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我们今天的写作学观念来看，散文是最接近生活本身的文学文体。因为最接近生活，所以容易流于琐屑平庸；因为是文学文体，所以难免夸饰做作。要将散文写得既平实又隽永、既日常又优雅，的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中国是一个散文的国度，相对于后起的小说、戏曲而言，散文一直是传统文学世界中的“上位”文体，载道之文、性灵之文各具风采，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经验。金圣叹的散文批评集中体现在《贯华堂才子书汇稿》中的《左传释》、《孟子释》以及《天下才子必读书》、《小题才子文》中。与小说、戏曲和诗歌批评中致力于建构理论体系、用新奇警醒的名目来命名各种文法不同，金圣叹散文批评的姿态更为朴素，大多止于随文赏鉴，在赏鉴中所提取出来的散文写作原则，也可以用一个词来说明，即“照事用笔”。
“照事用笔”，是金圣叹批点《左传》中《宫之奇谏假道》一文时提出来的。
金圣叹对《左传》非常推崇，认为《左传》之文，兼有《庄子》的骀宕、《孟子》的奇峭、《国策》的匝致、《史记》的（《第六才子书·借厢》批语）。，是山势峻拔高耸、云气蒸腾的意思，在这里指《史记》文风的雄奇。金圣叹还指出，“临文无法，便成狗嗥，而法莫备于《左传》”（《惊艳》批语），《左传》行文之法，是天下后世文章之法的渊薮。
《宫之奇谏假道》的背景是，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晋国向虞国借道伐虢国，虞国贤臣宫之奇劝阻，虞公不听，最终虞为晋所噬。著名的成语“唇亡齿寒”，就出典于此。金圣叹在此文题下批道：
事险，便作险语。看其段段俱是峭笔健笔，更不下一宽句宽字。古人文，必照事用笔，每每如此。（《天下才子必读书》卷一）
晋国借道之事包藏祸心，虞公又愚腐昏聩，事情可谓“险”。宫之奇劝谏，既急形势之险恶，又急虞公之愚颟，所以一张口也用“险”语，将虢与虞之互为表里的关系和唇亡齿寒的结果，两句就直说到底，试图将睡梦中的虞公惊醒。紧接着又连用短句、用精警的譬喻，再次申说事情的危急和借道的危害。而当虞公用“晋，吾宗也，岂害我哉”和“吾享祀丰洁，神必佑我”的理由，自我开解的时候，宫之奇又指出，即将被晋所灭的虢国和已经遭到晋献公灭族的桓叔庄伯，与晋献公的关系都比虞国亲近，晋献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是毫不犹豫地攻打杀害吗？况且，神保佑的是有德能的人，不会因为谁的祭品丰盛整洁就保佑他的。宫之奇反驳破解虞公的话都非常直捷，是陡然而出，直指真相。然而无论宫之奇如何“危言耸听”，虞公只是不醒。最后宫之奇举族而迁，离开即将灭亡的虞国，并说，虞国人连腊月的祭祀都不可能了，晋国此行就可以直接灭亡它，根本不需要另行举兵。宫之奇劝谏不成后的反应方式和所说的话，都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整篇文字可谓险、峭到底。
根据事情的特点性质，采用与所述之事相适应的行文风格，这就是“照事用笔”。从这一原则出发，金圣叹根据散文所写事情性质的不同、人物性格的差异、地域风俗的区别、所要取得叙事效果的不同等等，为我们一一指点散文行文风格“随事变笔”、千变万化的特点。
如《商臣弑父本末》，记录商臣弑杀其父楚成王而夺位的过程：
初，楚子将以商臣为太子，访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齿未也，而又多爱，黜乃乱也。楚国之举，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既，又欲立王子职，而黜太子商臣。商臣闻之，而未察，告其师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芈，而勿敬也。”从之。江芈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杀汝，而立职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宫甲围成王。王请食熊蹯而死，弗听。丁未，王缢。谥之曰“灵”，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为太子之室，与潘崇，使为太师，且掌环列之尹。
楚穆王商臣，公元前625至前614年在位。江芈为成王之妹，嫁于江国。《左传》中这篇文章，篇幅不长，几乎全部由对话组成，而人物生动、姿态万千。金圣叹总批云：
写子上语，是四句（按：其实是三句），妙于错落；写潘崇语，是一句，妙于轻巧；写江芈语，是三句，一句一字，一句二字，一句十一字，妙于径露；写商臣语，是三句，二句二字，一句一字，妙于碜辣。不过五七行文字，其间无变不极。（《天下才子必读书》卷一）
文字之变，其实是由于人物性格不同而发生变化。如子上论不可立商臣，三句三个理由，一从成王年轻多爱、恐有所变出发，一从楚国立少不立长的祖宗成法出发，一从商臣性情残忍、不宜为君出发。但句式都不一样：第一句不说不可立，而直接谈立而复黜的危害；第二句不说可立不可立，亦不讲危害，只说出理由；第三句既说理由，又直接讲出不可立。所以金圣叹称其妙在“错落”。商臣问计于潘崇，潘崇教其盛宴招待江芈，而故意傲不为礼，以试探江芈。话只有一句，计亦轻巧，却包含深心，从后来结果可见其人洞察时局人心，所以其言越出之轻巧，其心机越见深沉。江芈在废商臣立王子职的问题上，站在成王一边，她被商臣一激，就将未成之事和盘托出，可见是毫无心机，性情急躁之人，所说之语，也以“径露”为特点。至于商臣的毒辣，表现得更为传神。回答潘崇的三问，“二‘不能’一‘能’，写得辣甚疾甚”，对弑父夺位之谋，回答得又短促又干脆，没有一点犹豫，“忍人”面目显露无余。由此可见，散文写作“固以心空为第一”（韩愈《与陈给事书》批语），文笔之变化，不仅“随事变笔”，一事之中，也“随人变笔”。
行文的风格、文笔的运用，要做到与写作对象贴合无间，才可称“化工”之文。写快乐，就应该笔笔鼓舞而出，写不快，就应该用气尽声竭之笔；倘若文不肖物，“写忧危事用快笔，写精微事用大笔”（《孟子第二章》批语），皆不知文者也。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作家作文，或单一或刻意，都不能写出好文章。正如金圣叹所言：“吾尝言行文入妙时，只是溪回山变，又谓之月来成影。韩昌黎一生作序，只用这个秘诀。叹苏轼先有成竹于胸，为极天苦事也。”（《唱经堂左传释·周郑始恶》批语）“溪回山变”、“月来成影”，照事用笔、随事变笔，既是最高妙的文法，也是文无定法。
金圣叹的认识，的确是抓住了散文写作的“三昧”。从他流传下来的文字看，他本人的写作实践也是能体现这一原则的。如我们在上文提及的《赌说快事》，就是明末清初小品文中的杰出之作。文章正式写作的时间，是顺治十三年（1656）金圣叹批点《西厢记》的过程中，“赌说快事”之事，却发生在20年前与知心好友王斫山客居遇雨、联床夜话之时。《西厢记》批点于金圣叹49岁之时，20年前，正处于扶乩降神行为最轰动最繁忙的时段。以后生小子、一领青衿的身份，得到文坛名宿的品题，周旋于大人先生之间，信者奉若神明，不信者亦叹服其才华风度，所到之处，人人逢迎，耸动东南，其快何如！虽然时过境迁，他对自己人生这段经历已不愿提起，我们仍不难从列举的快事中体味到他当时放逸无羁、潇洒自得的精神状态。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曾仿此写过《来台后二十四快事》，文章开头摘取圣叹之文中三例：
其一，朝眠初觉，似闻家人叹息之声，言某人夜来已死。急呼而讯之，正是城中第一绝有心计人，不亦快哉！
其一，久欲为比丘，苦不得公然吃肉，若许为比丘，又得公然吃肉，则夏月以热汤快刀净刮头发，不亦快哉！
其一，夏月早起，看人于松棚下锯大竹作筒用，不亦快哉！
厌恶有心计的人，庆幸其死，是对率性坦荡人格的一种文学化的推许方式，倘若有人用当下“人道主义”的精神来责怪圣叹缺乏人性、不尊重生命，自然是“笨伯”。如另一快事所云：“饭后无事，入市闲行，见有小物，戏复买之。买亦已成矣，所差者至鲜，而市儿苦争，必不相饶。便淘袖中一件，其轻重与前直相上下者，掷而与之。市儿忽改笑容，拱手连称不敢，不亦快哉！”生死事大，生意事小，然而作者将其同置于快事之列，正因为两者包含的美学取向是一致的。
因天热而思作和尚，又因想吃肉而不能作和尚，用诙谐的口吻，将人生小小的享受，拔高到与身份抉择相抗衡的地步，借此写出作者的心灵，是无论儒教还是佛教教条都无法羁勒的。另如，“佳磁既损，必无完理，反覆多看，徒乱人意。因宣付厨人，作杂器充用，永不更令到眼，不亦快哉！”不为物所役，当爱则爱，当舍则舍，何等洒脱！
“看人于松棚下锯大竹作筒用”，圣叹虽未多著一星笔墨，但读者自可从文字缝隙里体会到大竹之粗圆，锯齿之锋利，锯竹作筒的过程之爽利。另如，“夏日于朱红盘中自拔快刀，切绿沉西瓜，不亦快哉！”红盘绿瓜，色彩纯正饱满，对比鲜明，再加上“快刀”二字，令人仿佛已见刀到瓜剖、瓤红籽黑的情景。又如，“街行见两措大执争一理，既皆目裂颈赤，如不戴天；而又高拱手，低曲腰，满口仍用‘者也之乎’等字。其语刺刺，势将连年不休。忽有壮夫掉臂行来，振威从中一喝而解，不亦快哉！”爽利的人格、爽利的动作、爽利的言辞，都为金圣叹所喜爱。《西厢记》中红娘快人快语，所以亦为金圣叹所喜爱，欲将“读《拷艳》”一事也加入人生之快中。（《拷艳》批语）
林语堂称金圣叹是“抒情派，浪漫派”，所以目所见，耳所闻，心所思，“才气横溢，尽可入文”。在今人看来，这个评语还隔了一层。倘若从金圣叹的散文美学来看，心灵之放纵、性灵之自由，自然要用自由放纵的文笔来表现。这一篇赌说快事，所述之事，至俗至雅、至严肃至轻琐，结构大开大合，文笔神采飞扬，正是照事用笔的好例证。
如果说“照事用笔”追求的是散文自然天成、随文生变的艺术境界，那么，在这个总原则下，要求在自然中见奇崛、在平实中求隽永，就要依靠文字自身的审美张力。散文不如戏曲、小说，可以以情节曲折离奇取胜，也不如诗歌，可以以语言凝练跳跃、情感幽深强烈取胜，要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就必须使文字具有丰富层折、耐人寻味的美感。关于这一点，金圣叹常常借用一些在美学风格上相对峙的评语来描述一段文字的特色，让读者自己用心去体会。
如《子产论币重》一文云：
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二月，郑伯如晋，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女，无贰尔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安。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宣子说，乃轻币。
金圣叹总批此文道：
气最遒，调最婉。婉与遒本相背，今却又遒又婉，须细寻其婉在何处，遒在何处。又不得云此句遒，此句婉，须知其句句遒，句句婉也。（《天下才子必读书》卷二）气最遒，是指子产书信紧扣“币重”弊端，一正一反，一正，言聚贿的害处，一反，言令德令名的好处，最后仍归于“贿”害，气势遒劲，始终不懈。调最婉，是指子产下笔既劝又勉，既劝讽其不可聚贿，又勉励其以令德令名为务，利害关系说得分明，却不是一味斥责。金圣叹所谓“句句遒，句句婉”，是因为“气”是贯穿周流于思想、文辞之内的文章生命力之所在，所以我们不能强作分别，说某句遒、某句婉。当然，此文真气内充，正大从容，读起来并不觉得锐气逼人，其委婉之致的形成原因，也不是不可以分析。如用“侨也惑之”与“侨闻”上承范宣子为政之弊，下接为政之正道，以己厕身其中，拉近距离，仿佛对面侃侃而谈。“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一句，用否定句式出之，加一“非”一“无”字，放宽一步，比直接说“聚贿易，有令名难”显得婉转，金圣叹赞为：“章法不宽不逼，句法既宕又遒。”下将聚贿的危害排比而出，令人“悚然”，却结之以“何没没也”的慨叹，气势不衰，而语气已和缓。下又出“将焉用贿”一句，“不连上，不连下，只自踌躇”，惋惜怜悯之态宛然。气势遒劲而语调委婉，将本来相悖的风格统一于一篇中，使文字耐读。
又如，金圣叹批《烛之武退秦师》云：“妙在其辞愈委婉，其说愈晓畅。”烛之武以弱对强，不作怨怼之言，不存侥幸之心，不作文饰之词，纯以婉顺之辞，推心置腹，从人心体贴而出，然而也是将语言的功效发挥到极致了。另如，《晏子不死君难》“本严毅之论，而出之以犹夷之调”，《周襄王弗许晋文公请隧》“其理甚直，其辞甚曲，其态甚婉，其旨甚辣”，《里革断罟匡君》“沉毅而有扶疏之意，板整而有圆滑之能”，都是如含橄榄、弥读弥新之文。
与他的小说、戏曲和诗歌的批评相一致，在散文批评中金圣叹也对人的心灵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他对散文所叙述的人事背后隐藏的心理和深刻意蕴有生动的揭示，并且将散文艺术魅力的最终形成，归因于作者的“心地”。
《左传释》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的批点就非常精彩。
武姜生庄公和共叔段二子，因生庄公时难产，就不喜欢庄公，称为“寤生”，偏爱共叔段，以至于要废长立幼，但没有成功。等到庄公即位，马上为段请封地。先要求封要害之地“制”，庄公不允，转为请靠近都城的“京”。本文文字极简，金圣叹的批语却极繁：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严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
金批：兄代有国，弟得食邑，足矣，何必有择而请？且兄代有国，弟得食邑，分也，何必代为之请哉？姜氏代为之请者，必欲得制故也。必欲得制者，据其要害，以便图庄公也。咄咄老妪，哪复可堪！庄公才即位，姜氏便请制，写出老妪眼光射定，刻不能待。姜氏才请制，公便接口，将“制”字一顿，写出孽子机警迅疾，狭路不容。读之真使人遍身不乐。公只急口对付七个字，便似劈面抽刃直戳来。看他急口相接处，不惟姜氏平日处心积计，即庄公平日亦处心积计，知其必请制也。
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太叔。
金批：不曰“公曰诺”，而曰“使居之”，若曰：“而既欲之，则而竟居之，奚问我哉？”盖骤闻请制，是一重着恼；续又闻请京，是又一重着恼。恼极，忽然将“他邑唯命”四字，变出“使居之”三字来。母子兄弟至此日，真是狼虎相聚。姜氏既得请京，便为太叔立号，是爱之，是害之？胡可胜叹！“使居之”三字，写尽庄公面目不善；“谓之京城太叔”六字，写出姜氏满心欢喜。母子之仇，至此日而成矣。
批语虽繁，却生动，将隐藏在简洁文字背后人物的处心积虑、言辞交锋和心理活动、面部表情，都细细体贴描摹而出。金圣叹的这一长处，我们在《水浒传》、《西厢记》批评中早已领略，他似乎能够走进文字所描述的场景中去，走进场景中的人物心里去，将抽象的字符转化为现场的戏剧演出。由于他的批语动作传神、情感鲜明，常常使人忘记有语言文字，而直接就进入了他的视野、他的眼光、他的解读中去了。
金圣叹还指出：
文章最妙，是目注彼处，手写此处。若有时必欲目注此处，则必手写彼处。一部《左传》，便十六都用此法。若不解其意，而目亦注此处，手亦写此处，便一览已尽。
（《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
“目注”之处和“手写”之处的错位，形成了文章意蕴深沉的效果，而读者则必须透过其“手写”之处，发现其“目注”之处，才能真正理解作者的苦心和行文的妙处。
如《宋公和卒》一文，穆公病危，召大司马孔父交代后事，立其兄宣公之子与夷，而令自己的儿子冯出居郑国，以绝群臣之心。通篇都写穆公，似为穆公传，但金圣叹指出，其真正的传主其实是宋宣公。宣公以弟为贤，将自己的位置传给穆公，穆公为报兄长之恩，将王位仍归宣公之子。宣公之举，不仅避免了儿子被篡位的危险，而且最终还保住了儿子的国君之位，所以读者看穆公之言语举动，不能不从其背后看到宣公的身影。正如金圣叹所言，此文“若作穆公传读，则止一行耳；苟作宣公传读，便得两行。而其间虚实影现之妙，乃至不可言喻。”（《唱经堂左传释》）“以无厚入有间”，圣叹一直钟情于曲折之文。一篇短短文字，能让读者“看朱成碧思纷纷”，是左氏文心之巧，也是圣叹巨眼如烛。
最后，关于散文“文如其人”的表现，散文作家的“心地”、性情与作品之间的顺应关系，金圣叹也有很典型的阐述。
如金圣叹批《子产论尹何》云：“欲作缠绵贴肉之文，须千遍烂读此文。非贵其文辞，贵其心地也。此文，只是一片心地。”子皮想让爱子尹何当宰邑，子产劝其谨慎，劝喻之语又平实又委婉，子皮被其打动，收回了想法，并且将治理国家的重任托付给子产。金圣叹认为此文写得缠绵贴肉，是因为子产劝喻全从家人父子一片恩爱之心出发，道理平实、心地忠厚，自然动人。金圣叹理想的君臣境界是“外略君臣，内结骨肉”。对君臣关系的理解亦从世情透彻上来，其眼睛里看到的儒家经典、尤其看先秦历史散文，并没有太多敬畏尊崇，看到的只是普通世情。帝王之家，也是普通的家人父子关系，普通的人性，所以，对用平实的道理写出来的自然文字，往往赞叹不置：“一篇奇妙文字，却是一片平实道理。故先贤每教人，未提笔作文字，必须先将道理讲得稀烂于胸中。盖道理为文字之准衡，而平实乃奇妙之祖炁也。”（《穆子不受鼓降》批语）
另外，从作者的身世遭遇、性情特点出发揣摩文字的风格，金圣叹也有很多精彩的批语。
如批李陵《答苏武书》云：
相其笔墨之际，真是盖世英杰之士。身被至痛，衔之甚深，一旦更不能自含忍，于是开喉放声，平吐一场。看其段段精神，笔笔飞舞，除少卿自己，实乃更无余人可以代笔。昔人或疑其伪作，此大非也。（《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八）
李陵战败被俘，忍辱徐图报国，却不被理解。这封信抒写身处蛮夷，夜不能寐，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而泪下的悲凉，写忠而见疑，老母妻子无辜被戮，自己滞留异邦，去住无门的怨愤，写自己“以五千之众，对十万之军；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的豪迈，慷慨淋漓，令人唏嘘。金圣叹认为如此笔墨，只有如李陵一样遭遇辛苦、声颓心伤之人，才能写得出来。
又如批王安石《读孟尝君传》云：
凿凿只是四笔，笔笔如一寸之铁，不可得而屈也。读之可以想见先生生平执拗，乃是一段气力。（《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五）
文中夹批也不断点出其“斗然举起”、“斗然劈落”、“斗然转变”、“斗然断定”的风格。批《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指出其文意“拗折”、“叙事至多，而用笔甚少”，总批又云：“如崩崖，如断岸，如欲堕不堕危石，如仄路合沓，走出仍是前溪：此为王介甫先生之笔。”王安石性情执拗，正史有涉及，野史更是渲染得有声有色，没想到他性格的这个特点，居然转化为金圣叹如此传神诙谐的批语，而且，带着金批去读王安石的文章，会觉得他的执拗面目宛然浮现于字里行间，令人忍俊不禁。
文言文虽然离我们今天的生活已远，但仍有它独特的魅力。单词只语，加上之、乎、者、也，既简洁凝练、又姿态横生，对今天的写作仍有可资帮助的地方。不读文言，不能完整而充分地领略汉语之纯粹优雅；要学文言，掌握文言，则可以从读金批散文开始。周作人先生在《读〈东莱博议〉》一文中说，他小时候读文言文，30年后重阅，对郑庄公共叔段一篇，因为金圣叹批点过，所以还记得特别清楚（《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金批的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