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新任市长陈建华提出，居民代表是同德围的主人，“同德围怎么整治？你们说了算！”于是，由长期关注同德围地区发展的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任主任的同德围地区综合整治工作咨询监督委员会（简称“咨监委”），于2012年2月26日正式设立，委员会由37名来自各方面的代表组成，任何方案必须要在这个委员会达成一致意见后，才能最终通过。经过讨论，按照从易到难的原则对同德围难题进行梳理，最终确定了“9+1”工程。截至2013年9月，10项工程中5项已完工启用，另外5项也正有序推进。
咨监委的设立，是同德围治理能够顺利开展的关键所在。咨监委实际上是由各利益方组成的一个议事机构，通过这一机构来协调各方利益诉求。咨监委也代行政府的部分决策权限，咨监委通过的方案，政府基本采纳。咨监委成了政府与市民之间的一个缓冲器。该模式开启之初，一些人颇有微词，理由是效率太低。后来他们发现按照政民互动的“同德围模式”决策，能让居民都满意。有些项目实施中虽有波折，但却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和认同。
“同德围模式”很快得到政府认可并被复制。2012年，广州市开始大力推行垃圾分类，为了让广大居民积极参与到其中，广州市参照“同德围模式”，成立了废弃物处理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30名委员中有社会公众代表19名，技术专家代表11名。19名社会公众代表从社会征集报名的市民中优选产生，11名专家代表则从省内固体废弃物处理领域的专家中优选产生。该委员会充分行使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直接参与广州市城市废弃物处理民主决策，让社会公众充分参与城市废弃物处理和全过程监督。
据2013年4月25日召开的广州市城市废弃物处理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工作座谈会透露，自2012年8月4日该委员会正式成立以来，通过完善组织机构和学习实践平台，畅通建言献策渠道，创办垃圾分类处理公众论坛等方式，有效搭建了公众沟通的桥梁，改善了垃圾分类处理的舆论环境，推进了垃圾分类处理，也促进了广州生态文明建设。
在2013年1月23日广州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后举行的市长记者招待会上，广州市市长陈建华对“同德围模式”及韩志鹏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表示准备参照“同德围模式”，在慈善事业、限牌、城市建设等领域建立公共咨询委员会。短短一年时间内，广州已陆续由政府部门牵头成立了多个公众咨询监督机构，包括各区城市废弃物处理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中山一路片区排水改造工程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越秀区东濠涌（中北段）综合整治工程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市社会医疗保险公众咨询监督专业委员会以及市重大城建项目咨监委等。它们多被视为“同德围模式”的复制或升级版本。其中，东濠涌（中北段）综合整治工程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中，知名政协委员孟浩特别获邀担任“公咨委”委员。
“‘同德围模式’只能算是一个试点，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而这个制度颁布以后，公众意见的表达得以有依有据，可以说是‘同德围模式’的2.0版。”同德围咨监委主任韩志鹏说。
南京城市治理公众参与制度化
城市人民建，又该由谁管？这仅仅是城管部门的分内事，还是需要更多的主体协同管理？市民是否有权利且有责任参与城市管理？南京在这些问题上迈出了探索步伐。2013年3月1日，《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下称《治理条例》）正式实施，成为全国首部关于城市治理的地方性法规。
近几年，在南京城市建设中，公众先后在移树、护绿、交通、基建等多方面发声、献策，对城市良性发展起到了公民共建的推力。《治理条例》对推动公众参与城市治理进行了强化，这也是其最大亮点。
《治理条例》着力打通政府和公众双向交流的渠道，吸纳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事前、事中、事后整个过程，为国内其他城市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公众参与的理念为城市管理探新路
《治理条例》对公众参与的突出强调，首先体现在理念层面。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理念并不是南京的独创，但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将之确定下来却有着显着的创新意义。理念层面的相关规定，为城市治理确定了根本性的指导方向和原则。
条例名称从传统的“城市管理”转变为新型的“城市治理”，这一表述也是条例最显而易见的亮点，其实质就是对公众参与的强调。狭义的“城市管理”即“城管执法”，是针对城市生活中影响市容市貌的“脏、乱、差”问题行使街头执法权的行为。与之相对应的“城市治理”，强调多主体共治的作用，认为市民也应在城市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条例的主要起草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莫于川表示，过去讲“城市管理”，而这次讲“城市治理”，从“管”到“治”，一字之差，彰显了城市管理的崭新理念。南京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杨以群也表示，在管理方式上，“城市治理”让公众成为城市公共事务的管理者，真正体现了“人民的城市人民管”这一思路。杨以群称，“城市治理”突出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为核心，具有更强的现代性、民主性、开放性、包容性、互动性和有效性，是对城市管理的一次超越，反映了政府在立法理念、执法观念上的巨大变化。
《治理条例》第一章第一条开宗明义规定了本条例的三个立法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推动公众参与城市治理”，并明确了“公众参与、共同治理”的治理原则。
莫于川指出，“公众参与”作为立法目的具有远见卓识和重大意义。
中国《宪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可见，《治理条例》把推动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确定为首要的立法目的，保证市民有权依法管理公共事务、共同治理城市，符合宪法和法律精神，体现了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的民主行政理念。
城市治理委员会——独创性的制度设计
较之原则性层面，现实的城市治理更缺乏的是制度层面的突破性创新。在这一点上，《治理条例》更加引人注目，不仅提出了公民参与的原则，同时也对公民参与的实现形式、程序和效力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为公民参与的实现提供了法律保障、制度保障。其中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城市治理委员会的设立。
《治理条例》中明确规定，南京将设立城市治理委员会，委员由市政府及其城市管理相关部门负责人担任，其中的公众委员则由专家、市民代表、社会组织等共同组成，其中公众委员比例不低于50%，并赋予其特定的法律地位。委员会承担组织、指导、监督考核、协调关系、依据授权决策等多项重要职能，对城市治理中的重大事项处置做出决定。
这在全国是首创。
南京市城管局法规处人士介绍说，城市治理委员会是市政府下设的组织，随着公众意识和素质的提高，这个50%的比例还将逐步提升，以充分吸纳民意。这也是和国际接轨的表现。比较起来，与之性质相似但无任何决策职能的美国行政会议，公众委员所占比例仅约40%。可见就立法原意而言，《治理条例》赋予城市治理委员会的民主程度是很高的。专家指出，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理念在近年来屡被提及，地方上也进行了一些实践，但往往流于形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将其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在这一点上，社会治理委员会及相关的制度设计具有全国首创的进步意义。
对城市治理委员会和公共委员的构成，有市民提出了“被代表”的担忧，更有网友指出其存在“作秀”嫌疑。对此，南京理工大学社会学副教授王兰芳表示，政府部门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相对于官方，民间力量有机会发出体制外的不同声音，能促使政府集思广益，借力民意正能量，大大提高城市管理的效率。不过，公众委员的阶层越广泛越好，尤其是要推选出意见领袖，不能是没主见、胆小怕事的，更不能是为官方抬轿子的；否则，公众委员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公众委员和政府职能部门的功能不一，需要建立健全有序化的沟通机制，重视公众委员的话语权，避免走形式，弥补城市管理和市民之间的割裂，并且见到实际的功效，这样才能经得起民众的考验。
多样化的公众参与治理方式
除城市治理委员会外，《治理条例》的第二章还规定了10多种适用于基层、社区、市民和社会组织的参与治理方式，如第四章规定了承担宣传教育、信息收集、劝阻违法行为等事务性工作的行政执法协管员制度。切实的制度保障，能有效地避免公众参与流于形式。莫于川表示，通过条例的制度设计，南京市民可以法定的形式，主体性地参与城市治理，从此前意义上的“被管理者”变为直接参与城市治理的决策者。城市管理者和市民形成共同治理城市的共识，互相信任，会倍增式释放城市发展的生产力。
此外，在《治理条例》中，公众的监督权也得到了强化。条例规定，城市管理相关部门应当建立举报投诉制度，向社会公布统一受理举报投诉的电话、信箱和电子邮箱，对收到的举报、投诉应当登记在案，并在五个工作日内将处理情况告知当事人；案情特别重大或者复杂的，经批准可以延长处理期限，但最长不得超过15日。对于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城市管理相关部门也应当向当事人说明情况，并在两个工作日内移送责任部门处理。
《治理条例》的实施效果还有待观察。对此《南京日报》评论指出，“公众参与”是善治之基，但也不会因写进法规就立马尽显成效。确保良法带来善治，还需要处理好三对关系：一是善作善成，处理好部署与落实关系。“城市治理”意味着把相应权利还给百姓，也等于是行政机构“革自己的命”，务必以严格督查防止“选择性执行”。二是不懈推进，处理好坚持与深化关系。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是在全国开先河之举，尤其需要以创造性精神深入推进。三是统筹兼顾，处理好点与面关系。要梳理出重点和难点集中力量加以攻克，为全面实现善治开路。
总之，从四川、广州、南京等地出台公众参与的相关制度来看，随着政府行为模式从政府单方管制到官民共同治理的转变，城市治理理念及制度的发展使公众参与不仅成为逻辑上的应然，更是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选择，这也是城市管理发展的大方向，是实现城市善治和社会善治的开始。
户籍改革：积分入户大势所趋
2013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及其两个配套文件，作为中国一线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此前的5月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其中之一便是“出台居住证管理办法，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与“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相配套的就是居住证制度。上海这轮居住证改革因首次对外来人口全部采用积分制管理，被各方寄予厚望。舆论认为，上海居住证积分制如果成功，可推广到全国所有一、二线城市。
上海居住证“积分制”新政出台的背景
对于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由于历史欠账，已经积压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他们在这些城市工作和生活，但无法享受与户籍人口均等的公共服务待遇。这些城市当务之急是消化已经进城的居民。
国务院在20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而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特大城市要合理控制人口规模。
不放开不合理，全部放开不现实，户籍政策大门要打开，但又要防止一下挤破门。这就需要利用居住证制度，作为向本地户籍的过渡，将这部分人口逐步接纳进来。
根据上海市统计局数据，2012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为238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7%，外来常住人口达到960.24万，占全市常住人口总量的40.3%。考虑到绝大多数进入大城市的人口不会到相关部门登记，人口领域的专家认为上海的常住人口恐怕要远远高于政府统计的数据。
和传统的条件管理不同，上海实行的积分制管理方式，通过设置积分指标体系，建立逐年逐级递增累加机制，使得在上海长期稳定合法就业和生活的居民有了“年年高”的期盼。根据新政，上海对具有合法稳定居住和合法稳定就业的《居住证》持证人进行积分，将其个人情况和实际贡献转化为相应分值。积分达到标准分值的，可根据国家和上海规定，享受子女教育、社会保险、证照办理、住房、基本公共卫生、计划生育等公共服务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