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自五口通商以来，外交莫不失败，内政亦无建设改革之大计，而人口繁多，生计艰难，秘密会党之势力日涨，危机四伏，造成极大惨杀之悲史。吾人于言祸乱之先，不可不知一八五五年黄河之改道也。黄河自有记录，迄于十九世纪初叶，大徙者凡五。一一九四（金章宗五）年，河水泛滥，其一部分始由南清河（泗水）入淮。十三世纪末叶（元世祖至元中），河水改从汴渠，经过徐州，东北流入泗淮，其北流渐微，十五世纪，北流筑塞，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淮水发源于河南，历安徽、江苏，而入黄海，原为中国大河之一，乃以一河容纳二河之水，易至泛滥。黄河之在徐州境内者，河身褊狭，上流之水，难于一时流出，徐州之下，则水放流，均易成灾。清廷设官治之，修筑高堤，防塞决口，糜款甚巨，从未有一二十年安流不为民害者。一八五五（咸丰五）年夏，大雨不已，河水高涨，自仪封铜瓦厢决口，折入山东，夺大清河道，流入渤海。淮水下流入海之道遂淤，其水一部分改由运河流入长江，兹言黄河改道之主因与影响于下。
黄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之北麓，高出海面约一万四千尺，曲折东流，入于甘肃皋兰之附近，地势降低，而洮湟二水流入，由是水势陡盛，东行阻于六盘山脉，折转而北，流入绥远，再以高山之阻，转入陕西、山西，而为二省天然之省界焉。水流奔泻于山峡之中，直达河南，始至广大之平原，高低相去无几，然后折向东流，而入于海。夫水之流也，因高就下，高低悬殊愈甚，则水流益速，其力之猛，冲动碎石，夹带沙泥，及至下流，支流众多，水量大增，易于为害。且其经过之高山平原，多无树木，甚者或无青草，登高远望，则目力所见，常为黄土。迨遇大雨，地面上之肥泥被洗而去，流入河中，黄河之水沙泥益多，及抵平原，水流渐缓，其力不能尽携泥沙而去，泥沙淤淀，河身渐高。历代之治河者，从未于根本上着手，而多高增两岸，筑塞决口，久则河身淤泥积高，一旦水势浩大，唯有破堤泛滥，另夺河道入海而已。至是，黄河改自山东入海，淮水入海之故道淤塞。其上游之水，乃以洪泽湖为尾闾，其湖底较海面水平线为高，而水无从流出，万顷膏腴之地，均在水中，江北人民之生计转难。黄河既至山东，而时内乱正亟，无力修治，后遂大为民害。其漂没之人畜财产，殆不可计算，地面上之肥泥，亦入海中。外人有告予者，谓其来华，船抵扬子江口，见江水所含之泥，而以中国不善保存，深叹其富。扬子江如此，黄河更无论矣。予曾从吉普士（Dr.Gihbs）博士读微菌学。博士研究山西、东北土壤之微菌，曾告吾人曰：“其地土壤缺少有利于植物之微菌，殊为穷瘠。”予按其地缺少树木，肥泥为水洗去，实其原因之一。处于今日整理黄河，诚非易易。其为吾人所能者，则为保全肥土，禁伐小树，广植草木。夫然天降大雨，水因植物之根，易入泥中，而肥土得免于洗去。此盖补救办法之一也。
十九世纪初叶，中国入于衰弱时期，祸乱时起，尚非大规模之屠杀，人口有增无已。贫民虽曾溺死婴孩，而道德观念，以无子为不孝，社会上以养子为防老，迄今民间尚信“一根草有个露水珠儿”。其意谓天生一人，即有衣食，父母无须烦恼。其溺死者，多为女子，非子女众多，而家累太重者，则不肯为，人口故无减少之理。十八世纪末叶，学者洪亮吉曰：“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洪氏举例证之，一家夫妇二人，初有屋十间，有田一顷，及至其孙，不下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亦必不敷。其言人口增加之倍数，虽未必尽确，要为平日观察所得之结论，不可厚非。洪氏谓户口增加之后，游手好闲者，数十倍于前。其人遇有水旱疾疫，不能束手待毙，苟逢时机，将起而作乱。《皇朝续文献通考》称一八一二（嘉庆十七）年，全国人口凡三万六千余万，乃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户口之总数，视前反少六百余万，其数颇可怀疑。鸦片战争时，澳门报纸论中国人口，一称中国人有天下三分之一，一言“嘉庆及当今皇帝（道光）太平管治此三十万万臣民”。其时世界人口之估计，约十二万万左右，中国何得有此三十万万臣民？数目当或译错。据三分之一计算，中国人口殆四万万。报纸偶言直省人口，前后多不相同，盖此实非外人所能估计也。道光朝东华录记其中年人口逾四万万，亦非调查所得之确数。总之，咸丰初年，人口已至无可再加之情状。其时满洲、热河、察哈尔、绥远均不准汉人移居，新疆、外蒙古、西藏更无人愿往，而本部十八省，尚有限制。台湾故例禁止内地人民偷渡，台民私往番地者治罪，云南、广西、贵州等尚有一部分土地归土司治理，人民私往外国，亦犯国禁。其职业种类少于今日，大多数以耕种为生，而田地有限不敷分配，生活日难。一八五〇年，浙江巡抚常大淳奏称人民开山过多，以致沙淤土壅，有妨水道，山地硗薄，生产力弱，而民竞争耕种。鸦片战争期间，杨芳战败，请许英商贸易，称其船有洋米三万余石，广东向资洋米接济等语。中国以农立国，而产生之食料，不足以供国人之需要，可见人口之多。前后战争，均有愚民贪图小利为敌人工作，可证失业之众，其无职业而胆较壮者，则投入会党，为害乡里。于是会党之势养成，魏源曾言及之，兹再节引时人之言，以见社会情状不安之一斑。
御史常大淳于一八三五年，奏曰：“直隶、山东、河南向有教匪，辗转传习，惑众敛钱，遇岁歉，白昼伙抢，名曰均粮。近来间或拿办，不断根株，湖南之永州、郴州、桂阳，江西之南安、赣州与两广接壤，均有会匪结党成群，动成巨案。”一八五〇年，侍郎赵元奏曰：“近来盗风愈炽，直隶、山东陆路行旅，往来多被抢劫，两湖三江连年水灾，盗贼日众，至如河南之捻匪，四川之嘓匪，广东之土匪，贵州之苗匪，又皆肆意横行，目无法纪。且到处均有邪教会匪，各立名目，煽动乡愚，胁从既众，蹂躏尤多。地方文武恐滋事端，苟且因循，唯务姑息，书差既豢贼纵容，兵弁复得规徇隐。州县之勤干者，有时查访严拿，则差役通风，武弁解体，夺犯戕官，往往酿成巨案。其愚懦者，平时既不以缉捕为务，至报劫频闻，恐干严议，则复讳盗为窃，避重就轻，以至匪徒益无忌惮。若不急为整顿，则盗贼肆行，奸匪交接，其祸害有不可胜言者。”一八五一年，曾国藩奏称安徽、江苏，河南瘠县，盗风日炽，乡吏勾盗，差役讹索，案尚未破，而事主之家已破，乃吞声饮泣，无力再控，即使再控，幸得发兵会捕，而兵役平日皆与盗通，临时卖放，泯然无迹，或反借盗名以恫吓村愚，索要重贿，否则指为盗伙，火其居而械系之，又或责成族邻，勒令缚盗来献，直至缚解到县，又复索收押之费，索转解之费。故凡盗贼所在，不独事主焦头烂额，即最疏之戚，最远之邻，大者荡产，小者株系，比比然也。”及于湖南练兵，奏曰：“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一八五二）粤匪入楚，凡入天地会者，大半附之而去。近来有司亦知会匪之不可遏，特不欲其祸自我而发，相与掩饰弥缝，以苟一日之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而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遂以酿成目今之巨寇。”湖南湘乡诸生刘蓉后以军功，擢至巡抚，其言乱前情状曰：“今天下僻远之邑，绿林深山之地，盗贼群聚而据焉，大者以千计，小者亦以百计，造栅置寨，屠狗椎牛，昼则群饮于市肆，赌博叫嚣，夜则劫掠于乡村，纵横骚扰，而乡里莫之敢发，州县莫之敢问，隶卒莫之敢撄者，诚畏其势而无可如何也。”四人之言，虽为社会情形之实录，要就纷扰之地而言，虽难例推全国，而国内固已不安矣。
政治上之腐败，亦为造成祸乱主因之一，其尤明显者，则财政之无办法，及吏治之无从整顿也。政府之收入，以田赋、盐税、关税为大宗。田赋限于祖制，正赋不得加增，一八四五年后，每岁歉收约在数百万两以外，而朝廷又发款赈济灾民。盐归政府专卖，由商人包运转售，百弊丛生，民间则盐枭偷运，敢与官吏相抗。关税收入年约五百万两。而朝廷自嘉庆以来，叛乱时起，用兵不已，黄河决口，阻塞需款，国已患贫。道光初禁鸦片，未始不动于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之说。迨及战争，朝廷调派军队，军费大增，而《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广州之六百万元，尚不在内。道光曾以筹款为虑，刘韵珂则言浙江无力担负。其时国内生活费低，银元购买力十数倍于今日，因巨大之赔款也。其能如期缴清，一由于官吏设法搜罗，一由于朝廷卖官鬻爵，财政更为窘迫。而鸦片漏卮，反多于前。道光初以纹银不敷流通，农民纳税之担负，为之增加，谋开银矿，一八四八年，谕四川、云、贵、两广督抚于其所辖境内，确实察勘矿产。中国虽为用银之国，而国内殊少银矿，开采又为旧法，殆无纯利可得，其为害于民，历史上曾有明例。道光之出此，盖为增加收入之计，后虽未曾开矿，然可见其患贫，臣下亦以为言，战争期内官吏私派之弊，实不能免，魏源于《圣武记》中言之，鸦片战争，更有切实之明证。
吏治腐败之原因，常为蒙蔽。刘蓉言之曰：“今时弊之积于下者，不必尽闻于上，其闻于上者，又必再四详慎，不甚关于忌讳，然后敢入告焉。公卿大臣又必再三审处，不甚戾于成法，然后勉而行焉。则夫弊所及除之端，盖无几耳，而禁令之不行，抑又如此，则是天下之弊，终无厘革之日也。”章学诚论其弊曰：“上下相蒙，唯事婪赃渎货，始则蚕食，渐至鲸吞，初以千百计者，俄而非万不交矣，俄而万且数计矣，俄以数十万百万计矣。”洪亮吉亦曰：“今日州县之恶，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有司无事则蚀粮冒饷，有事则避罪就功，府县以蒙其道府，道府以蒙其督抚，甚至督抚即以蒙皇上。”章洪二氏当白莲教之乱，见闻官吏逼民为贼，深有所感，其言似甚激烈，而实切中时弊。政府竟不能用，积弊反多。鸦片战争期内，统帅疆吏莫不蒙饰上奏，和议成后，上下仍不明知实状，造成外交上重大之损失。其关于内政，刘蓉曾痛言之曰：“今天下之吏，亦众矣，未闻有以安民为事者！而赋敛之横，刑罚之滥，朘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刘蓉所言之天下，就中国全国而言，盖对于时事，深有感慨而发。其措辞虽涉笼统，要可证明吏治之坏，民生之苦。初一八五〇年，咸丰嗣位，诏求直言，朝臣言事者颇多，其关于吏治，可于曾国藩、赵元之奏疏见之。曾国藩曰：“臣观今日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琑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遇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弊。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隆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朝臣赵元曰：“近来积习相沿，风气日坏，加以捐例屡开，仕途益杂，罔识民事之艰难，但较缺分之肥瘠。幕友家丁，招摇滋事，书差胥吏，又复从中舞弊，联络把持，贿嘱情托，无所不至。萎靡者怠玩因循，不知振作。贪酷者恣睢暴戾，唯事诛求。钱粮则任意侵亏，词讼则株连积压，及至众怨沸腾，舆论不洽。上司或有风闯，遇事参劾，则敢挟嫌抵制，攻讦多端，大吏虑其噬脐，姑容不问，不特各州县毫无顾忌，即佐杂末吏，亦且相率效尤。”积弊之由来已久，朝臣非不知之，而平时竟不敢上奏，致成痈决疣溃之祸。此洪秀全之所以得于广西起兵也。
广西旧称瘴疠之区，明（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前放置罪人，其大部分归土司统理，逐渐改土归流，清末尚有始设州县者，其省多山，土壤硗瘠。境内原有苗人、狼人、獞人、瑶人、山子等杂居，其人名称繁多，而俗统称为苗瑶。生活未脱野蛮人之状态，身体强壮，愍不畏死，汉族后始徙居其地，其住近于苗瑶者，生活状况，或与之相近，或略胜一筹。其人深受环境之支配，轻身好斗，而又知识浅陋，迷信极深，苟人得其信心之后，则虽为之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广西东部桂平、武宣一带，山势高峻，蜿蜒千里，古称瑶山，地为天险，其附近居民出入山中，登高履险，捷若猿猴。其人有土著客民之分，巡抚周天爵曾奏朝廷曰：“初粤西地广人稀，客民多寄食其间，莠多良少者，结土匪以害土著之良民。良民不胜其愤，聚而与之为敌，黠桀者啸聚其间，千百成群，蔓延于左右江千里之间。而其原因州县不理其曲直，邪教见民冤抑之状，因好鬼之俗，倡为蛊惑之词，盖自道光二十二三（一八四二三）年，祸基已兆。”其言发于洪秀全举兵之后，影射之词，虽不尽确，而客民土著相仇，则为事实。广西志亦以为言。一八四七年，广西大饥，民食不足，其狡桀者，相聚为盗。会湖南土匪南扰广西，杀人劫财，无恶不作。其东北一区，受祸尤烈，本地之无赖，乘势横行，陈亚溃等各有党羽数千，小股尚有数十。巡抚郑祖琛老而讳盗，无力维持境内之安宁，乡民迫而自卫，创立团练。团练之起，原为良民自卫之团体，无如雇用团丁，分子复杂，秘密社会之党员，往往得势，乃予洪秀全起兵之时机。
洪秀全者，广东花县农民洪国游之幼子也。生于一八一三年，上有异母兄二，下有同母妹一，父母爱之。其家境穷苦，年幼入村塾读书，天资颖敏，塾师爱之，十六岁后，辍学，村人延为塾师，后往广州应试，得马礼逊信徒梁亚发（译名）所编之《警时良言》。秀全收之，及试，不售，携书而归。一八三七年，说者言其再试失败而归，心中怨恨，抑郁致病，盖其家贫，而村师所得无几，其时除教读力耕而外，难有相当之职业，才能有为之士，多视科举为其进身之阶，考试失败，则无从上进也。病时，秀全梦见幻象，有鬼召之，魂魄若乘彩舆而往，抵一宫阙，老媪导往清溪，洗濯污秽。有一老者易其心脏，导入正殿，见一老者高坐，悲泣世人信奉恶魔，授秀全宝刀金印各一，曰：“以是锄奸”，赏赐异果。秀全食之，老者导之，遍观下界之淫乱污秽，秀全愤极而苏，共病四十日。其他所见之幻象尚多，及愈，其躯干益雄伟，操行益庄重。斯说也，其族弟洪仁玕述之以告外人者，要偏于神奇之怪迹，殆不可信，其徒则以此惑人，病后仍为乡村塾师，一日，陈箧发书，得《警时良言》。书分九卷，材料取于译本《圣经》，秀全读之，觉其意与前病中幻象相印证，自言曾得上帝之默示，毁弃偶像，专拜上帝，宣传新教，名曰上帝会。其先入会者，则同县人冯云山也。云山年幼读书，长怀大志，应考失败，心怀怨望，遂与秀全相结。二人知其乡人信神，不易得势，一八四四年，同往广西桂平、武宣二县之乡间宣传。其地近于猖山，汉人猺獞之居近山麓者，知识浅陋，二人不辞劳困，劝民入会，与之同处，逐渐得其信心。及冬，秀全回于花县，而云山不肯舍其传教事业，独留广西，努力进行。一八四七年，广州美教士洛波士（Issacher J.Roberts）闻知秀全宣传上帝，致书招之。洪秀全偕仁玕见之，留住广州，受其指导，未及受洗而去，西觅冯云山。初冯云山鼓动乡民，上帝会之信徒大增，拆毁神像，生员王作新等控之，拿获解县。知县顾元凯、知府王烈讯之，得其宣传文字，内载敬天地，戒淫欲诸款。官吏以其劝善无叛逆之迹，释之，递解回籍。洪秀全同之回乡，而上帝会依然存在。一八四九年，洪秀全等再至广西，秘密活动，广收党徒，明年起兵。
洪秀全、冯云山之宣传上帝会，以民间原有之思想，牵强附会于欧洲人所言之宗教，其所根据者，多为旧约，观其文字，则其宗教之理论极肤浅，而于基督教之精义，尚未了解，甚且与之冲突。其宣传之方法，则托耶和华为天父，耶稣基督为天兄，而洪秀全为上帝之次子，奉天父天兄之命，统治人类，除去恶魔，洗涤罪恶，拯救世人。其言至为不经，而从者则证以秀全病中之幻象，且曰：“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乡民求免上帝之重罚，加入会中，并纳香银五两。其会友概为平等，男称兄弟，女称姊妹。冯云山之在广西，具有热忱，颇得乡民之信心，故时不久而信者增多。其能起兵横行于一时者，则广西之汉人、苗人，本为好勇轻生之武士，但无组织之能力，苟得军事训练，富有能力之领袖，则皆成为精兵，而贪生怕死之官兵，不能御之。其先湖南会匪窜入境内，东西劫掠，变成流寇。流寇云者，避实捣虚，出没无定，不据城池，专事劫掠屠杀之徒众也。于其纷扰之后，贫民之衣食益难，强者自动加入，弱者被迫胁从，由是徒众之耳目益多，祸害愈烈。《浔州府志》记之甚详，邑人谭熙龄曰：“时（一八四八，九年）流贼蜂起，四境骚然，动以千百计，而官与团汲汲有不能终日之势，匪徒遂无所忌，而人愈众。”团练之起，由于乡民迫于祸害之切身，自动组织，官吏多取任放之政策，及其成后，尝倚势凌人，一村之团练，或与他村之团练，结仇构衅，或相党援。武宣、桂平之团练，有上帝会人、非上帝会人之别，常相仇杀，而上帝会人，因其团体之坚固，多占优势。
上帝会之声势渐大，一部分叛乱失败之会党，加入其中，借求保护。其人多属于三点会（一称三合会），其得横行者，则以政府制度之不良，长官之昏庸畏祸，胥吏之敲诈勒索，军队之腐败不堪，而人口增加无已，以致失业，而流入会匪也。洪秀全招而收之，一八五〇年七月，起兵于桂平紫荆之金田村。谭熙龄曰：“紫荆者，层峦叠嶂，深林密箐，通断藤峡。”峡古称大藤峡，在万山中，盘薄六百余里，地称天险。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昌等佐之。冯云山幼抱大志，召聚会众。杨秀清初以烧炭为业，聪明狡诈、善于巫说。萧朝贵耕种山地，多力勇敢，其妻为秀全之妹。韦昌辉原名韦正，捐得监生，熟于胥吏，出入衙门，颇有机变。石达开为一地之富豪。秦日昌做苦工自给，忠勇信义。此数人者，议定起兵之计划。其余上帝会徒之从秀全者，多如李秀成所供，俱为农夫，或寒苦之家，受经济压迫，铤而走险者也。时值内忧外患接至，清廷之弱点昭著于世，起兵之诸豪，有取而代之之思想。其举兵也，悉取村中之粮食衣服，纵火焚烧拜上帝人家，盖其一部分信徒，安居家乡，心中仍有起兵即为叛逆，而犯大逆不道之重罪，将有家属夷灭之祸，而避之者。秀全焚其居宅之后，则无以为生，势必迫而加入。此中情节，可于李秀成供词见之。秀成家贫为人佣工，难于度日，及其住处被焚，始肯从军。官军之剿叛人也，多无纪律，扰乱民间。人民苟为教民，官军即可视为叛徒，捕而杀之，教民有避祸难而助乱者。
洪秀全起兵后，客民助之，谭熙龄于《浔州府志》曰：“值贵县土客械斗，客民无依，男女约计数千，窜及桂平，与洪逆合伙。”其军中有上帝会徒，三合会员亡命等，均受政治经济之压迫，轻生好斗，为其生存竞争之计，勇往直前，不顾一切，其势锐甚。官军方逐大股土匪，秀全乘时部署队伍，武生胡以珧聚众应之，湘人洪大全、游民林凤祥、海盗罗大纲等，率众从之，声势涨旺，器械稍备。官兵数败，朝廷以贼转多，诏命巡抚郑祖琛出省会督师，战亦不利，罢免其职。咸丰先后诏委重臣林则徐、李星沅、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劳崇光、周天爵、邹鹤鸣为广西巡抚，调提督向荣、张必禄，副都统乌兰太驰往会剿。林则徐中途病死，李星沅督师无功，忧愤而死，张必禄亦殁。其时将帅疆吏不和，咸丰诏军机大臣赛尚阿为帅，洪军之势猖獗，附者益多。周天爵始知其为劲敌，咨商向荣统师专剿，向荣初为战将杨遇春之部下，时以能战见称故也。一八五一年，向军进攻，将校多死，秀全分兵四出，扰于浔州府属各县桂平、贵县、武宣、象州、平南。赛尚阿招调大军攻之，亦无大功。其主要原因，则洪军勇敢，据有险要也，谭熙龄曰：“或五人，或十人为一队，五人者毙四人，其一人犹贾勇冲敌不知退，其教以死为登仙也。”其人熟于地理，出入险阻，奔走逃窜，往往出于官军意料之外，九月，弃其老巢，往袭永安。向荣统率一军追之，遇敌大败，失其军械，乌兰太接战，亦挫。秀全遂陷永安，永安今为蒙山县，在猺山之东，洪秀全据之，益信官军之不足畏，立国号曰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洪大全为天德王，秦日纲等为丞相等职。
洪军既下永安，声势陡增，钦差大臣赛尚阿改变战略，不问小股队伍，亲督战将乌兰太、向荣进围。向荣一军驻防北路，乌兰太兵防守南路，二将不和，而赛尚阿无统驭之方，其围城也，缺留一面，欲放之出。一八五二年春，太平军守城，清兵无如之何，但以粮食日少，知其终将见擒，四月，天雨，冒死出战，伤杀清军总兵数人，溃围而出，乘势夺取火药十余担，据李秀成言，军中始有火药。清兵捕获洪大全，槛送至京，磔之。太平军沿山中小道而行，直扑省城桂林，乌兰太追之，重伤而死。向荣则知省城兵力单薄，敌将往攻，统兵绕道，先时入城，而洪军踵至，昼夜攻城，守兵善于防守，相持三十一日。六月，洪秀全等乘夜解围北去，陷湘水上流之全州，掠船数百，方拟顺河而下，直趋长沙，而江忠源扼之。江忠源者，湖南新宁县人也，曾以军功补得知县。及洪军势炽于广西，值丁忧回籍，乌兰太召之，统率湘勇赴援，俄再回湘，及闻桂林被围，率兵千余人往援。其兵为湘中之团练，果敢忠勇，会桂林围解，江忠源率之往援全州，不及驻于蓑衣渡，二军恶战，南王冯云山中炮而死。太平军气沮，改由东岸往攻道州，陷之，弃之，东走，下桂阳、郴州诸城。其城均在湖南南部，土瘠民贫，及太平军至，争先加入。郴州当湘粤之冲，商贾辐辏，驮货骡马，不可胜算，财货尽为洪秀全所得，军势大涨，洪秀全休兵不动。九月，萧朝贵将其精兵，间道直趋长沙，乡民避难入城，长官初尚不信寇至。十八日，萧朝贵猝至城下，官兵登陴固守，诸生自告奋勇，请领兵勇助战，会江忠源等率兵来援。城中之兵勇日多，堵御益力，萧朝贵亲攻南门，重伤而死，其部将报于洪秀全。秀全丧其妹夫，悲哀愤恨，亟欲复仇，悉率其兵，驰往长沙，并力攻城。其时张亮基新奉朝命为湖南巡抚，礼请举人左宗棠参佐兵事，左氏以友人郭嵩焘之劝，出而应聘，入住长沙，太平军攻城正亟，左氏“精通时务，熟悉古今地图兵法”（胡林翼语），为之划守。洪秀全命军中采煤山夫，以鳌翻法攻城；其法穴地甚深，达于城根，放置火药，将其爆炸，声震如雷，其力极猛，破坏城墙，可得乘势蜂拥而入也。无如地雷数发，而守兵死战不退，堵合阙口。十一月，洪秀全气挫，惧众离心，取所造玉玺称为天赐，借以激励士气，军中高呼万岁，夜间去城，渡湘而西，清军初不知其所往也。十二月，太平军西陷益阳，掳得民船，渡洞庭湖而往岳州，守将弃城先逃，尽得旧藏吴三桂所遗之军械，再夺民船五千，顺流而下，迳扑汉阳陷之。汉阳时为数省通衢，百货山积，及陷，焚掠五昼夜殆尽，更自汉阳渡江，力攻省城武昌，穴地坏城。一八五三年一月，下之。二月，太平军悉众东下，达五十万人，船逾万只，尽载其金钱、米粮、军械、布帛、贵重之物，妇稚亦皆置于舟中，蔽江而下，军士沿两岸而行。及抵武穴，两江总督陆建瀛督官兵水师御之，两江额兵约有十万，而缺额极多，其作战者，说者谓为万人。官兵大败，舟师溃散，退守南京，九江、安庆、芜湖相继失守，三月，进攻南京，十九日，地雷坏城，外城失守，后二日，内城亦破。官吏旗人二万余人（一说三万），皆被杀死，状至惨酷，天王定都南京，号曰天京。
一八五〇年七月，洪秀全起兵，一八五三年三月，攻陷南京，历时不足三年，而能出广西，走湖南，破湖北，历江西，经安徽，入江苏，横行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其于攻下之诸城，除收掠财货兵器，招纳会众而外，未曾分兵固守，其性质初殆无异于流寇也。其人数自数千增至五十万，临时由各地投入，服饰自难整齐，其旗或黄或红，兵士多衣黑色号衣，长及于腰，袖短而便，状如背心，身束长带，佩刀或插枪于其中，脚着草鞋，甚或赤脚。其迥异于官军者，则头上长发，不肯结辫，短发亦不剃去，而以红绸或布束之，绕于头上，将校则以黄绸为之，其人数较少，故俗有长毛红头之称。其领袖多为粤人，发难于广西，官书故以粤匪称之。洪秀全既以推翻清室为目的，申言其罪以讨之，其文名曰颁行诏书，其中有诛妖救世文，讨胡檄，均为杨秀清、萧朝贵所发行，而奉旨准许者。前者叙说《圣经》中之故事，上帝创造天地，怒降洪水，救以色列人，遣子耶稣降生，天王救世。咸丰胡奴，为中国世仇，且率人变为妖类，望志士起兵，共立勤王之勋，人民亟早回头。其讨胡檄文首斥满人为妖人，盗窃神州，肆毒中国，奴视汉人。次言满人之罪状，改变中国之服装，淫乐中国之女子，文有“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蹂躏人权，改造胡语，贪官刮剥，豪杰绝望。中论夷夏之分。末言妖运告终，劝民速拜上帝，擒狗鞑子，同享禄位。檄文利用种族不平等之情感，反对清廷，含有宣传之性质。其不平之意，取而代之之心，则溢于言外。
洪秀全以上帝会起兵，托言上帝遣其次子下凡救世，作为理论，其壮年曾数应试，皆不中归，抑郁不平。其所住之乡村，书籍缺少，对于学术，自无深切之研究。其宗教思想，一部分本于以色列人之传说，如拜上帝者有福，拜别神者有罪之类。其理论之演绎，敬拜偶像，即为叛离上帝，摧残偶像，则为有功，得入天堂。孔子神主，自在偶像之列，安置神像之建筑，自无存在保护之价值。其教徒生于贫苦之家，远陋之乡，少见宏伟之建筑，或无审美之观念，或不知美术之意义。因而摧残破坏，不遗余力。凡其军队攻陷之地，所有庄严之孔庙，幽深之佛寺、道观，宏大之官署，以及名胜之古迹，常受劫掠焚毁之祸。僧尼曾遭杀死，太平军中且称经书、佛经、道家书籍为妖书。其私藏诵读者，犯罪至重。及其占据南京，毁坏中外人士艳称之报恩寺塔。塔建筑于明初，历二十九年始成，凡九级八面，覆以五色琉璃瓦。张岱《陶庵梦忆》曰：“塔上下金刚佛像千百亿，金身一，金身玻璃砖十数块凑成之，其衣折不爽分，其面目不爽毫，其须眉不爽忽，斗筍合缝，信属鬼工，闻烧成时，具三塔相，成其一，埋其二，编号识之。今塔上损砖一块，以字号报工部发一砖补之，如生成焉。夜必灯，岁费油若干斛，天日高霁，霏霏，霭霭，摇摇，曳曳，有怪光出其上，如香烟缭绕，半日方散。”其言近于文人浮夸之辞，而其为美术史上无价值之建筑物，固世所公认，乃竟毁之。其他建筑，若明故宫等，亦多被毁，此足证明太平军中之领袖，毫无常识，其破坏之行动，直为中国文化上极大之障碍。
洪秀全自起兵以来，纵横六省，兹分言其战胜之主因，以见当时之情状。
一、军队。太平军之初起，几尽粤人，广西之风俗强悍，其从军者，或为练丁，或为乡里中之会众，或为知识浅陋之苗人，或为迫而从军之教徒，类多饥寒逼迫之民，铤而走险者也。起兵之后，战亦死，不战亦死，力战既可死中求生，安享富贵，战死亦得升天。迨其自广西出发，秘密社会之党员，踊跃加入，其人以失业之故，结合党羽，潜伏各地，待时而动。至是，太平军诱之以拜上，称之为兄弟，其初不满万人，历久战争，而人数反增，其中要多会众，是以声势浩大，战多胜利。《平定粤匪纪略》曰：“恶少年闻风响应，未来则敛钱馈贼，曰进贡，既去则假其旗帜，裹黄巾聚众为淫掠”，可见其关系之密切。曾国藩倡办团练于湖南，对于会众，主张严捕大杀，不顾残酷之名，左宗棠练兵于金盘岭时，严定立斩会众之条，均有所见而然。
二、官军。官军有八旗绿营之分，暮气深重，久已失其战斗能力，平乱则力不足，扰民则绰然有余。一八五〇年，曾国藩应求直言诏奏曰：“漳泉悍吏，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人以邀功。”其言深切时弊，后奏练兵曰：“白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有短兵相接，以枪托与之交锋者！其故何哉！皆由所用之兵，未经练习，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曾氏主张练兵，形容整个官军，虽曰过甚，而其中不堪战争者，实无异此。其困难由于饷糈太少，营制马兵月饷二两，马干一两，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每人按月给米三斗。绿营多为步兵，平日缺额甚多，饷任营官侵蚀，兵士又不切实操练。战时，随地报募，而即驱之作战，调遣之兵，由各地营中抽选，兵不相知，将不相识，统帅用非其人，指挥不能统一。将士各自为政，败不相救，胜则争功，以之抗拒不顾死亡之太平军，自多失败。善哉谭熙龄于府志曰：“兵不经战，闻风声则提携奔避，临敌阵则畏缩不前。而用兵诸将又苦事权不一，贪功嫉能，文员所招募壮勇，类皆市井无赖，不知纪律，不受约束，肆意抢掠。百姓畏兵，甚于畏贼。”江忠源以为湘勇万人，足以平乱，左宗棠训练之精兵，为时只有二月耳。
三、人民。我国人民深受清廷政府之淫威，对于国家除纳税而外，别无深切之关系，其视政府之存亡，无明显之利害，盖人之常情，非利害切己，则不表示意见，而或有所动作。王闿运记太平军曰：“始寇之起，所行无留难，其踞省府，胁取民谷而已。行道掠人夫，不用则遣还。”其纪官军曰：“彼等绿营兵，以地方州县之人夫，搬运其武器锅帐，己则拱手乘车马，征地方之公馆为宿舍，兵卒或步行而不担武器，徒征发民家旅居，使居人惶怖，而恨其不去。”潮勇入湘，奸淫抢掠，湘民恨之切骨，称颂太平军之不奸杀焚掠。曾国藩深以为病，作书劝告各县绅耆，言其颠倒黑白。太平军自湘入鄂势如破竹，掠取城市财物，绰然有余，不掳乡民，反而分恤贫苦之人，又称事平豁免三年钱粮，贫人争先附之。张德坚于《贼情汇编》曰：“贼至争先迎之，官军至皆罢市。此等悖惑情形，比比皆然，而以湖北为尤甚。”二军相较，太平军最初之纪律，远胜于官军，则为明显之事实。其原因则人民安居已久，各营生业，太平军自广西出发，未曾久驻一城，路上夺得库金积谷，人民或来进贡，财货有余，不必苛扰虐取于民也。
四、迷信。知识简单之人民，宗教之信心强固，得其信心之后，赴汤蹈火常所不辞，洪秀全以上帝会起兵，自称上帝次子，奉天父之命，立国称王，天父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凡事由其作主。杨秀清、萧朝贵尤为狡黠，秀清调查人私，托言天父下凡，附于其身，忽变常态，群惊信之。其在永安，赛尚阿诱其部下周锡能为内应，秀清知之，忽作天父下凡，命将其押审，北王韦昌辉审之，无供。秀清再作天父下凡，用尽劝诱之方法，得其实供，命北王晓谕兵将。“北王大声唱道：“众兵将，今我们托赖天父皇上帝权能，破残妖魔诡计，指出周锡能反骨偏心，谋反对天。众兵将，同心踊跃，立志顶天，天做事，天担当，齐要放胆，时刻要感念天父权能恩德。每事要加时长灵变。众兵将同心唱叹天父皇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也。斯时，皇上帝圣兵合军兵将共怒切齿，伏求天父上帝下令，即将谋反妖魔，凌迟焚灰。”审毕，天父回天，各官回衙，天父忽再下凡传集众官，称其权能。谕曰：“尔众小，未知天父权能，且看今晚，未知天父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亦观今晚。尔众小，要认真天堂路，切不好踏差，放胆立志顶天，不妨我自有主张也”，乃再回天。众杀猪牛，敬拜虔谢。其事详见于《天父下诏书》。萧朝贵托言耶稣下凡，晓谕将士“遵守命令，勇敢作战，一时受苦，同打江山，后来自有高封”。其谕或为文，或为歌，载于《天命诏书》。其中杂有天父圣诏，性质相同，其兵固深信之，而常力战不却也。
五、种族思想。中国民族，原合多数种族之血胤而成，乃至近代，夷夏之别极严。推求其故，则中国迭受外患，清以东胡入主中国，明末志士，生于忠君思想发达之世，其自好者，不事二姓，发为文字，含有种族仇清之思想。清帝患之，一方面召用隐士，一方面大兴文字之狱。然其根深蒂固，终难将其消灭，民间秘密社会，曾有复明之口号。其始虽不可知，而其利用种族之恨恶，推翻清廷，则昭然若揭，其思想则取而代之也。洪秀全之起兵，连合会党，公布檄文，驱杀胡妖。说者言为种族革命，其得一部分人之同情，盖以此也。
六、女子。千年以来，我国女子以弓足为美，尤以殷实富贵之家为甚。广西民贫，乡村之女子多为天足，其工作之勤苦，几无异于男子。及洪秀全起兵，上帝会人从军，家人同往。谭熙龄曰：“向之从贼者，类皆自逸去，而拜上帝会则必家属子女俱。调遣不足，以妇女充后队。”周锡能自清营归伍，则称回乡团接兄弟姊妹，及其被杀，其妻同子亦均受刑。《天父下凡诏书》，且记营中姊妹关于其妻之传说，天王曾谕将士保护老幼男女，诏中迭见“女将”。相传秀全之妹宣娇统领女军，妇女之在军中，曾有助于男子。将士知其家人同在营中，战或不胜，家属将被杀戮，力战则可出险。尤有进者，女子勇敢善战，或不逊于男子，男子受其刺激，则将引起争胜之心，而勇敢杀敌也。久则自不免于弊端。
七、军械。十九世纪中叶，科学发达，火器日精，我国于鸦片战争失败之最大原因，则为刀剑弓矢之不敌枪炮，而军士无严格之训练也。清廷于订约后，尚未觉悟，军事设备，毫无改革，兵士仍执刀剑。夫刀剑以铁制成，得之甚易。两军相攻，胜负决于勇敢，古代匹夫盗魁，揭竿而起，可得横行，亦以此故。今则火器刀剑之利钝，不可同日而语，匹夫起兵者，殊不易易。忠王李秀成之败，挫于上海，而失地于东南者，则常胜军之有利炮也。设使清兵先已改用新式火器，则太平军当或不足为患也。
于上述情状之下，洪秀全举兵而势大炽，清廷政府应付之政策，则取生番式之屠杀。咸丰诏用大臣，调遣重兵，专力剿办，顾其任命之大臣，或死于途中，或殁于广西，或相诋毁。赛尚阿未受军事教育，又无调处才能，其职务则监视诸将之攻战，而作浮夸之报告。诸将时有满汉之别，常以地位不同，互相嫉妒。向荣以能战称于当时，先与乌兰太龃龉，后与赛尚阿不协，曾托病不出，朝廷迭令催之，将其革职，始肯视事，统兵追敌。其后乱事蔓延，朝廷无一定具体之计划，赏罚且无公平之标准。其不能立奏大功者，则多革职议罪，而固不问其所处地位之困难、军队之战斗力也。是以三年之中，钦差大臣、督抚之受罚者，不胜例举。朝廷君臣无所措手足之情态毕露。盖洪氏举兵之年，值道光病崩，其第四子弈詝嗣位，明年，改元咸丰。咸丰行年二十有二，缺乏常识，性好女色，贪于娱乐，乱事方亟，旗民欠粮，犹亲选秀女。女中有家无见粮，黎明食粥而往应选者，等候久之，而咸丰不出。其时天寒，女子不堪其苦，高言皇上失德。咸丰闻而问之，女子以前辞对，咸丰令其退出，惭而罢选，说者尚称其圣德焉。此虽私人道德，无政治上之关系，而其弱点，则无判断之能才，辨别是非，乃为群小所包围，颠倒是非，随心所欲，对于战争自无办法也。在外之大将，专事防御而已。军中或无侦探斥候，访察敌军之行动，故难防祸于未然，而徒追敌于事后。向荣即其明证。逮曾国藩率湘军出征，始有计划，清廷之无人也久矣。
太平军攻下南京，钦差大臣向荣率兵踵至。初向荣统军往援长沙，洪军久攻不克，转入长江下流，向军追之，收复诸城，师行颇速，其先锋张国梁抵于九江。张国梁原名嘉祥，初为盗魁，受抚后为向荣部下，忠勇能战，及是，乘空漕船东下，三月三十日，达于南京，而城已于十日前失守矣。大军结营于朝阳门外，依山据险，遍立土垒，是为江南大营，与太平军相拒，无胜负可言。其时洪秀全轻视清兵，业已命其丞相林凤祥、李开芳等统兵东攻镇江，沿运河北上。其城守兵先逃，三十一日，不战而得镇江，乘势袭取扬州。扬州时为淮海盐商所在之地，民殷物富，及陷，太平军所得之财货极多，将即北伐，而钦差大臣琦善、内阁学士胜保将率北方马步精兵，自河南来援，阻其北上。林凤祥令送妇女资财于天京，自率大军，西往安徽之滁州，折转而北，陷临淮关，五月，攻下凤阳，声势大振。初洪秀全与杨秀清计商亲统全军渡江，沿运河而北，直趋北京。有舟子言于秀清曰：“北路无水乏粮，遇困莫解，今据长江之险，舟师万千，宜踞南京为都。”秀清韪之，言于天王，改遣林凤祥等北伐，洪秀全遂失时机。其军中多为憨不畏死之农人，铤而走险之贫民，乘势附从之会众，自出永安围后，入于扬子江流域，附者日多，势力愈厚，群众心目之中，信其果得上帝之助，其气正锐，宜于进取。清兵自屡败后，军心丧沮，琦善统率北方之精锐骑兵，力战北上之一军，而林凤祥竟得从容改道北上。洪秀全苟或悉众而北，清兵御之，固不知鹿死谁手也。持久则太平军失其锐气，将致军粮不继，纪律散失，引起民众之恶感。其时忠君之思想未衰，皇帝之威信尚在，历时既久，具有才能之大臣，可得从容布置。太平军乃处于不利之地，天王之尤失策者，则其不肯遣兵东下，席卷东南富庶之区，善治其民，不扰上海之商业，而与外人言和，购买火器，训练军队，乃听清官治理其地，自海运输漕米，接济北京也。虽然，此实偏于理想之空论，即使洪氏侥幸成功，不过以暴易暴，且其狂妄之思想，摧残文化，祸犹未可知也。
太平军北上，胜保自扬州城外将兵追之，山东巡抚李僡集集兵布防，进驻徐州。林凤祥新得援军，乘间前往河南，六月，闯入归德，径扑省会开封，幸其守兵，先期闻警，而援军适至，登陴固守。太平军知其不能猝下，鼓众西行，历中牟，抵巩县，潜收煤艇，北渡黄河，七月，围攻怀庆府（今沁阳县）。钦差大臣兼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督诸路援兵，先后驰至。林凤祥初欲攻下怀庆，然后北上，命兵立水栅为城，深沟坚垒以困之，而清兵来者益多，乃由太行山之小道，潜入山西境内，攻扰其东南诸城。胜保统兵踵之，讷尔经额布置防御，驰回正定。十月，林凤祥忽自河南武安，直入直隶，连陷广平、顺德二府属县。清军外无侦探，及敌大至，惶恐不知所为，兵遂败溃，北京大震。咸丰诏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蒙古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督北路诸军御太平军。十月，林凤祥率全军东北而行，陷献县、沧州，直走天津，而津沽已有防备，攻不能下，南陷静海，坚筑土垒木栅，分据独流镇、杨柳青，以作犄角。清军攻之，互相胜负，其时气候渐寒，太平军先无预备，军中粤人惯住于温暖之地。及至严冬，北风怒号，砭人肌骨，冰雪交至，不堪作战。清兵则多生长北方，视为固然。僧格林沁采用以围为攻之策，督兵力战，颇有成效。明年二月，林凤祥率兵突围而去。《山东军兴纪略》曰：“冰雪塞涂，贼病多死，能行者手足憀浗，委弃兵仗。”清兵追杀甚惨，太平军南至阜城，洪秀全遣将黄生才等入皖，纠合皖民，侵入山东援之，连陷城镇。胜保奉命御之，而黄生才竟能攻下临清，声势大涨，无如人众地瘠，无食可掠，胁从者散去。胜保灭之，林凤祥自阜城南逃连镇，马队陷据高唐，一八五五年，均为清兵攻陷，由是北伐军消灭。
初林凤祥留兵分守扬州，清军围攻之者益急，仍不能下，而太平军之交通尚未断绝，其往来以镇江为孔道。镇江在扬州之南，隔江峙立，其形势之险要，足为扬州之屏障，镇江失守，扬州始乃难于守战。其时清兵尚未收复镇江，而瓜州、仪征亦在太平军之掌握，守将互相应援，清兵故难攻下也。洪秀全另派一军往援扬州，军队自三汊河前攻，步步为营，死战不退，清兵骇溃。一八五四年一月夜间，守兵出围，退于瓜州，清兵之所得者，空城而已。其先琦善奏称扬城之围已合，旦夕将下。咸丰诏谓围城穷蹙，必歼除罄尽，无俾旁突滋扰，及得奏报，诏惩诸将，琦善亦革职留营效力。琦善所统之兵，名曰江北大营，声威远在江南大营之下，大营得扬州之后，与太平军相持于瓜州，互有胜负，琦善俄死，兵势益衰。
方太平军之将北伐也，张亮基命江忠源平定湖南巨匪，咸丰授为湖广总督，以为长江上流，可得无事，诏令江忠源率其所部千余人，赴江南大营，帮办军务。不意洪秀全派兵西上，再陷安庆，以船运兵，溯流而上，直攻江西。江忠源率军适抵九江，闻敌将窥省城南昌，驰往应援。六月，太平军围攻甚力，且分兵出攻九江，往扰腹地。江忠源飞书湖南请援，其巡抚骆秉章遣兵勇三千余人即行，罗泽南与焉。泽南原为书生，治程朱之学，及洪秀全入湘，创办团练至是，奉命率其弟子乡人，自成一军。八月，湘军抵于南昌，战初不利，其兵作战，未遇劲敌，而胆气不壮也，乃援邻邑，剿灭股匪，颇有战功。太平军力攻南昌，时巡抚张芾，以防守事宜，交江忠源办理，江氏督军死守。九月，太平军解围而去，攻陷九江，入于湖北。江忠源自南昌往救，及至，而九江城陷，闻敌上犯，乃出瑞昌，经新国（今阳新），抵于江边，而敌踞有天险之半壁山。十月，二军激战，清兵败逃，水师溃散，太平军乘势水陆大进，次第攻取沿江之要城，直入汉阳，一支北趋德安（今安陆）不胜，退驻黄州。其在皖北者，归冀王石达开指挥。石达开驻于安庆，安卫人民，委任乡官，按亩收税，设官征取货捐。天王改命秦日纲代之。十一月，秦日纲率兵冒雨，自安庆而前，出集贤关，进陷桐城、舒城，清兵败退庐州（今合肥）。庐州时为安徽之临时省治，文武大吏在焉。太平军往攻，江忠源自湖北败后，率兵入皖，驻于六安，及闻庐州有警，将兵入援。太平军围之，城陷而死。败闻，咸丰切责湖广总督吴文镕出省督师。初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吴文镕奉旨代为总督，颇主持重，欲扼上流之势，坚守省会，待其门生曾国藩水师练成，然后出兵，而朝廷促之即行，一八五四年一月，东至黄州督师，二月，兵败城陷而死。太平军乘胜西上，再陷汉阳，围攻武昌，分军而出，一陷德安诸城，一溯江而上，攻下岳州。曾国藩率其所练之陆军水师出战。
曾国藩为湖南湘乡县人，先祖业农。一八一一年，曾国藩始生，年幼读书，聪明有识，果毅有为，二十八岁，考取进士，历迁检讨、侍讲、考官、侍读，擢至侍郎，一八五二年，请假回籍省亲，途中得知母死，改服奔丧。时太平军道出湖南，会众闻风起应，力攻长沙。曾国藩间道归于湘乡，而小股土匪，仍扰于民间，良民为其生命财产安宁之计，办设团练自卫。湖南西南山势蜿蜒，土瘠民贫，其人体壮多力，勇于战斗，召而练之，则成精兵。方事危急，湘乡之匪蜂起，县令礼请邑中儒生罗泽南、李续宾、刘蓉等训练乡勇，乡团遂以湘乡称首。及洪秀全退出湖南，张亮基搜捕土匪，札请罗泽南招募乡勇千人，入长沙防守。曾国藩奉旨帮办团练，搜查土匪，国藩言其不习练兵，恳请在家终制，文成未发，适张亮基专人送函恳请其出，友人郭嵩焘亦至其家力劝出保桑梓。曾国藩官高望重，学问文章负有盛名，出而练勇，易于号召也，乃毁前疏，赴长沙与张亮基筹商，主张于省城立一大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招募来省，严格操练。其时罗泽南已率所部入省。其编制也，仿明戚继光兵法，定五百人为大营，不满五百者为小营。曾国藩亲自校阅，访知塔齐布等勤劳勇敢可用，将其保奏，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其知人善用如是，将士任用诚朴士人，无官僚之恶习，兵多农民，无营棍之嚣张。其所遇之困难，则筹饷不易，而兵勇相仇也。筹饷多赖劝募，而兵燹之后，百业凋落，至为不易，曾氏奏疏数以为言，巡抚曾欲将其所部汰裁。兵勇相仇，始于曾氏弹劾副将而起，塔齐布逐日抽调兵勇操练，盛夏不辍。提督至长沙时，公然非之，营伍咸怨曾氏，并及湘勇兵勇，遂相械斗。曾氏严责其勇，而营官不问其兵之不法，乃咨请提督按律治罪，提督尚未能行，而营兵忽于夜间集队闯入参将公署，欲杀塔齐布。塔齐布匿于菜圃草中以免，乱兵毁其房而去，更往曾国藩官舍，夺门而入，杀其使丁，国藩避逃，赖巡抚骆秉章解救，始免于死。提督仍置乱兵不问，义勇愤愤不平，将致大祸，国藩率之，移驻衡州，奏称其地为匪徒聚集之薮，数月以来，聚众为乱，巨案迭出。及至，遣勇平定衡永郴桂各属土匪，以壮其气。其治匪也，不问残酷之名，严刑鞫讯，日有斩杀，其毙于杖下者，时不能免，匪徒闻风敛迹。其在衡州，咸丰迭次饬其讨贼，曾国藩奏称土匪尚未大定，水师亦未成功。初洪秀全掳得船只，作为兵船，往来江上，江忠源羡其运输便利，而陆军无如之何，郭嵩焘亦以为言。曾国藩深信平太平军，必有水师，访求造船之术，咨请粤督买炮置于船上。其船身大底平，仿自广东海艇，一八五四年二月，水师成立，有战船二百四十只，运输船二百余只，人数五千，以褚汝航、杨载福（后改名岳斌）、彭玉麟等统之。陆军五千余人，以塔齐布等将之。合官员丁役全军约一万七千人，三月，出发，公布讨贼檄文。文曰：
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濬壕，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有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有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烈，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唯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谓田皆天主之田也。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谓货皆天主之货也。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观，不思一为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在四川）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所过州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此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以救我被掳之船只，拔出被胁之人民，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被辱之憾，是用传檄远近，成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吾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以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籍。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不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成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檄文歌颂大清之功德，自多夸张之词，其胪列太平军之罪状，一部分由于误解其思想，一部分则为事实。洪秀全自广西出发，抵于南京，途中数千里地，既无收税之所，又无储蓄之粮，初则人数数千，后则达于五十万人（一说攻陷南京有众七十万）。其粮食来自何地，吾人可代为设想。其加入者，多为衣食富贵之计，非有高大之思想，荼毒生灵，蹂躏州县，殆难幸免。其强胁人民为之工作，亦犹今日战时所拉之夫役，自不能免。其江上船只，亦尽掳之于民。官军之纪律，初虽坏于洪军，而洪军与之相较，殆五十步与百步也。其破坏名教，焚毁庙宇，一如檄文所言。平心论之，洪秀全之宗教思想，极为幼稚，其屡试不售，怨恨已极，乃其焚学宫毁木主原因之一。尤有进者，个人信奉宗教，无论其热忱达于何点，皆当尊重他人之信仰。公共建筑物为民力所成，美术影响人生至深，均当保护，乃竟不顾一切，而焚毁之，其愚殆不可及。然则洪秀全不应起兵乎？曰：此又不然，政府成立之根本原因，就学理言之，则为防御外患，维持治安。换言之，政府之天职，则为谋求全国人民之幸福也。清代政治之腐败，外交之失策，会党之横行，民众生计之困难，而竟置之不问，业已失其存在之需要，人民可得革命而推翻之。所可怪者，我国已往之知识界人，囿于忠君极端服从之说，或以身家性命之顾虑，见闻政府之腐败，人民之失所，除少数言论而外，殆无活动。其先起兵者，则为会党之领袖，盗贼之巨魁，文人学子奔走事之而已。盗魁遂为天子，此秦以后历史上常见之例，故除大杀人民，摧残文化，争夺帝位而外，终无根本之改革与建设，此固不能独责洪氏也。
方曾国藩之统兵讨太平军也，太平军南据岳州、通城，崇阳之众应之。三月，曾国藩分兵往剿，欲以进援武昌，而太平军忽自岳州退入湖北，王錱率勇追之，国藩统水师抵于岳州，船遇大雨，颇有损失。会太平军反攻，王錱败退，余兵坚守岳州，势甚危急，国藩命水师援之，将其救出，南返长沙。其援鄂者亦奉令撤回，太平军乘胜南下，陆军攻陷湘潭，兵船泊踞靖港，长沙在包围之中。四月，曾国藩命塔齐布将兵往攻湘潭，遣彭玉麟等将水师五营助战，亲率兵船往攻靖港。及战，风发水急，为敌所乘，大败而退，自以两次失败，战无希望，愤而投水，从者救之，得免于死，丧气归于长沙，曾为市井小人所侮，长官有议将勇解散者，会湘潭水陆大捷之报至，塔齐布统兵进攻，恶战五日，颇有斩获，水师尽焚敌船，敌大溃散，收复湘潭。《曾文正公年谱》曰：“自粤逆称乱以来，未受大创，湘潭一役，始经兵勇痛加剿洗。”固军兴以来之大捷也。太平军退守岳州，骆秉章奏请速饬广东、贵州之兵勇往援，调罗泽南回楚，胡林翼之黔勇，乃留而助战。胡氏先为贵州黎平知府，募勇得力，吴文镕调之入楚，胡氏带勇千人，行次通城，而吴文镕败死，故留于湘。曾国藩另造船只，水兵自广西募至，广东解来大炮，整理一切，而武昌守兵久待援军不至，粮食缺乏，巡抚青麟率全军冒死突围而出，退至湖南，咸丰将其正法，太平军再至湖南，直趋常德。七月，湘军整顿完毕，曾国藩分兵进攻岳州，人数约有二万，名将胡林翼、罗泽南、李续宾、塔齐布等均于此役作战，水陆军进逼岳州。太平军拒战不利，即行退出，湘军遂得岳州。敌船来攻者，均为水师所败，水师进攻城陵矶，遇风失利，死亡颇多，失船数十只。陆路连战皆捷，水师助之，陷城陵矶。湘军进至湖北，于激战之后，抵于汉阳城下。十月，太平军弃城东逃，一日之间，清兵收复汉阳、武昌，火焚襄河中不及退出之敌船千只，军威大振。湘军沿长江南岸东下；鄂军自北岸前进，归湖广总督杨霈节制，曾国藩自将水师。太平军于田家镇设防，以铁链锁江。十一月，湘军进攻，水陆大捷，尤以南岸半壁山之战为最烈。曾国藩奏曰：“平地血流，崖有殷痕，江之南岸，水皆猩红。自湘潭、岳州以来，陆战数十次，未有毙贼如此之多者也。”太平军中之主将，则为燕王秦日纲，水师攻断江中铁链，焚毁敌船四千只以上。田家镇、蕲州之守兵不战而退，湘军进至九江城外。其守将林启荣果勇善战，塔齐布攻之不胜。一八五五年一月，太平军改变战略，石达开自皖北纠合大军，往攻湖北以分湘军之兵，借解九江之围，湘军战败，乃攻杨霈所部于广济。鄂军猝然遇敌，争先溃逃。太平军连破汉口、汉阳，改出别道再破武昌。朝廷大震，诏命曾国藩赴援。当此时也，湘军之地位，殊为危险。大军围攻九江，而湖北省会业已失守，孤悬其间。苟或撤围回援，则敌军来追，上下受敌，国藩乃令九江围兵坚持勿动，先后遣胡林翼、罗泽南，等回援湖北，达于武昌城下。一八五六年四月，罗泽南战死，李续宾代统其众，攻城如故。十二月，太平军突围而出，官军收复武昌、汉阳。此役也，以巡抚胡林翼之功为最，湖北之地位始渐巩固。方武昌之力战也，曾国藩困于南昌，形势岌岌，及武昌克复，军事始有转机。
湘军之出境也，曾国藩请设大员筹饷，朝廷置之，其出兵名义，初用钦命办理军务前任礼部侍郎关防，三年之中，改变者三。其关防且为木质，非朝廷颁给，地方官戏疑其为伪造，印札为其诘责，捐输印收，被其猜疑，其所受之痛苦，以在江西为甚。后曾书告其友郭嵩焘曰：“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其所幸者，左宗棠及郭嵩焘之弟昆焘入骆秉章幕府，筹饷军政归其主持，湘军作战在外，深赖其力。其能战胜者，初以曾国藩之地位，异于疆吏，故得从容布置，对于朝廷之促出兵，有辞上奏。其遇困难多能忍耐，其水师一败于岳州，再败于靖港，三败于湖口，奋不欲生者再，及为从者所救，仍不灰心，反增长其用兵之经验。其兵来自湖南。其地风气强悍，人民易成精兵。其应募者原为保护家乡之农民，将校多为研究理学之学者，其人对于洪秀全之摧残儒教，莫不痛心疾首，而欲灭之，均能黾勉从事，训练士卒。其勇待遇视营兵为优，陆勇月饷四两二钱，亲兵什长略有增加。水勇三两六钱，炮手舵工稍有增加，故能得其死力，冲锋陷阵。迨后风气一变，招募颇易。曾国藩曰：“湘中勇夫赴江西、湖北投效者，络绎不绝，父缺子代，此往彼归”，盖视投营为名利之场也。营中将校相处，重信义，共患难，胜不争功，败则相救。曾国藩奏曰：“臣等一军，勇逾万余，不特臣国藩臣塔齐布二人，亲如昆弟，合如胶漆，即在事人员，亦且文与武和，水与陆和，兵与勇和，将与卒和，粮台官绅与行间偏裨均无不和。全军二万人，几如家人骨肉之联为一体，而无纤芥嫌隙之生于其间。”及其困于南昌，彭玉麟回籍，曾氏招之，其时交通断绝，彭氏变服步行七百里，抵于南昌。曾氏致江忠源书，曾论将校兵士乖迕不和之弊，其命将出师，谆谆然以之为戒。其行军也，严谨斥候，未曾为敌所袭而败，其自上流东下，军有水师，往来应援，其船大炮多，非太平军中之所能及，而实长江战争之利器。尤有进者，曾国藩虽非将才，然能谋而后战，审察利害，不求一时之功，而有深思远见之方略。太平军遂遇劲敌。
方林凤祥败于北方，长江上流之激战也，南京尚有江南大营。大营自屯孝陵卫后，军饷出自苏常浙江，其兵月饷五两以上，故于全国绿营中，较有战绩。城中有增生金和者，密约向荣袭城，已为内应，向荣失期，以其怯弱，不足成事，遂去南京。其友廪生张炳垣（一作张继庚）仍力活动，广结党羽，谋为内应，前后凡七上书于向荣。向荣遣降人田玉梅入城，约期举兵。一八五四年三月三日夜间，张炳垣率其党羽五十余人，袭杀神策门守兵，而大营兵不至，事败被杀，向荣遂失时机。其兵于城外建筑军垒，分援邻邑，其后向荣谋断南京西上之路，遣将西攻太平府，并陷芜湖，太平军之守镇江、瓜州者，亦形不利。初上海小刀会起事，一八五五年，清兵攻陷县城，移兵镇江，并力攻城，掘地道，置火药，轰毁城垣十丈余，而守兵死拒不退，仍不能下。瓜州则二军相持，无进取之可言。太平军之在皖北者，大队往援湖北，余兵与提督和春相拒。和春督兵攻下庐州，分兵直趋巢县、舒城，以去心腹之疾，亦进陷之。由是南京之粮食日少，形势危急。一八五六年春，东王杨秀清大恐，遣部将李秀成等往援镇江，李秀成苦其不得入城，报于守将，出兵夹击围师。陈玉成欣然前往，幸得成功，四月，进攻，大败围兵。二将乘势率兵渡江，北往瓜州，突施攻击，大败江北大营，再陷扬州，顾以兵少不敷防守，弃城而去，五月再回镇江，力攻距城三十里之要镇高资，大败清兵，杀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向荣闻报，遣其骁将张国梁驰援，亦已晚矣。据李秀成供，谓其率兵回归天京，杨秀清责其攻陷江南大营，始得入城。李秀成议定分军旁扰邻邑，向荣发兵应援，兵力遂单。六月，李秀成会同援兵，自紫金山勇扑大营，城内守兵亦出通济门而前，并力夹攻。大营起火，兵勇溃散，向荣收聚败卒，退至丹阳，八月，气恨而死。
方太平军、清兵之恶战也，清廷之威信大失，秘密社会之党徒，失业之民众，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乘势蜂起，凡太平军所到之地，多从之去。其遗散之零星小队，或起兵来附，而大军已去，未及加入者，所在纷扰，其势大者攻陷城池，雄霸一方。广西自洪秀全出，向荣追之，境内无兵，土匪大起，攻城戕官，所在皆是。湖南哥老会（天地会）徒，大半附洪秀全去。曾国藩于长沙奏称尚有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往往成群结党，啸聚山谷，乡里无赖，无所畏惧，造谣煽惑，白日抢劫。浏阳征义堂尚不与焉。征义堂聚众数千，胁官扰民。《平定粤匪纪略》记载恶少年敛钱馈贼，聚众淫掠，称其多如猬毛。一八五四年曾国藩督师东下，其奏疏甚多，间或略言人民痛苦，及至江西奏曰：“九江以上，兴国（今阳新）、通山、崇阳、武宁等属，皆土匪勾结粤贼之渊薮。”太平军之在江西者，催民纳贡，诛求极酷，曾国藩曰：“前此官有骚扰之名，贼匪有要结之术，百姓不甚怨贼，不甚惧贼，且有甘心从逆者。自今年以来，贼匪往来日密，抢劫日甚，升米尺布，掳掠罄空，焚毁屋庐，击碎釜缶。百姓无论贫富，恨之入骨”，江西北部，时为太平军所踞，自其败后，粮食不足，故乃抢劫。后石达开往援湖北，自江西回归迭陷要城，声势大涨。赣水以西，土匪应之，众至十余万，扰乱几及全省。安徽皖南沿江一带，为太平军出入之孔道，江南大营曾分兵攻之，人民不得安居，流离失所。皖北沿江要城，亦归太平军统治，其北驻有清兵，淮水一带民气强悍，盗贼横行，尤以捻军为甚。乡民设办团练，而权归于练总，练总侵掠圩寨，征粮榷税，称霸一方，如苗沛霖之类。居民不胜其虐，荡析失业，田庐荒芜。江苏南有江南大营，北有江北大营，江南战事区域，在丹阳以西，江北在仙女庙、邵伯以南。苏常里下河尚称安宁，难民避难者多，且为军饷所出之地，官吏榨取于民，农民不堪其苦。青浦、南汇乡民，均有抗税暴动。一八五三年，小刀会起事于上海，其众以粤人、闽人为多。九月，其领袖刘丽川招集手下占据县城，攻陷川沙等县，清军围攻之于上海，久不能下。游兵扰及租界，长官言其难于约束，外人视为口实，乃以武力逐之。一八五四年，法舰助战，城中粮食缺乏，明年始下。
林凤祥之北伐也，出江苏，经安徽，攻河南，入山西，趋直隶，扰山东，援军继之北上，北部遂入于纷扰不安之情状。人民身高体壮，风气强悍，乐于战斗。十九世纪初年，天理教徒起兵，以为根据，可见北方秘密社会势力之盛大。迨太平军至，一部分加入军中，一部分相聚起事，清廷方聚大军拒战太平军，各城之防兵单弱，不能平乱。山东一省有白莲教、幅众、团众、降众等作乱。白莲教为前余部，幅众原多漕船之工人，以布幅帕头，结党成群，及漕运改由海道，其人失业，相聚为众。其时黄河溃决，农夫受其祸者，无以为生，沦而为匪。团众则为团练劫掠之人，降众则指降而复叛者，扰及全省。安徽捻军于春秋二时入境，“焚掠自近及远，负载而归，饱食歌呼，粮尽再出、有如贸易”（《山东军兴纪略》语）。河南亦受捻军之害，土匪起而应之。山西、直隶均受清兵、太平军之扰乱，土匪乘之。甘肃回民有欲动之势，新疆且有外寇。其余诸省，广东则群雄并起，扰及全省，一八五四年进陷佛山镇，九龙暂且归其掌握。福建亦有小刀会起事，其党攻陷漳州、泉州，船往厦门，更行登船，进攻福州。贵州为贫瘠之省，汉苗杂居，清帝改土归流，不善治之。苗人不服，迭起祸乱，朝廷用兵剿之，未尝调查祸根，讲求安绥教导之法。一八五五年，苗民起事，全省扰乱。浙江有小股土匪，幸未造成大乱。海上自上海以南，达于广东，海盗势炽。其在广东者，英舰攻而败之，宁波海面则扰乱颇甚，予外船保护之机会。长江盗贼之劫掠者，所在皆是。总之，祸乱既作，破坏之习惯惭成，扰乱之机会增加，政府失其维持治安之天职，人民失其遵守法律之义务，而入于无政府之情状。
于斯纷扰时期，其最苦者，则为人民。国内商业几全停顿，输入货物，除鸦片外，多无销路。输出物以丝茶为大宗，其价低廉故也。外商来华之先，收买西班牙银元，欧洲市场为之一空，及抵上海，仍无纳税之现款，发生重大之困难。其原因则人民各欲贮藏现款，以备万一也。清廷以收入锐减，兵费大增，无法支付，而鼓铸制钱之云南之铜出产额少，且不能北上，乃鼓铸铁钱。其种类繁多，有当千，当五百，当二百，当一百，当五十，当三十，当二十，当十，当五之不同。铁钱始作于公元后一世纪公孙述雄踞一方之时，后世曾再鼓铸，要当扰乱之秋，缺少铜料，而政府且借之获利也。咸丰严禁私铸，顾民羡其厚利，法律虽严，而亦不能止焉，恶货币乃充斥于市场。政府仍以国用不足，发行无准备金之官票宝钞，官票面价一两，抵银一两，当制钱或宝钞二千，宝钞为制钱票。清廷诏令完纳钱粮，及一切交官解部协拨筹款，均准搭用官票宝钞五成，但时国内扰乱，政府失其威信，人民不愿使用，而以政府之压迫，暂时使用，物价因而提高，终乃拒绝使用铁钱，纸币遂成废物。其受损失者，人民也。其时纹银一两，兑制钱两千以上，平民生活之代价，为之提高，生计益难。
人民生于乱世，应付军队，唯求苟安于一时。太平军至，则前进贡，及官军至，则又供粮。田地之所出有限，并须养其家室，然以时势所迫，出其所有，藉作安居之代价，斯亦可矣。无奈大军经过，不良之分子，骚扰乡里，常不能免。每当军队大败之时，主将失其统驭之力，溃兵散卒三五成群，无恶不作，战胜之师，将帅许其抢劫，以作赏赐，大掠之后，始肯安民。行军之际，清兵拉夫，洪军强民入伍。斯民也，原无政治知识，对于清廷之存在，天王之建国，皆无明切之关系，唯求安居乐业，固不愿以其生命牺牲也，及闻警报，争先逃去。其时社会上重男轻女，贫民患其担负之重，溺死女婴，民间男女之比例常不均匀。生活困难之男子，或无妻室，入伍之兵丁，多为市井之无赖，贫困之愚民，遇有时机，乃至放荡为非，奸淫妇女。顾时民间贞操之观念极强，自爱之妇女，知其将受污辱，或投水死，或悬梁死，或投崖死。其心目之中，诚古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王定安记载武昌城陷，于《湘军记》曰：“妇女悬梁投水者，数十万人，死丧之惨二百年所未有。”安徽诸省，亦有其例，程善之先生曾言皖南乡民，于军队入境之时，避于一山，妇女自经者，尸积如山。人民远出避难，弃其田地财产，田地荒芜，房屋常罹于火。汉口火烧十五里，五昼夜不绝，村镇之类此者，不知凡几。太平军所掳民船，毁于湘军水师者六七千只。水师曾夺其船五百余只，彭玉麟以为勇饱思飏，而尽焚之。人民经济之损失，殆不可计。其在城邑，官吏闻敌将至，先焚城外之民房，武昌、南昌莫不皆然。其去家乡者，或死于途中，或掠于盗贼，父子不保，夫妻相弃，生者则多流离失所，加以天灾岁歉，生活愈难。一八五六年，东南天旱，飞蝗蔽天，食尽青草，北方亦然。军机大臣彭蕴章在京，作诗咏其事曰：
飞蝗来蔽天，食我田中粟，顷刻空连畦，野老吞声哭，三冬釜无炊，八口谁为育？腰镰带夕阳，刈获恐不速。未熟早登场，终胜饱蝗腹。百里秋塍空，群空还断续。蝗亦及东南，纷纷见奏牍。
彭氏之诗，歌咏北方之蝗害，家居苏州，因亦略及东南，范围可谓广矣。时当黄河决口之后，政府均不之问。二军相战，清兵搜杀长毛，一八五四年，湘军于大冶战胜，曾国藩奏疏中有“各营生擒逆匪一百三十四名，因其掳掠奸淫，肆毒已久，仅予枭首，不足蔽辜，概令剜目凌迟”。半壁山之战，水师焚敌船四千余只，曾氏奏其入江号呼浮沉，或反攀战船求救，则被官军刺毙，或缘登贼舟，贼亦抽刀斫之，不能相顾。太平军每至一地，则搜杀妖人，及其攻陷南京，杀戮官吏满人二万余名。妇女老幼无得免者，而投其尸于江中。呜呼！人何不幸，生于乱世！
太平军之初起，纪律胜于官军，沿途易于得食，及自湖北东下，势如破竹，尽取省会所得之库金，仓廪之积谷，民间进贡之粮米而去。其可考者，曾于武昌得银七十万两，安庆三十万两，并及大宗仓谷。南昌献银二十万两，白米五万担，及陷南京，尽得城中之财货。天王遣兵东下，连陷镇江、扬州，所得极多，粮如山积，并获运送漕米之船。清兵之饷，初由户部筹拨，年约六百余万两，迨至战祸延长，范围广大，收入减少，而军费激增。山西豫征钱粮，朝议推行于陕西、四川，仍不足用。户部无奈，徒以空文指拨，统兵大员，乃各就地设法收括，毫不顾及民间之疾苦。清廷为免困难之计，亦不问其筹款之方法。其握军符兼治民政之疆吏，或保卫一方之统将，常令地方官筹饷，或由地方协助军费，其款类多榨取于民。其掌兵权而无督察吏权者，军饷则多出于捐输厘金二途。捐输原为自由捐官之一种，至是，军官指定所谓富户，责其输金，充作军饷，给予印收，然后报告于北京政府，而予以相当之虚荣，或官爵也。其强迫性质，无异于太平军中之进贡。其指定之富户，实无正确之调查与标准，出款则为直接之担负，人情之常，非出于万不得已，不肯交出，反足以引起挟嫌之报告，私情请托之弊端。官吏常避富贵权势之家，不敢指定摊派，故于一县所得之金钱，数实无几，而困难之状，虐民之深，亦未有过于此也。厘金由副都御史雷以创办，雷以募勇成立一军，助攻扬州，苦无军饷，一八五三年，创办厘金于仙女庙。其法仿自商人会馆，百取一二之赢金，以济公用之惯例。征收之法，据王闿运《湘军志》，分行商、坐商二种，榷之行商，则本千而取三十，名曰活厘，榷之廛肆，则入千而取十，名曰板厘。换言之，运输之货物，按价征收百分之三，设卡收之，商店输纳百分之一，近于今日之铺捐，其后偏重活厘，成为通行之厘金。英人林乐（Lin—Le）曾往仙女庙贩米，称自仙女庙至瓜州，共有厘卡二十，征收之税，视法定额增加数倍。林乐工作于太平军中，对于清军肆力攻击，其言虽甚，然可略见厘金之害。曾国藩于攻克武昌之后，仿行其法，令人设卡于汉口，征收货捐。总督以其病商害民，拘捕卡长，不幸后竟采行，各省踵之。当时达官朝使均以捐吏诃索，借端讥留其家人姻戚，奏请罢之，朝廷不许。四川初设卡局，人民聚众毁局，官吏以炮船营兵捕之。湘军之粮饷，初极困难，以捐输为大宗，颇扰于民，及其出援江西。曾国藩以筹饷之故，与巡抚陈启迈相抵牾。其部将官至三四品者，曾为州县扑责，饷糈劝民捐赀，给予营中印收，州县则指为伪，捕拘捐户，责令再捐。此外地方恶税尚多，上海征收丁税，北京征收间架税，凡屋每间百文，宁波等地征收鸦片捐。凡征调之时，车骡人夫，多征之于民，人民所受之痛苦深矣！
方太平军之东下也，势如破竹，欧美诸国闻而惊奇。时值英国以粤人仇英之运动，广州之入城问题，与在粤之钦差大臣发生严重之争执。美法诸国以其利害相同，多表同情于英。外人之观察中国者，概谓北京政府之腐败，官吏之昏庸，而改革之无望也。及太平军势力涨旺，以为汉人成立政府，势将改变政策，其热心于宣传宗教之牧师，闻知太平领袖，信仰上帝，摧残偶像，信其将予以极大之传教机会，深表同情于太平天国，而上海华官反信外人助其防守，一八五三年三月，照会英、美、法三国领事，请其派遣军舰往援南京，领事置之。四月，英国专使文翰乘舰驶往南京调查实状，谒见太平军领袖，研究其刊行之书籍。其报告本国政府，建议严守局外中立，其属员深表同情于太平军。当时传说英国将保护太平天国，清廷求助于俄，而俄将保护黄河或长江以北之地。美国在华委员为之叹息，其报告政府竟言中国将为印度，其言乃外人之猜想。同年，美国委员赴宁调查，后二年，再往南京，其报告亦请政府中立，而美政府动于太平军驱逐满人，建设汉人政府之思想，训令其委员，可得斟酌情形，承认其为事实政府。法国之政策，颇异于英美，其所以然者，则天主教神父深入内地传教，观察太平军破坏之行动，常有不利之报告。说者谓太平军摧毁神像，而与天主教立于反对之地位，故神父恶之也。法使亦曾赴宁调查，请其政府中立，然未有效。太平军既下南京，分兵东陷镇江，渡江北伐，置东南富庶之区，及上海通商要港于不顾，而英美商人，则为防患于未然之计招募义勇，深掘战壕。一八五三年九月七日，上海小刀会起事，攻陷县城，明日，攻于黄埔江边之海关，对于外人未有骚扰。其人以红布包头，自称属于太平天国，遣人赴宁求援。天王命使调查之后，不肯出援，官军进攻，相持不下。三国领事相继宣告中立，而外人之贩运军火于双方者，因其获利之厚，终不能止。官军围攻县城，久不能下，两军隔城墙城河而战，东门外商业繁华之区，皆罹于火，估计损失约三百万元。一八五四年十二月，法将领事单独行动，下令法舰，对于城中之小刀会开始炮击，明年，城陷，官军屠杀抢劫，残酷过于小刀会。此役也，法军死伤三百余人，而其在沪利益，无足轻重，其加入战争，殆由于宗教之主动力。其个人或以宗教之关系，或以金钱为目的，或动于冒险，尚有自动加入太平军者。太平军利其运来之枪炮，战斗之勇敢，待之甚厚，尤以李秀成之部下为最多，称之曰“洋兄弟”，其下称之曰“洋大人”，英人林乐则其一也。秀成之女，与外人发生恋爱，后遂妻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