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风一边的绳索被磨断了，很多纸莎草捆被海浪卷走，沉重的两脚桅再也承受不住风帆的重量。圣地亚哥和诺曼不得不砍掉了桅杆。我们靠近西印度群岛时，鲨鱼开始在船边聚集。
我们在“太阳”号上举行了一次宴会。蓝天和大海在一旁微笑。热带的炎炎烈日，灼热地晒着干燥的前半截船面；大西洋的海水静静地来回拍打着后半截船身。柳条舱内却十分凉爽。黄色的柳条舱壁上挂着一张蓝色的大西洋地图，是用细绳绑在墙上的。地图上用铅笔画了好多小圆圈，串成一条线。最后一个圆圈是新画上去的，这说明我们今天跨越了西经40度，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来到大西洋靠近美洲的一带了。几天来，巴西成了离我们最近的陆地，因为我们现在离南美洲更近一些，非洲反而离我们远了。但是，由于我们一直在朝正西方向行驶，我们恰好航行在离大西洋两岸最远的洋面上，所以西印度群岛将是离我们最近的登陆点。
这是值得庆祝的时刻。卡洛堪称我们的意大利厨师，而美食家乔治又帮他把我们坛子里最美味的东西挑了出来。先是一道拼盘，有摩洛哥橄榄、切片的腌肠和晒干的埃及鱼子，然后是每人一大盘煎蛋卷，外面是新鲜鸡蛋，里面的馅是朝鲜蓟心、洋葱、番茄、熏羊肉末和加了胡椒的羊乳酪，还有各种各样美味的调味品，从埃及的“卡蒙”到摩洛哥沙漠的草药和红胡椒。甜食有葡萄干、梅脯、杏仁，最棒的就是三倍分量的由阿伊恰夫人做的有蜂蜜香甜味的摩洛哥“赛洛”面包屑。
作为七个不同国家的代表，我们无一例外地忙着享用眼前法老时代的盛宴。这时候谁还会想念冰箱和易拉罐呢？我们的草船也十分配合，鼓满风帆，朝着正确的方向全速驶去，根本不用人上船桥看着。
我们的草船就像是一个浮动的“食品店”。圣地亚哥是我们的军需官，负责经营管理，而卡洛是惟一合法的顾客。只有萨菲从商店偷东西，常被我们抓住。她虽然看不懂圣地亚哥标的号码，但她有自己的一套本领，能够准确地找出装着坚果的那几个坛子，然后把坛盖打开。我们其余的人都知道，圣地亚哥在小记事本上这么记着：比如说，一号到六号坛子里是泡在石灰水里的新鲜鸡蛋；十五号到十七号坛子装满了浸在橄榄油里的熟番茄；在五十一号和五十二号坛子里，阿伊恰帮我们塞满了摩洛哥黄油，按照柏柏尔人的习惯，在加热后再放上一些盐；第七十号到一百六十号坛子装着从萨菲郊区小井取来的清泉水，我们也像沙漠里的人一样，在水中放了几小块树脂，然后装进羊皮囊，否则水会变质的。其他的坛子、篮子和麻袋里，装着蜂蜜、盐、豌豆、豆子、大米、各种谷物面粉、干菜、埃及土制红茶、椰子、卡鲁布豆子、果仁、大枣、杏仁、无花果、梅脯和葡萄干。我们篮子里的瓜果蔬菜，两三个星期下来就都吃完了。舱顶下的壁橱顶，挂着咸肉、熏肠、一串串洋葱、干鱼和几网兜埃及鱼子。几个柳条筐里装着古埃及、俄罗斯和挪威各色干面包。对了，我们此行是想要证实纸莎草船是否适于航海，而不是来试验我们能否靠正宗的埃及食物过活。另一方面，我们也想看看能否靠坛子和篮子装的食物度过整个航程，能否在钓不到鱼的时候，不用罐头和冷冻食品我们也能生存。
跨越了西经40度，乔治大受鼓舞，他顾不上古训，打开了“太阳”号上两瓶香槟酒中的一瓶。尤利也仍旧用他那手工彩绘的俄罗斯大木杯，喝他自制的生发酒。阿布杜拉不喝酒，他拍了拍肚皮，就爬过装东西的坛子，走到船尾的水池那里去净身，准备感谢真主。
他祷告完毕，回到他世俗的朋友中间，他要求大家告诉他地图上铅笔画的线是怎么回事，和他吃的那顿丰富的大餐又有什么关系。对阿布杜拉来说，地球是圆的，太阳不可能把地球上所有的地方都同时照亮，所以我们经常要校正钟表上的时间，这些他都能理解。卡洛有一块自动表，不用上发条，放在船上的箱子里走上五个星期也没问题，这一点他也能理解，因为“太阳”号一直在动，而且比陆地上的人走路要快多了。他不理解的是，我们每天都要在一张图上标出我们的航行线路，而且那张图上的大海被横线竖线画成一格一格的，而到目前为止，他都没见过这些线，所以，今天我们说跨越了40度的经度线，他就想不明白了。诺曼这样向他解释，人们在假想中把陆地和大海分成许多方格，每个方格标上号码，这样一来，人们凭着号码就能知道自己的位置了。
“啊哈，”阿布杜拉说，“陆地上的方格是静止不动的，但是海洋上的方格却会往西漂移，即使没风也一样。”
“要想像那些横线和竖线是画在海底的。”诺曼打断了他的话。他接着解释说，我们是从萨菲出发的，那里是西经9度，今天我们越过了西经40度。与此同时，我们又向南航行了一段，从北纬32度一直到北纬15度，所以我们现在很靠近南方，就跟阿布杜拉当年在乍得住的地方差不多。
于是，阿布杜拉自己也能在地图上指出，非洲的最西点是达喀尔，在西经18度；巴西的最东点是累西腓，在西经36度。而我们现在处于西经40度的位置，就意味着我们已经驶过巴西的这一角，来到了美洲这一侧的大西洋，这的确值得庆祝啊。
宴会在舱外继续进行着。尤利爬上厨房的箱子盖上面，以俄罗斯人的方式跺脚，又蹦又跳，动作幅度非常大，连草船都有些吃不消了。他嘴里还唱着俄罗斯民歌，当他唱起《伏尔加船夫曲》的时候，大家都跟着唱了起来。这时，诺曼又跳上木箱，手里拿着口琴，指挥我们合唱《在下面的山谷里》和其他牧童歌曲。随后，意大利人唱起了雄壮的《高山进行曲》，墨西哥人唱起了琅琅上口的革命歌曲，挪威人唱的是欢快的出海号子，而埃及人一面跳着肚皮舞，一面嘴里还发出非洲特色的呜呜声。不过，还是乍得人得了冠军，因为阿布杜拉表演的时候十分投入，这个中非人站在箱子上，击鼓一样敲打着罐底，以一望无际的大海为背景，唱着节奏鲜明的丛林曲调，这是多么奇妙的对比！
值班的人则仍然定时跳到船尾去查看一下罗盘。我们向正西航行，海风恰好是从我们的背后吹来，每天平均速度仍有五十至六十海里。在经过非洲沿海的佛得角群岛之后的六天里，我们的日子都不好过，只能靠那两根补了又补的舵桨来控制下垂的船尾部分。到了这儿，海浪倒颇为合作了，我们就和四周的大海达成了暂时的协议。只要我们让海浪尾随着我们，还可以时不时地冲到舱壁上，大海就推着海浪和我们一起飞速地向西前进。卡洛和其他几个人，看着那高高翘起的船尾孤零零地伫立在船尾的海水中，心里都默默地难受。我们的草船曾经是高傲的金鸟，现在前头伸着天鹅的颈子，可后面却拖着癞蛤蟆的尾巴，我们看了，真觉得丢脸。不过，在今天这样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里，我们只得守在天鹅的颈部和身体旁，不去想后面的癞蛤蟆。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已经用卡洛的炊具组成了一支管弦乐队。“太阳”号的吱嘎声此时十分轻柔，我们就用自己的乐器声把它淹没了。卡洛已经够不到橱柜了，他就用俄罗斯干面包和蜂蜜把我们打发了。这面包吃起来比最精致的蛋糕还要好吃，不过它又黑又硬，跟煤块差不多。我吃了好几块，突然啪的一声，我惟一残存的齿冠牙就飞了出来。我坐在那儿用舌尖在牙床上的小窟窿里舔来舔去，觉得十分懊丧。
“糟糕的共产主义面包！”诺曼议论了一句，特地斜眼瞟了一下我们的俄国船医。
尤利弯腰拾起那颗牙齿，仔细看了看。
“糟糕的资本主义牙医！”他迂回地反击道。
我们笑声不停，唱着歌，演奏着音乐，宴会一直进行到太阳神从草船的眼皮底下落入大海。草船本身就是因太阳神而得名。这辉煌的天体似乎也在诱惑着我们向西去，一直向西。太阳向西的永恒运动，一定对真正的太阳崇拜者产生过巨大的诱惑。海天相接之处，落日余晖如王冠般熠熠生辉，世间哪有皇冠能与之匹敌！这热带的海洋像是要与北极光争辉：先是泛起耀眼的金光，然后变得血红，又依次变为橙色、青色和紫色，最后才变成黑色。这时，满天繁星才慢慢闪烁起来。
我们就躺在羊皮囊上，管它是满的还是空的，陷入沉思当中。船舱外一望无垠，我们的思绪也变得畅通无阻。这一天多么美好，我们现在都饱饱的，尝过了佳肴，也笑过了闹过了，现在只想看着天上的星星，任思绪四处游荡。
“尤利，你是个好人，”诺曼说，“像你这样的人，在俄罗斯还有几个？”
“还有两个，”尤利说，“其余的人都还要更好。不过，你跟我们来了这里，你们国家还有没有像样的资本主义者了？”
“承蒙夸奖，”诺曼说，“如果你觉得我还算像样，那么你对另一个阵营的人还是可以有所期待的。”
于是，大家平心静气地讨论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对人民的独裁和专政，要自由还是要吃饱的问题。还讨论了为什么普通老百姓遇上了就能和睦相处，而他们的代表人物却彼此仇恨。谈了东西方的嬉皮士运动，到底是青年一代还是他们的父辈掀起的；嬉皮士会逐渐销声匿迹，还是会随着文明的进步逐步壮大队伍；它是否能说明：我们和我们的父辈日以继夜创造出来并对之深信不疑的文明，却将不为我们的后代所接受；埃及人、苏美尔人、玛雅人和印加人都建造金字塔、制作木乃伊，并认为他们所做的是对的，并用弓箭和投石器来捍卫自己的信念。我们认为他们不了解生命的真谛，于是，我们发明了核导弹，登上了月球。我们用原子弹和反弹道导弹来捍卫我们的信念。如今，轮到我们的孩子们坐下来抗议了。他们在脖子上挂上印第安饰物，把头发留得长长的，坐在地上弹吉他。他们不再追求表面的东西、人自身以外的东西，而是回归到内心，这可比登日登月的路途还要遥远啊。
人们往往会在面对原始状态的世界时变得清醒起来。眼前的繁星，还有浮游生物，早在人类诞生以前，在人类数亿年的辛勤劳动之前，就已经在天空和大海里闪烁不停了。大家这样一起坐在“星光”里，都变得乐于容忍不同的观点，因为大家知道同舟共济、生死与共；可要是各自回到自己的祖国，隔着边界，看着本国的报纸，听着本国的电视评论，大家就会变得势不两立了。“太阳”号上从来没有因政见或宗教信仰不同而发生激烈的口角。每人都各持己见，估计各自都代表着最最极端的观点，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却也不少，而且很容易找到。这也许是因为我们七个都把彼此看成同类，而天天与我们相邻的海洋生物都用鳃呼吸，兴趣和爱好也与我们大不相同。再怎么说，人类总是相像的，尽管有的是鹰钩鼻，有的是扁平鼻。
一片漆黑之中，突然响起啪嗒声，一条大鱼拍打着甲板和舱壁。乔治兴高采烈地大声告诉我们：他叉着了一条两英尺长的海豚。借着钓鱼灯，我们看见一些鱿鱼，倒着身子同草船并驾齐驱地游着。它们把触角伸过头顶，吸饱水以后，再使劲向后面喷出来，推动身躯一下一下地前进。这也是它们逃生的方式。它们可比人类先学会这种伎俩。之前我们见过的抹香鲸，能潜到水下三千英尺的地方，那里的压力是大气压的一百倍，但它却不会一头撞上漆黑的海底，因为它体内有雷达，这也比人类的发明要早。
“尤利，你是无神论者，你相不相信这些闪烁的星座后面有着智能体系？人类没有上去过，这种秩序不是人为的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我只是不相信教堂里那套无聊的鬼东西罢了。”
“不管怎样，达尔文也好，教堂也好，都认为太阳、月亮、鱼、鸟、猴子先被创造出来，等最终轮到人类的时候，一切都已就绪。事实上，我们现在只想弄清楚，我们人类自己的脑子、肠子以及整个宇宙是如何构成的，又是如何运转的。”
像现在这样完全放松地躺着凝望星空，与平静的大海友好共处，眼前的景象就和几千年前先辈在大海和荒漠里看到的一模一样，这种感觉多么美妙啊。现代的都市居民，被街灯弄得眼花缭乱，已经欣赏不到美丽的星空了。科学家们想把它再找回来。
我困了。于是，我们决定留下值班的人，其余都回去睡觉。以往的日子很艰难，还不知道将来会遇上什么事呢。再来一场暴风雨可不是好玩的。船尾已经不能保护我们了。我们在船舱的后壁和右舷一侧铺上了帆布，因为船尾的海水会朝头靠后壁睡觉的人的颈脖里灌。想到几天前的一幕幕，我的心情就万般复杂。
经过佛得角群岛外的当天夜里，我们的两根舵桨都被折断了，尤利和乔治临时想了个法子来控制草船，就是要两个人同时拽住船帆。归根结底，最紧要的就是将船尾保持在上风的位置，这样才能鼓满风帆，确保它不再来回拍打桅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与天气搏斗。那天晚上，我们四周海浪滔天，巨浪轰击着船舱的后壁，将海水打向船两侧。我们床头不停的巨响使我们根本无法入睡，即使睡着了，我们也得摸黑起床，同那面巨帆搏斗。海浪不停地浇过来，风帆又在猛烈地舞动。我们像玩偶一样任暴风雨摆布，一会儿头朝前冲过坛坛罐罐，一会儿又从舱壁和缆绳那里被摔到舷边。我们的脸上、背上满是咸水。刚回到睡袋里，又得跑出来。甲板上的十四条飞鱼成了我们的早餐。乔治连续抓到七只海豚，真够疯狂的。一顿还吃不完，阿布杜拉就把它们放到船里面的水里养着，这样一来，什么时候吃都是新鲜的。后来有两条海豚在船尾的水池里不见了，一条在船桥下面游来游去，还有一条躲在横梁下面。若要赤手空拳地抓住它们，还有些费劲。这种鱼肌肉发达，又很滑，经常从我们手里挣脱。我们得用一只手抓住鱼尾，另一只手穿过两侧的鱼鳃，这才不会被它挣脱滚到舷外去。支撑船桥的横梁突然松脱了，喀嚓一声，整座船桥都塌了下来。缆绳，快拿缆绳！海水劈头盖脸浇了下来。干得不错，总算把它竖起来了。得意了吧，卡洛？他就像是在阿尔卑斯山。乔治，不要在这儿睡。我们把你扶到床上去。该死，我的胳膊怎么这么酸痛啊！我睡着了吗？没有吧。我们还在“太阳”号上吗？是啊，还能听见草船吱吱嘎嘎的声音呢。舱外繁星满天，我们现在离雾蒙蒙的陆地已经很远了。
要把我们驶过佛得角后几天里发生的事情，一件件回忆得清清楚楚，实在是很难。时间都交织在一起。不过，航海日志上记着，6月20日是目前为止最艰苦的一天。6月20日那天的日志写着，那晚是我们见过的最恐怖的夜晚，白天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即使没有船帆和舵桨，拖着海锚以减慢速度，我们还是朝美洲进发了三十一海里。这是出航以来的最低记录。6月22日：横梁没入水中的一端严重影响了我们航线的稳定性，我们不得不派乔治戴上潜水面罩跳下水去，将没入水中的部分锯掉。傍晚时分，我们三个人或全身或半身吊在舷外，有十几条黑白相间的斑点鲸冒出水面，在草船旁边嬉戏，它们靠我们很近，伸手就可以摸到。有几条小鲸鱼竟跃上纸莎草捆，姿势优美地打着滚，轻快得就像是肥皂泡，根本不像是有几百磅重的粗笨身子。乔治在舷外游着，我和阿布杜拉坐在没水的舷边上，海水有节奏地波动着，一直没到我们的胸部。我可是在鲸鱼的窝边碰到鲸鱼啊。它们也不干扰我们，我们也让它们在这共同的水域里静静地玩耍。当天，我们头一次发现，海水不单拍打着舱壁，而且已经浸入船舱，柳条地板和箱子都已经泡在水里。存放诺曼无线电的木箱底也已浸透。船舱愈来愈向右舷侧倾，有些人已经不得不掉过头来睡觉。
6月25日，天气状况有些异样。温差很大，时而寒冷，时而如身处热带般灼热。偶尔几阵热浪竟传来干沙的气息，正如在撒哈拉大沙漠闻到的一样。要不是能够确信自己所处的位置，还真会以为我们离沙漠不远哩。后来我才知道撒哈拉沙漠的沙子会定期落到中美洲去。那天夜里的海浪大极了，我们不得不把船上的东西都再往前半部分移了移。我们身下睡的箱子都泡在水里。“太阳”号依旧十分柔韧地在浪峰上起伏着，宛如神毯一般。
经过一番折腾，我们终于等到了晴朗宁静的天气，进入了平静的水域，迎来了清新的微风。信风从东北方向不断吹来，其他状况都和我们在这个纬度所预期的差不多。天气刚转好，我们就看见一条鲨鱼朝我们游来。这是我们出航以来见到的第一条鲨鱼，它突然紧贴着乔治的大腿掠了过去，吓得他赶紧把腿收了回来。它只是在水里滑行着，慢慢消失在“太阳”号的尾波里。
6月28日是我们在“太阳”号上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之一，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事情。乔治坐在船舱门口，教阿布杜拉阿拉伯语的读写。其他几个人则在洗衣服、钓鱼、写日记。这时突然传来一声揪心的悲号─来自喜怒不形于色的诺曼！本来他在左侧船头附近，固定着那片断桨，上面拴着无线电发报机的地线铜板。现在他悬在舷边，好像一动都不能动，脸都变了样，自己已经爬不上船了。大家都做了最坏的打算，以为是鲨鱼。我们赶紧跑过去把他拽上来。还好，他四肢健全，但那罪魁祸首也跟着被拽上来了。原来，诺曼的下半身被一条很大的“葡萄牙军舰”的粉红色丝状体缠住了。诺曼已经昏迷不醒，我们赶紧把他拽进船舱，并注射了强心剂。
“最好用氨水，”尤利紧张地说，“可是我们没有啊。腐蚀性的酸已经侵入他的身体，而且开始蔓延了，只有氨水才能加以中和。不过，尿里有氨，你们都去把尿取来。这已经很严重了。”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尤利坐在诺曼身旁，用一块破布从椰子壳里蘸了尿，来按摩诺曼的身子。诺曼因为极度的疼痛而不断地抽搐着。慢慢地，他才不再躁动，睡着了。他的下半身和大腿布满了被蜇伤的红印，像是被人鞭打了一通。他醒来后，看看自己的腿，看着像往常一样漂着的白色的浪沫，像是喝醉了酒一样叫道：“看，‘葡萄牙军舰’，海面上全是啦。”他喝下一碗热热的干果汤，才算是平息下来。第二天，乔治不小心碰到了他的皮肤，还惹得他大为恼火。不过，傍晚时分，他俩就握手言和，坐下来一起唱牧童歌曲了。
6月30日，我们又一次遇到漂满沥青的洋面。我们和沥青都朝同一个方向漂去，但是我们张着大帆，所以我们走得快得多。一天下来，我们越过了数不清的黑色油块。一轮明月从船后升起，月光洒向黄色的船身和酒红色的船帆，真是个令人难忘的夜晚。东方地平线上的星星渐渐隐去。5月早就过去了，6月份也快过完了，就要进入7月份了。草船仍然载着我们和好几吨东西在海面漂浮着。
7月1日，西北方向的海平面上出现一艘船，竖着桅杆和钻井架，从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朝东南方向开去了。我们正在横穿美国和南非之间的航运线。我们都站到船桥、舱顶或是爬上桅杆的横档，看着它，直到它的桅顶消失在远方天际。它勾起了我们对20世纪的怀念。这样一来，我们又孤零零地只有与大海为伴了，比以前更孤寂。乔治还继续留在船桥上，忧郁地哼着小调。突然，他大喊一声：
“他们回来了！”
的确如此。在那艘船消失的地方，又呈现出它的轮廓，而且径直朝我们驶来。他们一定是觉得我们的草船很稀奇，所以船长决定调转船头，开回来看个究竟。那船喷着蒸汽，直奔“太阳”号而来，船头写着这艘船的名字：非洲海神(纽约)。它拨转船头，和“太阳”号并行，甲板上挤满了人，向我们挥手致意。
“有什么需要效劳的吗？”诺曼朝他的同胞们大声叫道，喜悦溢于言表。
“谢谢，不用。也许我们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船桥上有人大喊道。
“水果！”我们“太阳”号的船员用各种语言齐声高喊道。
“太阳”号还在继续朝前驶去，差点就要一头撞上那艘船的铁壳，我们着急地大叫起来，还狂乱地做着手势，那艘船吓得赶紧启动螺旋桨躲开了。要想把东西传送到“太阳”号上来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的草船如今不受控制，完全恣意妄为。大“海神”围着小“太阳神”绕了一大圈，从我们前方穿过，向海里扔下一袋东西，袋子系着橘黄色的救生带。但是大船的螺旋桨卷起阵阵白浪，把它卷走了，我们根本够不到。乔杰为了抵御“葡萄牙军舰”的攻击，早就穿上了橡皮衣。这时，他在身上系了一根长绳，然后潜入水中。我们把他拽上船后，发现那袋东西实在太令人难忘了：三十九只橘子、三十七只苹果、三个柠檬、四只柚子，还有一卷湿漉漉的美国杂志。我们挥手致意，并大声道谢。我们马上在前甲板摆上五彩缤纷的盛宴，周围都是海水，我们却有新鲜水果和水果沙拉吃，核儿给萨菲，籽儿给辛巴达，皆大欢喜。
我们在大西洋的中部过了几天美妙的日子。阿布杜拉在舷边筑起的堤坝，卡洛在船舱四周和船尾结成的一道道绳索，仍在岌岌可危地支撑着这艘草船。但从轰隆隆的海船上看过来，我们大概还算体面。我们在这艘船上都深深体会到了它的牢固程度和载重能力，简直不可思议。这是纸船吗？也许是的，航行中只有木头的部分被折断了。由此可见，纸莎草绝对是顶级的造船材料。不管是人类学家还是纸莎草专家，这些理论家都低估了它在水中的牢固程度。如果认为埃及古代壁画所绘的纸莎草船是原始的、落后的，那就跟我们犯了同样的错误。木筏和埃及的纸莎草船只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底部漏水后仍能漂浮在水面上。“太阳”号和“康提基”号都没有船壳，因此都是筏。但是，两者相比，“太阳”号就好比是汽车，而“康提基”号只是马车。是马都能拉动马车，但是要想开动汽车，你得有人指导，还得有驾驶执照。这两样东西，我们都没有。我们坐上了高级埃及“汽车”，可我们未曾料到它不同于一般的筏，它的设计如此复杂，必须懂得那些独创的操纵装置及原理，才能控制自如。它是用一流的造船材料制成的，但正如汽车一样，如果没有人指导你弄清各个部件的用法和用途，你在试验它们的功能时，就往往会把重要的零部件弄坏。我们就是在成功与失败中，学习如何驾驭这艘草船的。
7月4日那天，乔治把我摇醒，我看出他神色很紧张。原来，他觉得他隐约见到天际有几处地方海浪在喷涌。太阳升起时，海天之间有几条黑带，颇为吓人。其实，它们不过是散落的阵雨。不一会儿，雨点儿也开始打在我们的甲板和舱顶上了。雷声把大家都唤醒了，这还是我们出航后第一次遇上打雷。大家都趁着黎明的微光，用雨水洗去头发里和身上的盐巴。我们的罐子里有的是淡水，也就用不着去接雨水了。阵雨零零落落，下了整整三天。海浪被雨水一浇，安静了下来，不过，我们的草船也被浇透了。淋了三天雨之后，它泡得湿湿的，显得异常沉重。信风也变得时大时小，时有时无，似乎是与那雨帘嬉戏。“太阳”号像是在“蹑足”偷偷前进，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不会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吧？
现在我们有的是机会下水游泳，可以像鱼一样在水中观赏坚韧有力的纸莎草捆了。可是我们又遇上了密密麻麻的黑色沥青，它们和我们一样，也正漂往美洲。整整两天，我们都在它们中间航行，就好像一只苍蝇落到了油乎乎的药膏里一般。我们就在这片当年哥伦布经过的海域的中间，与那些黑色油块一起漂浮着。我们的手指碰到它们，马上就变黑了。有的油块上还黏着小贝壳。
几百只伸长脖子的藤壶和一只受了惊吓的小螃蟹都在“太阳”号的船肚上安了家。我们还不时可以看到一大群飞鱼游在草船前头。这些飞鱼都十分胆怯，不过，领头的小剌鲳则十分大胆，第一条是有斑纹的，第二条是有斑点的，竟敢在我们的身上咬一口，还把卡洛挂在舷外装干鱼的袋子咬破了好几个口子。
7月5日，埃及人乔治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彩虹。当天傍晚时分的日落也同样瑰丽。在我们的前方，仿佛有看不见的画笔，把足以画出一百条彩虹的颜料，都抹在了遥远天边的弧线上。诺曼坐在舱内，弯着腰，用尺子比画着柳条墙上挂着的地图。其余的人都躺在干草褥上，等着诺曼算出个结果。透过柳条舱壁的孔洞，我们看见绮丽的晚霞正在褪去，卡洛点起煤油灯，挂到桅杆的横档上去了。
“我们已经航行了两千一百五十海里，”诺曼最后说，“也就是说，我们的行程已经过半。从这儿到西印度群岛还有一千三百海里，比回萨菲的路程要近多了。”
“是船尾拖了我们的后腿，不然我们的速度还要快呢，”尤利说，“昨天我们只航行了四十海里。”
“是啊，船尾是让我们放慢了速度，但是最糟糕的是它还会让我们偏航，”诺曼说，“尽管我们一天都忙着用舵桨调整航线，今天一整天不是向北偏离主航线30度就是向南偏30度，误差达60度之多，我们肯定走了不少冤枉路。我刚才测量了直线距离，如果不是船尾捣乱，让我们走‘之’字形路线，恐怕我们现在已经靠岸了。”
“换了那些深知纸莎草船底细的人，肯定已经一帆风顺地渡过大西洋了。”乔治说。
草船平静地发出吱嘎声，我们的床后面，传来一阵轻柔的拍打声，就像是有人在帘子后面坐在浴盆里洗澡。
“我本以为越到海洋中心，浪头就越大，可事实恰好相反，”圣地亚哥喃喃地说道，“人类学家常说，古代的水手只要紧贴着海岸航行，就可以周游世界了，其实，那里才是最危险的地方呢。”
“沿海岸线及岛屿的周围，海浪和洋流因受到挤压，形成的旋涡和倒流变化多端，”我肯定他的说法，“事实上，越接近陆地，海浪就越容易变得狂暴。而在公海里，海面开阔，不易形成惊涛骇浪。暴风来临的时候，也是沿岸附近最危险的时候。”
圣地亚哥说：“人类学家和其他科学家一直为纸莎草船和木筏能否横渡大洋的问题争论不休，却从来没有得出过结论，这本身就是个错误。因为如果有人想通过实践来解答时，他们就会勃然大怒，认为这样的结论不够学术。”
这种情形，我和圣地亚哥已经司空见惯了。我是独立工作的，可以一笑置之，可是圣地亚哥却深受其苦，因为他是好不容易才被学校批准参加什么草船渡海的“非科学”活动的。要试验纸莎草的性能，在澡盆就足够了嘛。科学家应该在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室里工作，而不应该到大西洋上去当野人。
但我们已经来到海面上，胡子一大把，鼻子晒脱了皮，却得出了与书本完全不同的结论，与那些将纸莎草放在盛水的容器里进行研究的所谓专家得出的结果也大不相同。如果将制筏的木材放在实验室里的水槽里，一两个星期后它就沉到水底了。但如果你学印第安人，砍伐新鲜的树木，不剥树皮，放到海里，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发生：你可以在筏木上待上一百零一天，一直漂到波利尼西亚。而纸莎草专家也是将一小段纸莎草秆放在水箱里，这水是死水，结果它不仅很快失去了浮力，而且还会冒泡，最终腐烂。最多维持两个星期，书上这样写道。而现在已经过了七个星期，同样的纸莎草还载着我们，载着好几吨货物呢。为什么呢？因为专家用的是松散的纸莎草，是在澡盆里做实验用的；而我们用的是一艘完整的草船，航行于大海。从埃及到秘鲁的造船师都从经验中得知：纸莎草是通过断开的横截面的气孔吸水的，而它的外皮是密不透水的。因为他们在造船的时候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方法，就是把纸莎草断开的地方扎得紧紧的，尽量不渗水。纸莎草和草船完全是两码事，正如铁和铁船大有区别一样。
“只要绳子还捆着纸莎草，”阿布杜拉每天这样说，“我们就还能浮在水面上。如果绳子松了，纸莎草就会吸水。如果绳子断了，我们就会沉入大海。”
不到两个月，我们已经完全熟悉了自己的生活环境，甚至常常觉得我们也成了建造草船的那个时代的人，觉得他们也会像我们一样，在船上装满坛子、篮子、皮囊、绳索、腌制和风干的食物、果仁和蜂蜜。古时候和中世纪的水手，一定也曾有过同我们一样的心情。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没有什么稀奇的，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们觉得这些先辈似乎与我们血脉相连。他们和我们遇到同样的问题，享受同样的快乐，乘坐同样的金色草船，漂浮于海天之间。在草船上，我们都忘记了时间的存在；现在我们谁也不是科学家了，连自己都变成了科学实验中的数据，虽然这个实验就是由我们发起和进行的。慢慢地，时间概念越来越模糊，我们的祖先已来到我们面前，过去的几个世纪浓缩在一起，时间的原本面貌已不复存在。北欧海盗就在北大西洋的天际，哥伦布的船就跟在我们的后面。那些建造金字塔的人一下子成了乔治的祖父辈，至少他愈来愈为他的祖先而自豪，而原先他只把他们当做学校单调课程中的虚无飘渺的东西，与自己毫不相干。
“如果船尾还保得住，我很愿意继续坐这艘草船去游历一下巴拿马运河，或是横渡太平洋，”乔治开始做白日梦了，“如果我们这次实验不成功，我要再建一艘草船，重来一回。显而易见，我的祖先首先渡过了大西洋，至少是他们由西向东横渡大西洋的。”
“这并不显而易见啊，”我和圣地亚哥同他争辩道，这让乔治措手不及，“显而易见的只是，他们要是尝试了，就很可能做到了。纸莎草船非常适于航海。但是会造纸莎草船的不单是埃及人，古时候地中海沿岸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大西洋沿海的摩洛哥，都使用这种草船。”
“要是我们不想效仿埃及水手的话，我们为什么要模仿古埃及壁画上的东西呢？”
“因为只有埃及人有当年的插图，记录了草船结构的全部细节。这都多亏了法老的信仰和沙漠的气候，才使我们得知四五千年前的埃及社会风貌。”
我们有十六只木箱用来垫着睡觉，在其中的一个箱子里，装满了关于世界古老文明的书籍。在一本论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专著中，有一张在尼尼弗出土的一块石板的照片，石板上的浮雕刻着战时及和平时期在海上航行的纸莎草船。尼尼弗的废墟位于内陆，距底格里斯河的出海口将近五百英里，离腓尼基的港口比布罗斯比较近，约有一百多英里。美索不达米亚的石匠、士兵和商人，同地中海和波斯湾都有接触。这块出土于尼尼弗的石板，现存于大英博物馆，表明当时使用的草船分为两种类型。其中的一种，是按埃及的设计捆起来的，船头和船尾都向上翘起。这样的船共有七艘，上面载满了人，周围的海浪就代表大海，因为浮雕的中央是一只形象逼真的大螃蟹，四周还有许多鱼正在水里游着。另一种是更大些的草船，两排身着戎装的武士，正忙着把水手赶下水去，有的水手正往水里跳，有些已经在水里开始游了。还有几艘草船正从海战中撤退，船上留着胡子的水手正谦卑地对着太阳祈祷。海景是一道笔直的海岸，还有两座岛屿。岛上芦苇丛生，芦苇丛中藏着另外三条纸莎草船。远处岛屿旁，有许多弓箭手肩并肩跪在一条船上，准备战斗。而岸上和附近的岛屿却是一派田园风光：一群群男人和女人坐在两艘纸莎草船上，正在聊天，还做着手势，十分友善。
这浮雕很说明问题。譬如，公海上的草船和岸边的草船很相似。前者的船头和船尾都尖尖地翘着，正如古代埃及和秘鲁的船只。而岸边芦苇丛中的草船，船尾却又直又阔。它不能防御后面打来的海浪，但要是拖上岸，每天把它竖起来晾干，却十分合适，如今新旧大陆还残存着这种小型的芦苇船。
正是因为有这块尼尼弗出土的石板浮雕，以及古代埃及和秘鲁的墓葬艺术，我们才知道那种大型的与我们草船设计相同的载人纸莎草船，以及小的獠牙型草船，都是小亚细亚、北非和南美文明古国的共同文化特征。这些伟大的古代文明瓦解后，纸莎草船就从尼罗河流域消失了，然而尼尼弗浮雕描绘的那两种纸草船却一直沿袭至今，只是尺寸小了些。在如今的美索不达米亚、埃塞俄比亚、撒哈拉沙漠地区、科孚群岛、撒丁群岛、大西洋东岸的摩洛哥以及大西洋西岸的墨西哥和秘鲁，包括复活节岛，都可以见到这两种草船。以上这些地区可以分为两个界限分明的地理区域：地中海古文明地区和美洲古文明地区。如今，我们七个人，再加一只猴子和一只鸭子，就坐在用非洲产的纸莎草建造的草船上，已经接近美洲的水域了。我们不禁要问：东半球的终点在哪里？西半球的起点又在哪里？两大区域的分界线在哪里呢？陆上的交通工具被海洋隔开了，但水上的交通工具却无法隔开。我们可以在精致的海床上界限分界线，但是却无法界限船只行驶的海面。因为，几个星期以后，非洲海域的水跑到了美洲海域；同样地，几个小时以后，在非洲升起的太阳又再次在美洲升起。
人们发明航海技术已有几千年，像我们这样失去掌舵装置，坐在原始的船上任由直布罗陀以南的洋流摆布，难道是头一回吗？
埃及人乔治以前只对柔道和蛙人技术感兴趣，如今突然对古代世界有了极大的兴趣。难道就没有什么文字记载能够表明古埃及人曾移民到直布罗陀海峡以外吗？
是的，没有。但是他们几千年来的近邻，地中海东部的腓尼基人，倒是定期往返于直布罗陀内外，并沿着摩洛哥的海岸，曾一直航行到萨菲和朱比角以南的地区。西非沿海一带，经常发现刻有腓尼基铭文的陶瓷碎片和其他遗物，这些地方曾是腓尼基移民的定居点，有些地方比我们到过的地方还要往南一些。几年以前，科学界还不知道这些来自地中海东岸的最早的航海者，居然会在萨菲南部的一座名叫莫嘎多的平坦小岛上，建立起一个重要的侨民贸易集市。那里一直到摩洛哥以南的奥德奥罗沿海一带，都挖掘出了腓尼基的遗迹，包括当时用紫色软体动物生产染料的工厂。当代的考古学家认为，在加那利群岛的“关切”人中，腓尼基人也站稳了脚跟，并把这些群岛当做补给站，以便安全地通过朱比海角和博贾多尔角。由于发达的贸易需要，他们不得不航行到这些危险的海角以外，我们如今坐着草船也差点没走出这些地方。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访问埃及以后，曾留下文字记载，公元前600年左右的法老尼卓时代，埃及人曾派出一支腓尼基船队，环绕非洲航行。为了负责此次远征，显然一些法老自己的人也参与了此次远航，虽然史书明确记载当时所用的船只和水手都来自腓尼基。他们沿着红海南下，三年后经由直布罗陀海峡返回，其间曾两次登岸扎营种植粮食。他们报告说，在环绕非洲的航行中，太阳曾移向北方。一个多世纪以后，腓尼基人汉诺领导了一次有史书记载的伟大航行，目的在于开拓殖民地，以便同直布罗陀以外的地区通商。六十艘大帆船，每艘配有五十根桨，载着三万名来自各行各业的移民，驶入了大西洋。这支庞大的船队，经过了“永恒的太阳城”利克索斯的古代殖民地，并在摩洛哥沿海一带停泊六次，让移民上岸登陆。他们也沿着这危机四伏的海岸航行，但比我们走得更远。他们绕过朱比海角，经过塞内加尔的佛得角群岛，直达西非热带丛林河流的入海口。
据说，腓尼基人还上岸和西非的丛林部落进行陆上通商。他们利用努米底亚的商队，跨过非洲大陆，带回象牙、黄金、狮子和其它猛兽。从叙利亚和埃及，往西直至地中海各个岛屿和摩洛哥的大西洋沿海一带，所有的重要城市都设有古代竞技场，正需要这些凶恶的野兽来吸引观众。在公元前的几个世纪里，整个北非都密布着错综复杂的探险和通商路径。到处都是勇猛无畏的腓尼基人的身影。问题又来了，这些我们了解甚少的腓尼基人他们到底是谁？他们的祖先是谁？又是谁教会他们航海的？“腓尼基人”这一名词，是从罗马人那里沿袭应用至今的。这下可方便了，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在罗马时代以前的，从地中海内陆出航的人，都被称为“腓尼基人”。
在我们起航地点的南边，是一片荒芜的海滩。那里有一座防波堤，是用数以万计的巨石砌成的，至今还伸向暗礁，形成一座宏伟的港口。当年那些富有经验的海防建筑师，把这么多的巨石拖进海中，建成这样坚固耐久的防波堤，任凭大西洋的海浪冲刷了几千年，也没有能够把它推倒。那时，阿拉伯人和葡萄牙人还没有举帆来到西非海岸，那么，为什么要在这荒无人烟的沙滩上建造如此巨大的港口呢？又是谁建造的呢？
在摩洛哥的西北海岸，宽阔的卢库斯河流经这里的沙洲汇入大西洋，沙洲环绕着一座圆山，山上矗立着一座古代重镇的巨大废墟。它有记载之前的历史我们一无所知。好几吨的巨石，一块叠一块地垒成巨墙，从海上就能看得见。这些石块是切割下来的，经过打磨抛光堆砌起来，交接处精确到毫米。这种工艺特殊的巨石墙，在埃及、撒丁、墨西哥、秘鲁、复活节岛也有，而这些地方也正是使用纸莎草船的地区。同样也是在这里，而且只有在这里，就在古废墟底下的海边，摩洛哥的草船“玛地亚”沿用至今。这座巨石古城最早被称为“太阳城”。当初罗马人发现它的时候，它还不是如今被沙洲围绕着的山峦，而是卢库斯河口的一座岛屿。罗马人记下了他们远古时候稀奇古怪的传说，将这座城市命名为利克索斯─“永恒之城”，并且在废墟上建起了自己的庙宇。同寺庙底下的巨石墙相比，罗马人的建筑和柱廊简直小得可怜。他们的历史学家认为罗马英雄赫拉克勒斯的坟墓就在此地。罗马艺术家还以大西洋为背景，制作了一张细工镶嵌的海神像，头发和胡子上密密麻麻地夹着蟹爪。罗马人走后，又来了阿拉伯人，他们和周围平原上的土著居民融合在一起。他们把这片废墟称做“希米什”─即太阳城。在他们的传说中，统治这里的最后一代女王叫做“希米莎”，意思是“小太阳”。
只有少数几位考古学家，曾在这里试着挖掘，结果发现腓尼基人早在罗马人到来以前，就称它为“太阳城”了。可是，当初建造这座古城的究竟是谁呢？也许就是腓尼基人。如果是这样，腓尼基人的巨石建筑确实可与大西洋两岸的佼佼者相媲美。腓尼基人的家乡，就是如今的黎巴嫩，位于地中海东端，而“太阳城”不是地中海港口，而是真正的大西洋港口，在这里，强大的洋流一直向西经过加那利群岛往墨西哥方向奔去。这些巨石墙究竟有多少年历史了？没人知道。至少，腓尼基人、罗马人、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留下的碎石在墙根已经堆得有十五英尺高了。罗马人信奉赫拉克勒斯和海神，并不信奉太阳神，所以罗马人留下的废墟在最上面，并没有朝着太阳。而腓尼基人和他们的邻居埃及人，以及大多数早期的地中海文明一样，都崇拜太阳。
据罗马人说，“太阳城”“永恒之城”以及“赫拉克勒斯的最后安息地”，这些名称比北非的迦太基古城年代还要久远，但为什么把这些颂扬之词献给那遥远的大西洋上的巨石港呢？为什么要在这里建造“永恒之城”呢？这里离腓尼基人的小亚细亚，差不多和到印第安人的美洲一样远。要想同小亚细亚保持接触，古城的建造者必须精通航海术，绕过危险的北非海岸，而那里的水流和风向变幻莫测，根本不利于他们往返。如果他们从这里横穿大西洋，把自己的石工技艺传授给美国的印第安人，那样做要容易得多。他们也许得把桨收起来，像我们一样漂流就可以了。如果是腓尼基人建造了“太阳城”，那么船上除了水手以外，随行的一定还有牧师、建筑师和其他的全国精英代表，他们从地中海移民到了这里。精于航海的腓尼基人，首先是作为商人和古代文明的传播者而闻名的。如果住在这座大西洋城的真是腓尼基人，那么他们对于东半球的古金字塔简直了如指掌。无论是有梯级的还是没有梯级的，他们都很熟悉。我们之前提到过，腓尼基人曾应埃及人的邀请出航环绕非洲。而且，埋在埃及金字塔下的船用木材来自腓尼基，腓尼基的书本是用纸莎草做的纸张，腓尼基沿岸的峭壁上有三处留下了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和铭文。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两国都有密切的来往。实际上，由于现代学者不相信埃及的纸莎草船适于航海，他们认为埃及人是利用腓尼基人的船队向地中海诸岛进行征税的。腓尼基人懂得如何用石材建造，也知道如何利用烧红的土砖。他们最为了解的也许该是小亚细亚用砖砌成的金字塔，与埃及的金字塔不同，这些金字塔有可供攀登的阶梯，延至金字塔其中一面或是每个面的中部，然后到达塔顶的小庙。矗立于大西洋彼岸的美洲金字塔也是这种类型。这表明他们也同埃及有着密切的联系。
“可我们埃及人也出海航行过。”乔治争辩道。他是一个虔诚的科普特基督徒，他引用了《圣经》的有关章节。《旧约？以赛亚书》第十八章第二节记载说：埃及使者乘坐草船穿越海洋，去访问以赛亚的故乡。在詹姆士国王的新版《圣经》中还进一步指明草船是纸莎草做的。乔治还提醒我们，《旧约？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三节记载着摩西本人就曾被他母亲放在用沥青涂抹的纸莎草方舟里，漂浮在尼罗河上。在埃及的时候，乔治带我参观了尼罗河流域卢克苏尔城里的哈特谢普索特女王庙。庙里的壁画就描绘了她曾经派遣几艘大型木船沿红海南下，直达索马里兰德的“庞特”城，并带回各种商品，包括将异国的整棵大树移植于她的御花园。
乔治不知道，其实有些商人乘坐普通的纸莎草船，去过的地方比女王的木制豪华船队还遥远。埃及纸莎草抄本的管理专家埃拉托塞尼斯曾说过，有记载表明“船帆和绳索的结构完全与在尼罗河上航行的草船一样的纸莎草船”曾经远航至锡兰和印度的恒河口。埃拉托塞尼斯曾负责掌管位于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港的大型纸莎草图书馆，后来图书馆被烧毁，成千上万册独一无二的纸莎草抄本都毁于一旦。罗马的历史学家普利尼后来引用这位专家的话描述了锡兰的地理位置，说纸莎草船从恒河到锡兰，要花整整二十天时间，而“现代”的罗马船只需七天就够了。这随手一笔，却让我们计算出古时候的草船行驶的速度与我们的草船一样，当然，这是在船尾沉到水里成为减速器之前。因为衡量一下恒河与锡兰之间的距离，我们就可以根据埃拉托塞尼斯提供的这个信息算出，当年纸莎草船的航速平均为每二十四小时七十五海里，相当于三节多一点。
可是，印度洋并非大西洋。也许埃及人也曾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但是现存的资料并不能证明这一点。而腓尼基人则很熟悉我们启航的那一带海岸。他们必定也已逐渐了解到大洋流在那里的奥秘。
大西洋里的海水不断冲上来刷洗着我们的船尾，也把一些飞鱼甩到船面，还不停地推着我们的草船向前行。究竟是谁先驶入了这片海洋？我们躺在床上翻阅这些书籍，有时候把胡子也夹在了书页里，仿佛自己回到了几千年前的古代世界，成为了一名古代海员。虽然读的是这个时代我们自己的故事，却越发觉得谜团重重。我抬头看见那个墨西哥人正从羊皮囊往罐子里倒水；那个埃及人从我眼前晃过，身上的保险绳搭在肩膀上；而那只猴子则露出小脑袋去偷我的“校正仪”，那是我用来测定北极星的角度的。
“留着胡须的男人横跨大西洋往西漂去。”我在给墨西哥考古学院院长的信里这样写道。“留着胡须的男人”是对我们自己的戏称，也暗指最早建立墨西哥文明的奥尔梅克人。只有当诺曼从睡袋地下的箱子里取出他的无线电话机时，我才觉得古代从眼前消失了，恍惚间又回到了自己的现代化时代。这个土制的无线电装置是佛罗里达一个叫做迪克？厄尔宏的人做的。我们出航不久就与摩洛哥失去了联系，却突然听到一个声音通过麦克风在说：“LI2B，LI2B，这里是LA5KG，克里斯？鲍克利，在奥斯陆与你通话。”这以后，克里斯就在那个神奇的匣子里一直伴着我们渡过了大西洋。除了克里斯，还有他的同胞们也陪伴着我们：奥勒松代号为LA7RF的贾斯特、热那亚代号为I1KFB的弗兰克、纽约代号为WB2BEE的赫伯、列宁格勒代号为UA1KBW的亚历克斯，以及这个装置的创造者、佛罗里达代号为W4ETO的迪克，还有其他一些人。这要是让古时的人听了，准以为是阿拉丁神灯里的妖怪漂洋过海，钻进了我们的这个小匣子。通过这些无线电业余爱好者，我们都向家里报了平安。他们身边的墙上恰好也挂着一幅大西洋的地图，我们每走一程，他们也把我们的位置标在地图上。越过大西洋中部时，我们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和我们各自所属的七国首脑互相问候。东西方两个超级大国的元首，当日就发来了贺电。诺曼一合上他的“潘多拉魔盒”，我们就一下子又回到了古代，只听到水流汩汩和飞溅的声音，绳索还像以前一样呻吟着。我们的世界就只剩下了大海和飞鱼，或是在深不见底的海水里滑行的其它海洋生物，比如说，长着绿色背脊的动物。
留着胡须的男人，没想到这成了我们发出的最后一条诙谐消息。命运完全掌控着我们。我们的船尾拖在水中，这下倒方便了海浪拍打船舱的后壁，就像是在沙滩上。后甲板上的池子里有不少小鱼在游水，船舱和前甲板还装满了食物和货品。如果能躲开风暴，我们将在一两个星期内登陆美洲。可要是再遇上一次风暴，我们就完了。自打从摩洛哥出发，只有那艘非洲“海神”号海轮拍摄过“太阳”号扬帆前进的情景。我们得系着保险绳游出去才能看见“太阳”号的全貌。几个星期以来，大家互相见面看见的背景都是船的其中一部分，要能领略一下“太阳”号的全貌该有多好啊。乔治带着一个水下照相机游了出去，趁着被浪尖顶起来的功夫，拍下了“太阳”号破浪航行的情景，也就是其他人看到的我们的样子。
7月7日，“太阳”号依然十分美丽。金色的船头高高昂起，酒红色的船帆被后面吹来的东风鼓得满满的。可一旦遇上风暴，它就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漂亮了，那么之后制作这次远航的电影也拍不到纸莎草船在公海里航行的长镜头了。而卡洛拍好的片子很可能也会被损坏。因此，再次与意大利进行无线电联系时，我交代给我的妻子伊凤一个任务，就是找一位电影摄像师，乘坐小船从西印度群岛出发来与我们会合。我心里暗想，这也不失为一种安全措施，但是这个信息我没有向船上的同伴透露。万一大家遭遇不测，归根结底，该负责的人是我啊。
要那位摄影师捎点什么东西呢？大家都希望带一些水果，圣地亚哥要一盒巧克力，别的就没有了。我们的食物和水多得用不完，咸肉、火腿、香肠、蜂蜜、黄油、干果、果仁和埃及面包干，应有尽有。船面的前甲板和左舷堆满了食物，几乎没有立锥之地。
我们都变成胡子一大把的人了。只有尤利还天天站在船尾没膝的水中刮胡子。我们有的是红胡子，有的是黑胡子。就连阿布杜拉都在脑袋顶上留起了头发。黝黑的胳膊和雪白的胳膊并在一起，齐心协力拽着缆绳。一切都像是古时候，也没有什么新发明。古埃及的壁画上，就有黄头发的人和黑头发的人一起造纸莎草船的情景。就在我们建造“太阳”号的地方，齐奥普斯之子，法老齐夫仑把他的皇后埋在了他自己金字塔脚下的沙子里。在画像里，他的皇后一直都是金发碧眼。在开罗博物馆，陈列着许多法老的木乃伊，都是一头黑黑的直发。但其中一口玻璃棺中躺着的拉美西斯二世，却长着鹰钩鼻子，头发又黄又软。白皮肤黄头发的人不只在非洲北面的欧洲才有。早在维京人抵达斯堪的纳维亚之前，地中海一带，包括小亚细亚和北非，就已经有这种种族了。如果说这两个地区存在血缘上的传承关系，也只能是北边继承了南边的这个种族。因为法老齐夫仑将他金发碧眼的妻子埋葬在他父亲的雪松大船边上之后，过了三千年才开始了北欧海盗的时代。
留着胡子的白种人，在阿特拉斯山脉的土著中十分常见。在大西洋沿岸太阳城附近的平原上生活的柏柏尔人中，这种人种也很常见，至今还能见到他们的后裔。他们带着女人和羊群，从非洲大陆来到大西洋，在加那利群岛定居下来，成为“关切”人。
从墨西哥到秘鲁，许多关于古代美洲文化的传说中都有这样留着胡子的白种人，他们显然不是维京人，因为他们会造金字塔，还崇拜太阳神。在热带美洲地区，只要是有金字塔和巨石像的地方，就会有当地的土著居民告诉西班牙人，早就有留着胡子的白种人渡过大西洋来到此地，当然，这一地区如今已经成为远古时代的废墟。传说这些人与西班牙人长得很像，这些大胡子和土著印第安人混居在一起，教他们砌砖房、建城镇、修金字塔，还教他们在纸上和石头上写字。换言之，这些白皮肤大胡子同当地的土著已经打成一片，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并同他们一起开拓了本土文化。西班牙人利用这种传说征服了墨西哥和秘鲁，但是这些传说并不是西班牙人杜撰出来的。早在西班牙人来到前一千年，墨西哥和秘鲁的艺术家们就在陶像和石像作品中刻画了许多大胡子的形象。早在维京人扬帆大西洋以前，玛雅人就在一幅描绘海战的图画中，画上了留着金色长发的白种人，背景是墨西哥的大西洋沿岸某处。几十年前，一些美国考古学家在奇琴依查地区一座大金字塔里，发现了一间有柱子的密室，四壁绘满了色彩鲜艳的壁画。他们怕当地热带地区的湿润空气和蜂拥而至的游客将这些壁画毁于一旦，便仔细地临摹下来。壁画生动地描绘了一群赤身裸体的白种人，驾着头尾高高翘起的黄色小船，在海里受到袭击的情景。和尼尼弗的浮雕一样，画中的海里有一只大螃蟹，还有各种各样的海鱼和贝壳，水手们正从海上往陆地撤退，或是想要逃到海里去。白皮肤的水手上岸后遇到了头上插着羽毛的黑皮肤的武士，他们把白人反手绑起来，剥去了他们长着金色小卷的头皮，还把其中一个人放在祭台上。其余的白人在沉船后赤身跳入海中，长长的卷发和鲅鱼以及其它海鱼一起漂浮在海面上。有些白人被人拽着黄头发拖走了，根本无力反击，而有些白人却收拾好自己的行李，背着大包袱沿着海岸若无其事地离开了。
西班牙人来到美洲之前好几百年，通过这样重要金字塔里的一间圣室里的这些壁画，玛雅人想要告诉后人的是传说还是历史事件呢？没有人知道答案。临摹这些壁画的三位美国考古学家写下了这样的话：这些在金字塔里发现的黄头发白皮肤人的肖像“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人们都在推测他们究竟是什么人”。
我们在“太阳”号桨上不用推也不用划，“太阳”号就像传送带一样把我们送往墨西哥湾，可以想像，我们对上述黄头发白皮肤的人有了更多的猜想。我们从未妄想赶上古代职业航海家的航海技术。诺曼是我们惟一的水手，但是他以前从未见过纸莎草船。阿布杜拉见过纸莎草船，却从未见过大海。我们或许无法像古代水手那样，驾着绑着埃及缆索的纸莎草船，驶过锡兰附近变幻莫测的水域。我们或许也不能驾着腓尼基船航行于小亚细亚和黑奥德奥罗之间，这段航程要比从非洲到南美洲还要远，可是我们却可以效仿在非洲沿海遇上风暴，失去掌舵装置的那些古人。
天际垂着雨云，骤雨一阵阵袭来，浇在我们身上，草船湿得更透了。后半截船身的水平面虽然上升很慢，但可以看得出来水面已经向前延伸到右舷船面上了，那里的货物我们早就搬走了。右侧桅杆底部由于受到重压，已经开始积水，可见船舷右侧向水面倾侧得有多严重，纸莎草全都泡在水里了。而在下风的另一侧，我们得趴在舷边才能够到浪尖。
我们现在距离南美大陆已经很近了，开始有彼岸的鸟来拜访我们了。漂亮的热带鸟，拖着长长的尾羽，在桅顶上空飞过。一条鲨鱼从后面赶上了我们，向拖曳着的救生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卡洛发现后就大叫起来，我们听说有东西在攻击我们的救生带，就看到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我们之中有人从未见过鲨鱼，着实被吓了一跳。不一会儿，这条两码长的黑色庞然大物就游上前来，背鳍露出水面，随着波涛起伏，姿态十分壮观。它游到“太阳”号旁边时，又发起狂来，白肚皮朝上，尾巴一甩，就张口袭击水面下的船肚。它也许是在咬那些可口的藤壶。但不管咬什么，万一绳子被咬断了可就麻烦大了。凭着在“康提基”号上的经验，我把上身探到舷外，去抓鲨鱼的尾巴，虽然我知道它的尾巴摸起来就像砂纸一样。这时，我看到它背上有一条伤口，上面趴着两条较大的鲭鱼。我有两次都差点抓住了它的尾巴，但是左舷的舷墙还是太高，如不牢牢抓住，就很可能被拖到海里去。这时，魁梧的乔治一叉就戳进鲨鱼的身子。鲨鱼奋力挣扎，尾巴把海水打得泡沫横飞。乔治站在那里紧紧拽着鱼叉绳，但还是被挣断了，鲨鱼带着乔治仅剩的那把鱼叉，一头钻进海洋深处不见了。
我们又安安稳稳做起白日梦来，沉溺于古代的未解之谜。诺曼从小就是听着这样的教诲长大的：美洲本来是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后来他的祖先从欧洲带来了知识和文化。政客们都相信这一套，大部分教科书也是由孤立学派的人写的。他们说阿兹特克人、玛雅人和印加人的系谱上，只有来自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的原始野人。欧洲经由克里特岛和其他地中海岛屿吸收了小亚细亚和非洲的文明。而美洲却隔着宽阔的大西洋，在哥伦布到来之前，没有受到任何彼岸文化的熏陶。他们还说，美洲人的船只都太原始，只能沿岸行驶，根本不适于出海航行。但现在诺曼很想听听传播学派的观点，难道墨西哥和秘鲁的美洲印第安文化，不是完全不同于作为欧洲文明基石的地中海内陆的亚非文化吗？
二者之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我和圣地亚哥可以这样回答。对讲究细节的专家来说，不同的地方倒也有不少。但是如果是外行人，不是想研究陶瓷碎片有多厚，或者他们种棉花的动机，只想了解二者之间大致的共同特征，就不免要惊诧万分了。
在美洲中部，有一些丛林和沙漠部落以绝无仅有的高速度，在公元前的短短几个世纪里，就成功地创造了堪称当世之首的灿烂文明。美洲的其余土著居民，他们生活在热带以外的南北两端，那里的气候略微宜人一些，他们沿袭了祖先遗留下来的原始的部落生活状态，直到欧洲人出现。至于墨西哥和秘鲁的热带部落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从原始生活方式，一跃进入高度文明的，如今是无人知晓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美洲古代文明的突飞猛进发生在公元前，而又在小亚细亚文明达到顶峰并忙于派遣水手经由直布罗陀海峡，满载所需物品到非洲的大西洋沿海建立殖民重镇之后。
墨西哥的大西洋沿岸雨林丛生，秘鲁的太平洋沿岸却是一片沙丘，是什么促使这两个地区几乎同时发生了文明的巨变？太阳突然被尊崇为神。一边是莽莽丛林，淫雨霏霏，另一边是烈日当空，一片沙砾，可这都没关系，墨西哥和秘鲁的印第安原住民都突然开始建造有阶梯的金字塔，用以奉祀太阳。他们建造的金字塔结构相同，而且两地都由一位拥有无上权力的教王来统治，他自奉为圣，并自称是太阳的后裔，而非本族部落的后裔。教王的家庭实行埃及的兄妹通婚制，以保证血统的圣洁。教王下令禁止在图腾柱周围跳本部落的传统舞蹈，禁止供奉无形的神灵以及其他传统的超自然物。从此以后，太阳就成为研究和崇拜的惟一对象。无论在墨西哥湾，还是在秘鲁沙漠海岸，印第安人都不再用树枝和树叶搭棚为家，而开始烧制砖坯，其制造工艺与地中海地区，从美索不达米亚到摩洛哥沿用几千年的方法完全一致，都是用一种特殊的泥土，掺上水和麦秆，用长方形的木模来压制成形，然后取出晒干，就成了大小形状完全相同的砖坯。当他们的印第安邻人还在继续建造祖先流传下来的棚屋、树叶棚和木板屋的时候，墨西哥和秘鲁的太阳崇拜者已经住进了考究的砖房，其结构和旧大陆的一模一样，常常有好几层楼，屋顶有排水槽，而且一个挨一个地排开，慢慢就有了街道、下水道和导水沟渠，之后就形成了城市。
砖坯的发明或引进使得墨西哥和秘鲁的一些部落有能力建造太阳神殿，它们的废墟至今仍屹立在丛林或是沙漠中，宛如一座座山峰。同时，他们还开山取石，把巨石连接起来。这种石工技艺，也只有在地中海东端和埃及，直到摩洛哥的太阳城这样一个有限的区域内才能见到。墨西哥湾的奥尔梅克人就是如此。他们虽然木材丰富，而且会制造砖坯，但是仍不满足。他们突然开始长途跋涉，穿过沼泽和丛林，寻找适宜开采的岩石。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年，他们穿越丛林和沼泽，跨过六十英里的路程，将每块都重达二十五吨的巨石运到墨西哥湾附近，准备建造寺庙。而他们早已在那里用生产出来的砖坯，修建了一座面朝太阳的有阶梯的金字塔，高达一百零三英尺。试想一下，三千年前的欧洲，谁会想到要建造一座十层楼高的建筑，并急于付诸实施呢？当奥尔梅克人这么做的时候，埃及早已不用砖坯来建造这种朝向太阳的有阶梯的金字塔了。可是，在有“腓尼基后花园”之称的小亚细亚，人们仍在这种有阶梯的金字塔顶的神庙里供奉着太阳。正是这种类型的金字塔，而不是埃及吉萨型金字塔，同美洲奥尔梅克和印加的金字塔有着共同的基本特征。
墨西哥湾的丛林印第安人早在公元前就已经深知历法的奥秘。在极短的时间内，他们就积累了丰富的天文知识，而对于旧大陆来说，那是几千年的研究结果。古埃及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生活在广阔的平原或是沙漠，抬头就可以望见整个星空。腓尼基人继承了他们的文化遗产，得以航行至任何地区。生活在墨西哥海岸丛林里的印第安人，生活在枝繁叶茂的雨林里，只有偶尔用斧柄把树叶扒开，才能见到一线星空，他们又怎么能在天文知识方面与腓尼基人并驾齐驱，甚至领先呢？然而，他们的历法却比前来“发现”他们的西班牙人的历法还要精确。甚至今天世界通用的阳历，都不如墨西哥湾的玛雅人在哥伦布来到之前所使用的历法准确。他们的历法一年为365.2420天，每五千年少一天；而我们现今的历法，规定每年为365.2425天，每五千年就多出一天半。这样的历法知识得来不易，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此算来，玛雅人计算出来的一年时间要比我们现代的历法精确8.64秒。我们曾在帕伦圭见过的在雨中滴水的石头金字塔，是玛雅人早先的邻国人建造的，他们曾留下铭文注明81个月共有2392天，即每月29.53086天，对比每个月的真正时间长度，误差仅24秒。
玛雅人在天文学方面的基础知识，来自比他们更为古老的住在大西洋沿岸的奥尔梅克人，他们在公元前就已经在美丽的石碑上刻下了精确的日期和年代。而当时的欧洲根本还没有年表。公历的起点是公元1年1月1日，即耶稣诞生的日期。伊斯兰历法的起点，是我们历法的公元622年，即穆罕默德逃离麦加到达麦地那的日期。佛教的历法以释迦牟尼的诞生为起点，相当于公元前563年。古代玛雅历法则起始于公元前3113年8月12日。这个日子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如今谁也答不上来。有人认为这是印第安人信手拈来的，也有人认为这个日子发生了天体会合的天文现象，当时美洲还处于蒙昧状态。而埃及第一代法老的执政期在公元前3200至3100年间，恰好与玛雅历法的起始点十分吻合。但是，据我们所知，那时的美洲并没有什么文明可言。如果说丛林印第安人在一万五千年多年前就来到了墨西哥，但一直等到公元前几个世纪才突然产生了奥尔梅克的灿烂文明，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历法的起始点定于最为古老的文明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克里特开始繁荣兴旺之时呢？
如果玛雅人只是在自己的祖先还是野蛮人之时，而且，据我们所知，那时连奥尔梅克人都还没有开始观察星象，就随意确定了历法的起始点，那么，他们是如何继承了这精确到秒的历法的呢？我们无法回答。我们只知道玛雅历法始于公元前3113年8月12日，我们还知道墨西哥低地的玛雅人和高地的阿兹特克人，都有文字记载和口头传说，声称：有一个肤色白皙的大胡子，自称是太阳的后裔，带着一批圣贤之徒、天文学家、建筑家、祭司和乐师，曾在墨西哥湾登陆。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都把这个大胡子叫做“羽毛蛇”。我们不知道这个称呼是谁发明的。但是，一些埃及法老的王墓里和许多埃及纸莎草手卷上，也都画着一种有羽或是有翼的蛇，通常体形较大。大西洋两岸都把蛇和鸟的合体当做是神圣的象征，而猛禽、蛇和猫则被视为太阳或是太阳化身的象征，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墨西哥和秘鲁都是如此。正是在这些地方，教王的头饰和其他用具，都装饰着这三种动物的头像或是全身像。值得注意的还有鸟头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这些以象征派艺术手法描绘的鸟头人总是围绕着教王或是太阳神。在墨西哥也有鸟头人，在秘鲁则为数更多，形状同埃及图画中的一样，都是鸟头人身，常常协助教王所乘坐的新月形纸莎草船破浪前进。鸟头人又从秘鲁传到复活节岛，在画中也是常常同纸莎草船一同出现。然而，被尊为文明启蒙者的，并不是这些虚幻的鸟头人。被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冠以此殊荣的，是活生生的人。他们不同于印第安人的，只是蓄着的胡须和白皙的皮肤而已。他们并没有生翅膀，而是穿着大氅，登着便鞋，拄着木棍，穿过密林，步行而来。他们教会了当地土著如何写字、盖房子、织布，并把太阳尊为至高无上的神。他们还设立了学校，主要讲授国家的神圣历史。美洲最早的历史学家就按照他们讲的，从他们在墨西哥湾首次登陆开始，来到登上阿兹特克高地，然后下到玛雅人的半岛，再穿过热带森林，继续南行，跨过中美洲。整个庞大的印加帝国，从厄瓜多尔到秘鲁和玻利维亚，印第安人都流传着同样的传说：是乘坐纸莎草船来到这里的白人大胡子给他们带来了文明。为首的是教王康？提基？维拉库佳。他们起先住在的的喀喀湖的太阳岛上，后来坐着一队纸莎草船，在南岸登陆，并建造了太阳金字塔、巨石墙和巨人石像。至今还能在蒂亚华瓦纳科城的废墟中见到那些巨人石像。由于同一些好战的部落不和，他们最后经由秘鲁的库斯科取道北上，来到厄瓜多尔在赤道线上的港口曼塔，并在这里转而向西出航，像“水上的泡沫”一样消失在太平洋上。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得了个绰号“维拉库佳”，意思是“海上的泡沫”，后来也用来指西班牙人和其他所有的白人。
我们倒不一定要相信这些传说，尽管它们非常详细而且前后呼应，但是有一个与这些传说相类似的事实却更引人注目：黑头发不蓄胡子的印第安人在雕刻和绘画中的确描绘了金发浓髯且皮肤白皙的人，就与我们在埃及古墓以及摩洛哥和加那利群岛的历史插图中所看到的一样。我们相信墨西哥人精通石工技艺和天文学，因为它们的废墟是无法抹杀的，但我们往往不相信他们的历史传说，因为这涉及异教，而且我们只相信文字材料，这里说的是欧洲人写的文字资料。但我们忘了，墨西哥古代文明有自己的文字资料，他们在纸上、木头上、黏土上、石块上都留下了文字。我们还忘了，他们甚至还为自己的象形文字的记载加上了逼真的图像。奥尔梅克人为了给后人留下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种族的石像，不惜把自己刻画得极为野蛮，而这些石像上刻的日期是在公元前。
虽然他们的肖像画每个细节都非常逼真、写实，但奇怪的是，他们从来不雕刻自己的形象。在他们的肖像中，有一种类型显然是黑人，圆脸厚唇，短短的鼻子又扁又宽。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娃娃脸”。另一种类型则轮廓鲜明，鹰钩鼻子，薄嘴唇，留着小胡子或是山羊胡，亦或是长须飘飘。考古学家把这种类型戏称为“山姆大叔”。“山姆大叔”一般都戴着威严的头饰，足登便鞋，穿着很长的大氅，拄着一根漫游用的木棍。这样的装束很像闪米特人，而这样的肖像，从奥尔梅克地区向南，在传说中白人足迹所至之处，随处都能见到。当代的一些宗教派别，常常以此为例，证明它们所信奉的“失踪的以色列部落”或是神圣“摩门经”并非诳语。秘鲁的的喀喀湖北岸，矗立着康？提基？维拉库佳的精美雕像，以纪念他为美洲带来了文明。后来的西班牙人将他误以为是圣？巴塞洛缪，就以他的名义建了一所修道院，后来才发现是弄错了，就把那座业已年代久远的雕像，连同那文明开荒者十英寸长的石须，砸了个粉碎。
奥尔梅克人把“山姆大叔”雕刻成和平的旅行者的模样，而把“娃娃脸”刻成好战、原始的样子，通常都跳着奇形怪状的舞蹈，弓背弯腰，甚至雕一个圆滚滚的脑袋，平躺在地上，但雕像却十分巨大，重达二十五吨左右。那么，“山姆大叔”和“娃娃脸”究竟都是什么人？他们谁才是奥尔梅克人？两者都不是。正因为我们不知道“山姆大叔”和“娃娃脸”都是什么人，所以我们杜撰了“奥尔梅克”这个名字。
奥尔梅克人会写字。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都是从他们那里学会写字的，但他们的象形文字有很大的差别。因此，虽然同是墨西哥民族，但文字互不相通。学会写字并不难，可要发明文字就很难了。因为这要求文字的创造者将有声的言辞变为无声的符号，以便保存下来。接下来再想出各种记号、字母、楔形文字或是象形文字，还比较容易一些。在地中海地区，各种文化互相借鉴文字的发明。地处墨西哥湾丛林沿海一带的奥尔梅克人是自己发明文字的吗？孤立学派认为是的，他们争辩说，奥尔梅克的象形文字与埃及或是苏美尔的文字都不相同。可是，我们怎么能指望旧大陆的文字传到墨西哥后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呢？比如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尽管在文化方面的关系极为密切，但文字却各不相通。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完全不同于埃及人的象形文字，但我们知道这两种文化几千年来都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纸的发明，并不是在发明文字后自然而然产生的。可是，墨西哥土著也制作专供书写的纸。这种纸并不是像我们那样用木浆制造的，而是用古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加工纸莎草的工艺来制造的。他们造纸的原料是纸莎草、木槿皮和其他纤维质植物。先拍打，浸泡材料，清除漂在水面上的废渣，然后用特殊的棍棒把它捶成十字交叉的几个薄层。这种造纸工艺非常复杂，开罗纸莎草研究所试验了好几年，直到最近一个名叫哈桑？拉干的人才成功地复制出了这种古老的纸莎草纸制作工艺。可是，墨西哥印第安人早在西班牙人到来以前，就已经完全掌握了这种工艺。不但如此，他们还像古代腓尼基人那样忙着生产书籍。他们的书籍并不像欧洲那样切成一页一页的，而是摺在一起，可以拉开，成为又长又宽的一张纸，同古时候的纸莎草卷轴差不多。他们的教科书是用象形文字写成的，还附了许多彩色的线条图，也同埃及的纸莎草卷轴很相像。其中还记载着大胡子的故事，既有文字，又有插图。
当南方和北方的印第安人直到欧洲人到来还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时，从墨西哥到秘鲁这一狭长地带上的丛林和沙漠印第安人，却像地中海的航海家一样，开始寻找起矿藏来，并开采出金、银、铜、锡。不仅如此，他们还把铜和锡制成合金，造出青铜工具，正如大西洋彼岸的古代文明民族做的那样。珠宝匠从墨西哥出发，通过巴拿马地峡，一路来到秘鲁，用黄金和白银制造出精致的胸针、饰针、戒指和铃铛，镶上宝石，精美绝伦，在旧大陆也只有珠宝艺人中的佼佼者才能与之匹敌。但他们的精湛手艺却反而给他们招来了不幸。对于步哥伦布后尘到来的贪婪的西班牙征服者来说，墨西哥、中美和秘鲁的金银财宝，远比美洲其他各地印第安部落的石器和骨制品更具诱惑力。这些粗糙的石器和骨制品最终还是由现代的民族学家收集起来的。
正是这些墨西哥和秘鲁的印第安人突然开始雕刻巨石，制造砖坯，开采金属，造纸，探索历法的奥秘，记述本族的传统。也是他们在两种无用的棉花品种的基础上，培育出一种纤维很长的优良品种，可以用来纺纱。然后，这些印第安人开始和旧大陆人那样，大面积地种植棉花，对收获的棉花进行梳理纺织。他们把长长的棉纱染上耐久的颜色，并像古代地中海地区的人那样，支起横向和纵向两种织布机进行纺织。在此基础上，再织成挂毯，其质地之精良，做工之细致，堪称世间无与伦比。
在陶器未发明以前，早期的北非人就开始栽培葫芦，把它掏空，然后在火上烤干，做成贮水的容器。这种植物因此变得非常重要，而且广为传播，时至今日，从埃塞俄比亚到乍得的纸莎草船建造者还在用它贮水。不知怎的，这种好用的非洲植物落到了墨西哥和秘鲁古代民族的手里，同样是用来贮水。在西班牙人到来之时，居然成为最重要的栽培植物之一。要是在大洋中漂流，葫芦准会被鲨鱼和其它动物吃掉；或是在彼岸的印第安人看到它并明白它的用途以前，必定早就腐烂了。因此，十之八九，葫芦是由船载来的。
来自非洲的葫芦是一种绝佳的容器，可是，那些种植棉花的印第安人还不满足。他们还学会了古代地中海地区的陶瓷工艺。凭着专业技术，他们找到陶土，掺上适量的沙子，用模子成型，涂上颜色，在火上烤干，制成容器。他们造出了带各式把手的坛坛罐罐、盘子、有脚的和无脚的花瓶、带嘴儿的壶、手纺车、笛子和塑像，其形状和特点都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十分相似。有一种陶壁很薄的罐子，制成后是各种动物的形象，背上有个孔，先要做两截模子，才能制作出来。可是就连这样独特的陶器，居然在大西洋两岸都有出产。至于那些扁平的或圆柱形的印章，可以用来加压盖戳或滚印花饰，相似情况也是如此。或许最不平常的是一种小瓷狗，四脚都装着轮子滚动，与现代的儿童玩具差不多，曾在公元1000年前的奥尔梅克古墓中出土，但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古墓中也有出土。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孤立学派的主要论据之一，就是美洲在哥伦布到来之前没有旧大陆使用的轮子。如今看来，恰恰相反，他们曾使用过轮子，至少最初墨西哥文明的奠基者就用过。我们不能肯定的倒是，除了瓷轮以外，印第安人还有没有其他的轮子。在墨西哥的丛林中，已经发现了在哥伦布时代以前铺好的路，这很可能是用做车轮运输的。因为没有铁器，又不可能制造大的瓷轮，奥尔梅克人恐怕只有木轮。而奥尔梅克时代的木轮显然不能保存下来，因为木头很快就会腐烂。至于车轮为什么在美洲失传而不付诸应用，这是另一回事；至少在当地文明开端之初就已有了车轮。也许是因为墨西哥丛林茂密，地面又泥泞不堪，又没有驴也没有马，车轮也就用不上了。
当然，马是很难用草船运到美洲来的，可狗却不成问题。在地中海区域，狗是人类最早的伙伴，跟着人们到处去。奥尔梅克人也有狗，那种带轮子的小瓷狗便是例证。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也继续养狗，对此他们的艺术作品和西班牙人早期的记述都可证明。在印加时期以前的秘鲁，人们还把狗做成木乃伊，随其主人葬于沙漠古墓中。他们至少养过两种狗，但都不是美洲野狗的后裔，与其他印第安人从西伯利亚带来的爱斯基摩狗也不相似，却与古埃及的狗颇为相像。而古埃及把狗和鸟制成木乃伊的工艺和习俗，也与古代秘鲁相同，已成为他们文化的一部分。
热带丛林的气候使得人、兽的木乃伊都无法保存。但是，我们知道古代美洲的太阳崇拜者确实将重要人物在死后制成了木乃伊，以期他获得永生，因为好几百个精心制作的木乃伊就在秘鲁的沙漠古墓里保存着。墓中的殉葬品表明了墓主的高贵身份。有几个秘鲁木乃伊长着一头浓密的黑色直发，很像现代的印第安人，但同一个古墓中其余一些木乃伊的头发却微带红色，甚至色泽金黄，呈波浪卷状，十分柔软。而且他们高挑魁梧的身材也与如今的秘鲁印第安人截然不同，因为他们如今是世界上最矮的人种之一。把尸体的内脏取走，塞上棉花，用特殊的制剂磨擦尸身，然后缝好，缠上裹尸布，最后带上面罩：前印加时代制作木乃伊的传统方式，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与埃及的如出一辙。在帕仓圭的金字塔里，身材高大的教王，满满当当地躺在石棺中，周围都是饰品，他脸上也带着面具，棺上压着一块五吨重的石盖。他身上曾经裹着一块红布，如今它的碎片还残留在骨骼上。然而，在墨西哥的雨林气候中，任何防腐的技艺都保不住他的遗骸了。
墨西哥教王的尸身裹的是红布，而且他的石棺内部也涂成朱红，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在墨西哥和秘鲁，红色被视为是神圣的，非常受人喜爱，在腓尼基人中也是如此。秘鲁曾特地派人坐上巨大的轻木筏和纸莎草船，沿岸北上，专门去收集红色的软体动物。这正如腓尼基人派人沿着非洲的大西洋沿岸区收集紫色的软体动物，以便从中提炼一种红色染料一样，因为国内对这种染料的需求非常旺盛，腓尼基人甚至为此在大西洋沿岸专门开辟了殖民地。
墨西哥和秘鲁的印第安人有许多习俗，是其他地区的印第安人所没有的。其中有些习俗颇为奇怪且骇人听闻。他们开始为男婴施行割礼，这是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宗教习俗。他们规定：凡是没有红色胡子的高级祭司，都要戴上假胡子，这也是典型的埃及习俗。天上那么多星星可供选择，他们偏偏选中昴宿星团，以昴宿星团第一次出现的日子作为他们农业年度的起始之日，这也是地中海东部地区某些民族的习俗。墨西哥的外科医生，尤其是秘鲁的外科医生，还施行钻颅手术，其中一部分是巫医术，还有一些却真的是治疗颅部骨折。在西班牙人来到美洲的时候，施行这种复杂手术的地区也是极少的，仅限于从美索不达米亚到摩洛哥这一狭窄的地中海区域。奇怪的是，加那利群岛的“关切”人也施行这种手术。
虽然地中海和墨西哥湾相隔如此遥远，但是这两个地区的日常生活细节，却并无多大的不同。两地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结构，大体上都属于从教王直到奴隶和阉人的等级森严的专制制度，家庭事务方面也只有细微的差别。墨西哥和秘鲁的农夫开辟了梯田，挖好了水渠，实行了人工灌溉，并以牲畜的粪便做农肥，与地中海地区的农夫完全一样。甚至孤立学派也曾指出细节的惊人相似之处：二者所用的锄头、镰刀、斧子和篮子也一模一样。两地的渔民所用的渔网、坠子、浮子和捕鱼夹子、鱼钩、鱼饵、鱼线也是大致相同。他们用的纸莎草船也相同。两地的乐师都有底部蒙皮的鼓、各式各样的号、带吹口的喇叭、各种笛子(包括排箫)、单簧管和各式铃铛。孤立学派自己指出了两地在军事方面的雷同之处：军队的结构和组织、野地军用帐篷的使用方法、士兵盾牌上涂抹番号标志的传统，以及他们的投石器。这种投石器是地中海内陆勇士的典型特征，本不为跨过白令海峡来到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所知，后来却出现在前印加文化地区，并成为当地的重要武器之一。传播学派和孤立学派都强调，他们的缠腰带、男人的大氅、女人的带束腰和肩针的外衣、便鞋的隐蔽或是交叉鞋带等，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此外，相似的还有个人的饰品、金属镜子、镊子、梳子、图腾崇拜用具、扇子、阳伞、为贵宾备座的乘轿、木制头枕，以及一模一样的秤杆和秤盘刻度，加上掷骰子游戏、高跷和陀螺，而且一系列图案和样式的设计都一一吻合。总而言之，小亚细亚和埃及所创造的文明，与西班牙人在几千年后所发现的美洲文明相差无几，而欧洲人在这种文明创造之时仍处于蛮荒状态。他们带着十字图案从小亚细亚而来，给大洋彼岸崇拜太阳的印第安人带来了一种新的宗教。
在我们沉思和讨论所有这一切时，大西洋流一直推着我们的草船朝热带美洲大陆慢慢靠近。也许，我们所坐的草船才是最相似的东西哩。可是，船尾越来越往水下沉，那是我们惟一致命的环节，就如阿喀琉斯之踵。当初，中非的造船匠原本就不愿意把我们的船尾造得高高翘起。他们不像古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从来没这么干过，也不知道该怎么干。而秘鲁的印第安人却是这样干的。打从秘鲁最早的陶器工匠开始制作这种新月形纸莎草船的模型起，这种造船工艺就代代相传下来了。如今，全世界惟有南美的的喀喀湖地区还在使用挂帆的纸莎草船，而且，奇怪的是，这个地区的船帆全都挂在两脚分立的奇特桅杆上，正是古埃及船的式样。如今，也只有的的喀喀湖地区还在建造真正结实紧密的纸莎草船，它高高竖起，两头尖尖地翘着，捆绑的绳子从船面兜到船底，用的是一整条绳，与埃及古墓壁画中所描绘的一模一样。而我们乍得来的朋友则是把纸莎草捆成许多小束，再将这些纸莎草束一层一层地捆在一起，所用的绳子都是一段一段的，像链条似的连在一起。这古老的文明只是在地中海沿岸直至摩洛哥地区建立了殖民地，并没有穿越大陆深入到乍得地区，只有商队自此经过。如今，我才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被地图误导了。我把乍得的朋友带来造船，是因为在东半球找不到比他们更好的造船工匠。但如果大西洋两岸的文化渊源相同的话，那么生活在最重要也是最古老的前印加文化中心的的的喀喀湖的印第安人，可能比原在非洲内陆的布杜马部落更直接地从地中海继承了这种造船工艺。我记得孤立学派曾经声称：地中海内陆和秘鲁之间的距离，在古代是根本无法逾越的。难道我也被这种独断的结论所迷惑了吗？西班牙人弗朗西斯？皮萨罗没有飞机，也没有公路或是铁路，却穿过大洋和丛林，带领着再普通不过的队员，从地中海来到了秘鲁。这些事实都被我们遗忘了吗？西班牙人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在墨西哥到秘鲁的区域内建起了殖民地；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在他们之前已经有人取道巴拿马地峡，从海路轻而易举地来到了秘鲁。孤立学派的一大教训就是历史的重演。西班牙人当时首先发现了墨西哥湾的一些岛屿，而他们并没有急于在那里定居，而是等到他们来到秘鲁和墨西哥才开始大肆建立殖民地。而我们来自不同国家的七个人乘坐一艘纸莎草船来到那里也证明了，人类不论国籍，都有共通之处。然而，我们没有料到这种共通之处自古就有，可以回溯到古埃及人写情歌、亚述人改进战车、腓尼基人创下我们今天的文字或是扬帆来到西非探宝之时。
7月的第一个星期刚过，我们开始深深感到不安。我盼着摄影师早些出发，能在这些天一直伴着我们的阵雨转成真正的暴风雨之前及时赶到。我们如今驶入的区域已开始进入飓风季节。其他人都神色自若，毫不在意。
7月8日这天，风力开始加大，海面波涛汹涌澎湃，似乎远处已经迎来了暴风雨。巨浪轰击着我们可怜的船尾，舱后的船桥原本架得高高的，这下也头一回遭到了浪头的冲击。我们度过了艰辛的一夜。漆黑的夜里，狂风怒号，海浪轰隆隆地冲过来，汩汩而过，飞溅得到处都是，接着又咆哮而至。我们身下的木箱也在舱里上下浮动，互相碰撞，我们也跟着颠簸起来。睡在船舱右舷后部的人不得不把身下箱子里的随身物品全都拿出来，因为木箱里已经进了半箱水。他们把东西都转移到其他渗水较少的箱子里。尽管船舱已经蒙上了厚帆布，但是，每隔几秒，海浪就会冲刷一次船舱后壁，柳条墙也跟着震动一下，海水还是从四面八方渗透进来，只要是脑袋不挨浇，就算是我们的运气了。慢慢地，我们全都对头顶一刻不停的有节奏的轰隆声习以为常了，只是圣地亚哥非要吃安眠药不可。不过，偶尔会有一阵更为凶猛的轰隆声传来，我们就马上全都跳出睡袋，这是在风中挣扎着的船帆又在甩打桅杆，我们不得不又同这庞然大物搏斗一番。其实，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根本看不清楚。圣地亚哥的坛子和卡洛密密麻麻的绳索弄得我们跌跌撞撞。第二天清早约6点钟，我站在船桥上，紧握着一根舵桨，等着右舷方向吹来的强风，另一根舵桨已经绑在船上固定不动。这时，海浪突然从我四周汹涌起来，吞噬了周围的一切。有一股水在黑夜中闪闪发光，慢慢地淹到了我的腰部。悄无声息地，我眼前的舱顶就被海水淹没了。霎那间，“太阳”号猛烈地振动起来，接着，在风中一下子倾侧下去。我若不是一把抓住舵柄，差一点就沿着斜坡掉进海里。我以为，那沉重的双脚桅杆随时都可能将桅杆底座下的船身撕开，整个塌陷掉入海里。但是，我们的“太阳”号虽然摇摇晃晃的，却只是侧倒身子，将船上的水都倒出来之后，又拨正了船身。不过，船身也并未完全摆正，右舷的桅脚深深陷入了纸莎草捆里，船舱也歪向了右舷。从那以后，舵手站在歪斜的船桥上时，不得不弯着右膝，才能保持直立的姿势。
现在那船尾斜斜地伸进海里，犹如一个海滩。若要在这里洗澡，就得在身上系上保险绳，否则就会被冲下海去。海浪已经推进到船舱两侧，在船舱下风的一侧以及后侧舱门外，我们用空篮子和绳子编成一道屏障，再用“太阳”号上多余的船帆布盖上。这些帆布直到这会儿才派上用场。死去的飞鱼到处都是。尽管那船尾发挥着强大的减速作用，而且我们因为无法掌舵，一直沿着一条锯齿形的航线前进，但风力强劲，竟把我们朝着美洲的方向推进了六十三海里，只比馆藏家埃拉托塞尼斯告诉我们的古代纸莎草船每日的平均航程少了十至十二海里。来自巴西或圭亚那的白尾热带鸟又一次拜访了我们。现在巴西和圭亚那就在我们的正南和西南方向。大家的情绪都十分高昂。诺曼已经通过无线电同奥斯陆的克里斯取得了联系。克里斯告诉我们：他正帮助伊凤在纽约找摄影师，一旦摄影师备好行装，就从西印度群岛雇船出发。
7月9日，我们发现海水已经开始冲刷舱顶，而且涌进了一个装着二百磅咸肉的木桶，桶里的肉很快就臭了。正当我们进行晨间检查的时候，乔治神色不安地前来报告一件比这更糟糕百倍的事：船舱的底部由于受海浪的猛击而前后移动，已经把固定右舷的绳索全部磨断了。乔治吓得脸色发白，几乎说不出话来。我和阿布杜拉猛地一步就跳到了船的另一侧。我们眼前的一幕让我永生难忘。草船在这里已经沿着长轴裂成了两半。右舷的整个草捆原本支撑着桅杆的其中一脚，现在除了头尾还与“太阳”号船身相连外，其余部分已与主体完全脱离，一张一合。每当海浪把这一大捆纸莎草顶开时，我们一眼就看到了清澈湛蓝的海水深处。从草船裂缝看到的就是大西洋啊，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得如此清楚、如此透彻。要不是阿布杜拉皮肤黝黑，他也早就脸色苍白了。他保持了斯多葛学派的平静，嗓音也一丝都没有颤抖，镇定地说道：我们完了。绳子被磨断了，绳链已经断开，绳索的各个环节也会一个接一个松脱。只要一两个小时，纸莎草捆就会完全散开。
阿布杜拉？阿布杜拉已经放弃了吗？有一会儿，我和乔治也都愣在原地，动弹不得，只是瞪着脚下一张一合的大裂口，再瞧瞧绑得紧紧的桅顶。看来是这两脚分立草船两侧的桅杆将这两半船身拢在了一起，要不然，那些绳索早就断了。这时，诺曼突然出现在我们身边，瞪大眼睛，宛如一头蓄势待发的猛虎：
“不要放弃啊，伙计们！”他咬紧牙关说道。
于是我们都行动起来。卡洛和圣地亚哥拖出一圈圈绳索，取出其中最粗的，比画着长短把它们砍成小段。乔治拿着绳索的一端跳入海中，在船底水下来回穿梭。我和诺曼爬遍全船，检查那些被磨断的绳子，估摸着这艘船还能撑多久。纸莎草开始浮现在船的尾波里，或是单根的，或是成束的。阿布杜拉抡起大锤，把一根大针敲进船身。这根针其实是一根又长又细的铁钉，一端有一个针眼，能穿过一根四分之一英寸粗的绳子。我们打算用这根针把这条“草船”缝合起来。尤利独自负责对付舵桨，一连几个小时都没休息。乔治拿着我们最粗的绳索，先在船底作交叉状来回游了四次，我们像给木桶上箍一样用这四股绳子将船面拢紧，希望能合拢船身，否则双脚桅的桅顶就要裂开了。乔治接着又游到船底，找到阿布杜拉敲下去的“缝针”。乔治在水下必须先将针眼里的绳子拽出来，然后等阿布杜拉在另一个地方再将“缝针”敲下去，把绳子穿过针眼。这样，总算把这致命的裂缝大致补上了。但右舷的纸莎草还是少了许多，因而草船向右倾斜得更厉害了，桅杆也歪了。不过，“太阳”号仍在疾驰，乔治必须绑上保险索才能不被甩掉。直到我们最后一次把他拽上船来，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我们真怕他的脑袋被大铁钉扎到。
卡洛因为伙食不好觉得很过意不去，因为海水经常冲进做饭的地方把火浇灭。黄昏时分，我们发现船上一只很大的柳条箱出现在船后的尾波里荡漾着，也不知道里面都装了些什么。天黑以前，我们检查了一下重新缝上的纸莎草捆，针脚跨过了右舷一侧，我们用来缝补的细绳正在不祥地扭动着。细绳不堪重负没入水中，这样一来，我们走过这里时都必须过齐腰的水。夜幕降临了，我最后瞥见的是阿布杜拉的两个白眼球，就在舱门里面的一个角落里，上下忽闪忽闪的。诺曼收到一份电报，说伊凤租的船可能在四五天内同我们相遇。
7月10日，我们在日出时分睡眼惺忪地醒过来。我们每个人都分别睡在两个箱子上面，可是我们身下的箱子整夜都在上下左右地挪动，而且还与“太阳”号的动向不合拍。诺曼在他那两只骚动的箱子上实在无法保持平衡，干脆就躺在我们的腿上过了一夜。我们醒来首先想到的就是把昨天拢住船身的四股绳子再捆紧一些。此外，我们又在桅脚的地方加了一道绳子，以免两条桅脚裂开。我们拿着那根长针敲来敲去，一整天都在忙着修补这条草船。
这一天，诺曼收到无线电报，说是两位美国摄影师已经在马提尼克岛上等候，而一艘名叫“谢南多亚”的摩托快艇已经出发去该岛接他们上船。但是意大利的电视台竟然报道说，我们在草船上已经无计可施，早已坐上橡皮救生筏了。我们觉得既讽刺又滑稽，都想起了当时把它切成碎片的情景，可谁也不觉得惋惜。即使它现在完好无损，我们也不会转移到橡皮救生筏上去的，我们还有足够的纸莎草，完全可以继续漂浮下去。巨浪一个接一个朝我们劈头打来，卡洛大叫一声，原来他最好用的那把长柄平底锅被冲到海里去了。这时，乔治拿着一个还在滴水的红色东西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说是他在齐膝深的水里找到的。
“有没有用？没用的话，我就扔到海里去啦。”
原来是一个小型灭火器。那时右舷是禁止吸烟的，当时它就挂在那里。这个东西被扔到海里时，大家哈哈大笑起来。萨菲吊在帆缆上，眼瞅着这个灭火器沉入大海，连她也龇着牙齿，发出低吼，像是要表明她也明白了这个笑话。
7月11日，海面开始平静下来，波涛的起伏也平缓下来。可是浪花还是从船尾冲进来，洗刷了一大片船面，甚至还淹没了右舷的横梁。我在夜间值班时，几个星座和北极星多少天来第一次露出云层，我用“校正仪”一测，立刻找出了我们所在的位置为北纬15度。
午夜时分，几道巨浪越过没入水中的右舷横梁，一下冲过了柳条舱壁，这股力量将诺曼身下一直睡着的一只木箱打成了碎片。这只箱子早被腾空了，如今只剩下几块破板在舱里的水面上漂来漂去。草船修补的地方不时发出一种特别刺耳的声音。结果，那晚又来了一个浪头，将萨菲睡觉的小箱子打坏，但谁也没听见萨菲的呼救声。她和诺曼箱子的碎片一起漂浮在水上。她被堵在自己的箱子里面出不来，后来她居然打开箱盖，钻了出来。她湿淋淋地坐在圣地亚哥脸旁，尖叫着想钻进他温暖的睡袋里，把圣地亚哥弄醒了。
7月12日，又有飞鸟从海岸飞来拜访我们。我们通过无线电得知，那艘快艇要耽误几天，因为在到达马提尼克岛之后，有两名船员弃船离职逃走了。那天出乎意料的事情，是在南边的天际出现一艘破旧不堪的船，侧着向我们驶来。起初，我们以为是冒险家乘坐的一艘自造船，后来发现那是一艘修补起来的渔船。上面写了许多汉字，船上挂满了鱼干，船员们站在栏杆旁边静静地注视着我们，这艘“NoiYoungYou”就这样晃晃悠悠地和我们擦身而过。我们站在各自的船上，都同情地、沮丧地注视着彼此，还互相拍了照。这些中国人淡漠地向我们挥挥手，似乎觉得我们颇为可怜。毫无疑问，他们以为“太阳”号是一艘本地的“江嘎达”，也就是原始的轻木筏，是从巴西沿岸出海打鱼的。而且，他们显然为我们到今天还在使用这堆破得不成样子的东西而感到震惊。那艘渔船离去的时候，在“太阳”号的后甲板上激起了层层细浪。又只剩下我们自己在海上漂流着。天又下起了雨，风也刮了起来，海浪也随之而起。转眼间，海浪和瓢泼大雨又连成了一片。
夜幕降临，夜空变得苍白、阴郁起来，我们看见一大堆雷雨云，宛如一群怒气冲冲的黑牛，蹄声隆隆地从东边的天际滚滚而来。我们做好一切准备来迎接这场暴风雨。它来势汹汹，还伴着闪闪电光。虽然我们知道船帆经受风暴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我们还是让它留在桅杆上。我们已经撑不了几天了，必须得抓紧时间。“太阳”号在狂风中颤抖着，浪头也更大了。这面埃及的风帆前所未有地鼓胀起来，我们又像是骑上了一头野兽。这景象颇有些野性或是野蛮之美。黑漆漆的大海上一片白雾茫茫，像是开了锅，白沫四溅。从海面上刮来的水，比天空落下的大雨还要疯狂。浪尖都被大风削平了，“太阳”号飞速前进，从船尾打来的激浪也不如过去那样有力了。可是头顶的海浪仍十分凶恶，船身每隔几秒就会剧烈震荡一下，若要打盹，也就只有这几秒时间。
我们只能把自己牢牢地系在船舱和纸莎草捆上，否则到处都潜伏着危险。大量的海水跌落舱顶，船舱越来越往下沉，成了马鞍的形状，直逼我们的面门。圣地亚哥被冲出舱外，保险绳还在手里，幸好他抓住了船帆的一角。“太阳”号不时剧烈地晃动一下，我们不得不抓住帆索吊在舷外进行抗衡。厨房的一只箱子已经被打碎了，另一只在桅杆间漂浮着，卡洛赶紧涉水去抢救。无线电也被刮断无法使用了。那只鸭子被一次又一次地冲出船外，幸好拴着绳子，可是在极度混乱之中却折断了一条腿，尤利帮它接好了。萨菲在船舱里却是神气活现。大群大群的飞鱼在深深的浪槽里蹿来蹿去，数量之多，是我们过去从未见过的。就在换班前，我听见阿布杜拉摸黑在船桥上唱起歌来。一个浪头从后面打落舱顶，阿布杜拉的歌声戛然而止。该轮到我值班了。我看见阿布杜拉高高地站在船桥上，身上系着保险绳，被海水打湿的头发在灯光里闪闪发亮。
“天气怎么样啊，阿布杜拉？”我打趣地问道。
“不错啊。”阿布杜拉毫不泄气地答道。
暴风雨忽大忽小地持续了三天。挂着风帆是越发危险了，但我们还是坚持了两天，“太阳”号在惊涛骇浪里疾驰而行。右舷的纸莎草已经流失了不少，如今只是松松地系在草船的主体上，独自摇晃着。固定在上面的桅脚也随着跳动起来，更往下沉，整个桅杆就更向右舷倾斜过下去。这倒让我们能更好地应付这暴风了，只是右舷的桅脚愈来愈深地陷入松松垮垮的纸莎草捆里去了。乔治和阿布杜拉在桅脚处缝了又缝，生怕它把船底捅穿。桅杆在木底座里不停地跳动，全靠本身的重量和固定船帆的帆索才把它又拉回了底座。由于捆绑右舷纸莎草捆的绳子磨断了好多根，纸莎草捆松开了许多，因此，右舷吸进了无数海水。这一大捆纸莎草变得软绵绵的，弄得我们不知道该将帆索收紧多少才算合适。每当那双脚桅杆往后一甩，船舱两旁的成排帆索就松得耷拉下来，紧接着桅杆猛地向前一扯，这些帆索又立刻紧绷得犹如弓弦，力量之大，要不是有按埃及古法制作的紧紧围住草船作为舷墙的锚链作为保护，草船早被撕开了。单根的纸莎草仍然结实又坚韧，仿佛泡水才刚一天，脱离草船后也仍能漂浮在水面上。但是右舷被缝起来的那一大捆纸莎草如今一有机会就会随意吸水，而且双脚桅的重量全都压在这一边，结果右舷越来越往水里沉了。柳条编织的舱底富有弹性，也随着右舷的下沉往右弯曲，倒并没有折断。
我们刚想把诺曼的箱子被砸烂后留下的空隙填补起来，可还没来得及填满，一道巨浪又从柳条的缝隙里冲进来，把他的另一个箱子也打破了。我们身下的箱子一个接一个地裂成碎片。箱子裂得越多，要保住余下的箱子就越发困难了。因为现在这些箱子有足够的空间活动了，它们驮着草褥，两两成对，就像是两艘小船在略显拥挤的港口漂浮着。舱内每卷起一阵回浪，我们的袜子啊、内衣啊就被淹没不见了，接着再从别的地方冒出来。诺曼和卡洛干脆搬了出去，躺在舱前屋顶下的食物篮筐里。尤利还没来得及把身底下箱子里的药品腾出来，那两只木箱就被砸破了。碎玻璃瓶、压扁了的软膏管、纸盒、药片、药膏和试管撒了一地，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现在要是从箱子上掉下来可就危险了，所以我们把褥子、睡袋或其他随便什么东西都塞到缝隙里，来挡住涌进船舱的海水，这样我们才能安全地躺在余下的箱子上。尤利也搬了出去。舱顶中部已经越来越低，离我们的脑袋更近了。我们只得把摇摇晃晃的煤油灯挂到角落里，因为那里要比中间高许多。搬到船舱外面的三个人互相开着玩笑，他们的哄笑声不时地透过薄薄的柳条壁从另一面传来。看来舱内外的人都仍然情绪高昂。
外面狂风大作，电光闪闪，但是我们听不到雷鸣，因为海水轰地一声穿过右舷舱壁冲了进来，在船舱里绕了一圈，又透过右舷舱壁哗哗地流了回去，这些巨大的声响压倒了一切。如今在船尾的船桥上值班可真是苦差事，所以我们尽量勤换岗。船桥右侧的桩子早已随着右舷的纸莎草陷下去了，舵手站立的桥面已经和屋顶的斜坡一样陡了。我们也无法够到右舷的舵柄了，只能守着左舷那个角落，也就是船桥的最高点。但是我们想出了一套办法来掌握航向，这办法极富创意，但也很费力。我们在右舷舵桨的舵柄上系好两条绳子，另一端分别系在一个人的脚上和手上，然后靠那个人在水里前后游动来旋动舵桨。当然，只有在光靠左舷的舵桨无法控制航向的时候，我们才这么干。有时我们把绳子都暂时固定在某个地方，以免使自己筋疲力尽。毕竟最重要的是使那船帆鼓满风。船帆各角的上下角索都系在船桥的栏杆上，万一舵桨无法应付，舵手还可以通过转动帆桁来让船帆鼓满。船桥上铺得满是绳索，而那没入水中的船尾拖在后面，俨然一个变幻莫测的巨桨，使掌舵变得异常复杂。如果我们不再控制草船，任凭“太阳”号在暴风雨中自由地破浪前进，那么最危险的就是桅杆，它定会连根拔起，或者顶穿船底。因为我们的草船已经被海水浸透了，再也不会倾覆，遭殃的只能是桅杆了。
7月14日这天，我们通过无线电与“谢南多亚”号联系上了，它正从巴巴多斯岛向东行驶。他们也遇上了风暴，浪头一直打到快艇二十英尺高的操舵室上方。因为这艘快艇无法抵御特大风暴，他们还曾发出“发生危险”的信号，也曾考虑过返航。只是想到我们也同样遭受着风暴的侵袭，而且还在海洋深处，他们才决定继续向东迎着风暴进发的。船长下令以最高航速八节全速前进。这要比“太阳”号快三四倍，但在这样的大风暴中，航速势必会缓慢许多，最早也要一两天才能迎上我们，而且这还必须以我们在同一航线上相对行驶为前提。一个无线电爱好者给我们发来他截取的消息：我们所在位置的三十里远处有一艘商船，万一我们需要支援，可向他们求救。但是我们全都想要由我们自己继续往西驶去，不打算寻求帮助。
半夜1点钟，尤利在黑暗中突然大叫起来，他说帆桁发出了可怕的声响，一定是断了。大家都跑了出来。但是谁都看不出有什么异样，船帆依然挂在一根直直的帆桁上。就在此时，掌舵突然变得异常艰难。整整一夜，我们都挨个轮流值了班，一致认为掌舵从未像现在这样艰难，“太阳”号根本不听舵桨的指挥。直到太阳升起，我们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这还是卡洛发现的。原来我们舵桨的桨片早没了，我们一直在用舵杆掌舵。那根厚厚的、用木材加固过舵杆的舵桨又一次被折断了，像是被巨锤砸断了似的。那桨片早已在黑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尤利听到的那声巨响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们握着光秃秃的舵桨拼命掌舵，累得要死，“太阳”号却自顾自向前驶去，只有没在水中的船尾才是它惟一的舵桨。
7月15日这天，风暴达到了高潮。船帆再也经不住暴风的冲击了。阵阵狂风猛地向我们投来，换做普通的小船，早就倾覆了。船帆在狂风中的拍打声已如霹雳大作，我们把它收了起来。电光闪烁，大雨倾盆而至。没有了船帆，桅杆只剩下两根光秃秃的桅脚，颤悠悠地竖立着，闪电过处，竟形如一具骷髅。没有了船帆，我们感到一阵可怕的空寂和清冷。我们的速度减缓下来，海浪攻击我们的势头似乎更猖獗了。余下的几个厨房用具箱也都沉入海中。有一个坛子也被打碎了，一时间，只见碎鸡蛋和石灰末在卡洛的腿旁打转。不过，前甲板和左舷还堆满了完好无损的坛子，里面装满了食物，坛口用盖子封得严严实实。香肠和火腿依旧吊在舱顶和桅杆的步梯上。蛋黄倒无所谓，可恶的是我们身边突然冒出来许多“葡萄牙军舰”，伸出长长的、黏糊糊的丝状物，把所有东西死死缠住。我踩上了一个水泡，但没有被蜇到。乔治和阿布杜拉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忙着在被绳索磨断的地方缝补上新的绳索，结果他们的腿都被那丝状物缠住了。他们赶紧用尤利独创的天然药物─尿彻底冲洗了一遍。阿布杜拉说他一点都不疼。不过他身上倒是有许多被烟头烫伤的伤疤，这是他自己在胳膊上烫的，他想以此来证明乍得人是不畏惧疼痛的。
在风暴最为猖獗的时候，我们只有待在舱外的左舷才最安全，而且这里比较干燥。在这里，我们坐在舱门外靠着舱壁摆放的坛子上。我们的胶卷和贵重的装备都存放在这里，几乎没有我们容身的地方了。那只鸭子和那只猴子现在都待在各自的篮子里，就叠放在我们的私人用品上面。海浪涌入舱内，继续大肆破坏，箱子一个接一个裂成了碎片。到傍晚时分，只剩我和阿布杜拉还能继续睡在舱内，其他人都搬了出去，睡在柳条筐上、桅杆底下，或是舱顶上。而那舱顶已经歪斜得十分厉害，很难支撑两三个人的重量。起初给我们做床板的十六只箱子如今只剩下三只还完整无损，两个是阿布杜拉的，一个是我的。因为我们的箱子最靠近左舷，所以坚持的时间最长。不过，现在也轮到我们了。其实，我腿下面的箱子已经被砸破了，衣服和书本混杂在一起，仿佛粥里的果肉一样在我们周围漂来漂去。我用脚跟小心地把一个箱盖搁在我仅剩的那只箱子边缘，压在自己的腰下，然后翘起双脚，顶着舱顶或是舱壁。这样一来，浪头奔涌而至时，我身下的箱子就不至于被掀翻了。这副景象极为怪异。阿布杜拉跪在舱门口祈祷了一番，然后钻进睡袋，躺在他那两只完好无损的箱子上安然入睡了。我们身边的水流声在黑暗中听起来异常凶暴。一不小心，我的枕头滑落到水里，马上被在舱壁之间回旋的大旋涡吞噬了，这大旋涡什么都不会放过。这里就像是大鲸的肚子，柳条墙就是鲸骨，把食物都拦在里面，只把海水放行出去。我一把抓住漂在水里的枕头，还捞上来一个软绵绵的东西。是一只手！不对，是橡胶的手套，就是尤利做手术用的手套，它灌满水胀了起来，就成了手的形状。这太可怕了。我坐起来，把煤油灯吹灭了。紧接着，我的头就撞上了舱顶，舱顶帆布里兜着的一大片水都向我浇了下来。这下子，我小心翼翼护着的搁脚箱盖也掉进了水里。我仅剩的一只箱子也被掀翻了。我爬出舱去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下雨时似乎在舱外更安全一些。船舱曾经是我们温馨的小窝，如今，只剩下阿布杜拉还在下风一侧呼呼睡大觉。
7月16日，离日出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恢复了同“谢南多亚”号的无线电通讯。我不停地转动曲柄，一次又一次地试听，终于听到了“谢南多亚”号上无线电通讯员金属般的声音。他们的船长让我们趁着天还没亮发射一些信号弹。风已经停了，暴风继续向西去了，这时恐怕已经登陆了。此间，只有鸭子辛巴达的腿折了，除此以外，我们均未受伤。诺曼取出我们割开救生筏时保留下来的信号弹。可是它们都泡了水，用火柴怎么也燃不起来。我们这时才看到一个标签的碎片上写着：“保持干燥”。我们只得让“谢南多亚”号来发信号弹了。过了一会儿，船长告诉我们，他们的信号弹也点不起来。风暴过后，我们谁也无法确定自己的确切位置，但据我们判断，我们仍在同一纬度上相对而行。
那个无线电通讯员让我们一刻不停地转动手摇发报机，以保证持续发出信号，这样他们才能通过无线电波收到我们的信号。因为，虽然风已经停息，而且大雨平息了汹涌的海浪，但是我们的船都不大，在远处都看不见对方。我们了解到，那摩托艇约有八吨排量，长七十四英尺。我们坐着摇着手柄，注意到海面上又铺上了一层沥青油块，就和以前看到的一样。海水冲刷着草船，又从缝隙中流走，那些沥青块就留在了纸莎草上。我收集了一些作为样本，准备写份报告一并给挪威代表团送去，上呈给联合国。我们在大西洋两岸，甚至大洋中间都发现了这些污染物。
诺曼负责发送和接收信号，不停地摁着那按钮，戴着耳机接听，我们其他人则轮流摇手柄，这时卡洛给我们端上了一些冷餐。他感到很抱歉，厨房无法正常使用了，一半是因为所有的锅都漂走了，一半是因为汽化炉已经沉到了大西洋底。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吃熏肉或是埃及鱼子的话，他总算还留了一把刀。“木乃伊面包”不再定量供应了，味道比以前还要好，不管是抹上柏柏尔黄油和蜂蜜，还是和着油浸胡椒羊奶酪一起吃。暴风雨对食品坛子倒是手下留情，它们还都完好无损地堆在柔软的纸莎草上。只有木箱被打坏了，纸莎草、绳索、坛子、皮囊、柳条和竹篾都没什么问题。不管到哪，在与大海的搏斗中败下阵来的都是硬邦邦的木材。
7月16日下午晚些时候，天又放晴了。我们在舱顶和桅顶四处望。尤利在摇无线电发报机，诺曼不停地对着话筒发送我们的信号。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坐在舱门口双手摁着按钮的诺曼，突然双眼直愣愣地瞪着前方激动地说道：
“我看见你们了，我看见你们了！你们没看见我们吗？”
大家莫名其妙一言不发地围坐在诺曼身边，突然大家回过神来：他是在对“谢南多亚”号的无线电通讯员说话呀！“谢南多亚”号呀！我们猛地扭过头去。乔治正站在舱顶望，可是方向不对，卡洛攀在桅顶，随着桅杆猛烈地摆动着，相机就挂在胸前。
它就在那儿！它时隐时现，就像是远处浪尖上的一颗白色沙砾。当它驶近一些时，我们发现它摇晃得十分厉害。而我们的“太阳”号，虽然备受颠簸，有些残缺不全，但是在浪涛里穿行还是比它平稳得多。简直就是个奇迹！可是我们的确在这里，在西印度群岛外的洋面上相遇了。两艘船一先一后，一上一下地颠簸着向前行。一只大黑鸟在我们头上盘旋起来。鲨鱼鳍也开始出现了，划开了“太阳”号周围的水面。它们一定是追随着快艇，从西印度群岛跟到这里来的。我们都为对方照了相，还摄了像。但是这一切还是迟了一天。因为“太阳”号的主帆在前一天就已经收起来了，再也不能挂起来了。现在只要在桅杆上挂上一小片帆，就会把那薄弱的右舷戳穿。
快艇上放下一条小小的橡皮救生筏。阿布杜拉看见一位与同他肤色相同的人前来同我们相会，不禁欣喜万分。他先用乍得阿拉伯语，然后用法语向他大声地打招呼，而那黑人却用英语回答了他，这让他惊讶得目瞪口呆。阿布杜拉在美洲遇上了非洲人，可是这非洲人早已变为彻头彻尾的美国人了。
我们首先把探险期间所拍的胶卷，全部转移到了在水中不停跳动的救生艇上，然后分批划过去，同快艇上的人会面。他们都是欢快直爽的人。这艘快艇十分漂亮，上层结构很高，船身很窄，正因为这个缘故，它摇晃得很厉害。我们在“太阳”号上呆了八个星期，如今站在一尘不染的甲板上反而有些站不稳了。卡洛和吉姆分别负责拍摄对方的小船，他们一致认为在草船上拍摄快艇要容易得多。
船长和海员都是年轻人，大多是临时雇用的。他们全都急切地希望我们转移到他们的船上去，他们就可以立即掉头返航了。但是这不符合租船契约的规定，“太阳”号上必须得有人留守。“谢南多亚”号给我们每人带了四个橘子，还给圣地亚哥带了一盒巧克力。但这些临时凑齐的船员出航时都没有发现，船上的给养主要是瓶装的啤酒和矿泉水而已。所以船长坚持要在食物耗尽前返航，而且还要赶在另一场暴风雨到来之前离开。我们借用他们的救生筏从“太阳”号搬来了整条的火腿、腌羊肉、香肠以及几坛其他食物。“太阳”号上的食物和水还够我们维持一个月呢。
因此，“谢南多亚”号留下来等着我们。“太阳”号左舷仍完好无损，但是右舷已经丢了好些纸莎草，再也不能支撑这三十英尺高且又极其沉重的双脚桅杆了，我们决定将它砍倒。一直傲立船头的桅杆倒入海中，诺曼随之又把两根长十五英尺的桨，上端绑在一起，做成了一个分量很轻的双脚桅，还挂上了一小片临时凑成的船帆。“太阳”号继续前行。7月17日和18日，我们把一切不必要的物品都搬到了“谢南多亚”号上去，而且把纸莎草捆也尽可能缝得更结实一些。卡洛扶着那砍倒的双脚桅在海里游动，乔治则在“太阳”号船底下工作，而尤利负责坐着救生艇在两船之间来回搬运东西，我们其余几个人就负责摆弄绳索和被浸湿的东西，在浸水的船上跑来跑去。这时，水中的访客也越来越多。出现在我们周围的鲨鳍愈来愈多，很像是玩具艇上的船帆，划过我们身边的水面。如果把脸浸入水中，就能看见巨大的鱼影在清澈湛蓝的海水深处缓慢游弋。“谢南多亚”号上的船员开始动手捕鲨。一条六英尺长的长着白鳍的鲨鱼和一条较小的鲨鱼都被拽上船去。我们用“太阳”号上的大米做米饭，就着美味的鲨鱼肝吃，十分可口。另一条十二英尺长的蓝鲨，十分狡猾，怎么也不肯上钩，一直在水中游来游去。
尽管我早就再三嘱咐大家要极其小心，乔治还是把我们吓得魂不附体。他突然跃出水面，攀上“太阳”号被淹没的右舷，差之毫厘，一条巨鲨就会咬去他的双腿。乔治有一条腿还曾被鲨鱼咬过。我禁止他再次下水，直到这些吃人的鲨鱼从我们周围退去。他说如果这样就得等上好久，因为他大概数了一下，约有二十五到三十条鲨鱼正在深水里盘旋呢。这时拿人命来冒险没有任何意义，于是，我们停下了手中缝补纸莎草捆的工作，就让那纸莎草一根根一束束地漂走吧。只要船的主体和左舷还完好无损，即使整个右舷都没了，我们也还能支撑下去。
“谢南多亚”号上收到的天气预报有些不祥，船长的确有充分的理由催促我们登上他们的船一起返航。但是“太阳”号的全体船员一致认定，如果再遇上风暴，待在自己的船上反而更安全些。虽然“太阳”号的舵桨已经双双折断，船桥倾斜得几乎不能站人，要说这船已经无法驾驶，这倒是真的，但是余下的纸莎草捆还能漂浮在水面上，而且还会继续向西漂去，直至被冲上对岸，因为它就像是一个巨型救生圈。而“谢南多亚”号的水泵和两个内燃机之一虽已在风暴中失灵，但也依然适于航行。不过，船长和水手们都很清楚，即使是一场小飓风都可能使这艘快艇漏水甚至倾覆，果真如此，这艘金属质地的快艇必将葬身海底。
我把“太阳”号上的人全都召集起来开会。这是上次我们在非洲海岸讨论是否割开橡皮艇以来又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严肃“会议”。我首先解释道，我个人认为这次试验应该到此结束了。我们已经在草船上生活了两个月，它至今还漂流在海面上。我们已经航行了差不多整整五千公里，等于三千多法定里，这还没有把我们折来折去的路程算在内。这段距离已经相当于从非洲出航，跨越北大西洋直达加拿大的距离。这证明纸莎草船是可以航海的。我们已经得到了答案。没有理由用性命进行无谓的冒险了。
大家都坐着，沉着脸听着。我望着他们的大胡子，望着他们饱经风吹日晒的皮肤，望着他们拉绳索和握舵柄长出的老茧，要求每个人都说说自己的想法。
“我认为我应该继续留在‘太阳’号上，”诺曼说道，“我们的食物和水都很充裕。我们可以用柳条筐和破木板搭成一个平台来睡觉。日子是会不好过，可是用不了一个星期，我们就可以抵达西印度群岛，就靠现在的这块小船帆就能办得到。”
“我同意诺曼的看法，”圣地亚哥说，“如果现在我们放弃，不会有人相信乘坐纸莎草船能够抵达美洲的。甚至某些人类学家还会说，关键不在于我们已经航行了多少公里，而是最后还剩下一点路程我们未能跨越。我们必须做到从此岸航行至彼岸。”
“圣地亚哥，”我说道，“有些人类学家没有认识到当年的古人世世代代都在使用纸莎草船，而且他们操纵草船的本领要比我们强多了。即使我们能沿着亚马逊河逆流而上，他们也不会信服的。”
“我们必须坚持下去，”乔治说，“即使你们全都走了，我和阿布杜拉还是要坚持下去的。阿布杜拉，你说是不是？”
阿卜杜拉默默地点点头。
“这是一艘埃及船，我代表埃及。只要还有一束纸莎草能使我把脑袋探出水面，我就要坚持下去。”乔治戏剧性地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卡洛询问性看了我一眼。
“如果你认为我们应该坚持下去，我就坚持下去，”卡洛摸着自己的胡子说道，“由你来权衡吧。”
尤利一直呆呆地坐着，眼睛瞪着前方。
“我们是七个共患难的好伙伴，”他终于开口说道，“我们要么就全都坚持下去，要么就全都到此打住。我死也不同意分道扬镳。”
这对我而言真是个痛苦的抉择。他们都愿意继续坚持下去。也许我们都不会有事，可是一场暴风雨就可能把我们其中一个人卷入海中，这太不值得了。我之所以进行这次试验是想寻求答案，而现在我们已经找到这个答案了。我们这艘纸莎草船，虽然船尾有问题，货物堆放得也不对，又是由一群毫无经验的水手来驾驭，而且没有谁能给出警告或是忠告，但是却在开阔的大海上曲曲折折地航行了八周，经受住了一场特大的风暴，人畜均安然无恙，重要的货物全都完好无损。如果以我们的起点─古代腓尼基港口萨菲为中心，以我们航行的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圆，那么，这个圆将会把莫斯科和挪威的最北端都包括在内，而且会穿过格陵兰中部，跨过纽芬兰、北美洲的魁北克和新斯科舍，还恰好够到南美洲巴西的顶端。如果我们不是从萨菲出发，而是由非洲西海岸的塞内加尔出航，这段距离已经相当于我们穿过大西洋并追溯到亚马逊河源头的直线距离了。大西洋最窄的地方只是一千九百英里宽，而我们航行了三千英里，见好就收吧。眼前这两艘船，各有各的弱点，同向西驶去，而将要穿越的这片海域正是飓风的发源地。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一年第一个飓风─安娜飓风已经在我们刚驶过的海域上出现了，而且正气势汹汹地朝西印度群岛的北端肆虐而去。我们的目的地是群岛的南端─巴巴多斯。我们同样也不知道，美国巴巴多斯海洋气象实验项目派出调查的飞机，在飓风开始形成之时就发现了它，同时飞机还发现巴巴多斯上空的最高气层中夹杂着来自撒哈拉的细沙。而我们的前方和后方，都有从非洲海岸来的沥青块朝中美洲海岸漂去。这就是“太阳”号的结局，同这些自然因素一道，独自朝着前面的热带陆地驶去。
我该如何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