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哀在宗教界两面夹击之中，不得不和青年时期寻欢作乐、有所作为的路易十四朝夕周旋，实际上，他的忍让、应付和善于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也和保存自己的剧团相关。因为他内心里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这个唯物主义者还是一个自由思想者。这是他不情愿向人公开的。在亨利四世末年，在耶稣会扩张它的慈善事业与教育事业期间，还在让逊派未曾出现之前，就在巴黎涌现了一批自由思想青年，我们方才说起两个受难的青年诗人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没有组织关系，不去教堂，或者用做礼拜掩护自己的内心看法，不露声色。我们知道，笛卡儿是以怀疑论著称的唯理主义者，他有坚决反对经院哲学的一面，怀疑一切实体必须经过实践活动才能存在，因为理性是普遍存在的，最大的证明即是人有“见识”。为了证明理性的存在，他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理论，原来他承认精神的活动是第一位，于是他的理性实体就把主观实体包括进来，而把“思维”推到了第一位。这样，他就成了唯心主义者。他虽然远住荷兰，因为有些文章是用法文写的，对法国文学清洁运动的马莱尔伯诗派就起了配合作用，被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肯定下来。但是同样提倡理性的伽桑狄（Cassendi，1592—1655）却以唯物主义的古代原子论反驳了他这种唯心主义的看法。笛卡儿认为灵魂是不朽的，伽桑狄认为灵魂是随着身体的灭亡而灭亡，而把这种灭亡归因为肉身的灭亡，而肉身（即物质）则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下去。理性是感觉的外观，不是实体，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在于本质，而在于高低，全有理性，只是机构不同，认识或经验不同，因而表现不同。理性不是起伏无定，而是恬静的，是了解事物的本领，可以医治一切恐惧的起因，如神鬼或死亡。他接受被烧死的布鲁诺的天体学说，直接和伽利略通信，但是，他的著作全部用拉丁文写出，本人又是修道院院长，所以尽管受到耶稣会的排挤，他还能以教授的身份出现，解聘之后，又能以家庭教师身份糊口，他当家庭教师的唯一学生沙派尔（Chapelle，1626—1686）却是莫里哀的同窗好友。传说莫里哀听过他的课，受到深远的影响，曾经把公元前一世纪罗马诗人卢克莱修（Lucrèce）的《物性论》的长诗全部译成法文，稿纸被女佣当作引火的东西烧掉，所以全诗的译文只能在他的喜剧《愤世嫉俗》议论爱情的一段话中还可以听到。我们从这里可以想见他在剧作中不断讽刺宗教、经院哲学与经院医学的战斗精神。《达尔杜弗》被禁演了，他写出了《堂·璜》，其中“穷人”一场戏是完全嘲弄信士的。后来取消了这场戏，继续演了十几场，终于放弃了。《堂·璜》停演了一二百年之久。天主教的势力在法国确实是大的。
一位修道院院长会是自由思想者，而且还是唯物主义者，听起来会觉得奇怪，其实这只是一种挂名的收入手段罢了。因为修道院院长并不要求非过问院务不可，和一般僧侣并不一样，在社会上完全可以自由活动。贵族家庭，长子有继承权，不是长子，就以挂名修道院院长为谋生之道。黎塞留本人是第三个儿子，二哥是吕松（Lu?on）主教，后来他不做了，为了不放外姓人来抢这个铁饭碗，黎塞留就被迫干了这行宗教职业，这时他才二十岁。在一六〇六年，当主教本来年龄必须在二十五岁以上才行。主教（évêque）、院长（abbé）、堂长（curé）根本就不大住在教区的，不过挂个名义，领份干薪，不像一般的低级神甫，过的是清苦日子。黎塞留首相宠幸一位诗人叫高斗（Godeau，1605—1672），就在一六三六年把格拉斯（Grasse）主教的名义赏给了他；一位小提琴手，首相听了满意，就赏了他一所寺院；一位伯爵夫人也有修道院；一位爱说讨好话的诗人，叫布瓦洛拜尔（Boisrobert，1592—1662），罗马教皇听了开心，就在一六三六年赏了他一个英国的修道院院长做。后来他又得到黎塞留的欢心，前后得到三所修道院院长的职称。所以唯物主义者伽桑狄“院长”这个称号，相形之下，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些都是中上层阶级之间尔虞我诈的鬼把戏，除去莫里哀这个“戏子”之外，他们都是吸庶民之血、眼中根本没有庶民的。对于他们，庶民是不存在的。
法兰西学院就是布瓦洛拜尔为黎塞留首相拉纤，成立起来的一个国家机构。布瓦洛拜尔这时已经是一个红极一时的大人物，是国王的讲道师，还兼着国家的顾问，其实是一个拍马溜须的小丑。他把他参加一个诗人小集团活动的事情无意中告诉了黎塞留。黎塞留是一个有心人，他知道这些诗人对他统一事业不无帮助，他们之中有一个夏普兰，文章和诗写得都不怎么出色，不过为人正直可靠，黎塞留送过他一笔津贴。为了这笔津贴，他写了一首诗颂扬“枢机主教黎塞留”，开首用“伟大的黎塞留”，诗的结尾用“不可比拟的黎塞留”（“imcomparable Richelieu”）。此外，那些胆小怕事的诗人，全在社会上有些声望，不过自由惯了，听说首相要把他们私下谈诗的聚会改为公开的国家机构，不明白他的意图，有些畏缩不前。经过布瓦洛拜尔几次开导，加上首相的压力，他们也就只好由着上头摆布了，他们聚会的地点原来在孔拉尔（Conrart，1603—1675）的家里，大家就推他做秘书，这就是一六三四年三月十三日正式开张的法兰西学院（Académy fran?ais），第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得到了国王承认的诏书。最早只有十一位，后来又接受了二十四位，共总是三十九位。成员限额为四十人，迟到一六三九年凑上一个人，才算补足了。首相死后，一六三五年参加学院的掌玺大臣塞给耶（Seguier，1588—1672）成了他们的保护人，就在他的府邸开会。路易十四也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看中了这个机构，乘着这位大臣死去的方便，就收在他的保护之下，让他们在卢浮宫开会。他们平日开会干些什么呢？我们听听布瓦洛拜尔自己“表功”好了，他有一首诗叫《关于学院》（Sur L'Académie），是他在首相死后（1642年12月4日）的第二年，向住在外省的书信家巴尔扎克自嘲道：
每人私下答应要把工作做好，
可是聚在一起，信用渺然，
他们聚在一起，做事毫无意义。
他们在F字母上头搞了六年，
命运将会使我感谢不已，
如果它对我说：“你能活到G”时。
“工作”指的是他们要编一部字典，磨磨蹭蹭，直到一六九四年，两代人过去了，才出版了事。这中间还出了一件丑事，把小说家费尔迪耶尔活活气死，因为他一个人在家里编成一部字典，他们听到后，把他从学院开除出去。他在一六八八年含冤死去，但是，他编成的字典还是比他们先出版了四年。就在一六四三年，大概也是由于它失去了保护人，有一个才露头角的文人，用匿名写了一出戏《学院院士》（Les Académiciens），手稿在社会上流传，真名实姓地嘲弄了他们一番，在这里受到创伤最深的莫过于以史诗诗人自居的夏普兰。他们猜不出作者是谁，只能把气憋在心里。这个人后来一直住在英国，就是比布瓦洛还有“见识”的圣·艾佛尔蒙。
但是夏普兰却是一个不倒翁，他的史诗《贞女》（Pucelle）[63]尽管失败了，他却做人老实，一直受到几代当权者的信用。奚落他的还有年轻好胜的布瓦洛。夏普兰只好承认自己不是诗才；可是他的三一律戏剧理论却被布瓦洛借用过来，以此在后世受到尊重。我们这位学院的终身秘书反而永远默默无闻了。
但是他在当时的声誉和作用都远远超过后人对他的估价。他是十七世纪统治阶级的宠儿。黎塞留喜欢他，路易十四更喜欢，因为他能把法国、欧洲各国的知名人士推荐给雄心勃勃的国王，而且从不出面，在财务总监、法兰西学院院士考拜尔（Colbert，1619—1683）下面工作着。他对喜剧家莫里哀的推荐就是摸清了路易十四的心理而推荐的。莫里哀因之获得了一千法郎的作家津贴。推荐比较公允，就更难得了。拉辛入世之初，就知道送诗给他，走他的门路，弄到六百法郎的津贴：对一个热心功名而又四顾无援的孤儿，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夏普兰震惊十七世纪的文章却是对高乃依的《熙德》的“意见书”。这还是学院成立不久的额外工作。
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情，夏普兰一点也不想接受这种任务，而黎塞留首相却又非要他写不可！在《熙德》（1636）之前，高乃依写的都是一些喜剧，虽然比一般人高明，却也无甚出奇之处，但其悲剧《熙德》的巨大成功，却引起了同行的妒忌与诽谤。这一年布瓦洛才生下来。戏在宫廷演过三次，在首相府演过两次。首相先曾夸它“出色”（merveilleuse），送了作者一笔一千五百法郎的年金，允许自己的外甥接受作者的献词，后来却变了卦。在这些同行的妒忌者中，闹得最凶的是斯居代里的《熙德评论》（Observations Sur“le Cid”）。他说什么：“人在这里看不见任何变化、任何情节、任何关节。最无眼力的观众也能从一开始就猜得出来或者更确切些说，看得出来这种遇合的结尾。”《评论》是恶劣的，一笔抹煞了这出戏的全部优点。高乃依回答的公开信也发表了，斯居代里请求法兰西学院做出公正的裁决。
问题全看首相了。而首相这时似乎对高乃依有些不满意：一个原因是《熙德》的故事来自西班牙传统和另外一出戏，皇后（西班牙人）又赏了剧作人的父亲一个小贵族称号。而黎塞留正在同西班牙打仗，不符合他的政治路线。另一个原因，戏里有决斗的场面，而黎塞留为了削弱封建贵族逍遥法外的地位，正在对决斗本身下令严厉制止。他只要一个禁演令就成，然而他不肯这样做，因为下禁令对他一手遮天的权势来说，是太轻而易举，而且有伤他先前表示过的热情，直到戏演完了（演了足足三个月），书出了，笔墨官司打起来了，他才决定让学院挑起这个仲裁人的担子，而挑这个担子的人，他看中了主张“三一律”的夏普兰。这篇《意见书》是经过首相亲自改了又改才发表的。他嫌它沉闷，嫌它过分严厉，随后，他又嫌它不够严厉。夏普兰左右为难，只好向布瓦洛拜尔解释：“我们要是处处反对，就未免让人看成有偏向了。”最后，到十一月，搞了将近半年，才发表了。它成了一篇文字笨拙的十七世纪批评杰作。高乃依不作声了，但是，后来写论文，虽然已经是三十年以前的事，我们还可以体会得出他并不完全同意这个“意见”。不过他注意到了“三一律”，却也是真的。一六四〇年，他写成《贺拉斯》，献给首相，才略露端倪。
“三一律”实际不是一个新东西，后人不知道，还以为是布瓦洛提出来的，因为他的名气太大，《诗的艺术》的威信又特别高，后人不了解“三一律”发展的历史情况，就由着他一个人沾光了。其实这个束缚剧作家手脚的规律也不是夏普兰提出来的。真正把这个问题担上日程的，是一群意大利学者，因为他们最先接触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残缺的《诗学》，一四九八年被译成拉丁文，在威尼斯发表，一五〇八年又用原文（古希腊文）重印，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内，解释者各抒己见，《诗学》残缺不全，也正好适应他们各自的说法。其中对法国古典主义时期影响最大的有两个意大利人。一个是斯卡利皆（Jules César Scaliger，1484—1558），一个是他的晚辈卡斯特尔维特罗（Ludovic Castelvetro，1505—1571）。斯卡利皆在一五二五年来到法国，在阿让（Agen）这个地方认识一位姑娘，和她在一五二八年结了婚，入了法国籍，定居下来，和法国学术界人士开始往来。他的《诗学》（Poétique）一书发表于一五六一年，在黎塞留当政时期，又印了三版。所以夏普兰是读过他这部书的。他没有正面提出“三一律”，仅仅提了一个朦胧的概念。而真正从观众立场出发要求戏剧遵守“一个”时间与地点的，却是被耶稣会教士缺席判处死刑的卡斯特尔维特罗。他在他的《诗学注释》里曾经几次谈到地点与时间必须是一个，而且把时间规定下来，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他的书是在一五七〇年出版的；两年以后，法国的达依在一五七二年他的《悲剧艺术》里再一次把“三一律”正式提出来，几乎和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的诗句可以说是一字不差：“必须永远在同一天、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表现故事或者演出。”布瓦洛不过在这上面又加上了他的理性法则罢了：
我们要遵守理性制定的法规，
开展情节，处处要尊重技巧；
在一天、一地完成一件事，
直到结尾，把饱满的戏来维持。
其实，他的“一天”的概念是从夏普兰的“二十四小时”规则得来的。而二十四小时的要领不是夏普兰的发明，是龙沙（Ronsard，1524—1585）在他未完成的史诗《法兰西阿特》（La Franciade，1573）“致用心的读者”中说过的，这写在一五八五年，他在同年十二月去世。他可能是驳卡斯特尔维特罗的“十二小时”的悲剧看法的。他谈史诗，顺便带到悲剧与喜剧，说出了自己对戏剧时间的不同认识。原话如下：
因为倘使格言在你的英雄诗中出现的次数过于频繁，它就要成为怪物了，好像整个身子全是眼睛，没有别的肢体，而肢体却对我们的生活交往很有用处；好比悲剧与喜剧，它们是开导性的、教育性的，它们必须用很少的话包含很多内容，如同人类生活中的许多镜子一样，唯其它们被规定并限制在短暂的期间里，就是说，一整天里。
最精通这一行业的大师们从半夜开始，到另一个半夜为止，不是从落日开始，因为这里需要更长的时间长度与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