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件自然事实都是代表某种精神事实的符号。
——爱默生《论自然》
一
美国人价值观的多样性也反映在对自然的态度上，那就是既有宗教自然观、浪漫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自然观，又有唯利是图的实用主义自然观。宗教对西方自然观的影响主要是“自然神学”，这也是美国人自然观的一个主要起点。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按严格的宗教标准要求自己放弃人世间的诱惑，追求来世。清教徒不仅面对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实际需要，而且从宗教角度视自然为一种精神荒漠。在他们眼里，自然象征黑暗与邪恶，而他们则是精神上的拓荒者。对他们来说，自然主要是一种精神象征，如爱德华兹认为：“我们看到即使在物质世界，上帝也使其中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奇妙地一致，有什么理由不能假设是他使一切都作为精神世界的影子而存在呢？”在《圣物的影像》中，他把花的美看做是信仰的象征，把太阳比做基督的象征。但他更多地把自然比做贪婪与邪恶的象征，以此来告诫人们过一种超然的纯净的生活。如他对水是这样形容的：
水通常看上去平静无害，好像在它的深处隐藏着乐园和天堂。所以当我们站在河边或湖边时，水常常看上去令人快慰和欢欣，似乎在它的底下有更美更快乐的树木灌丛，甚至有清澈的天堂在引诱那些不熟悉它的本性的人坠入其中。但这完全是个骗局；如果我们坠入其中，不仅不会找到美好快乐的树丛、清净的乐园和天堂，我们只会遇到死亡、黑暗之地，或黑暗本身……
这里自然象征尘世诱惑的险恶，从而使人向往宗教世界，不乏劝导性。
象征性的自然观在浪漫主义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欧洲浪漫主义自然观十八世纪开始流行，其理想有“如画的”自然，“庄严的”自然，前者强调新奇、不规则，后者则强调雄伟、无限和赞美式的自然神学。浪漫主义本身包含着对地方文化、传统文化，包括宗教的复归。在美国文学中，浪漫主义自然观最早、最典型的代表是威廉·巴特姆。威廉的父亲是英国皇家自然学家，贵格会信徒，威廉深受父亲影响，同时又厌恶商业和政治，比父亲更倾心于自然。1773年到1777年之间正值美国独立革命开始阶段，威廉·巴特姆前往美国南方旅行，观察自然、搜集资料，踏遍了从阿巴拉契亚山到密西西比河的大片地区。他后来写有《南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及东西佛罗里达旅行记》，文字极为优美，成为欧洲浪漫主义文人汲取灵感的源泉。威廉·巴特姆不是一般的科学家，他更像一个诗人，印第安人称他为“采花者”。在他的眼里，草木虫鸟都有一种内在的美，都体现一种精神规律，体现宗教。他所看到的美国南部仍然保持着较原始的状态。在他的笔下，美国仍然像一个世外桃源，自然景色优美绝伦，印第安人民风纯朴，尚未被欧洲文明污染。威廉·巴特姆的散文是科学描写与精神追求的完美结合，犹如一首原始美洲的赞歌。在他的笔下，自然充满了灵感，印第安人身上散发着内在的高贵。
浪漫主义自然观在美国很快与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美国人没有历史，回归自然成了民族主义的方便途径。这种结合是在与欧洲的比较中形成的。19世纪初美国上层社会多去欧洲旅行。这些爱国主义者回到美国时的最大感受就是与欧洲相比，美国缺乏历史，文化上显得很贫乏。但他们注意到美国自然景色的雄伟、纯朴、多样非欧洲所能及。因此自然便被当作美国民族精神的象征，与欧洲的历史相抗衡。自然观中的爱国主义在一个叫霍夫曼的笔下表达得尤为透彻。他认为，美国原始森林的美超过了欧洲古建筑：
在这曾经只有上帝目光注视的森林深处，在他这从未被玷污的圣坛前，大自然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奉献着自己的果实和花朵。相比之下，罗马强盗建立的庙宇算得了什么呢？那保护着封建压迫的坚固的塔楼算得了什么呢？他们那血迹斑斑的历史或专制的迷信算得了什么呢？那数百年以来回荡在屋顶下的野蛮的赞歌，还有那回响在被点染得金碧辉煌的走廊上的音乐，怎比得上从创世纪以来一直缄默无语的密林深处的寂静？
浪漫主义在美国的最重要代表是超验主义，其奠基人是爱默生。爱默生虽然脱离了教会，但他的哲学仍然强调精神，他认为精神比物质更重要。他的自然观继承了爱德华兹的传统，同时也受欧洲浪漫主义影响，主要从积极的、赞美的角度来看自然的精神含义。爱默生强调人的灵魂的自由，在他看来，自然的用途多种多样，有物质的、美学的、身心健康的，但主要还是精神的：“每一件自然事实都是代表某种精神事实的符号。自然的每一种表现都与某种精神状态对应，这种精神状态只能通过把自然作为自己的图画来表达。”如果只追求自然外在的美，而忽视了精神内涵，外部景色就会以“它们的不真实性将我们嘲笑”。因此接近自然、发现自然就是发现精神的自我、发现精神的自由。但爱默生也警告人们不可过分沉浸于自然，虽然《论自然》被认为是美国文化上的“独立宣言”，虽然他认为自然是美国有别于其他文明的关键，但他的美国主义是一种精神追求，他所强调的是个人通过自然完善自己的道德情操，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这一点在受其影响的哈德孙画派中可以看出。对该派画家来说，艺术的目的是用自然熏陶人的情操，绘画是一种道德说教。他们所描绘的景色限于东北部地区，如哈德孙河谷沿岸的卡茨基尔山、尼亚加拉大瀑布等。他们希望在这些自然风景中找到与众不同的美国精神，“欧洲风景画中的废墟、塔楼使观赏者联想起过去辉煌的历史，并通过历史的兴衰衬托大自然的永恒。美国缺乏历史和废墟，绘画中真实的劳动者形象表明人对土地的入侵，但这一过程对人和自然都有益。”也就是说，美国人是在与自然的直接交流中寻找平衡点的，“自然被改进了，美化了，而人与神也更接近了。美国浪漫派相信，神体现在自然里。”他们反复强调美国风景的独特在于自然所许诺的精神自由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美国自然优越于欧洲。如该画派的代表人物科尔说：
美国风景画家具有超过任何画家的优势。在这里，所有的自然对艺术来说都是崭新的，不像提沃利、特尼斯、勃郎峰、芬利蒙斯那样已被无数画笔反复描摹，显得毫无生气，这里只有原始的森林、纯洁的湖泊和瀑布，它们以创世之时的崭新在他的灵魂之前显得神圣无比。
超验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梭罗。虽然梭罗在基本思想上继承了爱默生，但他更偏重对商业主义的批判，更加愤世嫉俗，追求简朴的生活，通过接近自然远离商业社会。梭罗1845到1847年在离康科德不远的森林里借爱默生的土地自己建了一个木屋，在里面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他把这两年多的经历写成《华尔登湖》出版，该书集中体现了梭罗勇于追求真理、发现自己的精神。梭罗更加沉浸于自然，喜欢观察自然，他语言激烈、锋芒毕露，处处体现出对商业文化的痛恨。他对自然的观察和描写带有科学风格，同时也十分注重自然的美感。梭罗预示着未来的自然保护主义，他而不是爱默生成为后来自然保护运动的鼻祖。梭罗意识到美国文化中自然与人的对立。他说：“如果一边是城市，一边是荒野，让我从中选择的话，我会离城市越来越远，回到荒野。”在《散步》一文中，他指出自然是文明的源泉，“在荒野之中才能保护文明。”作为超验主义的继承人，同时又作为后来的自然保护主义的奠基人，他的思想有矛盾之处。他一方面赞美荒野、自然，一方面也意识到离开了观察者，离开了精神，自然也就毫无意义。如在缅因的卡拉丁山区旅行时，梭罗面对粗犷的荒野很不适应，急于回到文明中。他意识到文明离不开自然，自然也离不开文明。他的自然观应该说是介于精神象征与自然保护之间。
总的来说，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自然观仍然是精神的。但这种自然观将让位于更为商业化、民众化、表面化的自然观。此后，自然作为精神象征的传统仍然是自然保护的思想来源，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为保护环境而奋斗，但自然保护的目的却越来越专注于自然本身，且与征服自然的思想相对抗。
二
实际上征服自然一直是美国文化的主流。最早的殖民者中大部分是去寻找财富和发展机会的，征服自然、重建文明是殖民者的最大梦想。如史密斯的《新英格兰史》就反映了一种认为美洲的价值在于其资源无比丰富的观点，其中提到在新英格兰以捕鱼为生多么容易，做建筑用的石头多么丰富，土壤多么肥沃，还有：
一年可捕获六千到七千只海狸、水獭、貂、黑狐和珍贵的兽皮。如果能切断法国人的贸易的话，得到的会更多……
如果已经出版的他人的报道可靠的话，这里有很多金矿、银矿、铜矿，可能还有铅、水晶和铝。千真万确，……
有大量的各种木材，……
水无比纯净，来自高山峻岭之中。各种各样的草本植物和果子，……
不论是清教徒还是超验主义者都不完全否定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超验主义者反对的是过度的商业开发，在他们那里，作为精神象征的自然与作为征服对象的自然之间的矛盾仍不太明显。但随着美国领土的扩张和工业化的展开，尤其是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西进运动的加速，征服自然全面展开，情况发生了改变。缪尔在《美国的森林》中写到：
从缅因到佐治亚的大西洋沿岸几乎都被夷为废墟之后，那些食物与金钱的寻求者们熙熙攘攘，又越过阿拉勒格尼河，进入肥沃的中西部，在肥沃的密西西比河谷和大湖周围地区巨大的松林里，粗暴的破坏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速度在蔓延着。从那里再往西，成群的被称作是殖民者的破坏者正在辽阔的落基山区热火朝天地开辟着道路，以前所未有的疯狂砍着、烧着，直到他们到达大陆蛮荒的一端，进入太平洋海岸那最后的原始大森林。
西部开发代表着民主，代表着征服自然的传统和文明战胜荒野的骄傲。先是森林被砍伐，野生动物被杀，接着是采矿，最后是农业和畜牧业。但西部同时又向人们展示出无比壮阔的自然景色，这种景色正是美国精神的象征，破坏自然正是破坏这种象征。随着边疆的消失，征服自然的理想与作为美国精神象征的自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用利奥波德的话来说，西部人“高声称赞边疆人的无比刚毅和英勇，但他们也用强权和力量葬送了边疆”。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出现了，浪漫主义自然观让位于自然保护主义。如果说浪漫主义针对的是欧洲，保护主义针对的则是美国内部的商业开发活动。虽然保护主义仍以超验主义为精神源泉，但更多的是对商业开发的批判，而且为了达到保护的目的也开始使用实用主义的理论，如自然观光的价值、自然保护的经济价值等等。同时为了达到保护的目的，保护主义者也迎合大众的趣味以获得政治上的支持。自然保护运动的结果是一种政治妥协，如在自然保护主义者、政府官员、铁路公司的推动下，格兰特总统于1872年签署了建立黄石国家公园的法案。开发自然在个别地区有所收敛，但总趋势却很少减弱，如国家公园不仅范围有限，而且是从发展旅游业的角度出发而建立的。美国铁路公司的口号是：先看美国！自然被作为爱国主义符号来推销。而实际上铁路的修建对自然的破坏很大。请看约翰·缪尔的描写：
半打横穿大陆的铁路公司用漂亮的彩色图片宣传它们沿线的美景，每一份广告都称之为“风景之路”。其实“大破坏之路”、“烟尘之路”或“灰烬之路”才是更真实的写照。每一列列车都要穿过阴郁的烟雾和悲凉的废墟，铁路公司在它们的广告中也许应该这样措辞：“来吧！沿着我们的线路旅行。我们这条线路是最黑暗的线路。它是唯一的冥间之路。天是黑的，地也是黑的，两侧焦黑的树桩。原木与炸碎的大树绵延不断，它好像半死不活地在向天空寻求拯救……在这片大陆上，再没有哪一条线路能够像我们这条一样充分展现了‘破坏的丑恶了’”。
从森林中开辟出一条路来是必要的。然而被伐倒的树木并没有用来充作机车的燃料和公司使用的木材，它们被胡乱地丢在那里，不断被机车及沿线宿营的工人所引起的火星点燃。无论是意外起火还是有意点火，这火会毫无约束地烧进森林，爱烧多远就烧多远，从而造成巨大损失。……
出生在苏格兰的缪尔是美国自然保护运动的领袖，他随父母移民美国，在威斯康星安家。缪尔喜欢旅行，曾经从中西部步行到佛罗里达，美国西部更是布满了他的足迹。缪尔写了大量游记、散文，呼吁人们走向自然，呼吁政府保护自然。在他的努力下约塞米蒂成为国家公园（1890），并出现了第一个民间自然保护组织，有名的塞拉俱乐部（1892）。缪尔深受超验主义影响，认为人在自然中可以获得解放，自然是神意的体现。但在他的思想中，自然与文明的对立更加强烈，对自然的科学描写增多了。和梭罗一样，他更注重自然的外在魅力，但不同的是，梭罗的自然是有欣赏力的少数人的观赏对象，如他在《散步》一文中认为能保持天性、顺从自然的人是极少数，而缪尔则认为自然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东西。他的《我们的国家公园》读上去很像是在为国家公园做广告，在他看来，在自然中寻求解脱不仅值得，而且轻而易举：
在这片珍贵的自然保护区中至少度过一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决不会占用你的生命，它不仅不会使你的生命缩短，相反会使你的生命无限延长，使你获得真正的永生。你从此将忘却时光的流逝，心中再也没有了沉重的焦虑，一切都像来自天堂的礼物一样降临，轻柔而美好。
自然的价值越来越倾向于外在的特征，倾向于大众观光旅游。这种自然观的内在矛盾显而易见，因为旅游业离不开交通，离不开商业开发：
如果你是一个为庶务缠身、责任很重的人，沉重的一年中只能腾出几个星期的时间，那么你就去弗莱特海德保护区吧！因为走北线铁路可以很容易地到达那里。
可见实际上保护主义与超验主义有很大不同。这表现在缪尔与爱默生的个人来往上。虽然两人彼此十分尊重，但思想上的差别也很明显。晚年的爱默生到西部访问时受缪尔邀请一道去森林中旅行。爱默生没能在山中久留，使缪尔大失所望。而爱默生后来则写信给缪尔，希望他早些从纯粹的自然中解脱出来。当然他们思想上的差别可以说是时代造成的。作为伟人，他们在完成不同的时代使命。
三
就在缪尔呼吁人们走向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的同时，一个生态灾难却在另一个地区酿成，这个地区就是大平原。研究大平原沙尘暴的当代学者沃斯特写道：
1934年春天，风似乎突然变成了一个恶魔。4月14日，一场来自北方的巨大黑色尘暴翻滚着冲向得克萨斯，他在一个巨大的碗中旋转和滚动着，使太阳暗淡，随风而来的高达20英尺的沙尘遮盖了大地。其后不到一个月，在5月10日，另一场巨大的风暴向东移到芝加哥，在这个城市倾泻了200万吨大平原的尘土。两天之后，这场风暴到达东海岸，尘土落入白宫，掉在海上航行的轮船上。
……
……30年代的风暴意味着到处都是尘土，它盖住了庄稼，抹掉了篱笆的界线，透过了门缝——不论那里塞了多少湿布块——甚至混入到生面包团里。过去没有一次能够抵得上最近这几次风暴的绝对频率和规模：1934年受影响的是22个地区，1935年为40个，1936年68个，1937年是72个，其后它们总算终止了。对整个民族来说，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西部平原上，肯定出了根本性的严重问题。
问题是过去半个世纪美国在大平原的盲目开垦，尤其是人们在不适合农业的大平原上大规模种植小麦，破坏了草原植被。30年代的沙尘暴并不是最后一次。商业化农业仍在大平原流行，此后干旱年份沙尘暴屡屡再发。然而30年代的沙尘暴像一个警钟，提醒人们环境保护不只限于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不只是一个欣赏自然景色的问题，而是涉及整个环境，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自然保护向环境保护的过渡意味着哲学思想的转变，即用生态学取代浪漫主义的自然神学和民族主义。这个转变过程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就是利奥波德。
利奥波德出生在艾奥瓦，大学毕业后在联邦森林局西南地区做管理工作。后来他又在森林局威斯康星实验室做管理工作，最后在威斯康星大学教自然保护，成为生态学家。在这段时间他的生态保护思想逐渐成熟。利奥波德在自然保护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晚年在威斯康星买了一块废弃的农场，在那里观察自然。利奥波德最有名的著作是四十年代末出版的散文集《沙乡年鉴》。这本书使他成为当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奠基人。面对20世纪中叶美国自然已经和正在遭受的摧残，利奥波德在书中对逝去的自然表示深切的怀念，并呼吁人们转变观念，保护环境。《沙乡年鉴》不仅文笔优美、感人肺腑，而且对商业文化作了深刻的反省与批判，并指出了新的价值准则，即作者的生态伦理思想。书的第一部分写的是他在威斯康星农场所观察到的自然和他的感受。书中的第二部分写的是他在美国和其他地区的经历，其中有一篇纪念消失了的美国候鸽：
在书中和博物馆里总会有鸽子。但这是一些模拟和想象中的形象，它们对一切的艰难和一切的欢乐都全然无知。书中的鸽子不能从云层中突然窜出来，从而使得鹿要疾速地去寻找一个躲藏的地方；也不会在挂满山毛榉果实的树林的雷鸣般的掌声中振翅飞翔。书中的鸽子不可能用明尼苏达的新麦做早餐，然后又到加拿大去大吃蓝草莓。它们不懂得季节的要求。它们既感觉不到太阳的亲吻，也感觉不到寒风的凛冽和天气的变换。它们在没有生命的情况下永存着。
我们的祖父辈在住、吃、穿上都不如我们。他们用以和命运作斗争的努力从我们这里剥夺了鸽子。大概，我们现在悲痛，就是我们不能从内心确信我们从这种交换中真有所得。新发明给我们带来的舒适要比鸽子给我们的多，但是，新发明能给春天增添同样多的光彩吗？
利奥波德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像山一样思考”，这是该书第二部分另一篇散文的标题，写的是亚利桑那。开首是这样的：
一声深沉的、骄傲的嗥叫，从一个山崖回响到另一个山崖，荡漾在山谷中，渐渐地消失在漆黑的夜色里。这是一种不驯服的、对抗性的悲哀和对世界上一切苦难的蔑视情感的迸发。
每一种活着的东西（大概还有许多死了的东西），都会留意这种呼唤。对鹿来说，它是死亡的警告；对松林来说，它是半夜里在雪地上混战和流血的预言；对郊狼来说，是要来临的拾遗的允诺；对牧牛人来说，是银行赤字的坏兆头；对猎人来说，是狼牙抵制弹丸的挑战。然而，在这些明显的、直接的希望和恐惧之后，还隐藏着更加深刻的涵义，这个涵义只有这座山自己才知道。只有这座山长久地存在着，从而能够客观地去听取一只狼的嗥叫。
在这里，可以说山所代表的是智慧，是对所有的生命的统一性和相互依赖性的感悟。在自然面前人是渺小的、无知的，只有尊重自然人才能保护自己。在该书的最后一部分，利奥波德主要以进化论、生态学为依据，把自然保护提到了科学和伦理的高度。他提出了“生命群体”的概念，认为人是环境的一部分，自然是一切生命的基础。他进一步提出了“生态良知”、“土地伦理”的概念，认为所有生命是平等的，都具有生存的权利，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群体利益就是每一个个体的利益。人是生命群体中的一员，应尊重所有其他生命，包括动物、植物，不论大小。他指出，保护自然环境的关键是道德觉悟，保护必须来自对土地的尊重，必须靠谦卑和责任感。他批判了征服自然的传统：“一个孤立的以个人经济利益为基础的保护主义体系是绝对片面性的。”他一反旧的自然保护运动鼓励人们去自然保护区的做法，对户外休闲作了深刻的反省：“休闲正在成为一个寻找却从未有所发现的自我毁灭的过程，这是机械化社会的一个巨大挫败。”自然并不限于自然保护区，自然无所不在，因此自然保护不是保护一个或个别物种的问题，而是一种生存哲学。到利奥波德，美国自然保护思想终于有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基础，跳出了宗教与浪漫主义的范围，在伦理上更加广阔、内容上更加科学，他的理论至今仍是西方环境保护运动的基础。
四
利奥波德之后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中最著名的是五、六十年代的卡森。卡森出生在宾夕法尼亚西部，大学毕业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在美国渔业部工作。与过去的自然作家不同，卡森的兴趣不是森林或西部的荒野，而是大海。卡森虽然是生物学家出身，但她又是一个文学家，曾写有畅销书《海风之下》和《我们周围的海》，融科学、文学于一体，使科学具有了诗意和精神。卡森的自然观充满了对生命的崇敬和对自然美，对自然的博大神秘、自然所象征的和谐的赞扬。在她的最后一本书《寂静的春天》中她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寂静的春天》暴露了滥用杀虫剂和化学药品所造成的环境危害，在美国和西方引起了巨大反响。五、六十年代是美国工业高速发展的年代，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思想已被普遍接受，环境问题也更加严重了。正像卡森所说的：“不惜代价去赚钱的权利难得受到谴责。”人们急功近利，不择手段，“无视大自然的平衡成了一种流行的做法”。美国的原始森林百分之九十已经被砍伐，许多动物已经或濒临灭绝。现在政府和私人又大量使用杀虫剂和化学药物，对生命和环境所造成的危害更大，后果更严重。作为科学家，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罗列了大量事实，证明盲目使用杀虫剂和化学物品的危害。更重要的是，她从伦理上对那种控制自然的逻辑进行了批判：“我们是否已经陷入一个迫使我们接受低劣、有害的命运而失去意志和判断善恶的能力的迷茫之中？”和利奥波德一样，卡森的批评所针对的也是那种狂妄自大的征服自然的逻辑：“任何文明是否能够对生命发动一场无情的战争而不毁掉自己，同时也不失去文明的应有尊严；“由于竟能默认对活生生的生命采取这样使其受害的行动，作为人类，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不曾降低我们做人的身份呢？”在卡森等一代人的努力下，环境保护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运动。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的情况，因为这里旅游的发展也引发了同样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缪尔当年的呼吁见效了，人们越来越多地走向荒野，自然保护的影响越来越大。五十和六十年代自然保护运动成功地阻止了联邦政府在恐龙国家纪念地（位于科罗拉多和犹他间的格林河谷）修建爱科大坝，以及在大峡谷修建大坝的计划，可以说在反对盲目开发自然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1964年国家荒野保护体系建立，为各种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高消费、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方式越来越普及，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自然旅游成了不可缺少的调剂品。尤其是五、六十年代随着私人汽车的普及和高速公路网的建立，户外休闲大受欢迎。周末、节假日去自然保护区野营度假成为一种流行活动。然而，对这些人来说，自然的作用在于为工业社会服务，在于缓解现代生活产生的紧张，而不是缪尔所希望的陶冶情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批游客涌向自然保护区带来了新的问题，过多游客破坏了旅游资源，对自然环境本身构成严重威胁。结果是这些热爱自然的人成了自然的破坏者。加强对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管理、限制使用成了不可缺少的手段。人们开始认识到，自然旅游本身不能保护自然。
可以说当代美国人的自然观在理论上的确拓宽了、深入了。但开发的思想根深蒂固，保护自然仍处于被动的位置。大众对环境保护的理解多限于实用方面，对大多数民众来说，环境保护与经济开发的矛盾是一个经济问题。无论是象征的还是伦理的自然保护哲学的影响都很有限，自然越来越多地成为引起争议的问题。很多美国人意识到保护环境是当务之急，但同时对那些探索自然深层含义的人来说，自然保护也越来越多地意味着一种失落感，这从当代环境保护主义者、作家艾比的话中可见一斑：
荒野是我们祖传的家园，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的原始家乡，是像诸如灰熊、山狮、鹰和神鹰、驼鹿、麋和长角羚羊、红杉树、黄松和刺果松，还有，是的，为什么不说出来呢？——还有溪流、瀑布、江河以及组成我们的丘陵、峡谷、沙漠和高山的高贵的生命体目前唯一的居住地。对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或者大部分人来说，生活在过度拥挤的工业文明中就像生活在监狱里。与大多数人被囚禁于其中的那些粉刷一新的小房子、墙板公寓、胶合板拖车房屋和煤渣砖公寓套房相比，荒野更是我们的家。
在自然被迅速破坏的情况下，作为精神象征的自然几乎成了一种奢望，这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