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的时代，恰逢一场伟大的政治巨变：民主体制传播到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但这是真民主吗？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确有了选举。在美国和欧洲的施压之下，选举制度得以大力推行，并且它作为民主制最显著的特色而被视作其界定性特征。然而一个真正的民主体制不仅有差额选举，还有选举的实施规则：舞弊必受惩治。一个真正的民主体制也有针对当选政府的权力制衡机制：胜选者不得镇压落选者。这场伟大的政治巨变可能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民主的传播，但实质上只是选举的普及而已。假如赢家的权力不受限制，那么选举就成了事关生死的博弈。假如这场殊死竞争本身缺乏实施规则的制约，那么候选人就会被迫采取极端行动。这样的结果不是民主：我把它称为“疯狂民主”（democrazy）。
在疯狂民主之前是个人独裁。这种政治体制大多数根本不屑于依靠某种意识形态来粉饰自己。扎伊尔[1]总统蒙博托（Mobutu）当政期间，其治下奇异的政府体系在米凯拉·朗（Michela Wrong） 的《跟随库尔茨先生的足迹》（In the Footsteps of Mr. Kurtz）一书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个人统治意味着种族优待以及国家机构的式微。蒙博托把大权建立在贪婪和恐惧的基础之上：他宠信忠仆，大肆封赏逢迎媚上之徒；打压异己，纵凶折磨有反对嫌疑之士。而类似的国家奉行的是国家意识形态，例如埃塞俄比亚的德格政权（Derg regime）以及安哥拉的“安人运”[2]。这些严酷残暴的政权不出意外地在西方的左翼阵营中吸引到大量的支持。然而多数情况下这种意识形态不过是装点门面的幌子、政客圈子里往来应酬的漂亮话，就像基督教的观点想必在19世纪的沙龙里占据主流一样。这种自欺欺人的主义盛行于津巴布韦，他们有一个政治局，人们互称“同志”。这些非民主的政权似乎容易导致动乱。蒙博托和德格集团都是被反政府军推翻的，而“安人运”曾经历过与“安盟”[3]的大规模内战。
纵观上世纪90年代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独裁政权就像被保龄球击中的木瓶一样接连倒下。有些国家的民众受到东欧形势的鼓舞而走上街头，其中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Suharto）下台的事件最为震撼。有时援助国以民主为条件提供进一步的资金支持，其中最成功的例子是肯尼亚，因为民主国家认定可以向该国总统莫伊（Moi）施压。有时独裁者会审时度势，跟随风向变化。他们身边往往簇拥着溜须拍马之辈，这种情况反而可能有助于民主化进程。试想一位独裁者在掂量民主改革的时候会怎么问他的扈从。实际上问题只有一个：如果开放选举，我能胜选不？扈从能怎么回答呢？他多半心里没谱：因为做民调从来就不是他的职责。但是，就算扈从官员觉得民众痛恨总统，他也犯愁。多年来不正是自己歌功颂德，蒙骗总统说人民无比爱戴他吗？那些向总统进忠言的顾问往往早已被疏远。
于是，至少有三个独裁总统因为自信满满地开放民主而遭到了失败。他们是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赞比亚的卡翁达和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因为他们自信能赢，所以让公民投票。结果苏哈托丢了东帝汶：东帝汶人民公投以压倒性多数支持独立。卡翁达比苏哈托好一点：他拉拢了20%的选票支持，这么看确实有部分民众拥护他，那些是他家乡的人民，因为他以大幅公共支出来厚待自己的老家。而当大选结果揭晓时，他得知国民如此不识好歹，自然恼羞成怒。不过，我们永远无从得知那一刻究竟发生过什么。幸运的是，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正好在赞比亚领导一个观察团监督选举。当大选结果逐渐明朗时，卡特意识到自己需要做些什么。他迅速赶到总统府，守着卡翁达，安抚他的痛苦，直到选举已经无法废除。毕竟卡特本人也有过类似的经历[4]。有卡特在旁监督，卡翁达别无他法，只得接受失败的结局。假如当时卡特不在，我们无从得知卡翁达会不会拱手让权：据说他后来周游非洲列国首都，提醒总统们不要重蹈他的覆辙。
那么穆加贝总统是什么情况？到90年代中期穆加贝总统也紧跟潮流，在宪法里规定实行多党派选举制并限制总统任期。很多独裁者都接受总统任期的限制，因为他们有信心在自己任期届满之前用这样或那样的手段来修改宪法。这样一来，总统任期就成了定时炸弹。当然，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是最精彩的打宪法擦边球成功的例子：他都懒得改任期限制，只需改任总理，再把实权从总统转移到自己的这个新位置。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Obasanjo）曾尝试延长任期但遭到失败，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赞比亚总统奇卢巴（Chiluba）身上。乍得总统代比（Deby）和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Museveni）则成功延长任期。穆加贝总统决定修宪，取消总统任期，并大幅度增加总统的权力。修宪需要全民公投，正是在这件事上他没能如愿。
但遗憾的是修宪公投不是总统大选，所以穆加贝得以连任，同时也明白若真搞民主选举自己必输。他面临的问题我稍后再讲。现在我们回到民主的传播这件事上。一国又一国实行差额选举，现任政府时赢时输。但无论如何，反对党现在能更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场民主的传播对政治暴力起到什么影响？显而易见，暴力应当减少。也许这个道理过于直白，但它有助于厘清我们自以为明白的事实的前提。在我看来，民主能降低政治暴力发生概率的原因有两点。我归纳为政府问责制（accountability）和执政合法性（legitimacy），两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先说政府问责制的影响。在一个民主体制中，政府只能努力地去满足普通公民的诉求。如果政绩不错，现任政府就能连任；如果选民认为它不如其他候选人团队，那么现任政府就下台。不管怎样，政府都得努力工作，因为它要对选民负责。一个独裁者也可以选择作出毫不逊色的成绩，但这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一个选择而已。而民主政府别无选择。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独裁者们作出的是与为国为民背道而驰的选择，比如蒙博托。所以，民主制督促领导人履行职责，从而提高政府工作成绩。那么，为何这样一来政治暴力就会减少呢？很简单，因为导致民众不满的基础少了。如果政府竭力增进社会大众的福祉，人民就不太可能拿起武器去反对它。
我们刚说了政府问责制的影响，接下来谈谈执政合法性。赢得选举是政府合法性的唯一基础，这是当今世界的广泛共识。相应地，至少从民主理论上来说，一个合法的政府应当被赋予某些权利。一个合法的政府有权利去做它竞选时承诺要开展的工作，所以就算反对党有非议，政府也具备至少在一定的限制之内推行其施政计划的资格。民主国家的公民认同上述规则，所以对于政府通过选举而实施的计划，反对党也不可能合法地诉诸暴力来对抗。这又是减少政治暴力的另一个原因。即使那些最激进的反对党拒绝承认政府施政的资格，要进行暴力抵制，他们也不可能赢得太多支持，因为他们无法合理地声称自己的斗争是正当的。
综上所述，民主制度应该为政治暴力加上双重限制：其一，民众不满的客观基础减少；其二，即使有不满，也很难发动群众对政府进行暴力攻击。
一直以来，我们就是这么信心满满，以为民主就是政治暴力的解决方案，甚至都不屑于去搜集事实证据来检验它正确与否。民主有利于维护和平，这已成为政策领域的一项基本信念，而且可能是政治范畴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乔治·索罗斯和乔治·布什相互认同的理念不多，但我估计在这一点上他们俩——包括千百万其他人——是站在同一边的。
当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开始走上民主道路时，我和任何其他人一样，都备感欣喜。然而，之后数年的事态发展比我预期的艰难得多。有的外界评论家转而啧啧说起风凉话，我没空和他们理论。改变本来就是难事，况且还有强大的阻挠势力。这并不是说我的期望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落空了。我仔细回想，便开始怀疑自己过去没有注意到一些已经很明显的事实。的确，一直以来都有人提出质疑，只不过他们的声音被欢庆民主的狂喜的嘈杂声浪淹没了。最重要的是，我开始怀疑那些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被引申得过分了。也许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缺失一些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从而导致政府问责制和执政合法性这两个因素无法顺利发挥作用。必须承认，我非常不情愿提出这样的疑问，然而是正视事实的时候了。
你也许以为民主和政治暴力之间的关联在学术界已有定论。但颇令人吃惊的是，我发现并不是这样。事实上，这个问题和现代社会科学一样，已接近未知领域：我找不到一篇已发表的相关论文。于是我和年轻的瑞士学者多米尼克·罗内尔（Dominic Rohner）合作，着手进行研究。
我们基本上拿到1960年以来所有国家的数据。控制其他可能起作用的变量，民主对政治暴力的产生有什么样的影响？起初我们发现二者不相关。对我来说，这种“无关”的结果本质上是不可能的：像政治体制这么重要的因素肯定会有影响。于是我们想到，也许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整个经济发展阶段有变化。毕竟，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比其他民主国家贫穷得多，两者差异很大。很可能民主对暴力的效应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在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考虑到这个可能性之后，我们就发现政治体制始终是有显著影响的。事实上，在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实行民主，其作用恰好相反。正是由于在这两类国家中相反的作用互相抵消，导致整体看上去好像没有任何影响。那么，这两种相反的作用具体是什么呢？
我们发现，在中等收入水平以上的国家里，民主制度能系统性地降低政治暴力的风险。因此，“民主让社会变得更安宁”这个从政府问责制和执政合法性的角度提出的预测得到验证。但是在低收入国家里，民主使社会变得更危险。就好像光是穷还不够惨似的，民主还要产生负面效应来雪上加霜。国家不穷，社会比较安定，实行民主是锦上添花；国家穷，社会较为动荡，实行民主无异于火上浇油。
如果民主制度使贫困国家变得更危险，而使非贫困国家变得更安全，那么一定存在一个临界值。当国民收入达到这个临界值的时候，民主制度对社会稳定的净效应为零。这个临界值在人均年收入2700美元左右，也就是大约人均每天7美元。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收入水平都低于这个值：其中大部分还差得很远。
以往普遍认为，民主制度通过保证政府问责制和执政合法性，可以改进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在我看来，我们研究结果的关键意义在于指出以往的理论一定存在漏洞，而且是个巨大的漏洞。本书很大部分旨在寻找那个漏洞。不过，我们的研究还没有完全结束。
我们先前讲到，国家越富有，社会就越稳定。研究表明，高收入的所有正面效应都要建立在民主的前提之上。的确如此，更惊人的结果是：如果制度不民主，国家经济越是增长，就越容易产生政治暴力。民主国家越富越安稳，专制国家越富越动荡。为了更直观地理解这一点，你可以想象两条线，一条斜率为正，表示随着收入增加，民主国家的安全指数上升；另一条斜率为负，表示随着收入增加，专制国家的安全指数下降。两条线的交点对应的收入，就是使民主制度对暴力的净效应为零的临界值：2700美元。当今时代经济成就极为辉煌的国家，有的人均年收入高于3000美元，已经超过收入临界值。这样的专制国家，除非进行民主化改革，否则随着年复一年的高速增长，社会将会越来越不稳定。
在研究初期，我们忙着处理极为繁琐而棘手的统计问题，可谓艰苦卓绝。现在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分析统计的结果，看结论是否成立。举个例子，国民收入可能会同时受到暴力冲突和政治体制的影响。真实的因果关系有可能正好和我们的阐释相反。为此我们做了检验，很满意地排除上述可能的解释：我们的结果至少在这一点上没有问题。在针对政治暴力的统计学研究的小圈子里，我们最强劲的竞争团队是斯坦福大学的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和大卫·莱廷（David Laitin）。和我们一样，他们也建立了一个模型，分析可能引发暴力的因子，但细节上和我们不同。我们认为，要验证民主是否增加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暴力风险，一个好办法就是用他们的模型，引入民主作为因子，看我们的结论是否成立。很遗憾，检验结果证明对于这些国家，民主制度的确增大暴力风险。在我看来，最有意思的结果是当我们对各种形式的政治暴力逐一进行分析时发现的。我们研究暗杀、骚乱、政治罢工、游击队事件以及血腥的内战。让我吃惊的是，每一种形式的暴力都发现同样的规律：在低收入国家里，民主制度加剧政治暴力。
我不相信这些结果揭示的关系是一成不变的：后面我会论证民主制度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里是可行的。不过让我们暂时假设以上规律不可改变，那么这个发现有什么意义？其意义在于，本着维持和平的目的来判断，国家的发展之路有一个优先顺序，即先发展经济再改革政治。推行民主化的理想时机应该是国家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水平的时候。
当多米尼克和我仔细揣摩这些结果的时候，我们围绕一个简单的疑问困惑不已：为什么？这个疑问实际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问题。首先，为什么民主降低政治暴力风险的良性效应会以收入水平为前提：国民收入到底在哪一点上决定民主在发达国家有利于和平稳定？其次，正好相反，为什么专制国家收入水平越高会越危险？最后，同时也是最不可思议的是，一旦把民主和独裁两种制度与收入相关的效应考虑在内，就会发现民主体制还进一步存在一个纯效应，使得社会的暴力风险更高。它就像某种不可观测的暗物质一样，作为一个常数潜伏在数据模型里，窥伺着所有的国家。它到底是什么？这些都不是容易解答的问题。
为了洞察问题的关键所在，我采取一个简单的心理学方法，想象自己是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里某国僭主，迫于援助国的压力进行民主改革。在民主化之前，我是如何维持稳定的？民主化又怎样改变我所面临的问题？我显然不是第一个思考独裁者如何才能保住权力的人。希罗多德（Herodotus）[5]曾记载，年轻的佩里安德（Periander）[6]当上科林斯（Corinth）[7]的僭主时，派使臣去向一位身经百战的长者——米利都（Miletus）[8]的独裁者色拉西布洛斯（Thrasybulus）请教。色拉西布洛斯掌权有道，他对一个刚步入僭主生涯的后辈有什么指点？色拉西布洛斯领着佩里安德的使臣走进一片玉米地，一边讲话，一边不断地把所有最高的玉米秆顶端的雄穗一一掐下。使臣疑惑不解地回去复命，佩里安德却心领神会。虽然在希罗多德之后的2500多年间社会科学不断发展，但我认为这个故事对保住权力手段的解释堪称经典。如果让我们来概括一下色拉西布洛斯的用意，那就是稳握大权的关键在于先发制人：对自己构成潜在威胁的人，要抢在他们动手之前先将其肃清。那么，民主会影响我发动整肃运动的能力吗？抢先整肃异己的尴尬之处在于它违背法律原则：哪怕对方没做任何事情，也要施加惩罚。这样的行为，哪怕是低水平的民主制度也是不允许的。
一旦实行民主制度，领导人发动整肃运动的能力就会被削弱。这也许是对前面提到的“暗物质”的一个可能解释。如果领导人失去抢先清洗异己的能力，那么他们可能也不那么容易压制政治暴力。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民主制度除了以收入为前提的效应之外，还另外有一种导致政治暴力增加的纯效应。希罗多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现在该是检验它的时候。
我们找到一个纪录肃清事件的大型政治学数据库。不管你信不信，这些事件是按照国别和年份来衡量的。在控制其他可能的影响之后，我们想看看民主是否增加肃清行动的难度。果然，即使是较低水平的民主也能从根本上降低发生肃清事件的概率。在用镇压来维持和平这种事情上，民主从技术上迫使其大幅退步。
关于民主化如何增大维持稳定难度的问题，如果你需要一个实际的、最近真实发生的例子，且看伊拉克。无论现有体制有什么局限性，它比起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执政的时候肯定是大大的民主。但是侯赛因治下的伊拉克是一个相对和平的国家。虽然不是人们向往的那种和平，但也算是某种和平，而且它肯定是靠先发制人的镇压手段来维持，而没有建立在公民对政府的认同之上。
所以我认为，镇压行动从技术层面上受到削弱的事实，可以为我们发现的“暗物质”——民主带来的政治暴力高风险——提供一种解释。那么，为什么民主的净效应会随着收入的增加愈发趋于良性呢？我认为答案就在我先前讲过的两种影响之中：政府责任和执政合法性。
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伴随民主制度而来的政府责任和执政合法性这两个效应未能降低政治暴力的风险。其缘由既简单又直接，就是因为在这些国家，民主既没有实现政府责任，也没有树立起执政合法性。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些年来，我遇到过很多天资聪颖的学生，然而毫无疑问其中最出色的当属蒂姆·贝斯利（Tim Besley）。他如今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位非常优秀的教授，曾担任《美国经济评论》[9]的编辑。蒂姆所著的《有原则的代理人？》（Principled Agents?）一书，是当今针对“选举是否能约束政治家的执政行为”这个课题最严肃的理论研究。这本书颇有难度，不过我可以为你概述它的要领。蒂姆的问题在我们国家的情况下，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现任的政治家连尝试从民所愿的努力都没有付出过，选民是会注意到的。政治领导人的言行受到媒体的监督，如果一个政客一贯损害公民利益以中饱私囊，那么他就不可能再次当选。政治家都想保住官位。一方面，我们姑且期望，是因为他们怀有为民谋福的使命感，但另一方面，显然也是因为从政是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这是他们的职业，而且谁都不想失业。所以，夹在媒体的监督和自身对权力的渴求之间，政治领导人不得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但是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情况往往完全不同。假设选民们对他们可能的选择还是有那么一点珍贵的、有限的了解。即使是现任领导人在届内的表现——选民们才刚亲身经历过——也往往会有不同的评价。也许政府表现不佳情有可原；也许某些事情不应归咎于政府。最底层的10亿人所在的那些动荡的经济体中，事实往往就是这样：本国政府无法掌控的冲击频发，国家经济发展屡屡受挫。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某国出口产品价格大跌，经济因此崩溃。我能想到三个非洲的民主国家就在大选拉开序幕前遭遇这样的冲击，而这三个国家当时的政府在任内表现都还不错。一个是1996年大选前的贝宁，出口价格下跌的冲击导致推行改革的总统下台。类似的事件在1998年乌干达大选前也发生过，那次是国际咖啡价格下降。第三个例子是2006年大选前的马达加斯加，当时的冲击是出口价格下跌和进口石油价格的飞涨。是无法避免的外部冲击，还是政府治国无方？选民们怎么能分辨清楚经济危机的真实原因呢？当然，政府会解释，但政府历来惯于找各种借口推卸责任。选民们又怎么知道该相信什么呢？
没有充分而可靠的信息，选民们就很难作出理智的判断和决定。况且部分选民在支持还是反对现任领导人的选择上，不看其政绩如何，只根据自身的族裔身份来站队。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族裔身份左右着大部分的投票。这些国家的国情往往是族群分立对峙，因此迄今为止身份构成了最直接的保障政治忠诚的基础。这种忠诚的问题在于，既然效忠不以具体的事实是非为前提，那么它同样也不以领导人政绩优劣为基础。选票直接被冻结在相互对峙的族群阵营里。而如果大面积的选票固定在支持或反对的阵营里，结果就是现任领导人拉到的选票对他的执政作为并不敏感：视他表现优劣而投票的人寥寥无几。综上所述，人民不仅缺乏可作为评价政府成绩的依据的信息，而且相对来说很少人会基于对政府的评价去投票。
另一个可能的情况是，由于自身的诸多局限，政府能有所作为的空间实在很小。特别是在多年疲软之后，政府可能对自身领导决定性的经济改革的能力失去信心。
最后，假设政府决心为国图强，它必须要放弃那些牟取暴利的做法。政府干涉经济可能会损害普通公民的利益，但这种制度为个别人迅速聚敛财富创造机会，也为政客奖励其忠实党羽大开方便之门。只有当所有的这些空子都堵上，领导人才没有维护对其忠诚的非常手段。
那么，问题是如何叠加起来的呢？对选民公开的信息质量恶化，越来越多的选票被族群政治冻结固定，政府对自身推行改革的决策能力失去自信，放弃糟糕的治理方式的成本上升。当这一连串问题积重难返，其后果就是选举制度根本无法督促现任领导人好好治理国家。而如果政客无须政绩出色就可以当选，那么——这就是蒂姆的关键论点——有志从政者的类型就会改变。如果正直和能力不能成为你的竞选优势，那么贤良之士就会被排挤出局，狡诈之辈取而代之。
证明上述一系列情况真实存在的一个令人沮丧的标志，就是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民主政治制度容易吸引有犯罪记录的人跻身竞选。你也许会顺理成章地以为有前科的人根本没有参选资格。我想在美国或英国这没错，在其他高收入国家也是一样。但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情况就不同了。选民们没有充分的信息来分辨指控和实情：媒体要么是被封锁，要么就是太自由——不经核实就造谣抹黑的事情发生得太多，所以选民们无论听说什么都要打个折扣。还有一种情况是，选民们忠于自己族裔出身的政治家，哪怕是罪犯也要力挺。
相较于正直人士，当选执政对于罪犯的吸引力更大。很显然，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只有罪犯才会利用执政的机会贪污腐败。但有时也因为当总统还有一个好处——行政豁免权可保他们免受司法起诉。你问问自己，豁免权对哪一类人尤其重要？对于正人君子，这条特权只不过保护他们免受恶意的攻击，而他们光明磊落，无须豁免也可以最终化解这些麻烦。然而对罪犯来说，有没有行政豁免权，可能就是逍遥法外和牢底坐穿的区别。有时罪犯参选甚至演变成一场闹剧。2007年尼日利亚政府选举时，就上演一场警方和当选副州长的角力，警方得抢在他宣誓就职之前逮捕他。是锒铛入狱还是入驻副州长府邸，千钧只悬于一发。
如果正直的人意识到自己竞选成功的可能性很小而放弃参选的话，选民们就连一个合格领导人的选择都没有，那么再去了解候选人的情况实际上也没什么意义。这更是加剧恶性循环。
蒂姆的研究引领着关于民主制度的严肃性前沿探索。然而与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惯有的选举情况相比，即使是蒂姆研究的那个世界也过于太平。基本上，在蒂姆设定的世界里，政客仍然是按规则竞争的，只不过他们面对的是不了解情况的选民罢了。我再次将自己设想为一个老辣的独裁者，试图在民主制的新形势下保住大权。我面前有哪些选择？尽管承认真相不好受，但我得对自己说实话，我知道人民并不爱戴我。面对我的丰功伟绩，他们不仅不感激涕零，还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在我长年统治之下国家已是一潭死水，而一开始与我国类似的其他国家却蒸蒸日上。甚至有人散布言论蛊惑人心，将国家现状归结为我的过错。我摇摇头，难以相信局势已经走到这一步。我提起金笔，开始罗列我的出路。我决定权衡利弊，有条不紊地斟酌筹谋。
选择一：翻开崭新的一页，做一个好政府
好处：这可能正是大多数人的夙愿。它也将是一个转折，这么一来我会觉得自己更加高尚伟大，甚至可能给我的子孙留下一份值得骄傲的政治遗产。
坏处：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多年历练出来的执政手腕跟这玩意儿大相径庭，说到底就是大力网罗党羽、培植亲信。老天，我可能必须得读一读那些援助国提供的该死的报告。还有，即使我研究出来该改革些什么，现有的行政系统也没有能力去落实。毕竟，这些年来那些才华出众的或者正直的人都被我排斥出政府部门，因为正直的人不好控制。是的，我读希罗多德读得太多。更糟糕的是，改革可能会招来危机。我的朋友们，也就是我身边围着的那群寄生虫一样的马屁精，也许不会容忍我这么做：他们没准一横心就发动宫廷政变推翻我，说不定事成之后还要向外界粉饰成改革呢！不过假设我改革成功，假设我真的推行正确的治国之道，我还能再次当选总统吗？我开始联想所有那些和我会过面的高收入国家的领导人，他们经常唠叨我要改革治国方式。他们后来都怎么样了？他们竞选成功的纪录如何？我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他们大概有45%的当选概率。也就是说，假如改革成功，我参加竞选将有45%的获胜机会。
这样看来，无论外国大使们喋喋不休地跟我作了多少关于治国之道的说教，选择一对我而言没什么吸引力。把我这个国家治理好的难度明显很大，所以相比那些走运的富裕国家的领导人而言，搞竞选吃力不讨好，让人望而却步。你考虑要不要为了众生之不平等而忧虑不安，这种心怀天下的感觉让人欣慰，但是你要为此牺牲纵情享乐的生活。你得最大限度地利用好现有资源。于是你想到，与那些富裕国家的同行相比，你拥有一个潜在的优势，那就是虽然需要通过竞选才能当政，但是你的行为并不受制于有效的监督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办法能让你哪怕继续领导一个糟糕的政府也照样当选连任呢？
选择二：欺骗选民
好处：你掌控着大多数的媒体，所以这事相对好办。另外，你的人民既没有接受过相应的教育，也没有可供参考的对象，无法判断国家的状况到底有多糟糕。所以你可以告诉他们由你当领袖他们是多么幸运。
坏处：多年来你一直是这个口径，如今你说的每句话在人民那里都要大打折扣。
总的来说，虽然愚民策略还是值得一试，你也不能指望靠这个办法赢得选举。
选择三：让少数派来背黑锅
好处：这个办法可行！你可以把一切问题的责任推到国内的少数派头上，或是归咎于外国政府：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就是榜样。仇恨政治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在竞选中运用也非常奏效。最底层10亿人的大部分国家都有不招人待见的少数族裔可供批斗，而且实在不行，你尽管骂美国好了。同时你可以多多地向你的族群承诺好处。
坏处：你最好的一些朋友是少数族裔。事实上，他们多年来一直资助你以求回报。你喜欢少数族裔出身的商人，因为无论他们坐拥多少财富，都不可能在政治上对你构成威胁。你反而不希望出身多数族裔的人在商界坐大。如果你把少数族裔逼得太狠，他们就会撤走献金。
所以，虽然找个替罪羊行得通，但事情做过头就要付出代价。
选择四：贿选
好处：相对于反对党，你搞贿选大有优势，因为你比他们更有钱。
坏处：你相信人们会遵守交易的约定吗？如果你给钱，他们真的会选你？毕竟，总会有些吃里扒外的人。
总而言之，你心里没底。要是有点可靠的研究证据就好了！你上网搜索，无意间发现牛津大学非洲经济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frican Economics at Oxford）的一个叫佩德罗·文森特（Pedro Vicente）的人写的东西。你开始浏览他的文章，可能很快就被吸引住。佩德罗做了一个关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随机对照试验，这个国家就在你国家的海岸对面。
一番枯燥乏味的阅读之后，你发现他的要点在于探讨贿选能否被制止。然而再看下去就找到你正急需的精华内容。在有些地区贿选行为受外部监督所限，而在别的地区就没有监督。在没有监督机制的地区，贿选的候选人能拉到更多的票数。这么说来贿选有用！
事实上，贿选有两种方式：零售和批发。“零售”式的贿选成本高、难度大，但可能仍然值得去做。其优势在于你可以挨个拿下那些对你获胜帮助最大的人。比如肯尼亚总统莫伊，他敏锐地紧盯着那些关键选票，所以尽管只有37%的支持率，他最终也如愿当选。为什么贿选不会引火烧身？如果英国工党给个别投票者送钱换取支持，一旦被揭发，对他们大选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但在很多国家，人民对选举另有看法。因为政客在任上无所作为，于是人们指望在这一段短暂的时间内，当他们行使这点微不足道的权力时，政客们好歹会报以恩惠，而且钞票装进口袋比什么承诺都强。不过，即使政客们可以贿赂选民而不受到抨击，他们用什么来保障这笔交易如愿达成呢？毕竟投票是不记名的。怎么才能防止选民拿自己的钱却又投票给反对党？
在肯尼亚，反对党意识到，如果劝诫人民不要接受政府的贿金，那就输定了。所以他们压根就没有尝试这么做。与此相反，他们提议，人们应该一边收下政府的钱，一边投票给反对党。但是，为什么反对党出了这个主意依然无法有效对抗贿选呢？因为政府在两点上占上风。第一点挺荒谬的，居然是道德：一般说来，拿人钱财却不替人消灾，普通的正派人士会过意不去。反对党的理由是用一个错误去制止另一个错误。虽然这招很聪明，但对人们的良心是一个折磨。第二点是选民们惧怕被查出来：投票的保密程度到底如何？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的手下满大街散布消息，称政府会知道票投给谁。在政治腐败无孔不入的情况下，这种威胁可不能视作儿戏。
再者，并不是一张选票就能决定政府的去留：实际上，它对结果根本就毫无影响。所以，即使为反对党投票被政府查到的可能性很小，也不值得一试。这么做有可能给自己招来麻烦。作为一个本来就贫困潦倒、靠辛劳打拼养家的成年人来说，冒这个险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任凭思绪驰骋这么远，这位总统可能已经开始盘点起自己的财产来。贿赂一个普通的选民需要多少花费？他需要收买多少选票？他买得起多少选票？在某些国家，他大可高枕无忧：贿选成本在他的预算范围内。在另一些国家，他可能得考虑还有没有省钱一点的办法。当然有，那就是“批发”式贿选。
“批发”式贿选不针对选民个体，而是收买一整个群体的选票。集体投票的形式在贫穷的传统农业国很常见：凡事由当地的有头有脸的人说了算，他们的建议很少受到质疑。当计算选票的时候，许多村庄都是100%地投给某一位候选人。所以如果某位大人物能决定一个地区的选票，那么显然收买他的支持比挨个贿赂选民实惠得多。
综上所述，你的结论是贿选策略正合你意。唯一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足够的钱去买到赢为止。这一点促使你继续往下想。
选择五：恐吓
大多数政治家都在努力赢得选民的好感，然而还有一种与之迥异的手段是恐吓选民。
好处：大多数人并不勇敢，在面对打手的暴力威胁时，他们只会退缩屈服，不会挺身反抗。恐吓策略的一大优势在于，虽然你管不住他们选谁，但你能决定让不让他们投票。既然你处于一个以族裔身份划分阵营的政治环境里，你非常清楚地知道哪个族裔会选你的竞选对手。所以你可以警告他们，谁敢投票谁就遭殃。这招奏效吗？肯尼亚总统莫伊曾经逼迫居住在东非大裂谷的大批基库尤人（Kikuyu）搬迁，因为这群人可能会投他对手的票。迁移所到之处都不是他们注册投票的地区，所以莫伊总统不再需要担心。他声称这起导致基库尤人出走的暴力事件只是地方上一桩涉及土地所有权的纠纷罢了，但根据名叫姆旺吉·肯曼依和恩朱古纳·恩东古的两名肯尼亚学者做的一份详细的统计研究表明，总统先生在撒谎。他们的结论是“这起暴力事件的中心理由很可能是为了在大选之前保持该地区的政治经济现状”。[10]的确如此，在事件中那些所谓狂怒失控的部落武士使用的弓箭产自东亚，极有可能是由政府提供的。你也想起穆加贝总统恐吓反对党的支持选民时从不低调遮掩。
坏处：如果在政治上使用暴力，谁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对方也可能以暴力还击。毕竟，他们在人数上占优势：若非如此，你也不用担心选不上。你可不想引发暴力斗争，要是最后失败了，那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总而言之，暴力很可能变成烫手山芋。反对党暴动起来没准比你凶狠得多。不过这也不是放弃的理由：你可能需要以暴力来压制反对党发动的暴力行动，毕竟他们也在打着同样的算盘。但是光凭暴力无法保证你能赢。
选择六：设置资格限制，把最强的对手排挤出局
好处：这个计划特别令人心动，不仅增加你获胜的几率，而且还直接打击到你最痛恨的人：你的政敌们。你不得不找个理由淘汰他们，但这事并不难。你可以指控他们贪污腐败——毕竟这极有可能是事实。这个计划还有一个微妙之处，既然援助国一向督促你要加大反腐力度，那么你这么做他们无话可说。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和南非总统姆贝基（Thabo Mbeki）是你在国际上的榜样，他们的政敌都被起诉了。不可否认，那些人本来就该被法办，但你仍然可以声称你是在效仿这些先例整顿腐败分子。如果腐败的话题太敏感、不可轻易触碰，那么你不妨拿国籍说事。最底层10亿人的大多数国家族裔构成非常多元化，不同族裔的人口迁徙很普遍，只需给某人捏造一条祖上的外来籍贯，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剥夺他的公民身份。你大可以一不做二不休，学习尼日利亚总统阿巴查（Sani Abacha），把所有竞选对手都踢出局。听上去也许不合情理，不过这么做了之后照样可以进行一场有竞争的选举。如果以上方法均不可行，还可以找人刺杀你的对手，例如2007年巴基斯坦大选之前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的遭遇，如果不是被袭击身亡，可能就是她当选了。
坏处：除非你破釜沉舟、把事做绝，否则无论你的对手有多么差劲，人们总有可能把他选上去。老百姓什么蠢事干不出来？你不禁伤感地想起科特迪瓦总统盖伊（Robert Guei），这位总统的故事我们稍后再讲。
所以让重要对手都滚蛋是明智的，但这还不够。你焦虑地思索是否还有别的方法自己还没想到。于是你突然长长地、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选择七：在统计选票时做手脚
好处：你总算想到一条听上去相当可靠的妙计。用这条计策你根本不可能输：执政党1票，在野党1000万票。报道头条这么写：“执政党以一票险胜。”这一招也可以用来巩固其他几个策略。
一旦人民意识到你怎样都能赢，他们投票的真实数额不算数，他们就更没有动机拒绝你的贿金而去支持反对党。你也可以把这条计策作为备用，等你预计自己快要落选的时候拿出来救场。在2007年肯尼亚大选中，当议会选区的结果一个接一个地出炉时，眼看反对党的总统之位已是十拿九稳，然而当选举委员会把这些选区的票数加和统计成全国总票数之后，瞧瞧，在任总统以微弱优势取得胜利。
坏处：如果你动作太大，定会招来国际舆论批评。还是小心为好：肯尼亚大选结果出炉之后，欧盟发现数据前后不一致，颇有微词。有一个选区支持总统的票数很不巧被公布出来，起初是50 145票，这个数字在最终统票的时候却变成75 261。
最后这个方法绝对是最适合你的。只要记住过犹不及，别弄出个得票率99%来，搞得像是苏联的选举结果似的。
我的总统幻想到此结束。让我深感震撼的是，从一个自私的政治领导人的角度来看，相对于好好地管理一个称职的政府这样一个艰巨又不可靠的选择来说，其他的歪门邪道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在一个典型的发达国家的选举中——以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为标准——现任政府有大约45％的几率连任。在最底层10亿人的某个国家的选举里，尽管选民们通常有着更多的对政府不满的理由，但是现任政府获胜的概率更漂亮，高达74%。政治学家们建立一套民主政治的衡量指数，名为Polity IV，最低为-10，代表地狱一般水深火热的恶政，逐渐上升直到+10，代表天堂一般理想完美的善政。以这套标准来衡量，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里有一些国家落在-10到0之间，他们的总统们连任的成绩却是惊人，达到88%。不管是什么原因，在这些国家里，现任总统们真的非常善于赢得选举。
我决定要系统地研究胜选策略。为此我找到佩德罗·文森特，他已经进行过关于两个接近西非海岸的岛屿佛得角（Cape Verde）和圣多美（Sao Tome）的相关研究，在这个领域已有经验。我劝佩德罗说，我们应该瞄准更大的目标：虽然小小岛国提供比较理想的自然试验的例子，但我们应当尝试研究一个重要的新晋民主国家。我们选择2007年刚结束一场大选的尼日利亚。除了尼日利亚作为非洲最大的经济体而举足轻重之外，还因为关于该国已经有人做过一些很棒的小型统计学田野调查。该国素有社会环境艰难险恶的口碑，它的物价也高得惊人。
所有小道消息都说尼日利亚的选举有猫腻。总统奥巴桑乔早就有意修改宪法，以便自己能继续当第三任总统。修宪需要国会通过，而觊觎大位的副总统则奋力阻止奥巴桑乔。经过一场胶着而激烈的国会投票，副总统成功地禁止总统第三任期。修宪失败，这下总统奥巴桑乔连个钦定的接班人都没准备好，因为很明显他怕养虎为患，从来不愿培植任何能接替自己的人。更糟的是，副总统利用他在现任政府中的地位，已然站稳脚跟，成为呼声最高的下任总统人选。如果有一个人让奥巴桑乔不想输给他，那就是这位副总统。所以，在选举前不到12个月的时间内，他必须打一场恶仗，推一个自己人出来和副总统竞争。当大选活动临近，他告诉他的党派，“要么干一场，要么就等死”。每个人都明白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不择手段。也就是说，这意味着“参考上文中列出的选择”。
有一次，在尼日利亚实地考察期间，我认识一个叫奥蒂福·伊格布泽 （Otive Igbuzor）的政治活动人士，他发表见解直言不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我不赞同他对经济的一些看法，但是当他谈到国内政治问责（political accountability）缺位的问题时，讲得既逻辑缜密又富有激情。他也非常乐于倾听他人的意见，即使面对我这个老外也不嫌弃，愿意和我探讨。于是我们决定合作。我带着一个研究团队做科学的田野试验，他负责一个活跃的非政府组织“行动援助”（Action Aid）在当地的分支机构，他的团队由一群富有使命感的当地人组成。我们共同设计一个田野试验，旨在研究三种非法策略：贿选、恐吓和计票舞弊。此外，密歇根州立大学有一个团队在为泛非研究机构“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做政治倾向调查，他们也是我们的合作方。我们试验的核心是看能否设法制约针对选民的恐吓行动。
在尼日利亚某一次选举期间，我们开展了一项研究，尝试减少政治暴力。因为当时预测那次选举的问题特别多，所以我们真是在挑战极限。全体参与人员都面临着一定的人身危险。除此之外，佩德罗还停下手头本可以完成并发表的论文，来加入这个高风险的项目。这项研究要持续好几个月，并且很可能什么成果也拿不出来，而佩德罗当时的经费要到期了，他要靠发表论文才能获得下一个研究职位。我本人也需要鼓起那么一点勇气，好去安抚那些资助我们的研究基金会，向他们保证我们不是在往水里大把扔钱。那次选举的确出了很多乌七八糟的事情。欧盟派遣的监督员说该选举“不可信”，而人权观察将其形容为“一场闹剧”。在本书成稿之时，已经有5名当年入选的州长被尼日利亚法院起诉免去公职。在广大尼日利亚人看来那次选举明摆着漏洞百出，而这些漏洞正好是我们的研究所需要的。
对于三种非法策略我们都发现明确的统计证据。“行动援助”发起的反恐吓行动大有成效。他们随机挑选开展行动的地区，事后发现在这些地区的选民更有勇气投票。我们在选举前后均做了采访，和其他地区相比，那些开展行动的地区有着更多的最初放弃投票的民众后来又改变主意。另外，除了投票率整体上升之外，那些公认的纵容暴力的政客的票数下降了，因为最初准备为这些候选人投票的人反悔了，最终待在家里哪也没去。
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单凭一个非政府组织发动一场行动就有如此显著的效果，实在是难能可贵。然而惊喜还不止这一点。我们还发现贿选和计票舞弊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的衡量方式是调查在民众心目中，该选区的贿选和计票舞弊行为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发现，选票操纵的结果有利于当地的执政党。诚然，只有执政党才有能力操控计票。但令人惊讶的是，当贿选和计票舞弊的情况较少时，对选民的恐吓就会相对比较严重。由此证明，至少在尼日利亚的选举中，暴力恐吓是政治上弱势的候选人普遍采取的竞选策略，这也许有一点类似于恐怖主义。
由此看来，尼日利亚的政客们显然采取的是扰乱社会秩序的竞选策略。想一想这么做的后果吧，在前文分析过的几种选择都可行的情况下，选举竞争再不可能有什么政治问责可言。如果政客通过这些无耻手段赢得乌纱帽，这样的民主制也无法赋予他们执政合法性。落选的一方不会说“很好，现在由你来领导”，而会说“你是靠舞弊上位的”，然后发动骚乱。换句话说，民主选举本身无法解决暴力问题，也无法解决改善政府功能这个更大的问题。这种民主选举只会把政府领导班子拉进臭水沟。这简直是一定的。一旦胜出，赢家便从此掌握最便捷高效的吸引选票的手段。因此为了在政界生存，选举竞争变成一场达尔文式的弱肉强食的斗争。在制衡机制缺位的情况下，最便捷高效的手段压根不会是尽职管理国家——这个选择恐怕要排到最后。
尼日利亚地方选举中有一件事吸引我的注意。那是联邦首都阿布贾现任市长Nasir el-Rufai争取连任的竞选活动。与大多数同僚不同的是，他主政期间颇有作为。他的能力得到广大的尼日利亚人的认可——2006年他被授予“银鸟”年度人物奖。的确，以各种标准来衡量他都是个能人。作为一个尼日利亚年轻人，其教育背景很了不起——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成绩名列前茅。而且他作为现任市长，非常难得地没有利用权力来进行运作，相反，他诚实守法地参加竞选。结果他输了，事实上他甚至没能在初选中获得党内提名。舞弊手段的力量如此强大，正直的候选人难以与之相争，往往都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我们从选举如何博弈的问题开始探讨到这里。我研究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在最底层10亿人所处的一个典型的国家里，选举竞争非但不能督促政府实施利国利民的政策，反而会让政府更腐化堕落。不过，现任官员即使要在选举中做手脚，他们同时也可能全力以赴做好本职工作。换言之，做一个好政府和采取其他不合法的手腕并不相互排斥，相反它们可以互补：一个怕输的政客可能会把所有正当的和邪门的方法都试上一试。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需要考察的不是政客在竞选中使用的策略，而是当选后推行的政策。
毫无疑问，自90年代初开始有了选举竞争以来，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经济政策趋于好转。那么是否真实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民主体制促使政府推行更好的经济政策，尽管当初在大选中他们赢得并不干净。这个假设似乎颇有道理。我曾与年轻的法国经济学家丽莎·肖维（Lisa Chauvet）合作研究过政策和政府管理改革的先决条件。民主和选举对改革的可能性有什么影响，这个课题算是在我俩先前合作的基础上一个自然的拓展，因此她也加入进来。唯一的问题是她当时怀有身孕。我们争分夺秒地工作，赶在小迪亚哥出生之前完成课题，拿到我现在向你展示的成果。
我们的研究囊括所有在某一时期曾经民生凋敝并且政策和政府管理都有重大缺陷的国家。我们的目标是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在某个特定的时候得以走出困境、改革成功，以及研究民主制——特别是选举——对这个进程所起的作用是推动还是阻碍。“政策和政府管理”这个词组写出来容易，人们也能在合理范围内就其指代意义达成共识。但是在研究工作中，这是一个很难精确考量的概念，更难的是，我们需要一个衡量政策和政府管理的指标，要求对于尽可能多的国家、在尽量长的时期内都可以找到，并且其量化方式都一致。符合条件的指标只有两个，第一个是世界银行整理的“国家政策与体制评估”（Country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Assessment），另一个是一家公司统计的“国际国家风险指数”（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两个指标都建立在专业人士的评估基础上，其量化过程有点类似标准普尔主权信用评级。我们选用世行的评级，主要是因为世行的数据比另一家评级公司的要早开始7年，时间跨度更长一些。
我们之前已发现有一些先决条件明显有利于改革的推进。比如国家人口越多，改革起来就越快。我想这是众多人口为讨论经济政策的专业刊物发行提供了市场的缘故。印度有一家报纸叫《经济日报》，发行量120万份，实力雄厚，记者遍布全世界。假如津巴布韦也有那么一家专业的经济类报纸，发行密度也和印度的《经济日报》相同，那么以津巴布韦的人口，这家报纸的发行总量也不过1万份，因此津巴布韦出不了《经济日报》。另外，援助国提供的技术支持对经济改革也有好处，不过当地政府往往不重视这种外国专家来指导改革的援助方式。然而与以往的课题不同，我们在这次研究中看的是选举和民主体制对经济改革的作用。
研究选举有一个问题，就是选举往往没有一套既定的时间表，而是顺应时势的产物，而催生选举的时局本身也有可能推动改革。如果研究者不懂得思辨就麻烦了。我举个例子，假设实际情况是人民要求社会变革，他们时不时地能争取一点政治上的突破。假设他们在渴求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呼吁实行民主制度，结果他们既进行选举也推动经济改革。如果研究者不仔细，这件事情看起来就像是选举导致改革。那么他需要怎样做才能避免错误呢？答案是得找到一个东西，它既能合理预测下一次选举时间，又不影响当下发生改革的概率。我们能想到的最好的主意，是根据前两次选举之间的时间间隔来预测下一次选举的时间，理由是在许多国家选举都有比较固定的频率。的确，在部分国家选举的时间表是具体而确定的，比如美国。在这些国家，政府无法左右大选的举行时间。因此只用这类国家的数据来进行重复分析，是检验结果可靠性的一个简单方法。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研究两次选举的时间间隔如何影响政策和政府管理——是进步还是倒退？我们发现了一条清晰而明确的关系。紧接着一次选举之后的数年内，政策改善的概率逐年提高。再往后，快到下一次选举时，改革的概率却转而逐年下降。选举之前两年的时候改革几率急转直下，而选举前一年几乎不可能有任何政策和治理的改善。这些结果告诉我们，距离选举的时间最长的时候——不管是上一次还是下一次选举——改革的可能性最大。为什么会这样？也许在选举结束之后的一两年内，政府刚上台，落实改革的能力不足；而下一次选举即将到来的时候，政府又忙于准备争取连任，没精力搞改革。毕竟，大多数改革要等好几年才能见效，而任何在下一次选举之前看不到的成效在政治上都没有好处。
这个结果让人高兴不起来：它意味着选举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改革的实施不但没有起到激励的作用，反而成为干扰因素，让政府无法集中精力做事。我想起我的朋友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就任尼日利亚的财政部部长时曾对我说，虽然政府为期4年的任期才刚开始，给她推行改革的时间却只有3年。“最后一年全用来搞政治。”总统这么跟她解释。后来正如我上文所述，改革果然在下一次大选之前无疾而终。不过也可以这么理解，所有表现出来的选举效应实际上是政治性经济周期（political business cycle）的一种变体。所谓政治性经济周期，原本是富国的政客们和选民玩的把戏，临近选举就实施刺激经济的政策，往市场里注入大量货币；而无论谁上台都得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收拾前一任留下的烂摊子。不过，就算有政治性经济周期这种弊病，也不意味着民主不如独裁。这个事实仅仅表明民主体制并不完美。所以，我们发现的选举效应本身并不能说明，对于一个亟须经济改革的国家而言，民主和独裁两种体制孰优孰劣。
为了回答这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丽莎和我使用政治体制（polity）衡量指标。国家体制到底有多民主？政府的权力是否受到约束？特别是候选人是否遵守规则、诚实竞选？幸运的是，政治学家们早已发明出一套标准来分类量化所有这些方面的情况。例如，我在前面提到过，我们使用的标准衡量指数叫做Polity IV，它按由低到高的顺序，用0到10的数字为民主制度赋值；同理，-10到0则标志着独裁体制由强到弱的程度。按照这套标准，“人间天堂”朝鲜为-10，挪威、瑞士这种完善纯粹的民主国家为+10。最底层10亿人所在的国家选举竞争乱象丛生，最高排到+2或+3，而它们在民主化浪潮到来之前平均处于-6的位置，也就是说它们曾经大多数是独裁国家，目前这些国家平均在0左右。当我们把政治体制指标加入考量时，发现它们具有更深一层的效应，只是之前被选举导致的周期性现象掩盖和混淆。选举有可能促使政府进行改革，但也可能适得其反，诱使其在恶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么在一个国家搞选举，到底会造成哪一种效果呢？这个问题部分取决于该国社会结构的状况，部分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构建。国家人口越多、族群对立现象越少，选举制度就越能取得好的效果。同样，在政府权力受到制衡的政体，尤其是选举过程合法有序的国家，选举制度对国家就越有利。 有证据表明，在族群对立的小国，如果没有规范选举行为和操作程序，那么选举制度往往会成为经济改革的障碍，而不是催化剂。
这个结论意味着，到目前为止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民主化进程仍然在“越民主越糟糕”的困境里徘徊——愈发普及的民主制度很可能事与愿违地阻碍应有的经济政策和政府治理的改革。这些国家自民主转型至今，已经失去了专制集权曾经有过的那么点便利，但又尚未发挥出民主的优势。通过民主转型走向民富国强，对于典型的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来说依然任重道远。事实表明，举行选举容易，而权力制衡难。总统们欣然笑纳选举制，因为赢得大选就像受封加冕一样荣耀，他们真正担忧的是自己的权力可能被分散牵制。但是最重要的事实是，他们都意识到只要权力不受制约，自己就有把握竞选成功。
总的来说，关于选举和民主化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如果说民主比选举的影响要多一点的话，那就是它还会破坏改革进程。我不喜欢这些结论。如果在走向成熟的民主制度的道路上每一个阶段都能看到一点改善，那还能让人欣慰一点。但遗憾的是，实际情况看上去并非如此。
不健全的民主制对改革造成的损害，与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里的选举乱象也是吻合的。我们前文列举的6种龌龊的非法竞选策略不仅占上风，而且这些烂招并用，竟还构成另一种路线，取代尽职治国的正道。那么，为什么没有几家政府是既在选举里做手脚，同时又做好政府工作以争取更大的赢面呢？双管齐下岂不更好？我想这是因为那些非法的手段需要建立在恶政的基础之上，与善政相悖。即使你明白把国家治理好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你选择暗箱操作，就无法再走正道。
这个冲突的原因之一是钱的问题。当奥巴桑乔先生得知他不可能再担任第三届总统之时，他很清楚自己面临着一场艰难的竞争：把一个无名小卒推出来参选，如何才能在寥寥数月之内与地位稳固、实力雄厚的政敌较量，最终赢得尼日利亚大选呢？答案是需要巨额经费。然而在3年之前奥巴桑乔总统就初步推行可问责的公共财政政策。他任命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为财政部长，O. 埃泽奎西利为公共采购局局长。这两位坚韧能干、笃信基督的女士已经切断可能用于政治上收买人心的资金来源。为此，在国会作出拒绝他连任第三届的决定后仅一个月之内，总统先生就迅速地把这两位官员换掉，使得她们无法再管控政府资金。经济和金融犯罪委员会主席努胡·瑞巴杜是唯一没有被撤换的备受瞩目的反腐败人士。2007年，他勇敢地起诉詹姆斯·艾博瑞（James Ibori）——他可是总统奥巴桑乔选出的继承人的重要金主。结果，瑞巴杜先生在短短3个月后就丢了职务。
另外，那些有效的手段于法不容。总统穆加贝为了取消总统任期限制而发动公投，他失败了，也意识到自己下一次大选凶多吉少。于是他开始一系列破坏法治的动作，第一步就是迫使首席法官提前退休，并任命自己的心腹官吏。随着法治逐渐被瓦解，以扰乱经济为代价聚敛财富的机会来了，而总统穆加贝如愿以偿地逐一笑纳——公民财产权受到侵犯，最终总统把国家引向恶性通货膨胀。换言之，政府为了实施非法的竞选策略，必须摆脱权力制衡制度；而如果制衡机制失效，其余的政策就很可能毁于一旦。
很遗憾，这些令人不悦的结论和日籍学者下松真之（Masayuki Kudamatsu）教授的最新研究不谋而合。他探讨的是非洲国家选举制度的兴起是否使得婴儿死亡率有所降低。毫无疑问，降低婴儿死亡率是普通百姓最关心的问题，而在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状况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选举应当赋予公民权利，以督促政府采取措施，避免幼儿夭折。他的研究表明，只有在屈指可数的几次现任政府落选的案例中，婴儿死亡率在新一届政府执政期间有所下降。而在普遍的以现任总统连任告终的选举之后，婴儿死亡率并无显著降低。
由此可见，无论是实际采用的竞选策略的证据，还是民主政府的施政业绩，在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都殊途同归地指向这样一条结论：在这些地区的特殊情况之下，选举竞争未能产生可问责的政府。我一开始讲过，随着选举竞争的推广，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国家管理有了长足进步。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不是选举，那究竟是什么促成这些进步呢？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比较简单，也可能更符合实情——是因为这些国家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从错误中学习是一种艰难的历练，然而最底层10亿人所在的所有国家都走过来了。高收入国家显然也经历过这个过程：上个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不会再演，因为高收入国家的选民们再不可能容忍这样的状况，而且政府也已有应对经验。非洲很可能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除了津巴布韦之外，其他非洲国家的通胀率都远远低于历史水平。无论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选民们对政府是否有影响力，精英阶层可能都已经认识到这一事实，即通胀和其他糟糕的经济政策都是不明智、不划算的。
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援助国的贷款条件对政府施加约束，迫使其推行改革。我并非完全不相信这种解释，但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是很难摸清的。在某种程度上，援助国贷款条件也许确实能强行推动改革。但如果要找统计证据的话，我们看到的是援助条件非但没有加速改革，反而还成为障碍。政府不乐意被迫去做自己不情愿的事情。为了避免此类状况，他们有的是对策，而援助国在监督这些政府履行协议的方面又笨得惊人。所以我个人的判断是，援助国的附加条件并非经济政策进步的原因。如果是我，我宁可花钱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我意识到，如果这种对选举竞争的批判是正确的，那么它的影响极大。旨在帮助落后国家发展进步的整套现代方法都是建立在民主选举能救国的假设之上。即使在最不利的条件下，选举制度也受到热烈的追捧。实际情况似乎证明这套救国妙方行之有效。比如阿富汗，作为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仅仅数月之内就能实行选举。又如伊拉克，这个饱受暴力蹂躏的国家，竟然也能组织选举，投票率还相当高。再看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摆脱比利时残酷的殖民掠夺，又陷入总统蒙博托祸国殃民的独裁统治，紧接着是尸横遍野的内战，在经历重重困厄苦难之后，居然也能政治改革，搞差额选举。在我看来，我们是被苏联政府对任何形式的差额选举的恐惧误导了，以为只要能举行差额选举，就赢得了关键的胜利。实际上要在选举里做文章并不难，只有那些实在过分敏感多疑的独裁统治者才不敢搞选举。
为什么即使在最不利的条件下也很容易推行选举呢？自然是因为政党和选民都有强烈的参与动机。对于政党来说，选举是通向执政权力的阶梯。对于执政党来说，赢得大选既能巩固权力，又能让援助国承认其执政合法性，赌一把何乐而不为？对于在野党来说，至少有一线机会可以争取。而当执政党动员起他们的支持群体时，就算在野党没有胜算，也得积极应对，争取自己的支持力量，否则就等于把支持者拱手让与执政党。而选民们为什么要费心去投票呢？经济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迷惑不解，却忽略明摆着的事实。我们过分执着于这样一个观点，即人们是理性的，他们一定是受自身的物质利益驱使而作出某种行为。因此，我们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所谓“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t）的限制——或者更通俗地说，就是考虑“这对我有什么好处”。牛津大学一位年轻的北爱尔兰经济学家科林·詹宁斯（Colin Jennings）却帮助我从更现实的角度思考问题。因为受到家乡北爱尔兰的情况的启发，他强调人们通过投票来表达自己的身份，从而获得一种成就感。用投票表明身份认同，就好像球迷戴上自己钟爱的球队的围巾一样开心惬意。所以在以族群身份划分政治阵营的国家，选民投票率很可能特别高。荒谬的是，政治越是与政策好坏即“工具主义”投票理论的关注对象无关，人们越有动机投票。或许美国人民的投票行为是服从“工具主义”理论的。的确，这也有助于解释美国的投票率为什么不高。但是在最底层10亿人所在的族群对立的国家里，人们投票很可能主要是为了表明身份、划分阵营。
现在该总结我们这一章讲过的内容，虽然这些内容一点也不讨喜。民主制度，至少就其至今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里普遍实施的形式来说，似乎并不利于这些国家的和平稳定。相反，它可能导致更加频繁的政治暴力。与此或许相关的另一个事实是，民主制度在这些国家并没有产生对选民负责的、合法的政府。
在位的政治家们赢得大选所倚赖的那些手段，必须以乱政为前提。这一点是受有关民主制度阻碍改革的证据支持的。
在推广选举制的过程中，富有的自由派民主国家犯了基本的错误。我们想让最底层10亿人所在的国家变得和我们一样，却忘记了自己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并非一蹴而就，从专制时代一步跨入自由的民主制度，又怎能罔顾现实，期待这些国家能够跨越历史上数个阶段的历程，一步到位完成过渡呢？
也许，我们鼓励这些国家搞民主选举，结果却弄得他们上不沾天、下不着地——既丢掉专制政体高效果断的执行力，又没有学到真正的民主国家的政府责任。稍后我会论证事情也没有看上去那么绝望，但目前还得继续展示这些令人不悦的东西。你将看到，这个问题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最后，我以时任美国驻肯尼亚大使的迈克尔·兰恩伯格（Michael Ranneberger）的一句话来结束本章。兰恩伯格在肯尼亚大选揭晓之后，先是遗憾地评论“今天对于肯尼亚来说是一个可悲的日子”，紧接着又犀利地指出“我目前最担忧的是暴力问题，实话说，暴力冲突将会在部落之间产生”[11]。
注释：
[1]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旧称。——译注。
[2]MPLA，全称“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译注。
[3]UNITA，全称“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译注。
[4]卡特在1980年大选时，争取连任却败给里根。——译注。
[5]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25），伟大的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史学名著《历史》。——译注。
[6]佩里安德（前665—前585），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科林斯的第二任僭主，古希腊七贤之一。——译注。
[7]科林斯，古希腊城邦。——译注。
[8]米利都，古希腊城邦。——译注。
[9]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经济学领域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译注。
[10]Mwangi Kimenyi and Njuguna Ndung’u, “Sporadic Ethnic Violence: Why Has Kenya Not Experienced a Full-Blown Civil War?” in Understanding Civil War （Volume 1: Africa）, ed. Paul Collier and Nicolas Sambina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5） .
[11]“肯尼亚大选中部落之间矛盾爆发”，《纽约时报》，2007年12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