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就在周公旦有条不紊的治理中安然度过，不知不觉中周公旦已经摄政第七年了。
此时周成王已经长大成人，这一年已经达到了弱冠的年龄。
成年意味着就可以独自处理朝政了，周公旦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决定还政于成王。
虽然周成王这么多年跟周公旦也学到了不少治国之策，但是毕竟还年轻，周公旦怕他一时适应不了繁重的政务而怠政，于是亲自作了《无逸》一文，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告诫成王要明白“稼穑之艰难”，不要纵情于声色、安逸、游玩和田猎。
《无逸》的内容很有借鉴意义，在这里简要了解一下。
《无逸》开头就讲，知道种地务农的辛劳，才懂得什么样的人是“小人”。父母辛勤务农，而他们的子弟不知道种地的艰辛，就会贪图安逸，甚至侮辱他的父母什么都不懂。
紧接着，周公旦阐明他的中心思想：作最高统治者更要了解百姓的隐情疾苦，否则就会做出荒诞的事情来。之后他举了殷商名君太甲、太戊、武丁的事例，说明他们不是庄严威惧、勤自约束，就是能保惠小民、不敢侮鳏寡，所以他们享国都能长久；而其他的商君，生下来就安逸，不知道务农的辛劳，只是贪图享乐，因而他们享国都不长久。
周公旦接下去又举了古公、公季、文王的例子，特别提到文王穿粗布衣服，节俭朴素，亲自下地务农，能“怀保小民，惠鲜鳏寡”，有时连饭都来不及吃，为的是团结万民。他不敢盘桓逸乐游猎，不索取分外的东西，因而享国也比较长久。
周公旦以此告诫成王，不能放纵自己的私欲，如果不听，就会变乱先王正法，招致国人的怨恨。
由此可见，周公旦所写都是为了周朝的社稷能够繁荣延续，也都是谆谆教导之言。这没有一点私心，有的只是一个老人对后辈的期许与告诫。
周成王恭敬地拜读，将《无逸》一文装裱之后，挂于寝宫，意思是朝夕听从叔叔的教诲。
周公旦满意地点头，孺子可教，国家幸甚。
之后他择良辰吉日，为周成王举行了隆重的成人礼，并在典礼上将掌管国家的权力交还于他。
在《诗经·周颂·小毖》中，记载着周成王在接受王位典礼上，恭恭敬敬地接受周公旦教诲的话：“予其惩而毖后患。”
“惩前毖后”，这个成语出自这里，意思是指批判以前所犯的错误，吸取教训，使以后谨慎些，不致再犯。
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不避艰辛挺身而出，担当起看护国家的重任；当国家转危为安，走上顺利发展道路之时，又毅然让出手中权力，周公旦这种无畏无私的精神，自然为后世广为称颂。
交还了国政，周公旦得以安然退位，之后他终于有了自己的时间，可以把主要精力用于制礼作乐，继续完善各种典章法规上了。
周公制礼，是周公旦一生最主要的功绩之一。
《说文解字》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也就是说周之前的礼是用来“事神致福”的，这在商朝时期体现得最为明显。因为是恭顺于神的，所以殷礼虽然隆重但却非常繁琐，同样的环节会多次进行，费时费力。
孔子曾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也就是说周初的礼乐完全是沿袭的殷礼，如此繁琐不便掌握和推广，于是周公旦在殷礼的基础上陆续加以厘定、删减、增补、汇集，逐渐演变成为后世通行的周礼。
经过周公旦修订的礼乐，已经把最初的“事神致福”之意淡化，满足了安排祭祀秩序的需要，根据血缘关系和等级身份，分别制定了尊卑之间、长幼之间、亲疏之间各自不同的行为规范，最终成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依据和标准，用来维护社会等级制度和宣扬道德理想。
周公旦的礼乐，并非简单改造了殷商的祭祀典礼，而是彻底的建立了一种宗法制度，这里涉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
也就是说周公旦建立了一套完成的规范，它规范了人们从起床开始一直到就寝这一天的所有礼仪，包括婚丧嫁娶、各种场合的言行举止、不同场合的礼乐典章、人与人的相处之法、国与国的外交方式等等，可谓无所不包。
这么看来，周公旦并没有简化礼仪，而是将它充实完善了，他的目的，就是希望建立一种以礼来规范人们言行的自控社会，大家都以违礼为耻，以尊礼为荣，这样时间长了，在同一种规范下，自然社会安定祥和。
然而实际在推行的过程中，这会遇到很多问题，要记忆的礼仪典章实在太多，除了那些不用劳作的贵族（士、大夫、卿，国君）有时间埋头学习之外，那些为生计奔波的劳动者（农、工、商）又哪有时间、精力和学问来研究礼仪，所以礼仪要求就被放宽了，也就是根据人的地位来不同程度的推广。
自古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之说，其用意就在此。
在大夫、贵族这个圈子里，推行的是礼仪，他们以懂礼用礼为荣，谁要是违礼，舆论会压死你，各种谴责、惩罚自然不会饶恕你，你以后在这个圈子就没法活，所以根本就用不着刑法去约束。
而对于庶人，也即是平民老百姓，他们根本不用礼去约束，因为也约束不了，所以管理他们的现实举措就是用刑法，谁犯了错有法律管着，以此来维持这个圈子的安定。
礼仪很难推行，而且即便是在贵族这个圈子里，也不是人人懂礼，原因就是越是贵族，越是放纵自己，试想你家里有用不完的钱，难道你还会刻苦读书为了找一个好工作？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礼法在周王室和诸侯国间推行的难度很大。
但是周公旦还是强硬的要推行，因为他知道这事就算再不容易，也必须推行开，只有这样，才会建立一个一劳永逸的安定社会。
为了能让诸侯国在这事上找不到推卸的理由，他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必须严格在鲁国推行周礼，以此作为样板，来督促各国落实。
自己老爸的事业，伯禽自然没有二话，在国内强力推行。结果几年时间下来，他还真的实现了周礼的普及，自此鲁国成了践行周礼的标杆国。
周公旦很欣慰，你们看，鲁国都能推行好，你们其他诸侯还有什么好推卸责任的？
因此周礼得到了深入的推广。从效果上来看，周礼确实影响深远，也成为西周维持社会安稳的有利工具，至今我们生活中还有不少周礼的影子，可谓受益几千年。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曾说：“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
周礼确实无所不包，但是究其主要的制度规范，结合王国维先生所讲，大体有这四种，那就是分封制、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制和井田制。
分封制自不必说，之前已经讲过，后世认为西周分封诸侯的这种制度由周公旦所发扬光大。
嫡长子继承制和宗法制度其实是一回事，就是周公旦明确规定了由嫡长子继承职位和财产，他认为这是消除祸乱的根源。
之前我们讲过，商朝的时候，继承制是传弟和传子的并存，也曾因此导致了“九世之乱”。传弟终究还要传子，传子有传长、传幼和传贤的矛盾，传弟更有传弟之子和传兄之子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往往导致王室纷争，王室纷争又会导致王权衰落，国运不久长。商朝从康丁以后，历经武乙、太丁、帝乙、商纣几代，明显开始废除了传弟制而确立了传子制，而周公旦又将这一制度巩固完善化了。
按照周代的宗法制度，宗族中分为大宗和小宗。周王自称天子，为天下的大宗。天子的除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被封为诸侯，诸侯对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封国内却是大宗。诸侯的其它儿子被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对诸侯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采邑内却是大宗。从卿大夫到士也是如此。因此贵族的嫡长子总是不同等级的大宗。大宗不仅享有对宗族成员的统治权，而且享有政治上的特权。
另外周公旦还建立了井田制。
西周时期，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做“井田”。周礼规定，所有田地归周天子所有，只是分配给诸侯使用。诸侯对土地只有使用权，不得买卖和转让，但是可以交由国人耕种，但是规定井田中间的部分为公田，周边的部分为私田，公田所得需要上交国家。从其实质来看，这是一种以国有为名的贵族土地所有制。
当然这些制度的形成也许并非一朝一夕所成，而是随着西周的发展逐渐完善而成，但是周公旦作为始创者，其历史功绩不容抹杀。
周公旦对法规典范和礼乐的制定，在当时那个时代是起到积极作用的，他为周朝的政权稳固可以说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