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条约》成后，通商章程尚未议定，据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中之上谕，中称咸龄与马礼逊酌定善后章程八款于英船上，内有英商犯法归英自理。朱批且曰：“通商以后，华民归中国管束，英商归英自理。华民有罪逃至英馆者，英夷不准庇匿，英商有罪逃入内地者，中国即行交还。”章程原文则未之见，耆英奏称前与璞鼎查面议，所有税饷一切事宜，俟十一月内到粤妥议。考其原因，则通商输税例案，均在广州，势须据之酌量办理也。道光诏授伊里布钦差大臣、广州将军，并许黄恩彤、咸龄同之入粤。耆英改授两江总督。伊里布奏言和议由耆英同其议定，而今一人奉命办理善后，英夷将持异议。耆英得旨，在宁通筹各省贸易事宜。一八四三年三月，伊里布病死于广州，朝令交涉事宜，暂交黄恩彤办理，改授耆英钦差大臣，令之入粤。方其行于途中也，黄恩彤与英译员，商订税率，议定五口通商章程。六月四日，耆英始抵广州，璞鼎查约其会于香港。二十三日，耆英同黄恩彤等乘英轮船前往，会见璞鼎查数次，签订章程，二十七日，互换南京条约，唯商约未成。初伊里布约定七月颁行新例通商，乃以议商税则往返辩论，不能如期实现。璞鼎查改请广州通商，先照新例输税，耆英许之。税率据耆英奏文，增者五十七种，减者六十四，添出者十三，其货价靡常，而品类不一者，参用估价定税之法。要之，自整个新税而言，船税大减，货税主要物品略有增加。十月八日，《中英虎门条约》成立。耆英奏称事毕，欲回两江总督原任，道光许之。
中英缔结条约，改进商业状况，别国商人均欲沾其利益。美国在华之商业，次于英国，其商人尤为关心。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十月，美国长官要求其商人得与英商一体贸易，伊里布奏称只准一国贸易，将生枝节，英人反得与之串通，利归于己。耆英亦以为言，朝旨始许他国商人贸易于五口。方《南京条约》报于美国也，其政府欲遣使来华，议订商约。初战争期内，美国舆论深表同情于中国禁烟，其要人发表中国要求叩首为战争原因之文，杂志主笔竟拒绝登载。至是，其总统欲其商人得于五口贸易，一如英商，将遣专使来华，参院予以同意，其国务卿并征求商人之意见。总统任命著名律师顾盛（Caleb Cushing）为使，国书内称二国促进邦交，本于互惠和平之原则，缔订商约。措辞谦和，并问皇帝圣安，且令顾盛入京觐见，国务卿训令顾盛注意二国之平等地位，不得称为贡使。驻于广州之领事，奉命通知粤官，耆英以为夸耀示异，复文阻其勿来。顾盛之来，乘坐大号兵舰，寓有恫吓示威之意，一八四四（道光二十四）年二月，船抵澳门。领事通知总督程矞采，顾盛遣员说明订约，并将入京朝见。程矞采阻之，且言不必订约，顾盛则称专为朝见及订约而来，愿由内河进京，免生疑虑。程矞采坚持不可，上奏朝廷。道光谕耆英往粤办理交涉，不准其入京朝贡。顾盛以交涉久无进步，乘坐兵船，进入黄埔，请至衙门拜见总督，程氏拒之，发生激烈之争论，会知耆英将至，乃等俟之。五月三十日，耆英抵粤，六月十日，往澳，十八九日，接见顾盛。顾盛仍言北上。耆英力称不可，后始放弃北上之意，国书由耆英代奏，专订商约。会议之时，顾盛提出草约凡四十七款，文义鄙俚，字句涩晦。耆英删为三十四款，四易其稿，其删去者，据耆英奏文共有六端。（一）领事呈明督抚，公使得赴都察院申诉。（二）洋楼由暴民焚后由官赔修。（三）洋货纳税后三年不销，请发还税银。（四）商船入港，由中国保护，并开炮互敬（此句疑有误会）。（五）公使之公文递往京中，由内阁或部院衙门接收。（六）两国用兵，准商人搬回。其他条件之实质，则少更改，七月三日，约成，二使签字，是为《望厦条约》，订约于望厦故也，其地邻近澳门。
法国在华之商业，无重要之可言，其政府谋扩张领土或政治势力于海外，注意鸦片战争之发展。一八四二年一月，法舰来粤，其长官有教士翻译，请见奕山，奕山见之，法官更与璞鼎查相见，二月，去粤。三月，教士呈递说帖言和，给英码头。及英船攻入长江，法船驶抵宝山，强人投信于官，谓来帮助中国。八月八日，其长官往见道台，谓来探听消息，将劝英人戢兵，且曰：“若准英夷设一夷官在京办事，自必心服”，十三日，强行上驶，及抵南京江面，和议方正进行，遂无活动。九月，英船退出长江，法船亦退。一八四四年三月，程矞采奏称法船来粤喧嚷于时，八月，抵澳，有驶往天津之说。其使臣刺萼尼（M.de Lagrene）通知耆英来粤。耆英遣员见之，回禀法船八只在澳，请耆英赴澳相见，耆英许之。刺萼尼初不提出要求，请二国订约，共御英国，声称西洋诸国两相结好，必互派使臣，往来聘问，二国现可照行，以便常通消息，互相援助；又请中国雇用法国明习天文之人，赴监当差，遣人赴法学习造船铸炮事宜，许法人住守虎门代防英国，及弛废天主教禁等。耆英以其违反旧制，力言不可，乃请给以英美条约，作为中法条约之根据，十月二十四日，签字于黄埔江中之法舰，是为《黄埔条约》，内容仿自《望厦条约》。法使言其商业无足轻重，多方要求弛废教禁，耆英为之力请于朝廷，道光许之。其他国家尚有遣使来订商约者，除比利时订有协定外，均不得请，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独瑞典、挪威之使臣订约而去。其条款亦仿自《望厦条约》，条约几尽相同，兹综言其要款于下：
一、最惠国条款。最惠国条款云者，指中国与甲国缔订条约，载明此文后，与乙国订约，予以政治上，或商业上之利益，而甲国亦得援例享受，即俗所谓利益均沾、机会平等也。《虎门条约》首先载之，此后与外国订约，常有最惠国条约。列强借之要求，争夺权利，往往破坏中国之主权。其在欧美，国际条约虽有最惠国条款之规定，但其属于商约，表明其无歧视，或不平等之待遇，而双方面皆以互惠为原则也。中国条约则为片面互惠，又非完全属于商业范围，乃所以称为损失也。
二、领事裁判权。领事裁判权于条约上则曰治外法权。中国初与邻国往来，曾有互交罪人之例，且不始于俄国，殆可谓为互惠之治外法权。《南京条约》于领事裁判权，尚无明文，中英善后章程及五口通商章程，始有解决二国商人争执之方法，《虎门条约》明言互交罪人，《望厦条约》订有明显之条款，《天津条约》更有规定，《烟台条约》乃成今日之领事裁判权焉。其范围则在华之缔约国人，及其财产，苟与华人或其他国人发生交涉，居于刑事或民事之被告地位，不受华官之审理，中国法律之裁判，但照本国法例，受审于领事或法官。华人居于被告之地位者，外人报于领事，由其交涉，会同华官解决。其要求之理由，则为中西法律悬殊，而中国法例、法庭、监狱，尚未改良也。初顾盛来粤，疾疫方流行于广州，群众信其带来之占风器所致，怒而暴动，美人御之，伤杀华人一名。耆英请于顾盛交出罪犯，顾盛答谓自卫无罪，不能交出，且告领事曰：“行于土耳其之治外法权，当适用于中国。”及《望厦条约》成立，载明条款，《黄埔条约》亦然。外人享有领事裁判权之经过，已如上述。其所持之理由，殆不足辩，世界各国之法律不同，凡至一国者，则多出于自愿，必当遵守其国之法律。乃在华之外人居于特殊之地位，实非事理之平。外人既得权利，其犯罪受审者，归于本国官吏办理。订约而后，列强常以商人兼任领事，判案原可非议，而其所判定者，尝致无法执行，罪人逃脱，浪人无赖遂有所恃。华民更托外人之保护，不理华官之传讯。其后交通日便，贸易激进，外人得游内地，双方接触之机会愈多，诉讼之事件骤增。其争执之点，尝非法律专家不能解决，英美虽设法庭于中国，而缔约国人之归领事裁判者尚多。领事负有保护侨民商业之责任，判决争执，易于引动感情，不免袒护不公之弊；少数侨民且以中国官吏无法干涉，常贩卖禁物，深为害于国内。其设法庭于中国者，破坏主权，更无论矣。
三、关税。广州海关税银，向有定例，船钞则根据船之大小而定。一八四〇年，四百二十吨船，纳银二千六百余两，一八四三年，《虎门条约》载明每吨输银五钱，依照新税计算，前船只纳一百八十余两耳。《虎门条约》规定七十五吨以下者为小船，每吨纳进口税一钱。明年，《望厦条约》改定船在一百五十吨以上者，每吨纳钞银五钱，其不及者，每吨一钱，视前益轻。美约又言船已纳税，而货未全销，载往别口者，于凭单内注明，得免征船钞，其货纳税后运往别口售卖者，得免重税，由是外船得有沿海贸易之权。按之国际惯例，沿海贸易，本国商人方可经营也。货税，中英代表多据值百抽五议定，约中英官负有担保商人纳税，及禁防私漏之义务。美约无协禁私漏之明文，反言变更税则，须商于美官。协定税则乃告成立。美约更言商船入港，并未开舱而于二日内出口者，不征税钞。
四、兵舰巡行权。一国之领海内河，为其主权所在之统治区域，外国军舰不得自由巡行也。中英通商章程，许英舰泊于五口，保护商业，约束水手，以免事变。其入港也，免其钞税，进出口时，先期通报海关。及订《望厦条约》《黄埔条约》，耆英允许美法军舰，得至中国口岸，其文义含混，口岸实指开放之五口，外人仅得贸易于其地也，乃未将其指明。英法联军之役，法舰阑入大沽，引用约文，致函要求驶入北河。其后长江沿岸之要埠开放，列强兵舰遂得自由航行于内河。
五、修约《望厦条约》第三十四条，载明十二年后修订关于商业之条款。《黄埔条约》第三十五条，规定十二年修约，瑞典、挪威商约亦有修约之明文。独《虎门条约》未有只字提及，乃英援用最惠国条款，谓其亦得享受十二年修约之权利。一八五四（道光二十四）年，《南京条约》适当十二年之期，要求修约，美法尚未及期，从而助之，不得。一八五六年，三国复请，亦未成功。其在广州主持外交者，为总督叶名琛，叶氏傲慢不见外宾，朝廷对于外国要求，概令其办理，寄谕又严饬其拒绝修约，故无结果。列强则以条约上许其修约，乃谓华官不肯遵守条约，如期会商。但后条约载明改订之期，中国要求者再，而列强多托词拒绝，《天津条约》而后，中国改订税则之困难，尤其明显之例。其或要求，其或拒绝，皆可证明其唯利是图耳！所可怪者，清廷大臣不许其会商也。会议之时，让步与否，其权操之于我，且得利用时机改订互惠之条约也。内外大臣固不知此，历史学者曾认其为中英第二次战争主因之一焉。
综观条约之内容，凡英国战胜后所得之权利，缔约国莫不安然享受，并且越出英约范围之外，朝臣疆吏唯求办理便易，固不知其丧失主权。海关税则协定，朝廷颇以为便，耆英之所顾虑者，则为款能足额，规礼应外人之请，尽行废除。外舰约束水手，领事担保纳税，均为传统思想之表现，其对领事裁判权成立亦不反对。其观念迥异于吾人，要由于国际知识之幼稚，设使吾人处于当日之环境，亦不之知，此闭关之害也。其未详载于约中而关系至巨者，则中国应法使刺萼尼之请求，允许传教也。先是，天主教盛于清初，一七二四年后，教禁始严。及中美代表议约，美译员为教士，商请于专使，要求传教。顾盛将其提出，《望厦条约》准许美人设立医院、礼拜堂于五口。法人信奉天主教甚虔，其神父潜入中国，宣传教义，政府予以赞助，未曾改变，或进而借之侵略。一八四四年，刺萼尼力请于耆英废除华人信教之禁令，其措辞则称天主教劝人为善，而非邪教也。耆英初称中国习教之人，借教为恶，故惩其罪，后许出示弛禁。刺萼尼固请代奏皇帝出旨，免拿教民，耆英上奏其事。十二月二十八日，上谕弛禁，许筑教堂于五口，华人入教者听之。耆英亦出布告，英美领事以其解释太隘，基督教不得享受新得之权利，向耆英交涉。耆英布告一律待遇。刺萼尼意尚未餍，再向耆英交涉，发还天主堂之旧屋。耆英奏称其坚决要求，可许其请，以为笼络抚绥，否则将致启衅，且旧教堂事实上不能归还。一八四六（道光二十六）年上谕曰：“前据耆英等奏学习天主教为善之人，请免治罪。其设立供奉处所，会同礼拜，供十字架图像，诵经讲说，毋庸查禁。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各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中国对外准许传教，神父私往内地，基督教牧师则传教于口岸，后亦前往各省。来华之教士因之大增，其人富于牺牲服务之精神，其目的则宣传福音，而求多得信徒。其采行之方法，为恤苦医病，教育青年，顾其传道之机会，远胜于前，无暇研究华文，只能口操方言，而国中学者囿于固有之思想，常轻视之，不相往来。华人之信教者，多为市井愚民。其后天主教神父利用华官之心理，条约上之权利。袒护教徒作恶，益失知识界之同情。其时民众迷信极深，妄造蜚语，煽惑人心，激成暴动，教案遂为清季重要问题之一。
中国割让香港，英王委任璞鼎查为总督治之。《虎门条约》规定华船之往香港者，持有商港海关之护照，始得贸易，且言二国互换记录，以禁违法之商业。初义律承认华官征税于香港，一如黄埔，巴麦尊后亦训令璞鼎查可许华官收税于香港。至是，条约上虽无明文，而华官尚得根据商约，管理香港华商之船只，英国有协助之义务，而事颇易进行。一八四三年，英国改委前商务监督德庇时为香港总督，于其离英之先，长官语之曰：“苟因事实上之需要，可许华官管理香港之华人。”可见中国之不善经营，虽曰英商主张自由商港，抑由官吏之昏庸无识也。英国既得香港，澳门葡官呈陈耆英变通成法。豁免租金五百两，扩展地界，税收照新章减少三成。耆英上奏，朝廷概不准许。澳门政治情状，一如往日。迨后香港之商业发达，澳门日衰，一八四九（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其长官若奥·马里奥（Joao Mario Ferreira do Amaral）照会总督徐广缙裁撤海关，许其添设领事于广州。粤官不可，葡官封闭关门，宣布不征货税，遣兵防守炮台，驱逐同知，不交地租，征收华人之地税。其时中英交涉，极形严重，徐广缙不敢用兵，反言其借兵于香港，又不将其上奏朝廷，乃欲用商制夷，谕令商人退出澳门，去者日多，澳门之街市为之一空。葡官大惊，四月若奥·马里奥下令，凡无护照迁移者，收没其财产，令下，仍不能止。其受损失之华人，莫不切齿。八月若奥·马里奥骑马巡于澳门边界，为人刺杀，斩其首手而去，事闻，葡官要求徐广缙缉凶，交还其首手，徐广缙不复，葡官遣兵强据边界之要塞，英、法、美领事抗议，英舰且又示威。今自吾人观之，葡萄牙之强据澳门，实为野蛮之侵略，徐广缙不知国际公法，有所表示，外人谓华人之去澳，由于粤官之威胁，及其迟延不复，而益信手段之卑劣，起而助葡，且防其施行同样手段于其他外人也。明年一月十六日，粤官归死者之首手于澳门。斯举也，中国丧失列强之同情，葡萄牙遂得借口掌握澳门之统治权，一八八七（光绪十三）年，中葡条约始予以承认。
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港口。广州国际贸易之历史颇早，厦门、福州、宁波亦曾准许外商互市，试分述之。上海地在长江下流，河汊繁多，通于内地，其东黄埔江便于碇泊，而沿江诸省人口繁密，有大宗货物之需要，且其近于丝茶生产之区，便于外商之购买。一八四三年，英国领事抵于上海，十一月开港，美法领事继之而至。外商人初租屋于城内，北门沿黄埔江一带，时为乡村，英领商于道台租地，一八四五年，议决外人居住区域，北达苏州河，南迄洋泾浜（今爱多亚路），东临黄埔江，共一百五十余亩，明年，向西扩展一千余亩，一八四八年，竟达二千八百余亩。明年法国租界成立，其地南达北门，北至洋泾浜，东界黄埔江，西迄关帝庙、周家木桥，后扩至一千二百亩。美人初无设立租界之意，购地于苏州河入江一带。英法对于租界，均有势力范围独占之野心。美国领事住于英界，初升国旗，英领抗议，旗即撤下，后再升旗，英领再行抗议，美领置之不理。美人置产于界内者，英领不肯承认，道台受其指示，表示反对，美领终乃强迫道台承认其国人之权利，会英国以其国际上之地位，对美采行亲善之政策，始行让步解决。法领曾令外人于租界内购买地产者，须向其注册，亦以反对而止。英租界之治理也，英领、道台议定管理章程，征收路捐、灯捐，年有常会，由纳税人出席，讨论一切，议决预算，由英领主席。其办理市政，以同意为依归，而非法律之裁制。其缺席者，后得委托代理人赴会投票，其与华官关系，除每亩纳钱一千五百文外，别无可言。华人之有地产于租界者，只得售于外人，外商之房屋商店，不得租于华商。及太平军攻据南京，上海小刀会起事，人民相率避乱于租界，外人以新环境之需要，改订章程，道台及三国领事批准，一八五四（咸丰四）年七月，公布，始许华人同居于租界。乱平，华官再行提出禁令，未能执行，章程中之最要者，则为第十条规定纳税之义务，执行常会之议决案，凡多数通过者，全体皆须遵守也。章程关于市政，未曾载明，其影响普通利益者须得领事之同意，方为有效。领事原欲合并三国租地，成立统一之市政府，而法国不予同意，英美区域，乃称公共租界，法界独为一区。租界之市政府成立，华人则无参与常会之权利。
宁波在甬江下流，土肥民众，为中国著名之大城，一八四三年，开放为商港，官吏指定外人营业住留之区域，顾其贸易极不发达。盖丝自水路运往上海，既便且捷，而茶叶贩卖之权，又操于沪商也，独传教事业，颇有进步。其贸易类近宁波者，尚有福州。福州在闽江之口，水急势险，难于航行，一八四四年，开放，数年中未有商船入港，英官主张交换他港，未能成功。其入城问题，引起严重之交涉，闽人仇英之空气颇浓，领事初主让步，住于卑陋房屋，不敢高挂国旗，以启恶感，而总督刘韵珂拒其入城。会香港总督来闽，严重抗议，申言撤旗而去，借为恫吓，刘韵珂无奈，许其建筑领事馆于城中。外人入城者，未有租界之划定。厦门开放较早，始因刘韵珂之主持，亦有领事馆地址之争执，后亦同时解决。初荷人、英人曾来厦门贸易，闽商受其刺激，亦自厦门运出货物于台湾、菲律宾岛等。至是，领事外商住于鼓浪屿，划定租界。其地输入货物之价值，远过于输出，一八四七年，外船开始运出华工于厦门。广州原为中外国际贸易之商港，及订约后，废去行商，外商始得自由雇用买办通事，但其所居之卧室、营业之地址仍限于商馆。其贸易额数，初则尚能维持原状，后渐衰微，其失业者心怀怨念，造成粤人仇外原因之一。其事详后。
五口开放之后，贸易之机会大增，外商教士之来华者日多，交通便易，有以促成之也。十九世纪之中叶，轮船发达，航行大便，和使璞鼎查之来粤，《南京条约》之寄英，均赖轮船之运递。一八四五年，太古轮船公司航行于英国、香港，后五年，增加自香港驶行于上海之航路。邮件之传递，因之日便。初中国无今日所谓之邮局，一八三四年，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组织邮局，传递信件，托船运带，不收费用。一八四二年，璞鼎查通告开办邮局于香港，迨轮船公司扩展航路，传递邮件，酌视路程之远近，而定其价，取值颇昂，后渐减少。于是交通益便，而中国之闭关政策根本上不能存在矣。
我国海禁弛废，要由于鸦片战争之结果，鸦片促成战祸，和议之时，耆英请英使严禁鸦片，后赴香港，亦以为言。璞鼎查则言别国商人贩烟，英商效尤，不如收税。耆英将其上奏，且称禁弛两难；上谕批称“鸦片烟虽来自外夷，总由内地人民，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阳奉阴违。吸食之风既绝，兴贩者即无利可图。此后内地官民，如再有开设烟馆，及贩卖烟土。并仍前吸食者，务当按律惩办，毋稍姑息！”不幸和议成后，官吏实际上未曾严禁，一八四四年，烟商公然贩卖于广州，一八四九年，鸦片二万余箱于青天白日之下，自吴淞运往上海。外人均谓官吏俸给太少，乃私受贿赂，勾结奸商，运入内地。鸦片之运输也，时以香港为中心，分装于武装之快船，运往上海以南之各港，其地或非条约上开放之商埠，亦得贸易焉。其销售之数，逐年增加，一八四〇年，岁入一万五千余箱。一八四五年，三万三千余箱，一八五〇年，四万二千余箱，一八五五年，竟达六万五千余箱。一八四〇年，虽以战争输入较少，而战前每年之需要，只二三万箱，末数与之相较，达于两倍以上，抽吸之烟犯，虽无统计，而人数当亦二三倍于前。社会之不安，政治之恶劣，人民生活之痛苦，自可想见。一八五〇年，咸丰即位，下诏严禁鸦片，其抽吸者，限期戒烟，逾期人即正法，家属收没为奴，子孙三世不得与考，并订十家连坐之法，不幸仍为具文，反足以供贪官污吏之诛求耳。及太平军势炽，清廷之收入大减，军糈之需要日亟，一八五三年，朝廷再议鸦片，大臣有请开禁征收重税者。后上海道台议收烟税，宁波长官亦然。英国对于鸦片，主张中国弛禁收税，璞鼎查、德庇时均曾劝说粤官。英商公然运入中国，英国慈善家及宗教领袖认为耻辱，后得传教士报告，民众为之奋起，一八五五年，签名上书国王，请禁英商英船贩运鸦片于中国。顾其胪列之事实，不免浮夸张大之词，政府一一批驳，遂无结果。《中美望厦条约》载明美商禁带鸦片，而少数商人贩运如故，其政府力主禁之。一八五七年，总统任命威廉（William B.Reed）为专使，命其协助中国政府禁烟，迨其来华调查实状之后，缔订《天津条约》，改去美国对于禁烟之义务，其违反训令，殊可怪也。
鸦片战争之失败，证明清代政治上、军备上之积弊，非留心外事，彻底改革，实无自强之道，不幸荒谬刚愎之思想，依然存在。道光于伊里布赴粤，谕其不得雇用夷人制造或购买轮船，其对外让步者，唯患战祸之再起，而受臣下之恫吓也。耆英于和议成后，旨授两江总督，亲历战地，访察实状，密奏英炮摧残之威力，庐舍炮台尽成瓦砾，目不忍视。其扼要之结论曰：“不能取胜，并非战之不力，亦非防之不严，不独吴淞一口为然，即闽广浙江等省之失利，亦无不皆然。臣以所见，证诸所闻，愤恨之余，不禁为阵亡殉节诸臣及被难居民痛哭也。”其所言情节均为事实，道光倘许发钞，或可针砭朝臣之痼疾。后耆英官于广东，购得洋枪，派员入京进呈。道光称其绝顶奇妙之品，灵捷之至，且曰：“卿云仿造二字，朕知其必成望洋之叹也”，知为外人利器，何不公布派人学习，或购用于军中。不幸关于此类之奏疏谕文，莫不讳而藏之，君臣安于固陋恶劣之情形，粉饰自欺，作为升平之世。其心至不可解，交涉自无诚意，如许弛教禁，而“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律例，但有禁天主教条例，无弛禁之文”（叶名琛奏语），官仍捕惩教徒。条约上许外人居于五口，而仍予以困难，广州固不必论，英传教士租住于福州神光寺，绅士百计逐之，捆送修屋之工匠，县官且以媚外革职。商业上俄船驶抵上海，而长官禁其贸易，朝廷嘉之，其尤堪称异者，则对外缔结之条约，以及上谕，从不发钞于京报，国人反从外国报纸得知其内容。于此期内，道光固深失望，而国内清议对于主和之大臣，莫不非议。伊里布死，说者谓其庸懦无能，徒以党于穆彰阿，英祸始终，竟未获罪。朝廷起用琦善等，赏之三品顶戴，御史陈庆镛奏言刑赏失措，无以服民。帝即命琦善等革职，闭门思过。一八五〇年，道光病崩，遗命断不可行郊配之礼，其第四子奕詝嗣位，明年改元咸丰，追论和议之失，诏革三朝大臣穆彰阿之职，永不叙用，降耆英为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候补，起用惨杀台湾英国难民之长官。时人莫不深赞咸丰之明断，而信太平可期，不意对外损失，反过于前代也。亲信大臣中之稍知世界大势者，当推耆英，耆英办理外交事宜于广州，矫去妄自尊大之习气，常与外使相见，惜其限于环境，但求敷然免事，无改革或促进邦交之决心。中美订约，顾盛赠送枪炮之图样，关于海陆军战术及建筑炮台之书籍。此数者，皆中国不如英国，而败于战争，为国内亟需改革者也。耆英婉辞却之，并拒派人赴法学习之请。其报告朝廷驾驭外夷之奏文，中多诋毁，其留心国际之形势者，只有林则徐、魏源数人而已。林氏编译之《四洲志》，魏源所编之《海国图志》，皆不免于错误。魏源之言鸦片战争，谓非由于缴烟，而起于断绝互市，夸张三元里乡勇之困英酋，定海伤杀夷人之恶战，夷人不敢进攻固守之松江。然舍此外，殆无他书。外人之观察中国者，谓华人不知外国之情状，妄自尊大之成见，毫未除去，其关于中英战争之史迹，既无可靠之书籍，又无广搜新闻之报章。其所根据者，则满载上下相欺之奏文上谕之京报也。其精通外国语言之华人无几，知识界人以本国之习惯环境，作为批评外国之标准，西方学术之输入，实为中国之急需。华人谓其优秀于外人者，乃其自言自信也。此论切中时人之痼病，而国人终不自省，遂为衰弱祸患根本原因之一。
官吏昏然排外，英国则欲多得权利，转采坚决之态度，而以武力为后盾。其领事之行动，曾不待其本国政府，或上级长官之训令，而于事出之后，本其个人之主张，提出要求，至为严峻；地方官既不能防患于未然，又不能立时负责解决，托故延宕，避免责任，乃予领事以口实，案情反而扩大，终遂屈服于武力恫吓，凡其要求，莫不许之。其专横之甚，无以复加，中国政府之尊严、威信，深受损失，试以青浦之案证之。初《虎门条约》载明英人得游历于五口附近之内地，其界由地方官议定，其原则为早出晚归，不准在外过夜。上海定为三十英里，乡民亦无仇外之表示，相处颇安。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三月，英国教士三人往青浦传教，途中为漕船水手所击，知县救之，送往上海。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报于苏松太道咸龄，请惩凶犯。咸龄谓浦非一日可以往还，教士出于规定范围之外，且青浦知县已枷责二犯，意欲不问，阿礼国则称青浦在三十英里之内，惩犯太少，两不相让。案至五日，阿礼国不待训令，采取自由行动，通告英船不纳税金，封锁海港，不许漕船驶出吴淞。英舰之在上海者，初只一只，而重载放洋之漕船约一千只，竟慑于英舰之威，不敢他驶。道台乃以民意激昂，将起暴动来告。阿礼国坚持如故，遣人乘坐军舰，直驶南京，往见两江总督李星沅。李星沅患其生事，即令臬台驰往青浦，捕凶惩办，更以英舰不肯退出南京，迫而罢免咸龄。其措辞则言不严办该案，而转生轻侮也。领事始弛海禁，其蛮横之行为，足以引起两国之战争。而英国巴麦尊之训命，反赞其处置得宜，华官之昏庸有失常态，殆不足责。于时交涉之中，其最难解决者，则广州外人之入城也。
广州问题颇为复杂，一八四三年，耆英入粤，于途次闻知粤人报复，及抵广州奏曰：“市井小民，嗜利尚气，好斗轻生，又系通洋码头，五方杂处，多有造谣生事之徒，从中煽惑，借以渔利。从前粤中习俗，既资番舶为衣食之源，又以夷人为侮弄之具。该夷敢怒而不敢言，饮恨于心，已非一日，近日夷情不能再如从前之受侮，设有一言不合，即彼此欲得而甘心，遂有上年十一月（一八四二年十二月）间，焚抢洋行之事。其实皆系无赖、游棍，及俗名烂崽等辈所为，一经查拿，旋即逃散，民夷两相疑惧，倘办理稍有未协，必致重启衅端。”其困难之症结，殆为误会已成，双方无了解，或协妥之可能性也。其时五口开港，《中英南京条约》载明其为港口，并未提及外人住于城中，港口指江河之口而言，条约未许缔约国人入城也。会上海、宁波等相继许外人入城，英国政府曲解条约，谓当入城。粤人独持异议，拒其进入广州。英国因谓中国不守条约，而以不平等之原则相待，乃信问题虽小，关系至大，不肯让步，初拟于赔款交清后，不欲撤回定海之驻军，以为要挟。耆英得美法之劝告，坚持不可，而入城问题，迄未解决。考其原因，则粤人好动，林则徐利用民气，号召团练，及其势成，不受政府之指挥，而唯使用意气，反为大害。其宣传之方法，或贴字帖，或散传单，其文字不知作于何人，概为鼓动情感，不负责任之高调，造成傲慢之心理，深信英夷入城，即为侮辱广州，不惜聚众暴动。政府则皇帝迫而议和，大臣昏然排外之思想未曾改变，耆英办理外交，清议斥为误国。及广州问题严重，御史劾其媚外，上谕责之，其自辩曰：“屈民就夷，万万无此办法。凡示谕之撕毁，长红之标贴，皆臣等授意晓事绅士，密为措置，而外人举莫之知。”其言为避免责任之计，殆不足信，可见其境遇之苦。又曰：“数年以来，臣等办理夷务，千头百绪，枝节横生。诸夷狡黠成性，屡欲借端败约，几致无从措手。”其尤感受痛苦者，则拿办匪徒，亦不敢持之太急也。其属下官员，曾隐助所谓义民。英国教士租屋创设医院，医治贫苦者之疾病，全为慈善性质。屋主许之，绅士强其废约，不得，诉于官吏，捕之下狱，英官抗议，始行释放。此困难所以益趋于严重也。
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年）一月，耆英与巡抚会衔布告开放广州，许外人入城，明日，即有红白字帖，攻击长官，诋詈英夷，语多忿激。又明日，知府刘浔出署，平民有担酱者，顶撞不避，为其所责。或言刘浔往媚夷人，而乃轻视国人，或言其带夷人入署，群相煽惑，暴动遂起，游民不召而集，火焚知府衙门。刘浔出逃，官吏前往弹压，而暴民益多，驱逐官吏。广州入于混乱之状，耆英大惧，暂将刘浔撤职，并改外人入城之布告，以缓民气。其事报于伦敦，英国政府以为英人入城，徒滋纷扰，训令香港总督德庇时慎重考虑。三月，德庇时约见耆英，耆英前往，四月，议定条件：（一）广州缓期入城。（二）英人在外行走，粤人不可欺凌。（三）中国不得割让舟山群岛于他国，并可由英国协同防御。六月，英国交还定海，入城问题，暂告结束，粤人之气焰日涨。秋间，英人二名私行入城，为众殴伤，及冬，英商请许其于商馆前两花园中间墙上搭一过桥，长约二丈，而民阻之。明年，二月，英人往游佛山，经镇人投石击伤。会英国内阁更易，巴麦尊在职，采行断然处置之政策，训令传达香港。四月，总督德庇时率轮船及兵士九百名，突入黄埔江，逼近广州，形势危急。德庇时提出要求，耆英许之，其条件如下：（一）二年后开放广州。（二）惩办凶徒。（三）英商得于河南，建造货栈。（四）教士得建筑礼拜堂。耆英上奏其事，中称英夷“不准进城，则深以为辱。无如粤民过存轻视，屡向聚殴。该夷偶有所求，如租地建房等细事，亦复率众阻挠。地方官以民为本，又不便重拂舆情，曲徇该夷所请。臣数年以来与前抚臣黄恩彤于民夷交涉事件，斟酌调停，实已智尽能索，而不意犹有今日之变，抚衷愧怍，无地自容。”上谕批称进城一节，无关轻重；而粤人持之甚坚，其惩办凶徒，亦非易事也。十二月，乡民惨杀英人六名，英使要求严峻，耆英捕杀首要。定派通事一，差役二，随同外人外出，其事始已。其时耆英所处之地位，内则粤人仇英，外则英人威吓，进退两难，而两广之叛乱渐已开始。海岸则海盗横行，抢劫商船，均无法应付，幸而道光召其回京。其先耆英密奏其愤恨衰老，支持竭蹶，请帝默简才能，预为储备，此盖应其请求也。
耆英离粤，朝命两广总督徐广缙为钦差大臣。徐广缙毫不明了国际上之形势，又不虚心访察，对于外国，概以恶意推测，而竟蒙混朝廷，造成大祸。一八四八年五月，徐广缙与香港新任总督文翰（Samuel George Bonham）相见，至其兵船，互相筵宴，奏称本年广州贸易情状不佳，英夷悔过，中云：“其国中连年贸易缺本，无力滋扰，是以故示恭顺！将从前骄纵之行，尽归咎于德酋（即德庇时）以自文其奸。”六月，文翰函请，预备明年广州开放事宜，徐广缙复文称其将致纷扰，势不可能，一面奏其虚声恫吓，妄图要挟，其兵一千二百五十名，而死者二百余人，不能远出。其结论曰：“总之，广东民情剽悍，迥殊他省，不许外夷进城，妇孺同声。若含糊答应，临时别生枝节，不但有乖守土，抑且大非柔远之经。”又曰：“该夷地方（指香港）频年贸易缺本，亏折三万万有零，支用不给，现裁减兵饷。”其言尽本于广州贸易之衰落，而牵强附会也。交涉报于伦敦，巴麦尊训令文翰警告中国政府，不守协约，将有不祥之结果。文翰约见徐广缙，要求奏请皇帝发帖准许入城之上谕，徐广缙上奏朝廷，谓其智尽能索，依从两有所难，含有许其入城之意。道光批曰：“自宜酌量日期，暂令入城瞻仰。”会文翰让步，改请许其入城，会谒总督。徐广缙反信民兵十万，足敷防守，别夷亦怒文翰无端寻衅，搅乱贸易，而鸦片战争，夷商帮饷八百万，尚未还给分文，贸易今更萧条，香港驻兵不满二千，势难招用土匪，而故让步也。态度因而剧变，上奏朝廷曰：“进城一事，实属万不可行。”对于文翰之建议，严词拒绝。其时粤人广贴字帖，聚众示威，乡勇驻守要害，严防英人入城，及二年之期，英人果不得入城。文翰最后致抗议书于徐广缙，警告中国政府不遵协约之规定，将来发生不祥之事件，其咎由于自取。其让步者，由于英国政府初信粤人反英运动之激昂，强迫入城，亦无益也。
入城问题暂告结束，徐广缙奏称胜利，保举出力绅士。道光谕曰：“夷务之兴，将十年矣，沿海扰累，糜饷劳师。近年虽略臻静谧，而驭之之法，刚柔不得其平，流弊愈出愈奇。朕深恐沿海居民有蹂躏之虞，故一切隐忍待之，盖小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昨因英夷复申粤东入城之请，督臣徐广缙等连次奏报，办理悉合机宜，本日又由驿驰奏该处商民，深明大义，捐资御侮，绅士实力劻勷，入城之议已寝。该夷照旧通商，中外绥靖，不折一兵，不发一矢。该督抚安民抚夷，处处皆抉根源，令该夷驯服，无丝毫勉强，可以历久相安。朕嘉悦之忱，难以尽述，允宜懋赏，以奖殊勋，徐广缙著加恩赏给子爵，准其世袭，并赏戴双眼花翎，叶名琛（巡抚）著加恩赏给男爵，准其世袭，并赏戴花翎，以昭优眷。”绅士等均得奖赏。徐广缙更奏香港英官恐其往袭，疑惧万分，借债发息，穷蹙难支。其荒谬自欺，殊极可恨，上谕报至英国，巴麦尊大怒，乃谓反英运动，曾得清廷之同意与协助，训令文翰严重警告中国政府，不能自欺，英国之容忍，非其力弱，乃其力强，而慎重耳。若遇事机，英军足以毁灭广州全城，不留一屋，而予粤人最严厉之惩戒也。其措辞可谓强硬之至，外相更批准驻粤领事退还粤官不合常式公文之案件。一八五〇年，文翰致书于大臣穆彰阿、耆英，警告朝廷。其书先请两江总督转递，再往直隶白河投递。时咸丰嗣位，及得其书，一面称其虚辞恫吓，肆其狡诈，一面谓大臣不收外国函件。会英国内阁更变，对华之外交稍形和缓，朝臣以为外交胜利。兵科给事中曹履泰奏曰：“查粤东夷务，林始之，而徐终之。两臣皆为英夷所敬畏。”一八五二（咸丰二）年徐广缙奉诏出讨太平军，朝命巡抚叶名琛代之。
自五口通商以来，工商业发达之英国，仍以在华商业上之机会缺少为憾。中国征收之税银，根据鸦片战前之货价订成，及十年后，物价减低，而海关征收之税银如前，商人病之，其政府坚欲修约。其所持之理由，则《虎门条约》之最惠国条款也。初《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国、瑞典、挪威商约，皆有十二年修约之文，英国虽无修约之规定，以为亦得利用利益均沾之条款，要求修约。瑞典、挪威则因商业不甚发达，虽有明文，但未请求。英国在华之商业，时占第一，亟欲修约，乃谓《南京条约》订于一八四二年，一八五四年，则届十二年修约之期。其时美法二国修约尚未到期，然以利害相关，从而助之，与英合作。三国代表之希望甚奢，会商进行，但其本国政府训命不得用武。盖英法方以土耳其故，力战俄国，不得顾及东方，而美国宣战，须得参议院同意，要非顾及友谊，或有爱于中国也。一八五四年，三国代表函告叶名琛修约，叶名琛复称无修改之必要，三国代表知其与之交涉，终无进步。叶名琛之为钦差大臣也，轻视外人，常以尊国体为言，自其就职以来，即不理外国使臣。英、美、法代表于其抵粤之时，根据国际上之惯例，函请谒见，叶名琛答称公务冗繁，改日约期会见。法国公使守至十五月，未曾得见，叶名琛自称天朝大臣，殆无接见外夷使者之诚意也。美使曾以谒见无期，不能亲递证书，轮往上海，商请两江总督，递往北京，又不可得。双方之误会益多。至是，英美代表决定离粤，登轮而往上海，进与两江总督交涉。初六月间，英美领事递送修约节略，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将其退还，八月，美使麦克莱恩（Robert M.Mclane）抵申，往谒总督怡良，言其愿助中国平乱，请开放镇江，许长江贸易，及设上海关于吴淞。英使鲍林（John Bowring）继之求见，要求多端，且谓不许其请，将往天津。奏上，咸丰谕曰：
夷人诡谲性成，明知通商事宜，胥归粤东办理，辄赴各海口妄肆要求，现已谕怡良令该夷等，前赴粤东听候查办，著叶名琛仍遵前旨，设法开导，谕以坚守成约，断不容以十二年变通之说，妄有觊觎，并谕以天津海口，现因办理防堵，兵勇云集，倘该夷贸然而来，船只或有损伤，转致自贻伊戚。至该督接见夷酋等仪文，仍当恪守旧章，无得以该夷等有相待稍优之请，稍涉迁就，以致弛其畏惮之心！
谕旨措辞坚决，交涉至为不易，会法使亦至。三使坚请修约，声称多开口岸，其地如有贼匪，必当随同驱逐净尽，且饬商人补缴上海欠税。初小刀会起事，外商不肯纳税，帝曾饬其补交，故有斯言。其愿助平乱者，欲见好于清廷，固与双方有利，而朝廷疑忌外人，亦无结果。十月，英美二使北上，及抵大沽口，长芦盐道文谦见之。二使请往通州，与便宜行事之钦差大臣商议修约。咸丰得报，称其居心叵测，其谕文谦曰：“与之接见，务须折其虚骄之气，杜其诡辩之端，万不轻有允许。”文谦与通事交涉，未有进步。帝谕直督桂良赴津，但不可轻见夷酋，迁就了事，交涉仍由文谦办理。二十一日，英使方面提交节略，文谦将其一一驳斥，发生争论。奏上，帝称其虚辞恫吓，无甚伎俩，改派前任长芦盐政崇纶办理。十一月三日，会议，英使提出要求十八款，其主要者，则为公使驻京，英人得住于内地，购置地产，开放天津，修改税则，准鸦片进口，免除厘金，使用各式洋钱等。美使之主要条件，略与相同。上谕称其“所开各条，均属荒谬已极”。其愿让步者凡三，一审理民夷争案，二免上海欠税，三停广东茶捐。二使以其所议不协，离沽南下，报告政府，谓无兵力为助，修约势难成功。咸丰则谕怡良等告知外使曰：“此外各款（指上三款），不但天津不敢入奏，即应办夷务之大臣，亦不敢轻为奏请，倘冒昧渎陈，奏事之员，身获重谴，于该夷商务，仍属无益。”其意至不可解，一则政府装聋，一则疆吏乞怜，世界上竟有若此之政府耶？外交上之问题，岂装聋所能解决耶？一八五六年，三使再请修约于粤，叶名琛拒之，美使彼得·帕克（Peter Parker）至申交涉。怡良称其夸张船坚炮利，全系虚辞恫吓。叶名琛奏称理当坚持定约，上谕说明修约之原意，及政府之政策曰：“原恐日久情形不一，不过稍有变通，其大段断无更改，故有万年和约之称。该督等亦只可择其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允其变通一二。”其言颇为得体，无如美使希望太奢，而朝廷不许，疆吏亦不肯自我解决，得罪于清议也。美使欲往天津，上谕桂良严防，不可派大员接见，修约遂无结果。
于此情形之下，英国政府之计不售，渐具求战之心，而未得隙，乃俟时机，以便宣布中国苟不遵守条约上之义务，则二国和平，及商人安宁，均无保障，而须决于一战也。一八五六年十月八日“亚罗”（Arrow）商船之水手被捕，英旗撤下之案忽起，英国遂得口实。先是，我国之海盗势炽，其人多为沿海善于驾船之渔民，渐而变为有组织之海盗，抢劫商船，后更改造大船，安置重炮，势力日强。一八〇九年，中、葡、英三国合力剿之，降者二万余人，大船四百余只。及鸦片战争，粤省水师受挫于英，香港割让之后，海盗得有保护，其势复盛，北起长江口，南至安南、东京，皆其势力所在之地。沿海各省之长官，无力御之，商船、渔船之受劫者，置而不问，人民迫而交给匪款。政府可谓失其天职！会海盗抢劫英船，商人患之，在华之兵舰奉命剿匪，攻击广东海盗，先后三役，予以重大之损失，其在浙江者，势仍猖獗。商人禀请政府，雇用英船往剿，朝廷不许，怡良曾饬英船停止助剿海盗，而又置之不问。外国商船因而保护华船，征收金钱，其行径固侵犯我国之主权，而又无异于匪徒也。葡萄牙船之营业，尤为发达，其每年收得之款，数逾五十万两。其专横之甚，竟使华商与海盗磋商，求其保护，海盗许之，葡船与之竞争，酿成海战，结果，葡船大败。英法领事，后知保护之弊，严禁本国商人参与其事。广东则香港政府为其商业发达之故，公布章程，规定华船注册，领取护照，船上得悬英旗，其期定为一年，但得续请。亚罗船主本为华商，以防海盗之计，注册于香港政府。至是，亚罗泊于黄埔江，水师千总巡查见其船上张有英旗，以为奸民，登船大索，拔下英旗。其船长爱尔兰人因事他出，远见华官登船，驾舢板船归，见状，诘问其故。兵士以恶言相答，千总拟执全船水手而去，船长请其暂留二人驾驶，千总许之，捕十二人去。船长立时报于领事巴夏礼（Harry S.Parkes）。巴夏礼至，被捕之水手，尚在江边，说千总放还，谓条约上载明捕人于英船上，先当通知领事，迨其调查之后，即行引渡。千总答称不知条约，执之而去，上报获匪，叶名琛奏报亦称其获匪李明太等。
巴夏礼回馆，致抗议书于粤督叶名琛，请其礼还被捕之水手，粤督复称亲自检查水手，其中三人实为海盗，其余九人，当即交回。巴夏礼坚持不可，会得香港总督鲍林之训令，要求三项，一、礼还水手；二、道歉；三、担保以后尊重英旗。叶名琛以为亚罗乃华商之船，其所持之护照，已逾一年，当失时效。捕获之水手，又皆华人，当归华官管理，其中且有海盗，复文辩护。十四日，英船奉命捕获粤船一只，事遂益趋于恶化，二十日，巴夏礼亲往香港，会商总督，结果采行积极之步骤，攻取沿江之炮台，及其回归，领事馆致书粤督，责其道歉，礼还水手，限于二十四小时答复，逾期则将自由行动。叶名琛许还十人，不可，始遣微员送十二人于领事馆。巴夏礼谓其不照照会上之条件，礼还水手，且无道歉之书，拒绝不受。二十七日，英舰开始炮攻炮台，逼近广州，更攻击总督衙门，轰毁城墙，靖海门、五仙门民房被焚。叶名琛号召乡团，及事危急，始遣知府蒋立昂出城会议，未有结果，乃调兵二万，固守旧城。鲍林初信其顾全大局，势必让步，亲至广州，以便会商解决悬案，及至，知其坚持如故，大失望归。其炮击广州也，未得本国之训令，乃退兵去，叶名琛饰辞奏称夷匪扒城，败逃，后又伤杀四百余名。
综观亚罗事件之起，本无轻重之冲突，可立解决，安然无事，竟至重大之事变，叶名琛重要之错误有二，一、叶名琛为钦差大臣，办理外交事宜，不能维持领海之治安。香港政府之收费注册保护华船也，当即抗议，促其取消，而竟置之不问，以致发生事端，实属怠于职守，至堪痛恨。二、亚罗案件发生之后，叶名琛应付之方法，殆无异于买卖式之折扣，其迫于威势，逐渐让步，固不如以正当方法，断然了决也。夷考其刚愎之原因，殆由于自满自傲，叶氏初以翰林清望，超任疆圻，以拒英人入城，颇得贤声，益以雪大耻尊国体为言，及太平军起，广东失业游民，及秘密会党闻风起应，扰乱蔓延于广州附近。叶名琛用兵平之，遂亦自负。其在英国方面，亚罗之护照，依据注册章程第十条之规定，时效虽失去，然固琐小之事，乃竟小题大做，其决心求战，至为明显，更不足责。
中英战端开始之际，美法领事均表同情于英，甚者且欲从而助之，然以未得训令，表示中立。十一月，美领退出广州商馆，途中，其乘坐之舰，受炮攻击。美舰发炮应战，攻毁炮台五座，叶名琛知其构衅于二国，殊非得计，致书道歉，其事始已。中英之战祸既启，粤省公布斩杀英人汉奸之赏格，十二月五日，乡民杀英水手一名，英军闻报，火焚全村，以为报复。十四日深夜，粤民火焚英馆，其势浩大，火烟蔽空，美法诸国商馆，均及于难，存者唯有一屋。三十日，粤兵改装旅客，身藏武器，登于英船，途中出械劫船，惨杀外人。一八五七年一月十四日，粤人供给面包于香港外人者，中置砒霜，幸其质量太多，发现时早，未有死者。由是法、美、葡国公使提出抗议。叶名琛复称香港非其势力所及之地，粤人自受英军炮击之后，无家可归，怨愤之极，而谋报复也。说者谓粤省长官与闻其事，此种报复仇杀之行为，及无计划之混战，人民深受其害，诚野蛮罪恶之悲惨史也。叶名琛奏报朝廷，初言英兵败逃，国势孤立，帝谕其酌量办理。后言“孟加拉等国，与之构衅，不能添兵来援”。其说起于印兵叛乱，乃叶氏误省为国。朝廷则以内乱未平，恐其造成事变，饬其许英求和，而于广东之惨杀，殆不知也。英官报告本国，内阁方谋商于外国武力修约，对于国会提出出兵中国之议，征求同意，上院通过，下院否决，内阁解散下院。新选之结果，政府党之势力大增，通过议案，政府遂得本于事前决定之政策，联合法国出兵中国。
先是法使刺萼尼劝说耆英弛废教禁，天主教活动甚力，一八五〇年，洪秀全以上帝会起兵，三年之中，扰及长江流域，官吏如叶名琛之流乃信教士，实为祸乱之根，而教民皆奸民匪徒也。其言曰：“上帝会乃天主教之别名。”其时法国天主教神父热心于传教，及得弛禁之诏令，不辞困难，不畏险阻，潜入内地。西藏、湖北、直隶等，各有捕获，解赴广东交其领事管束。一八五三年，广西之乱尚炽，而神父马赖（Pére Auguste Chapdelaine）西往广西之西林传教。其往也，实无条约上之根据，叶名琛当照会法领阻其前进，或将其解至广州，而竟茫然不知。据法方报告，马神父抵于西林，初受县官之欢迎，一八五六年，新官下车，二月，捕囚神父及其信徒二十五人。受审之时，神父备受毒刑，狱定，枭首示众，其事报于驻粤之法国领事。领事言其虐杀无辜之神父，而法人犯罪者须交于领事审判，要求惩办县官，粤督不许。后答法使葛罗曰：“无马神父其人，只有惑众拜会抢掳奸淫之林八、马子农等，月日又不符合。”双方各执一词，领事报于本国政府，时值拿破仑第三在位，保护教会甚力。英国闻之，利用其事，商于法国，共同出兵大沽，要求修约，促进商业。其时亚罗案件尚未闻于伦敦，而英国已具求战之决心矣！法国许之，英国外相更商于美国国务卿，请其合作。其政府于政策上赞成其计划，然以商于参院之故，主张慎重，婉谢其请。英法出兵之计划，但不为之稍变，及亚罗事件报至英国，内阁不惜解散下院，而进行其经济侵略政策焉，一八五七年委任额尔金（Lord Elgin）为全权专使。法皇诏委葛罗（Baron Gros）为使臣。额尔金奉命统军而东，途中得知东印度公司之军队叛乱，声势浩大，印度总督请其分兵往援，额尔金许之，七月，抵于香港。
额尔金来粤，而法使葛罗未至，印度又乱，请于美法领事，共同合作，率兵前往北河。领事谓其未得训命之先，不敢应命。额尔金无奈，致书葛罗，促其早日来华。其时中英军队混战乱杀，报复不已。八月，英舰封锁广州，十一月，援兵始抵香港，政府训命专使北上，以与清廷交涉，而在香港之英人皆言祸根生于粤人之傲横，力请攻取广州，以挫其气，且示英军无所惧于团练也。葛罗亦抵粤东，访问马神父惨杀之案，谓为不公，总督必须负责。二使会议进行，俄使普提雅廷（Count Putiatin）亦至香港，且言率兵北上而外，别无办法。初俄船不得贸易于广州，及五口开放，俄船先后三次驶至上海，均不得贸易而去。幸其商业不甚发达，拒绝贸易，无关轻重。至是，俄国来文，称英法联合，将遣使来京，商办要事。中国复称能御英夷，毋庸派使入京，俄国仍称使臣将于七月到津，上谕直督谭廷襄于其来津，告以凡关涉俄国事件，非库伦不能入奏。其来京之使命，则为另订东北边界条约，初俄国经营东方，其探险队深入黑龙江下流，一八五四年，克里米亚战（Crimean War）起，俄自黑龙江以船运兵防守海口，华官阻之，不得，明年，请将黑龙江、松花江左岸，以及海口，分给俄国守护。上谕将军，向其声言不敢据之入奏，自干罪戾。一八五七年，黑龙江将军奕山奏报俄夷谕江左屯户，移居江右。八月，俄船抵津，华官见之。普提雅廷不肯言其来意，其属员言俄愿助中国拒英。其投递北京之公文，一言定界，一称代平内乱。平乱乃见好于清廷，而目的则订界约也。中国拒之，遂往香港。
英法二使，最后决定对于广州用兵，十二月十日，其领事各通知其专使来粤于叶名琛。十二日，二国兵船驶入白鹅潭，额尔金、葛罗各致书于粤督，额尔金列举粤官不肯开放广州、亚罗事件，以及修约等问题处置之失当，告以英法联军之合作，要求派员议商开放广州，赔偿损失，并据河南，以作担保条件之实行，即可相安，限其十日内答复。葛罗要求惩办西林县官，赔偿损失，余略同于英牒。十四日，叶名琛复文将其一一驳斥，一面奏报朝廷，称其不屈，又言美国以伯驾唆使，将其撤去，改派威廉（William B.Reed）来粤，复其照会，美商“欢呼载道”；美使讥笑法使形诸笔墨。其言毫无根据，威廉来华修约，叶氏拒其谒见，心殊怏怏也。咸丰得奏，谕其将进城赔货及更换条约各节，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君臣方自得计，而联军进据河南矣。其兵共五千余人，二十四日，二使致哀的美敦书于粤督，告以将攻广州。明日，叶氏复文，仍持原议。二十八日，联军发炮攻城，军舰助之，守兵于城上架炮应战，团练持矛或鸟枪，冲前以御联军，大败退逃，明日，再战于北门，清兵复败，炮台尽失，广州遂下。联军之将攻广州也。贫民为其衣食之计，仍以小船贩运水果等物，售于舰上兵士，其为之运输者，尚有香港之苦力，归英人指挥。苦力不辞劳苦，不畏炮弹，联军深赖其力。其工作于敌军者，多以生活困难，贪得联军之酬报耳。甚矣哉国内人口之多，失业之众也。夫此未受教育之愚民，原不足责，何政府之漠视人民生计而无建设耶！
二十九日，联军攻下广州，驻防都统令开西门，纵民迁徙，英军劝民勿自惊扰，分兵巡城，严禁杀掠，以见好于粤民。英军进入总督衙门，尽得粤督外交之奏折，皇帝之朱批，始知叶名琛之报告，莫不粉饰浮夸，曲解事实，以附会其轻视外人之心理也。必欲捕之。叶氏自城陷后，微服奔于粤华书院，更移居于左都统署圃之八角亭，明年一月五日，英军往搜书院，不得，闻其移居都统署。领事巴夏礼率兵往捕，得之，送至舰中，俄即送至印度首都加尔各答。其为人也，刚愎不挠，昧于世界之大势，囿于轻视外人之成见，不知外交上之正当方法，徒足以偾事辱国而已，顾其对外之行动，均得咸丰之温诏，朝廷自严惩主和之大臣以来，排外之政策，昭然显著于国内，温诏益长叶名琛之顽固意气。相传叶名琛之父，雅好扶乩，筑长春仙馆以嗣吕洞宾、李太白，名琛亦信乩语，凡军机大事，尝取决焉。及联军构难，乩语告以过十五日可无事，而广州竟先一日失守。薛福成称时人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此语虽不尽确，而固其乖谬刚愎之写真也。咸丰得报诏革叶名琛职，前此朱批，固已忘却，可见朝廷实无一定之政策，而唯视其效果，以定黜陟，对于臣下，竟无信义耶！英兵入城之后，奉命往取库银，及至库房，见银五十二箱，其重非一人之力，所能移动，元宝凡六十八包，铜币一室，并有贵重之衣，珍宝之物。门外游民聚而观者，拥塞街中，英兵无法取归库银，游民为之搬运，英兵去后游民涌入，争取衣物而出，广州于是入于无政府之情状。二使议决恢复被俘巡抚柏贵之职，而以合作为条件，商于柏贵，柏贵许之，一八五八年一月，就职，其下有委员三人佐之，法人一，英人二，领事巴夏礼与焉。三人中独巴夏礼能操华语，掌握统治广州之大权，凡巡抚贴发之布告，须有委员之图记，行政亦须受其监督。巴夏礼尚谓额尔金让步太甚，不能禁止乡民之仇杀英人，何其专横之甚耶？
广州既陷，叶名琛奉旨革职。咸丰命黄宗汉代之，不知柏贵所处之地位，饬其联络绅民，将夷逐出内河，御史何璟则请从外用兵。柏贵上奏英法二使之要求，非派大臣与之会议，则不撤兵。上谕责之，后始明知官兵之兵器被缴，外兵分守城门，而大吏不能自主也。两江总督何桂清恐广州事变，影响上海商业，减少税收，向外商说明粤事应归粤办，并奏报朝廷。上谕曰：“如果悔罪退出省城，尚可宽其既往，倘负固不悛，即调集兵勇，驱逐出城，再与讲理。”其言要为空论，联军且谋北上矣！二使之来华，原为修约，商请美俄二使同往大沽助战。初美国不应英国武力修约之请，但欲修约，派威廉来华，叶名琛拒之，不见，留于香港。普提雅廷亦在香港。二使言其未奉训令，不能助战，但可合作，改订条约。一八五八年二月，四国公使各致照会于大学士裕诚，额尔金要求公使驻于京都，多开商港，改订税则，及传教等，并请清廷委任全权大臣，于四月初来沪议定新约。葛罗声称同意于英使之要求。威廉先述来粤之经过，次言改订条约，朝廷苟拒其请，将与他国专使，一同北上。普提雅廷谓交涉之困难，由于外国公使，不得直接与朝廷公文往来，以致引起误会，发生战端。中言华官拒其入京，故与三国合作，末后劝告清廷解决困难。四国照会由上海领事前往苏州，面交江苏巡抚，由其转递驻于常州之两江总督。其时太平军据有南京故也。督抚会衔上奏，三月，转达朝旨。其答英、法、美三使之文，大意相同，略称朝廷已免叶名琛职，改任黄宗汉为总督，兼钦差大臣，办理夷务事宜，可即回粤磋商，并言朝臣不准私收外使之函件，对于俄使告其前往黑龙江勘定疆界，公使皆不满意，决定北上。何桂清欲留英美二使于上海，不得，奏请暂缓用兵。
四月，四国公使船抵大沽口，直督谭廷襄先曾奉旨设防，留于天津。二十四日，外船要求代递公文，谭氏许之，其内容则请皇帝派遣便宜行事之钦差大臣，会议于天津或北京，限其六日答复。朝廷复称可向谭廷襄磋商。帝谕谭廷襄告知外使，中国从无便宜行事之官。谭氏初欲离间英俄，不得。二十八日，法使投文，声称如五月一日仍无钦差会议，即执行王命，意谓战争也。谭氏照会公使，未书钦差大臣全衔，英、法、美使以其款式不合，将其退还，其心以为华官轻视外人，而遂重视此等节文也。普提雅廷往见总督，说其改正。谭氏从之。英法二使问其是否已得全权大臣之诏，知其仍须请训，五月一日，不肯往见，普提雅廷劝之，弗听，谭氏与美使相见，议商条约，英法二使，乃宽限六日，待其得有全权证书，即行开会。谭氏后称朝廷不可，二使欲待中美交涉之结果，做最后之决定。其时咸丰傲慢如常，初谕谭廷襄不准添开口岸，会闻俄使建议代办枪炮，谕曰：“中国从不与各国海外争锋，器械亦尚可恃”，及见美国国书中有“朕”字，批曰：“夜郎自大，不觉可笑。”谭廷襄初亦不知其地位之危险，而以外使不肯就范，主张战争。其与美使会议也，奏请添口，上谕允于粤闽各开一口，乃许添开口岸，改定税率，余多拒绝，对于公使驻京，长江开放，不许提出讨论。威廉大失所望，英法二使欲以武力达到目的，态度愈形强硬。普提雅廷调停双方，未得要领，终乃谢绝。
五月二十日，英法二使照会谭廷襄，称其前往北京，将与全权大臣议和，法使且引《黄埔条约》，谓其军舰得往天津，又致哀的美敦书于大沽炮台守将，限其于二小时内，交出炮台。守将不应，攻之即下，军舰扫除白河障碍物后，即行上驶。谭廷襄初尚奏称毁夷船七只，及炮台失守，即回天津；其地人心惊惶，纷纷迁徙。谭氏再奏俄美二使仍愿调停，咸丰始行让步，谕称除公使驻京及内地传教外，尚可斟酌办理。会联军逼近天津，抢漕米九百余石，俨然以战胜国自居，谭氏奏帝请派职分较崇之大臣于六月一日前来津。咸丰诏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花沙纳赴津。联军入天津城后，大臣纷然主战，或奏夷人畏民甚于畏兵，或请用民，宣示逆夷罪状，或言驳斥夷人条款，君臣皆信民可御夷。及闻外兵驻于望海楼，帝深失望曰：“住房，不闻民有起而阻之者，人心若是，可胜浩叹！”兵不能战，而民可用，何竟不思之甚，民已迁徙，尚欲用之，无怪其失望也。同时，帝诏蒙古亲王僧格林沁设防于通州。六月二日，桂良等抵津，四日，接见英使于海光寺。英使欲互交证书，桂良竟无以应，乃请颁给钦差关防。交涉由英译员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办理，二人精通华语，性情粗暴，李泰国时为上海海关职员，竟不忠于中国。
初，桂良等赴津，朝臣以耆英熟悉夷务，奏请起用，耆英奉旨赴津。其时，李泰国要求公使驻京，开放长江，上谕均不准许，乃谕耆英不必拘定与桂良等商。朝廷之策略，欲桂良拒绝一切，再由耆英让步，酌许一二了事也。九日，耆英谒俄美二使；并请见英法二使，二使复文拒之，耆英俄称上谕委为钦差大臣，二使亦不之理。李泰国仍向桂良交涉，后出见之，耆英请外舰先行退出白河，然后议商条件，且言前在广东，亲善英国，李泰国出其在粤诋毁英夷之奏疏，以窘辱之。其心殆不可知，盖政府委任会议之代表，操有增减更换罢免之全权，即虽战败之国，亦得另派代表，未有拒而不见者也。岂以耆英在粤时久，明知外交方法，不若桂良等之驯服，易于屈服让步耶？耆英遂以在津无益，回归北京，咸丰大怒，更受肃顺之谗，诏赐自尽。
方中英代表之议商条约也，额尔金除先与桂良相见，及后签字日再见而外，未曾出席会议。其提出之条件，根据于本国之训令，交与李泰国等办理。李泰国之态度，至为强硬，必欲如其所欲，毫无磋商妥协之意，唯以战争入京恫吓而已。桂良等不堪其辱，告之俄美二使，请其转告英使，亦无效果。双方争执最烈者，一为公使驻京，一为多开口岸，一为内地游历，朝廷坚决不愿公使驻京，仅许如俄国之例，派遣学生来京，对于口岸，不肯开放长江沿岸之大城。英国提出镇江，上谕称其碍及河运，桂良请以南京代之，上谕不允，英使又请开放天津，桂良以登州、牛庄代之。内地游行，英使不肯让步，交涉久无进展。恭亲王奕?等主战，奏请捕杀李泰国，即可无事。最后英使方面提出条约五十六款，声称不可更易一字。额尔金曰：“予欲立时签订条约，清使若再迟延，予将认为和议决裂，径带兵进京，多多要求矣。”桂良迫而许之，一面奏报朝廷，势不能战，对于新订之条约，则曰：“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需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关于公使驻京，称其一欲夸耀外国，一欲就近奏事，且曰：“（夷人）最怕花钱，任其自备资斧，又畏风尘，驻之无益，必将自去。”关于长江及内地开放，奏称长江不逾三口，镇江外商不致阻碍河运。内地游历，既有执照，未必将到各处。其言迫而签字之情形，则谓不许其请，即带兵进京，且曰：“奴才等愿以身死，不愿目睹凶焰，扰及都城，天时如此，人事如此，全局如此，只好姑为应允，催其速退兵船，以安人心。”咸丰亦无奈何，批谕公使驻京，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眷属。六月二十六日，《中英天津条约》签字，明日，《中法条约》成立。方中英交涉之相持也，普提雅廷议定条约，十三日签字，其时二国界约亦成，普提雅廷表示亲善，言于桂良，中国亟宜整顿武备，俄国愿送枪万支，炮五十尊，派员助筑炮台。咸丰初不肯收，后乃令其送交恰克图华官。十八日，《中美条约》亦成。三十日，咸丰批准条约，英法二使以其措辞含混，要求再降谕旨。七月四日，上谕依议，遂无异言。
四国条约成立，英法军舰离津南下，双方说明改订税则会议于上海举行。其原因则上海时为通商要港，货价贵贱，均有记录，海关税则且有成案可稽也。俄使以其本国商业，无足轻重，径回本国，三国公使则至上海。朝廷之批准条约，实非得已。及外船南下，咸丰力谋有所挽回，其主张则中国免除海关税银；外国则将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行、赔偿兵费始还广州四项放弃也；诏派桂良会同何桂清往议。何氏以海关免税，则军饷无出，力言不可，上谕以为此乃一劳永逸之计，严词责之。九月末，桂良等至申，奏报臬司薛焕之言，免税不能废约，十月，再奏免税有可虑者十端，不可向其提出。及议商税则，桂良奏称额尔金以广东仇英之动作，要求撤总督黄宗汉职，及绅士之权，不理废约之说。咸丰得奏，以为四项条件，毫无把握，而又枝节横生，谕曰：“朕派桂良等前往上海，又命何桂清会同商办，岂真专为税则计耶？试思桂良等在津，滥许所求之事，据奏思日后挽回，若至今仍无补救，不独无颜对朕，其何以对天下！”桂良多方解释，关于内地游历，奏云“游历他方者，多系传教之人，本属例所不禁（帝于其旁朱笔批曰：‘始则传教，继则叵测其心’），今有执照，转能稽核（帝又批曰：‘即使处处稽核，于事何补？’）。夷情最忌繁难，苦其累赘，日久或可不往。”（帝又批曰：‘冀其自废初心，真梦语也。’）君臣之误解，多由于国际知识之幼稚，而帝愤愤之气见于文辞。其反对之理由，则外人侦探国内之情形，而贻祸于无穷也。关税会议，独英委员与桂良等会议。其时中国国际贸易三分之二，操于英人，二国经济关系，最为密切也。其具体条件，由李泰国提出，作为讨论之根据，并无重要之修改。额尔金欲乘兵舰，溯江上驶，商于桂良，桂良请以公使，暂勿驻京为交换条件。额尔金允许再行商议，遂乘兵舰上驶，沿路调查，直达汉口。咸丰知之，颇为愤怒。十一月，关税章程签字，作为条约中之一部分，《美法条约》仿而行之。总之，四国条约文虽不同，然以最惠国之待遇，享受之权利，莫不相同。其内容关于我国者，至深且巨，兹分言其要款如下：
一、公使驻京。公使驻京，我国历史上向无此例，清廷大臣不知国际上外交之惯例，对于英国之要求，坚决反对。其心理则北京为一国之首都，今许夷酋留驻，有失朝廷之尊严，且得探听朝廷旨意，而易有所要挟。桂良不惜哀诉，托称让步，皇帝将斩其首，其愚诚不可及。外人则言误会争执之起，多由于粤督饰辞上奏，曲解事实，而公使不得直接与北京政府交涉，辨明真相，甚乃引起战祸。今按世界交通发达，各国关系日趋密切，国际上发生交涉之事务益繁，误会争执之解决，常赖大使或公使之协商。桂良力拒英使驻京，额尔金对之不稍让步，美约、法约载明其公使，可因要务，暂住北京。中国若许别国公使驻京，二国亦得享受同等之机会。自朝臣观之，英国要求之准许，别国公使，亦将驻京。咸丰诏命桂良等之赴上海也，令其取消公使驻京之条款。中国通商事务，交上海长官办理，公使可驻其地，终无所成，造成战祸。一八六〇年，问题始告解决，大臣奏请车驾回京。咸丰谕曰：“此次外人称兵犯顺，恭亲王弈等与之议抚，虽已换约，然退兵后，各国尚有首领驻京者，且亲递国书一节，既未与彼等言明，难保不因朕回銮，再来饶舌，该王大臣奏请回銮，系为镇定人心起见，然反复筹思，只顾目前之虚名，而贻无穷之后患，朕拟本年暂缓回銮，俟洋务大定，再将回銮一切事宜办理。”其愚殆不可及，而大祸所以造成也。条约承认我国公使亦得驻于缔约国之首都，享受同等之权利，乃清廷放弃驻外公使，列强根据之报告，则为公使一面之词。一八七七（光绪三）年，中国始设使馆于外国。
二、关税。《南京条约》后，协定关税成立。协定关税云者，一国与缔约国共同议订税率之后，非得其同意，不得改定或增加也。列强在华，享有最惠国条款之待遇，其多数虽表同情于我国，增加关税，但因一国不许改订，即作罢论，甚至物价剧变。海关征收之税，不足百分之五，亦不得修改，其违反关税自主之原则，尽人所知。盖关税自主为一国统治权之表现，我国竟与外人共之，不得提高税率，保护国内之工商业，且不得增加国库之收入也。说者有谓物价低廉，贫民受其赐者，然利终不敌害，其说不足深辩，关税之当自主，毫无疑义。自订约后，英国依据条约，领事负有协助华官征收英商货税之义务，商人遇有不公平之待遇，亦可报于领事，由其提出抗议。修约之先，英商谓物价低廉，税则未改，担负太重。及《天津条约》成立，根据货价改订税率，仍为值百抽五，十年一改。输出之丝茶，输入之鸦片，均为例外。外人需用之物，又多免税，外使更以常关税重，厘金苛繁，向桂良磋商，议决海关代征百分之二点五之子口半税，免去杂税，于是外人运输洋货于国中，得免苛捐，而国货反纳重税。其价增加，销路减少，而使失业者大增。政府竟置人民之生计于不问，殆先进国所无之怪现状也。按照先进国之关税，除进出口税而外，货物运输于国内者，概不纳税。税则增加民众之担负，而妨工商业之发达也。条约减少商船，每吨之课银，凡船一百五十吨以上，每吨改收四钱，其下每吨一钱，船纳钞后，于四月之内，驶往他港者，概行免税。其尤堪注意者，则上海小刀会之乱，海关雇用外人，而《天津条约》，予以规定，推行其制于他港也（其事详后）。
三、口岸。《南京条约》开放五口，均在长江以南，北方诸省，及长江沿岸无一商埠，商业仍受限制。外商要求增加通商口岸，多得商业上之机会，及四国《天津条约》成立，中国开放牛庄、登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台湾、淡水、潮州（汕头）、琼州。桂良所谓长江不逾三口者，初就中英条约而言，中法条约开放南京，一八六〇年，增加天津。由是长江以北之海港，及沿江要埠开放。长江口岸，镇江开放最早，九江、汉口次之，南京则以内乱暂不开放，乱平，外商始来贸易。其余诸港，外人先后前往，琼州独为例外。英国后以登州水浅，改换芝罘，中国许之，其港在登州之东百有余里，港大水深，便于停泊。凡此通商口岸，驻有领事，保护侨民，其贸易于他港者，船即充公。
四、传教。鸦片战后，来华之教士渐多，其传教之区域，限于五口。《中俄天津条约》载明传教。《中美天津条约》等亦有规定。教士携有护照，得入内地传教，官厅须力保护，教民不得稍受虐待。一八六〇年，中国许还教产于天主教。神父之充译员者，于华文中法条约添入内地置产权。一八六五年，法使与总署大臣议定章程，一八九五年，再有所议定。其主要之条件，内地教产，属于教会，私人不得购置。他国教会利用本国条约上最惠国之条款，亦得享受同等之权利。由是教士深入内地，租买地基，建筑教堂，宣传教义。其多数来华之目的，本于服务救世之思想，而欲多得信徒，或设医院，或授生徒。其影响于中国者，至深且巨，但以东西文化，根本观念之不同，文人保守思想之顽固，愚民迷信之深痼，官吏轻外之心理，进成误会。其一部分不肖之教士，徒以教徒数多，收容无赖，不惜保护罪犯，教民因而凭势欺弄良民，积愤益甚，尤以天主教为甚，引起清末无穷之纷扰。
五、游历。外人得游历于内地，始于《天津条约》，其在先进国家，外人入其境内，游历城镇乡村，不受限制，而中英《天津条约》第九条曰：“英国民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其执照概归领事发给，而由地方官盖印。”其无执照以及犯有不法之行为者，则由华官交于最近领事办罪，途中不得虐待处罚。其在通商口岸百里以内游历者，无须执照。约文载明旅行执照之权利，不得发给水手，其规定虽由于中国特殊之情状，而固进一步之开放也。
六、赔款《天津条约》规定赔偿英国商业损失二百万两，军费二百万两，法国军费二百万两，概由粤省筹措。英约载明交款之后，归还广州。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进抵北京，二国军费增至各八百万两，由海关支出。美国因商馆损失，亦得赔款五十万两，其政府后以数目过多，退还其一部分。联军之所得者，亦云多矣。
七、鸦片。鸦片自中英战争以来，销路大畅，公然买卖于国内，英国代表迭说大臣奏请弛禁，均无效果，然于弛禁之主张，迄未改变。及二国代表会议通商税则章程于上海，英使再请弛禁。中国时虽内乱，需款孔殷，而其代表初尚严词拒绝，后乃迫而许之，改称鸦片为洋药，每石纳银三十两。运入内地者，尚有厘金。外商输入洋药，可于通商口岸出售，由华商运入内地，鸦片问题，遂告解决。政府可谓放弃天职矣。虽然，于腐败政府之下，禁止鸦片，徒供贪官污吏之敲诈，公卖鸦片，名虽便于管理，而贪官污吏，亦得营私。吾人之结论，中国苟无统一廉洁之政府，鸦片难终禁绝也。
条约中尚有领事裁判权、最惠国条款等，其性质已言其前，禁用夷字，更无讨论之必要。总之，条约关系重要，而清廷让步者，迫于联军之威力，患其前攻北京，出于一时权宜之计，勉强批准，而于外使驻京，开放长江等，固根本反对也。自今观之，公使驻京，内地通商，游历，皆先进国家视为当然之事，其应全力反对者，则外船不得驶入内河，及损失国家主权之条款也。不幸君臣上下均不之知，仍持战议。初联军南下，僧格林沁奏参失事大员，谭廷襄奉旨革职查办，僧王移军设防，建筑炮台，置木桩以防轮船，购牛皮以御火箭（时称子弹之名），调集骑兵，图设水师。帝命怡亲王载垣往巡。其时广东团练抗英，朝臣言其战胜，帝谕黄宗汉，称其如能制胜万全，不必阻遏团练进攻，否则不必轻于一试。及上海会议不能废约，帝心愤怒，明年一月，谕旨中云：“前曾经叠次谕知，如果该夷北来，我兵必先开炮。条约内既未定有天津口岸，即非该夷应到之处，我若用兵，并非理曲”，又饬桂良设法，使其闻知。态度可谓强硬之至。桂良奏称英人总云，“不怕。”大将胜保等亦持战议，其扼要之语曰：“夫犬夷唯利是视，各国之所谓使臣，皆该国之奸商。彼国王止令其出外讲利，恐亦未必尽知其寻衅兴兵，堂堂天朝，无故而示弱于彼，果何谓欤？凡有一切要求，尽拒不纳不然，即请皇上赫然震怒，或擒杀其酋，或缚解其众。”其建议朝廷固未接受。二月，桂良奏称英使布鲁斯（Frederick W.A.Bruce）将入北京。帝饬其告之曰：“倘到津船只，或受损伤，我等不能任咎，又或复开兵衅，则上年条约，必至全归罢议。”说其于上海换约，又谕僧王严防，漕船暂停于牛庄等地。识者知其不能再战，前直督庆祺密函新任直督恒福不可启衅。三月，桂良奏称英酋不听开导，坚欲赴津换约，朝廷始疑战无把握，乃欲限定入京人数，不准逗留、带械、坐轿、摆队；入京之路，则自北塘上岸。
五月，英使布鲁斯照会桂良赴津，桂良复称兵船须停拦江沙外，俟其到津，方可商办各事，并欲与之相见。布鲁斯拒之，六月乘船北上，法使同行，初《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载明于北京换约。美使华若翰（John E.ward）以其本国条约，未曾指明换约之地，同之北上。俄使则已抵京。咸丰得知三使来京，令由北塘行走。军机处奉旨于正阳门外查空闲房屋三所，以备三使寓住，恒福又曾奉旨往北塘迎之。各使入京，侍从限定不得逾二十名，朝廷毫无启衅之意。而布鲁斯则有成见在胸，恃其军舰，不顾广州领事馆译员赫德（Robert Hart）之报告，不理桂良之照会，兵舰十六只，同之北上，兵士约一千三百人，法舰只有两只。十七日，船抵拦江沙，派人投文，要求撤大沽口之防具，限三日答复。二十日，恒福遣员告以总督将至海口，请其暂候数日。二十四日，美使得悉恒福驻于北塘，英使俄亦收得照会，请其由北塘登岸，无如舰队先已奉命扫除阻碍物等，预备作战，而竟置之不理也。二十五日，发炮轰击，兵士登岸，炮台始乃发炮应战，瞄射准确，击中兵舰，沉没者四，重伤者六，兵士死伤四百余人，英海军大将亦受重伤，幸美舰救之，得免于难。奏上，帝饬恒福问其开炮之故，并言可俟桂良回津换约，俄谕其驻于北塘，请其换约。其让步之原因；一患夷人将来报复，国内尚未平定，聚兵大沽，殊非易事，而又不能撤防。一患其扰他省，外舰驶行洋面，水师无如之何，沿海诸省，均可侵扰，帝谕各省严防，但不可宣露有碍抚议。总之，大沽之战，实非朝廷之意。恒福备送食物于外使，投文请其换约。英法二使不应，独华若翰许之，七月八日，登岸，拟乘自备之轿入京，恒福说其乘马，最后乘车进京，随员凡三十人。其在京也，住于一宅，不准与俄使相见，朝廷说其入觐，华若翰知其将行三跪九叩首之礼，谢绝其请，国书由桂良接收转递。美使俄即出京，至北塘换约，事毕南下。
六月十一日，外舰全离大沽海面，上海闻知败报，外商惊惶，将停营业。何桂清谕其安业，外商始定。帝谕何氏给予照会，说其据照《中美条约》，另立条款。法使复称须待本国训命，英使则置之不理，何氏往谒，亦不肯见。朝廷仍欲言和，九月，谕将士曰：“不准因有前番得意，遇夷即战，徒邀保举，不顾剿抚大局，如有前项情事，即由汝等查拿正法，不必请旨。”其欲和之意，尚未稍改，惜其无法通知外国政府，并未宣布启衅之责任也。英人或责额尔金未留重兵保障新约之实行，或言朝廷违约失信。斯说也，要无根据，《天津条约》未换之前，军舰不得驶入白河，毫无疑义。恒福通知英法二使，自北塘登岸，竟置不理。其将狃于战胜，首先发炮，其指挥作战也，处置失宜，死亡之多，由于自取。所可惜者，美使入京，未能以礼相待，互换之条约，朝廷不肯立即实行，必欲与英法条约一同办理。华若翰往见何桂清于昆山，要求先行开放台湾、潮州，并照新章输纳船钞。奏上，咸丰许之，英法商人，亦得享受同等之权利。及冬，布鲁斯欲阻漕船北上，朝廷将禁茶叶出口，以为报复，乃以外商反对而罢。一八六〇年二月，华商杨芳等密与英商磋商和平办法。英商提出条件，其重要者凡四：一、津约不改一字；二、增加兵费一百万两；三、许外兵一二千人至津；四、撤大沽防兵。上海道更与法译官梅尔登（Méritens）商减赔款，免去撤防。何桂清奏报朝廷，而咸丰之态度忽变，其原因有二：一则朝臣多持战议，初大沽之役，兵部尚书全庆等奏请乘势进行天讨，令广东出兵往攻香港，登州水师出而截其归路。其计划所谓纸上谈兵，毫不切于实际，而大臣固以为洋务转机。一则帝以夷人别无伎俩。帝初患外舰别扰他港，乃今久无动作，商人贸易如常。布鲁斯欲阻漕运，竟因商人反对，不果于行，信如时人所谓夷人嗜利成性，未必将扰其他海口，而大沽防守甚严，天津可以无事。二月二十七日，谕曰：
天津和约既定，而布鲁斯忽复称兵，是该夷先行背约，并非中国肯失信于外夷。此时兵威既振，岂能将前议之五十六款，悉行照办。至兵费一层，中国既经得胜即应该夷赔偿，若两抵不偿，已属通融，安有中国出银之理？至大沽设防，系海疆应办之事，并非专为英法，即使和约大定，亦不能遽行裁撤。果使该夷悔罪，诚心求和，前定之五十六款内，凡不可行之事，悉听何桂清裁减，于上海议定，以后或欲援照美夷成例，减从来京换约，尚属可行。
咸丰所欲裁减者，仍前四事。美使入京，自称待之如囚。英商先称断不可如美使相待，事遂不谐。英商提出之条件，先殆商于布鲁斯。初大沽之战，报于英国，值内阁更易，外相罗素（John Russel）颇主慎重，训令公使，苟得中国之请，仍可北上换约。其时法皇拿破仑第三以欧洲问题，与英不协，梅尔登迭与华官相见，谓派钦差前来调处，即可无事。奏上，咸丰不置可否，法皇后始决定与英合作。三月九日，二使致北京大学士照会，请何桂清代递，要求四事：一中国道歉，二公使驻京，三赔偿兵费，四进京换约，限于三十日内答复，措辞极为坚决。咸丰见之，称其狂悖已极，将其驳斥。四月八日，布鲁斯收到复文，称将用兵，何桂清将其上奏。帝称其“故作此虚声恫吓之言，以冀尽如其愿。如果该夷带兵前来，唯有与之决战，所有前议条约，概作罢论”。十六日，二使再致照会，内称用兵解决，外船扣留漕船，强驻兵于舟山群岛，山东之烟台，及辽东半岛之金州。其地长官说其他去，均置不理，而亦无如之何。朝廷乃再改变政策，谕“将士不可衅自我开，是为至要”，且饬僧王亦须暗中筹划抚局，会薛焕奏称英国意愿在和，美使亦欲调处。咸丰得奏，许二使各带从人一二十名入京会议，及外船抵于大沽海面；恒福送礼与美使，请其转约二使入京换约，美使复称无法。上谕许二使于城外坐轿，谕盛京将军玉明曰：“不可贪功挑衅，致误抚局”，又谕恒福曰：“借此转圜，此机断不可再失，总当遵奉叠次谕旨，照会该夷，不可任令委员借口风浪不顺，畏葸不前。倘再贻误时机，致令大局决裂，唯恒福是问。”帝既决心议和，竟不知进行之方法，其希望则欲二使入京会议。
七月三十日，大批外舰抵于大沽海面。额尔金、葛罗亦奉命至，仍为和议代表。其时英军来华者，共一万八千余人，法军七千人，分留小队防守占据之港；其作战者，英军一万，法军六千三百。华工为之运输者，凡二千五百人；其人助敌攻击祖国，不过表现政治之不良，以及人民生计之困难耳。其在东南，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方统大军，逼近上海，外兵援助，清兵防守，北方则联军力谋进攻。初舰队驶抵拦江沙，美使乘坐之船亦至，恒福送给礼物与之，得悉联军将自北塘上岸。先是，僧王于大沽设防，置北塘不问，御史陈鸿翊奏请北塘，亦须设防。帝饬僧王办理，僧王复奏其地不能设防，请于北塘、芦台中间之营城地方，建筑炮台，调兵固守。帝将奏疏交亲臣阅看，亦无异言。八月一日，联军自北塘登岸，未遇抵抗，清兵扼守距北塘十余里之新河。十二日，联军前攻新河，守兵大败，退守唐儿沽，距大沽八里。薛福成称马队三千，逃出者只有七人。其言虽不尽确，而固惨败也。十四日复战，又败，固守北河北岸炮台。十八日，联军攻陷大小梁子，请交出炮台，不得，二十一日，进攻炮台。守兵相继死亡，僧军迫而退出，南炮台兵不战而退。二十五日，联军进据天津，僧军退守通州。联军之进行也甚缓，一由运输困难，一由迭次言和。初直督恒福奉旨办理抚局，及联军登岸，致函额尔金说其入京会议，英使拒绝其请，及唐儿沽败后，再递照会，二使不复。帝命侍郎文俊前粤海关监督恒祺伴送二使入京换约。十七日，恒福将其通知二使，明日，额尔金复文声称让出天津交通之路，允许提出之条件，始可停战。恒福称其狂悖，而战又败，乃请帝许其要求，由军机大臣照复。长芦盐政宽惠等奏请诏派职分最崇之大臣，颁给关防，许以便宜行事全权字样来津。二十一日，炮台失守，恒福照会二使，称旨派全权大臣来沽，实则咸丰时未有旨，其目的则欲停战也。文俊等至津，二使拒之不见，及炮台失守之信息报至，帝授桂良、恒福为钦差大臣。
二十七日，桂良自京赴津，而津先已失守。二使均至其地，照会恒福，谓会议无可再商，只有允许所请。桂良所奉之使命，先阻公使驻京，如外使坚持，亦可许之，但不得多带从人；赔款亦许商办。顾时情状迥异于战前，额尔金鉴于前事，必欲有所保证，入京换约不肯如美使之待遇。及桂良抵津，二使各派委员与之会议，巴夏礼与焉。巴夏礼要求开放天津，驻兵于大沽，及赔款还清，方能撤兵。入京换约，须先派人观看房屋，然后使臣带兵入京，军费则坚索现款。桂良不肯开放天津，巴夏礼声称地为我有，不许即踞官署，桂良不敢坚持，余亦允许，独于现款，力持异议。桂良上奏言将罢兵，帝称其双目已盲，对于入京观看，责其怯懦无能，又谕僧王拦阻，设法以备截击。桂良言公使入京，以礼相待，自可相安。朱谕则曰：“拥兵换约，虽愚马亦知其心藏叵测，别有要挟，桂良等尚在梦中耶！”又称带兵换约，则“夷人续来，将内溃于心”。关于赔款，巴夏礼要求先付二百万两，咸丰以为给银，则为城下之盟，夷兵得饷，势将益形猖獗，乃称给银，断无此理。总之，帝于条款，尤不愿公使带兵换约，给予现款，密谕亲王曰：“以上二条，若桂良等丧心病狂，擅自应许，不唯违旨畏夷，是直举国家而奉之，朕即将该大臣等立置典刑，以饬纲纪，再与该夷决战。”其坚决之态度，多造成于误会，迄于此时，朝廷无一明知国际公法，以及英法外交政策之人，本于旧有之思想，牵合于中国国际间之新事迹，又无辨别是非轻重之能力，妄信浮言，空唱高调。初额尔金来华，薛焕言其代替布鲁斯，主战非英王之意。联军驻于烟台，大臣言其马队三千，上骑中空木人。新河战败，怡亲王载垣奏称僧王所获俘虏，言夷与“长发贼”勾连，帝交僧王复奏，僧王言无其事。给事中薛书堂奏言，战则我有五胜，和则我有十害，请即声讨，严禁茶叶大黄下海。朝臣之主张若是者，不知凡几。
九月六日，和议将成，而桂良迭奉严旨申斥，乃变态度，明日，二使索看全权大臣便宜行事敕书，不得，愤怒而去，投文称其前往通州。巴夏礼声称现虽签订条约，亦不能阻其前进，路上遇有华兵，即行开战。咸丰得报，谕曰：“唯有与之决战后再抚，舍此别无办法。”九日，朱谕亲征，以臣下谏阻而罢，悬赏捕杀夷人。僧王密请出幸木兰（热河），京中扣车调兵，帝谓将在京北坐镇，人心大为不安，朝臣奏请车驾不可出京，以安人心，上谕许之，一面派怡亲王载垣、尚书穆荫赴通，一面宣布巴夏礼罪状，中云：“倘执迷不悟，灭理横行，我将士唯有尽力歼除，誓弗与同天日。”十日，载垣致照会于额尔金、葛罗，略称皇帝委为全权大臣，请其回津，会商和约。二使时抵杨村，仍言将至通州议和，英使派巴夏礼前往。咸丰得奏，信其挟兵要盟，谕载垣将其“羁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计”。如不能羁禁，亦可作罢，但毋庸接见。其索现带兵入城，万不能允。其谕僧王曰：“倘越过马头，即著僧格林沁迎头截击，尽歼丑类，断不容其行至通州。”十四日，巴夏礼来至通州会议，载垣允许开放天津，入京换约，外兵驻于张家湾以南五里，咸丰限制入京人数四百名，赔偿军费，先付之现银，可于二月内缴清，和议将成。十六日，巴夏礼要求英使可得入觐皇帝，亲呈国书，载垣知其不肯拜跪，奏称事关国体，万难允准，帝谕令其拜跪，否则如美俄前例，十七日，会议未有解决。载垣称其欲逃，令僧王捕拿，时官兵备战，扼守张家湾。
十八日晨，巴夏礼等回至张家湾，其地驻有清兵，折回通州，欲见载垣，说其退兵，不得，方拟回营，适得英将紧急之书，招其即归，乃骑马驰行。清兵围而捕之，解见僧王。僧王饬其致书英将停战，巴夏礼不可，官吏送之他地，受审者再，最后囚于刑部大狱。斯变也，英人被囚者二十六名，法人十三，尤重视巴夏礼焉。巴夏礼初为广州领事，精通华语，桂良称其骄悍，甚于威妥玛万分，叶名琛尝奏英主厌兵，粤事皆巴夏礼等所为，及从额尔金北上，数与钦差议和，大臣故重视之。沈兆霖奏曰：“皇上明降谕旨，历数数年英人罪状，大伸天讨，中外臣民同声称快，又闻英人所倚为谋主者，唯巴夏礼一人，前此掳去叶名琛，亦系此人之计，余如额尔金、葛罗等，皆不能划策。今巴夏礼就擒，敌已失其所恃，必将设法索回。据国法言之，自应即予诛磔，何烦再计，然敌之势，本利在速战，即行诛戮，恐奋兵深入，其势益锐。莫若牢固监禁。”焦祐瀛奏称“虎兕出柙，不可再制”，请将其正法。帝批奏疏曰：“是极，唯尚可缓数日耳。”巴夏礼等被捕之日，联军进攻张家湾之守兵，弹落如雨，守兵死伤颇多，退守八里桥；地为自通州入京之要道，距北京八里。夜分，额尔金始知巴夏礼等被捕，力说大将督军进攻，大将许之，二十一日，进犯八里桥。胜保督禁军力战，俄即败退，胜保伤颊，说者讥其红顶黄褂，骋而督战，以致受伤，可谓谑而虐矣。僧王知不能战，不待朝命，即照会二使言和，咸丰授其弟恭亲王奕?为全权大臣。奕?素持战议，主张捕杀李泰国，反对公使驻京，至是，致书额尔金、葛罗请先停战，以便议和。二使复称放出巴夏礼等，始可言和。奕?不可，奏曰：“幸就擒获，岂可遽令行还，”交涉未有进步。其时联军于激战之后，子弹不足，乃致照会辩论。二十二日，咸丰自京出狩热河。奕?饬恒祺往说巴夏礼写信息兵，巴夏礼欲用英文，朝臣无识之者，遂作罢议。朱谕曰：“看此光景，不如早为处死”，俄再谕奕?，“如城不守，即将巴正法”，又谕各海口闭关。北京自帝出狩后，人心惊惶，谣言四起，匪徒抢劫，禁军不能再战，帝始改变态度，谕曰：“现在时机紧迫，问不容发，朕亦不为遥制，即著恭亲王等相机办理，总期抚局速成。”僧王亦主议抚，而二使迭请释放巴夏礼，奕?奏称如夷攻城，即将其正法。帝乃谕称将其送还，以示大方。巴夏礼时自狱中提出，住于德胜门高庙。三十日，二使投文声称再过三日，巴夏礼如不放出，即交大将执行。巴夏礼信请免战，而信竟未收到。十月二日，帝谕奕?见之，奕?言其“生性狡悍，此次既被拘执，怀恨必深”，仍不肯将其放出。
十月初，联军军火援军自天津大至，五日，开始行动，大将据报，以为咸丰驻于圆明园。园在北京城外西北十余里，为清帝避暑宫殿，内有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中有耶稣会教士设计建筑者，列帝修治，可谓积二百年之民力经营而成者也。联军往攻北京圆明园间之海淀，防兵败溃。六日，法军首先入园，其将称其建筑之美，珍物之多，为欧洲所无，且非言语所能形容也。法兵将珍物搜去，英军亦得赃物，无赖乘机强取剩余之物。据朝臣奏疏，迄于九日，静明园、静宜园尚未抢劫，禁兵入园防守。奕?时在万寿寺闻之，大惊，以北上之路断阻，逃至卢沟桥，奏言抚局不可再议。上谕仍饬其筹办。七日，二使致哀的美敦书于王大臣，内请释放巴夏礼等，否则攻城，待其放出之后，再议条件，互换条约，并须交出一门，人民苟皆安居，联军亦不辱之。八日，恒祺与留京王大臣议定释放巴夏礼归营。初英人被捕者二十六名，法人十三名，至是，存者英人十三，法人五名，距其被捕之时，二十日耳。方苞于清盛时，记狱中情状，言其饮食不时，污秽不堪，犯人备受虐待，狱吏至为贪狠。嗟夫！我国良民之惨死于狱中者，不知凡几矣！十日，二使再致书于大臣，限其于十三日午时，开放安定门交外兵把守，逾时将即攻城。恭亲王业已逃至长辛店，交涉由恒祺办理。咸丰得奏，谕曰：“倘该夷不允复出，尚复成何事体。”留京王大臣，函请奕?回京，恒祺以恭亲王名义，照会二使赔偿圆明园之损失，并请先议条件，再行开门。二使置之不复，大臣相顾无策，乃于规定期内，开放安定门。咸丰亦谕奕?回京，外兵入城，未扰人民。十四日，奕?回至西便门外天宁寺，明日，照会二使换约。
初联军入京，二国大将意见不协，二使更以欧洲问题，信其难于合作，十五日，英将通知额尔金，（一）英军不能留于北京过冬。（二）十一月一日，军队开始撤回天津。（三）华官开放安定门，理应维持信义，不得毁坏公家建筑。（四）大使决定焚毁海淀之行宫，以及圆明园之宫殿，将即执行。当斯时也，额尔金数与葛罗会商，以为清廷不顾白旗，施其阴谋，不顾国信，捕囚代表，死亡多人，必欲有所惩戒。二使会商之时，对于赔款，则以款已增加，如再要求，徒加无辜人民之担负；对于割地，则以问题将益复杂；对于严惩载垣、僧格林沁，则以一时难于成功，均作罢论。后始议定恤金英国三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额尔金建议中国政府刻碑胪列阴谋失信之事实，葛罗谓其侮辱太甚，力持异议。最后额尔金主张焚毁圆明园，谓被捕之外人，先曾受辱于园中，必先毁之，然后议和。葛罗不可，主张和议决裂之后，火焚清官，法将助之。英将力言焚毁皇宫，则为失信，额尔金之意遂决。十七日，二使照复恭亲王。额尔金谓中国虐待英人，须出恤金三十万两，拆毁圆明园，葛罗要求恤金二十万两，交还天主堂及教士墓茔。文中约定二十日照复，二十二日，给银，二十三日，签订新约，换约。十八日，英兵奉令焚毁圆明园，于是经营二百年之宫殿，竟于火光之下，化为烟灰焦土破瓦颓垣，世界美术遂少宏丽伟大建筑之一。英将之执行命令者，亦深为之叹息焉！额尔金之报复行动，出于一时之情感，其野蛮失常，殊可痛恨。其不欲火焚皇宫者，盖患恭亲王惊惧出逃，无人负责办理交涉，而非有爱于中国也。俄使伊格纳季耶夫（Ignatieff）自称劝说二使让步，中国不可再失时机。二十二日，户部允给现银五十万两，英使增加要求：一、九龙司归英，二、许华人赴英。法使要求归还前田地房产于天主教，奕?许之，和议始成。
额尔金改于二十四日入城，由英兵保护，至礼部衙门签订新约，是为《中英北京条约》，并互换《天津条约》，文武大臣在焉，额尔金先期约之故也。大臣多呈惶恐之色，额尔金改许先赔现银五十万两，可于四十日内交清，葛罗俄亦允许同样办法。换约礼毕，额尔金即行，英兵于安定门鸣炮庆祝，明日，法使亦至衙门订约，换约并赴宴会，态度颇为和平，后告奕?愿助中国剿匪，额尔金要求朝廷公布《天津条约》于各省，始肯撤兵。法兵出京较早，《中英北京条约》之要款凡五：（一）皇帝对于大沽事件，深表歉意。（二）使馆设于北京。（三）赔偿军费八百万两，由海关提出收入五分之一付交，恤金三十万两，立时付清。（四）华工得侨居或工作于英国属地。（五）中国割让九龙海岸一部分与英。《中法北京条约》，法得赔款八百万两，恤金二十万两，中国交还教产于天主教堂。华文条约，神父之为译员者，添入教会得置地产于内地之文，和议成后，十一月一日，法军尽离北京。十二月九日，英军亦退。其在金州、烟台、定海之兵，亦次第撤退。明年，天津、广州驻军，始尽撤退。委员交还广州政权，巴夏礼报告书中，有谓英兵、粤人相处甚善，其前反英之运动，曾由官吏奖励而成。委员管治期内，广州城外团练，受总督黄宗汉之指挥，仇杀外人，联军追杀团丁达于花县。由是官吏始知乡民不足以慑外兵。
纵观清代迄于一八六〇年之外交，吾人未尝不深叹息。外人来华，初为商业，其所求者，则为商业上之机会，如其愿偿，生命财产，均能安全，则可无事。其不能者，政府则以武力助之，盖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家汲汲谋得市场于海外，而中级社会之政府，予以保护，不惜用兵，乃合商业、政治二者为目的，外交武力为手段，弱国遂为鱼肉。同时，清代内外官吏国际知识浅陋，无以应变，以致重大之损失。中国对外初无交涉之可言，外商限于一地，遵守习惯，相安无事。一八三四年，形势大变，平等待遇、严禁鸦片、法律问题，相继发生，遂成战祸，缔结城下之盟。不幸对外思想，依然不变，政府更无远大一定之政策，其一时成功者，则赏以官爵。迨其失败，虽有批准之朱谕，亦不免于惩罚焉。其前后矛盾，殆无理解之可能，终则酝酿英法联军之祸。其争执之初起，原属无足轻重，可即解决之问题，乃因昏庸之大臣，造成极大之事变，缔结丧失权利之条约。所可怪者，大臣之反对条约者，对于关系国家主权，人民生计之协定关税，及领事裁判权等，未曾要求修正，反于国际上之常事，如入京觐见，公使驻京，抵死力争。其心目之中，徒以天朝皇帝不应与外夷公使非礼相见，而失其尊严也。其时国内扰乱，财政困难，咸丰初以时局之严重，主张议和，乃以知识之幼稚，发生重大之误会。禁军迭败，帝逃热河，恭亲王密奏迁都陕西，胜保请招南军勤王。其时江南大营再溃，太平军迭陷东南名城，势大涨旺，二事均以和议告成作罢。和议既以增加代价而成立，咸丰仍未觉悟，不肯回京。关于进递国书，谕曰：“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及额尔金坐轿出京，奕?奏其事曰：“沐猴而冠之状，殊觉不堪入目。”其原因一则由于少见多怪，奕?幼生于宫中，未见外人，外人之行动，异于华人，坐轿之状，不无稍异，一则出于轻视之心理，咸丰初禁美使坐轿入京，后俄使坐轿，轿夫均受重罚。及联军逼近北京，始许公使于城外坐轿，而今力无奈何，徒作讥刺之语也。
《北京条约》成立，俄使伊格纳季耶夫自称劝阻二使，给银从缓，外兵不久驻京，力请解决二国之问题。初俄经营东方，探险队前往黑龙江下流调查，而朝廷对于满洲，以为发祥之地，除罪人而外，严禁汉人移居。黑龙江北岸，只有少数野蛮部落。一八五三年，俄国要求分界立牌，会以克里米亚战延期，俄船阑入海口，其政府请将黑龙江松花江北岸归之，中国不许。一八五八年，黑龙江将军奕山奉旨与俄东西伯利亚将军穆拉维夫（Muravieff）订立界约，五月二十二日，相见。穆拉维夫要求黑龙江等地，分属二国，并准二国船只往来。奕山拒之，明日，再见仍以为言。奕山坚持如故，乃称病不见，二十六日，奕山胆怯，至其寓所见之。穆拉维夫益横，提出草约，奕山拒绝签字，遂大声喧嚷，将文收起而去，夜间放枪，有意寻衅。奕山为其所胁，派人见之，竟称若不签订界约，将即驱逐北岸屯户。二十七日，奕山许而从之，约成，是为《瑷珲条约》。其条款凡二：一、黑龙江、松花江北岸，自额尔古纳河至松花江海口属于俄国，其南岸顺江至乌苏里江属于中国。自乌苏里江至海所有地方归二国共管。各江只许中俄船只往来。黑龙江北岸居住之满洲人等，照常居住，仍归清官管辖。二、二国准许两岸居住之人民，互相贸易。约成，派员勘界，其属黑龙江境者，自无问题，而乌苏里江一带属于吉林。朝廷以奕山失职，将其罢免，勘界久无所成。其在西北，中国于鸦片战后应俄要求，开放伊犁及塔尔巴哈台，边界则未勘定。
一八五九年，伊格纳季耶夫奉命入京，七月，呈递补续和约六条，其主意则请勘定吉林乐界，新疆地界，并求陆路通商权利等，由理藩院大臣肃顺、瑞常交涉，将其驳斥。双方强词夺理，各出恫吓之词，交涉毫无进步。俄使照会军机处，亦无所得，后即出京。及英法联军进至天津，俄使要求回京，俄抵北京，而联军兵临城下，自请调解。奕?密奏其经过曰：“前据俄罗斯伊酋来文，屡请前赴英夷营代为说和，昨又据崇纶、恒祺等面称该酋现已进城，暂住北馆，仍自请赴英营劝阻，允给银两尚可从缓，且可酌减，并称不致久驻京师，夷兵亦令退至大沽等处，不使驻扎近京地方等语。臣等明知此事系俄夷怂恿，今为此言，何可尽信？然解铃系铃究出一手，若不允其前往，难保不倍加作祟，因给予照复令其前赴劝阻，设能如其所言，于抚局不无裨益，而伊酋事后如有要求，再作理论。”俄使所言多非事实，奕?之解说，全出于误会。及二国罢兵，俄使请订新约，要求改订吉林、新疆地界，并商业权利。奕主张借给绥芬乌苏里江一带与俄，华人住居之处不得占住，添开商埠，俄使不可，十一月议成条约，竟将土地割让。奕?奏曰：“该酋以英法之换约，攘为己功，设或迁延不定，恐或另生枝节，而英国兵既不撤，法国兵亦未尽回津。渠等狈狼为奸，尤虑变生意外，臣等查夷性犬羊，喜人怒兽，势难理喻。俄酋居心狡诈，必须力为防维。再与之理论，难保不勾结英法为患，但于目前之患较少，不得不委曲允从，以便催令英酋退兵，俾京城根本既安，人心渐定，以全大局。”其言多无根据，奕?将其上奏者，一盖曲解事实，或受俄使之愚弄，而不自知。一因前言借与，而今割让，是以恫吓皇帝，而欲其批准，借以解决二国之争执也。《中俄北京条约》之要款如下：
一、黑龙江下流至乌苏里河合流处，南岸属于中国，北岸归俄。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二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为界，西属中国，东属俄国。自松阿察河、白棱河等迄于图们江，西属中国，东属俄国。于是东北沿海岸广大之区域，尽归于俄。二、西疆勘界，指明顺山岭大河，及华官所在卡伦为界。西疆之范围颇广，一八六四年之《塔城条约》，中国丧失塔尔巴哈台伊犁所属巴克图卡伦迤西之地。后新疆叛乱，将军与俄员勘科布多等界，亦多割让领土。三、中国开放喀什噶尔——新疆之要地也，并许俄商于库伦、张家口销售零星货物，俄于喀什噶尔、库伦得设领事。四、两国边地长官，平等往来。一八六二年，二国订成通商章程，试行七年，改订商约，俄商享受陆路上贸易之特殊权利（其权利详后）。于是俄国不劳军队，得有广大之区域，及陆路上商业优越之地位，甚矣哉俄国外交官之狡诈多能也。相形之下，何清廷大臣之愚拙若此耶！一则由于一强一弱，一则由于无正确之报告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