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考特尼·沙利文
一
1987年
和所有的事情一样，我首先也要从我的母亲说起。
在我们居住的马萨诸塞州郊区，到处都是爱尔兰天主教徒，他们会举办街区聚会和夏季野餐，而我的母亲则打心眼儿里认为自己是法国人。她收集产自坎佩尔的陶器，她像巴黎当地人一样自信地佩戴丝巾，她给狗狗洗完澡后，会把香奈尔五号香水喷在它身上。
她的热情承袭自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婆。在我看来，外婆和凯瑟琳·德纳芙一样迷人。她订阅W杂志，等过期杂志攒到一定数量，就会把它们打包，带到我们家。外婆是社区里第一个慢跑的人，那会儿还没有慢跑装备这些东西，于是，她就穿着风衣跑步。她宁愿花大价钱去城里的上好沙龙做头发，也不愿意将就去家附近的普通美容院。她还认为，法国女人比我们出色，不过她并不认识任何法国女人。她了解那个世界的途径是时尚杂志和茱莉亚·蔡尔德，她会非常认真地收看她的电视节目，将蔡尔德对黄油和红酒的见解奉若真理，还把她的菜谱记在本子上。外婆去世后，我们找到了她的笔记本，并珍藏起来。
二
1996年
在高中的法语课上，我们观看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蓝·白·红》三部曲。而我自己则把《爱在黎明破晓时》这部电影看了不下九十七次。我既想成为朱丽叶·比诺什，也想成为朱莉·德尔佩，虽然她们两个没有丝毫的共同点。她们都是法国人，而且天生都是美人坯子。即便是在生活中最灰暗的时刻，她们依然坚强自信、仪态万千，穿着完美无瑕。我有种感觉，只要我对她们研究得足够透彻，我就能在潜移默化中成为她们。我这年十五岁。母亲不管做什么都不能叫我满意。但我意识到，在这一点上，她是对的：法国女人在方方面面都是那么出众。
我爱法语，也爱我的法语老师。这位老师曾经告诉我们：“快乐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幸福。”以后，就算我把学到的法语忘得一干二净，我也会记得这句话。
三
2001年
我宣布我打算从大学毕业后歇一年，这个消息吓坏了我的母亲。我想去看看这个世界，并抒写这个世界。我很想在法国度过这一年，但我没有勇气，我对自己的法语也没信心。这一年我二十岁，还从没离开过美国。像是为了证明我很天真，我宣布，我要么去伦敦，要么就去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在奥兰多，迪士尼乐园雇我，作为他们学生实习项目的一部分。这个项目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职位。有些人甚至会装扮成动画人物，参加表演。我申请并且得到了煎炸食物这份工作。在伦敦，我先是在一家文学机构实习，后来去给一家人做保姆，这家人有三个不到两岁的男孩。
我向在文学机构工作的朋友柯斯蒂讲了我很喜欢巴黎，很想去那里。她说她知道美国人对巴黎如痴如狂，但巴黎对英国人来说就没那么大的诱惑力了。英国人认为巴黎只适合度周末、开单身女郎派对这类活动。
在一个长周末，我终于启程前往巴黎，和一个在那里留学的朋友住在一起。我们上一次见面是在一个小地方的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在那里，睡衣裤也被认为是合适的晚宴装。但现在我发现，这座迷人的城市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住在巴黎第十六区，寄宿在一个图书编辑的家里。她每天都不吃午饭，用省下来的钱买路易威登名牌手包。（不过，她承认，有一次她太想家了，便吃了一个巨无霸汉堡。在讲这件事的时候，她没有把“麦当劳”称为“麦当劳”，只是用带着口音的法语称之为“McDo”。不知怎的，在这里就连快餐也变得魅力四射。）
巴黎，我终于要去巴黎了。那是我家三代女性的梦想之地，而我是她们中第一个到巴黎的。我在艾菲尔铁塔前拍了照片，但令我惊讶的是，看着照片，我竟然没有太大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我看过太多有关巴黎的照片，对此想象过太多次了。一个月前，我对布鲁塞尔有着强烈的感受，但那可能是因为我对它没有任何期待。
我和我的朋友仓促参观了卢浮宫和拉雪兹神父公墓，其匆忙程度就跟宾州车站上下班的人一样。我这位朋友是个慷慨的主人，但她早就见惯了这一切。她真正想做的，与每个城市我们这个年纪的女孩子想做的都一样，无非就是交际、喝酒、结识男孩子。我有什么资格与之争论呢？
我看着火车上和商店里的法国女人，观察坐在露天咖啡馆里的法国女人，我一直都相信她们美丽优雅，格调不凡，事实的确如此。这就是我想要破解的密码，尽管我还没有和法国人交流过，只是和那个图书编辑打过招呼，还在一家酒吧里亲吻过一个男孩子，不过没有深交。
第二天早晨，在我登上欧洲之星列车返回伦敦之际，我收到了一条短信：吻你，爱你，一生对你念念不忘。
这条信息太荒谬，实在是有些夸张。这可能就是法国人言语的卡通版。我一直保存着这条短信以留作纪念，直到后来手机丢了。
四
2004年
毕业后，我搬去纽约，当上了一名作家。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美容杂志做助理编辑。在那里，我真像一条离开了水的鱼，完全不得其所。但我发现，这里所有的人都和我一样崇拜法国女人。我采访过很多摄影师和造型师，他们对造型的灵感大多来自几十年前的法国女性，比如碧姬·芭杜和阿努克·艾梅。
我一方面要还学生贷款，另一方面还要支付与人合租的如鞋盒般大小的公寓的租金，所以我很清楚，手头拮据的我短期内不可能再去巴黎。我只能在书本里遨游巴黎。有些书我真的很喜欢，比如亚当·戈普尼德的《从巴黎到月球》；有些书是我的心头之爱，比如黛安·约翰逊的《幸福合作社》。在我工作的地方，公共书架上有一些无聊的美容秘籍，等到其他人都回家了，我就会取下来看，其中的代表作是《法国女人不会胖》。
我并非把这些书当作指南来看，而是希望自己成为书中描写的角色。我把自己当成看着萨摩亚人的玛格丽特·米德，或者把自己当成刚刚登陆地球的外星人，打算到处看看。虽然我很欣赏书中描述的女人，但是我和她们毫无相似之处。我穿耐克鞋去上班，连平底鞋也不穿。我的着装品位实在不怎么样。虽然我每天都在写关于化妆的文章，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化妆。事实上，我还变胖了。
五
2007年
我在《纽约时报》找到了一份工作，为一位舆论专栏作家做调查研究。我还开始为报纸写文章。到了周末，我就写小说。我在工作日中使用的方法渗透进了我的小说。我不喜欢凭空塑造人物，而习惯基于已知的事物注入感情并添加不可知的元素。我想把细节梳理清楚。所以，当我要写一位农夫，我就会去采访这位农夫。我要写玩偶之家爱好者和护理人员的时候，也是如此。
可以对他人的世界一窥究竟，让人感觉非常刺激。这便是这份工作的美妙之处。
六
2010年
我的第一本小说《毕业典礼》出版了。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发件人是来自巴黎的编辑玛丽。她询问我她所在的小出版社是否可以得到这本小说的法语版权。
像这样的情况，我应该先去找代理人商量一下，再进行一系列协商。但是想象一下，我的书要被翻译成法语呢。于是，我马上就答复了她。是的，玛丽当然拿到了版权。
七
2010年
在我第一次去巴黎的近十年后，我故地重游。我和我的男朋友凯文在伦敦为朋友们临时照看房子，于是，我们计划去“光明之城”玩三天。这次，我决心认真游览一番，参观所有重要的景点，游览所有风景。
一年前，母亲终于有机会去了巴黎。我向她要了旅行攻略，而且，我们大致重复了她的旅行路线。她提醒我们不要试图一次看尽所有风景名胜，要悠闲漫步，享受其中的乐趣。但是，我们还是试图一次看尽所有风景名胜。就像多年前第一次看到艾菲尔铁塔一样，我们发现，参观预订要去的景点得到的快乐，远远不如意外之喜。比如，我们在拉丁区的酒店就是建在一座十三世纪修道院的遗迹上；一个在艺术学院的大庭院里被我们偶然发现的聚会，学生们唱歌跳舞，展示作品。不过，一些我们计划好要去的地方也很不错：凡尔赛宫让我震撼不已；在克利翁酒店的钢琴酒吧，我可以待上几个礼拜；我们坐在卢森堡花园，看着孩子们吃花朵形状的冰激凌。我不禁感叹，“美”在巴黎的日常生活中竟然占有这么重要的地位，而在纽约就不是这样了。
毫无疑问，我们是游客。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随身携带厚重的黄蓝色《里克·史蒂夫带你游巴黎》，而这就是我们游客身份的证明。一天中我会看到好几个人拿着这本书，而发现这一点后，我们会羞涩地对彼此微微一笑。
巴黎的出租车司机听不懂我的法语。我一开口，他们就改用英语。回到伦敦后，我感到如释重负，因为这是一座从未让我心生胆怯的城市。
八
2012年
《毕业典礼》在法国出版，并且成为畅销书。这本书的法语名字叫Les Debutantes。
我开始创作一部新小说，这是我的第三本小说，名叫《承诺》。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要把其中一个主要人物设定成一个风情万种的巴黎女人。我永远都成不了那样的女人，但我可以一直在远处欣赏着她。
我首先采访了移民到波士顿和纽约的巴黎人，向她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作为一名作家，我最重视的事情之一就是，如果你只对一个人说：“把你的所有事都说来听听。”他就会犹豫不决。但如果你说：“我是个作家，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吧，我好从中寻找故事素材。”那他们几乎都会知无不言。
我交谈过的女性都很优秀，因为她们在两个世界里生活过。我决定将我的人物设定成和她们一样——一个移民至纽约的巴黎人，这样我就能从她的视角观察我自己的城市。我给她起了个名字：戴尔芬。
我的采访对象提到了在美国生活的小烦恼：空调太多，星巴克无处不在。而大的烦恼则是：陌生人会假装熟悉，承诺会再次相聚却从未信守诺言；“直升机父母”[2]；人们痴迷于上健身房；在宴会上，人们往往成双结对，却只会和一个人交谈，而不是众人进行一场热烈的讨论。
她们最想念的东西包括美味的面包、雅漾保湿面霜、法国的《世界时装之苑》杂志和《巴黎竞赛》杂志。
我了解到，在巴黎人的厨房里，糖罐里总是放着冰块而不是谷物。茴香酒从来都不会放在冰箱里。母亲也许会叫自己的孩子“我的斑鸠”以示亲昵。她们告诉我，在巴黎，如果你和某人约喝咖啡，却不喜欢咖啡因，那你可以点一份柠檬汽水。她们还给我讲了一个法国婚礼传统：新娘和新郎会躲在杂物室，等客人们去找。
我想要了解戴尔芬生活过的巴黎。似乎只有重返巴黎做研究才是可行的。凯文再一次与我同行。我们最近订婚了。我很清楚我的目的地——蒙马特区和德克勒街，我决定将这两个街区设置为对戴尔芬最重要的地方。
通过一家叫“步游巴黎”的公司，我聘请了一位私人导游布莱德，他带我们两人参观了他居住的蒙马特区。我以前来过这里，但这次我注意到了一些新事物：一家制琴铺的橱窗里挂着小提琴；由本笃会修道士在十二世纪培育过的一小片葡萄园；旧烟草店改建成了由北非移民经营的夜间杂货店；巴黎的户外餐桌蔚为壮观；艺术家的工作室建在旧房子的阁楼里，那里光线最好；克奥科舒瓦斯街上有一栋爬满常青藤的砖房，设有高大的白色百叶窗，窗栏花箱里种着鲜艳的红色天竺葵。
以前，我在巴黎总是感觉很不自在。我的口音听起来是不是糟糕透顶？像个愚蠢的美国人吗？但我是个作家，我太好奇了，所以管不了那么多。
我和凯文去圣日耳曼德佩普教堂听小提琴独奏。一天深夜，我们无意中碰到在杜伊勒里花园边举行的一场夏季嘉年华：大人们坐在野餐桌边，吃着薄饼和棉花糖，喝着红酒；孩子们在蹦床上蹦蹦跳跳，还在游乐设施上假装发出恐怖的尖叫声。
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们去了一个热闹的露天市场。市场位于格勒纳勒大道的高架铁轨下。商贩出售巨大的番茄和茄子、成熟的樱桃、洋蓟、七种不同的蘑菇；一个摊位的木箱里有三十种橄榄，还有你能想象到的任何香草或坚果；还有卖鱼和肉的商贩，所有的食物都摆放得很漂亮，外观和质量一样重要；在一个卖奶酪的摊位上，父女二人搭档，卖有二十四种圆形奶酪，他们把奶酪切开，用淡蓝色的纸包起来。鲜花摊上盛开着玫瑰花和马蹄莲。我一边看老太太们购买一个礼拜所需的食物，一边吃了三个小面包圈。
就是在这次旅途中，我爱上了巴黎。我爱上的不是我想象中的巴黎，而是真实的巴黎。
九
2012年
在凯文母亲位于艾奥瓦州得梅因的家里的一个小客房中，我写下了关于戴尔芬的全部章节。这样一个与巴黎可谓风马牛不相及的地方，但是关于巴黎的记忆还是那么清晰，以至我能在一瞬间就让自己回到那里。
我还没有与我的法语编辑玛丽见过面，但我们经常通电子邮件，交流彼此对书籍和生活的看法。十月份，我把手稿发给了她，同时我也很担心，生怕没有把我心里的戴尔芬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
我把小说的一个场景设置在帕西街，没想到这也是玛丽从小生活的那条街。这是一个好兆头。总的来说，她说我把戴尔芬描写得很生动。我希望她能纠正稿件中的错误，她确实指出了一些我遗漏的事情。
在我修改稿件的过程中，我发了一些问题给玛丽，她尽职尽责地回复了我。我问法国人是否真的吃“牛排薯条”。（是的，她说，但只有游客才会使用这种说法。法国人会特别指出是什么样的肉排。他们会说要“牛肋排薯条”。）戴尔芬和她丈夫会在勒弗洛蒙德吃晚餐吗？（会。）法国女人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从不喝酒，这是真的吗？（不是。）戴尔芬的婆婆抽哪种香烟？（吉坦尼斯牌香烟。）我想知道戴尔芬会读哪份报纸。玛丽说她可以花几个小时解释《世界报》和《自由报》的区别，不过还是选《世界报》好了。
十
2013年
四月，我去巴黎宣传我的第二部小说《缅因州》，我终于见到了玛丽和她的商业伙伴——也是她的丈夫让—皮埃尔。就像那首歌唱的那样：“四月在巴黎。”
我之前在维也纳也做过一次类似的宣传活动。在那里，我每天早晨都卷头发，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买了新衣服：一件黛安·冯·芙丝汀宝牌的粉红色毛衣，拉链在背部；一件马克·雅各布斯牌的蓝色裙子，上面有白色圆点；还有一双裸色高跟鞋。不必让这里的人知道，我每天在家里写作时只穿瑜伽裤，充其量会穿旧牛仔裤。
凯文的计划是第二天去法国与我见面。离开维也纳的前一天晚上，我收到了我在波士顿的家人发来的短信。他们说马拉松终点线发生了爆炸，我母亲就站在那里，爆炸前几分钟还把照片传到了脸书。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才确认她安全。我直到半夜才和她在电话里简短地说了几句，我告诉她我会马上回家，她说：“你敢。”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和才华横溢的法国记者讨论我的小说，感觉棒极了。但考虑到家里的情况，感觉又有点儿奇怪。
我真希望凯文能来，那样我就能安心许多。然而，他的航班被取消了。波士顿实施了封锁，警察正在搜寻凶手。我一整夜都在看相关的新闻报道。我坐在酒店房间的地板上，吃着阿诺·蒙特尔面包店的一大盒马卡龙，这是让—皮埃尔和玛丽送给我的接风礼物。在我待在巴黎的三天里，让—皮埃尔问我有没有吃马卡龙。我说马卡龙很好吃，还说我把它们都吃光了。他笑了，好像这不可能似的。但是事实的确如此，我真的把它们都吃光了。
第二天晚上，凯文的航班又被取消了，随即航班被第三次取消。我一直在关注波士顿的新闻。在大洋彼岸看到波士顿上了所有报纸的头条，感觉是那么不真实。
我和玛丽一起吃了几次饭。她是个非常棒的人，有趣，酷，很有法国范儿。她告诉我去哪里购物，我便听从了她的建议。我在一家小商店里买了两套衣服，在“好商佳”百货公司买了鞋。这就像完成某个仪式一样。我感到很孤独。有一天，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城里散步。我独自一人坐在户外咖啡馆，吃着番茄沙拉，因为我现在是素食主义者。这一点也不符合法国人的风格。玛丽告诉我，在法国，不吃肉实际上会被认为是没有爱国心。尽管如此，她还是带我去了她公寓附近的一家很棒的小素食餐厅吃午饭。她告诉我她不喜欢纽约，但她喜欢洛杉矶。
在巴黎的最后一晚，我应该在一家书店露个面。我用法语给司机指路，他听懂了我的意思。我有点儿激动。一个移民巴黎的朋友也来了，还有导游布莱德，玛丽的妹妹也来了，另外还有几十个人捧场。
之后，我们回到玛丽的公寓，举办了一个小派对。我的内心五味杂陈。我很开心，但同时为家乡发生的事情而伤心。好在我的母亲安然无恙，这让我松了口气，但我也为其他人担心。我想念凯文，希望他能来。多少次，我在波士顿的家梦见巴黎。但现在我在巴黎，却又梦到了家。晚上，我禁不住哭了起来。玛丽把我领到她的卧室，我们一起坐在床上聊天。我说我毁了晚会，她只是耸耸肩，说我们再坐一会儿，还给我端来一杯葡萄酒。
十一
2014年
由于凯文三次被迫取消航班，有段时间，玛丽一直取笑我，说我把他弄得一团糟。我和凯文婚礼后的几天，她在电子邮件里告诉我，那天她想到了我，问我最近怎么样。我给她回信，附上了一些照片。她回复说，谢谢你的照片，礼服漂亮极了！事实上，你雇来拍照片的人，还有这个叫凯文的人，看起来都很不错。
后来，我和凯文又去了法国，参加在巴黎近郊的文森斯举办的美国文化节，那里是地铁的最后一站。他们终于见面了。文化节真盛大，来了很多美国作家和法国观众。美国人经常以一种笼统的方式看待法国人：“他们都是这样的，你要是那样做，他们会觉得很糟糕。”美国文化节则体现了法国人对美国人的看法。我参加了几个座谈小组，这些小组讨论的是诸如“美国梦到底怎么了？”这样的话题。
文化节过后，我和凯文回到巴黎去参观歌剧院。之后，我们去了当地的一个市场，还在那儿凑合了一顿午饭。我们看到一个小贩在卖装在玻璃碗里的盐。一排排华丽的盐，有淡粉色、米色，还有绿色。
那天晚上，我们在玛丽和让—皮埃尔的公寓和他们一起共进晚餐。没想到凯文和让—皮埃尔喜欢很多相同的乐队。凯文和他们的小儿子下象棋，不过他们根本听不懂对方说的话。我们喝了许多瓶红酒，一直待到两点多才告辞。
十二
2015年
当我在电视上看到巴黎遭到袭击时，我立即想到了玛丽、让—皮埃尔和他们的孩子。我马上给他们写了封电子邮件。收到了他们的回复，我才如释重负。这个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危机四伏，但至少我们的朋友是安全的。
十三
在《毕业典礼》中，戴尔芬的父亲是克利翁酒店的钢琴演奏家，克奥科舒瓦斯街那栋爬满常春藤的房子是她的家。我把很多细小的记忆都融入了这个故事。夏季狂欢节，制琴店铺，花朵形状的冰激凌，阿诺·蒙特尔面包店的马卡龙，还有我在露天市场上吃的那三个面包圈。（不过玛丽纠正了我，她说法国女人永远不会一次吃三个面包圈，我应该改成一个。）
巴黎曾经是一个只存在于我梦中的地方。即使我去过一两次巴黎，我还是无法真正把它看清楚。小说家有一个悖论：有时候，通过小说人物的视角来观察事物，会看得更清晰、更真实。
戴尔芬第一次出现在小说中，她穿着一件带有黑色花朵图案的蓝色束腰衬衣式连衣裙，裙摆来回摇晃。这些细节源自我的家庭，那件连衣裙是我的外婆传给我母亲，我母亲又传给我的。我的外婆从未到过巴黎，但我认为外婆会喜欢我的这个创意：一个真正的巴黎女人穿着她最喜欢的衣服，在蒙马特的山上散步。
J.考特尼·沙利文是《纽约时报》畅销小说《毕业典礼》、《缅因州》和《承诺》的作者。《缅因州》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最佳图书，2011年，该书被《华盛顿邮报》评为优秀读物。《承诺》是《人物》杂志评选的2013年年度十佳图书之一，也是《爱尔兰时报》年度最佳图书。这本小说很快将被拍成电影，由瑞茜·威瑟斯彭主演，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发行；而且，该书已经被翻译成十七种语言。她最新的小说是《全职圣人》。作者常住在纽约的布鲁克林。
联系方式：
jcourtneysullivan.com
关于巴黎的书：
《承诺》
写巴黎的原因是：
读写关于巴黎的文章，是去巴黎旅行最经济实惠的方式。如果钱不是问题的话，我很乐意每个月都飞去巴黎。
最喜欢的巴黎时刻：
午夜过后，我和丈夫在卢浮宫的庭院中喝香槟。
最喜欢的关于巴黎的书：
黛安·约翰逊的《恋恋巴黎》成功地通过一个充满仰慕的局外人的眼睛，描述了巴黎人。在小说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局外人变成了局内人。《美国人在巴黎》是由亚当·戈普尼克编辑的一本选集，讲述了马克·吐温、伊迪丝·沃顿、伊丽莎白·毕肖普等人的巴黎。这本书绝妙至极，让人爱不释手。
让你想起巴黎的歌曲：
弗兰克·辛纳屈的《四月在巴黎》。我对这座城市的一半幻想都源自一遍又一遍地听这首歌。
巴黎以外最喜欢的旅行地：
爱尔兰西部。
在巴黎，你必须：
随心所欲，信步而行，不要闭上眼睛，哪怕是一秒钟都不要。你永远不会看到比巴黎更美丽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