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极普通而常被误诊的病患，如对肾结核的综述，起到了科普作用。
（五）对不易鉴别的阴茎癌、阴茎结核和阴茎阿米巴三种疾病有新的认识，诊断明了。
（六）介绍新的诊断方法，如肾扫描术、淋巴管造影术和研制新的膀胱造影剂等。
（七）介绍新的化学疗法。
（八）报告新创的手术方法，如游走肾的固定术、外伤性尿道闭塞的手术疗法和盆腔器癌扩大根治术等。
新中国成立前，只在少数大城市的个别医院有泌尿外科。从事这门专科的人才极为缺乏。不但仪器设备完全是从国外进口， 教科书和统计资料也没有本国的，所以教材都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关怀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和重视培养医学人才，在培养医生中普遍感到迫切需要一本我国自己的泌尿外科学，作为教学的参考书。施锡恩为培养 一批新中国自己的医生，毅然著书立说。如作为泌尿科住院医师工作指南的《泌尿科常规》和《泌尿科学纲领》。施锡恩又和吴阶平教授邀请北京、上海、天津的九位泌尿外科工作者，合作编写了《泌尿外科学》。从而结束了培养中国医生要看外国的教科书的历史。书中尽量采用本国资料和统计数字，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泌尿外科专著，可供一般外科医师（特别是住院医师）和进修泌尿外科医师参考。这本书在1963 年出版，颇受读者欢迎。许多同志提出再版的要求，经过修正和补充后，于1978年再版。此外施锡恩还参加编写了《外科学》、《泌尿外科进展》、《热带病学》，以及《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的有关泌尿外科部分篇章的工作。与此同时，施锡恩还主动担任了一些理论性工作的研究。自1957年以来，他一直担任天津市医学图书馆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担任《中华医学杂志》（中、英文版）、《中华泌尿科杂志》和《天津医药杂志》等刊物的编审工作。1963 年，他还参加了我国第八届外科学会，主持了大会泌尿组会议。
上天赐缘一一贤惠内助
人称：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有一位能干的女人。施锡恩的妻子马月栏就是一位既有才华又贤惠的女士。马月栏是天津市政协第一届至第九届的委员。并担任了半个世纪（自1949 至 1999年）的基督教女青年会董事长。马月栏还是50年代时天津市知识界和工商联知名的“十大姐”之一。她自幼生在上海，原籍浙江宁波，早年也就读于东吴大学。但谁能想到这两位出身于基督教家庭的知识分子的婚姻却是父母包办的。他俩在订婚前都没见过面，是经双方父母商定结为夫妻的。但有一点他们的结合是符合各自的想法的。施锡恩当时希望自己妻子不是医生或护士，而是与他工作性质完全不同的人。马月栏是学钢琴的，这对施锡恩来说是比较满意的。而马月栏的父母，希望未来的女婿是一位大夫，她也不反对。于是他们在 1928 年订婚了。施锡恩记得当初他们一见面，不由得都觉出自己的心灵为之一颤，似有相识之感。人的感情有时就是这样难以捉摸，也许多少年在一起却感到生疏，而有时只需匆匆一面，便觉得已是多年相知。也许是上帝为这位年轻医生刻苦钻研的精神所感动，便送来了他所最期望的纯真的爱情和一位有才华的贤内助。订婚后他们经过4年互相通信，于1932年正式结婚。他俩都是基督教徒，结婚时却没有领结婚证。马月栏事后说，我们就没想到离婚，所以我们也没要结婚证。这又是他俩婚姻中的一段佳话。
施锡恩的家庭生活是十分幸福的，妻子马月栏多才多艺，是一位钢琴教师，人又很善良，对施锡恩的专业研究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马月栏回忆，尽管施锡恩在工作时是有名的性格急躁、要求十分严格的人，但在家里，他却是一个善于体贴和善良的好丈夫。他们结婚60年至施锡恩逝世，从来没有吵过一次嘴。施锡恩在工作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回到家里完全变了个人，随和、温柔、体贴，陶醉于幸福的家庭生活之中。施锡恩结婚后脾气变好了，马月栏经常对他说，对学生不要总发脾气，要有耐心。后来有人问施锡恩，你的脾气变好了，你妻子用什么手段把你“镇压”住了，这时候，施锡恩会微笑地说“她本性善良”。
马月栏深知施锡恩作为医生工作是很繁忙的，她尽量按施锡恩喜欢的家庭生活，把家安排好，创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让施锡恩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同时她自己还在天津音乐学院附中教钢琴课。正当施锡恩开足马力向着泌尿外科领域进军的时刻，“文革”开始了。一夜之间，他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被勒令到农村改造。马月栏被“造反派”剪去了头发。施锡恩看到后，不由得 一阵心疼，同时他也感到一种无法容忍的屈辱。一天夜里他俩商量：“咱们离开这个世界吧，这个世界好像不再需要我们了。”说着说着，低下了头。夜深了，他们想等儿女回来说说 话，把唯一的一块表送给儿子。想到儿女们，施锡恩与马月栏不禁对自己的想法犹豫了，马月栏对施锡恩说：“我们走了，孩子们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他们会被定为反革命子女。”一席话使施锡恩猛然醒悟，他点点头想了想说：“你说得对，我们没有什么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干嘛要死？历史会证明我们，人民会证明我们……”的确如此，人只有自己把自己打倒，否则任何人也无法把你打倒。施锡恩坦然了，他深信有一天他会得到证明。因此在那些阴云密布的日子里，他仍然坚持他的工作。1973年他已70 龄，顶着重当“反动学术权威”的压力，开始了他的《泌尿外科学》 第二版的修订工作，终于在1975年完成了修订任务，1978年第二版正式出版发行。这本书又增加了多年来的最新资料，反映了当时的世界水平。可惜在他修订期间，他的一部分长期保存的科学资料，竟被当做“罪证”而遭烧毁，以致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在“文化大革命”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同甘共苦，每月只有20元的生活费，马月栏每天买一角钱的肉给施锡恩做菜，她自己一点都舍不得吃。由于营养不良，她身体都浮肿了。1969年施锡恩刚刚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恢复了工资待遇后，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去订阅《红旗》杂志。他认为《红旗 》杂志对他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很有益处，每期他都认真地逐篇用红笔画上重点，又用钢笔注眉批。施锡恩是一位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饱尝过旧社会的种种苦难，所以在解放后他能对比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是旧政权所无法比拟的。他对我们国家解放后取得的巨大成就由衷喜悦，每当看到国家遇到困难，他就常常对家人说。困难是暂时的，可以克服的，会好起来的。他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定 能变落后为富强。
他们共生育了二女一子，大女儿协和医学院毕业，继承了父业，现在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医学遗传室教授， 二女儿和儿子均毕业于天津大学，现都是高级工程师。他们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平时关注他们的学习。发现学习不好时及时提出纠正；为了培养儿女们艰苦朴素的品质。他俩规定孩子们的花钱很少，平时也不给准备高级菜肴，总是普通饭菜，能保证营养就行。孩子们都很用心读书，艰苦朴素。三个子女至今在生活和工作及他们各自家庭生活方面，都还保留着施锡恩和马月栏的家风。
毕生奉献一一医高德隆
在施锡恩一生从医生涯中，他在同事中威信很高，即便是普通的盲肠手术。很多人都来找他做。如当时天津的眼科专家冯惠梅、妇产科专家顾学勤的阑尾手术，都找施锡恩。他认真负责而且在临床实践中一直坚持不断探索的精神，对症治疗，使许多疑难症状得以缓解，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如施锡恩的女婿丁茂柏是在1957年进入北京协和医院任内科医生的。有一次，一位中年男子前来看病，说40年前在协和看过病。丁茂柏立即从病室调阅这位中年男子的早年病历档案，仔细一看，发现那是施锡恩大夫当年写的。这位中年男子当年还是个9岁男孩，因患血友病右手合并 Volkmann挛缩到院就医，施大夫写的病历具体明确，简单扼要。丁茂柏从这份病历中不仅看到当时经施锡恩诊断后记下的具体病况，还深深地感觉到这位患者今天来就医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施锡恩从医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开过什么“人情方”，他最反对的是病人要什么药就给开什么药，必须经过检查认定应给开什么药才开什么药，这是施锡恩的一贯作风。施锡恩对医疗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早在他担任协和医院医生时就充分表现出来了，一直坚持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新中国成立后，施锡恩从心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1950 年抗美援朝一开始，他就响应政府号召，第一批带领医务工作者奔赴前线，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病伤员服务。他担任天津抗美援朝；担任医疗队第三队队长，全身心投入工作。舍生忘死，为保家卫国做出了他的贡献，受到领导的表扬。回国后，他受聘于天津医学院，任泌尿外科教授，与此同时兼任纺织医院泌尿科主任和市第三、四医院泌尿科主任。1956年以后，他一直兼任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泌尿科主任。直至他去世。
粉碎“四人帮”后，施锡恩已是年逾古稀的人了。可是他仍觉得自己有力量，要做的工作很多，他继续孜孜不倦地工作着。1978年他出席了全国科技大会，获得新膀胱造影剂研制的科技成果奖，还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第九届外科学会。1982年，他被选为天津市科协工作积极分子。
人民感谢施锡恩为我国泌尿外科专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56 年起，他历任天津市第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1965年至 1977年任六、七、八届人大代表、市人民委员会委员，1980 年任天津市九、十届人大代表、常委及科教文卫委员会委员。他还先后担任了“九三 ”学社第一、二、三、四、五届常委。科学文教委员会副主席及分社副主委等职务。1979年以来任“九三”学社第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90年，为了我国泌尿外科事业呕心沥血了一生的施锡恩，带着他矢志不渝的医学追求，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的泌尿外科专业，他为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人民永远怀念他。
参考资料：
（1）施锡恩：《我把毕生献给了医学事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
（2）马月栏：《我与施锡恩医生》（《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9辑）。
（3）周莲娣：《春蚕到死丝方尽愿将幸福留人间》（《津沽名医列传 ）。
资料提供者：
马月栏：施锡恩教授夫人，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