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母亲，丽贝卡·巴伦，她死于四个月前一场奇怪的事故。
没错，尽管在我的世界有许多技术奇迹，但人们也会莫名其妙地死掉，而且也有不干人事的浑蛋，比如我父亲，但在这里我主要想谈谈我的母亲。
与许多影响很大的思想家一样，除了思考之类的脑力劳动，父亲生活中的许多其他事务都需要别人代劳。当然，其中大部分在我们的世界已经自动化，无须人工完成，但母亲喜欢凡事亲力亲为，甚至到了有些神经质的程度，仿佛如果她没有亲手为我父亲叠衣服、打扫书房、准备食物，他就无法解决时间旅行的谜题似的。不过就某种意义而言，她的想法很有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她突然去世后，父亲虽然解决了时间旅行这一谜题，然而在短短几个月之内，一切都变成了灾难。
我的父母相识于多伦多大学，我的祖父母在父亲九岁时从维也纳移民到了多伦多，他讲英文一直带有奥地利口音。母亲来自英国利兹，通过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进入多伦多大学继续攻读文学学士学位，像许多英国人一样，她始终或多或少地抱有一定的等级观念。
在我父亲读物理学硕士时，母亲经常在校园里见到他，发现他脚上的袜子总是不成对。她不知道这究竟是时尚还是因为我父亲脑子里需要考虑更重要的事情，以至于连穿袜子时都心不在焉。终于有一天，她走到父亲面前，递给他一盒礼物——盒子里装着一百双一模一样的袜子。虽然父亲那时根本不知道她是何许人，但之后不到一年他们就结婚了，并且马上扮演起了各自的终身角色——父亲是灯塔，母亲则是灯塔看守，负责维护灯塔，保持它的干净整洁。
对父亲而言，妻子更像是他的母亲，对我来说，母亲则更像我的姐妹。声名鹊起的他在科学界的地位越来越高，但也剥夺了母亲获得知心朋友的机会，无法将自己真诚脆弱的一面展露出来，因为她需要扮演助产士——为父亲孕育的天才想法接生，而且不能向任何人承认她感到空虚、孤独和恐惧。
幸好这个“任何人”不包括我，母亲把一切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我是她的知己、心理治疗师和倾诉对象。父亲的工作是改变世界，我母亲的工作是为他搭建一个温暖、柔软的窝巢，我的工作是听我母亲喋喋不休地讲话，这样她在压力过大的时候就不会精神崩溃，从而避免影响到父亲的情绪乃至他对宇宙规律的思考。
母亲能够从书籍中找到安慰，但她喜欢读白纸黑字的纸质书，而不是大多数人使用的那种让你仿佛身临其境的虚拟现实电子阅读器。纸质书在我们的世界早已绝迹，所以母亲的读物都是上个时代的印刷品，遇见父亲之前，她的梦想是从事和书有关的工作，比如教师、编辑甚至作家。
需要澄清的是，父亲并没有主动要求母亲做什么，因为他根本意识不到这些尘世俗务的存在，而且他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可以主动为他处理生活琐事的配偶。每当他脚冷的时候，总能在抽屉里找到我母亲给他准备的干净袜子，在他的印象中，家里的一切似乎都是自动变得井井有条的。
然后，四个月前的一天，母亲正在他俩的公寓外面的草坪上喝咖啡、读小说的时候，一辆导航系统发生故障的悬浮车失去控制，撞了过来，她的半个身体被悬浮车抹平，在草坪上留下一道掺杂着碎骨和皮肉的血痕。一切都结束了。
人死掉之后，身体会变得冷冰冰的，而且纹丝不动，这是常识。然而，如果这具尸体是你的母亲，哪怕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也会令你震惊，眼睁睁看着医护人员关掉生命维持系统时，你会觉得头脑发昏、天旋地转。亲吻她的额头时感到的冰冷和僵硬会让你下意识地向后退缩，那种冰冷和静止的感觉让你仿佛被开水烫伤，让你平生第一次切身体会到，死亡是一种生物状态，是有机体效能的终止。除非曾经碰触过尸体，否则你无法理解为什么眼前这个皮肉松弛、内脏错位的无生命体有张和你母亲一样的脸。你忍不住想要呕吐，并且因此感到内疚和悲哀，悔恨地想起每次你对她不耐烦地翻白眼儿、拒绝她的合理要求、在她对你讲起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时心不在焉，你会忘记你曾经为她做过的任何周到贴心的事，尽管理智地讲，你知道自己应该做过。你唯一能回忆起来的便是自己在她面前是多么幼稚、小气和虚伪，她是你的母亲，她以任何人不曾也不会采取的方式爱过你，现在她走了。
我出生时，母亲在花园里种了一棵柠檬树，每年我过生日，她都会按照她祖母的食谱做柠檬挞，那棵树今年已经三十二岁了，与我同龄，已经粗壮到能够挡住悬浮车、不让它撞进父亲书房的落地窗。当时他像往常一样在书房里思考关于宇宙的深奥问题，茫然地咀嚼着一块烤奶酪三明治，三明治是母亲煮咖啡的时候为他准备的。她忙里偷闲，打算到草坪上晒晒太阳、喝杯咖啡，读几页狄更斯的《远大前程》，然后再继续像过去的三十多年一样，为父亲处理各种日常杂务。只不过这一次，她的计划没有实现。
如果没有那棵树，我父亲也会死，而我就成了孤儿，信不信由你，这反而会是件好事，对每个人而言，这将是一个更好的结果。
正常情况下，对于一棵树而言，我们只能看到它的一部分，它的另一部分埋在地下。土里的树根和天空中的枝叶同等重要，这个道理是我小时候就知道的，然而，此后我花了很长时间——甚至到了成年之后——才意识到，人和树在这方面别无二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