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岛上呆了几个月了。上海已经是那么遥远。我和上海处在奇妙的关系之中。在上海数年有余，这个城市始终让人觉得是一个不可接近的资产阶级贵妇人。我知道自己在一个城市，一个很大的城市，坐公交到市中心要一个小时。可是，我不知道我是在上海。连朋友也觉得我不是在上海。在一些民刊收录我的诗歌的时候，我的名字总会有一个括号，里边写的是上海，朋友会说，真不谐调。是我和上海的不谐调。我在上海，其实，我不在一般意义上的南京路、外滩、淮海路的上海，正如我在最近的一首诗里写的：我在这个城镇生活/犹如一棵从土地摘走的蔬菜/妄图进入城市公开的场地。这里的城镇就是我现在居住的地方，上海的祁连镇。它的民间叫法倒是十分诗意：葑塘，你和附近的出租车司机、家具店老板或者土著闲聊，一定要记的说你住在葑塘，他们才有概念，交流才会顿时透明。城市化的推进已经把这葑塘缝补为上海大都会的花哨的裙裾。有一半以上的上海人，就是呆在这样的显摆上海这个洋妞的美腿的裙裾上，成为她的性感的崇拜者和牺牲品。这些人（里面可能有我的一两千万分之一）生活在他人对上海的幻觉里。上海：繁荣、气派、奢侈、阴柔、纸醉金迷。而对我们这样的“上海人”来说，除了交通的不便、物价的昂贵，其他的体验犹如云上的飞机，犹如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和诗歌。美丽而遥远。
所以，我把自己居住的地方，比喻为上海这个水果的靠近果蒂附近的皮肤上的一块疤痕。一块黑漆漆的让人讨厌的疤痕。但是因为那个肥大而芳香的水果，这个疤痕就被接受下来。我——胡桑就睡在这块疤痕上，读书、写作、逛街。不觉得自己是上海人。坐车去陕西南路买个书，或者陪远道而来的朋友参观上海，一般被说成“进城”。这和我在西安住在长安区的情形是如此相似。不过，我喜欢说自己是西安人，经那样一说，我的整个身体就漂浮起来。而在说自己是上海人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在降落。
其实我和上海的关系，发生很早。（当然不是肉体接触。）我的家乡是浙江北部的一个古镇。和上海无论水路还是陆路，都只有一百余公里。家乡新市镇因为二十世纪中叶时候手工业的繁盛，被人称作小上海。这在县志里，是有案可稽的。在一些老人的言说里，依然在流淌。他们一说小上海，仿佛说起一个天堂般的世界。过去的新市镇和上海就处于一种微妙的暗恋关系里。我和上海的恋爱当然就发生在这样的想象之中。小时候听说的上海，就是这样的一个符号，它遥远，而又切近。我们经常把当作一个可以指涉一种别处的繁华的生存。因为上海处在东边，和“海”紧密相连，所以它显得越发神秘。见到实体的上海要在20余年之后，之前就是一些飘动的符号，以方言的音节居住在我耳蜗内的一只温柔的昆虫。可是，后来我去了西安，因为对北方的幻觉远远多于南方。可能是，幻觉的消耗就集中在这个年龄附近，在这之后来到上海，已经对这个符号中漂浮的上海麻木了。对一个城市的迟钝是可怕的。我的上海生活就静止起来。
诗歌是我对一个地方的想象的原料。想象南京，因为韩东、朱文。想象北京因为戈麦、臧棣、西渡。想象西安，因为丁当和早年的韩东。想象成都，因为杨黎、小安、何小竹。想象杭州，因为梁晓明、刘翔。想象湖州，因为柯平、沈方和祖籍湖州的北岛。想象上海，因为陈东东、默默、孟浪、王寅、陆忆敏。小说家一般无法我进入对一个城市的想象，可是上海例外，孙甘露、格非的文本深刻的嵌入了我对上海的构造之中。大概是他们二人的诗人气质是十分浓厚的。尤其是孙甘露，在他的奇特的小说之外，诗歌的写作一直在进行着。我设想的上海，是《我是少年酒坛子》里那个温热、潮湿的南方城市。是《傻瓜诗篇》里那个充满精神癔症的城市。而陈东东一首诗歌的标题就真好命名了上海的混沌意象：我在上海的失眠症的深处，而它笔下的外白渡桥、静安寺、动物园成为我遐想上海的据点。王寅的上海要清晰一些，却更加遥远，犹如异国。默默的上海切近一些，却十分疯狂，犹如一个无所忌惮的少年。这么多上海在我脑袋中纠结，以至于我从西安到上海，所有的知觉陷于瘫痪。来上海之前，我一直在读孙甘露的《呼吸》，罗克所在的城市就是上海。小说的后记，把我对上海的胡思乱想更加具体化了，孙甘露称上海为“梦幻之城”。那么，上海怎样进入我的脑细胞的胡乱飞翔呢？它作为一个地理上的城市，是被我抵达了。那么作为一个带引号的城市，我如何去抵达呢？
我正好和张烨在同一个学校，有机会采访了这位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写作的女诗人。这是个开端。自以为和上海会有一些特别的联系。可是，自此之后，我也进入了张烨的境地：身处上海，却与之相隔甚远。张烨是出于主动的选择，而我是被选择的。被一种无法言说的东西选择成了一块上海的果皮上的疤痕。来之前还是还在撒娇论坛上和上海的诗人丁成他们有所联系。之后，我就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处在孤立之中。陪伴我的只有写作。拜访默默、王寅的冲动接近于冰点。就连居住在附近的郁郁，我也没有出发去找他的欲望。这种消极的生存和在西安的状态截然相反。大概我是一个需要别人的牵引的人。我是一个懒散的写作者？在西安有作为校友的王晓亮、王彦明这样和外界联系紧密的诗人，可以将我引入这个圈子。而在上海，我如同一只迷途的羔羊，没有人来引领。我很少进入上海市中心的原因，基本上也是如此。
这样，我的上海还在纸面漂浮。我的生存还在上海的边缘漂浮。大概这是我真正幻想的上海生活。我可以在其中穿梭：幻想与真实、中心与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