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支部队是国民党陈济棠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这个团奉命追击叶贺残部，但为了保存实力，一直保持着距离。当日早晨又因埋锅造饭耽搁了一段时间，满以为叶贺部已经走远，不料到达乌石墟还是追上了行动迟缓的辎重部队。
此时前队的贺龙所部已经通过隘口，剩下挑着沉重担子的挑夫。这个便宜不捡白不捡，于是国民党军占领了山坳两侧的高地，拦腰截断了辎重纵队。由于通讯不畅，贺龙部的前锋并没有返身杀回来接应辎重部队，而是加快速度继续向陆丰方面开进，使得国民党军截击得逞。
战至黄昏，未通过的部队基本被打散。天黑以后大家分散行动，没有钱寸步难行。革命委员会委员李一氓等人只好折回汕头，找到郭沫若“创造社”的一个书店，借了二十多块钱，买船票逃到香港找广东省委，省委又给每个人发了二十块钱和一张去上海的船票，这些人才得以回到上海。
国民党军则继续向陆丰方向追击。
10月10日下午，贺龙的第二十军余部到达陆丰附近，离城约二十里左右，被陈济棠部包围，部分人员受一师副师长欧学海的煽动叛变，团长吴骏声向陈济棠请求收容（其实就是投降）。陈济棠追问叶贺二人的去向，吴骏声回答两位最高指挥官并不在部队，所有在陆丰的部队因无弹药和粮食不能再战。陈济棠派人点验吴部枪械，所缴枪支大约三千多支，唯子弹寥寥无几，平均每枪不到五颗子弹，才明白汤坑之战叶贺主动退走，确实是因为弹药不续。
吴骏声被缴械收编后，被降职使用，在十一师师部充当少校副官。以后又在十一师三十二团做营长多年，一直也没有提升上去，直至抗战期间才当上团长。后因亏空兵饷过巨，自杀而死。
薛岳部在汕头继续收编王俊旧部扩充实力，等陈济棠从陆丰回到汕头的时候，薛岳已乘火船返回广州，投归张发奎，准备与李济深开战了。
叶挺二十四师的余部约千余人，陆续来到海陆丰，与这里的农军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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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暴动先胜后败，尤其是在潮汕地区惨遭失败，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阴影。
如何善后的问题，很快就摆到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根据军事博物馆保存的1927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函《关于叶贺军队失败后广东的工作及善后问题》，中共中央要求南方局和广东省委：
“中央认为叶贺既已溃散，在最短期间暴动夺取广东全省政权的计划，暂时已经不可能，因叶贺之溃败而停止各地之暴动。”
“现时叶贺残部无论退到何地，必须紧守两个宗旨：第一不投降敌人，第二尽力帮助农民暴动。不得已时图向湘南发展，最后失败始上山。此时退往海陆丰之部队，亦不能作就地休养保守的想头，这不仅在地理上不能，既在给养上亦无办法，勉强取之则必与农民冲突。此时只有帮助农民猛烈的发展暴动才是出路。”
“应特别注意海南岛之继续占领，并要立即一人前往侦察其是否可以成为广东暴动的根据地，调查结果报告中央。”
“关于所前溃散之同志，南（方）局应即在香港、厦门、汕头等处设一招待处招待他们，用费由各国际代表给予你们的款中支用，招待的详细办法由（颜）昌颐兄面商，大要是可以留在广东的工作同志，或可以就近归家之同志，须尽量留在广东或暂时回家，不能留者则令其回沪。现尚在前敌负重要工作的同志，无必要留在前敌时，须一律设法回沪。”
根据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南昌暴动的主要领导纷纷离开部队，前往香港，然后潜回上海。
1927年10月24日，根据中共中央掌握的情况，暴动部队主力为：
“汤坑之战败后，叶挺只余七八百人退甲子港而溃散。尚有贺龙二十军之第一、二师二三千人奔往海陆丰，这部分的军官政治意识本甚模糊，离开大队之后，更是绝无目标的情形，竟要求李济深收编。”
这一情况后来也为陈毅证实。在1952年6月的一次内部谈话中，陈毅披露：“战败后，贺部余两千多人，因为是旧军队，在海陆丰就全部投降了反革命，只剩贺龙一人，单独逃回湘鄂西，其后创建了根据地。叶挺残部后来在东江也被打垮，日后成了东江游击队。”
事实上贺龙手下的一部分人并未叛变，如一师师长贺锦斋，他在部队被冲散之后，历尽艰辛回到湖南，后来重新参加了贺龙的部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贺龙离开了部队之后，同刘伯承、吴玉章、廖乾吾、彭湃等乘坐木船先到了香港，不久又转道去了上海。此时中共中央已经从武汉秘密迁往上海，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李维汉接待了贺龙。为了贺龙的安全，李维汉特意租了一幢两层楼的公馆，让贺龙一个人住在楼上，下面安排一对夫妇带着小孩做二房东。
随后，李维汉代表中共中央与贺龙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贺龙认为，南昌暴动有两个错误：一是用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没有没收土地。在谈到湘西问题时，他说湘西是有希望的，主要的是要等农民运动起来。
当时中共中央的意见是把贺龙送到苏联去学习，但贺龙表示自己还是要回湘西再干一场。瞿秋白表示同意，由贺龙自己决定究竟去莫斯科还是到湘西，如果决定去湘西的话，中共中央可以提供必要的帮助。
贺龙很自信地说，只要到了武汉，走水上、陆路到湘西，不会出什么问题：“以前凡是打我的旗帜的，就不会遭到强盗抢劫。我很保险，你不要管，我只要出了武汉就行。”
中共中央派人掩护贺龙出了武汉，回到桑植。不久，在贺龙的领导下，湘鄂西的革命运动很快就搞了起来。
辗转来到上海的，还有周恩来、李立三、叶挺、谭平山、张国焘、郭亮、夏曦以及党外的朱剑凡等暴动的首脑。他们都还安全，没有一个被捕。对于这些人，中共中央都进行了妥善的安排，有的分配了工作，有的送去莫斯科学习，周恩来、李立三回到临时中央政治局工作。
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的逃亡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在共产党地下交通员的掩护下，发着高烧的周恩来在聂荣臻和叶挺的护送下来到香港，设法同中共广东省委取得了联系。但护送的联络员不辞而别，临走时并没有交代与省委联络的暗号。此时周恩来尚在病中无法行动，聂荣臻和叶挺两人去省委机关接头。由于不清楚接头的办法和暗号，穿着又像乞丐，省委机关的人闹不清楚他们的身份，竟将他们拒之门外。
叶挺和聂荣臻两人只好沦落香港街头，连大一点的饭馆也不能进，只好找了一个街头小摊，买了两碗饭和一点广东腊肠，低着头匆忙吃完。
从潮汕逃往香港的时候，聂荣臻没有经验，身上没带一文钱。叶挺身上倒是带着一些银元和港币，缠在腰里。到香港之后，由于叶挺带在身上的港币都是百元大钞，又没法到银行去兑换，第一次买东西的时候，险些酿成大祸。
叶挺用的是一张一百元面值的港币。老板一见两人形同乞丐，顿生歹心，硬说这张钞票是假币，威胁要报警。叶挺二话不说，一把夺过这张百元大钞，三下两下撕成几块扔在地上，拉起聂荣臻就走。
两人走到僻静之处，聂荣臻忍不住小声问叶挺：“我说老总呵，你怎么火气这样大呢？老板看你这样不在乎，一百元的大票子随随便便扯了，不怀疑我们吗？”叶挺笑了起来，连忙解释道：“老板看我们身上衣服破烂，无非是想讹我们的钱。如果招来警察，即使钞票不假，警察盘问起来，岂不是更麻烦了？当然我们也不好丢下钞票转身就走，那样更会引起老板的疑心。我扯了钞票，让老板看我们不是怕事的人，撕掉的钞票粘起来还能再用。”
两人吸取教训，想办法买了半新不旧的衣服和鞋子，找了一家小旅馆洗了澡、理过发，换上衣服，这才敢上街活动。
流落在香港的中下层军官，有的靠在码头上打工挣路费，继续找党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