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九《经部·春秋类·附录》
《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董仲舒撰。“繁”或作“蕃”，盖古字相通。其立名之义不可解。《中兴馆阁书目》谓“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亦以意为说也。其书发挥《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阴阳五行……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世所能依托也。
二、新安程大昌泰之《书秘书省繁露书后》
冕旒以繁露者何？缀玉而下垂，如繁露也。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从假以名书也……推想其书，皆句用一物，以发己意，有垂旒凝露对象焉……如曰“物胜权则衡殆，形过镜则影穷”者，是其凡最也。
昔日皇帝头上戴冕旒，是定镜，并不是点缀。《礼记·礼器》：“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冕版前后各有垂珠，称为冕旒，一串珠玉即为一旒。冕旒在告诫皇帝目光不斜视，品行要端正，遵守礼制，要有威仪。
《繁露》（《春秋繁露》简称，以下同）在论定《春秋》。《论衡·超奇》曰：“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
此书去了很多，但是够用。自只字片语仍可悟，当智慧读。
三、四明楼大防跋
仲舒之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说。呜呼！汉承秦敝，旁求儒雅士，以经学专门者甚众，独仲舒以纯儒称。人但见其潜心大业，非礼不行，对策为古今第一。
董子对策要重视。董子为一纯儒。
四、《续近思录》卷十四
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非诸人比。
五、《朱子语类》
卷一百一：仲舒识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国平天下；如云：仁义礼乐，皆其具。
又，卷一百三十七：仲舒本领纯正，如说正心以正朝廷，与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诸语皆善。班固所谓纯儒，极是。
朱子虽亦赞美董子为“纯儒”，但他提升孟子地位在董子之上，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自元至清《四书》列为科举必考，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孟子成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其实，董子高于《孟子》，多矣！
六、《太平御览》
卷八百四十引：董仲舒三年不窥园，尝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也。
又，卷九百七十六引：董仲舒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
董子治学之勤、之专，可以窥见一斑。
七、《汉书·董仲舒传》
董子又兼通群经，而以《春秋》为归宿者。谓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若董子可以为儒矣。而武帝不能用，弘不能容也。
八、《汉书·儒林传》
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天下学士靡然向风。
董子有《士不遇赋》，读书人有守，不易。
读“公羊学”极苦，不易！历代读书人常为生活之困迫，而易其操守，太多太多了。能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得了！
九、《论衡·案书》
董仲舒著书不称子者，意殆自谓过诸子也。
董子治事之道，超过先秦诸子。不列为子书，因在众子书之上。昔日世家子必用之。
《谶书》云：“董仲舒，乱我书。”盖孔子言也。读之者或为“乱我书”者，烦乱孔子之书也；或以为乱者理也，理孔子之书也。共一“乱”字，理之与乱，相去甚远。然而读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实，故说误也。夫言烦乱孔子之书，才高之语也；其言理孔子之书，亦知奇之言也……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其修雩始龙，必将有义，未可怪也。
《繁露》特别冷静，在启发人的智慧，过理智的生活。
没希望，就是等死。“盖有待也”，含有无尽的盼望与力量。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才有力量。
《繁露》《公羊传》内，有许多讲乱制，在提醒我们：治起于衰乱之中。要前后左右看一问题，绝不可以盲从。《春秋》辨是非，明善恶，目的在拨乱反正，求天下太平。真是真非，必得是智者。“名者，所以别物也，亲者重，疏者轻”（《繁露·天道施第八十二》，类似此处出自《春秋繁露》者，下仅列篇名），真懂得轻重，什么都成功。
读《繁露》，可知“公羊学”思想。董子在那个时代，是进步人物，今天仍是。
十、魏源《董子春秋发微》序
若谓董生疏通大诣，不列经文，不足颉颃何氏，则其书三科九旨，灿然大备，且宏通精淼，内圣而外王，蟠天而际地，远在胡母生、何劭公章句之上。盖彼独泥文，此则优柔而餍饫矣。彼专析例，此则曲畅而旁通矣。故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冒天下之道者，莫如董生。
何休解公羊学，用条例；董子则多言哲理。
十一、苏舆《春秋繁露·董子年表》
后世以训诂、义理分汉、宋学派，不知董君书实为言义理之宗。故吾以为汉儒经学，当首董次郑……两汉多用董学，魏晋南北朝多用郑学，宋以后多用朱学。董学在《春秋》，郑学在《礼》，朱学在《四书》。
古人思想，不能片面读，必要融会贯通。想重建文化，必下深的功夫，立说而不失其本。用道德来衡量一切，不要战争。成就大事业必有德望，言行不一致的，没办法立说。
做什么，必要学得像样，否则无法站住。不论做人或是国家，实力不足都不行。有实力，你不要他来，人家还尽送秋波。学什么要像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