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治理齐国，要推行富国强兵的大战略，在这个过程中，他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阻力，但是管仲都通过自己非凡的政治智慧，将这些困难一一化解，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他到底有哪些政治智慧。
《史记·管晏列传》介绍管仲时首先说道：“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
意思是说管仲执政，他善于把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善于把灾难性的事件转化为对齐国有利的事件、福利的事件。他重视区分事物的轻重缓急，慎重地权衡事情的利弊得失。
这就是管仲的第一个方面的政治智慧。
前681年，也就是在北杏会盟之后不久，齐国历史性的与鲁国罢兵，抛弃之前的仇怨而会盟。
其实在齐国发展军力的这些年，鲁国也没闲着，之前长勺之战和乘丘之战的大胜，让鲁国人精神倍增，大有谁来也不惧的架势。
因为乘丘之战的惨败，宋国面子上实在抬不起头，于是就在此战后的一年（前683年），宋军再度袭鲁。
鲁庄公再此亲征，因尝到了之前使用诡计的甜头，于是这次故技重施，趁宋国立足未稳，还在布阵的时候，突然发动冲击，致使宋军再次打败而回。
鲁庄公沾沾自喜，自认为有霸主之风，趾高气扬了好长一段时间。
然而诡计为当时所不齿，特别是儒家。所以《左传》在记载此战之后，特意用了一整段来介绍战争称谓，矛头直指鲁国的诡诈。
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大崩曰败绩，得俊曰克，覆而败之曰取某师，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
但凡两军交战，敌方还未摆开阵势就被对方击败，这叫“败某师”；双方都摆好了阵势的叫“战”，军队严重溃散叫“败绩”，捉到对方的勇士或将领叫“克”，设伏兵打败对方叫“取某师”，周王朝的军队战败叫“王师败绩于某”。
所以，鲁宋此战应称为“鲁败宋师”，《春秋》如此记载可不是个好事，因为孔子将作战结果分成了三六九等，这显然已经带入了感情色彩。而“败”，是对战胜方的极度不满和声讨。
鲁国看似战无不胜这些年，实际上屡败于齐国。
《春秋》和《左传》中都没有这条史料的记载，然而《史记·刺客列传》中却有如下记载：“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
可能《春秋》为鲁国史官所著，所以刻意避讳连续败于齐，故此省略不记。然而《史记》搜百家史料，对此也不用避讳，所以才有如上记载。
因连续败于齐国，鲁国不堪其扰，所以主动提出结盟，这样整个事件自然显得合理很多。
于是两国君主选择在鲁国的柯地（今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进行会盟，从而两国盟好，互不侵犯。
结果就在举行会盟的过程中，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鲁国有一位大夫名叫曹沫，也就是之前提到的三战皆败北的鲁国主帅，他趁此盟会之机，袖中暗藏了一把匕首，打算干件大事。
《史记》中记载，曹沫虽然三战皆败，但是鲁庄公却没有追究他的责任，继续让其为将。三战失地失城不少，曹沫心中有愧，于是打算借此盟会之机，胁迫齐桓公退还失地。
两国会盟之时，国君站于盟坛之上，两国大臣并立左右，缔结盟约，歃血为盟。
正当大家注意力都在会盟过程的时候，曹沫从袖中抽出匕首，三步并作两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到了齐桓公身旁，将匕首架在齐桓公脖子上而将他劫持。
该事件最早见于《彀梁传》和《公羊传》，后被司马迁所采用，《史记·刺客列传》记载此事为“曹沫劫盟”，这也是有史以来记录的第一次劫持人质事件。
侍卫们见状都不敢乱动，齐桓公更是惊恐万分，颤抖着说：“子将何欲？”
曹沫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以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史记·刺客列传》）
曹沫意思是说，你们齐国强大而我们鲁国弱小，作为大国的你们一直持强凌弱，欺负我们鲁国已经够苦了。我们割让的土地已经够多了，可以说你们的国境线都到了我们国都城墙根了，如果哪一天我们的城墙倒了，那一定是倒到了你们国家去了。所以我要求你把侵占敝国的土地归还！
齐桓公此时别无选择，为了能够保住性命，在曹沫的胁迫下，允诺把侵占鲁国的所有土地都还给鲁国。
见齐桓公已经盟誓，曹沫于是扔下匕首，对其深施一礼后走下盟坛，回到面向北的臣子的位置上，面不改色，谈吐从容如常。
齐桓公受到这种羞辱，非常恼怒，回国后就准备违背这个诺言。
此时管仲赶忙阻止了他，并解释说：“君无戏言，不给侵占之田，只是逞一时之快。但是这样做必然失信于诸侯，天下人就不会归附我们了！”
本来齐桓公如果因为此事而不兑现承诺，那就会酿成战乱的祸患，同时失信于诸侯，结果管仲积极进行劝阻，转祸为福，后来的事也证明，因为齐桓公讲信用，渐渐周围的诸侯都认为齐国信得过，于是纷纷依附而来。
《公羊传》如是评价说：“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雄，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对于这里所说的“曹沫”是不是之前长勺之战中表现出色的曹刿，历来观点不一。
《左传》叙事中，一人多种称法的情况时常出现，而“曹刿”之名在《左传》中两次出现，但并未出现“曹沫”这个名字，更没有提到曹刿劫持齐桓公这一轰轰烈烈的壮举；而《史记》只记载了曹沬劫持齐桓公一事，但却没有记载“长勺之战”这个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由此我们认为，《左传》作者与司马迁并不认为曹刿、曹沫为一人。
但是《管子》一书却明确把劫盟者写成了曹刿。《管子》一书虽然是战国时期才完稿，但是却是齐国稷下学宫之书，可信度应该很高，因此才有了历史上的争议。
其实我们从两个人物性格上分析，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曹刿生性沉稳持重、富有良谋，而曹沫好勇尚力、大胆莽撞，性格上的巨大反差很难让人接受二人合而为一的说法。而且根据《左传》对曹刿在军事上“论战”和政治上劝谏鲁庄公“如齐观社”这两件事情上看，曹刿显然不是靠《史记》中说的“以勇力”取信于君主，所以个人意见，曹刿与曹沫是两个人。
对于管仲“贵轻重、慎权衡”的政治智慧，《史记·管晏列传》还举了两个例子，我们将在之后的章节讲到。
管仲第二个方面的政治智慧，就是他很巧妙的将他的经济头脑用在了治国、外交和军事上。
作为一家之主，不会居家过日子，那就会败家；作为一国的国相，不懂经济，就会亡国。
管仲早年做过生意，到过三山五岳，接触过三教九流，这些经历为他掌管好一个国家的经济可以说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史记》说他“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又说他“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管子》一书中也记载，管仲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
这里的“山海”就是铁和盐，可见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实行垄断盐铁的经济政策了。
齐国之所以一直十分富足，原因就在于管仲对经济的重视。不仅如此，他还很巧妙的将经商与政治、军事联系到了一起，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管仲是怎样“做买卖”的，这几个例子都出自《管子》一书。
第一个可以称之为“衡山之谋”。
衡山国在齐国和鲁国之间，大体位置应该位于今天的泰安或莱芜一带。
衡山国以盛产兵器闻名，因此别看衡山国小，但是武器装备精良，战斗力不容小觑。
处于扩张地盘的需要，管仲早就在谋划征服衡山国，不过要想以武力攻打衡山国，肯定要费一番功夫。
于是管仲想了个办法，他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购兵器，因为齐国富足，所以不管多贵的价格，齐国人都相应支付。
见大国齐国如此看重衡山国的兵器，其他的诸侯国都到这里收购兵器，一时可谓天下争购。
看到有如此的赚钱机会，衡山国君赶紧告诉他的国相说：“天下各国都争购我国兵器，可使价钱提高二十倍以上。”
于是衡山兵器大幅涨价，而衡山国百姓也都受利益驱使纷纷放弃农业，转而开始打铁造兵器。
一年后，管仲又派人到赵国购运粮食，赵国的粮价是每石十五钱，而齐国却按每石五十钱收购。
这又让衡山国看到了商机，纷纷将库存的粮食运到齐国贩卖，这样虽然衡山国获得了大量的钱财，可是国内既没有了粮食，也没有了兵器。
管仲要的就是这种结果，于是就在衡山国为既得利益而欢呼的时候，齐国突然封闭关卡，并迅雷不及掩耳的攻打了衡山国。
此时，衡山国穷的只剩下钱了，没有粮食和兵器，最终只得举国降齐。
管仲这一仗打得漂亮，不仅兵不血刃，而且原来花出去的钱又被收了回来，可以堪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典范本。
像这样类似的故事，《管子》一书中还有很多，比如“鲁梁谋”“莱莒谋”“楚国谋”“代国谋”等，都是利用了人们对金钱贪婪的本性，对某一方面加以垄断性收购，从而完成政治军事目的，由此可见管仲的经济与军事完美融合的能力。
第二个要介绍的，可以叫做“石壁之谋”。
齐国要称霸，就要与诸侯国进行会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葵丘会盟，这也确定齐国霸主地位的一次盛会，日后自然会讲到。
就在这次会盟之后，齐桓公对管仲说：“咱们举办这么大一场盛会，花了不少金银，风头也出尽了，可怎样才能把这些虚名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利润呢？不然的话，寡人想去朝拜天子，都会感觉费用不足。”
管仲此时出了一计，他说：“咱们国家有一片乱石岗，请下令招聘一批玉匠，把这些石头，按玉的标准雕制成一块块的石壁，一尺长的定价一万钱，八寸的定价八千，以此类推来定好价格，并取名‘石破天惊壁’。”
齐桓公听了管仲的话，将信将疑，但还是都照他说的做了。
石壁完成之日，管仲就来到洛邑朝见周天子，并建议说：“为了大王的尊严，我国君主打算率领诸侯们前来朝拜先王的宗庙，一者可以观摩学习周礼，二者也能为大王助威！乱臣贼子们见到这架势，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当时的天子是周襄王，此时王室正出内乱，见管仲有如此建议，他欣慰的答应了。管仲又接着建议说：“请大王发令，凡是来朝拜先王宗庙的诸侯，都必须带上‘石破天惊壁’，作为献给大王的贡礼，否则一律不准入朝。”
周襄王同意，便向天下各地发出了号令。
诸侯们一般很少有机会参观朝拜天子先王的宗庙，机会可谓难得，于是每家都载着黄金、珠玉、粮食、布帛，纷纷赶到齐国，争着抢着来购买“石破天惊壁”。
就这样，齐国的石壁流通于天下，天下的财物流归于齐国。
值得一提的是，这“石破天惊壁”就采自泰山，这也就是泰山石在天下如此出名的由来。
第三个可以称之为“包茅之谋”。
齐国聚集了如此之多的财富之后，管仲也没有忘记帮了这么大忙的周襄王，决定回馈给天子财物。
他找了一圈也没有发现天子那里有什么特殊的资源，只有楚国臣服了以后进贡来的不值钱的包茅，是用来在祭祀的时候渗滤酒渣用的。
包茅就包茅吧，反正在管仲那里，什么东西都可以变成钱。
于是管仲来找周襄王说：“请您发布命令，说准备去泰山祭天，并特许一部分诸侯陪他同去。因为诸侯是没有资格祭天的，所以这次机会就格外的珍贵，大家都愿意去。然后您再发令说：‘凡随天子去祭天的，都必须携带包茅，没有包茅的，不得上山。’其他的事交于臣下，臣下必将让王室熠熠生辉。”
周襄王不知道管仲葫芦里买的什么药，但是管仲是齐国的国相，受诸侯尊重，他说的话肯定没错，于是就按他说的下达了命令。
于是，天下的诸侯们便纷纷掏出黄金来，争先恐后地抢购。能够陪同天子出席这么大的盛会，黄金算什么，再贵也值！
于是包茅的价格顿时出现井喷，一口气上涨了几十倍，一捆可以卖到百金。
因此，天下的黄金就象流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周天子仅仅在这三天时间卖茅草的钱，就已经相当于他七年的收入了。
第二个和第三个例子说的是，利用天子独一无二的权势，对于本没有多少价值的东西，通过另一种稀少的途径进行售卖，从而获得翻几倍的的利益。这是商人利用权势为当权者盈利的经营方式，管仲利用这一点为王室敛财，从而更加获得王室的认可，可谓为齐国的霸主地位不遗余力了。
当然这些例子并非出自正史，真实性有待进一步核实，但是这已经从侧面反映出了，管仲确实是个经商的奇才，他将经济规律运用到政治和军事的能力已经近乎完美，这个能力几千年来无人出其右。
管仲第三个方面的政治智慧，就是管仲他将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用在了政治上。
人生阅历只有通过时间的沉淀，经历的事情多了才能获得。有则成语跟他有关，叫“老马识途”，记录在《韩非子》里。
前663年，北方的山戎民族建立的孤竹国侵略燕国。
山戎我们之前讲过，他们主要活动地区在今河北省北部，也就是燕山一带，以林中狩猎和放牧为主。山戎民族一度发展迅速，曾建立了孤竹、令支、屠何、无终等国，也经常袭扰中原国家。
这里的燕国是指北燕国，它离山戎最近，所以经常成为被攻击的对象。由于本国军事实力较弱，所以燕国国君向大国齐国求救。
齐桓公此时早已开始他称霸的伟业，本是同根生，这种忙是必须要帮的，于是亲自率领大军前去救助。
齐桓公的军队赶到燕国时，山戎的军队已带着掠夺的财物，逃回了孤竹国。
齐军于是兵围孤竹国，孤竹国见齐国来势凶猛，硬碰硬自然没有好结果，于是派人诈降齐军，献上去袭扰燕国的将领首级，并谎称孤竹国国君因为害怕而弃国逃往沙漠。
齐桓公杀得兴起，于是以降将为前部，率军追赶。
孤竹国降将一看齐军没有撤退的意思，于是将计就计，将齐军诱入荒漠，自己则乘人不备逃之夭夭。
此时天色已晚，放眼望去只见茫茫一片黄沙，根本没有道路。无奈之下，齐桓公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行军。
不巧，到夜间的时候，沙漠中突然刮起了风暴，顿时漫天黄沙，齐军前后队首尾不能相顾，于是自此走散，失去了联系。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齐桓公有些不知所措，忙向管仲求教解危之计。
管仲沉吟片刻，之后让兵士将盾牌围成喇叭形状，使其面向四周，然后聚集所有锣鼓，让勇武之士使劲敲响，使得锣鼓之声震天动地。
管仲的扩音喇叭确实起到了效果，走丢的后队听到了锣鼓之声，于是循声而来，最终得以重新聚拢。
队伍是没散，可是走出沙漠的路还是没有找到，此时天黑，更是无从寻觅，于是管仲索性命令安营扎寨，等到天亮再行寻找。
可是天亮之后，沙漠中炎热异常，齐军所备水源不足，一望无际的沙漠让全军将士开始焦躁起来。
管仲同样心急如焚，再这么下去必然军心不稳，此时如果有个向导就好了，可是这茫茫沙漠，连只飞鸟都没有，何来向导？
正焦急间，管仲看到了自己的战马，顿时心中欢喜，忙向齐桓公建议道：“臣听说老马识途，燕马多从漠北而来，也许熟悉此地，君主不妨令人挑选数匹老马放行，或许可以寻见出路。”
齐桓公依其言，命人取数匹老马，放之先行，军队紧随其后，最后竟真的走出险地。
能够得知“老马识途”，这跟管仲曾经颠沛流离获得的生存经验有很大关系，而这次他就让这些人生阅历发挥出了巨大作用。
当然，管仲的政治智慧还在于他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这一点我们在之后会穿插讲到。
管仲的政治智慧，对当下来说，也确实有着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正是因为有了管仲，齐国在这二十多年间整体精神面貌得到了很大改善和提升，诸侯国也都表示佩服，齐国的威望就此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