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迟早要发生，只是究竟什么时候发生谁也无法预料。
今天的这篇课文，马光昨晚还认真备了课。其实这多少还算得上他喜欢的一篇文章。他习惯于把课文默读一遍，再闭上眼构思一下明天该怎么开讲。怎么让学生的注意力很快集中起来。有时候，闭上眼睛，眼前的一切反而更清晰。为了便于学生接受，他尽量让枯燥的课文结构变得生动形象。比如在黑板上画一棵树，说哪是枝哪是干。或者画一只什么动物，哪是脑袋哪是四肢，有脑袋没四肢怎么样，有四肢没脑袋又怎么样，它们是如何紧密相连又缺一不可。这样，学生便一下子理解了。马光尽量在按部就班的授课程式中加入一些灵活的东西和自己的理解。语文是活的，可教科书总要给它死的答案。
但到了教室，他一翻开课本，看到上面的许多篇目还是自己读书时就有的，不禁忽然烦躁起来。他想起几次在办公室跟同事谈到这个问题时，他们那怪怪的目光和神情。他说，只要这些文章还在上面，那我们这个社会就不会有进步。连鲁迅都希望自己的文章速朽。语文本来是要教给学生爱美和创造美的能力的，可学生只听到了枯燥的说教和呵斥。难怪许多学生怕写作文，一上语文课就昏昏欲睡，其实别说学生，就是自己，也对那些程式化的东西早已讨厌了，一篇课文，先解决生字难词，再到段落大意，最后归纳中心思想。有时候，他讲上一句，学生们便已经集体说出了下一句。很多同事在类似的情境中摇头晃脑，十分陶醉，以为获得了某种教学互动的成功，而马光只感到恐惧和耻辱。他觉得自己完全成了讲台上的道具，一个被看不见的手拎着的玩偶。
这篇课文他讲得有气无力。自己都觉得枯燥乏味，声音便越来越小，既疲乏又空虚。好像讲台是一个绞刑架，他站在那里，面对着黑压压的看客，只等着绞绳来把他凌迟。然而荒诞的是，这绳子又是从他自己嘴里吐出来的。他究竟在扮演着什么角色呢？他到底是谁，又到底不是谁？他机械而麻木地讲着，讲着，讲到最后的环节，忽然被什么刺痛了，想来个恶作剧。
他忽然抿紧了嘴巴。
下面眼巴巴地望着他。他忽然觉得，他们不仅愚昧，而且可怜。他自己也一样。不管什么时候，教室里总散发着一股灰尘和汗垢混合在一块蒸发出来的怪味。有一段时间他还感到亲切，他想自己以前大概也是这样。但这时，他忽然不可遏止地反感起来。他沉下脸，严肃地打量着他们。他想，他这是在干什么？他们已经翻开了笔记本，拿起了钢笔或圆珠笔，只等他往黑板上抄中心思想了。一切都在教学参考书上，他只要往黑板上抄就行了。记得刚开始教书时，他也像许多同事一样，把教学参考书（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参考而是规定死了的答案）当作某种神秘的法宝。有的同事为了增加它的神秘性，还用牛皮纸把它包起来。讲到关键时候把它打开，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学生知道要抄要记了。学生喜欢把标准答案很快告诉他们的老师，不然他们就像眼睛近视了看不清黑板一样着急。如果有两个答案，他们会显得很不适应，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才会让他们死心塌地，有安全感。
老师，快点抄吧，你要是不抄，念一遍也行。下面开始嚷了。有的老师为了防止学生走神，会故意把要抄的东西在讲课的过程中草蛇灰线地透露出来。课讲完了，有的学生还一脸期待，等着老师往黑板上抄东西，但老师得意地说，要抄的东西刚才都已经讲了，不信，你们去问问××和××。不用说，那是两个很细心的用功的学生，他们自然早已领会了老师的意图，注意力高度集中，老师讲课的每一个重音都引起了他们的警惕。这时，他们便骄傲地扬了扬笔记本，作为认真听讲的成果。有人说，一个学生的成绩好不好，只要看看他的笔记本就知道了（其实不光是学生，开教师大会时，也总有几个人坐在前排认真地做笔记）。其他学生恍然大悟，央求老师再念一遍，或者把那两个同学的笔记本抢去抄。
但马光并没有念的意思。下课铃响了，他收起课本离开了教室。他感觉身后一片错愕和茫然。
下一节还是他的课。连堂总是让他喉咙肿痛。响铃后好一会儿他才进教室，他猜想里面已经闹翻了天。出乎意料的是，一片安静。学生们仍那么眼巴巴地望着他，仿佛他们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正在等待或侥幸逃过应得的惩罚。看到这情景，马光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不就是一破中心思想吗，难道比你们爹妈还重要？犯得着这样如丧考妣吗？他把教本往讲台上一扔，说，这节课我们上新课，下面，请大家翻到××页。
真的，他已经不用翻书也知道要讲的课文在哪一页了。
下面谁也没动。
按道理，有一片簌簌翻书的声音。
有个学生说，老师，上一篇课文还没讲完。
立时有一片附和声：是啊，还没讲完。
马光有些冷冷地说，已经讲完了。
他不管他们是不是翻开了书，开始讲新的课文。
然而新课文又怎么样呢，他不过是从一个格子里，逃到另一个格子里。从一片荒漠，逃到另一片荒漠。依然是那些规定好了的东西。这就像他曾经做过的一个梦：从一个会场溜了出去，自以为可以自由了，一抬头，却发现进入了另一个会场，这里把守更为严密，决无再逃出去的可能。或者只会越逃陷入越深。他的反抗不禁显得可笑起来。于是他抿紧嘴巴，什么也不说。
似乎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颓然说道，大家自习吧。
学生都很听话。其实他很希望他们嚷嚷起来，大声质问他为什么不上课，或者干脆拒绝在教室里坐着，大摇大摆走出去。那样，说不定他还舒服很多。可他们一副胆战心惊，总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的样子，让他难以忍受。就是平时爱调皮捣蛋的学生，这时也难得地斯文起来。其实他挺喜欢叛逆性强的学生，觉得社会进步的希望应该寄托在他们身上。他甚至在课堂上宣布过他的观点。不是么，若是没有一个人对现实不满，那么这个世界永远不会进步。这时他注意到，有个他挺有好感的调皮学生，正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他有些好奇，走了过去。那学生见他过来，忙下意识地用手遮住笔记本。那腼腆的样子，特别像一个三好学生。许多学生都在写着。即使没写，也拿笔在纸上装模作样画着。有什么可写的，他很想朝他们吼道。可不正是他让他们自习的么？问题是，他并没有给他们布置什么作业，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写得那么起劲。
这节课，就这么稀里糊涂过去了。下课铃响了，他收拾教本离开。他夹着书，上了趟厕所。那里总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味道。他习惯于撒尿时望着天花板。如果旁边站着人，他便有心理障碍，希望对方早点完事。他佩服那些急匆匆闯进来掏出东西就响起来的家伙。从厕所回宿舍要穿过整个操场，到了冬天，便逆风而行。刚走到宿舍楼门口，就见班里的学习委员拿着一沓纸片在风里跑来，其中的一张扑腾着差点脱手飞走，学习委员几乎用了全力才把它制服，气喘吁吁的，像完成一件光荣任务似的把那沓纸片交到他手里，说，老师，大家都交了。
马光有些诧异，不知道学生交来的是什么东西，背过身打开来看，见每一张纸片上写的都是那篇课文的中心思想。统一的格式，统一的思想。
他把它们扔进了走廊里的垃圾桶。
第二天，他走进教室，看到的依然是那种惶然而期待的目光。他们像跑步时丢了什么贵重东西，一边跑一边频频回头张望。
终于有学生憋不住了。是一个学习非常认真的女生。若是马光在上面读，让学生在下面记，她一定会问：老师，这句话后面是逗号还是句号？她作业本上没有一个错别字，万一不小心写错了，她一定会把整张纸撕下来。因此她的作业本是全班学生里最薄的。也没有一个字敢跑到格子外面来。它们都安静听话地待在格子里。这时她却忽然举起了手。
她说，老师，上一篇课文的中心思想你还没告诉我们。
是啊！是啊！她的话得到了爆发性的支持。马光心想，所谓众怒，大概就是这样。
他停顿了一下，说，那篇课文没有中心思想。
她说，怎么会没有呢，老师，你以前不是讲过，每一篇课文都有一个明确的中心思想吗？
他说，对不起，我要纠正一下，那不是我的想法。他拿起讲台上的教学参考书，说，不是我，是它这么说的。
他猜想有几个学生会笑起来。但是没有。他们都很严肃。一时间他倒有些难为情了，仿佛自己很浅薄。
那女生说，老师，这有什么区别吗？在我们看来，老师就是教学参考书，教学参考书就是老师。
马光说，不，老师是老师，参考书是参考书。老师不是参考书的奴隶。甚至，你也只能代表你自己，并不能代表其他许多人。
那女生说，我是这一组的组长，至少，我可以代表我们这一组，所以，要请老师把参考书上的内容都告诉我们，不然，我们心里没底。老师你看，你上课讲的所有内容，我这个笔记本上都有，就差这篇课文的中心思想。
其他几个组也呼应起来。
教室里就像农民种庄稼，把学生分成了几墒，一墒就是一组。
马光知道这个女生，别看平时不爱说话，但有一股韧劲，认死的理，九头牛也拉不回。尤其在她认为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当她自以为真理在握的时候，是天不怕地不怕、一点也不含糊的。有一次生物老师在黑板上写错了一个字，她站起来毫不客气地指了出来，让生物老师体验了一下血液循环忽然加快。
马光说，那篇课文的中心思想，昨天你们每个人都已经归纳了，这就行了。
那女生说，可你还没有把标准答案告诉我们，我们要统一的中心思想。
马光说，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有时候不一定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那女生说，没有标准答案，要是考试时碰上这道题，怎么办呢？
马光说，万一要考，你们就把昨天自己写的答上去吧。你们别再管什么标准答案。你们若是不习惯，那就试试，看天会不会塌下来。
教室里一片哗然。成绩差的学生，似乎有点幸灾乐祸。成绩好的，则红着脸，显得很激动和着急，有一种被冷落和抛弃了的表情。
从此，他说到做到，不再按教学参考书上那样给学生“提供”各类所谓的标准答案。班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惶恐不安，上课时，他们的身体像漂浮的木块怎么也落不到实处。马光想，这不是坏事，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会习惯的，习惯语文没有标准答案和语文没有了标准答案的生活。
这一天，又是马光的课。他进了教室，才见几个成绩较好学习也比较认真的学生拿着笔记本之类从隔壁教室里跑出来。刚开始他没在意，但接连几次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他有些奇怪，问你们在隔壁班里干什么，他们不答，他拿过一个学生的笔记本翻开来一看，惊讶地发现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他新讲的课文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不用说，都是从隔壁班里抄来的。
他让他们进了教室，回到讲台，叹了口气说，人最可贵的，是怀疑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不喜欢对教科书全盘接受的学生。如果每个人都这样，那人类社会根本不会进步。曾经有一个同学问我，为什么他语文永远也考不到满分，我跟他说，为什么要考满分？不考满分才是对的，如果你考到了满分，那你就完了。
马光痛快淋漓地说了好一会儿。认真的学生皱着眉头，不怎么认真的倒是眉开眼笑。这也没什么不对。难道老师要看学生的脸色不成？不过事实还真是这样，很多同事对自己班里成绩好的学生都巴结着当作掌上明珠，甚至讲课的快慢也要看他们的脸色。同年级有一个成绩拔尖的学生因为不喜欢现任数学老师，要换班，班主任为了留住他，竟然去找校领导，把该数学老师调到低年级去了。但马光倒更喜欢哪怕成绩差一些但有叛逆精神的学生。那些成绩好也过于听话的学生就像一部陈旧腐朽的现实主义小说一样让他失望和窒息。
不知不觉一节课过去，马光从未觉得这样快。他不许他们再到隔壁班里去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他说，你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看看效果怎么样。
但马光太乐观了。两天后，班主任樊育群到他房间里来坐。正是吃午饭的时候，樊老师还端着个碗，一边吃饭，一边扯了几件县教育界最近发生的事，比如一个子弟学校的老师被校外的人打了，一个乡下中学的女生揣着全班男生的照片跳水自杀。后来他忽然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叹了口气，说，马老师，我们这个班学生的情况你也知道，有好几个是教职工子女，还有几个是机关干部家的孩子，大家都盯着，我们肩头的担子很重。你是正儿八经的师专中文系毕业生，还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水平不用说。但作为老师，要尽量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才是，别说参考书，就是课外的东西，也要多多提供给他们。我知道，你其实还是挺重视学生的课外知识，只是有两个方面，我们当老师的还是要注意，一是课外知识不能跟教科书相违背，二是课外知识跟教科书的主次顺序不能颠倒，更不能该讲的不讲，不该讲的乱讲，这样会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对不对？时间长了，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樊老师平时对马光都是直呼其名，现在叫他马老师，显得庄重而陌生。还有，他把学校安排马光教这个不公开的重点班说成是他的功劳了。这也是樊老师的一贯做法，就好像他经常在其他地方顺手牵羊地占点小便宜一样。对此，马光也无意纠正，但不用说，的确有学生向樊老师反映过中心思想的事情了。也许，教务处和校长都知道了。这肯定是那几个学习格外认真的学生干的。他们自以为成绩好，便比别人优越，像猫头鹰似的，既监视着同学，也监视着老师。老师稍微不如他们的意，他们就会到班主任那里去告状。说实话，他在读书的时候，就讨厌这样的同学。他们说的和做的总不是一回事。更好笑的是，如果同学遇上了难题向他们请教，他们总是故意装作不知道。他们把所有人都当成了竞争对手。读书时跟他玩得好的，不是那些刻苦认真的，而是几个有些自由散漫的同学。他们经常一起逃学，一起搞恶作剧，有着说不出的快乐，就是被老师抓住了，也有敢作敢当的勇气。
马光说，如果学生真的觉得我应该把参考书上的那些东西都告诉他们，那好，我保证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们。
说完，他不再说话。樊老师又坐了一会儿，似乎想搜索新的话题。他原来是一所乡下中学的副教导主任，热烈追求过校长的女儿，一个刚毕业的师范生，没成功，便发愤图强，调进了县城。
依然没找到新的话题，樊老师才起身告辞，并把桌上那本《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顺手拿走了。
马光知道，樊育群根本不会看，但他总是故意拿走他正在看的书，就像没收学生们的课外书一样。
再次站在讲台上望着下面那些向日葵一样仰着的脸孔，他想，怎么就没人逃学呢？哪怕是一个也好啊。
可他们坐得整整齐齐，一眼不眨地望着黑板。若是他不小心把某个词重复了一遍，他们就会赶快记下来，以为是什么文眼。除了笔尖的沙沙声，一切都是沉闷死气的。可惜书店里没有参考书卖（仿佛那也是什么特供或保密品），不然他要让他们每人去买一本，这样，参考书也就没什么神秘可言了。就好像开会，明明参加会议的人都识字，可主席台上的人还是要把已经发到大家手里的材料一字不漏地念上一遍。
后来他想出了一个对付的办法，每当要抄那些他不愿抄的东西的时候，便说，参考书上是这么写的。或者，干脆叫一些字比较好的学生轮流到黑板前来代抄（他们竟以此为荣，还在暗中较劲）。马光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表达他的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