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汉代的纸
一、汉代早期的纸
中国的纸张最早出现于西汉时期。
1957年，西安灞桥砖瓦厂工地上，推土机从土中推出一个陶罐，罐中有一面铜镜，铜镜下面垫有一个团废麻丝。有人把它拿回家去，小心地撕扯、整理成小薄片，然后用两片玻璃夹起来，说这是“西汉墓”出土的纸，并命名为“灞桥纸”。但后来专家向当时在工地上工作的人调查，却意外地发现这工地上并没有谁见过有墓葬，更不知此人对并不存在的墓葬是凭什么断代的。但自此以后，西北地区又多次发现过所谓的“西汉古纸”。这些纸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经化验，证明这些古纸，确系麻纸，是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的。”此后又陆续出现了甘肃天水“放马滩纸”、敦煌“麻纸残页”等。
灞桥纸
放马滩纸
以出土的西汉时期的灞桥纸为例，经专家检验和归纳，认为这种早期的纸张具有如下特征：
一、纸质粗厚（厚O.14毫米），表面皱涩；
二、表面有较多的纤维束，甚至是未打碎的麻绳头；
三、纤维组织松散，交结不紧，分布不匀；
四、显微镜下观察纤维帚化度低，细胞未遭强度破坏；
五、纸张中的纤维交织时透眼多而大；
六、纸的外观呈淡黄色；
七、没有文字书写。
上述特征的最后一条“无文字”，并非偶然，而是这种最早的纸实在不便于用来写字，试想，连掺入造纸原料之中的麻绳头都没能彻底打碎，其粗糙程度可想而知。所以，这些出土的纸张，它们原先的用途是用来包裹东西。
而早在1933年，考古专家就曾在新疆的罗布淖尔发现西汉古纸。“灞桥纸”发现后，又在甘肃居延汉代烽塞遗址和陕西扶风中颜村发现了西汉纸。甘肃发现的西汉纸上还留有文字笔迹，说明至迟在西汉，人们已用纸来书写文字了。这些西汉古纸中，新疆纸为公元前49年之物，“中颜纸”和甘肃纸为西汉宣帝、哀帝时代所造，均迟于“灞桥纸”。
但也有专家认为：纸的制造过程应当包括“纤维—机械切碎—化学提纯—打浆—纸浆—湿纸—干燥”等程序，其中“打浆”是使纸具有实用性和物理强度的关键，但1980年轻工部造纸所对陕西“灞桥纸”鉴定后，认为其纤维很长，似乎并未被切断过，而且纤维多为定向排列、纤维壁光滑、完整，没有纤维性颤动的现象，因此认定该纸未经打浆，只能算做“出土纤维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
二、蔡伦与“蔡侯纸”
这可以算是中国纸的萌芽阶段，产量不太大，产地不广，质量有待提高，仍不足以代替帛简。严格说来，这还不能算是正式意义上的纸张。
正式的纸张是在东汉诞生的。说到造纸术，人们都会在第一时间想到东汉的蔡伦。
蔡伦约出生于东汉永平四年（公元61年），卒于建光元年（公元121年）。桂阳（今湖南耒阳）人。他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从小随父辈种田，聪明伶俐，很注意观察事物，善动脑筋。汉章帝刘旭（公元56～58年）即位后，常到各郡县挑选幼童入宫。永乐十八年（公元75年）蔡伦被选入洛阳宫内为太监，当时他15岁。此后，他历任小黄门、中常侍兼尚方令、长乐太仆等职。蔡伦为人敦厚谨慎，关心国家利益，曾“数犯严颜”，匡弼时政。
尚方令本来是少府属官，主管刀剑等各种宫廷御用器具的制造。蔡伦在主管尚方期间，由于职务上的关系，他有观察、接触生产实践的条件，每有空闲，就亲自到作坊进行技术调查，学习和总结工匠们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再加上他自己的聪颖创新，对发展当时的金属冶炼、铸造、锻造及机械制造工艺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如当时的钢刀制造以炒铁为料，经多次锻打而百炼成钢。当时所制造的器物在质量、性能及外观上确实是精工制造，堪为后世仿效。史书上说他曾“监作秘划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
永元四年（92年），任尚方令的蔡伦到乡间作坊察看时，见蚕妇缫丝漂絮后，竹簟上尚留下一层短毛丝絮，揭下似缣帛，可以用来书写，从而得到启发，便收集树皮、废麻、破布、旧鱼网等原料，在宫廷作坊施以锉、煮、浸、捣、抄等法，试用植物纤维造纸，终于造出植物纤维纸。元兴元年（105年），他将造纸过程、方法写成奏章，连同造出来的植物纤维纸，呈报汉和帝，和帝大加赞赏，蔡伦造纸术很快传开。人们把这种纸称为“蔡侯纸”，全国“莫不从用焉”。
有关蔡伦造纸的历史记载，主要有：
一、《后汉书》有关蔡伦造纸的记载主要取自刘珍的《东观汉记》。刘珍和蔡伦是同时代的人，应为可信。
二、王隐在《晋书》中记载：“蔡伦以故布捣锉作纸。”
三、晋人张华在《博物志》中说：“蔡伦煮树皮以造纸。”
四、东汉人桑软在《水经》中称蔡伦“捣故渔网为纸”。
五、《后汉书集解》引用了《晋书》版本之一，称“蔡伦捣故布、渔网抄作纸”。
但也有资料表明，在蔡伦的同时期，甚至在他正式“发明”造纸术之前，中国就有了写字用纸的记录。《后汉书·邓皇后纪》载，永元十四年（1O2年）邓后即位，在这以前，“万国贡献竟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但供纸墨而已”。《太平御览》卷6O5引《东现汉纪》也说邓后即位后，“万国贡献悉禁绝，惟岁供纸墨而已”。这条记载在年代上早于蔡伦献纸于朝廷的元兴元年（1O5年），可见东汉早已有了可以写字的纸张。
客观地说，纸张并不能算是蔡伦的独家发明，他是在前人特别是民间造纸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提高，并由于他的大力倡导而形成汉代的纸张生产的规模。从历史的角度看，蔡伦在造纸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他组织并推广了高级麻纸的生产和精工细作，促进了造纸术的发展。
二、促进了皮纸生产在东汉创始并发展兴旺。
三、因受命于邓太后监典内廷所藏经传的校订和抄写工作，而形成了大规模用纸高潮，使纸本书籍成为传播文化的最有力工具。
蔡伦这一发明，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美国人麦克·哈特在《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将蔡伦排在第七位，远远排在西方的哥伦布、爱因斯坦、达尔文之前。2007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和公布人类“有史以来最佳发明家”，蔡伦又榜上有名。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特别展示了蔡伦发明的造纸术。
具体说，蔡伦是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发明了用麻、布和破鱼网等造纸的技术，并形成一种可以推广到天下的生产模式。东汉末年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造纸工人一直广泛地沿用旧布、破鞋、乱麻、蚕茧、桑根、桑皮、藤、苔、楮、谷、构、竹子、稻草、麦桔等原料造纸，但当时并无更细的名称的分别。到了唐代，纸以原料得名的有麻纸、棉纸、谷纸、海苔纸、山藤纸等，因地得名的有广都纸、蜀纸、越纸、峡纸、剡纸、山纸、宣纸、歙纸等。
蔡伦蔡伦墓
在蔡伦之后，东汉末年，造纸术更有提高，还出现了名纸，“左伯纸”就是其中之一。据唐代张怀瓘《书断》卷一说：“左伯，字子邑，东莱人，……擅名汉末，又甚能作纸。”汉末赵歧《三辅决录》引韦诞（179～253年）奏言：“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尽径丈之势，方寸千言。”
在公元2、3世纪时，“左伯纸”与“张芝笔”、“韦诞墨”齐名，为当时的人们，尤其是书法家所爱用。5世纪时的肖子良在答五僧虔信中描述说：“子邑之纸，研妙辉光；仲将（韦诞）之墨，一点如漆；伯英（张芝）之笔，穷神尽意。”
第二节魏晋时期的纸
一、魏晋造纸地区的南移
汉代虽然已经造纸，但在文化上，它仍属于竹木简、缣帛和纸张并用的时代，纸并未成为记事工具的主流。然而，到了魏晋六朝，随着造纸原料的进一步开发，纸的质量、产量和制作技术与工具也不断改良，使纸张在文化和日常生活上的应用渐渐成为主流，所以，两晋六朝是纸张时代的开始。
在汉代，人们书写记事材料方面是缣帛和简牍并用，纸只是作为新型材料刚刚兴起，一是尚未流行，一是其质量、功能还不足以完全取代帛简。到了晋朝，情况便大不相同，这时已造出大量洁白平滑而又方正的纸，人们就不再使用昂贵的缣帛和笨重的简牍来书写了，而是逐步习惯于用纸，以致最后使纸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书写材料，彻底淘汰了简牍。
到东晋末年，有的统治者甚至明令规定用纸作为正式书写材料，凡朝廷奏议不得用简犊，而一律以纸代之。如东晋的豪族桓玄（369～4O4年）掌握朝廷大权后，在他临死的那一年（4O4年）废晋安帝，改国号为楚，随即下令停用简牍而代之以黄纸：“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近现代出土的地下文物也表明，西晋时还是简纸并用，东晋以降，便不再出现简牍文书，而几乎全是用纸。
这个时期南北各地，包括有些少数民族地区，都建立了官私纸坊，就地取材造纸。北方以洛阳、长安、山西及河北、山东等地为中心，主要产麻纸、楮皮纸、桑皮纸。陈朝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说：“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山东早在汉末就产名纸，东莱人左伯在曹魏时还在世，“左伯纸”极有影响。长安、洛阳则是在两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成为造纸中心的。
魏晋六朝一方面继续使用麻质纤维造纸，另一方面则开拓新的造纸原料，用木本韧皮纤维，即楮树皮、桑树皮、青藤皮造纸。楮皮造纸尤盛于南方，南方人称楮皮纸为谷皮纸，北方甚至有专为造纸而有意识地种植楮树的农户。
楮树
公元4世纪，晋元帝司马睿建都南京，政治文化中心的偏移使得造纸业也由北方转向南方。造纸业因有了丰富便利的原材料供给，在长江流域迅速发展起来。当时的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地相继开办了纸厂。充足的原辅材料促成了造纸术的迅速传播，继而各种材料的纸张也应运而生。根据史料记载：东晋时产生了藤纸，隋代又大批量制造了楮皮纸，唐代时有出现了宣纸。而宣纸最终落脚在泾县，其实也符合了“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
蔡伦时期制造的并不是宣纸，而且在他之后很长时间中国人生产出来的也不是宣纸，而主要是麻纸和皮纸。
从遗存的古纸中皮纸所占的比重方面看，整个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皮纸生产还没有得到长足发展。到了隋唐盛世，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全面繁荣，纸张的消费量猛增，而原来一直占绝对统治地位的麻纸由于原料短缺和对纸张要求更高等原因而渐趋萎缩，皮纸生产迅速崛起。隋唐皮纸的主要原料有楮皮、桑皮和藤皮三种。浙江嵊县剡溪等地的藤皮纸曾名著一时，但很快便因野生藤资源的过速消耗而骤然滑坡，几乎销声匿迹。桑皮纸和楮皮纸生产则一直延续不断，其中楮皮纸最为普遍，全国各地都有生产。
总的来说，晋代的纸比汉代的纸在质量上又有了大幅度提高。汉纸多粗厚，帘纹不显，晋朝和南北朝的纸都比汉纸薄，而且有明显的帘纹。这是因为，晋南北朝时是用类似现今土法抄纸所用可拆合的帘床纸模抄造。这种抄纸设备的优越性，在于能抄出紧薄而匀细的纸面，减少生产工时，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设备投资。这种设备起源于何时，只能从出土古纸来判断，迄今最早有帘纹的纸属于西晋，应是在两汉抄纸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古翰墨真迹辨》中谈到晋纸时说：“北纸用横帘造纸，纹必横，又其质松而厚，谓之侧理纸……南纸用竖帘，纹必竖。”这个意见，数百年来被认为是鉴定碑帖书画的权威论断，如明朝人曹昭《格古要论》、屠隆《考槃馀事》、文震亨《长物志》以及清朝人的许多著作都沿用此说作为鉴别古纸的依据。
帘纹分为帘条纹和编织纹两种。潘吉星在《中国造纸技术史稿》中写道：“从古纸帘纹的实测中，能分辨出纸帘是用什么材料编制的。根据笔者对大量古纸帘纹的实测数据分析，在每1厘米内有9根以上帘条纹的，是用细竹条编制的纸帘子（9～15根／厘米）；每1厘米内有5～7根（大部分是5根，即每根粗2毫米）帘纹的，是用芨芨草或萱草茎编制的纸帘子。后一种粗纹纸，多是在我国北方无竹地区抄造的。前一种纸多产于中原地区，尤其是长江流域。因此笔者认为，帘条纹的粗细，倒是辨别南北纸的重要方法之一。”这一论断否定了上面提到的赵希鹄等将帘纹的横竖作为鉴别南北纸的技术依据，而提出了条纹的粗细是辨别南北纸的重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