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最为普遍的是各种档次的“独立生活”老年人公寓，接收的住户是生活能完全自理的退休老人。这类老年人公寓楼中除了一般公寓楼所拥有的私密生活空间和各种锻炼活动设施外，还提供医疗监测和应急支持、餐饮、清理房间、洗衣、组织社交和娱乐活动等老年人所需的服务。这类公寓分别在私营、非营利机构和政府补贴三种管理体制下运行，房租的标准也差别很大。在温哥华西区，一家私营老年人公寓一室一厅的月租金是3500加元。但对于低收入的老年人来说，可申请“老年人补贴住房”。凡年满59岁以上，有加拿大合法居留身份的人均可申请入住。这类老年人公寓房租低廉，是居住者月收入的30%。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室一厅每月的房租是300加元左右，约合人民币2000元。
比“独立生活”老年人公寓高一个层次的是“辅助生活”老年人公寓。这里的住客在生活方面基本上能自理，但在每天的餐饮和自我照顾上需要一些额外的照料。这类公寓配备专职护士，每天24小时值班，医生也定期到访。每天提供两顿饭，每周提供清理房间的服务。住在这里的老人如果身体状况恶化，会随时被转送医院。住户通常需要交纳收入的70%作为租金。
最高层次的是“特许护理”养老院。这类养老院的入住者为完全丧失独立生活能力的老人，需由护工24小时照顾。例如中侨互助会下属的“李国贤护理安老院”，在这里，需要全面护理的失能老人每月只需交纳498加元，相当于本人每月收到的联邦政府资助的老年人安全养老金的80%。养老院收留一名需要全面护理的失能老人，每天可获得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116加元的补贴。
推动社会力量成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主角”
早在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就转发了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的通知》，2005年民政部又下发了《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的意见》，在规划、建设、税费减免、医疗、用地、用水、用电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鼓励和支持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个人等社会力量投资兴办养老机构。但是目前，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困境。
目前，中国的养老机构主要分为两类：公办养老机构和民办养老机构。
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占总人口的14.3%，而目前中国各级养老机构的床位仅有410多万个。近2亿老龄人口“抢”400万张床位，平均近50个老人才能“摊”到一个床位。对“夹心层”家庭来说，进入公立养老院几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北京市首屈一指的第一社会福利院有养老床位1100张，只向拥有北京市户籍的老人开放，而排队等待入院人数超过1万人。
以此计算，即使是一年轮换一次床位，进入第一社会福利院也需要十年时间。
长期以来，由于各级政府在供地计划中，并未确定养老服务设施用地占总用地计划的比例，也未单独确定养老服务设施供地面积和位置，造成养老服务机构申请用地困难。中央和地方都有明文规定的水、电、煤、热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也难见落实。
以往，由于进入门槛较高，审批流程较复杂，很多民办养老机构都是没有任何资质的“黑”养老院。另外，按照现行政策，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必须坚持福利性、非营利性质才能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专家指出，这在确保私人财产进入公共领域后发挥公共服务作用的同时，也带来民办养老机构无法从银行获得抵押贷款的难题，养老服务初期投资大、回收期长，贷款难题对民办养老机构影响明显。
由于资金、人员等因素制约，民办养老机构硬件设施、专业服务等跟不上，难以提供照料护理、医疗康复、精神慰藉等多方面服务，老人不愿选择，床位利用率低。据贵州省民政厅统计，到2012年年底，贵州民办养老机构有床位4080张，收养人员为1336人，床位利用率仅为33％。
中国一直都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机构市场，但由于没有统一标准，同时疏于管理，很多民办养老院存在虐待老人、乱收费等问题，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入住率低、资金周转困难、入不敷出导致养老院经营“步履维艰”。
“十二五”期间，中国机构养老床位数量要翻番，这其中绝大部分将是民营机构的贡献。按民政部规划，今后70%以上的床位都要由民营机构来提供。“公办民营”和“民办公助”的模式或可成为机构养老的一条有效路径。
对于民营养老机构，其最初的定位是“拾遗补缺”，做政府做不了的事；但现在，它不仅要作为一种补充，更要充分发挥“生力军”和“主力部队”的作用。中国老龄产业协会副会长张恺悌认为，这要求政府部门充分认识到民营机构“新鲜血液”的作用，鼓励其建立，引导其发展，并提供政策支持。
在国外，公办养老机构一般面向最需要养老保障的底层人群，民办养老机构则面向高端市场，而中国的情况刚好相反。基于此，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闫青春建议，中国应区分不同的养老责任，把现有的公办养老机构变成有针对性的保障性福利机构，解决“三无”老人、贫困老人等弱势人群的养老需要，并为一部分养老服务买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要亲力亲为运作公办养老院；相反，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改变管理方式，与一些NGO及企业合作，发展半福利型和营利型养老机构。
所谓公办民营，即政府补贴机构硬件，交由民间机构进行市场化运营。2006年，天津鹤童老年福利协会以委托管理的方式接管了北京月坛街道敬老院。在合作中，鹤童不管财务，不设会计，也不进行前期投入，只负责自己擅长的经营管理工作；作为主管方的月坛街道敬老院负责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并对鹤童的服务进行监督和评估。这样的举措，保证了鹤童从人员安排到服务提供的独立性。
闫青春认为，月坛街道办事处与鹤童的成功合作，证明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是可以优势互补的。但无论是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引入民间机构，还是对已有的公办养老院进行事业改革和法人治理，政府角色的转变都是必要的前提。
在2013年5月1日开幕的第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北京市民政局透露，2013年起，北京新建的养老机构将实现“公办民营”，由政府建设养老机构，通过招标、评审等方式，选择优质的社会力量经营，为市民提供优质的养老服务。
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大多数民间机构还相当弱势，既缺资金，也缺人才，难成气候。因此，有必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使之成为中坚力量。
在国外，除公办民营养老机构之外，也有民办公助与民办民营等养老机构的补充。民办公助养老机构一般是由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非营利的私人部门作为投资者。比如香港社会福利署正在推行的“改善买位计划”，就是由政府向私营养老机构购买床位，提供给申请的老人。建立营利性的民办民营养老机构，并不意味着整个养老服务体系福利性的降低。以英国为例，2001年，私人机构投资经营的护理院占护理院总数的63%，但是入住护理院的老人可以向政府申请补助，英国政府事实上承担着大部分养老服务费用。
另外，企业也可以成为兴建民营养老院的主力。2013年10月23日，由合众人寿保险公司投资建造的合众优年养老社区在武汉完工，这是国内首个集居家、社区和服务机构于一体的复合型养老社区。买保险或付押金租金可入住该养老社区。而在此之前，2007年，泰康人寿就提出了在中国由保险公司来实践养老社区的构想。2011年，泰康在北京昌平总建筑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养老社区破土动工，计划2015年正式投入使用，可容纳3000户老人入住。
2013年8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任务措施。会议指出，推动社会力量成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主角”，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覆盖城乡的多样化养老服务体系，把服务亿万老年人的“夕阳红”事业打造成蓬勃发展的朝阳产业，使之成为调结构、惠民生、促升级的重要力量。
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将为破解养老难题、拓展消费需求、稳定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
《意见》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通过简政放权，激发社会活力，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主体作用，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满足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意见》强调转变政府职能，激发各类服务主体活力，加大政策支持和引导力度，政府在保障基本养老服务方面要发挥主导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基础性作用，逐步使社会力量成为提供养老服务的主体，支持家庭、个人承担应尽责任。在发展目标上，《意见》提出养老服务覆盖所有居家老年人，全国社会养老床位数达到每千名老年人35-40张，产业增加值在服务业中的比重显着提升，全国机构养老、居家社区生活照料和护理等服务提供约1000万个就业岗位。
而在此之前，2013年6月30日，民政部公布《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和《养老机构管理办法》，对养老机构的设立许可、法律责任、服务内容等作出明确规定，这两部新规自2013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为开办养老机构设立了门槛，包括床位数在10张以上，有与开展服务相适应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有符合养老机构相关规范和技术标准，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消防安全、卫生防疫等要求的基本生活用房、设施设备和活动场地等。根据《养老机构管理办法》，政府投资兴办的养老机构，应当优先保障孤老优抚对象和经济困难的孤寡、失能、高龄等老年人的服务需求。民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采取措施，鼓励、支持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兴办、运营养老机构，鼓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养老机构提供捐赠和志愿服务。新法规实施后，民营营利性养老机构摆脱了没有“娘家”的尴尬境地，有效刺激了民间投资者的办院积极性。同时，对于有望批量转正的“黑”养老院而言，通过审批不仅意味着获得资金补贴，还意味着相关部门的监管将更加规范和严格。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法研究会名誉会长贾俊玲认为，国家的公共财政支出应当向老年服务领域倾斜，对老年人切分的蛋糕应该加大，逐渐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此外，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还需要更加完善和细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认为，在法制规范、政府主导的同时，应努力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形成以家庭为基础的多方参与、共同分担的格局。全国老龄工作委员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建议，可以考虑出台鼓励子女与父母同住或者就近居住这样的政策，在购买住房的贷款和契税上给予一定优惠；还可以建议调整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办法，对赡养老年人的子女征税者给予优惠。“还可以探索建立老年人的照料假制度，也可以考虑探索建立青少年为老年人志愿服务制度。”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姚远教授指出，长远来说，民营资本进入养老机构是大势所趋。
2013年10月12日，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这是在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后，全国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地方政府。10月31日，北京市与之相配套的《关于加快本市养老机构建设的实施办法》出台。今后，北京养老服务业的最大亮点将是降低门槛，引入社会资本和各方力量参与。新建居住小区需按规划配套建设养老机构，与住宅同步建成。凡老城区和已建成小区无养老机构或现有设施达不到要求的，要限期通过购置、置换、租赁、腾退等方式开辟养老机构，且不得挪作他用。同时，支持和引导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运营和管理，各类具有为老年人服务功能的设施都要向老年人开放。《关于加快本市养老机构建设的实施办法》明确，社会资本愿意投资建设养老机构的，优先支持其建设；在社会资本建设的养老机构不足以满足老年人入住需求时，由政府补充投资建设。社会资本举办养老机构的用地可以采取划拨、招拍挂、协议出让和占地四种方式。同时，北京市还提高了社会力量建设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一次性建设阶段支持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