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魏晋时间纸的加工技艺
魏晋南北朝时期纸的加工技术有了较大发展，比较重要的加工技术之一是表面涂布。所谓表面涂布，就是将白色矿物细粉用胶粘剂或淀粉糊剧在纸面上，再予以砑光。这样，既可增加纸的白度、平滑度，又可减少透光度，使纸面紧密，吸墨性好。这种技术在欧洲的首次使用，是1764年卡明斯在英国提出的，将铅白、石膏、石灰及水混合，涂刷在纸上。而我国的涂布技术要比欧洲早一千四百多年，常用的白色矿物粉原料有白垩、石膏、滑石粉、石灰或瓷土等。涂布方法是先将白粉碾细，制成它在水中的悬浮液，再将淀粉与水共煮，使与白粉悬浮液混合，用排笔涂施于纸上，因为纸上有刷痕，所以干燥后要经砑光。这类纸在显微镜下观察，纤维被矿粉晶粒所遮盖的现象清楚可见。
对纸张加工的另一技艺是染色。纸经过染色后，除增添外表美观外，往往还有实用效果，改善纸的性能。纸的染色从汉代就已出现，当时叫做“染潢”。魏晋南北朝以后，继承了这种染潢技术并继续流传下来。
晋时染潢有两种方式，或者是先写后潢，或者是先潢后写。关于染潢所用的染料，古书中也有明确记载。东汉炼丹家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有“若蘖染为黄兮，似蓝成绿组”的说法。蘖就是黄蘖。东晋炼丹家葛洪（284～363年）在《抱朴子》中也提到了黄蘖染纸。黄蘖又称黄柏，是一种芸香科落叶乔木，其干皮呈黄色，味苦，气微香。我国最常用的是关黄柏和川黄柏。关于染纸技术，这时期也有专门记载。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有专篇叙述染潢法。其中说：“凡潢纸，灭白便是，不宜太深，深色年久色暗也。……（黄）蘖熟后漉滓捣而煮之，布囊压讫，复捣煮之。凡三捣三煮，添和纯汁者，其省四倍，又弥明净。写书经夏然后入潢，缝不淀解。其新写者，须以熨斗缝缝熨而潢之。不尔，人则零落矣。”
黄纸不仅为士人写字著书所用，也用于官府书写文书，以及民间宗教用纸，尤其是佛经、道经写本用纸，不少都经染潢。现在各博物馆和图书馆收藏的魏晋南北朝写经纸中，有不少是潢纸。这种风气后来到隋唐时尤其盛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为什么喜欢用黄纸呢？
1.黄柏中含有生物碱，主要是小柏碱、少量的棕榈碱、黄柏酮、黄柏内脂等。小柏碱呈苦味，色黄。棕榈碱也呈黄色，味苦，可溶于水。这种生物碱既是染料，又是杀虫防蛀剂。既延长纸的寿命，而同时还有一种清香气味。
2.按照古代的五行说，金水水火土五行对应于五色、五方、五音、五味等等。五行中的土对应于五方中的中央和五色中的黄，黄是五色中的正色。故古时凡神圣、庄重的物品常饰以黄色，重要典籍、文书也取黄色。
3.黄色不刺眼，可长期阅读而不伤目；如有笔误，可用雌黄涂后再写，便于校勘。这种情况在敦煌石室写经中确有实物可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黄纸外，还生产了其他各种色纸。《初学记》卷二十一、《太平御览》卷六O五引应德詹《桓玄伪事》说：“玄令平准作青、赤、缥、绿、桃花纸，使极精，令速作之。”《邺中记》：“诏书以五色纸，著凤雏口中。”这里提到的色纸，除青、赤原色外，还有缥、绿、桃花等间色纸。
三、“书圣”王羲之
中国书法发展到两晋南北朝，各种书体以趋于完备。至隋统一南北后，文化交流的隔墙被推倒，书风亦有南北融合之势。书法主要讲究用笔、点画撇钩的结构及布局的方法。字体有篆、隶、行、真、草等，两汉书法主要是隶书，北魏最著名的是魏碑。魏晋以后书法产生了很多不同的书体，大书法家在此时辈出，比较著名的有钟繇、魏瓘、张芝、王羲之、王献之等。
如果说到晋代文化的代表，“书圣”王羲之为首屈一指者。
王羲之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他的代表作品有：楷书《黄庭经》、《乐毅论》，草书《十七帖》，行书《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兰亭集序》、《初月帖》等。其中，《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其书法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世人常用曹植的《洛神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的句子来赞美王羲之的书法之美。
很显然，“书圣”在晋代诞生，除了王羲之个人的艰巨努力与过人的悟性，以及顺应汉字书法在那一时代的发展步伐之外，造纸质量的大幅度提高也绝对功不可没。假设这一时候仍停留在“灞桥纸”的发展层面的话，连在纸片上流利运笔都不可得，怎么可能会出现书圣大家呢？
王羲之《兰亭序》
第三节隋唐时期的纸
一、隋唐时期纸的发展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的造纸业又有了长足发展。所用的造纸原料，除家麻和野麻外，从晋朝以来兴起的藤纸，到此时也达到了全盛时期，产地不再限于浙江。《唐六典》注和《翰林志》均载有唐代朝廷、官府文书用青、白、黄色藤纸，各有各的用途。陆羽《茶经》提到用藤纸包茶。《全唐诗》卷十收有顾况的《剡纸歌》，描写浙江剡溪的藤纸时说：“剡溪剡纸生剡藤，喷水捣为蕉叶棱。欲写金人金口渴，寄与山明山里僧。”《全唐文》卷七二七收有舒元舆《悲剡溪古藤文》，作者慨叹因造纸规模扩大而将古藤斩尽，影响其生长，也因此影响到藤纸生产的可持续性发展。原来，藤的生长期比麻、竹、楮要长，资源有限，因此，藤纸从唐以后走向下坡路也就在所难免。
从历史文献上看，桑皮纸、楮皮纸虽然历史悠久，但唐以前的实物今日能见到的并不多，隋唐以后传世的皮纸才渐渐多了起来。敦煌石室中的隋开皇二十年写本《波罗蜜经》是楮皮纸，隋末的《妙法莲华经》是桑皮纸，开元六年的《无上秘要》、唐代的《波罗蜜多经》也是皮纸。此外，传世的唐初冯承摹神龙本《兰亭序》也是皮纸。关于用楮皮纸写经，在唐代京兆崇福寺僧人法藏《华严经传纪》卷五中也有记载。
唐人写经
除了楮皮纸外，唐代还有一种有名的皮纸，叫做香树皮纸。据《新唐书·肖倣传》：罗州（今广东廉江县北）多栈香树，身如柜柳，皮捣为纸。唐代刘恂《岭表录异》：“罗州多栈香树，身似柜柳，其花白而繁，其叶如桔，皮堪作纸，名为香皮纸。皮白色，有文如鱼子，雷（州）、罗州、义宁、新会县率多用之，其纸漫而弱，沾水即烂，不及楮皮者。”唐人段公路《北户杂录》也说：“香皮纸，罗州多笺香树，身如柜柳，皮堪捣（造）纸。土人号为香皮纸。”可见，广东罗州产的栈香或笺香树皮纸在唐代是名闻于世的。
唐代对于造纸所用原料的范围，较此前更加扩大，比如，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杀青》篇提到以木芙蓉的纤维造纸：唐代四川造的“薛涛笺，亦芙蓉皮为料。煮糜入芙蓉花末或当时薛涛所指，遗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质也”。这里说的就是用木芙蓉韧皮纤维造纸，当代专家曾作实验，木芙蓉韧皮的其总纤维素达59.75％。
像魏晋南北朝一样，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或改善纸的性能，隋唐五代时期也有人尝试用各种原料混合造纸。新疆出土的唐大历三年至贞元三年的一种有年款的文书纸，专家化验发现其中有用麻料、桑皮和月桂树等纤维混合抄造的。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唐麟德二年《卜老师借钱契》用纸，也是用麻纤维和树皮纤维混合抄造的。
唐代皮纸以其优良的品质博得一些著名文人的青睐。唐代末年的文人李玫《纂异记》记载：“薛稷为纸封九锡，拜楮国公、白州刺史，统领万字军，界道中郎将。”薛稷是唐初大书法家，他诙谐地为楮皮纸封“九锡”，以楮皮纸的用料和质色而戏拜之为“楮国公”和“白州刺史”，以其用于写字的用途称其“统领万字军，界道中郎将”。唐代散文名家韩愈在《毛颖传》中写道：“颖与会稽楮先生友善”，是称毛笔为“毛颖”，戏称楮皮纸为“楮先生”。后人沿袭此说，进一步以“楮”作为纸的代称，于是出现了“楮墨”、“片楮”之类的说法。
有唐一代，楮皮纸已取代麻纸而成为“国纸”，全国皮纸产地见于史籍者，有江、浙、皖、赣、鄂、豫、晋、冀、川、广、陕、晋、鲁及新疆、西藏等十五个省份。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六、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和杜佑《通典》记载有贡纸的十一个州当中，就包括了皖南的宣、歙、池三州，这说明皖南在唐代即已成为皮纸的重要产地之一。
见诸史籍最早制造宣纸的当推宣州僧人，据宋朝周密《澄怀录》载，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年），宣州僧人欲写《华严经》，便先以沉香渍水种楮树，取以造纸。明朝胡侍《珍珠船》也记载，唐高宗永徽年间，宣州僧人修生奉旨用楮皮造宣纸，以抄写《华严经》。楮树类似植树，树皮也用于造纸，古人常把楮树与檀树混为一谈，宣州独长檀树，造纸均以植皮为主要原料。两则记载均表明在唐代，宣州已大批制造宣纸。唐朝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亦可佐证，当时“好事家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宣纸还被列为宣州郡“岁贡上用”的贡品。
唐代开始了以竹作为造纸的原料。虽然有关用竹造纸的文字记载所指称的年代早于唐代，如南来赵希鹄《洞天清录集》中说：“若二王真迹，多是会稽竖纹竹纸。盖东晋南渡后，难得北纸，又右军父子多在会稽故也。”以至很多人认为晋朝已有竹纸，还有人把旧题西晋稽含《南方草木状》中的“竹疏布”引申为竹纸，作为普朝有竹纸的证据，但唐代以前关于竹纸的文献记载迄今没有发现，更不见有实物遗存。有文献及实物支持的，是竹纸始于唐代。9世纪李肇《国史补》卷下云：“纸则有越之剡藤，蜀之麻面，……韶之竹笺。”韶即韶州，今广东韶关一带。这一带自古盛产竹，在明清时还以竹纸闻名。唐人殷公路《北户杂录》在谈到广东罗州沉香皮纸时，也顺便提了一下此纸“不及桑根、竹膜纸”。10世纪的崔龟图对这一句加注解：“陆州出之”，陆州为隋时建置，在今浙江淳安县西。唐时移治今建德县，宋废。今浙江仍产竹纸。因此看来，9－10世纪时，竹纸已在广东、浙江初露头角；到宋代以后才大显身手，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二、宣纸推动唐代书法水平的空前提高
隋唐时期，书法在继承南北朝遗风上，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峰，无论隶、篆、真、行、草诸体均有重大成就并深刻影响到后世。这是大一统时代书法上的体现，也是世人们矢志不移，钻研努力的结果。这时，不仅有一批有造诣的书法名家在前人的基础上发扬提高，开拓了书法的新领域，而且广大的知识阶层甚至是社会底层的人也都能以书法见长。书法艺术在此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与书法的长足发展紧密相关的，在文人所谓的“文房四宝”之中，最主要的是纸张的质量。唐代书法家对纸张的重要性，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唐代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孙过庭的《书谱》从书法史的角度展开论述，内容涉及各种书体的演变及其特征，书家的情感个性与书法的关系等方面，在他阐述书法家创作过程的“五合”和“五乖”时，就明确指出了宣纸在书法创作中的重要，“五合”指神恬务闲、感惠徇知、时和气润、纸墨相发、偶然欲书，“五乖”指心遽体留、忘违势屈、风燥日炎、纸墨不称、情怠手阑，这里所说的“纸墨相发”与“纸墨不称”说的便是佳纸与劣纸对书法创作的确实存在的影响。
三、南唐后主李煜与“澄心堂纸”
南唐后主李煜特别喜爱宣纸，不惜重金选调国内造纸高手，集中京都开设纸坊，并把自己的书房“澄心堂殿”腾出来造纸。他每天都到澄心堂观看造纸的操作过程，有时干脆脱掉黄袍，系上纸工穿的围裙，同工人一起捞纸、焙纸，每制成一批宣纸，他都亲自试写，反复琢磨、调整用料比例和工序设计，直到生产出来的纸张质量令他满意为止。
在李煜的直接参与下，造纸匠人经过几年时间，终于造出“肤如卵膜，坚洁如玉，细薄光润，冠于一时”的好纸，李煜命名为“澄心堂纸”，并称赞其为“纸中之王”。这是宣纸中的珍品，一律由皇宫保管，李煜自己享用。明代宣宗朱瞻基最爱用宣纸作画，他敕造的宣纸，至薄能坚，至厚能腻，裁剪成笺，每纸必加盖“宣德五年先素馨纸印”，以示钦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