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一些政府部门行政效率较低，创业优惠政策难以有效落实；创办企业注册审批程序复杂、门槛高，阻碍了创业的发展；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在执行过程中落实不够，未能为创业者提供足够帮助。2011年世界银行集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中国内地开办一个企业，平均要办理10个部门的14道手续、经过近两个月时间才能具备合法开业条件。而2012年12月31日《北京青年报》的调查同样发现，在国内注册公司如果走正常流程，大概要经过十多个步骤，需要准备各种证明、资料，再加上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批，有的创业者光是注册公司就拖了几个月之久，表格要填40多张。这足以显示出一些政府部门行政效率较低，创办企业注册审批程序复杂、门槛高，阻碍了创业的积极性。另外，高税费、吃拿卡要等现象的存在，也是影响创业者创业的一大制约因素。在现实公共服务生态中，“脸难看，事难办”，刁难商户与企业，逼商户与企业送礼、请客、公关的职能部门仍不少见。
创业者对国家政策变化，经济形势发展有最切身的体会。他们对创业活动的思考和对改善创业环境的期待，折射出一代创业人的梦想和希望。新一届政府已经明确提出要简政放权，加快改革，以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和创新的活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更多的创业者也期望在这个过程中圆自己的梦。
清廉中国梦
2012年以来，“表哥”“房姐”相继被查处，显示了网络时代反腐的新威力；新一届中央领导“‘老虎’‘苍蝇’一起打”的给力表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加强“裸官”监管的指向，让人们感受到新一轮反腐风暴势头正劲。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亦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期盼。
反腐保持高压态势但腐败模式渐趋多样
2012年11月4日，新华社发表长篇通讯，就中国共产党自2002年11月十六大闭幕以来10年的反腐倡廉成果做了盘点。文章称，10年来，中国共产党坚决查处了薄熙来、陈良宇、刘志军、杜世成、郑筱萸、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王益、康日新、黄瑶、许宗衡等一批大案要案；保障了4万亿投资、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抗灾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等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并着力解决征地拆迁、食品药品安全、医疗教育乱收费等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扎实推进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小金库”、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等专项治理。
另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22807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3923人。
近几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反腐败工作从侧重治标转向标本兼治逐步加大治本力度，取得新的明显成效，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不同程度地得到遏制，有力地维护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但是，有些领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腐败现象仍很严重，反腐败工作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
首先，人事权、财政权和审批权等权力运行中的腐败问题相对集中、多发。行政审批领域中出现的权力商品化、权力私有化、权力官僚化、权力特殊化，干部人事工作中的跑官、骗官、买官、卖官等腐败行为，成为诱发其他腐败现象的直接根源。
其次，腐败行为出现了组织化和集体化的势头。现阶段腐败现象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由个人腐败向团伙和集体腐败发展。有组织的团伙性腐败活动，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为腐败活动的重要特征和表现形式。在一些腐败案件中，往往涉及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腐败分子，并发为大案要案，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给国家和集体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
再次，伴随改革的深入，一些地方出现了一些手段更为隐蔽的新的腐败问题。一些腐败分子对中国现行的有关政策、法规、规章的漏洞和薄弱环节了然于胸，通过钻空子、打“擦边球”，既捞取腐败利益，又逃避惩罚。在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改革过程中，由于缺少规范的反腐败措施，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腐败行为。例如土地使用权出让中的暗透标底、假公开和暗箱操作，建筑工程招投标中的明招暗定，政府集中采购中缺少监督制约等问题。
通过“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建设清廉中国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一非常响亮的新观点、新目标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体现了党从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对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这之前，“三清”已经写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十八大报告和中纪委公报同提“三清”，并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反腐的必然，释放了深刻的信号。
在人民日报和人民网联合举办的“两会人们最关注什么”网络调查中，反腐败连续多年排名第一。毋庸讳言，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而只有始终反腐倡廉，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也才能更好地契合民众期待，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不会只是奢侈想象。
当前，人们更期待的是制度层面的新进展，如何建立反腐倡廉的长效机制，如何加强对权力监督制约，如何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巩富文建议，国家应加强和加快反腐败立法。要从腐败预防、惩治、监察三个方面立法，建设完善的打击腐败法律体系，从法律层面有效杜绝和打击职务犯罪及腐败行为。
在预防腐败犯罪方面，除了已颁行的行政许可法、公务员法之外，巩富文建议应尽早制定出台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国家公务员从政道德法，以规范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的职责、日常行为；在惩治方面，他建议制定反贪污贿赂法、反挥霍浪费法、司法责任法三部法律，规范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刑事诉讼程序等规定；在廉政监察立法方面，急需制定颁布监督法、举报法、申诉法等法律，明确监督主体和监督举报行为保护等法律责任和义务。
“我期盼着反腐‘集结号’越来越凌厉，让贪官们闻风丧胆；但我更期盼反腐败不是一次集结，而是永久的‘零容忍’。我希望反腐不仅要打苍蝇，更要打老虎；不仅要惩处已经浮出水面的贪官，也要挖出那些藏得比较深的贪官；不仅要在一段时间集中力量打击腐败，而且要实现打击腐败的常态化，实现有腐必反。”网友的反腐愿望也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
自由迁徙梦
2013年3月5日，温家宝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
这是“自由迁徙”这个词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户籍改革研究专家王海光说，宪法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居住自由，二是迁徙自由。只有实现了居住和迁徙自由的统一，人的权利才算是完整的，“期待‘自由迁徙权’入宪，还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国人尤其是两亿多流动人口的最大梦想之一。
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两亿多农民工不能融入城市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从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农民工是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农民工进城不仅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移居城市，更是个人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工资偏低，拖欠工资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婚恋生育等。这些问题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和纠纷，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说，当前中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2%，但是中国还有约2.7亿人仍然是“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形成了“半城镇化”现象。
消除户籍障碍让农民工市民梦不再遥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自由迁徙已是中国大规模城镇化进程中的现实，农民工虽然实现了自由迁徙，但没有享受到公平的待遇，背后是制度问题。户籍制度是自由迁徙的第一道障碍。而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保、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城乡分割的社会管理体制是更深的鸿沟。
1954年宪法曾明确规定，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但几年后正式实行的户籍制度以及依附其上的供给、福利制度，阻断了人们的迁徙之路。户籍改革看似简单，但要落实与城市户口相挂钩的利益却很难。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表示，户籍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行，是因为城里的福利政策太多了，且继续和居民户籍密切相关，进城的农民很难同步获得社保、就业、教育的机会。资料显示，全国2亿多进城农民工中只有200万左右通过买房、结婚等方式获得城镇户口。
城市空间扩张过快，而农村人口由于户籍、购买力等限制，被拒于城市大门之外，不能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待遇，也使得当前的城市化难以如预想中一样拉动消费和内需。在2013年博鳌论坛上，知名经济学者胡祖六语惊四座：“户口制导致‘二等公民’，只有奴隶制可相比，没什么好改革的，就是应该取消。”
“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要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提供市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这是2013年1月15日，李克强在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调研时指出的。
对于2亿多城镇流动人口来说，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就是真正融入城市、享受均等化公共服务。流动人口市民化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重要体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意在使流动人口及其家庭可以享受与城市户籍居民身份统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公共服务和权益保护，其中，重点包括住房保障、子女教育、医疗保障及社会保障等。在新型城镇化战略全面推开后，流动人口的这些梦想能否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