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厦门大学教授郑朝宗将《管锥编》设为研究生课程始，中国学术界便形成继“红学”“鲁学”后的第三大“学”——钱学。钱者，钱钟书也。钱钟书何许人也？中国20世纪之学界泰斗之文化昆仑也。
钱钟书是一个学者，亦是一个狂人。钱钟书之狂，不同于晋朝阮籍之佯狂避祸，也不同于其师陈衍之假狂邀名，而是一种性情率真之狂，不苟合世俗不趋骛时流之狂。钱钟书之狂，基于自己深厚广博的学识和固守“文章之德，真理之勇”的学人信念。有此两者，钱钟书方敢睥睨天下，目空一切，评贬所有。
钱钟书之狂，在清华读书时即以大肆显露。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放言要“横扫清华图书馆”。1933年，钱钟书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方决定破格录取他留学校时，他一口拒绝：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在以后的著书立说中，钱钟书更是一逞狂态，白眼视人，诋讽由心，无论是大师名人，还是专家教授，一概难入其法眼。钱钟书到底瞧得起谁？答案是谁都瞧不起，包括他自己（钱历来反对把他的著作和学问当作某种固定的程式加以研究，如钱对郑朝宗首倡“钱学”的不领情和嘲讽，对周振甫写《谈艺录》读本的不满和生气，以及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所载钱对《围城》探挖者的推辞：“我经常看到钟书对来信和登门的读者表示歉意：或是诚诚恳恳地奉劝别研究什么<围城>，或客客气气地推说‘无可奉告’，或者竟是既欠礼貌又不讲情理的拒绝。”）。为证吾言，笔者特意从钱之著作和相关钱的文章中搜集了一些资料，以供大众瞻仰：
对王国维，钱先生说“一向不喜欢此人著作”，又在《谈艺录》讥其诗“笔弱词靡”。
对陈寅恪，钱先生说“不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又分别在《宋诗选注·序》和《管锥编》中影射陈“诗史互证’的治学方法是一偏之见”“远犬吠声，短狐射影”。
对陈石遗，钱不用其序文，于自定诗集《槐聚诗存》另作一序而代之。
对钱基博，钱说“他的学问还不完备”。
对钱仲联，钱先生说“渺然侏儒，衣履华鲜，作诗亦小有才藻”“贪吃懒做”“酸专家”“鲰里曲儒”
对饶宗颐，钱不屑一顾，把饶所赠的《晞周集》于扉页应酬似地加题几行字外，旋转送于傅璇宗。
对张爱玲，钱不以为然。对鲁迅，钱说“只适宜写短篇小说。”
在短篇小说《猫》里钱借曹世昌的描写鄙薄沈从文非“正途出身”。
在《围城》中，钱嘲讽“同光体”诗人陈三立和著名剧作家曹禺，又骂苏曼殊、黄遵宪的诗是“二毛子旧诗”，说“苏曼殊诗里的日本味儿，浓得就像日本女人头发上的油气。”
在《容安馆札记》说姜亮夫“迂陋”“伧俗”，邓广铭“庸而妄者”，俞平伯“笨伯”“俞曲园之不肖孙”，王季思“应声之虫，吠声之狗”
在《石语》中对陈石遗谩弹近现代诸多诗人学者的贬抑更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如附和师言说王闿运“形同武大郎”“晚年作品纯乎打油体”，对石遗评陈散原“千篇一律，亦自可厌”“避熟避俗”等语抚掌大笑以示赞同。
在《槐聚诗存·序》中揶揄后学之辈，说：“他年必有搜拾弃余，矜诩创获，且凿空索隐，发为弘文，则拙集于若辈冷淡生涯不无小补云尔。”
钱先生之狂不仅见于言语，亦彰于行为，如不赴江青之国宴，原因无他就是“我很忙”，如辞谢美国多所大学的高薪聘请，因为“他们听不懂我钱钟书的学问”，再如他深居简出，不愿拜访别人，更不愿拜访名人，他曾引杜于皇的话：“即使司马迁、韩愈住我隔壁，也恕不奉访。”
钱之狂，狂在才气，狂在学识，狂得汪洋恣肆，狂得令人折服。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既然学贯中西的钱钟书不能达到圣人所谓的“中道而行”的最高境界，那么，降低一点，做一个任性坦率高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的楚接舆式的狂人又何妨呢？
鸡虫何须青眼看，上轻碧落下黄泉。
一个人只要能狂出真性情，自负自傲些是没有什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