笑了。
但中国电影似乎正走着与物质产品完全相反的路径，很多谁都没听说的电影先是在国外什么电影节上热闹一阵，偶尔拿个不大不小的奖项，然后才见国内报刊出现报道，什么某某影片轰动巴黎了，某某影片震惊柏林了。于是单纯的中国影迷就开始期待。在漫长的等待期间可能又不断出现更新的新闻：什么预计情人节上映了，什么情人节赶不上档期有望三八节与观众见面了，什么男主角因病不能出席首映式了，什么女主角发生婚变情绪低落了。总之，利用各种噱头大肆炒作，力求抓住观众的好奇心，挣足眼球的同时赚足钞票。
近年来，很多国产影片走得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路子，先有张艺谋的《英雄》，后有徐静蕾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顾长卫的《孔雀》和王小帅的《青红》，大体都是如此。不能否认，这些影片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大部分是优秀和比较优秀的，起码在某个方面有过人之处，比如张艺谋的画面、陈凯歌的恢弘、徐静蕾的婉约、顾长卫的质朴等，都给观众留下印象。
但遗憾的是，这些据说轰动国外电影节的佳作在国内的命运并不太好，市场行情只能说是差强人意。《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终于在大家的期待中上映了，但这种机械嫁接外国名著，人为加上抗日战争宏大背景的“改编佳作”，实在只能让人看到所谓“纯情”，而看不到更多更丰富的东西，这就难怪观众反映不那么强烈了。顾长卫的《孔雀》以其质朴真诚的表达比较深刻地反映了上世纪70年代的生活，赢得了观众的青睐，票房达到900多万元。而《青红》在长沙、青岛、上海等地的首映都不乐观，观众往往不到百人。至于此前张艺谋的《英雄》，虽然情况比上述影片好一些，但说实话那里包含了太多的名人效应，影片本身除了过于宏大的叙事和过于精致以至于显得做作的画面以外，实在没多少东西让人记住。
这种墙外开花墙内不红的局面有些让人尴尬。由此提出的问题是：一部国产影片是不是应该首先得到国内观众的认可？未经国内观众和市场检验的影片获国际大奖是否显得成色不足？电影究竟拍给谁看？是首先拍给本国观众看，还是为了获奖拍给某些电影节评委看？干脆说吧，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还要不要提？现在一些影片动辄耗资巨万甚至上亿，有的专为外国人“量身定做”。我想知道这些钱都从哪里来，就算都从投资人那里来而不纯粹是纳税人的心血，导演和制片人就有资格无视观众的趣味吗？
也许某些前卫导演不屑于国内评价，认为国人素质太低，不懂艺术，没资格说三道四。但他们在蔑视观众审美趣味的同时，却一点都不鄙视观众的钱包，希望从他们那里赚得大把的票房。那么是谁给了他们这种权利和自负呢？
国外的热闹和国内的沉寂，是一种尴尬，也是一种成熟。说明一个简单的出口转内销在如今的中国电影市场已经不灵了。希望先得到洋人的认可，再挟洋自重，当艺术还乡团，已经吓不着谁了。妥善处理国内认可与国际认可的关系问题，显然已成为摆在电影管理部门和电影从业人员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愚以为，不管某些电影人如何前卫，立足本国，立足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观众，是拍出优秀影片的必然选择。而一部影片若要参加国际大奖的角逐，必须首先在国内放映，获得国内观众的普遍认可，这个要求于情于理都不算过分吧。
（原载《文艺报》2007年11月28日）
警惕意识形态过敏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不期而至了。这个原本属于宗教、属于西方的节日，从当初的“大惊小怪”、“洪水猛兽”，到今天的被人平静接受，转眼已在我国的大城市走过十多个年头。如果说当初接触圣诞节大家还怀着某种好奇和疑虑心理的话，今天过圣诞节早已成为很多年轻人包括一些并不年轻的朋友的习惯，成为中国人节日文化的一部分。在平安夜到来前夕，亲朋好友之间寄送贺卡、发送短信，表达美好祝愿；大人像过春节那样准备圣诞晚餐、把礼物装进特制的袜子里送给孩子们；而聪明的商家更是利用这个日益兴盛的节日大力促销，赚得钵满盆满……种种迹象表明，圣诞节正逐渐超越宗教，超越意识形态，成为中国人普遍接受的节日。
然而就在大家习以为常的当口，十位研究传统文化的清华、北大、人大、南开的博士生却联名在三个儒家网站上发出《我们对“圣诞节”（即通常所称的圣诞节）问题的看法》一文，呼吁人们慎对圣诞节，其理由是：“每当圣诞节来临，商场、饭店、宾馆都摆放起圣诞树，网络、报刊、电视、电台充斥各种耶诞信息；数以万计的圣诞贺卡和数以亿计的圣诞短信满天飞；人们相逢互祝圣诞快乐；平安夜里，人们聚众狂欢，流连忘返。”博士们认为，基督教徒可以过圣诞节，一般人“也有过圣诞节的自由”。但是“大部分国人在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不假思索地使用‘圣诞节’的称谓，甚至浑然不觉地加入狂欢行列”，这是“在文化上陷入集体无意识”的表现。为此，十位博士郑重呼吁国人慎对“圣诞节”，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
看了十位博士生的高论，很为他们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而感动。感动之余，也为他们的杞人忧天感到好笑。这种深切的“忧思”我们并不陌生，从马嘎尔尼和小斯丹东来到中国那天起，每当东西方文化发生碰撞的时候，这种忧思就不难听到、不难看到。其中既有文雅如十博士的呼吁，也有粗鄙如义和团的蛮干。今天的情形当然不可与过去同日而语，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今日之中国已不是昔日那个任人宰割的贫弱的中国，在面对外来文化、外来文明的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告别意识形态过敏症，而以更加恢弘的气度、更加广阔的胸怀求同存异、海纳百川、为我所用。十博士的出发点毫无疑问是好的，甚至是不无道理的，但我总觉得他们的忧虑存在某种逐渐离我们中国人远去的意识形态过敏症。这种过敏症的主要症状是：总是以受害者的过度敏感、过分自尊面对外来文化与外来文明，表面看警惕性十足，常把一些司空见惯的东西当成“阶级斗争新动向”，实际上是难以启齿的文化自卑心理在作怪，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虚弱症，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经不起任何外来文化的冲击。
我注意到十博士的倡议发自中国儒家网等三家网站，博士们并不讳言其目的一是倡导传统文化；二是扩大儒家网的影响。看了就觉得好笑，倡导传统文化要以抵制外来节日文化为条件？我们的传统文化竟是这样孱弱，连区区一个圣诞节都包容不了？扩大儒家网站影响的目的倒是达到了，十博士的倡议经门户网站转载，半天工夫就有两千多条评论，在整个舆论界也引起不大不小的反响。但恕我直言：通过这种方式引起反响而不是以博士们应有的学术研究引起反响，和某些流行歌星靠绯闻扩大影响没多大区别，近乎哗众取宠、不走正路。古往今来，每当统治者坐稳江山，儒家的好日子就来了。为了扩大儒家的影响，统治阶级可谓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而实际效果怎样呢？大家都看到了，就不用多说。因而我悲观地认为，靠在什么网站上发个倡议呼吁一下，恐怕难以达到扩大儒家网站影响、进而扩大儒家思想学说影响的目的。
还是让我们回到现实中来吧。博士们指斥的几种“圣诞怪状”，愚钝如我者，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好。“摆放圣诞树”营造节日气氛，让大家眼前一亮、心中一喜，有何不妥？“圣诞贺卡、短信满天飞”既表达了普通群众的美好祝愿，又支持了邮电电信事业，拉动了内需，两全其美，何乐不为？至于“人们相逢互祝圣诞快乐，圣诞夜里人们聚众狂欢、流连忘返”，一不违法、二不违规，就怎么让博士们看了不舒服呢？我就不明白：都是老百姓高兴的事，对国家有益无害的事，怎么一到博士那里就看着不顺眼，就变成洪水猛兽了呢？
当然，博士毕竟是博士，允许人家有过节的自由这点常识还是懂的。其中一位博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倡议中主要批判的是对圣诞节的盲目狂热，并没有任何强制别人思想的意思。”什么叫“盲目狂热”？博士们解释说“大部分国人在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不假思索地使用‘圣诞节’的称谓，甚至浑然不觉地加入到狂欢行列”，这就是“盲目狂热”，是“在文化上陷入集体无意识”，因而要“慎对圣诞节，走出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听听，又是“集体无意识”，“又是中国文化主体性”，是不是显得挺学术的？可是谁规定过圣诞节一定要先成为基督徒？谁说的搞不清圣诞节的来龙去脉就不能过节？十博士想必是过春节的，但他们敢说对春节的来龙去脉都很清楚吗？想必也是热爱端午节、中秋节的，他们敢说对这两个民族节日很明白？对普通百姓而言，春节也罢，圣诞节也罢，无非是想找个由头高兴一下，商家趁机合法经营一把、小赚一笔。能够知道节日的文化背景、来龙去脉，当然更好；不知道也没什么大关系，不妨碍大家同此良宵、共同欢乐。这样的“盲目”和“狂热”，无损于国家利益，有益于人民健康，怎么就“集体无意识”了？要大家怎么“有意识”？有什么样的“意识”？小小的一个圣诞节，怎么就妨碍我泱泱华夏的“文化主体性”了？不才百思不得其解。
同时也不得不说一句：圣诞节以其深广的宗教意识、深厚的文化背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富有仪式性的节日文化。对于需要娱乐、需要消费的普通群众而言，它是一个不错的情感载体和文化载体：唱圣歌、做弥撒、慈祥的圣诞老人、奔驰的驯鹿爬犁、袜子装着的礼物，无不给人温馨的感觉。博士们说得没错，它的确是一种文化。但不是我们一定要拒绝和排斥的文化，而是需要认真研究吸收的文化。我们也有不少属于自己的民族节日，也有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节日仪式。这些节日长久地保留在我们的文化中，绵延于百姓的生活里，我相信它们不会因为外来文化的“侵袭”而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同时，我们也应该从异质文化、异质文明中吸取营养，逐渐丰富自己的节日文化，而不仅仅是家人团团围坐、大吃一顿。有些传统节日还需格外珍惜，赋予新的内容和形式。比如端午节和中秋节是多么好的节日，我们却至今不能在这样的节日里享受合法休假。而我们的香港同胞早已将其设为法定假日，过得热热闹闹、有声有色。我们的近邻韩国，甚至要把两个节日注册为自己的专利，这才引起我们的注意，网上一片喧哗。可见，关注传统节日文化有的是文章可做，其中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不是排斥别人。事实上，过不过圣诞节，远不是几个博士能够左右的事，甚至连政府也对此采取了开明、宽容的态度，我们的年轻博士何必小题大做、杞人忧天呢？
需要说明的是：我不赞成十位博士的意见，但我尊重他们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力。他们间接丰富了我们的节日文化，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他们的见解将显示出更深刻的意蕴和影响力。有人曾经询问谁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伟人当即回答：是那些提出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意见的人。我想，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对节日文化乃至传统文化贡献最大的，很可能不是那些极力倡导的人，而是那些提出不同意见并为实践证明言之有理的人。鉴于此，请允许我对十位博士表示敬意。不妥之处，欢迎大家批评。
（原载《学习时报》2006年９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