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500年间，中东开化地区经历了社会和政治变革循环。在这一时期之初，侵略四起，旧的战车帝国覆灭。最初，侵略者分裂为许多小部落，但大王国、大帝国很快崛起。到公元前750年时，中东绝大部分开化地区统一于新的亚述帝国。后来，亚述人溃败，波斯帝国取而代之，将整个中东地区及外延区域纳入一个政治版图。这种大一统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30年。在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统治者那里，乌尔第三王朝和汉谟拉比时代的政府管理艺术得以完善改进。
政治变革伴随着两大根本变化：经济关系和宗教。在经济上，铁制农业工具使农事更加便利，粮食产量增加。宗教方面，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500年间，新的信仰模式出现。人们不再认为世界由数不清的神祇掌控，诸神互相争斗，一些人思考一番之后，认为只有一位上帝统治全宇宙，且公正无偏倚。这种观点被称为“伦理一神教”。称之为“伦理”，是因为上帝按照公正或伦理原则管理诸事；称之为“一神教”，是因为这些人认为只有一个上帝掌管世界。“一神教”英语写为“monotheism”。在希腊语中，“mono”意为“一个”，“theos”意为“神、上帝”。
旧有的宗教观念继续存在，但不再具有说服力。人们充分认识到，不同宗教神话互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不过，只有犹太人和先知琐罗亚斯德引领的一支波斯改革教派迈出了根本性的一步，信奉逻辑严密的一神论。而且，只有犹太人充分利用了宗教经典的优势。一大批市井百姓能够读到宗教经典，整个犹太民族恪守经典给出的信仰和行为模式。一个以宗教文字蕴含的广博知识为根基、备受平民百姓欢迎的宗教是人类历史上的全新现象。
这一现象与帝国统治吏术是古代中东社会和文明取得的两项最重要成就。这两项成就都传至后世，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虽然，那个时代距当世有三千年之隔，那个地方跟我们有半个世界之遥。
铁器时代——铁的重要性
金属的使用是文明民族的特征。当然，一些原始社会也知道如何炼制铜和其他矿石。多数金属用于首饰。只有青铜因坚硬结实，可制作工具、武器。但青铜由铜锡合成，而铜锡数量稀少，因此造价不菲。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知道铁有什么实际用途。跟其他金属冶炼方法一样，铁熔化后倒入磨具，冷却结晶。但铁器又硬又脆，经不起猛击。此外，铸铁极易生锈，很不美观。因此，尽管铁在地壳中最常见，但早期的铁匠却不知道铁能派上什么用场。
公元前1400年左右，一种全新制铁工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某地发现。很久以来，赫梯帝国统治者和铁匠对这种新工艺秘而不宣。公元前1200年后，赫梯帝国瓦解，铁匠四散各处，用普通铁矿石制作工具、武器的知识随之传播开来。铁派上用场后，大大丰富了人们可利用的金属量，让这些新应用服务于日常生活成为可能。农业和战争发生根本变化。一个全新的时代——铁器时代展露曙光。战车时代，那个贵族武士把持青铜武器的时代退为过往。
让铁变成有用金属的秘诀在于，混合少量碳进去。这种方法显著改变了铁的性质。原先硬脆的铸铁与碳混合后，变得有弹性，可延展。碳铁混合物跟青铜一样坚硬结实，价钱又几乎和铸铁一样便宜。当然，古代的铁匠不知道火炭中含有少量碳元素，把铁放在炭上加热时，碳会进入熔铁中，改变铁的性质。但他们知道，如果把一块铸铁放在炙热的炭床上加热至发红变软时，就能敲打成各种想要的形状。当然，要想让这块铸铁成型，需要不断敲击，才能制成剑刃、头盔、犁头等等。而且，如果将敲打成型的铁器再次加热后，突然扔进一盆冷水中，最终制作出的产品坚硬、结实、耐用。我们把这种终端产品称为“熟铁”。新金属的一个弱点是容易生锈，而且没有任何办法能除锈。但因为铁储量丰富，弥补了这一劣势。
铁器时代的迁徙
铁制武器工具比青铜武器要多得多，很多人都能得到。这改变了中东文明社会和南部沙漠居民及北部山里人之间的军事力量平衡。在世界开化区域，受封土地的人不敢武装佃户。毕竟，这些穷苦劳作的农人就是交租子的下人，不是武士。一旦武装在手，他们可能会攻击主人，而不是反抗蛮族。但沙漠里的游牧人和山里的部落情况与之不同，每一个成年男性都是预备军，听从首领命令，渴望出外劫掠。
结果就是，战车帝国迅速被推翻。战车虽有箭镞之利，但遇有戴盔持盾的步兵，则威力丧失大半。当然，步兵无法与战车的机动性相匹敌。不过，如果步兵装备精良，军纪严明，可在战车发起最猛烈进攻时依然守住阵地。而且，如果战场设在峡谷或其他一些不利于战车发挥攻势的地段，步兵甚至能让这种一度战无不胜的军队溃败。
铁器时代的侵略者从陆海两路来袭。比如，非利士人从小亚细亚、爱琴海某处乘船出击。他们甚至有可能在黑海沿岸招募船员。在几次入侵埃及无果后，非利士残兵于公元前1190年左右驻扎巴勒斯坦。他们征服了岛上的迦南农民，并沿海岸修筑戍城，实施统治。几乎在同一时间，沙漠里的希伯来人从东面而入，占领了俯瞰巴勒斯坦海边平原的高地。
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分裂。公元前1100年左右，埃及帝国开始走向衰落。但居住在地中海以北的腓尼基人没受多大影响。他们很快成为地中海东部最活跃的海上贸易商，承袭了原来由克里特人和迈锡尼商船扮演的角色。在内陆，沙漠部落阿拉米人崛起，占据了叙利亚大马士革周边境地。阿拉米人也以善营贸易闻名。他们领着驼队，穿梭于腓尼基和美索不达米亚诸城间。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还有一个部落渗入文明土地，攻取了原来苏美尔建城的疆域。这群人名叫迦勒底人，同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一样，也说闪语。
这些闪语族部落从阿拉伯沙漠北部而来。当地不产铁，也没有炼铁的燃料。因此，他们首次侵入文明地区靠的不是铁制武器。之所以得胜，是因为赫梯帝国和埃及帝国同时受到手中有铁的非利士北方蛮族的袭击，因此有机可乘。大体来说，从南部沙漠而来的侵略者是在定居巴勒斯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之后，才知道铁这种新金属的。
北方侵略者讲的是印欧语系。他们祖先中有一部分是尚武好战的游牧人，生活在黑海和咸海之间的草原上。因此，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占据希腊的多利安人仍习游牧、善驯养。几乎在同一时间，米堤亚人也迁到伊朗高原，起初仍以牧养牛马为生。在这两个群落之间，有两个重要新民族于铁器时代出现在中东：一个是生活在安纳托利亚、推翻了赫梯帝国的弗里吉亚人；另一个是居住在高加索山脉塞凡湖附近的亚美尼亚人。
回归文明社会图景
公元前1000年后，民族迁徙趋于静止。在成立较早的政权中，只有埃及和亚述存续下来，变成独立王国，但因无法控制外围疆土，帝国之位不保。赫梯帝国和迈锡尼帝国湮灭。但关于如何治理大国的记忆并没有消失，官僚制原则也未全然忘却。假以时日，新帝国必将在旧帝国废墟上崛起。
话虽如此，在铁器时代侵略到来前后，吃苦耐劳、独立自主的农牧民分散生活在中东大部分地区。这些民族表面上注重部落纽带联系，推崇兵士平等，但时间一长，差别开始形成。一些家庭富裕有权，另一些贱为寒门，依附于富人。这里的统治者也发现了维持常备军于己有利，学会了收取税赋以养兵习武。换句话说，文明社会的所有特征再次齐备。发展速度之快，令人称奇。不要忘了，这些民族尚未开化，思想守旧，平等观念根深蒂固。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贸易、战争和人口增长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侵略者定居一地后，人口增加，不再饲养牲畜，转以务农为生。人口继续增长。一些农民发觉良田太少，富足生活无保；遇有灾年，可能还要从比自己富裕、节俭的邻居处借种粮。如果偿还不上，就有可能失去土地，变身为奴，糊口度日。
节俭、冷酷的出借人很快变成地主。这些人可能会把余财换成远地出产的各种奢侈品。一种更为奢华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为此，有必要获取越来越多的土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手中所得越多，就越容易占有更多。
战争有着相同的效用。地方首领需要贴身侍卫贯彻自我意志。时间一长，贴身侍卫变成常备军，以应对两方面危险：一方面，邻居可能作恶；另一方面，大家族内留恋自由平等部落传统的人也会作乱背叛。
很显然，建立军队需要税收。税收要从普通农民身上征收。如有必要，可武力征税。从简单淳朴的部落到体系完备的官僚制政府，这一转变进行得非常迅猛。而且模式就在手边，拿来即可使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施政技巧毫无间断地保存了下来。所以，到公元前900年时，闭塞落后如巴勒斯坦的希伯来王国也具备了文明社会的所有特征。
村民和市民的新关系
这样说来，铁器时代的侵略似乎没有产生多大变化，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尽管地主、税吏、常备军和官僚制政府在中东各地再次出现，但社会结构与青铜时代并不完全一样。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铁制犁头、镰刀和长柄大镰刀扩大了耕种面积。木制犁翻不动重黏土，但铁制犁头完全无碍。用铁制镰刀和长柄大镰刀收割庄稼能大大节省劳动力。这三种工具的使用具备两方面意义：第一，粮食产量增加；第二，农民需要经常去市场购置新工具，修补旧家什。铁匠活是一门专门手艺，一般农民学不会。因此，有了铁活，就要去找专业手艺人完成。
这是人类历史上一座真正的里程碑。在早期文明群落里，农人一般自己制作农具家什。但有了铁制工具后，农民第一次从劳动专业化和人类技能拓展中得到了直接实在的收益。而劳动专业化和人类技能拓展早在2000多年前第一批城市和文明兴起时就已经实现。
曾经，只有社会特权阶层——祭司、士兵、统治者、地主才能享用这些技能带来的收益。处于社会阶梯底层的农民终日在田间劳作，被迫把收成的大半部分交给别人。而现在，有了铁器，每个农民都有自己的工具。一买一卖交易形成。一点余粮就能换一点铁，换一柄锋利称手的新镰刀。临到季末，手中碰巧攒有余粮的农民会买下手艺人做的物件。可能是一个罐子，盛点什么东西。或者是一块好看的布，当成嫁妆。在各地，人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连最穷苦的农人都能买点什么，卖点什么。
值得强调的是，城镇手艺人和农村农民的这种新关系很重要。此前，遇有战事，城镇满目疮痍，民生凋敝。当地农民却觉得自己没什么损失。相反，他们觉得自己获得了自由，至少有一阵子不用再给城里人交租纳税。
这种城乡居民之间的敌对关系一直处在半压抑状态。城镇生活脆弱不堪一击，没有安全感，易遭侵害。这就是希腊和印度城镇遭侵后迅速毁灭的原因。入侵者对城市生活一无所知，漠不关心，所到之处，尽行劫掠。掳完一城，继续前进寻找新目标再行劫掠，为的是给牛羊找到新草场，给自己找到良田。
但当农民依赖城镇手艺人制作必备补给时，两个阶层开始形成互利关系。毕竟，铁匠需要金属，而金属仅凭贸易可得，尤其是那些矿石、燃料供应不利的地方。贸易需要一定的公共秩序才能达成。政府、军队必不可少。祭司也不可或缺，因为神祇不容轻慢。要养活这些专职人员必须收税收租。简而言之，对于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人类来说，铁器的价码就是接受文明产生的所有负担。
这并不意味着，文明世界的农民觉得租税公正合理。但却意味着，他们开始认识到，城里人的生死存亡与自己休戚相关。一旦城镇被毁，就有必要重修重建，或另起一城，以便为所有人提供服务。
因此，在铁器时代，城镇生活牢牢扎根于雨水浇灌的土地上。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新的经济基础形成。维持城镇生活对游牧民之外的每个人都有实实在在的利益。文明因此而勃兴。
恢复官僚制政府：以希伯来为例
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900年间，中东政治结构重回官僚制政府。从其转变速度，可见向文明复杂性过渡的压力有多重。我们对希伯来人的政治转变了解颇多。《旧约》史实部分对迦南人征服、希伯来国王出征等细节均有描述。
希伯来人初到迦南地时，分成了十二个部落，组织松散。只有在特殊场合，这些部落才会联合起来。遇有问题，“士师”出面解决。士师的权威建立在个人威望圣明基础上。但要打败非利士人需要更严密的组织。因此，一位名叫撒母耳的士师把所有部落召集在一处，为勇力过人的扫罗涂圣油，让他做希伯来人的国王。这件事情发生在约公元前1020年。扫罗曾立下赫赫战功，但与手下良将、耶西之子大卫发生争执。最终，扫罗在与非利士人斗争中战败而亡。大卫继承王位，果断应敌，挫败非利士人，从耶布斯人手中夺得耶路撒冷，并建都于此。
在大卫统治的公元前1012年至公元前972年间，王国相对稳定。赖税收之利，常备军有极强的作战能力，与邻国建立了重要的外交关系，商贸得到发展。
大卫之子所罗门带领希伯来王国走向繁盛之巅。他从腓尼基王国找来工匠在耶路撒冷修建耶和华庙。另外，所罗门也因妻妾成群、治政有方而为世人所知。
所罗门死后，希伯来王国一分为二：北部的以色列和南部的犹大。以色列定都撒玛利亚，犹大定都耶路撒冷。在近200年的时间里，两个王国时有战争，外交军事实力不济。公元前722年，亚述人征服以色列王国，将市民尽数俘虏，移至巴比伦。只有农民留了下来，服从亚述君主委派的税吏和官员统治。
以色列上层市民再也没能回来，成为以色列王国“十个消失的部落”。他们可能融入了中东人之中。留下来的以色列农民被后世的犹太人称为“撒玛利亚人”（当时的国都为撒玛利亚）。他们的信仰与后世犹太人的信仰礼仪有几处重要不同，这让犹太人感到恐慌，觉得撒玛利亚人的宗教特别危险。原因就在于，虽存在差别，但撒玛利亚人的信仰与犹太教在很多方面上都是相同的。
帝国统治术：以亚述人为例
公元前722年，亚述帝国征服以色列，但并未赢取铁器时代的侵略战争。在文化方面，亚述人承继了巴比伦人。亚述王国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最北端，与蛮族为邻，最易受袭。但亚述灌溉农业发达，具备人力财力优势。因此，亚述势力起初增长缓慢，后来发展迅速。在攻击以色列之前，亚述人已经占据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所有地区。又经过几次战役后，亚述人远侵埃及、亚美尼亚和伊朗。如此幅员辽阔的帝国前所未见，亚述帝国的政治管理也更加系统化。不过，因暴虐为政，百姓怨恨，亚述帝国存续时间不长。
亚述人之所以能征伐四海，有赖于在军事组织和政府管理方面所取得的一些重要进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亚述人首次将整军统编成队。这些小分队或十数人，或上百人，或上千人，规模统一，标准武装，士从将令，勇猛有功者擢升，无能无为者贬黜。亚述军内还设有专门部队，工兵修建包围工事，骑兵和战车兵负责侦察追捕，主力军是由长枪兵和弓箭手组成的步兵，受职业军官团统率。
现代所有军队都建立在这些原则上。后来的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军队也不例外。为何仿效？当然是制度起到实效。采用亚述军队管理模式，可将三教九流整编为标准队伍，把市井百姓转变成听从指令、行动迅捷的战士。而依军功擢升的制度让将领甘于甚至是急于为君主役使、效力。因为军官常流动作战，其仕途直接由国王决定。他们也直接效忠于国王。在戎马生涯中，军官在某地驻留的时间不会超过几年，持有某项财产的时间、统帅某支部队的时间都是短短几年而已。
这些治军原则使得中央集权控制成为可能，直到今天依然行之有效。成千上万人统一行动，高效配合，参与整场战役，赢得胜利。每级都设有长官。这些得到上下一致认同的将领实施包围、伏击、越野行军、突袭等战术，全面筹划、全局指挥。亚述人正是靠着这种军事管理体系屡战屡胜，在那个时代无人能敌、无人敢敌。
亚述人也修建道路，便于军队开进边境。这些路宽阔得足以让轮车驶过险塞，穿越凸凹不平的乡村，也为国王节省了时间，使他能够率领军队开往任何一个敌军来犯区域。另外，亚述帝国还建有信使系统。不论有何要情，都有马匹接力传讯，便于中央政府快速响应，应对危险。
亚述完善的军事制度靠征收税金、招募身强体壮的青年人实现。税金由各省首长征收，其任命方式与国王委任将领相同。亚述人也有自己的法典，似乎以行省为辖区实施。这些原则并非新立。汉谟拉比和以前的王朝都有过类似安排。因此，亚述人取得的主要突破在于军事组织，而非民事行政。
虽战事告捷，但被统治者并不顺服。巴比伦人和埃及人都觉得亚述人得意一时，不愿归顺。暴乱接踵而至。亚述人武力镇压后不长时间，叛乱又起。常年战乱，很多亚述人丧生。到了最后，亚述军队不得不从敌人败兵中招募兵卒。也许，这些战士不会像亚述本族人那样卖命作战。
虽然如此，经过六年战争后，亚述帝国才被推翻。公元前612年，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陷落。7年后，最后一个亚述武装被摧毁，亚述全境覆灭。有三股势力毁灭了亚述人：东部伊朗高原上的米堤亚人、南部的巴比伦叛军、俄罗斯南部草原的斯基泰人。
骑兵革命
斯基泰人的出现标志着中东和世界历史新纪元。同战车御者一样，斯基泰骑兵深得马疾箭精之利，但没有战车御者所用的精良贵重装备。
今天看来，骑兵肯定要骑马似乎再明显不过。但在人类第一次与马建立联系时，骑马征战似乎是有勇无谋之举。要在马上射箭，必须丢掉缰绳，让马自由奔腾。但在公元200年马镫发明之前，骑者想要在马背上做任何动作，都有可能摔在地上，被敌人擒获。只有人和马建立起足够长时间的亲密联系后，马背射击风险才会降到最低。
实际上，关于骑兵参战的最早记录出现在公元前875年，是亚述军队自己所为。照这样说来，亚述人御马作战是自掘坟墓。因为，只要草原游牧人掌握了这种简便廉价利用马力马速的方法后，就具备巨大的军事优势。这些人骑着马四处劫掠。防御的步兵追不上马匹前进的步伐。只有同样装备的军队才能与之匹敌。不过，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如果找不到天然草场，养马花费不菲。
草原游牧人占尽地利，不用花费多少就能养活马匹，因此每人手中都有2至3匹坐骑。再加上弓弩箭镞，以及击跑配合战术，一切齐备。就算是遇到猛烈反击，快马加鞭跑到别处即可。中间不过是让马休息一两天，蓄养体力。
亚述军队无力应对这种威胁。因此，斯基泰人的战术、后方大规模的暴乱合力导致了亚述帝国的覆亡。公元前612年，尼尼微陷落，斯基泰人返回故土。原因是，文明社会土地上没有宽广的草原喂养马匹，离开草原的时间不能太长。但是，不管是米堤亚人、巴比伦人，还是再次尝试将犹大王国纳入帝国版图的埃及人，都无力阻挡草原骑兵袭击。
亚述人可能是第一个将马用于战事的民族。不过，受益最大的是北方草原游牧人。一旦这些人学会马背骑射，就能做到随心所欲，集中优势兵力。从公元前750年起，游牧人突袭征战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并在接下来的2500年里继续主导欧亚政治史。
波斯帝国的巩固
亚述帝国的覆亡和斯基泰人的离去创造了中东的权力真空。得胜的叛军在分赃后争执不休。巴比伦人想要和亚述人一样，控制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埃及人希望和上述两地区保持安全距离，并开始向小王国犹大施加影响。此举促使巴比伦王、迦勒底人尼布甲尼撒（即尼布甲尼撒二世）攻取犹大。埃及人置之不顾。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夺取耶路撒冷，摧毁所罗门神庙，将犹大市民带回巴比伦。
耶和华信徒极度震惊。自公元前722年以色列被毁后，耶路撒冷的祭司和宗教改革者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地处北方的以色列王国因不尊上帝而被罚。因此，他们着手改革犹大王国的宗教和政府，却不期招致相似的灾难。不过，我们即将看到，犹大王国流民的沮丧惊慌促使人们重新加强对上帝意志的认识。正是这种认识推动犹太教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传播。
在“巴比伦河边哭泣”、缅怀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很快就等到了巴比伦主子的覆亡。公元前539年，波斯人居鲁士（即居鲁士二世，又称居鲁士大帝）征服巴比伦。居鲁士原为米堤亚王国封臣。在进入巴比伦之前，他已将米堤亚帝国纳入麾下，并占领了小亚细亚小国吕底亚。到公元前530年离世时，居鲁士的国土西至爱琴海，东到阿姆河（奥克苏斯河）。
居鲁士之所以功勋卓著，是因为手下的波斯人好战尚武，吃苦耐劳。波斯人讲印欧语系，与一千年前侵略印度的雅利安人所说语言紧密相关。另外，居鲁士授予亲信特权，并借助这些人掀起的暴乱壮大势力。比如，他允许被尼布甲尼撒掳掠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返回犹大。当然，仅有少量犹太人离去，大部分人被幼发拉底河的富庶所吸引，留了下来。
波斯帝国日益强大。居鲁士之子冈比西斯二世于公元前525年占领埃及。下一位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于公元前513年攻打俄罗斯南部的斯基泰人，将波斯疆域东扩至印度河。大流士一世采纳了亚述的民事和军事管理模式，并以亚述为典范，组建海军。
波斯人在北疆遇到重重困难。居鲁士在攻打里海附近的游牧部落时战死沙场。大流士一世侵入斯基泰，但从未取得任何决定性胜利。为此，他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雇贼制贼”，即向斯基泰周边的游牧部落纳贡，把草原人挡在波斯边境之外。
和亚述帝国一样，波斯帝国也外受强敌侵扰，内有叛乱患朝。灾难一次又一次袭来，埃及和巴比伦的自豪感也逐渐消失殆尽。公元前330年，来自马其顿的外部进攻推翻了波斯帝国。当时，波斯帝国疆域辽阔，将中东所有民族囊括于内。仅版图之大就可见其成就之著。
伦理一神教的兴起
在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时代，中东各民族融合交会，相互借鉴，地方特点逐渐消失。祭司保存了苏美尔和埃及旧王朝时代传承下来的礼仪信条。但这些遗产中大部分开始显得空洞无意义，遭到所有人质疑，就连代代传承古文字的祭司也作如是观。世俗生活领域发生巨变。行政和军事效率提升。在宏大的宫殿里，在新建的都城中，如亚述帝国的尼尼微和波斯帝国的波斯波利斯，艺术家用作品称颂君王的伟大和荣耀。但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宗教思想和新发现落于人后。古代传统的分量过于沉重。
在巴勒斯坦的希伯来人和伊朗东部的波斯人看来，情况完全不同。这两个地区出现了先知。从先知那里，人们得到了这样的认识：只有一位仁爱公正的神统治宇宙。人在处世之时也应仁爱公正。两个新宗教成型：东部的琐罗亚斯德教和西部的犹太教。自此，琐罗亚斯德和希伯来人先知的思想改变了人们的希望和期待，塑造着人类生活。相比之下，政府和军队的影响仍然在表层发挥作用。但只要统治者仅要求绝大多数臣民表面顺服，不求内心忠诚，这种影响就只能局限在外，不能深入内里。因此，宗教获得了威力。
犹太教
到公元前500年时，犹太教也具备了先知、伦理、一神论三个特点，向个体灵魂晓谕神示。但犹太教历史远比琐罗亚斯德教复杂。希伯来先知从来不否定过去。他们常常召唤听众回归上帝最初向摩西和亚伯拉罕发出的启示。另外，这些先知还要与耶路撒冷所罗门圣殿的祭祀传统抗衡。因为，先知有时对圣殿的祭司献祭仪式持批判态度，所以圣殿的宗教遗产要在一定程度上和先知启示达成和解。
祭司和先知传统的和解是通过收集律法、宗教、历史等多种文献，并精心汇编成宗教经典实现的。在犹太人看来，将这些文献分门别类收集成册的书是上帝意志的唯一权威启示。但基督徒认为，这些书只是上帝启示的一部分，即《旧约》。《旧约》后来经过多次重要增改。上帝的新启示被记录在《新约》中。
虽然犹太经文是认真采集编纂而成，但原有许多矛盾似乎并没有得到解决。这给评论家留下了无穷无尽的问题。没有什么比解决这些矛盾问题更重要了。因为经文给出了唯一一条稳妥的办法，能让人们找出不同情况下上帝的旨意。因此，每一位虔诚信徒都有责任认真研读经文，发现真理。一代又一代的犹太人就是通过这种学习方式得到塑造，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旧约》中的历史
当《旧约》整理完毕，被视为圣书之后，一幅宏伟的世界历史全景便展现在信徒面前。整理过程颇为漫长，到公元150年时，尚未完全结束。创世纪、大洪水、洪水退去后人类重新在地球上居住等《圣经》故事与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圣故事很相像。但在开始叙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旅居埃及的故事时，《圣经》故事变得独一无二。
据《圣经》描述，亚伯拉罕的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还没有完全显露自己的特殊性格。不管我们信不信《圣经》中的神圣启示，我们从中可以知道，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下逃离埃及，聚集在沙漠中的西奈山脚下，当时的他们需要规则指导日常行为。数代旅居埃及的他们已经忘记了沙漠生活的习俗，传统的口传律法也已消失。现在，要重回旧有的游牧生活方式，必须立下成文律法。这就是摩西登上西奈山时面临的形势。《圣经》中说，摩西从上帝手中拿到了《十诫》。在回到以色列的旅途中，摩西让人们发誓遵守《十诫》，接受上帝的律法。后世认为，这份上帝与人所立的契约标志着犹太教的真正开始。
尽管如此，人们对这份契约的原意仍有疑问。摩西在西奈山遇见的神——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这一点无可置疑。但我们不清楚的是，以色列人是否把他视为高于一切民族、统管全世界所有地区的神。《圣经》的一些段落读来似乎是上帝仅护佑以色列人，其他民族有别的神相助，且这些神与耶和华互相争斗。
先知传统
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100年，希伯来人定居迦南地。最初，他们信奉迦南人的生殖神巴力。耶和华是沙漠和战斗之神，怎么可能知道农事呢？但有一些希伯来人认为，不供奉耶和华是在行恶，迟早会激怒他，引起祸端。这些人时而聚集成队，以“先知”面目呈现，将巴力崇拜、财富贪欲斥为作恶。
巴力崇拜与耶和华宗教之间的平衡在与非利士人之战中达到关键点。公元前1028年至公元前973年间，希伯来人挫败非利士人，在迦南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这一功绩正是在战神耶和华的帮助下才得以实现。因此，扫罗和大卫再次请求耶和华帮助他们打赢战争，将其视为特别的神祇。但到后来，大卫和所罗门都允许其他形式的崇拜在本王国内存在。他们的继承者实施了类似的政策。
尽管如此，原有的先知传统从未消失。公元前865年，以利亚领导了一场伟大的复兴运动，在一段时间里中止了异神崇拜。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因此成为耶和华的土地，让耶和华喜悦变成所有人的宗教义务。当王国的命运不再倚重于国内情势，而取决于与埃及、亚述，以及中东其他强国之间的战事和外交往来后，耶和华的信徒得出了这样一条结论：他们的神统管世界。是他筹划了亚述之兴和埃及之衰，是他指引了一切生灵的步伐，一切大小事情都在耶和华的看护和掌控之下。
这些思想在一个又一个伟大先知的诗歌中得到了表述。公元前750年传道的牧羊人阿摩司开创了这一先河。他所说的话在生前身后记录成文。其他先知效仿阿摩司，或自己动笔，或让别人代劳，让思想情感留为后世观瞻。跟琐罗亚斯德一样，希伯来先知也宣称自己为唯一真正的上帝使者。很多听过他们启示的人都对此深信不疑。渐渐地，他们的诗歌变成了圣典的一部分，让每一位认真聆听、悉心领会上帝意志的人受益。
先知的中心思想非常简单。只要人们还在作恶，上帝就会降下可怕灾难，惩罚他们。应把虚假的神祇丢弃，行仁义事、敬奉上帝至关重要。那些对先知警告充耳不闻的人会在耶和华日受到上帝的惩罚。等到那一天降临时，世上所有不公不正都会得到纠正。
在这种背景下，以色列于公元前722年陷于亚述人之手似乎是先知警告得到了部分验证。为此，犹大王国成立改革党，全力净化宗教，以免遭受此类厄运。人们开始阅读古代典籍。虔诚的学者把神对人的晓谕整理为权威文本。今天，《旧约》许多章节即是由此而来。学者汲汲而为，发现了完整的《申命记》，并做了很多阐发。因此，这次运动常被称为“申命改革”。
但我们已经了解到，宗教改革并未能抵挡灾难来袭。尼布甲尼撒攻克犹大。同亚述人一样，公元前586年，他把犹大的有识之士带走。现在，改革者能做什么？他们寄托于上帝护佑的希望似乎落空了。耶和华还想要什么？
两位伟大的先知——以西结和以赛亚解决了这个问题。以西结宣称，上帝想让人更加一丝不苟追求自身圣洁，比申命改革者所想象的更圣洁。人应每日严遵行为规范，每日研习《圣经》，准确领悟上帝意图。如果犹太人能悉心学习上帝的话语，并做到知行合一，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他们的王国才会重新统一、重拾荣耀，就像大卫和所罗门时代一样。
在第二个先知以赛亚生活的年代里，居鲁士征服了巴比伦（公元前539年）。面对这种形势，以赛亚给未来勾画了一幅更宏大的愿景。他宣称，上帝会在荣耀中来，把以色列人的儿女置于万国之首。被放逐在巴比伦的人会称王称雄，承担无上职责，引领所有人学习上帝的真理。在以赛亚看来，原有先知所称的为非作歹者受惩、人人恐惧的耶和华日是希望滋生、夙愿成真之时。原有的耶和华日之所以让人心生恐惧，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为非作歹者。
从这个观点来看，恶人横行、欺凌遍地程度愈甚，审判日来得愈快。有了这种信仰，犹太人就能忍受各种失望沮丧、不公不正，仍能信心满怀，想到惩恶扬善的世界末日并不遥远而感到宽慰。犹太人的任务就是悉心钻研圣典，了解上帝意图，耐心等待，直至上帝意愿得到满足。
犹太会堂的重要性
当他们还在巴比伦时，或者说离开巴比伦后不久，流亡的犹太人创造了一种新的崇拜模式，与他们重新点燃的希望相契合。这就是犹太会堂。每周，信徒都会在这里聚集，虔诚诵读《圣经》，互相讲述含意，巩固信仰。要让每个人都成为解读《圣经》的专家并不容易。时间一长，每一座犹太会堂形成了这样的惯例：将经过专门训练的老师或拉比请来阐释经文难点。直至今日，这种活动仍在犹太人中进行。
哪里有犹太人，哪里就有犹太会堂。后来，设立会堂的法定最少人数被定为十名成年男子。通过这种方式，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也能时时心有念想，成为与上帝签立契约的特殊民族。他们没有与普罗大众交聚杂融。不论遭遇顺境逆境，不论与怀有敌意的人相居，还是与热情友好的人为邻，不论走到世界哪一个国家，他们都能保持民族个性。犹太教不再局限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也不再与耶路撒冷的圣殿产生关联，而是独立于所有的外部环境。信仰犹太教，就是学习、遵照《圣经》上所昭明的上帝意志，满怀希望，等待邪恶的最后清算。
当居鲁士允许流亡的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后，有人回到故土，重修圣殿，重拾传统仪式。有人寻找王室后裔，拥其为王，复兴大卫王国，但遭到波斯人反对。因此，回来的犹太人围绕耶路撒冷圣殿建立了聚居区。但这并没有影响到犹太会堂里的生活。留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以及在中东其他城市定居的犹太人每周继续聚集在犹太会堂里，构建他们的宗教生活。
今天，我们把宗教属于私人事务这种观念视作理所当然。看到世界各地的信徒各行其道崇拜上帝，我们不觉得有什么怪异。但这些现在看来似乎司空见惯的想法在公元前600年前完全不可想象。那时的人们总觉得他们的神与某一特殊地方相关，必须施行特殊的神庙典礼才能接近神。琐罗亚斯德将神圣话语作为自己创建的宗教核心，但他没有创造出一个像犹太会堂一样的地方，让虔诚信徒每周聚集一处学习教义，诵读、聆听、反思，就像犹太人所做的那样。
因此，当犹太教历经流亡磨难而再现后，变成了一种更加坚韧的信仰。耶和华崇拜始于沙漠中订立的契约。这一上帝与人订立的契约将希伯来人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启发先知，向不公不正发起责难；让流亡巴比伦的犹太人延续不绝。这样一种宗教在任何一地都能蓬勃兴盛。
犹太教对寓居大都市的人格外有价值。身处大都会，人们来往不多，对邻人漠不关心。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犹太会堂的信徒关系，以及《圣经》中昭示的美好未来，为身处艰难境地的信徒提供了慰藉。这是那个时代其他宗教所做不到的。
犹太教变成了有《圣经》的宗教。《圣经》中许多优美壮怀的段落，不仅深刻影响了犹太教，也影响了基督教。故事、譬喻、英雄、恶棍、象征、短语，以及上帝统管世界、将仁爱施于每一灵魂的这一核心思想，成为西方文明的基本要素。没有人能预见这样一个历史。几亿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相信，上帝的意志就藏在经文圣典的字里行间。
结论
得益于帝国治理之术的充分发展和与之相契合的伦理一神教的发展，中东古代史实现了逻辑上的完满。自波斯帝国建立以来，人类在管理不同环境下说不同语言的大量人口方面并未取得根本性进展。当然，现代通信交通设施为治国理政提供了不少便利，缩短了应对威胁和其他挑战的反应时间，但施政原则仍承袭波斯帝国时代，并未发生改变。
由琐罗亚斯德和犹太人阐发的一神教先后发生重大变化。但这方面的情况与上述相同。能让信徒充分表达信仰的根本思想和基本制度也已在公元前500年时创制形成。
这两点就是中东对世界所做的主要贡献。其他文明将重点放在别的方面。下面就让我们将目光投向这些文明，看看古希腊人、印度人、中国人如何发展出独有的文明生活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