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旁（Bourbons）王朝是从亨利四世（1553—1610）登上法兰西王位（1589）开始的。这位勇敢、机智的机会主义者在宗教纠纷之中度过他的一生。他是法国西南部一位大领主，信仰的却是加尔文在瑞士创建的新教，即胡格诺派（Huguenot）。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的夜晚，查理九世听从太后（意大利人）的话，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对新教徒的大屠杀。这位大领主的新婚典礼以惨剧收场。他靠改变信奉天主教的谎话逃过这场宗教悲剧。四年之后，他逃出巴黎，纠集了全国的新教徒，和信奉天主教的国王派进行了你死我活的血腥内战。查理九世在一五七四年死去，他的兄弟亨利三世接了位，又在一五八九年死去，死前承认亨利四世有继承权。由于西班牙的干扰和巴黎派的对抗，他被迫在一五九三年改变宗教信仰，终于在第二年进入巴黎。直到一五九八年，他和西班牙缔结了和约，宣布了“南特（Nantes）诏令”，承认信教自由，才结束了这场不得人心的宗教战争。在内战中权诈多变、目无朝廷的都是那些各自为政的大、小领主，即封建贵族。
而这位雄心勃勃的新国王，被一个贫无所归叫拉外雅克（Fran?ois Ravaillac）的天主教狂徒，在一六一〇年五月十四日，用偷来的斧子在街上砍死。得意的是他的意大利王后，一下子成了摄政的太后，相信一个无能的意大利人，挥霍国库积蓄，引起各大领主的动乱，又把国家带上分裂的道路。
总之，在路易十三少年时期和当政之后，有好几个大问题摆在他面前：第一，剪除太后的同党，和太后进行无情的斗争；第二，整顿各大领主的分裂主义；第三，应付日耳曼帝国和西班牙（实际上是一个，西班牙兼有帝国的统治权）的外患；第四，平息以英国为靠山的新教反抗。这期间出来一个铁腕人物，是太后在一六二四年推荐给路易十三的黎塞留（Richelieu，1585—1642）。他是一个善于斗争，敢于斗争的枢机主教兼首相的阴谋政治家：他的“阴谋”是用来对付这四种恶势力的。路易十三生他的气，但是不得不钦佩他为自己努力平定法国的一片心力。他虚荣，喜功，说假话，交接诗人文士，以风雅自居，但是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还路易十三一个安定的国家。他驱逐介绍他的太后，镇压敢于捣乱的大领主，逼和西班牙，最后消灭了新教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罗马教皇对法国国王有加冕权与教会行政自成体系的封建统治权。法国十七世纪在形成专制政体期间，一直在斗争中和它妥协，在妥协中和它斗争；宗教不分国界，教皇有无上权势。在宗教战争中两派都没有祖国这个概念。新教（即基督教）拉英国，旧教（即天主教）拉西班牙，都作为同一信仰互相支援，两下意识中都不存在祖国这种高尚概念。爱国（Patriote）这个字的现代意义还没有出现。它在当时的意思只是“同乡”、“同人”的意思。在黎塞留死后，直到一六四七年，路易十四在童年时期，才增添上“爱国”这个意思。但是到十八世纪，卢梭才给它下了一个正式定义：“凡爱国者都对外国人没有感情。他们在他眼里不存在，不过是人而已”（引自《洛贝尔[Robert]字典》1972年版）。所以黎塞留利用枢机大主教的名义辅佐路易十三，死前推荐在他手下工作的枢机大主教马萨林（Mazarin，1602—1661）做首相，不是没有用意的。他要马萨林继承他的政策，对付一切扰乱王权的敌人。马萨林原本是一个意大利人，一六三七年改入法国国籍，一旦当了法国首相，惹起两次“投石”政变，资产阶级不听他支配，接着大贵族们又和他捣乱，幸而摄政的太后和他私下结了婚，他又诡计多端，把比他还懦怯的政变领袖平定下来（不如说是收买下来）。他们夫妻（私下里）带着童年的路易十四东西颠簸，给小小心灵留下很大的创伤，所以他在马萨林死后正式接受政权时，就宣布政权集中，“朕即国家”，再也不用枢机大主教和首相。
但是远在亨利四世时期，天主教死硬派耶稣会（1603年亨利四世召回耶稣会）就利用信仰自由这个诏令大大发展起来。路易十三的太后又是一个意大利人，天主教的昌盛也就成了必然之势。一六一一年大主教贝瑞尔（Bérulle，1575—1629）从罗马把在一五六四年成立的奥拉托利（Oratoire）修道会引入法国，一六一七年攫去了对年轻人的教育权；一六一八年，福郎斯瓦·德·萨尔（Fran?ois de Sales，1567—1622）创建了“圣母拜访会（Ordre de la Visitation）女修道院”，万散·德·保罗（Vincent de Paul，1583—1660）又成立了“爱德（Filles de la Charité）女修道院”[59]，女孩子没有地方受教育，从此全由修道院包办下来，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我们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都还告诉我们这种教育对女孩子们的毒害有多么深。耶稣会的引入同时还带来宗教裁判所的声威。
一些无辜人士动辄得咎。一六〇〇年，批判经院哲学的布鲁诺被意大利的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意大利哲学家瓦尼尼（Vanini）在一六一九年以妖术的罪名在法国西南部的图鲁兹（Toulouse）被烧死。年迈的天文学家伽利略在一六三三年受到审判，在一六四二年郁郁去世。顽固派显示了他们不可理喻的专横态度；知识界开始为自己寻求各种安全的可能。怀疑论者笛卡儿（1596—1650）在一六二九年离开法国，到荷兰著书立说去了。法国一位著名诗人代奥菲尔·德·维欧（Théophile de Viau，1590—1626），信奉新教，当时摄政的太后把他驱逐出境，后来奉命赦回，一六二二年书店盗用他的名字出了一本选集，收了他几首诗，被耶稣会告发，判他火刑，他躲藏起来，又被发现，终于在各方营救下，在一六二五年改判流放。第二年他就郁郁死去。于是这位十七世纪最有希望成为一流大诗人的青年就这样被迫害致死。直到一六六五年，另一位年轻的讽刺诗人勒玻提（Lepetit），才二十五岁，写了一首《滑稽的巴黎》（Paris ridicule）的短诗，就被耶稣会教士告发，在巴黎的沙滩广场被烧死。而另一位出名的讽刺诗人布瓦洛，却竟然在《诗的艺术》中以冷酷的笔墨告诫一切诗人，说什么：
然而这种危险的快活精神并不合适，
可能把上帝多少变成可怕的说笑主题。
无神论提倡这些形形色色的耍笑
最后，可怜的揶揄者便在沙滩死掉。
这件事出在路易十四力图恢复集中政权的时期，我们可以想象，他并不怎么喜欢这种以教权代替国王意志的蛮横的做法。在烧死勒玻提之前，据说他就暗示莫里哀写戏讽刺宗教界言行不一的行为。这就是还没有在写成的三幕的喜剧《达尔杜弗》奉命进宫演出的原因。消息传出去了，惊动了宗教界顽固派，因为太后是西班牙人，而他的师傅又是巴黎大主教，他们拥有强大的活动能力。路易十四让步了，借口戏没有写完，说什么等戏写完了再演。最后，太后在一六六六年死掉，教皇的“教会和平”的诏书也颁发了，教会人士不得不有所收敛，莫里哀在国王正式（私下早已答应上演）应允下，正式公演。但是教堂的堂长并不饶恕他，巴黎大主教也决不因此善罢甘休，借口莫里哀死前不做忏悔（其实是他们拒绝不来），不给坟地，后来在路易十四调停之下，虽然给了（在埋小孩子的公墓里），最后，据说，还是私下把坟刨开，将骸骨扔掉，使世界首屈一指的喜剧家死无葬身之地！一六七七年，布瓦洛在公开信中曾经为莫里哀谴责教士道：
有人热心为牵连的信徒们做辩护，
由于他的俏皮话就判他火刑。[60]
莫里哀仅仅免于受火刑而已。
这是当时年轻的路易十四保护了莫里哀，因为他的宫廷娱乐离不开这位应命迅速的喜剧人才。他对耶稣会的争权的小动作是有所戒备的。在一六六一年，和社会上非教会人士串连在一起的圣体会（Compagnie du Saint-Sacrement）遭到禁止；他们组织“信徒党”（Cabale des dévots）从一六四〇年起，整整二十年，干涉私人活动，非法告密的事件都是他们这些信徒们干的。他们解散了，但是他们在反对《达尔杜弗》的明里暗里的活动中，还起着不小的作用。路易十四随着年事的增长，在王后曼特侬（Maintenon）的影响下，虔诚之心增加了，觉得政权日趋巩固，教会的纠纷似乎不存在了，便在一六八五年废除了他祖父为巩固波旁王朝而宣布的南特诏令。小资产者的新教徒携带着家小和资财纷纷逃离法国，造成法国的贫困，完全出于他的意外。这是一个他不了解的阶层，因为他周围不是无权的贵族（即宝剑贵族，一般多是中上层武将），就是维护既得利益的上层资产阶级（即长袍贵族，一般都是世袭的法官、税官），他对人民中间的情况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一六七七年，当拉辛收到布瓦洛写给他的那封公开信后，他怨气冲天，决定再也不写戏了，[61]然而经不起虔诚的王后的邀请，他在一六八九年又拾起了笔。因为演员都是修女，他就采用《旧约》的《以斯帖》（Esther）的题材来写戏。由于修女多，他添上了合唱队。一六九一年，路易十四建议他用犹太民族的女王阿达莉（Athalie）的题材来写戏。拉辛也应命写成了。这是犹太民族在最困难期间蒙主施恩，得免于难的故事。也是拉辛最后写的两出宗教戏。他似乎应该受到奖赏，但是由于和让逊派（Jansénisme）和解，回到童年教养的怀抱，[62]路易十四不信任他，疏远了他。他就这样在悒郁失欢的心情中去世。
让逊派是天主教内的一个被认为邪说的教派。让逊（Jansénius，1585—1638）是比利时的一位荷兰主教，一六三三年发表过一篇反对黎塞留政策的文章，当时一点没有影响，死后在一六四〇年出了一本他的遗著，支持圣·奥古斯丁弩斯（Saint Augustinus，350—430）的“心灵不自主，一切都看上帝宽恕”的理论。这本来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却触犯了教皇的看法，那就是：人是自主的，宽恕不能改变为善与恶。耶稣会以服从教皇之命为职志，对让逊派大兴问罪之师，和“伟大的阿尔诺”（Arnauld，1612—1694）争论起来了。阿尔诺的父亲安东（Antoine，1560—1619）是高等法院的律师，为巴黎大学做过辩护，攻击过耶稣会，子女很多，有六个女儿全在巴黎的王港女修道院做修女。在几个儿子中间，有一个叫安东·阿尔诺，即“伟大的阿尔诺”的，是让逊派的一位巴黎大学博士。他有两个姐妹先后都是王港女修道院的院长。院址有两个，一个在巴黎城内，一个在远郊，远郊是旧修道院，迁移到巴黎以后，就成了男修道院。男女两座修道院都以清心寡欲、修身养性闻名。在和耶稣会斗争中，安东·阿尔诺得到了一个以神童见称的天才科学家与虔诚信徒的大力协助，这就是法国十七世纪和哲学家笛卡儿并称的帕斯卡（Pascal，1623—1662）。
帕斯卡在一六五六年一月和一六五七年三月，接受阿尔诺的建议，不署名地连续发表了十八封《与外省人书》，攻击耶稣会，成为宗教争论的经典文献。这些书信笔锋犀利、措辞尖诮，以罕见的风格震动了全法兰西。教皇当即把它列为禁书。但是由于不署名，尽管圣体会与耶稣会动员了全部力量，也没有查出作者的姓名。而五年后，这位大思想家就夭亡了。路易十四当时对这部书表面不作声，其实心里热烈欢迎，因为这有助于国王的Régale特权。Régale是国王任命大主教和主教与教区职位的特权，更重要的是夺取空缺的教区财政收入的特权，是历代国王视为必争的特权，路易十四一直雄心勃勃，想把这种特权向法国南方开展。
但是，在攻击莫里哀的喜剧上，让逊派却和它的对头圣体会耶稣会同样猛烈。
路易十四其实很不喜欢让逊派，因为他厌恶宗教上的分裂，正如厌恶政治上的分裂一样，而让逊派偏偏又和他童年为之逃难的投石政变的贵族们有往来。权衡之下，他对让逊派比对圣体会要不客气多了。巴黎大主教阿尔都安·德·派莱费克斯（Hardouin de Péréfixe）是出名的严厉，对莫里哀不宽恕，对巴黎的让逊派女修士同样不客气，一六六五年七月把她们赶到远郊王港的旧址。阿尔诺在一六七九年逃到比利时，继续斗争。但是国王年纪大了，越发虔诚了，一七〇九年十月，他派警卫队把远郊二十五位老姑娘，一个不留，分开送到各地的女修道院，把家具和圣物全部予以没收，一七一一年，索性连埋在那里公墓的两三千具骸骨全部挖出，大部分扔进坟堆，少数由家人收回。第二年索性连教堂和净室也拆除掉，结束了这场残酷无比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