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号，再见了！诺曼、圣地亚哥和乔治在两枝桨上升起了一小片帆，暴风雨摧残后的草船独自进行最后的西航。纸莎草捆在八周的时间内带着我们航行了三千英里。插入图片左起为：尤利，圣地亚哥，卡洛，本书作者和猴子，诺曼，阿布杜拉，乔治和鸭子。“太阳”号，感谢你！你证明了即使是没有航海经验的人，也能靠纸莎草船航行千万里。你证明了来自东南西北各方的人能为了共同的目标在一起生活、工作，哪怕是在狭窄的空间里。由的的喀喀湖的印第安人所建造的“太阳二号”，设计完美，在横渡大西洋的过程中，连一根纸莎草都没有丢失或损坏。来自摩洛哥的玛达尼收集了大西洋上漂浮的油块的样本。“太阳二号”航行中的大部分拍摄工作由来自日本的小原启负责的喀喀湖上的小岛。艾马拉印第安人以为这艘草船能直接驶抵的的喀喀湖，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上世纪30年代前后使用的一种装有氢气的椭圆形飞船。“太阳二号”胜利完成了横渡大西洋的远征，从摩洛哥的萨菲港到西印度群岛的巴巴多斯，历时五十七天。
一阵莫名的忧虑和不安袭来，我从睡梦中惊醒，一把抓住床上的褥子。四周都在摇晃、起伏。船底，海水奔流不息。这分明是在夜晚。我是在做梦吗？难道“太阳”号的航行没有结束？船尾被淹，桅杆被砍，难道这只是一场噩梦？要不然，我这是在梦魇中觉得自己还没有离开那岌岌可危的草船？有那么一会儿，我真的糊涂了，分不清眼前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太阳”号的航行其实已经结束了。我自己也起过誓，再也不干这种事情了。可我现在还是在船上，四周的景物依然，柳条舱、低低的宽舱门，舱外刮着海风，汹涌的海浪在夜空中跃起，在月光下现出黑白相间的条纹。前面，埃及大帆依然矗立，在双脚桅杆上绷得紧紧的，可这桅杆是我们亲手砍倒的呀；后面，草船细长的尾巴打着优雅的弧线，在我们面前高高翘起，可我们却曾亲眼见它没入布满白沫的海水中。我累得半死，两个胳膊都痛得要命。我刚坐起来，诺曼就爬了进来，用手电筒先照了我一下，然后又照了照我身旁那个从睡袋里伸出的长着红胡子、满头乱发的脑袋。
“托尔，卡洛，换班啦，轮到你俩了。”
我拿起自己的手电筒，朝四周照了照。其他人都躺在那里，跟以前一样挤得满满当当，事实上，比以前还要拥挤。因而，当诺曼跑到对面的角落，想找块地方躺下睡觉时，这些人全都翻了个身：卡洛、圣地亚哥、尤利、乔治。可是，挤在他们中间的那个脑袋却有些陌生，有着亚洲人的脸形和一头直溜溜的黑发。那是启，日本人小原启。咦，他怎么跑到“太阳”号上来了？我躺下身去拽裤子，因为船舱太矮，根本没法直起身来，连坐起来都很困难。这个船舱比“太阳一号”还要低。我现在明白过来了。这是“太阳二号”。我又从头再来了。我们再次从非洲出发，现在还没经过朱比海角呢。在外面黑漆漆的船桥上等人接班的也不再是阿布杜拉了，而是另一个非洲人，一个皮肤黝黑的纯正的柏柏尔人，全名叫玛达尼？艾特？奥哈尼，我至今对他还不太熟悉。
“卡洛，快起来，你刚才占了我半个褥子，现在又压住我的衬衣袖子啦。”
船桥上冷极了，不过倒还平静。玛达尼扯下他的柏柏尔头巾，告诉我如何操舵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开陆地，又不至于让向岸风将巨帆拧成麻花。卡洛接管了望的任务，提防陆上和来往船只的灯光。我们觉得四面八方都潜藏着危机，直到再次远离撒哈拉海岸沿线危险的暗礁，躲开来自环非洲航运线上繁忙的船只，才算有些放下心来。
可是，这一切以前我都经历过了，现在不过是冒险再重复一次而已。上次我们顺利经过了朱比海角，没有遭遇船毁人亡的厄运。如今，我们又来到此地，再次驶入吹向海岸的劲风之中，弄不好就会前功尽弃。这次我们为什么不从朱比海角以南的地点启航呢？这样起码可以减少些危险啊。为什么又造了一艘“太阳”号？为什么我又要把这本厚厚的航海日记从第一页写起？我能回答吗？
“这次无论如何都要成功，”卡洛坐在舱顶喃喃地说道，“到巴巴多斯的最后几英里航程，我们非完成不可。”
是他和其他同伴说服我从头再来的吗？因为我们少航行了几英里就没有说服力了？还是好奇心在作怪？抑或是想弄个明白：我们曾试着按照数千年前的古墓画来建造和驾驭草船，虽然失败了，但有了这种实际经验，我们再造一艘更好的草船，是否就能横越大西洋了呢？也许，两种原因都起了作用。不可思议的是，从“太阳一号”着陆到“太阳二号”下水，中间只隔了十个月时间，卷土重来的想法就逐渐形成。这期间我见到了更多的草船，就是从地中海内陆直到大西洋，在古代文明迄今仍有残存的地方。
意大利撒丁岛西南沿海的奥里斯塔诺沼泽中，有一个很大的盐水湖，我和卡洛？莫里跟随当地的渔民，登上他们祖传的叫做“法索尼”的草船，用三个叉头的鱼叉去捕鱼。几座古塔坐落在周围的群山之中，景色十分动人。好一派昔日风光！考古学家认为，其中最古老的古塔遗迹大约建于公元前3000年，其建造灵感源于地中海的内陆盆地。可是在撒丁岛上，这种建筑风格却延续了好多年。当地的渔民将我们带进一座保存得最为完好的圆锥形石塔，巨石壁上虽然长满青苔，但在历经了几千年的战争和地震后依然完整如初。我们摸索着钻进这座巨石建筑狭窄的入口处，打开手电一照，我立刻觉得这个地方似乎有些眼熟。我以前就见过这种又高又窄的甬道，整体呈螺旋状，一圈比一圈小。巨大的石壁向内倾斜，似乎朝我们压将过来，在我们头顶上拢成一个高高的尖顶。和我以前看到过的一样，这里也有一个很矮的走廊，同那盘旋而上的梯道相交。再往里走，就是一个很窄的甬道，从这里沿着旋梯拾级而上，就能穿过石壁的中心，到达塔顶的望点。
如此的神奇！这座古塔的结构非同一般，可是，玛雅人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在尤卡坦半岛上建造的天文观测台─著名的契晨─伊特萨“旋梯”，其构造却是和它一模一样。这座天文观测塔旁边的玛雅金字塔内，就保存着金发水手在海滩上同黑人搏斗的壁画。难道这二者之间有着某种不为人知的联系吗？那么，师从古奥尔梅克人的玛雅建筑工匠们是否也建造了类似撒丁岛古塔的典礼观望塔呢？
站在这座观望塔的望点上，我眼前的景象，几千年前的撒丁建筑师们也一定见过：远处的拍岸浪正把雪白的浪花洒进这盐水湖中，一排排獠牙形的草船支在岸边，在地中海的阳光下曝晒。地中海，人类海上冒险的发祥地，深海航行的起源地，它就是通过永远敞开的大门―赫拉克勒斯海峡同外部世界相连的。我们知道，地中海的这片水域曾推动了古代文化的传播，从小亚细亚和埃及的交汇处，一直传播到克里特岛；再从克里特岛传播到希腊；从希腊传播到意大利；从腓尼基水手的故土传播到利克索斯，以及直布罗陀以外其他的摩洛哥殖民地。这至少发生在公元前一千多年。
在地中海内陆这块文明发源地，草船是人类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尼尼弗古代浮雕中所绘的草船，科孚岛上的希腊渔民至今还在使用。不过，造船的原料并不是纸莎草，而是一种特大的茴香茎，当地叫做“papyrella”，与纸莎草的名称“papyrus”十分相近。但是现代的科孚人却对纸莎草这种植物和它的名称一无所知。我们还发现，撒丁岛上的意大利渔民也使用草船，但用的是另一种芦苇。我们站在古塔上看到的正是这种草船，而我们身处的古塔却不知为何人所造，但他们定是来自这片历史悠久、曾孕育文明的内陆地区。早在远古，就已有不知名的航海家探索过这片海域。失落的文明，失落的古船。难怪大预言家伊赛亚曾提到，使徒们乘坐草船跨越海洋来到圣地。
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科孚、撒丁岛、摩洛哥，对了，甚至摩洛哥，都使用草船。当我发现撒丁岛至今还沿用古代的草船，脑子里就立刻联想到摩洛哥过去曾使用过的草船。“根本没有什么草船，我们只有木板船和塑料船。”这就是卢库斯地区行政长官在电话里给我的明确回答。可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此地还有关于草船的报道呢。当我回到摩洛哥建造“太阳二号”，一想到自己轻信了他的回答就感到懊悔不已。我们的好朋友，萨菲的帕夏，把他的汽车和翻译借给我用。我们沿着平坦的公路，来到卢库斯河口的大西洋港口拉腊歇。在这座现代化的小镇上，除了去年有一辆拖车载着一艘巨大的草船沿着公路开往萨菲外，谁也没有听说过什么草船。我们没有在城里耽搁时间，径直朝渔民码头驶去，那里有几位老海员正坐在鹅卵石上补渔网。
“芦苇船？你们是说‘玛地亚’吧？当然有！”
有一个柏柏尔老人给我们当向导，我们很快上路了。我们花了两天时间，想把汽车开进稀疏的软木林，寻找隐蔽在林中靠近海边的居利欧小村。但最后我们还是靠步行找到了路。由于没有柏油马路，也没有简易机场，这里虽和现代的非洲相隔不远，却还是石器时代的模样。房子还是独特的棚屋，墙是用树枝搭起来的，外面糊上一层泥巴，屋顶铺着用来造船的芦苇。筑着大鹳鸟窝、铺着芦苇的屋顶，在仙人掌做成的迷宫般的篱笆后面，隐约可见。村里到处都是山羊、狗、孩子们、小鸡和老人。有的人全家都是金发碧眼，有些则完全是黑人模样。在这里，一点也找不到阿拉伯人曾移民摩洛哥的蛛丝马迹。我们眼前的就是摩洛哥本土混血人种。他们本是“身份未明”的民族，但为了方便起见，这些黑人和金发碧眼的人都被统称为“柏柏尔人”。一位身材高大的黑人赶走了狗群，领着我们穿过仙人掌篱笆，就是这篱笆把这个被太阳炙烤的小小王国与大海、河流以及长有软木树的零星牧草地隔绝开来。
“玛地亚？当然有。”所有的老人，无论是背驼须白的老头，还是牙齿脱落、干瘪皱巴的老妪，都知道在卢库斯河口曾用过两种草船，一种叫做“沙法特”，一种叫做“玛地亚”，只是近几十年才废弃不用的。两位老人赶紧做了两个模型：一个是“沙法特”，船尾用刀削平，是在河里运货用的；另一个是“玛地亚”，船头和船尾都向上翘着，可以用于出海冲浪，而且想要多大就可以造多大，因为造船的芦苇“克哈克”扁平且薄，据说能漂浮好几个月。老人们做了一艘“沙法特”样船，跟普通床一样大小。五个人跳上船，在我们面前划来划去，以显示它的浮载力是多么不可思议。
我们来到卢库斯河口。这里同撒丁岛一样，巨石建筑的遗迹俯瞰着草船出没的水面。这就是巨大的利克索斯废墟。说真的，若不是为了寻访草船，我是不会到利克索斯来的。这座古城的废墟，无论对其他考古学家，还是对普通的摩洛哥公民而言，都很陌生。研究埃及和苏美尔的专家，更不用提那些研究古墨西哥的专家，对非洲的大西洋沿海一带都知之甚少，对卢库斯河旁的遗址更是一无所知。只有两三个专攻摩洛哥的考古学家才有时间和办法进行小规模的试挖，并发现了建成利克索斯古墙的巨石。我来到这处古迹也实属偶然：为了寻找造草船的村庄从拉腊歇来到软木林，沿途看到了高处的古迹。从宏伟的古迹到存留下来的古村落，中间不过几英里之遥，但是从建筑物的大小和比例以及文化水平来看，都存在极大的差别。这让人联想到之前在这个地区建造的草船到底有多大。只有在卢库斯河口，也就是在卢库斯河流经巨石古迹的地方，草船才沿用至今。罗马时代的大货栈从山脚下的淤泥中出土，见证了那些久远的年代，当时利克索斯是大西洋上迎接地中海水手的主要口岸。
草船将我引至利克索斯。没有什么景象比这更让我吃惊的了。大西洋就在眼前，连绵不绝的非洲大陆就在身后，一直延伸到埃及，与腓尼基和美索不达米亚为邻。那些远道而来的小亚细亚人早就来到这里了，他们从地中海的内陆出发，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沿着非洲西海岸南下，带着妇人和儿童、天文学家、建筑家、陶瓷工匠和纺织工匠，来到这里定居。后来，罗马人也经由直布罗陀海峡远游至此。这片土地的确历史悠久。这座城市坐落在大西洋海岸线上，它如此古老，罗马人把它称做“永恒之城”，把它同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众神之首赫拉和宙斯之子赫拉克勒斯联系起来。
这最古老的城墙，虽然大部分都被埋在腓尼基人、罗马人、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瓦砾之下，但足以激起任何人的无限遐想。当年，无数巨石被开采出来，运上这座山顶。这些巨石虽被切割成形状和大小不一的石块，但全都方方正正，互相咬合得非常好，宛若一幅巨大的拼图。有些石块缺了口，表面呈十面体或十二面体，而不是长方体，但它们之间仍能吻合得很好。这项特殊的石工技术，无人知晓，也无人能模仿。从复活节岛到秘鲁和墨西哥，再追溯至非洲的几大文明和地中海内陆，这种技术就像是刻在石上的签名，哪里有草船，就出现在哪里。奥尔梅克人和前印加人都熟练地掌握了这门技艺，几乎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与古埃及和腓尼基人不相上下。可是不管是维京人还是中国人，不管是黑人还是草原上的印第安人，都对此一窍不通。现代的学者也是如此。如果指给他们一个山坡，让他们去开采石块，并按照上述原则砌成石墙，他们便会茫然不知所措。即使给他们提供钢制的工具和图纸，让他们如法炮制，他们也束手无策。
在这座永恒的太阳古城中，我徜徉在半埋入土的乱石堆间，领略着精妙绝伦的石工技艺，顿时觉得美洲和地中海东岸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许多。而利克索斯地处两地的中点，就是这两个地区的纽带。地中海东岸文明早在公元前几个世纪就传播到了这里。这里的殖民者和商人们装备精良，准备充分，南下越过险恶的朱比海角，来回航行，小心地与非洲沿海的悬崖保持着安全距离。而这期间，蓄着胡子的奥尔梅克人恰好也出现在大西洋彼岸，忙着开垦丛林中的空地。就在地中海地区的石匠通过直布罗陀海峡，源源不断地来到非洲沿海一带的时候，那些来历不明的奥尔梅克人也开始向几千年来一直流浪于荒野的印第安人传授石工技艺和其他文明。就在这个河口，虽然岸上各种木材十分充裕，这种最为典型的草船制作技术却被保存了下来。这里的洋流也一直未变，依旧汹涌澎湃。一年中我们已经是第二次落入这股洋流的掌控之中了。
我又用力向外划了一下沉重的舵桨，最大限度地避开朱比海角的暗礁。在利克索斯时期，有多少船只也曾和我们一样，想要奋力避开这里的暗礁。绕过这里，非洲大陆就转而向南延伸，直至巴甲多海角下的腓尼基殖民地区。
“这次的舵桨该能支撑到底了。”我拍拍手里的粗木桨，笑呵呵地对卡洛说道。另一侧的舵桨则用结实的绳子固定好了。我们上次用的桨轴都太细，一点儿都不结实，一遇上海浪就全部折断了，因而使“太阳一号”的航行变成了海上漂流。
这回船身也比上次结实得多。我们又一次去到尼罗河的源头采集造船用的纸莎草，因为这次我们是在摩洛哥建造“太阳二号”的，但是那里稀稀落落的纸莎草根本不够用。我和阿布杜拉都没法到乍得湖去找穆萨或是奥玛了，因为沙漠地区又发生了暴乱，法国伞兵部队已经对整个地区实施了戒严。此外，事实证明，这两个中非人造出来的草船在海里航行时间一长就经受不住考验。刚过了两个月时间，我们右舷的纸莎草就差不多丢光了，船尾也慢慢地沉进了水里，任凭海浪把船舱冲来冲去，像一把锯子似的把绳子统统锯断了。我决定试试别的造船工，能够依照地中海地区的古法造出结实的草船来，船尾与船头一样高高翘起。而南美的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印第安人就是这样造船的。这种草船同古代尼尼弗和埃及文物上的图画相比，还有一处显著的共同点：船上有一条绳子兜过船底，把全部的纸草都拢起来，整条船就成了一个大捆。
跟中非流传下来的造船术相比，南美印第安人使用的造船方法与古地中海地区的技艺更为接近，这一点的确让人心生好奇。这也许是因为乍得湖的布杜马人从来没有同古代文明有过密切接触。可是，的的喀喀湖的克丘亚印第安人和艾马拉印第安人都有过。而且正是艾马拉人的祖先帮助修建了阿卡庞那金字塔和蒂亚瓦纳科的其余巨石建筑。蒂亚瓦纳科曾是南美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在印加时代以前就屹立在的的喀喀湖岸上。也正是艾马拉人用草船将巨大的石块运到湖上，并且告诉西班牙人，在他们的祖先时代就有白皮肤的大胡子出现，指导他们兴建这个巨石建筑。当初这些大胡子出现的时候，就是乘着这种类型的草船来的。艾马拉印第安人从未学会如何做石工活。然而，他们却学会了如何制造草船，以便在湖上打鱼，而且一直沿用到今天。
“太阳一号”所有的成员都表示愿意参加下次航行。圣地亚哥又一次离开了墨西哥大学，这次是去的的喀喀湖寻访造船工匠。在亚的斯亚贝巴，我的联络人马里奥？布斯基应我的要求，把他的埃塞俄比亚助手派到塔纳湖上，采割回来十二吨纸莎草。埃塞俄比亚的纸莎草和玻利维亚的造船匠都被秘密地送到摩洛哥，在此地秘密地造船。这样一来，我才有时间安安静静地写完关于“太阳一号”的章节，这才能负担得起下一次航行所需的费用啊。十二吨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纸莎草，是以“竹子”的名义，绕过半个非洲运抵萨菲港的，卸货完毕这批“竹子”就销声匿迹了。四名纯血统的艾马拉印第安人和他们的玻利维亚翻译，在圣地亚哥的陪同下在卡萨布兰卡的机场着陆，随后也不见了踪迹。除了萨菲的帕夏和一些最亲近的合作者以外，谁也不知道要在摩洛哥制造第二艘“太阳”号。
5月6日，萨菲市立幼儿园的高墙突然倒塌了一段。从棕榈树和花丛中，轰隆隆地开出一辆推土机，后面跟着出现一艘用花梗制造的小船，宛如在青枝绿叶中天然生成的一般。
“太阳二号”诞生了。
它慢慢地穿过碎石乱砖，犹如一只破卵而出的大纸鸟。它就坐在拖车上，庄严地驶进窄弄小巷。穿着兜头的上衣、戴着面纱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蜂拥而至，在一旁围观。警察一路开道，打着赤脚的小孩也跟着列队手舞足蹈。兴奋的园丁和电工攀在树枝和电线杆上，甚至站在一架红色活动梯的顶端，防止船头或是船尾被树枝刮着，或是碰到电线而起火。当它颠簸着跨过铁路，停放在码头的时候，当局的官员才放心地喘了口气。
“我命名你为‘太阳二号’。”帕夏夫人阿伊恰说道。在草船划进水前的一刹那，她又一次把羊奶泼在干燥的纸莎草船上。
“好哇！”码头上拥挤的人群鼓掌叫好。这艘奇特的船冒着气泡，浮在水面上，就跟一只玩具纸船似的。许多人都认为这船肯定会倾覆，至少会摇摇晃晃，因为它完全靠手工制造。但当我们看到它稳稳当当地浮在水面时，心里感到极大的快慰。拖船上的船夫们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好哇！”
刚刚喝完彩，人群中突然传出一声绝望的尖叫：“停下来！”“帮帮忙！”“啊呀，啊呀啊呀！”怎么回事？只见拖船上一阵慌乱。原来，一阵狂风从山那边刮来，把草船吹得直打转，脱离了拖船，以极快的速度径直朝十二英尺高的石堤撞去。惊慌的号叫声，法语和阿拉伯语的命令声，顿时响成一片。许多人用双手捂住脸，摄影师们则拿着照相机，纵身跳进浅水中。这刚刚诞生的婴儿就这样旋转着，用冲刺般的速度朝石堤全速前进。砰！纸莎草船那弧线优美的船尾猛地撞在墙上，羽毛般地弯折下来，真叫人一阵心紧，心如刀绞。船尾，这次它应该是坚不可摧、完好无损才对呀。突然，船身调转过来，在浪尖上疯狂起舞，在石壁上碰来碰去，谁也没法让它在狂风中停下来。对“太阳二号”的实验似乎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竖琴般的船尾竟如同弹簧一般富有弹性，船身撞到石壁后竟像皮球似的弹了回来，一次，两次。要是一只木船早就分崩离析，沉入海底了。而“太阳二号”竟安然无恙，只是在外皮上磨了一层灰斑。随后，拖船上的船夫终于抓住了草船上的拖缆，“太阳二号”在拖缆的牵引下欢快地驶向码头，那双腿桅就要从这里运上船去。草船随着风儿左右摇摆，犹如一只振翅欲飞的纸鸢。
我站在船桥上操舵，回忆起船下水时的情景。我不由得琢磨，要是现在撞上那雾霭中的暗礁和岩石，这皮球似的家伙也不会轻易下沉，那样一来我们倒是能捡回性命。它密实又坚固，在海水中不会弯折分毫。“太阳一号”扭动得像条海蛇，“太阳二号”则硬得像个棒球。船上的每个人都为印第安人高明的设计而惊叹不已。那完美的线条，那天才的技艺，将所有的结构难题迎刃而解。这可是他们祖传的遗产。这古老的技艺虽未引起学者或是民众的注意，但我们的研究和试验已经证明，只有的的喀喀湖畔的草船才与古地中海浮雕中的船型和捆绑方法完全相同。其他所有的造船法都将草船捆绑成月牙形，松垂下塌，最终给绑船的绳索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建造一艘凑合用的草船也容易，但这种月牙形草船必然经不起海洋中的狂风巨浪。而这几位印第安人所用的方法看来简单，却十分精巧，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民族或个人能够模仿，非得有人传授并通过大量的实践才行。
这四位沉默寡言的印第安人分别是德米特里奥、约瑟、裘恩和波林诺，他们的玻利维亚翻译名叫泽巴罗，话也不多，是拉巴斯一家博物馆的馆长。他们同一群摩洛哥助手一道，有条不紊地将“太阳二号”的建造工作组织了起来。他们如此寡言少语，我不得不放下手稿，不时紧张地朝帐篷外察望，却见到造船工作正在棕榈树间全速进行着。他们彼此间打着各种手势，偶尔也用艾马拉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简短地咕噜几句。
几个印第安人先将两大捆凌乱不堪的纸莎草堆起来，分别用薄薄的纸莎草席裹住。在绳索没有拽紧以前，这两个长达三十英尺的并排的圆柱体显得十分粗大，不用脚手架就根本爬不到顶。在这两者之间，又捆起一卷纸莎草，与二者平行，长度也与它们相等，但要细得多。然后把那两个较粗的纸莎草圆柱体箍在较细的纸莎草卷的外面。他们先用一根几百码长的绳子，螺旋形地捆起一头，再用另一根绳子捆起另一头。使劲一勒，那外层的纸莎草捆，同里面的纸莎草芯就挤到一起，沿着中轴，紧密地连结成一个坚实的船身。这几根绳子，没有交叉，没有打结。剩下的事，就是按这种方式延长船身，以形成船头和船尾了。最后再在船里的两侧各绑上一道香肠形的草捆，以增加船面的宽度，并挡住船身两侧的激浪。他们又绑上了十根横梁，作为船舱、船桥桩子和双脚桅的基底。这样“太阳二号”就完工了，长三十英尺，深六英尺，中间宽十六英尺。船舱有十三英尺长，九英尺宽，刚好能容八人，一边四人，但必须头并头，脚并脚，像埃及木乃伊一样僵直地躺着。“太阳二号”不但比“太阳一号”短十英尺，其横截面也显得更圆，因而也就更为纤巧。工地上大约还剩下三分之一的纸莎草，想到这些鲜活的纸莎草就这样浪费了，我心里感到一阵惋惜。但无论我们怎样厚酬相诱、好言相求，就是无法说服我们的艾马拉朋友再为草船多加一根稻草，再为草船多加一天工。他们坚持不肯让步，没有半点回旋的余地。他们要马上离开，回到的的喀喀湖，回到久别多日的妻子身边。
“祝你们一路顺风，欢迎你们到苏里圭岛来。”当花园的高墙被夷为平地，他们的杰作也从视野中消失时，德米特里奥摘下头上的针织帽，亲切地对我们说道。
“苏里圭岛？”我们全都疑惑不解。
“嗯，就算不去我们的那座小岛，只要你们到的的喀喀湖来，我们一样竭诚欢迎。”
显然，艾马拉印第安人对地理知识不甚了解。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大西洋的彼岸建成了“太阳二号”，更不知道他们的家乡是一个海拔一万二千英尺的湖泊。但他们会造草船，即使是当今的工程师、模具师或人类学家也无从仿效。
“硬得像块木头。”卡洛说道。一艘灯火通明的货船轰隆直响，紧贴着我们开了过去，我们两人都松了一口气。“硬得像块木头，而且它一直在下沉。”卡洛接着说道。
“不会一直这么沉下去的。主要是船上载的重量太大了，吃水线以下的纸莎草量却不多。”
“诺曼认为如果我们像《圣经》里说的那样，把所有的纸莎草都涂上沥青就好了。”
“不必如此，”我说道，“吸水的只是纸莎草的断头。所以这次，我们把大部分纸莎草的末梢都放在沥青里泡了泡。”
但实际上，连我也开始怀疑，当初是不是真的应该把整艘船都涂上一层厚厚的沥青。要是这样，我们现在决不会下沉。古埃及人一定是把沥青涂在了纸莎草席的内面，要不然那些壁画上的草船怎么不是黑色的，而是绿色和黄色的呢？
在“太阳一号”的航行结束之后，有几位教士曾给我写信。他们说《圣经》里的诺亚方舟就被涂上了沥青，还有摩西当年被放在尼罗河中漂流时所用的草篮，也被他母亲涂过了沥青，最后才得以被法老的女儿发现。这种说法并非毫无依据。古代埃及和小亚细亚都曾广泛使用过涂抹沥青的方法。但是，从“太阳一号”来看，只要绳索坚固，捆绑紧实，即使不涂沥青，草船也照样能漂浮。
再看看绳子。建造“太阳一号”时，我们用的绳子要粗得多。穆萨和奥玛将几百根短绳绑成独立的线圈，并让它们环环相扣，即使断了几根也不会影响到整体。乍一看，印第安人打绳的方法似乎不太合理。他们就用一根细绳，打成螺旋状的线圈，从船头一直绕到船尾。不仅如此，他们还拒绝使用超过半英寸粗的绳子。他们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绳子受力均匀，即使断了也不会松开，因为潮湿的纸莎草会把它卡住。他们的话靠得住吗？可除了他们，我们又能信谁呢？船上的每个人都很清楚，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们本可以继续使用乍得人的造船方法，做一些必要的改进，这样就不用重新冒险了。而这时，那根性命攸关的“弓舷”也已经安装好了，从弧形船尾一直拉到船舱后的甲板。这次，我们有经验多了，把所有的行李全都集中到左舷。不过，“太阳二号”的很多性能还尚待检验。让我们害怕的不光是那根把我们所有人的性命都拴在了一起的又细又长的绳子，会不会在汪洋大海中突然断裂，而是“太阳二号”剧烈地摇晃，使我们既站不住也坐不稳。而出航的第一天，我们本想装上扶绳，因为船边什么都没有，我们的船在海面上飞速行进着，一旦摔倒，很容易掉进海里，但最后也还是作罢。
我们的船浮力十足，乘风破浪，第一天就航行了九十五海里(一百七十七公里)。除了稳住巨帆，我们什么都没干。有一次，一阵狂风袭来，把两根帆脚索从我们的手中刮跑了。还有一次，两根帆脚索双双被风刮断。顿时，这面长达二十六英尺、上宽二十三英尺、下宽十六英尺的巨帆变成了一面悬挂的长旗，在狂风中扑动翻卷，我们以为整条船都要散架了。当天夜里，我们就驶过了摩加多尔的小岛，距离非常近，我们隔着小岛都能看到大陆上的每一盏灯火。有一家腓尼基染色厂正位于此岛。第二天，从撒哈拉海岸吹来的暴风异常猛烈，我们只好把船帆放了下来，当时，只要一不小心就会把那又高又细的船头砸碎。到了第三天，风停了，完全停了，我们根本无法航行，最后只好躺下来，无助地叹气。这时，非洲海岸已在一片浓雾中逐渐消失。我们在那沉重的舵桨上又是拧又是拉，还在那面松弛的巨帆的角索上使劲地拽，竭力避免舟毁船亡的覆辙。我们很明白，只要来一阵小小吹向海岸的风，我们只需几个小时，就会撞上岸边的悬崖。幸运的是，从海岸上吹来几阵和风，特别是在夜间，几阵微风刮来，再次将我们安全地带离了海岸。
可风还是没有刮起来，到了第四天，海面上竟然风平浪静了。
“我们是在下沉吧。”大家议论纷纷。这一点，在平静的海面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整艘船以每天至少四英寸的速度下沉。我们有点措手不及，因为在“太阳一号”上从未发生这样的事情。印第安人的螺旋形捆绑法难道还将纸莎草绑得不够紧？要么，是这次的纸莎草出了问题？
圣地亚哥拿着铅笔和纸在船上走来走去，他在搞一个不记名的民意测验，看看有多少人认为我们会平安地横渡大西洋。除了我以外，还有另一个人持乐观态度。他是谁呢？也许是诺曼，因为他总是说，只要我们安全渡过朱比角，哪怕让这艘船自己航行，也能抵达前方的美洲。也有可能是卡洛，因为他对“太阳一号”已经倾慕得五体投地，“太阳二号”更是让他觉得完美无缺。
我们以惊人的速度下沉着，要不是洋流推动着不断下沉的草船，我们几乎要原地不动了。也就是在这天，乔治带着一脸异常严肃的表情，跑来跟我说，军需官圣地亚哥和厨师卡洛都认为，我们带到船上的食物和淡水太多了，那些可有可无的东西都应该扔掉。于是，他拿起一个羊皮囊，打开囊口，把淡水倒进了海里。
“这可是我们的饮用水啊！”
“我们要实行淡水配给制，否则，不等驶过加那利群岛，我们早就全军覆没了。这次，无论如何也要成功！”
“快动手把东西扔进海里吧，多好玩啊。”圣地亚哥想开个玩笑，但语气却显得异常做作。
“我们必须把那些不容易熟的食物扔掉，”卡洛几乎是带着庆幸的口气说道，“这次带来的普里默斯炉太糟糕了，一只已经烧裂，另一只也不太好使。”
尤利把头伸出船舱外，脸上的表情极为严肃。在他身后，我看到玛达尼一言不发，眼里满是焦虑和疑惑。小原启站在船桥上，如同一尊神秘的瓷器雕像，一点也猜不出他心里在想什么。诺曼则忙着测量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我们正在下沉，”尤利声音低缓地说道，“上次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沉下去就再也浮不上来了。我们必须把能扔的东西都扔掉，赶快！”
诺曼一声不吭。气氛十分紧张。没有一丝风，草船的浮力也不够。这样的状况上次怎么没有发生呢？那些国内的纸莎草专家说我们的船只能漂浮两周，上次他们说错了，难道这次他们的预言即将应验？其实，我们有意让草船在萨菲港的海水里浸泡了十天，好让它吸饱水。草船带着长长的尾巴，本来就头重脚轻。这样一来，它就不会翻个底朝天。我们四天前离港出航，到现在为止，整整过去了两个星期。而纸莎草船已经有一半没入水中。
“我们把前舱的两只芦苇船扔了吧，”诺曼建议道，“这次，有那只三人橡皮筏跟着我们摄像，我们就用不着什么救生船了。”
我们刚把一个装有便条的瓶子系到那条较大的芦苇船上，人们便急着把船推进了海里。另一条船掉进水里的速度太快，我们还没来得及给它系上任何东西。永别了。只见它们顺着吹向岸边的微风，像气球一样朝海岸漂去。当时，我们一点也没想到，几天后，那张装在瓶子里的便条竟被荒寂的撒哈拉海岸上一位哨兵发现。我们的船浸泡在海水中，任凭洋流带着我们漂荡。
一大袋马铃薯也被扔了下去，因为马铃薯要很长时间才能煮熟。随后是两坛子米、面粉、玉米，还有不知两袋子什么东西和一个柳条筐。饿肚子总比沉入大海强。喂鸡的谷子也扔掉了大部分。然后是一条大梁、木条和硬木板，本打算用于拼接修补的。接着又是装得满满的坛子。玛达尼睁大双眼，焦急地看着我。小原启咧嘴苦笑，抬头仰望着船帆，依然不露声色。一大捆绳子被扔进海里。一块磨石，一把锤子，乔治那根修船用的大铁钉也永远地消失在海底了。我们四周满是书和杂志，漂浮在平静的海面上，有些才刚刚撕开包装。这一切，都经过了我同意，但从心底我是强烈反对。前方还有几千英里的航程，而我们不过才刚刚离开陆地而已。照这样的速度，我们要在路上走好几个月，得有足够的食物和必要的物资才行啊。可他们说得对。我们正在下沉。是什么原因？会一直沉下去吗？我试着首先说服自己，然后再使别人相信，只要水下的纸莎草达到一定的数量，所产生的浮力足以抵消船身货物的重量，我们的船就会停止下沉。这些货物都是我们在5月17号起航之前仓促堆放到船上的。今天是5月20号。我们的船仍然在快速下沉。
我们原本在桅杆前的纸莎草上绑了一块小小的木头甲板，尤利毫不犹豫地将它拆了下来。这块甲板曾给我们带来不少欢乐。昨天，当我们躺在船面，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随波漂流时，圣地亚哥和乔治就把这块甲板当成舞台，在上面又跳木屐舞又是耍小丑，把我们逗得开怀大笑。我劝尤利留下一两块木板供我们走路，当海浪再起，草船再次颠簸不休时，我们就不会踩在那大捆的纸莎草上跌跌撞撞了。
有人坐在舱檐下，将我们轻得无法再轻的埃及茶也倒掉了。还有那个土制的炉子，连同木炭一起被扔进了海里。卫生纸，调味品，似乎没有什么能够幸免。
我的喉咙像被堵上了什么东西。有些人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有些人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有些许羞愧，些许痛苦。如果就这样一直沉下去，还是让这场混乱和破坏在一定的范围和限度内自生自灭吧，否则，人们总觉得没有尽力而为，这种可怕的想法会给思想上增加负担。内心的平静受到困扰，这才是最大的危险所在。这时，船上的鸡也开始扑腾着落下水去。两个人拿出短斧和刀子，准备把鸡笼劈开，好把鸡扔下水，因为普里默斯炉不好使，我们吃不了鸡肉。现在该是制止这场混乱的时候了。鸡已经完蛋了，但乔治却央求留下这船上惟一的鸭子。正如“太阳一号”上的鸭子辛巴达一样，这只鸭子也可以在船面上大摇大摆地随意走动，并咬萨菲那只猴子的屁股。萨菲已经长高了几英寸，但还是一个小淘气，就跟我们上次航行中把她当做我们的吉祥物时一个样。而我呢，则把前舱的空鸡笼拆开，做成一张轻便的餐桌。有些人却想把这张餐桌和几条简陋的板凳扔掉，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可以把杯子和盘子端在手里。但这个提议遭到了我和诺曼的一致反对，我们两人都把吃饭看成是一天中最大的享受。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活得跟猪没有什么两样，那我们的士气就会毁于一旦。”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海军官员，诺曼这样说道。
我们的情绪又恢复了平静。气氛也缓和了许多，仿如避雷针起了作用。船上空出不少地方，我们可以在船上走动自如，再也不必接踵摩肩了。但风还是没有刮起来。
第二天仍然风平浪静。接下来的两天依旧无风无浪。我们几乎原地不动。船倒是停止了下沉，但也没有任何显著的进展。
“根据统计，每年5月份，此处风平浪静的几率只有百分之一，”诺曼用手指着航海图说道，“但在过去的一周里，我们碰到的怎么尽是无风天气呢？”
我们试图划动那又长又重的舵桨，但无济于事。不过，我们目前似乎已经脱离了危险。于是我们纵身跃进大海，享受着生命的喜悦。阳光照耀在我们身上，这边是加那利群岛，那边是非洲大陆。它们都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海水又清又凉，诺曼拖着鸭子一起畅游。萨菲用后腿倒挂在船舷上，勾着身子嬉水。多么诱人的海水啊！可是，天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摆脱那些在水面上下浮动的黑色小油块呢？实际上，自我们出航以来，玛达尼每天都会捞起一些油块来作为样本。这次，我们想抓紧每一天的时间，进行一次更为系统的研究。上次，我们只是注意到了海洋的污染问题，肮脏的海水惨不忍睹。我们把报告和样本送至联合国挪威代表团，结果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显然，进行一次更为彻底的调查研究十分必要，更何况现在海水又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了。从早到晚，海水既是我们的漱口杯、洗脸水，又是我们的浴缸、澡盆。庆幸的是，油块之间的空隙足够大，我们还不至于撞进油块里。我们潜到纸莎草船底，那里的海水清澈透亮，聚集着大群大群的鱼儿。有长着条纹的鲭鱼，有浑身斑点的剌鲳，或在船底的阴影中来回游弋，或在纸莎草近旁休憩停歇。纸莎草光滑结实，强韧坚固，那鲸鱼肚状的船身，甚至比“太阳一号”还要漂亮。瞧那儿！是一条又肥又笨的大鲶鱼，将近有五尺长呢。据此判断，我们尚未远离加那利群岛，因为这些鱼是不会冒险游到深海里去的。只见那条鲶鱼朝这边游了过来，碰了碰乔治的潜水面罩。又有一条八英寸长、长有斑马状条纹的鲭鱼，像一艘小型的乔柏林飞船，朝着我的指尖游来。圣地亚哥说得对，这种鱼只有在水面上时才会游动。从水里向上看去，它们不像在游，而似在飞，如同自由的鸟儿一般。两个外形奇特的生物从我的鼻子底下游了过去，活像两只剪掉了双脚的长筒袜。再看那边，一张圆盘漂浮在海面上，很像一只橡皮做的海蜇。但是，由于“葡萄牙军舰”在我们的脑海中记忆犹新，对于这种不知名的无脊椎动物，我们一律敬而远之。
“鲨鱼，大鲨鱼！”
它离我们很远。只见它的背鳍和尾鳍划过水面，中间隔着好长一段距离。由此可见，这条鲨鱼可不是一般的大。它并没有打扰我们，泰然自若地从我们前面游了过去。
在水中目睹了“太阳二号”的英姿后，大家情绪高涨，心情大好。船尾依旧坚固、美观，船身一点都不向右倾斜，也没有一根纸莎草松落。尤利和乔治甚至认为船头的纸莎草稍稍上浮了一些，也许是因为前几天在吃水线以上吸收的水分被灼热的太阳蒸发了。前一天他们还说，桅杆前每次至多能站两三个人，以防止船首下沉。而现在，他们一致同意用我们剩余的材料做几把椅子，在前舱弄个舒适的餐厅。
整整一个星期，我们无所事事地躺在船上。船朝着东南方向漂移。偶尔从东西两边吹来的丝丝微风根本无济于事，船帆纹丝不动。海水在我们身下缓缓地流动。大海奔流不息，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因为我们的船和海水在以相同的速度前进。这时，四周终于起风了，虽然很小，但给我们带来了一丝希望，期盼大风起兮云飞扬，我们好乘风破浪。当我们洗澡或潜入水下同温顺的鱼儿玩耍时，身上总会绑着一根长绳。如果变幻莫测的海风让草船突然行驶起来，绳子就会把我们拖住。要是脱离了船队，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天，风平浪静的日子快要结束了。诺曼、圣地亚哥和鸭子辛巴达都系着绳子在水中畅游，我也跳进海里，潜到草船底下，然后游到船的另一侧，仰躺在翻着细浪的海面上，惬意地享受着日光浴。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己置身于世外桃源，正悠闲地度假。鸭子游泳时，身体没入水面的部分确实难得一见，其实也就是一个胖胖的鸭肚子，再加上一对不停拍打的鸭蹼。我转了个身，欣赏着旁边美轮美奂的草船。看上去还真有点诺亚方舟的派头呢，黄澄澄的稻草和竹条，桅杆上的猴子，舱顶上的鸽子，露在舱门外的两只光脚丫，好一幅奇特的景象！船帆微鼓，舵桨周围泛起点点涟漪。我们的船真的动了起来。奇怪，我怎么没感觉到绳子在拉我呢，它可真够长的。不对劲呀，绳子！绳子哪去了？找不着了！不见了！一定是刚才游泳的时候弄丢的。“太阳二号”已经启航，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大西洋上晒着太阳。我不由地感到一阵惊慌―我掉队了。我立刻告诉自己不要紧张，“太阳二号”并未走远。跟乔治和诺曼两位游泳冠军相比，我的泳技差得很远，但就眼前这点距离，我还是能够赶上。我终于没费多大的劲就追上了“太阳二号”，然后用手抓住船身上绑得紧紧的细绳，纵身跃上了甲板。见到纸莎草船如此坚固，心里总算踏实了。我二话不说，动手在左舷上装了个自己设计的淋浴网，一个像大袋子一样的东西。有了它，我们就能在航行途中爬到里面去洗海水浴。我们不敢在船上洗澡，因为肥皂水会积在纸莎草缝隙里，不像普通的甲板可以刷干净。而肥皂水会对纸莎草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并不清楚。
来自东北方向的信风刮了起来。我们奋力划动舵桨，波浪推着草船向前飞驶，四周早已不见陆地的踪影。5月26日，诺曼从舱顶上爬了下来，手里还拿着六分仪、纸和铅笔，如释重负地喘了口气。肯定是我们顺利通过朱比角了。好哇，“太阳”号最危险的敌人―海上的险峰峭壁已经被我们甩在身后了。波澜壮阔、一望无际的大海再次呈现在我们面前。与上次不同的是，“太阳二号”的船尾依然高高翘起，两根电线杆粗细的舵桨完好无损。在起航前，凡是见过这两个庞然大物的人都觉得好笑。他们说，我们应该用细一些、轻一点的舵桨；要是这样巨大的木料折断的话，那纤细的纸莎草早就断了一百次了。
我们从没有想过草船上的生活竟会如此惬意。从远处的海岸上飞来一群色彩鲜艳的鸟类。他们拍打着翅膀，似乎在经过长途飞行后早已疲惫不堪。它们一会儿停歇在桁端、舱顶，一会儿落在舵桨上，一会儿又栖在船头或船尾。卡洛曾把草船幻想成浮动的鸟窝，而今幻想却成为了现实。有些是我们的旧友老乡，比如野鸽、山雀、燕子、金翅雀和麻雀。一只貌似鹦鹉的金丝雀长着蓝绿相间的羽毛，光彩夺目，异常美丽。还有一只腿上套着铜环的信鸽，在我们的头顶盘旋。过了一会，它落在了桅杆上，最后飞到蓝色的联合国旗下面，同操舵的人会合。这是和平鸽呀，大家都这么想。这只鸽子和船上悬挂的蓝色联合国旗仿佛融为了一体。在那个铜环上写着“27773-68A西班牙”的字样。我们的草船变成一个浮动的动物园了，各种各样的鱼类在水下默不出声地陪伴着我们。船上，到处都栖息着色彩绚丽的小鸟，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它们在原来饲养家禽的小碗和谷物里饮水啄食。可是，当我们的草船稳健地向前驶去，愈来愈远地离开加那利群岛，却没有一点靠岸的迹象时，这些小鸟就一个个向我们告别了。只有那只漂亮的金丝雀因为飞不动，只好呆在船上日益消瘦。它是食虫鸟，但我们连一只苍蝇都拿不出来。那只信鸽却爱上了鸭子辛巴达的口粮。它吃得胖胖的，愈来愈温顺，显然下定决心跟我们去美洲了。
风起浪涌，“太阳二号”似乎也稍稍浮起，看上去就像是那迎风招展的巨帆在把前半截船面往上提升。整个草船犹如一只风筝，只是由于负载过重而不能展翅高飞。海上的疾风为它加油鼓劲，只见它加速行驶，好像要把耽搁的时间追补回来。它以每天六十海里、七十海里或八十海里，即每天一百一十公里、一百三十公里，甚至一百五十公里的速度，带着我们跨越大西洋。
船上的生活很快就变得井然有序。大家都十分愉快，放声高歌，开怀大笑。船上的装备无需修理，值班的工作也很轻松。陶坛里装着可口的食物，用不着定量配给。船上还有四位高级厨师。乔治最拿手的是又香又辣的埃及菜，小原启的烹调技艺堪称一流，恐怕连埃及法老都会妒忌我们。玛达尼的洋葱烩咸肉总让我们胃口大开，卡洛总是任劳任怨地做他的“常任厨师”。这一切使我们觉得自己仿佛坐在头等舱内，乘风破浪向前飞驶。
暮色中，巨帆把阴影投射在船身上，七个晒得黝黑的大胡子围坐在用鸡笼改装的餐桌旁，兴高采烈地吃着晚餐。还有一个大胡子站在船桥上，迎着夕阳，转动着粗大的舵桨。罗盘指向正西，落日把最后一丝余晖洒在前方的海面上，宛如孔雀开屏，瑰丽绚烂。我们乘坐的这只金色的天鹅，正追随着这永恒的太阳，向前疾驰。右舷的上空，亮起了大熊座和北极星。它们是我们的好朋友，是我们这个小天地中的成员。自上次航行以来，我们就十分熟识了。
夜风吹拂，清新宜人。我穿上长裤和毛衣。玛达尼也穿上厚厚的摩洛哥长袍，戴着尖尖的头巾，就像一个中世纪的僧侣。在浩瀚的夜空下，他跪于舱顶，俯下头去做礼拜。他性格开朗、和蔼友善，是一位难得的好旅伴。他代替了阿布杜拉，代表着非洲的有色人种。他不像阿布杜拉那样肤色漆黑，但也是柏柏尔人中最黑的了。在启航前三天，萨菲的海港上再也见不到阿布杜拉的身影，他是“太阳一号”船队中惟一离队的人，让人抱憾。阿布杜拉作为难民离开乍得已有一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乍得内战愈演愈烈，一方是北部的伊斯兰教徒，一方是由法国海外兵团支持的基督教黑人政府。他在这儿有一个妻子，那儿有一个老婆，但由于地域的阻碍，无法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这使他日益不安。他经常是这只手拿着一张相片，是三个漂亮的非洲儿童，摄于乍得；那只手拿着一封电报，说他新娶的爱妻刚刚在开罗给他生了个女儿。如果阿布杜拉再次坐草船出海，谁来替他解决这些家务琐事呢？再会，阿布杜拉，我们都会想念你的。在我们居住的旅馆，阿布杜拉刚刚走出大门，玛达尼就从旅馆的接待处后面笑嘻嘻地走了出来，问我们是否能够带他出航。这家旅馆不久前被萨菲一家大型的磷酸盐工厂接管，玛达尼被委任为旅馆的总管。我们正需要一个纯正的非洲人来接替阿布杜拉。于是，他就这样被七个准备出海航行的房客带走了。
当时，我们认识玛达尼才三天。可是我们过去谁也不认识小原启。刚好我有一个瑞典朋友要去东京商讨电视节目的交流问题，我便请他推荐一位身体健康、性情友善的日本摄影师。没过多久，敦实矮小的小原启就推开萨菲旅馆的房门，背着摄影器材，踉踉跄跄地走了进来。他是个很懂得生活情趣的人，喜欢哼哼小曲，耍耍柔道，练就了一身好肌肉。我们问他有无航海经验，他回答说，曾坐汽船在东京湾观光旅行，后来，又去过南美的的的喀喀湖拍摄那些乘坐芦苇船的印第安人。
“你呢，玛达尼？”诺曼急切地问道。
“当我第一次从马拉喀什来到萨菲时，曾离开码头，去海上打鱼。但因为晕船，只好又回到岸上。”
“这一次又都是‘旱鸭子’。”诺曼瞅着我，有些失望地说。
“但他们肯定不会像水手那样，把草船当做一般的木船，把重的东西全部放在受风的那一侧。”我又想起去年的那场大祸，“明白自己对草船航海一无所知的人，反倒最稳当。一名经验丰富的滑雪运动员很少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跳伞运动员，他们缺少灵活性。”
最开始的两天，这两个初试身手的海员全都因晕船而倍感折磨。狭窄的草船颠簸摇晃，就像一只在狂风巨浪中颠沛漂流的空瓶子。后来，佛祖和真主似乎听到了他们虔诚的祈祷，把风平浪静的天气带到海上，让那些统计数据和气象图完全失去了效用。等到海风再起，这两位来自日本和摩洛哥的代表就已经能够适应了。像在“太阳一号”上一样，我们有福共享，有难同当。曾有人肤色白皙，但如今已被晒成褐紫色，肤色本来就深的人则愈发黝黑，谁也不会去想什么家谱、证书、会员卡或护照一类的事情。甲板前侧的空地不多，后侧的空间更少。船舱两侧只留下三英尺宽的过道。船舱矮得让人直不起腰，要想舒展筋骨只有爬到舱顶上去。除了矮，它还很窄。躺在里面翻身时，不是膝盖压上别人的肚子，就是胳膊肘碰到别人的眼睛。即使夜间舱内漆黑，桅索和船桥的吱嘎声响成一片，也听得出是谁在祈祷，谁在打鼾；谁的吃相如何，谁的玩笑幽默，彼此全都明明白白。只有圣地亚哥和乔治偶尔会找尤利讨要安眠药。别人都能睡得着。我们好像是在举行一场不散的宴会。这里无任何隐私可言，从早到晚，不分场合，我们全都形影不离。
如果说，美国人和苏联人互不了解，现在有两个人却成了莫逆之交。如果说，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是天生的敌人，我们船上早该出现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局面。如果说，万能的主只允许人们供奉一位神灵，在“太阳二号”上早就发生宗教战争了。我们分别来自八个不同的国家，各有各的语言。但日常用语只限于英语、意大利语和法语，偶尔也讲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只在梦中才讲俄语、挪威语和日语。只要一有空闲，通常是在晚饭以后，就会有两三个人坐在桅杆下，其余的人则围坐在鸡笼餐桌旁，互相争论，一起合唱或讲些趣事。不去船舱，是因为那里总有人在睡觉。我们也讨论政治问题，但从不会拳脚相向。因为在这里，允许自由争论东西方问题，更没有荷枪实弹的人在旁边监视。要说武器，船上能派上用场的只有手叉、斧子和鱼钩。但我们只用它们来为大家服务，因为我们“同命相连”。和所有人一样，我们也讨论巴勒斯坦问题、非洲的部族争端，以及美国对越南、苏联对捷克的干预。但谁也没有勃然大怒，谁也不会声嘶力竭，大多数时候，我们的意见都趋于一致。我们也探讨了宗教问题，但谁也没有感到受到了神谴。我们有天主教徒、科普特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也有无神论者、自由思想家和半基督教徒的犹太人，在我们小小的方舟上，居然容纳了这么多不同信仰的人。不过，反倒是一枝失而复得的牙刷引起过一场争论，当我们就它的归属问题进行讨论时，听到了好几个人的咒骂和怒吼。看来，纵然相隔千山万水，人类在人性深处还是极其相似的。鼻子底下的牙刷远比千里之外的大炮具有威力。人与人之间千差万别，但人类最本质的情感却亘古不变。不管我们是否相互理解，但我们在同一条船上相依相偎，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因为相同的理由而欣喜鼓舞，抑或恼怒愤慨。我们竭尽全力互相帮助，因为帮助别人就是帮助我们自己。一人操舵，别人都能安睡；一人做饭，别人都能饱餐；一人补帆拉纤，大家都能前进。我们必须保持最好的精神面貌，时刻准备着，一旦遭遇外来威胁，我们必定联合起来，奋力加以还击。
日子一天天过去。几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
“太没劲了，”卡洛俯身捡起钓鱼竿，轻松的语气不像是在抱怨，“没什么可修的，没有木料折断，也没有绳子需要拼接，跟‘太阳一号’真是大不相同。”
他坐上船头，两脚伸出舷外，拿一条小飞鱼当鱼饵，挂在鱼钩上。这种飞鱼大量飞上草船。在船底的飞鱼中，还混杂着剌鲳，它们味道鲜美，只要一垂钓，就会立即上钩。可是我们觊觎已久的海豚或金枪鱼，这次却很少见到，它们是最让水手们垂涎的美味佳肴。金枪鱼常常拍打着尾巴，高高地跃出海面，但离得太远，我们的鱼饵对它们根本不起作用。有一天，乔治在游泳时遇上一大片望不到边的银色鱼群，这种鱼看上去就跟雪茄一样，名叫“东方狐鲣”。还有一次，在靠近非洲的海面上，一群大鲸鱼迅速地从草船旁边游了过去。这也许就是我们上次遇到过的那一家子吧。有一条扁扁的蝠鲼，就跟我们的船桥那么大，猛地跃入半空，然后像一块烙饼似的掉了下来，打得水面浪花四溅。好几只海豚急急忙忙地游了过去，但它们也不忘调剂放松，不时地浮出水面，快活地纵横跳跃。一条无精打采的肥鳗鲡，有一人多长，大腿般粗，懒洋洋地扭动着，消失在浪花之中。一天下午，有一条粉红色的巨型鱿鱼，从船底爬了上来，一步步摸索着从船身爬到舵桨，然后将十个触手一起举过头去，突然把水一喷，就向后射到海水深处不见了。
可见，大洋里存在着不少生命呢。可是海上的油块要比鱼多得多。在第一个月里，玛达尼只有三天没有见到水面上漂浮的黑色油块，却是因为那时波涛滚滚，根本看不真切。6月16日，我们出航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海水污浊不堪，海面被大小不一的沥青块所覆盖，大的像马铃薯，小的只有豌豆或是米粒大小，在里面洗漱，令人十分难受。但是从摩洛哥到加那利群岛的航程中，我们才见过比这更糟的状况，当时，风平浪静的天气让我们能把海上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5月21日，我曾在航海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这样的污染让人心惊胆寒。玛达尼正在打捞沥青状的油块，它们有梅脯大小，上面还长着小藤壶。有些则寄生着小蟹、虫豸和多足的甲壳动物。到了下午，平滑的海面已经蒙上了大量褐色和黑色的沥青块，漂浮在一层肥皂水似的东西上边。海面上处处折射出各种颜色，好像泼上了一层汽油。”
在同一片海域，几个形似长袜的腔肠动物游来游去。这些动物身体紧绷，看上去就像橘色和绿色的长条气球。可是，它们还有成千上万死去的同胞，漂浮在油块中间，如同泄了气的气球，又扁又平。我们随着这些油块和死虫整整漂浮了两天，才从这片污水中挣脱了出来。这一段严重污染的海面，也沿着相同的航线向美洲漂去，只是比我们的船缓慢罢了。后来，当海浪又起时，拳头大小的油块随着海水冲上船来。海水透过纸莎草间的缝隙流走，但它们却留在了船上。可是，石油污染还不是现代人对大海的惟一“馈赠”。我们每日观察，几乎没有一天见不到塑料容器、啤酒罐、瓶子，或是其他易腐品，如包装袋、软木塞和各种垃圾，紧贴着草船漂流而过。
当草船再次驶入油污黏浊的海面时，我们已经航行了一千七百二十五海里，余下的航程只有一千五百二十五海里。第二天，风力强劲。又过了一天，也就是6月18日，我们遇到了两次航行都不曾见过的巨浪。风还不算狂暴，阵风达到八级，但一排排急浪却越来越高，与风力不成比例。也许在东北方向的什么地方刮起了大风暴。这种景象起初使人感到兴奋，但逐渐又使我们感到焦虑担心。随后又觉得惊喜和欣慰，为我们的杰出表现而自得。最后，我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为我们这个小小的胡桃壳居然能搏击这屹立如山的巨浪而啧啧称赞。该我当班了，我独自一人站在船舱后的船桥上，右舷的舵桨已经紧紧固定。我转动着左舷的舵桨，使草船迎着海浪前进。眼前的层层激浪与浅水滩上的碎浪可大不相同。一道巨浪打来，通常会形成一道陡坡，把我们抬到半空。当我们攀上风口浪尖，浪峰就会突然崩塌下来。我们就在一片浪花飞溅中，船头朝下，尾巴朝上，箭一般地射向深蓝色的水波，掉进深深的浪谷中。如果船身一横，大家就没命了。
“二十英尺，二十五英尺。”
人们猜测着那浪脊的高度，既感到欢欣，又感到惊恐。
“三十英尺。”如今那浪峰已经高过桅顶了。
三十英尺。玛达尼拼命忍受着晕船的煎熬。浓密的乌云和疾风骤雨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涌来。船上的所有装置运作起来如同钟表一般精准无误。尽管巨浪排山倒海，但“太阳二号”应付起来却灵巧自如。除了船面上时时溅上浪花以外，简直无可挑剔。只要我们把船尾朝着身后不停追赶的海浪，就不会出问题。所幸的是，浪起浪伏，富有节奏，间隔适中，恰好同“太阳二号”的长度和形状相当。一个浪头，又一个浪头，再一个浪头，排列得那么整齐。此时，最好不要朝后看，一定要专心致志，将舵把稳把直。我们竭力逃离这滔天巨浪，身后，仿佛有无数排玻璃墙正向我们压将过来，要把我们埋进水底，让我们无处藏身。我的伙伴们不用当班，他们一个个地爬进船舱，眼睛瞪着舱顶，耳朵听着怒海震耳欲聋的狂吼。只有卡洛这位登山运动员还坐在高高的船头，这是他心爱的地方。只见他晃动着双腿，如同骑在马背上。
我又一次觉得草船被推上半空，而且这一次特别高，然后随着坍塌的浪峰向前俯冲而去。现在这道浪头已经追过我们，它在我们前面升腾，平滑流畅，镶着几道白纹。
“这个浪头比桅顶还要高。”卡洛急切地叫道。雪白的牙齿在他红色的浓髯中闪闪发亮。
过了一会儿，他从船头上下来，踉踉跄跄地向后走去。他拖着安全绳，钻进了船舱。他告诉我们，当草船翘起尾巴，开始往下冲时，他看见那浪谷裂开一个大口，我们好像要一头扎进一个水淋淋、深不见底的坟墓。这骇人的景象还是不去目睹为好。
很快就要换班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一秒也不敢大意，决不能让船身横过来。现在已快接近下午4点了。又一个巨浪怒吼着，从我们身后呼啸而来，比以前所有的浪头都高。我咬紧牙关，使出浑身的力气，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决不能让海浪把桨片扫开。我感到好像有一堵巨型水墙把船尾托起来，慢慢地往上升，往上升。我双眼死盯着罗盘，好把握住航向。一定要保持平衡，与海浪成直角。这个庞然大物在我们脚下翻滚，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往上升吗？浪脊就在船舷两边，好像正要涌过来一样，浪花飞溅，颇为壮观。刹那间，船身急剧倾斜，正要以可怕的速度向下飞驰猛冲。我们就像是坐上了一个装有巨帆的滑浪板。险情就在这个时刻发生了。一声巨响，是巨木崩断的声音。船身和舵桨全都剧烈地震动。“太阳二号”好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左舷旋冲向最前方，斜斜地朝着浪谷栽了下去。
这仿佛当头一棒，把我打迷糊了。我胆战心惊，犹豫不决。等我缓过神来，鼓起勇气回头一看，哎呀，舵桨！左舷那一根碗口粗的舵桨已经断裂，宽大的桨片耷拉了下来，挂在安全绳上荡秋千。我刚看了一眼，又一个巨浪就突然朝船头涌来，一直朝右舷冲去。现在，我们的船尾已经丧失了抵御海浪的能力，不能把我们抬到半空了。
“全体出动！左舷舵桨断了！尤利，快拿海锚！”
船身和船桥在巨浪的冲击下，已经严重变形。我心急如焚，赶紧从船桥上滑下来，松开那固定右舷舵桨的绳子。巨浪冲击舱壁时发出的吼叫声，以及船帆拍打桅杆的巨响，比船桥上的呼唤声显得更加清楚有力。船舱里的人蜂拥而出，他们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双手在腰间松松地系上了保险绳。
“抛哪一个锚？”
“最大的那个。”
我解开右舷舵桨的绳子，但它上下两端各有一个硬木卡子把它卡住，所以舵桨还是一动不动。巨浪一个接着一个，铺天盖地地朝我们劈来。狂风、恶浪把巨帆和船身随心所欲地抛来抛去，肆意蹂躏。突然，桅杆发出了不祥的吱嗄声。
“不好，赶快收帆！”
为了加快船速，诺曼刚刚在一根竹杆上挂起了一面小顶帆。竹竿早已折断，那面小顶帆却还向着主帆迎风飘扬，仿佛一个泄了气的皮球。
“赶快降下主帆，不然就要撕裂了！”
诺曼站在舱前指挥。他亲自爬上桅顶，把那面顶帆用刀子割断。随后，由五个人抓住升降索，开始把帆往下降。那二十三英尺长的帆桁马上就离开了桅顶。可是，主帆却被风鼓得满满的，把那沉重的帆桁吹得一会儿上一会儿下，根本无法收下来。站在舱前的五个人使出浑身力气，用他们的体重来对抗这面仿如风筝般疯狂起舞的巨帆，他们伸出十条胳膊，死命地吊在升降索上。这时，又一个巨浪呼啸而来。
“赶紧抛锚，真要命！”
“海锚的绳索被巨浪打乱了，海锚抛不出去！”
“大锚抛不出去就抛小锚！不然，海浪会把我们撕成碎片！”
一个巨浪打在船上，紧接着又是一个更大的巨浪。幸好朝着浪头的一面是右舷，这一侧没有舱门，整个舱壁早被我们用帆布覆盖。那一个又一个的巨浪不停地冲击着舱壁，浪花快要跟舱顶一样高了。
“小锚已经抛出去了！”卡洛得意地大声喊道。
但是，小海锚的制动作用太小，根本不能把船尾拨正过来。尤利和卡洛站在舱后，海水已经没到了他们的腰部。他们不顾生命危险，寻找着那最大海锚的两根拖缆，腾飞的白浪不时淹没他们的身影，而一个个巨浪却一次又一次把海锚的绳索打乱。
“检查一下安全绳，大家可都把绳子系好了！”
经过千难万险，我终于松动了这根卡死的舵桨，已经能够摇动几英寸了。然后又摇动了几英寸，但仍然无济于事。暴风把巨帆的底边突然刮到了船头的尖端，并且缠在一起，把船头拧向左侧。海浪咆哮，海风怒吼，从各个方向传来的喊叫声和提议声，都要竖起耳朵来仔细听，然后把它翻译过来，从船桥传递到桅杆，最后再传递回来。
“赶快把帆落下来，否则整条船就会被撕成碎片！”我大声嚷道。
巨帆在摇摇晃晃地下落。
“赶快停下！把帆再拽上去，不然巨浪就要打上它了！”诺曼喊道。
“如果船帆被巨浪卷进海里，我们就再也没法把它弄上船了！”乔治也对我大声喊道。
他说得完全正确。这面埃及巨帆的底边与甲板一样宽。但它的顶边和那帆桁却比草船宽很多。因此，要把帆落下来，而又不让两旁的巨浪扫着帆的顶边和桁端，那几乎是不大可能的。
这个问题很快就迎刃而解。每一次把船帆落下来一点，下面的五个人马上就把它向上卷起。只要船帆不落到船面，海浪就打不着。这五个人亮出马步，站稳脚跟，尽可能在草船摇晃时不被风浪刮倒。我使出吃奶的力气，在左舷舵桨的舵柄和舵杆上敲着拽着，终于使它能够摇动了，但还是不起作用。那五个人把船帆一点一点地向上卷着，眼看已经卷上三分之一，就用绳子把它捆住。现在应该集中时间和精力解决桨片问题了。我们模仿埃及古墓壁画，在桨片上系了一根安全绳，因此没有费多大的劲就把它拽上船来。那舵杆是在下面一个硬木卡子附近折断的。舵杆有碗口粗，而且是用油松制造的，大家都认为它不会出问题，如今竟然像火柴棍一样不中用，一分为二。但是，纸莎草却出奇地牢固，一根未断，一根未松。它比碗口粗的油松还靠得住。眼前的事实给我们上了一课。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捆绑舵桨两端的绳索太粗造成的。下端的绳子应该细一些，如果遇到险情，那么先断的就是绳子，而不是舵桨。这样一来，绳子就成了舵桨的保险丝，从而有效地保护了舵桨。这次航行归来后，我们才知道这就是古代埃及人使用的方法。可是，我们开始都认为，舵桨上下两端的绳子粗细有别，可能是画家弄错了，因此就把这个关键的细节忽视了。后来，我们反复比较古代的图样，惊奇地发现这个细节在每一个图样上都是一致的。由此看来，古代埃及人肯定在海洋中航行过，并且有过这方面的深刻教训。
乔治使劲把那沉重的桨片拽上了船，桨片上长满了藤壶。诺曼在桨片上捆绑了一束短短的纸莎草残根，以使桨片和舵杆固定的地方保持妥帖。乔治把那束饱经磨难的纸莎草割断，扔到海里去，然后站在一边，充满期待地看着它到底何去何从。结果，它咕噜咕噜地沉到海底去了。乔治对此事只字未提，但他没有想到，有人在船桥上目睹了这一切，同样茫然困惑，心直往下沉。这纸莎草到底怎么了？难道是由于纸莎草里面的空气都被挤出来了吗？尤利和卡洛刚好背对着乔治。他们正手忙脚乱，急着寻找那个大锚的绳头。经过他们的齐心协力，大海锚终于被抛进了海里，小海锚被拉上了船。这一招还真灵，船尾慢慢地扭了回来，但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原来的位置。我们与风向还保持着一定的角度。右舷的后半部分不时地遭受巨浪的冲击，与“太阳一号”的情况一模一样。
狂风肆虐。此时，还有十分钟就到9点。夜幕已经降临。前舱的那几人已将船帆卷起了一半，帆上的太阳徽号只有一半还露在外面，就像西方的落日被浓密的乌云挡在了视线之外。但是，即使我们此刻还能看到它，它也不在我们的正前方了，因为我们已经偏离了正西的航向。这样看来，它将出现在船头的左方。我们的船头早已歪歪斜斜。
真是祸从天降，何其悲壮啊。舵桨断了，我们却没有够长够粗的木料备用。能够用来拼接的硬木都被扔到加那利群岛附近的海里去了。如果我们就此躺下，等着海锚来减低船速，说不定还能看到它们从后面赶上来呢！这个玩笑有点过火。无计可施了，各位晚安。现在开始睡觉，把难题都留到明天吧。一枝舵桨只剩下一半，桨片也掉了，另一根又根本不起作用，那还掌什么舵呢？巨浪怒吼着在甲板上来了又走，那个大海锚多少还能稳住草船的航向，海浪也不会从船舱门口涌进来。但我们必须安排人员轮流值班，可不能让巨浪中飘零的其他船只把我们撞沉。
可是，怎么睡得着呢？我们好像又回到了“太阳一号”上，回到了被大海折腾得无法入眠的夜晚。狂风掀起巨浪，冲击着右舷的舱壁，在船的周围向我们示威。我们的草船是由一左一右两大捆纸莎草接起来的。在接头的地方有一条又宽又深的缝，刚好在船舱的底下。如今这个地方积满了海水，成为一条小河，川流不息地来回流动。这些积水本可以从纸莎草间的缝隙渗出去，但由于纸莎草吸水膨胀，整个船面变得严严实实。旧的积水还没有漏掉，新的浪头又打上了船，把船身变成了一个大浴缸。
我躺在睡袋里，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现在又轮到我出去接班了。船舱的外面有一条竹凳，我坐在上面，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我睡得正香，突然又被惊醒了，心中不免感到一丝羞愧。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只蝙蝠，不，是只猫头鹰。它在上空盘旋，一不小心，撞上了桅杆的支索，便滚落下来。这位不速之客的飞行表演十分低劣，一只翅膀又碰到了无线电天线，最后摇摇晃晃落在我的身边。我定睛一看，不是猫头鹰，而是一只鸽子！是我们那位脚上套环的旅伴！我们原本在舱顶放了一只小篮子当鸽子窝，让它同船桥上面值班的人做伴。可是，刚才与巨帆和惊涛骇浪进行的那场生死搏斗，把它吓飞了。天黑以后，它在船桥上找不到值班的人陪伴，不敢再孤单地呆在窝里，想另外找一个干燥的地方安身。它在四处搜寻了半天却一无所获，于是就精疲力竭地飞了回来。它一直蹲在竹凳上面，紧靠着后来接班的人，直到天亮。过了一会儿，海浪对我们的攻击愈发疯狂，它撞击着船舱的两壁。我们睡在左侧的人，脚下都有潺潺小溪在汩汩地流淌。
这是一艘奇特的草船。问题在于，它正变得跟普通的船一样滴水不漏。本来，船底可以漏水，但现在，甲板上的积水再也无法即刻渗出。
第二天，我们所遭遇的情形，仍然像闯鬼门关一样。我们在泛着白沫的水里来去，把坛子一个个搬到稍微安全的地方，破碎的坛子被扔进海里。我们把已经松动了的装备归整好，把支索拽紧，把船帆破损的地方修补好。我们早已精疲力竭，但还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开动脑筋，想出对策，尽快摆脱目前的困境，恢复我们的操舵能力。要是我们坐以待毙，任凭海侵浪袭，不把船身扳正，完蛋只是迟早的事。在我们的船上，无论纸莎草还是木料，都是用绳索捆绑起来的。在这样巨大的张力下，这些绳索随时都有绷断的可能。捆绑纸莎草的螺旋形长绳只有半英寸粗，和我们的小指差不多。固定桅脚、船舱和船桥的绳索，是用三根三分之一英寸粗的细绳编织起来的。那些印第安人决不允许在纸莎草捆之间使用比这更粗的绳索。无论桅脚、船舱，还是船桥与纸莎草的接头处，如果这些地方不够柔韧灵活，海浪早就将它们残暴地撕裂。大海如此凶猛，就算肢解巨木、弯折钢筋也不是问题。我们这艘草船好像一个用芦苇编织的大球。大海本来对它毫无办法，碰它一下，它就会弹开。不过，大海又玩起了新的花样，它慢慢地蹿上船来，使劲把我们往下压，就像是甲板上放了一堆无用的货物。于是，我们又开始以可怕的速度下沉。泼溅上船面的海水足有几吨重，积聚在草捆间又深又长的沟壑里，增加了船的负载量。这是下沉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这些积水从上往下渗，渗入原本干燥轻巧的纸莎草捆，上半部分早已湿透。这次，草船下沉的速度惊人。这一切，大家都心知肚明，但谁也没有表现出一丝慌乱。大家都坚定不移，要想办法闯过这道鬼门关。每个人都献计献策，但经过讨论后，这些建议又被大家一致否决了。玛达尼没有参加过“太阳一号”航行，没有见过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他把我悄悄地拉到一边，十分担心地问我有无危险。我告诉他，目前还没有。他听了后喜笑颜开。小原启一边使劲甩掉耳朵里、头发上的海水，一边大笑着说，从未想到世上竟有这样的狂风巨浪。
多亏了海锚，船尾稍稍扭正了过来。假若在这个时候把海锚收上船来，船身就会再次横过去，整条船又会重新遭受排浪的袭击。另一方面，由于海锚的作用，草船几乎是在原地踏步，丝毫也没有前进。我们搁浅在大西洋中心，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离出发点有一千九百海里，离终点也有一千三百海里。
两天时间过去了。除了保护好我们自己和船上的货物以外，大家什么也没干。要想修补那根舵桨几乎是不可能的。狂风越刮越大，海浪越涌越高。海浪保持着二十至二十五英尺的高度，有时甚至达到了三十至三十五英尺。我坐在船舱里，剪开便笺簿后面的一张硬纸板，做了一个模型，包括那枝松垮的桨片，两块断裂的轴柄，以及两个将歪斜的舵桨上下固定的木卡。我惊奇地发现，如果把舵桨的两截直接绑起来，它的上端刚好能够到达船桥的踏脚板。大家照着这个样子，把断桨绑在一起，而且共同发明了一个新的掌舵方法：掌舵的人站在船桥的另一侧，用右手旋转右舷的舵桨。左手同时拿住一根竹棍，左脚也套一根绳子用来旋动左舷那根缩短的舵桨。简直就是在表演杂技。这样一来，操舵就更加困难了。舵手还要时时拽动绑在船桥上的帆脚索，因为草船吃水太深，两根舵桨的作用有时不够。如果草船不听舵桨的使唤，我们就必须用船帆来控制航向，决不让风浪把船身打横。
当我们尝试这套方法时已经是第二天晚上了，“太阳二号”别别扭扭地躺在水里。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要想完成后半段航程，前面还有艰巨的任务在等着我们。瘸腿的舵桨一放进海里，情况就立即好转了。我们设法让船尾转过来迎着海浪，等我们收起海锚，那面卷了一半的巨帆就带着我们的船向西飞驶而去。第二天，我们把整张船帆挂了起来，它好像要把船身抬出水面。船速增加到了大约三节，也就是每天航行六十多海里。但现在，船面只不过刚离开海面而已，巨浪从船尾一侧打上船来，然后又从另一侧流出船去。如果我们还是像过去那样围坐在鸡笼旁边，那巨浪就会毫不留情地浇在我们的头上。因而，我们只得挤在桅脚间的横档上吃饭，就像是一群栖息在枝头的小鸟。
“必须得找一个屏障挡住这凶险无比的海浪，好让船上的积水先流出去。不然，我们就得下沉。”尤利一边说，一边在右舷的支索上挂起一块帆布并绑紧。
“悠着点，尤利！”大伙都笑起来，“一个巨浪就会把它冲开的。”但尤利是个有进取精神的人，他固执地继续着。
一个白浪从右船舷壁打过来，把尤利的帆布墙稍微顶了一下，就泻回海里去了。只有一点点水流到了前舱上。这道帆布把多余的水引走了。尤利得意洋洋地坐在鸡笼旁吃起饭来。巨浪一个接一个打来，但都跌落回海里。看到这些，我们全都睁大眼睛，端着盘子从桅杆横档上爬下来。我们坐到鸡笼桌旁边，吃惊地看着尤利。他简直就是一个巫师，竟然用一块帆布挡住了海浪。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船尾受到海浪的冲击后，把海浪劈成了两半，尤利的帆布墙只不过是把喷涌而起的水墙沿着船的两边引回到海里。
“再拿些帆布！”
覆盖在船舱前壁的帆布都被我们割开了。从那时起，我们可以透过柳条舱壁清楚地看到鸡笼、桅杆和大海。我们割开了备用的船帆，尤利把一块块帆布挂了起来。刹那间，一层屏幕就把我们和海浪隔开了，上面有红、橘、绿和黄等各种颜色。海水沿着屏幕流动，不时友好地轻撞着它，桅杆的支索就像晒衣服绳似地晃动着，只有一点水流到船上来。
“这是嬉皮士风格！或者吉卜赛风格！”卡洛和乔治大声叫着，捧腹大笑起来。他们再次把那艘能乘三人的小橡皮筏放到海里，在草船外面给我们照相。我们从五颜六色的帆幕上伸出头来，看到他们两个在一道道巨浪中若隐若现。
“回来，”我大声吼道，“赶紧回来，否则就要落水了。”
以前，只有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我们才把充足了气的橡皮筏放到海上，然后跳到筏上去拍照。如今，在经历了大风大浪后，我们已经习惯了滔天的巨浪和发咸的海水，因而也就无所顾忌了。
日子一天天继续，海浪也随着我们的草船向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们六个参加过前后两次航行的人一起在草船上呆了近四个月。自那根舵桨出问题之后，我们只好实行淡水定量配给制，每人每天只有两大杯。另外，做饭要用九夸脱水。贮水坛子已经撞破了好几个，还有几个进了咸水。大部分羊皮囊里面的水都被我们自己倒掉了，但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最好不要再提起。当时太性急了！卡洛的大腿弯被海水浸泡得疼痛难忍，尤利让他每天用清水洗两次。但可怜的卡洛每天只用一杯水洗，坚决不肯多要。鸭子、鸽子和猴子加起来用一个人的水量。乔治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认为动物不能和人一样对待。圣地亚哥的情况也不太好，他在出航前患了肾结石，不能吃咸肉、果仁、干菜和鸡蛋，但这些都是我们的主菜。他浑身无力，但从不抱怨，对船上的工作尽职尽责。不过一有空闲，他就想走到船舱最靠里的角落，躺下来休息。尤利一直负责照看他。
一天夜里，大伙都很疲惫。圣地亚哥从舱里走出来，阴着脸，同我们一起坐在鸡笼旁边。他的眼光从卡洛扫到了乔治。
“我在船舱里听到了几句下流话！”
“收起你那副教授派头吧！”卡洛一听火了。
“你得干点额外的活，跟我们大家一样，”乔治插话进来，“假如你愿意多加一点班，你就应该提前十分钟接替上一个人，别让他筋疲力尽了。”
这场责难愈演愈烈。勤快的卡洛和花花公子乔治在前次航行中互不买账，可是现在他们已经成为莫逆之交。他们一起夹攻坐在他们面前的这位沉默的人类学家。他们说道：大伙都在工作时，他却躲在角落里对我们进行心理分析。他们还说：正是他出的馊主意，让我们在这次航行中用坛子来装食物和水，而不是用较轻的罐头和马口铁小罐子。在“太阳一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证明了可以不吃现代的食品而照样生活，为什么还要再证明一次呢？既然是他说服我们带上这一百多个坛子，作为给养主任，他就应该妥善保管不让它们撞碎，这样我们也不至于要实行定量配给。
“坛子和马口铁的罐子一样轻，但又是谁把羊皮囊里的水都倒进了海里！”圣地亚哥反问道。
双方唇枪舌剑，恶语相向。愤恨的指控，压抑已久的怒火，全都一发不可收拾。坐在鸡笼旁边，大家没有一点胃口。圣地亚哥再次反击，但是在对方的联合攻击之下开始有些犯晕了。
“卡洛，”我说道，“你是一名职业登山运动员，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探险家。你不能要求一位大学教授在打结和举重方面与你相提并论。你真像个神父，彻头彻尾的神父，你可以做得到的，就要求别人也要做到。”
显然，我的话说得太糟糕了。卡洛慢慢站起来，脸色比他的胡子还要红，一只手紧抓着乱蓬蓬的头发。
“我？我是神父？”
他站在那里，一句话说不出来，不停地咽着唾沫。然后，他从我这里转过身去，对着圣地亚哥突然伸出一张满是老茧的大手。
“好了！伙计们，就这么算了！”
大家隔着鸡笼互相握手。诺曼赶忙去拿他和小原启的口琴，玛达尼也拽出他的那面摩洛哥鼓来。两个小时后，我爬上了床。前半截船面上传来喜庆的乐声和歌声，来自地球七个不同角落的人们在甲板上倾情地演出着。我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去年，在“太阳一号”刚出海的第一天，双桨就折断了。风浪吹着我们向西去漂流，航线呈弧形。我们径直朝巴巴多斯前进，它位于西印度群岛的南端，中间还有很远一段距离。我们的征程也就在这时结束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的草船到目前为止还能航行，我们准备驾驶它再次前往巴巴多斯―我们上次没能到达的地方。因此，我们每一天的预计航程都是以距离巴巴多斯的海里数来计算。其实只有这条航线才会有风浪从船尾的方向吹过来。但是，要想使这条浸满了海水的船保持船头朝前是多么不容易啊。即便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夜班也会把人弄得筋疲力尽，接班时连手指都伸不直了。假如把船身不小心弄横了，导致船帆向后倒吹，激浪涌上船来，那就像是魔鬼趁着夜色潜上了船。魔鬼对可怜的舵手施以凶险的诅咒，尤利挂上去的帆幕瞬间被撕破，七个睡意正浓的人不得不系上救生带，光着身体跳进海里，在昏暗中拽住船帆，拼命划桨或者保护船上的东西。有人说，保险起见，夜里不应只留一人在船桥上值班，我们于是就把夜间值班的时间从两个小时增加到三个小时，每次有两个人值班。
现在这种操舵方法太过吃力，我们要是不想累个半死，就必须另外再想法子。
“如果能把桅杆向前挪一下就好了。”一天晚上，当我同诺曼一起在船桥上值班时，我喃喃自语道，“只要船帆靠近船头，船就可以自己顺风前进。”
“我们能做到。”诺曼热切地说。次日清早，趁着大伙还没起床，我们开始了一场异常艰难的手术。双脚桅杆必须改为向前倾斜，好使船帆的位置向前移动。
诺曼手拿利斧，在桅杆底部砍了起来，以便使桅杆前倾。之后我们两个小心翼翼地松开了十二根平行的支索；每根桅杆上有六根，两边各三根。于是这座高达三十英尺、重达六百磅的双脚桅杆就向前倾斜过去，帆桁也跟着向前移动。当我们把支索再次绑紧的时候，胀得满满的船帆已经突出在船头前面。我们掌起舵来立刻觉得轻松多了，只要我们顺风前进，就很容易保持船头朝前。
“太阳二号”向西疾驶，船身也不再下沉，这估计是水面以下的纸莎草已经足以抗衡船面存水的分量的缘故。航行五个星期之后，我们终于停止了下沉，但是船身的大部分已经没入了水中。风平浪静的时候，海面离船面已经很近，藤壶沿着右舷的舱壁爬满了舱面。玛达尼又开始从海面打捞油块，每天如此。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船帆突然缠上了尖尖的船头，把船头弄歪了，船帆下端也被撕破。对我们而言，船帆的重要性仅仅次于船身，经过商议之后，大家决定牺牲掉纤细、上翘的船头。卡洛骑在船头，开始锯了起来。这是我们曾引以为豪的杰作。为了确保安全，我们先在船头牢牢捆上了一道绳子，担心在切断船头的时候，那个捆绑着整个船身的螺旋形绳圈会松脱。但正如那几位印第安人所说，这道螺旋形绳圈已经紧紧地勒进了纸莎草，即使我们几个人一起拽也不能把它分开。纸莎草已经被水泡得紧绷绷的。船头锯掉以后，其截面就像是被切开的一个巨大的洋葱。“太阳二号”的线条霎时变得更加朴素、现代了。透过柳条舱壁，我们立刻可以看到了船帆下面的水天交界处。这就像是诺亚方舟打开了窗板，我们已经能够眺望远方，寻找前方的陆地了。
没过几天，我们决定把船尾也锯掉。自从把船头去掉以后，船尾就像是另一面往里拽的船帆，影响了航行的稳定。而且，我们还想借此减少不必要的重量。当我们从船尾尖上解开那根生死攸关的弓弦，把船尾尖锯掉，再把弓弦系到那个又扁又宽的船尾上去的时候，大伙不免有些胆战心惊。实际上，草船的结实程度似乎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跳下水去，然后如释重负地浮上水面，激动地告诉那些还在船上的人，船底还是那样牢固，那样结实，那样完整。就连一根芦苇或者绳子都没有动过，只是在上面长了一层藤壶，恰似一个个黑白相间的蘑菇，还摇摆着黄色的鳃伞。
跟上次不同，本次航行中我们很少使用那台小型的无线电。在我们看来，这样或许会让我们的亲人更加放心。每次通电话时，也只是很简短的一句：“船上一切都好。”免得他们越想越怕。但是在第二个月的上旬，我们行驶的速度飞快，整个航程也已经过了大半，基本能够估计登陆的时间和地点了。伊凤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收拾行李，带上孩子们坐飞机来到了巴巴多斯。
不久，诺曼在和巴巴多斯的一位无线电爱好者联系时，我们听到了我妻子的声音。她出人意料地提出了六个有关海洋生物的技术问题。随后她解释道：联合国援助开发部门在巴巴多斯建立了一个海洋生物考察站，该站的负责人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我们向他们报告说，草船的下面有许多小朋友和我们一起游动；两条海豚追逐着船边的飞鱼；成群的南美飞禽，在西南方向像浮云一样盘旋；蓝色的海面上不时跃起一条条银色雪茄似的小鱼。第二天，那位无线电爱好者告诉我们说，有一艘联合国的考察船将要造访我们。
6月25日，一只褐色的四翼蜻蜓飞上船来。我们离陆地很近了吗，或者它是从附近的其他船上飞过来的？我们在距离非洲海岸不远的地方碰到过两艘船，它们差点撞翻我们的船，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别的船了。
我们现在正全速驶往去年航行时弃船的海域。就在这时，船桥上面突然有人大喊一声，我们急忙看过去，发现有一条凶猛的鲨鱼正在撕咬我们放在船后面的救生圈。这是为了防止有人跌落海里而放置的。我们去年遇到鲨鱼群的地方正是这里，但今年却只有一条在这里游弋。不久它就放弃了救生圈，向北游得无影无踪。“太阳二号”不需要进行水下修理，鲨鱼显然对它不感兴趣。
6月26日，海浪又开始汹涌，不停地拍打着我们的船尾。浪尖上泡沫四溅，像雪崩一样。阴云密布，大雨倾盆。我们任凭大雨冲走我们身上的咸味，用舌头舔噬着胳膊上的雨水。我们本可以收集雨水，但船速飞快，船上的淡水已经够用了。那只鸭子在舱顶上摇摇摆摆地走动着，还不时在小水坑里呷饮几口。萨菲爬到了舱里。右舷的舵桨已经用卡子卡死了，我们担心它会折断，不过小原启从水下把它弄松了。第二天，那只驯服的信鸽飞走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它一直心神不定，经常在草船上空绕大圈，但是每次都会飞回来，停在舱顶的谷碗旁。6月27日，它终于飞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肯定是大洪水快要退了，诺亚方舟上的鸽子放走之后永远不再回来了。我们都很想它，不知道它找到陆地了没有。距离我们最近的海岸，是南面的法属圭亚那。这只胆大的鸽子，如今脚上戴着两个铜圈，一个刻着西班牙号码，另一个刻着“太阳二号”的字样。
6月28日，水温突然升高了二度，然后就再没看到沥青块。我们不会驶进加那利洋流的另一条支流了吧？好奇怪。因为这里正是我们去年弃船的地方，当时，海面上都是沥青块。
6月29日，我们发现萨菲的链条拖在海里，一端是空的，船上立即混乱了，之后才发现萨菲呆在桅顶，正得意地望着我们。我们用椰子、蜂蜜都没能把她引诱下来，最后尤利拿出了她心爱的玩具，一只又丑又绿的橡皮青蛙，两眼又大又红，还咯咯作响。萨菲马上跳下夹板，抓住了青蛙，而尤利也一把抓住了它。就在这时，诺曼在舱里叫了一声，原来他已经用无线电和联合国的考察船“卡拉马尔”号取得了联系，对方离我们很近，要求我们在天黑以后放信号弹，以便在波浪汹涌的大海中找到我们。
夜里，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况把我们吓了一跳。6月30日凌晨0：30，诺曼小声叫我起来接班。由于船桥上又湿又冷，我索性坐在睡袋里穿袜子。他又叫了我一声，声音让人毛骨悚然：
“快过来！快，快！瞧那儿！”
我跳出舱门，圣地亚哥跟在我的后面，我们爬上舱顶，沿着诺曼所指的方向望去。
我们好像是到了世界末日。西北的苍穹，升起了一个苍白的圆盘。它并未完全离开海面，而且越来越大，就好像被大海半掩的一轮灰色的鬼月。它又像是一团密集的星云，比银河还要亮，圆圆的，越来越大，恰似一朵蘑菇。当它向四处扩展时，就好像奔我们而来。月亮从东方升起，与它遥相呼应，悬在半空中。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在远远的天空中有一盏探照灯，这圆盘是它在潮湿的空气中折射出的影子。然后想到的是原子弹爆炸所形成的蘑菇云或者是极光。其实，我们一直盼望它是天外来客，直到这个光盘占据了天空30度的光景时才觉得不太像。突然，它停止扩大，并且慢慢暗下来，最终消失了。我们满腹疑惑地呆在那里，却又找不到答案。
我们点燃了信号弹，它在空中炸开，成为千万个火星，来显示我们的位置。这一夜太不平常了。那个小小的无线电中再次传来了来自“卡拉马尔”号的声音，他们没有看到火箭，光盘出现时他们刚好不在甲板上。第二天，巴巴多斯的无线电爱好者告诉我们说，在西印度群岛上也看到了那个光盘，但在东北方向。这不会是肯尼迪海角发射的一枚火箭吧，在落入大气层时由于爆炸造成了这种现象？我们无从知晓。那些热中“UFO”并四处找寻证据的人们，竟然也把这一现象同前两天我们见到的情况混淆在一起。我们曾经见到西北方的天空出现过两次橘黄色的光。一次是闪了一下，没有看到船只。另一次是一个像水滴一样的光影，斜着落入海里不见了。假如这火箭是船只失事发出的紧急求救信号，那岸上的无线电爱好者不可能收不到这些信号，我们已经通知了他们。由此可知，这两次橘黄色的光应该是军舰演习时传递信息的信号，或者是潜艇浮出水面时的信号。
我们继续扬帆向西远航，“卡拉马尔”号整夜在我们周围搜寻。草船上的信号弹不多了，我们就一直派人在桅顶眺望。天亮了，太阳从西边升起。诺曼拿着六分仪、航海图和小型手动式无线电，报告说“卡拉马尔”号一定就在我们附近。这艘船一会在我们北边，一会又在我们南边，却始终隐藏在一排排惊涛骇浪中。我们吃完午饭、晚饭，觉得他们恐怕找不到我们了。夕阳西下，我们戴的手表显示是9：00，而当地时间是下午6：00，因为我们自离开非洲以来，只调过一次时间。就在这时，两艘船的望哨同时看到了对方。他们报告说，发现了一面孤帆；我们也在船后的水天交界处隐约看到了一个小绿点。天黑之前，一艘高高浮出水面的小船追上了我们。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这是艘大型的拖拉船，行驶速度飞快。它驶到了我们船边，他们把桅顶的蓝色联合国旗降下又升起，以此表示问候。诺曼立刻跑到双脚桅下，用我们自己船上的联合国旗来回应。不过它在风暴中被撕掉了一部分，如今只有三分之二了。我们欣喜若狂，爬到了船桥、舱顶以及桅杆上，挥手、欢呼、吹口哨。这艘联合国考察船的船员肤色各异，或棕黄，或漆黑，或白皙。他们都站在栏杆旁边，向我们挥手、欢呼。船长是一位中国人，他站在船桥上，身边站着一个手拿喇叭的人，用瑞典语喊着：
“欢迎你们来到美洲海域！”
小原启看到船桥上的中国人时，心情格外激动。他爬上了舱顶，来到我身边，向我伸出手来。
“非常感谢你能让我参加这次航行。”
这次的相会就像是在梦里似的。真是没有想到，第一个来迎接我们的竟然是联合国的船只。除了“太阳”号以外，我们还没有见到别的船只悬挂联合国的旗帜。天黑了，夜幕笼罩着海面，这艘灯火通明的船在我们周围绕了几圈就关掉了发动机，整夜在海上漂着。船上的灯光很快就熄灭了，只剩下我们独自与海浪和微弱的煤油灯做伴。舒坦，但却孤单。
直到深夜，我们才意识到，此次航行还没有结束。一股强劲的北风猛然吹来，致使两个值夜班的人措手不及，发生了逆帆。巨帆在令人恐惧的风压之下使整只草船向左倾斜，船面逐渐没入了海中。我们刚从左舷的舱门出来，却发现自己站在了海水里，一直淹到大腿。这种感觉真是太奇特了。这海水并不是打到船上来的激浪，而是洋面以下的海水，它们似乎就要留在我们的船上了。我平生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要沉到海底了，草船已经没有了浮力。到处是惊慌乱叫，还有手电筒射出的光。玛达尼没有系保险绳，海水已经没到了他的腰。尤利挂在左舷的帆幕已经被撕成了碎片。这个时候，风向转为正东，正是我们所习惯的方向。八个经验丰富的水手最终把船帆恢复了原位。海水开始向船外溢去，“太阳二号”慢慢地上浮了起来，船面也恢复到稍微高于海面的水平。但是，放在左舷的那些坛子中有三个已经被海水打碎。我光着脚在水里来回时被碎片割破了脚趾，只好请尤利帮我包扎。左舷缠上了很多“葡萄牙军舰”的丝状物，反光、刺手。乔治在抢险时被它灼伤，只好用氨水浸泡。
次日早晨，“卡拉马尔”号打开了发动机，用了很长时间才追上我们。他们没有想到，一艘简陋的草船会有这么快的速度。我们虽然在夜里遭到了劫难，却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航行了七十五海里。
“卡拉马尔”号给我们送来了邮件、治疗卡洛皮肤病的膏药、几袋子巴巴多斯的美味水果以及一大箱冰淇淋。当那条橡皮筏将这些东西送到我们手里时，冰淇淋已经化成糊了。“卡拉马尔”号在我们附近停留了两天后才加速驶走，我们托他们向巴巴多斯问好。现在我们又进入到了西印度群岛外的海域，这里是大西洋飓风的生成地。7月初，正是天气变幻莫测的时候，暴风骤雨经常不期而至，每日每夜地侵袭着我们。我们不得不一次次抛出海锚，尽力保住船帆。不过总的来说，那些疾风和洋流倒帮了我们的忙。最后几天里，我们的平均航速达到了最高，每天八十一海里。现在，我们经常遇到在北美和南美之间穿梭来往的船只。
7月8日的时候，我们离巴巴多斯只剩下两百海里了。当局派了一艘速度极快的官方小船“库尔佩珀”号来迎接我们，欢迎我们来到大英帝国这个独立的小岛。伊凤和我们的长女安奈特是船上仅有的两位乘客。如果他们根据草船所在的位置找到我们的话，双方应当在后半夜碰面。
但这一夜白白过去了，第二天也是这样。尽管“库尔佩珀”号在我们周围的波涛中一再寻找，但还是没有发现我们。天气依旧糟糕。我们听到了这艘小船发给陆上的无线电报告，其中讲到他们目前遇到了惊涛骇浪，草船水手的妻子晕船晕得厉害，但仍然坚持继续搜寻。搜寻工作仍然继续，他们一共搜了两天两夜，第二天夜幕降临时，我们估计我们将会在他们之前到达陆地了，因为我们还有不到一百海里的航程。这个时候，“库尔佩珀”号突然出现在我们后面，并很快追上了我们。它看上去又扁又宽，很适合航海，男子汉就应该驾这样的船。但我们并肩前行时，只见有两位白人女性紧紧抓住船上的栏杆，旁边的黑人船员纷纷向我们招手。显然，那两位女士很难分清草船舱顶上拼命招手的一群邋遢、被太阳晒得漆黑的大胡子，于是那些船员就把注意力集中到玛达尼身上来了。他们认为他是巴巴多斯籍水手，而实际上，玛达尼是来自马拉喀什的“旱鸭子”。他在鱼钩上放上香肠扔到海里，一会工夫就钓上来五条潘潘诺鱼和一条不知道名字的青色鱼，但大致也属于同一科。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乔治是一名潜泳运动员，黄昏时他设法登上了“库尔佩珀”号，和他们谈了一笔还算公平的交易：用新鲜的鱼、埃及面包和可口的摩洛哥“赛洛”来交换橘子。虽然橘子并非必不可少，但却颇受欢迎。他站在舱后的甲板上，正准备跳到海里游回“太阳二号”，“库尔佩珀”号上的探照灯已经给他照亮了海面。这时，一个黑人把他拽住，问：“太阳”号上的人是不是不怕鲨鱼？
“不害怕。”乔治很自信地说。那位黑人平静地指向一条吃人的大鲨鱼，它正从船的尾波游进光亮处。乔治只好将刚才的豪言壮语咽了回去。我们自己的橡皮筏在陶坛上磨得很厉害，不敢再用了。乔治只好留在“库尔佩珀”号上过夜了。次日早晨，“库尔佩珀”号从船头放出一艘无桨的小游艇，乔杰斯乘着它回到了我们的草船。游艇上系了一根缆绳，乔治回来后，他们再把小船拽回去。
整整一夜，“库尔佩珀”号始终呆在我们的左舷后方。第二天已经是7月12日了，成群的海鸟从西边向我们飞过来，我们明白，陆地一定离我们不远了。这天是星期天，诺曼和我站在船桥上值班，从早晨5：00到8：00.我们望着前方，心情舒畅。很快，卡洛和小原启就会从船舱里面出来，从石灰糊里拿出最后几个鸡蛋，煎熟了当做早餐。我们的物资还很丰富，尤其是放在木箱里、被我们睡在身下的埃及木乃伊面包、挂在舱沿下的香肠和火腿，以及数坛杏仁泥掺蜜做成的“赛洛”，它是摩洛哥的沙漠旅行者必不可少的甜品。我们还没饿过肚子，人也不显得枯瘦憔悴。这时，我觉得有些异样，一下抓住诺曼的胳膊。
“你闻到没有？”我一边问他，一边闻着带着咸味的空气，“太棒了，有一股很浓的刚刚割下的青草香味！”
我们俩用鼻子不停地闻着，我们已经在海上生活了五十七天。圣地亚哥和卡洛等人也都赶过来和我们一起闻着，不吸烟的人闻得最清楚。这不单单是青草香，如果我没有闻到牛粪味，我就该死。四周黑蒙蒙的，什么也看不到。海浪的运动也有些奇怪，节奏好像有了变化，这肯定是陆地上的倒流造成的。我们拼命把两根舵桨推向右舷，这是因为风就是从右舷吹过来的。我们尽力使这艘船靠在北边行驶。这艘深深吃进海水里的草船居然能够逆风航行得这样好，让人难以置信。
诺曼、卡洛和圣地亚哥整个早晨都在轮流爬上桅顶望。我们手表上显示的时刻是10：25，桅顶上传来一声狂热的呼唤：
“好哇！”
诺曼看到陆地了。萨菲尖叫起来，那只鸭子拍着翅膀在舱顶跳动。我们一窝蜂似的挤到了双脚桅的横档上，尽管大部分纸莎草已经没入水中，但是“太阳二号”仍然出奇地牢固。“库尔佩珀”号拉响了汽笛，我们全都看见了，在西北方向出现了一片平坦的黑影，这就是陆地。我们昨天拼命对抗海岛前向北涌动的激流，反而使我们驶到岛屿的南面来了。我们成功了！这时，我们还得转动航帆并把两根舵桨推到相反的一侧，不然我们就会越过巴巴多斯，在后面密密麻麻的群岛上登陆，虽然这样也好，但是我们的亲人和朋友都在巴巴多斯等着我们。“太阳二号”驾驶起来得心应手，就好像有龙骨的船一样。在船底部由两大捆芦苇拼起来的由头到尾的深沟，显然起到了龙骨的作用。草船底部，两大捆纸莎草之间那条又直又深的小沟就是船的龙骨，只不过它是向下凹陷的而已。海风从舷侧吹过来，船后挂着的红色救生圈安静地在海面上拖着，这足可以证明我们正朝着船头所指的方向前进，径直朝巴巴多斯的海岸驶去。
我们围坐在鸡笼旁边，开始吃午饭，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应当是在船上的最后一顿饭了。下午晚些时候，头上有飞机的嗡鸣声，原来是一架私人飞机，来向我们表示问候。紧接着一架较大的双擎飞机载着巴巴多斯的总理从岛上飞过来了。刹那间，已经有四架飞机在桅顶盘旋，其中一架由于飞得较低，差一点造成逆帆。陆地比预计的要高很多，阳光在远处的玻璃窗上闪烁，一座座房子映入眼帘。几十条小船正穿越暮霭，在海上巡游。一艘快艇朝我们飞驰而来，上面载着诺曼的妻子玛丽和我的两个小女儿，玛丽安与贝蒂娜。小船的样子五花八门，看得眼花缭乱。一张张面孔，有的欢快，有的惊讶，有的好像晕船，有的傻笑，还有的大声问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坐“这玩意儿”从摩洛哥过来的。从他们那边望过来，只有一个柳条船舱浮在水面上，前边是一面宏伟的埃及巨帆，两边还有两簇光秃秃的芦苇露在海面之外。
尤利那面五颜六色的破帆幕，也让人不敢相信这艘草船真是漂洋过海而来。五十多艘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船护送着“太阳二号”驶过渔场，向首都布里奇顿前进。我们周围有帆船、汽艇、渔船，各种快艇、双体船、三体船、警船以及一艘扮成海盗船的好莱坞型帆船，索具俱全，满载着旅游者。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库尔佩珀”号，也在围着我们绕圈子，很是热闹。这场面竟然使喜欢安静的卡洛怀念起海上的孤寂生活了。但是乔治却相反，感觉自在极了，像回到了家里。他点燃了我们的最后一颗照明弹，然后像自由女神像一般伫立在舱顶。
“太阳”号的航行就这样结束了。在布里奇顿港口外，我们最后一次落下了已经晒得发白的太阳帆，并把它卷起收好。“库尔佩珀”号的船员已经用一根缆绳拽住了我们的船。
路上、港口都挤满了人。我们手表上显示的时间是下午6：55，我们必须调到巴巴多斯的当地时间了。这一时刻期待太久了，因为我们自离开陆地以来已经航行了三千二百七十海里。
上码头之前，我们八个人终于有机会握手了。我们深知，正是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够安全地跨越海洋。
我们回头望了大西洋最后一眼，它被我们征服了。它就躺在那里，似乎无边无垠，烟波浩淼，跟哥伦布时代、利克索斯的黄金时代、四处漂泊的腓尼基人和坚忍不拔的奥尔梅克人的时代一样。巨鲸和鱼类还能在其中生存多久呢？人类能否最终学会如何处理他们的污染和垃圾呢？他们会放弃同大自然进行的这场战争吗？印加人恭敬地把海洋和大地敬仰为“海洋母亲”和“大地母亲”，我们的后代子孙会不会恢复古人对海洋和大地的崇敬呢？假如回答是“否”，那么，为了国际和平而努力奋斗又有什么用呢？至于为了提高工资而斗争、登上宇宙飞船等等，就更加不足挂齿了。
海洋并不是无穷无尽的。
我们光着脚，一跃登上了彼岸。
洋流滚滚向前，孤独而不停息。五十七天。五万七千年。人类可曾有过变化？大自然依然故我，不曾改变。而人类就是大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