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不同语言、政治背景和宗教的探险队成员。从左至右为：阿布杜拉，尤利，诺曼，圣地亚哥，托尔，乔治和卡洛。联合国国旗串联在探险成员的国旗旁边。来自挪威的哈特玛克船长将这些国旗按国家的字母顺序排列。萨菲帕夏的妻子阿伊恰女士以太阳神的名义命名草船为“太阳”号。作者托尔和妻子伊凤将一艘草船模型送给她作为圣诞礼物。受过羊奶的洗礼，“太阳”号在摩洛哥西海岸的古港口萨菲下水。来自七个国家的七个人。从上到下，从左至右依次为：本次航行的领导者，来自挪威的托尔？海尔达尔；来自意大利的摄影师卡洛？莫里；墨西哥军需官圣地亚哥？吉诺维斯；美国来的领航员诺曼？贝克；埃及的水下专家乔治？苏利埃尔；苏联来的，本队船医尤利？桑凯维奇；乍得的纸莎草专家，阿布杜拉？德吉布林。港口所有的船只用灯光或汽笛声来预祝航行顺利。纸莎草船是通过三枝普通的船桨和船尾的两枝古埃及式长舵来操纵的。我们对缆索和操舵装置知之甚少。在掌握技巧之前，已经弄断了舵桨和支撑风帆的帆桁海洋中的孤帆。离开了摩洛哥海岸，风和洋流将草船带离东半球。开阔的大西洋在萨菲港外等候着我们纸莎草船。埃及舵桨开始接受第一次考验。小猴子萨菲是萨菲港帕夏赠给我们的宠物，她在桅杆上拽着绳子自娱自乐。
萨菲。带着清新盐味的海风，从大西洋吹来海水海浪拍打着岸边的峭壁，把浪花一直送上旧时的城堡。1508年，根据同柏柏尔人首领签订的协议，葡萄牙人接管了萨菲港的防卫工作，瓦斯科？达伽玛的兄弟便在此修建了这座城堡。在中世纪的城墙和四百五十年前的葡萄牙城堡之间，生活着一个由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组成的、充满活力的群体。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沙丁鱼渔场上和平相处，共同奋斗。港口上五颜六色的渔船随处可见，巨型远洋货轮频繁进出，或采集硫酸盐，或来摩洛哥最重要的内陆城镇马拉喀什进行贸易。
我们坐在位于城镇最高点的巴沙棕榈公园里，俯视连绵无际的海水从港口延伸至天际。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萨菲港千年来一直为柏柏尔人所用。而在此之前，腓尼基人使用萨菲港的时间更长。他们在这条开阔的海岸线上进行买卖交易，范围之广超出了今天的摩洛哥王国。在萨菲港下游有一座小岛，岛上有一个重要的哨口，人类学家经常在这里挖掘腓尼基文物。远在基督年代之前就有航海家、商人和殖民者往来于地中海内海岸和非洲大西洋西海岸的古港口之间。在那里，海浪把它能攫获到的一切冲刷到大西洋对岸。
所有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人们，只要像当年的腓尼基人那样，敢于沿着低矮的摩洛哥悬崖和空旷多沙的海滩航行，都能在这里找到避风的港口。芦苇船也可以沿着非洲曲折的海岸线，慢悠悠地驶向萨菲港。只要它靠近海岸，随时可以被拖上岸来，必要时放在太阳下晒干，便能一直在水面上漂浮。这一点无人质疑。但我们想知道的是：如果一旦离开海岸，驶进汪洋大海，芦苇船到底能漂浮多久？
我们知道，在直布罗陀海峡以外的大西洋上，曾航行过芦苇船。它在直布罗陀海峡两岸顽强地生存着。在撒丁岛西海岸充满神秘色彩的努拉吉遗址中生活的渔民，至今仍在使用这种船。我们的船决不会是摩洛哥人见到的第一艘芦苇船。拉克斯河口位于直布罗陀海峡和萨菲港之间的大西洋海岸线上，在那里，芦苇船一直被用于捕鱼和运输，直到本世纪初才被葡萄牙人的木船所取代。1913年，一支西班牙科学考察队发现该地区的土著部落仍在造芦苇船，这种船可以搭载五六个渔民，不仅可以划桨，而且装有风帆。他们明确指出，这种船同古埃及的草船如出一辙，并强调说，这种船不仅存在于摩洛哥，而且还出现在尼罗河上游的乍得以及南美的的的喀喀湖。他们邀请民族学家们前来研究：在这些相隔甚远的造船民族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联系呢？他们还强调，摩洛哥海岸的这种叫做“玛地亚”的船，在所有已知的芦苇船中是最为结实坚固的。
“你想看我们的芦苇船？”当我提议参观拉克斯湖时，该地区的长官略显不快地反问道，“那你来得太晚了，要是早来一个世纪或许能赶上。如今，你们恐怕只能见到塑料船了！”
乍得朋友建造的芦苇船被放在车上，行进在萨菲的大街上。各色人种蜂拥而至，成群结队地在旁围观。现在，这艘芦苇船已经放在码头上，停在许多靠岸的渔船中间，准备下水了。阿布杜拉用他的中非方言吃力地向那些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解释我们的远征计划。穆萨和奥玛已同我们告别。他们带着沉重的箱子和我们给的钱，从开罗起飞，途经喀土穆，前往拉密堡，打算在博尔买牛买老婆。离别的时候，穆萨偷偷告诉我，他在自己这身漂亮的新衣服上发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可以把所有的钱都装进去，谁也找不到。说着，他自豪地撩开夹克的前襟，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内兜。奥玛的治疗已经结束，他有些嫉妒阿布杜拉，因为阿布杜拉通晓法语，身体健壮，已被选中同我们一起乘坐“卡代”远航。
阿布杜拉不愿在内战结束前返回乍得。即使得不到托姆巴巴耶总统和内阁的批准，他也要不顾一切地要同我们一起出海。有一艘瑞典货船原定从埃及出发，驶往摩洛哥的丹吉尔，我们的芦苇船就由它载运，并由阿布杜拉和那位负责营地工作的考里奥进行护送。我们刚刚在亚历山大港同阿布杜拉挥手告别，货船船长就接到命令改变航向，转往苏伊士运河的塞得港装运一批洋葱。苏伊士运河沿岸炮声隆隆，岸边，导弹胡乱地轰炸着阿拉伯人摇摇欲坠的房屋。阿布杜拉从睡梦中惊醒，来到甲板上，旁边是一点就燃的纸莎草船。他仰头观看，有什么东西从头顶划过，落在港口附近爆炸。阿布杜拉惊讶万分，但并不害怕。码头上的工人早已散去，货船在这里耽搁了好几天才离开埃及。如今，纸莎草船终于安全抵达我们在摩洛哥的出海口，阿布杜拉则忙着收拾草船。从开罗到亚历山大港，又从丹吉尔到萨菲，草船一路颠簸，不由得矮了几分，船身却变得更宽更平。沿途磕磕碰碰，从桥梁到高压电线，船头船尾被撞得歪歪斜斜，干瘪枯黄。但金黄的芦苇沐浴在湿润的海风中，日渐柔软而结实起来。
芦苇船定于今天出航。这一天恰巧是5月17日，挪威的国庆日。帕夏本人亲自组织了此次出航典礼，使用的滑道就是萨菲的渔船曾经使用过的同一滑道。作为国王的代表，帕夏拥有极高的威望，并借此来帮助我们。自从我带着他的朋友，摩洛哥驻联合国大使本希玛写给他的一封信登门拜访之后，他家的门对我就时刻敞开着，我们之间的友情也油然而生。帕夏？泰博？阿玛拉和夫人阿伊恰都是与众不同的人。他们活跃而机智，对社会问题都很热中。他利用职权建立了现代化学校、青年活动中心、工人住宅、海员之家和图书馆，并使这个古老的海港活跃起来，驱走了游手好闲的习气。阿伊恰是入选哈桑国王议会的二十位女议员之一。
她身穿柏柏尔长袍，提着一个色彩鲜艳的大水罐来到码头。我们从骆驼皮做的坐垫上站起身来，走向港口。
“我来为这艘船举行洗礼，我是柏柏尔人，因此我想用羊奶最合适。”她一面说，一面把盛有羊奶的罐子举到我的妻子伊凤面前，“摩洛哥在上古时代就把羊奶当做热情好客和良好祝愿的象征。”
港口挤满了各种肤色的人群。我们那艘金色的草船披着节日的盛装，所有船员所属国别的国旗都在风中飘扬。阿伊恰把精致的奶罐摔在木质船架上，奶罐摔得粉碎。羊奶和陶瓷碎片溅落在纸莎草上和贵宾身上。
“为了向太阳神表示敬意，我命名你为‘太阳’号。”
铁链和嵌齿轮立即响起刺耳的轰鸣声。人群纷纷后退。在纸莎草船沿着滑道向海水开始滑动时，我同此次远航的忠实支持者，挪威大使安科交换了一下眼色。他笔直地站在码头，满面笑容，黑上衣的翻领上斑斑点点溅满奶汁。安科和妻子专程从埃及赶来为我们送行。刚才，我们肯定是英雄所见略同：此船定会一帆风顺。可是，有些人的想法却与此相反。船头刚刚碰到水面，就有一个摄影师探出脑袋对我说：
“如果此刻草船一头沉到水底，你们怎么办？”
已经没有时间回答了，“太阳”号浮起来啦。木质的船架和系得牢牢的铁货车慢慢沉到水里，“太阳”号草船浮上水面，活像一只大肥鹅。不少纸莎草碎屑和木撬上的支柱突然从水底漂了上来，跟在草船后面，犹如一群小鹅。岸上的人群如释重负，发出一阵赞叹。有些人曾预料这艘船很快会倾覆。多数人认为它肯定会歪向一侧，因为这艘船从未进行试航，而且船的中心线两侧并不对称。由于是手工制作，以船栏杆的长度衡量，穆萨所在的一侧要比奥玛所在的一侧长了十五英寸。但是，船只的平衡性非常出色。无论多少人跳上船，它都稳如泰山。没在水面以下的只有八英寸高、六英寸宽的三根中辊，其余部分都浮在水面以上，就像一只救生船。
一条拖船驶来，准备把“太阳”号拖上一艘大驳船。我们迅速把草船整顿好，以免纸莎草被打湿。此后，我们足足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来装备这艘草船，以便出海。就在这一星期里，我们所有参加出海远征的伙伴才初次见面。这是我事先计划好的，在未来的日子里，窄小的船舱将成为我们共有的家园，我们到那个时候再来谈谈彼此的生活和经历，时间可就充裕多了。
成员中还有来自美国的诺曼？贝克。诺曼是船上惟一一位真正的海员，因此被指定为此次出航的领航员兼话务员。他工作严谨，为人可靠。此刻，诺曼坐在船舱门口，一丝不苟地检查装备。其实我同诺曼认识的时间颇为短暂。当年我在塔希提岛上租了一条拖网渔船，准备去复活节岛，他曾经搭过我的船。当时，他在一艘小型双桅船上担任领航员，随同一位美国生物学家从夏威夷出发，航行了两千海里，刚刚抵达塔希提岛。他在航海方面经验丰富，是美国海军后备役指挥官，并在纽约海军学校担任海洋学教官。退役后，诺曼成为纽约房地产市场的一名承包商。
“你真的没有出过海？”诺曼转过身来，将信将疑地问尤利。尤利正坐在船舱门口，摆弄着一个呼吸器。
尤利？亚历山大洛维奇？桑凯维奇是俄罗斯人，同时也是我们船上的医生。他咧嘴一笑。
“我曾经乘坐一艘苏联船只往返过南极。”尤利回答说。随后，他开始谈论起马尼拉的漂亮姑娘来。但是，诺曼更想知道他是否真的在世界最冷的地方呆过一整年。事实的确如此。尤利在沃斯托克的苏联研究站当过一年医生。研究站位于南极冰冠，海拔约为一万英尺，最低温度达华氏零下100度。在“太阳”号的船员中，我以前从未谋面的只有尤利。当他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开罗时，我们双方都有些忐忑不安。不久前，我曾经给苏联科学院院长凯尔蒂什写过一封信。凯尔蒂什院长是一位智慧而谦逊的学者，掌管全苏联的科学，包括人造卫星、考古学等在内。在信中，我提醒他说，他曾经问我为什么不在探险活动中携带苏联人同行。现在机会来了。我需要一名俄罗斯人―一名俄罗斯医生，或许院长能介绍一位吧。我的条件是，这位医生必须懂得除俄语之外的另外一门语言，而且必须有幽默感。苏联方面对于后面一条非常认真。当尤利走下苏联民航总局的飞机时，不仅带着礼物和医疗用品，还带了一瓶伏特加，生怕自己还不够滑稽可笑。尤利立刻进入了角色。他对英语不十分精通，但足以听懂任何玩笑。尤利出生于蒙古，父亲也是位医生，在他身上总有些亚洲人的味道。这一次，尤利是从苏联卫生部的年轻医学专家中挑选出来的，其专长是研究宇航员在加速和失重状态下的医学问题。他仔细看了看我们四处透风的船舱―也就是我们将在航海过程中生活起居的地方，然后从宇航员的角度发表了许多有趣的评论。
意大利人卡洛？莫里也和我相识不久。他将担任船上的摄影师。原本罗马一位朋友有意担任我们的摄影师。这位朋友是一位电影制片人，也是意大利最优秀的蛙人之一，刚刚在大西洋底拍完电影《安德亚？多利亚号》。但是，当阿布杜拉突然入狱，而我为此深入非洲内地时，他对我们的远航完全失去了信心。于是，他推荐卡洛？莫里来替代自己。卡洛长着红胡子、蓝眼睛，活像北欧海盗，他同样没有任何出海经验。卡洛是专业登山向导，而且是意大利最著名的登山家。他曾经领导或参加了十四项国际登山活动，足迹遍及五大洲。喜马拉雅山和安第斯山的峭壁对他而言，就像非洲、新几内亚和格陵山的悬崖一样熟悉。后来在攀登阿尔卑斯山时，卡洛失足跌落，腿骨骨折，从此告别了滑雪教练的生涯。但是在登山活动方面，他却比过去更加活跃。当他得知我们的草船航海计划时，正置身于南极冰盖之中。在此之前，他已经去过北极，在冰川中拍摄过北极熊。因此，他愿意到赤道附近温暖、没有冰雪的海洋地带工作。
在11点钟，我们差点损失一名墨西哥船员。正当草船离开亚历山大前往摩洛哥时，到鲨鱼岛旅行的雷蒙？布拉弗突然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手术。噩耗传来时，我正在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直到有位记者询问参加草船远征的人员名单，我才公布这条消息。大使一脸严肃地坐在前排，手指翻弄着报纸。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他肯定是面带微笑坐在那里。
“电报发自墨西哥―”我从别人颤抖的手上接过电报，立刻读了出来。真是当头一棒！只要雷蒙安然无恙，其他一切都不再重要了。把这一句读完可真费劲。记者们骚动起来。
“电报发自墨西哥―圣地亚哥？吉诺维斯博士！”
招待会被迫终止。我旋即给墨西哥发了两封电报。一封给医院里的雷蒙，另一封给圣地亚哥？吉诺维斯博士。这位墨西哥人类学博士曾半开玩笑地说：只要提前一周通知他，他一定会来。如今，他刚好在一周前得到通知。他也如约而至。这位精力充沛的博士甚至还设法在巴塞罗那逗留了一下，接受教皇约翰十三世颁发的1969年度和平奖，奖励他在《和平》一书中对反战争、反侵略的描述，现在他正试图把这本书搬上银屏。他从西班牙赶到摩洛哥，刚好指挥人们把芦苇船从丹吉尔运到萨菲。现在，他早已担负起军需主任的职责，正忙着把一些梨形的埃及坛子码放在一起，由于船板不平，必须用纸莎草碎片把它们垫好，再用绳子拴牢，否则这些坛子就会翻倒。带壳的椰子正好拿来塞缝。我们根据开罗博物馆中埃及古坛的形状，准备了一百六十个坛子。圣地亚哥在搬运时十分小心，就像他在墨西哥大学中对待古印第安人的颅骨似的。他把陶罐、篮筐和羊皮容器逐一标上编码，登记下来。这种科学精神反映了他在自然人类学国际年鉴中担任编辑多年来所养成的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此后我在西班牙还见到过他。最近一次见面则是在墨西哥，他在墨西哥大学担任教授，专门研究美洲印第安部落的混合族源问题。他也没有任何出海经验，但这位肌肉发达的小个子科学家有一点与其他学者不同：他曾经是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
在航海知识方面，比尤利、卡洛和圣地亚哥还不如的，就是阿布杜拉了。他居住在乍得境内的沙漠中，在非洲中心地带长大，甚至不知道海水是咸的。如今，他就要以纸莎草专家和木匠的身份参加我们此次远征了。大概我最熟稔的伙伴就是他了。我两次去乍得，同他相处了几天，又在金字塔后面的造船工地与他朝夕相处了七个星期。他聪明机智，善于随机应变，但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十分警惕。或许他对自己也不甚了解。他信口开河，说去过什么巴黎和加拿大。据我所知，他出生于乍得湖芦苇荡附近的小村落里。本部族的人把他从母亲怀中强行抱走，在他的前额和鼻子上用刀割一个标记。那时他年纪幼小，几乎完全不记得了。他长大以后，做了木匠，结了婚。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有权娶几个老婆，而现在供养她们的责任是我的。他有一个乍得妻子，生了三个孩子。在离开乍得前，他又娶了第二个妻子。如此一来，我每个月都要向乍得共和国办理一次复杂的换汇手续。在我去摩洛哥办事的一个星期内，他又抓住机会在开罗娶了第三个妻子。但婚礼推迟到我回来以后，由我亲自主持。结婚仪式是在他岳父阿拉伯式房屋的屋顶上举行的，有舞蹈，有埃及音乐。穆萨和奥玛对美丽、羞涩的新娘十分好奇。他们把一个星期的大部分工资都塞进了她早已塞得满满的胸罩里去了。因此，我现在每个月又要兑换埃及货币。我发誓在摩洛哥境内不能再让阿布杜拉离开我们的视线。
队伍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位埃及人，名叫乔治？苏利埃尔。乔治是极具天赋的化学工程师、职业蛙人、无可救药的花花公子，同时还是六届埃及柔道冠军、一届非洲柔道冠军。他身高六英尺六英寸，身体壮得像泰山。自从进入大学以来，乔治就没有做过功课，而是终日流连于开罗的各个俱乐部和红海的海浪中。他曾经一掌击碎了六块砖，吓坏了他的朋友；他腿上有鲨鱼留下的齿痕，也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惟一一个敢于潜水到鳗鱼身边，用自己的嘴叼着鱼去喂鳗鱼的人，他还敢用手拍打这种凶猛的巨兽，就像拍打家里的宠物一般。乔治不是水手，他只从水下了解海洋。当看完草船专家的声明，以及我们邀请他加入我们的信件时，他对加入我们的解释令人啼笑皆非。他说，因为他在水下比在水上更快乐。和其他埃及古科普特家庭一样，苏利埃尔一家的家谱也可以上溯到阿拉伯人来到尼罗河，并在这里广为传播伊斯兰教之前。乔治原来像木乃伊一样每天睡十四个小时，但当他得知有机会与我们同行时，便立即精神抖擞起来，每天一大早就起床。在金字塔后的各个帐篷中，哪怕是开罗最偏僻的角落，他都有熟人。我们通过他认识了一位年老的制帆工匠，至今还以手工一针一针地缝制船帆。我们还结识了一位编筐的工匠―他为我们编制了船舱。此外，我们还认识了一位面包师―他能按照开罗博物馆所记载的食谱来烤制埃及面包；还有一大群陶器工匠―他们住在郊区的山腰里。在居住地，他们站在深可及腰的土浆里，用四肢和身体搅动泥浆，然后光着脚踩动轮子，制造陶器。我们的一百六十个坛子，就这样按照开罗博物馆里五千年前的样品制造出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草船在海浪中上下颠簸吸收的水分越来越多，甲板上的工作也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草船和缆绳的重量原来约十二吨，但是船身吃水线以下在成吨地吸水，而草船却没有下沉。船上也成吨地装上补给和附属装备，但是船身并没有明显倾斜。草船犹如一座小岛，漂浮在海面上。最重的装备是安装在船舱前面的双脚桅杆和船舱后面由木柱搭成的船桥。我们可以站在船桥上向前望。再加上沉重的船舵和备用木材，草船足足装载了两吨木材，还有陶罐里存储的一吨多水，此外还有至少两吨的食物和各类容器、装备。
最后一周的活动简直疯狂到了极点。根据专家们的说法，纸莎草在海水中多浸泡一天，其寿命就会减少一天。单是这一条理由就够我们着急的了。不仅如此，每过一天，大西洋彼岸的飓风季节就临近一天。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的时间安排得还算不错，仅仅耽误了一周，其中还包括我到乍得的一次出行和排除所有其他障碍所花的时间。如今，我们忙得不亦乐乎。一天也耽误不起了。我们在码头装呀、运呀，在桅杆和缆索上爬呀、拽呀，在船桥和舵桨上锯呀、捆呀，委实忙得不可开交。船上挤满了自愿前来帮忙的人。德博克船长曾参加过法国、比利时联合探险队，去过复活节岛，目前，他在安特卫普港担任领港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海员。他帮助我们设计了纸莎草船在大西洋上漂浮的路线，现在又站在草船上指挥我们堆垛、捆扎东西。他的同事哈特玛克船长是挪威人，过去曾驾驶我的船一起去复活节岛远征。此时，他爬到桅杆上，和卡洛一起绑扎帆缆。赫尔曼？华辛格，这位参加过“康提基”号木筏远征的人，在从秘鲁去罗马的途中赶到这里，在草船出航的时候，助我们一臂之力。前面提到的塔普林也从纽约专程赶来，转达了吴丹秘书长对我们的良好祝愿。
我们几个人的妻子，还有帕夏的妻子阿伊恰，都坐在码头的仓库里，把羊奶酪装进盛放橄榄油的坛子里，把新鲜的鸡蛋装进盛放石灰水的坛子里，把鱼干、各种坚果和羊肉肠装进篮筐和麻袋。阿伊恰还把磨碎的杏仁、蜂蜜、奶油、炒面和枣子弄成一种名为“赛洛”的粉末状食物―这是一种摩洛哥最古老、最耐用的旅途食物。到了最后几天，人群拥挤不堪，都在那里好奇地看着。有人从码头上摔了下来，有些坛子被压碎了，还有一盏油灯被人踩扁，帕夏不得不设置了一条警戒线，否则码头的工作势必完全停顿下来。
5月25日，出航的日子终于到了。“太阳”号已经泊在港口的海水中浸泡了八天。根据专家们的说法，“太阳”号的寿命已经不到一半了。黎明时分，一阵和风从岸上吹来，风势越刮越大。到早晨8点，“太阳”号和葡萄牙古堡上的旗帜全都朝着大西洋的方向哗啦啦地飞扬起来。眼下，肤色黝黑的阿拉伯巨人拉斯？法塔，这位渔民的代言人和我们的顾问正带着手下的十六个人分乘四艘快艇，摇着船桨过来了。按原定计划，“太阳”号将由这四条小船牵引，离开港口。
长长的石堤上，拥挤的人群已经形成了一道人墙，风雨不透，群情激昂。摄影师坐在造型各异的船上，甚至骑在起重机的顶端进行拍摄。阿伊恰靠警察的帮助才来到码头边，她送给我们一件临别的礼物：一只活泼可爱的小猴子。这只猴子是帕夏手下的老百姓最近在阿特拉斯山脉中捉到的，取名萨菲。她死死抓住阿伊恰不放。后来，她发现草船上有几个男人的脸上有毛，就欢天喜地跳上船去。人们纷纷拥抱道别，用各种语言致意祝愿，在这乱糟糟的时候，这只小猴子也积极参加进来，出足了洋相。
我们事先在草船吃水线附近绕了一圈粗绳。渔民把自己小船上的绳子都系在这根粗绳上，只等一声令下，就把我们从人群中拖走。我们一个一个勉强脱身出来，从高高的石头码头跳到柔软的纸莎草船上。阿布杜拉、乔治和圣地亚哥一面把签名册递给码头上的人，一面抛着飞吻。卡洛和意大利籍的妻子最后一次吻别。诺曼正患咽炎，避开了美国大使的嘱托和祝愿。苏联大使正和尤利紧紧拥抱，这是尤利生平第一次离开苏联的领导和组织。这时，有人把话筒塞进我手里，我向所有的朋友和伙伴们致谢。虽然他们此刻留在岸上，但我感觉他们和我们同在船上。他们是：从开罗专程赶来的挪威大使安科，帕夏及其摩洛哥助手们，船长德博克和哈特玛克，营地指挥考里奥，赫尔曼？华辛格，弗兰克？塔普林，布鲁诺法伊拉蒂。我和其他船员跃身上船，脚下踩着的好像床褥一样。我向法塔一招手，岸上解开船缆，渔民俯身拿桨，开始划动起来。时间是8：30，芦苇船缓缓离开码头。
突然，岸上一声尖叫，接着惊天动地的哭叫声响成一片。哭叫声十分突然，人人都吃了一惊。我们草船上的人都感到嗓子发紧，鼻子发酸。港口内的渔船全都拉开了尖锐的汽笛，和着岸上各家工厂和仓库里汽笛低沉的啸鸣。各条船只铃声四起，人群欢呼起来。停泊在港外的一艘货船点燃了信号弹，信号弹在半空中炸开，散成万点火星，渐渐降落在我们前方的海面，变成烟雾，犹如一条血红的地毯。这样盛大的告别仪式真把我们吓了一跳。
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在离港前未能进行试航。现在，我们站在这艘奇怪的草船上，一会儿拽拽奇特的帆缆，一会儿拨弄拨弄两个并排的、形状像桨的船舵。自从古埃及人在古墓壁画上把这种航运装备描绘下来留诸于世之后，一直还没有人像我们这样，徒手操纵驾驶过这种船。如果我们无法驾驭，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海浪把草捆打散，我们只好泅水游回码头，那又该怎么办呢？码头渐去渐远。一些小帆船、快艇和摩托艇跟在我们后面，已经越过了最远的防波堤，而汽笛和铃声还在不停地响着，好像在祝贺新年。一架大使馆的飞机和一架来自首都拉巴特的直升飞机，在我们的上空盘旋。驶出防波堤，喧嚣声逐渐消失，被一阵阵拍打岸边的海浪声所淹没。海水开始涨潮，小船都调转船头，向岸边驶去。只有我们和几艘较大的渔船停留在大西洋上。拖拽草船的四条快艇也解开了缆绳，十六个划手用阿拉伯语向我们祝愿致意，随后也和小摩托艇返回码头。
我们第一次在“太阳”号上升起了船帆。船帆又大又沉，用结实的埃及帆布制成，长二十六英尺，上端宽二十三英尺，往下越来越窄，下端只有五英尺宽，同草船的宽度一样，俨然是古埃及的风格。阵阵小风仅仅把沉重的船帆从桅杆上稍稍吹开，看来，原先那股强劲的海风正在停歇下来。很快，巨大的、酒红色的船帆几乎一动不动了，船帆上的标记也就此显示出来：一轮红色的太阳。船舱上方高悬着一串国旗，按字母顺序排列：乍得、埃及、意大利、墨西哥、摩洛哥、挪威、美国和苏联，在微风中飘拂着，好似色彩艳丽的衣服，两头挂着生气盎然的联合国旗帜：浅蓝色旗帜衬托着白色的地球。
阿布杜拉和我站在草船舱后的船桥上，一人握住一把舵桨的柄手，注视着松弛的船帆和拍打着石堤的白色浪花，心里充满焦虑，防波堤与我们相距只有几百码。我们正漂向防波堤？的确如此。从防波堤的尽头看到了城堡墙头的塔楼，这表明我们确实是在朝着陆地的方向往回漂。也许是迤逦向北的山峡挡住了从岸上吹来的风，船帆鼓胀不起来。我们把船缆扔给一直跟在我们周围的渔船，草船便径直向前方全速驶去。可是这样的速度不符合自然规律。首先出现的问题是，我们原来拖在船后的一张渔网，本来装满鲜活的龙虾，准备在旅途上食用，可现在渔网却突然缠绕在一根舵桨上，把舵桨弄成了弧形，眼看就要折断。我们只好挥起利刃，把拖网的缆绳一刀割断。舵桨算是保住了，但那足够吃几天的美味佳肴也随波而去了。
接着，由于船速太快，我们本来绑在“太阳”号一侧当做下风板的三根粗粗的划桨啪的一声断成两截，而诺曼正是把放置我们那台袖珍无线电的铜制平台钉在了这些桨叶上，那可是我们在航行期间与岸上的亲友进行联络的生命线呀。显然，金属在一条不断颠簸的草船上没有容身之地；桨叶折断的位置恰好在铜制平板的末端，刚好被接地线拉住才得以保留。
这可不是好兆头。无论有没有风，我们都必须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程。我们停住所有护航船只，收起船缆，再次挂起船帆。我们注意到周围的大型渔船在海浪中来去自如，相比之下，我们的草船却如同它的前辈“康提基”号一样，在巨浪中上下颠簸。最初，海风风力不大，随后渐渐增强。但是，此时的风已经不再是离岸风。通常，这个季节应该是东北风，可现在却变成了西北风，径直朝绵延在避风港萨菲南面的海岸峭壁吹去。我们仍然贴着海岸，贴得很近，连岸上的房屋都看得清清楚楚，甚至可以看到海浪悄无声息地拍打着酱褐色的峭壁。大海永不停息地碰撞着摩洛哥绿色的洼地，冲刷着那被太阳灼烧的地表。如果我们不能成功驾驭这条草船，海风就要把我们吹向酱褐色的峭壁上去。
我们在船上的七个人都对一件事疑惑不解：操舵装置如何运转呢？这是我们最没有把握的事情了，因为没有人教过我们。我们本来指望来自摩洛哥海岸的海风和洋流会直接把我们从陆地带走，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两个星期的时间来进行试验，而不会有被海浪冲到岸边峭壁上去的危险。我们惧怕的是海岸，而不是辽阔的海洋。我们没有在尼罗河河口外的海边进行试验，就是害怕在我们发现埃及操舵系统如何运转之前就被冲到了岸上。在远离摩洛哥的大西洋深处，我们有足够的空间进行测试、纠正错误，因为那里通常可以把海面漂浮物直接冲入大海。
“太阳”号的操舵装置是我们根据埃及上古年代的许多模型和壁画制造的。我们试图从黎巴嫩找到埃及人用来建造这些巨大舵桨的雪松，但无功而返，因为古腓尼基王国年代存留至今的几棵雪松如今都保存在国家公园中。因此，我们只能用一种沉重的埃及木料“西尼巴”来做双脚桅杆，并用一种非洲丛林里的树木制造了两根舵桨，这两根舵桨长达二十五英尺，桨叶足有普通写字台那么大。现在，它们就斜斜地安装在船尾两侧。船桨上部固定在船桥的护栏上，船桨下部靠近桨叶的地方则固定在一根横跨船桅的结实的圆木上，全都用粗绳捆绑得结结实实，还垫着皮子，滑不掉，脱不开，只能旋转。这一点跟普通舵桨完全不同，普通舵桨都是可以自由摆动的。我们这两根舵桨的上下两端都被紧紧捆绑住了，根本无法摆动。还在舵桨上端横绑了一根硬木当做舵柄，又用一根又细又长的木棍把两个舵柄捆在一起。如此一来，如果一个人站在中间，把横棍推向一侧，那么两根舵桨就会一起旋转起来。这种装置的确十分巧妙，而且与今天人们所使用的舵桨截然不同。当我第一次尝试着把横棍推向左舷时，“太阳”号就像一头驯服的小马，缓慢但配合地掉头转向右舷。我又把横棍推向右舷，“太阳”号慢慢掉头向左。此时，我们如释重负，齐声欢呼起来。
从历史角度看，我们正在使用的操舵机制是方向舵的前身，代表了已经失传了的介于舵桨和船舵之间的过渡装置。在古代的某一时刻，埃及人发现：要摆动长长的舵桨来使帆船调转方向，实在是既吃力又无必要。只要旋转舵柄，使桨片不再垂直于水面，船也一样会掉头。因此，他们在舵柄上安装了一根横棍，并发明了我们此时正在测试的操舵装置。横在两个舵柄之间的细棍只是一种简单的改进，通过这种改进，舵手一个人就可以同时旋转两根舵桨。之后，经验丰富的水手逐渐发现，如果他们把桨叶和舵柄垂直放置，并继续转动那根十字横棍，效果会更好。于是，他们发明了我们今天称之为“船舵”的装置。
来自大漠的阿布杜拉站在我身边，目光炯炯地盯着船桥。此刻，他也握着那根细长的横棍。四只手使舵桨控制更加容易。甲板下，其他人在诺曼的组织下忙乱地拽着帆缆，使主帆处于最适合捕捉风向的位置。兴奋的记者和许多老练的水手乘着机动船，在我们周围盘旋着，目睹了我们之前的尴尬。当看到我们“驯服”了草船，并证明这艘芦苇船的确能够航海时，他们也同我们一样松了一口气。强劲的西北风把我们径直吹向岸边，但我们竭力以90度角切入海风，右舵正横，与海岸平行，驶向西南方。我们已经离开沿岸海面，离开巴杜萨角的避风区，携卷着巨浪滚滚而前。挤满乘客的渔船开始掉头返航，它们纷纷鸣笛，向我们告别。我最后看到的人是我的妻子伊凤。她一向晕船，如今勉强站起身来，挥动双手向我告别。那架直升机已经不见踪影，头顶上方的飞机也掠过草船，同我们告别了。
只留下我们在大海里飘荡。七个男子汉，一只快乐嬉戏的猴子，还有装在木笼里的一群母鸡和一只鸭子。天地突然变得如此诡异，如此安静。只有海潮在我们这艘诺亚方舟的周围起伏涨落。
诺曼刚张罗着把大帆挂好，眼见帆脚索和帆钉都已经牢靠了，才踉踉跄跄走到船尾，告诉我说，他身体实在难受极了。他脸色煞白，双眼通红。尤利踉跄着走过来说，他的体温到了华氏102度。我们吃了一惊：流感。海风一阵比一阵冷。我们这位苏联医生，命令那名美国海员立即上床休息。这么一来，我们暂时失去了惟一的水手。
风势渐强，波浪汹涌。一阵巨浪打来，“太阳”号只是翘起一侧，让波涛在船底翻滚而过。但巨浪有时候会猛烈地打在桨片上，使舵桨一下弯了起来。我只好大声呼喊着，告诉阿布杜拉，让他稍稍松开铁腕，免得舵桨受压过大而折断。
一切都很顺利，大家兴致高昂―甚至包括那位倒霉的病号，他一直卧倒在床，抱怨自己没用。卡洛很快成为我们船上的头号打结专家，就把身体悬在缆绳上他也能吃能睡。此时，他兴致勃勃地做好热咖啡和凉鸡腿(我们带来的食品)，并且喜气洋洋地告诉我说，海上生活和山顶生活完全一样：都是同大自然打交道，都面临同样的挑战，都具有相同的生活乐趣，都必须迅速解决各类突发事件。
我们在海风中稳稳向前行进，航速约为三节，与海岸之间的距离也没有再拉近。现在的时间是下午3：15.我觉得万事顺利，接下来轮班的两个人替换了阿布杜拉和我。卡洛和那位柔道冠军乔治精神抖擞地接了我们的班。阿布杜拉一头钻进船舱去休息。我走到船只的前甲板上去看看。前甲板堆满了坛子、羊皮和蔬菜筐，暂时挡住了所有的去路，除非贴着船边的舵墙，才能绕过去。圣地亚哥就坐在鼓起的风帆前面。他满面笑容地斜倚在鸡笼上，欣赏着远处海岸的景色。操舵近七个小时，我浑身都发僵了，一屁股坐在他身边。紧张工作数周之后，我第一次放松了下来。我们一起坐在那里，都为草船如此优秀的航海性能而陶醉。一排排的海浪冲打着我们的右舷，但船身仍然保持平衡，我们甚至都没有被海水浇湿。我伸展开四肢，疲劳不堪的身体洋溢着幸福。就在此时，惊恐的叫喊把我从快乐中猛然惊醒。
“托尔！托尔！”
我离开船桥还不到五分钟啊！我一跃而起，但此时船头一摆，船帆也扑动起来，我差一点摔倒。我立刻抓住船帆的边缘，稳住脚跟，然后紧紧抓住船帆，向船尾走去，心里七上八下，担心出了什么事。尤利活像一个走钢丝的醉汉，摇摇晃晃地向我走来。他神经紧张到了极点，除了俄语以外，好像什么都不会说了。只见他手指着船尾，我定睛一看，船桥上的那两个人正俯身向我拼命叫着什么。这么说，我们全都在船上，一个也不少，那就不要紧。乔治挥舞着胳膊，卡洛用意大利语大声对我说：“舵桨断了！两根都断了！”损坏的程度，一目了然。两根舵桨都是在桨片上方折断的，那两根巨大的桨片还拖在水面上，犹如两块冲浪板。看来，这种木头并不像当初别人说的那么结实。幸亏我们事先在桨片上捆了一道绳子―这是一种埃及风格，所以桨片还没有漂走。我们七手八脚地把桨片拖了上来。现在舵桨变成了两根粗棍子，无论卡洛和乔治如何扭动舵柄，也无济于事。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航程了。
这真像天上捅出一个洞。
“我们的计划泡汤了吗？”卡洛低声问道。
靠近船尾的三个人全都垂头丧气地盯着我。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就发现“太阳”号正在逐渐改变航向。它又鼓满风帆，朝着正确的方向驶去。而几分钟前，我们还费心劳力，竭力使它按这个方向前进呢。顿时，我明白了一切，情不自禁地深呼了一大口气。原来前两根垂直的舵桨一直困在草船的前半截，当成了横漂抵板，如今果然起到了作用。由于船尾不再有舵，向岸上吹去的风就把船尾吹到下风，把船头推离海岸。船身自动掉头，朝着与海岸相反的方向驶去。
“妙极啦！”我用英语高声叫喊着，有意使语调显得十分快乐，把我自己重新焕发出的信心灌输给另外几个人，先前发生的事足以使他们失去横穿大洋的信心。
这阵喧闹惊动了诺曼。他不顾自己正在发烧，竟爬到舱外，恰好听到了我的大声叫喊。他高兴地问我有什么好消息。
“妙极啦！”我满怀欣喜地重复了一句，“两根舵桨都断了！这样一来，我们以后就可以用印加人的办法航行了！古代的印加人根本没有什么舵，他们只用横漂抵板来控制航向。”
诺曼两只通红的眼珠茫然地瞪着我，不知要哭还是要笑。其余的人都仔细打量着我，都想知道我是不是被刚才的事急疯了，或者我是不是精通什么印第安法术。因为，“太阳”号的确比以前更加稳当地按照预定航向前进。这一点，无论从罗盘上，还是从船头与海岸之间的角度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卡洛把我的话琢磨了一会儿，然后，他那双碧眼中的忧郁神色顿时消失，随后逐渐放声大笑起来，笑得红胡子颤个不停。船舱中的阿布杜拉也醒了。这艘草船居然能自己掌舵，大家如释重负，都放心地开怀大笑起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走到货物旁边，坐在上面休息休息。安装在船桥上的罗盘针放在罗盘箱里没人去管，指针指向西南。这正是我们要去的方向，也正是“太阳”号鼓满风帆，在白沫四溅的海洋中奋力前进的方向。此时，我们已经成为乘客，可以尽情享受海上的生活了。
“现在，我们真正成为漂流人群了。”我向依旧有些迷茫的伙伴们解释。但我赶紧补充道：从试验的角度来说，这是所能发生的最好结局。类似的情况在与此船类似的古代船只中可能也发生过―那些船只也是从地中海经直布罗陀海峡，沿摩洛哥海岸行驶，现在，我们将实地观察他们可能的登陆地点。
卡洛一直摇着脑袋，大笑不止。这是一艘什么船啊，居然由自然力量来推动和控制。其实船上还有一根备用的舵桨，但我们不想动用，怕它在船只真正横越大西洋之前也同样断成两截。无论如何，这种木材实在太脆，太不结实，我们要想在海浪中使用这种木材，必须提前加固备用舵桨。
黄昏时分，尤利爬出船舱，神色十分焦急。
“现在我们已经有两个病号了，都必须卧床休息。”
过去两天里，圣地亚哥在腰带下方患了一种湿疹，弄得他痛苦不堪。看来海风似乎使这种皮肤病完全发作了。圣地亚哥身上好几块地方都脱了皮，他自己怀疑得了可怕的“蒂娜”病。他曾经在加那利群岛见过这种病，而我们的船现在恰恰驶向加那利群岛。尤利担心，圣地亚哥的猜测可能是正确的。“蒂娜”是一种可怕的疾病，广泛蔓延于北非。
夜幕降临，我们看到了几艘往来穿梭的船上的灯光，好几次都近在咫尺。卡洛爬上桅杆，迅速挂上一盏煤油灯。否则，我们的草船真有被撞沉的危险。夜间在甲板值班的任务在意大利人、埃及人和挪威人之间进行了分工。苏联伙计正在照料美国佬和墨西哥人，这就够他干的了。我们让那位乍得木匠好好睡上一觉，确保第二天他还能修理舵桨。从西北、西北偏西方向吹向陆地的阵阵海风不断警醒着我们。我几乎整夜都盯着岸边的一座灯塔，担心我们船向岸边漂去。只要天还没亮，我就不敢打瞌睡。在领航员患有风寒的情况下，我们惟一判断船只与陆地距离的办法是在黑暗中寻找一盏灯光。每当前面或是左舷出现一艘船，我总是一阵紧张。这是岸上的灯火吗？我们正漂向岸边，还是另一艘船上的灯光？直到看见一串红灯或绿灯，尤其是当我们确信这些船只不会与我们发生碰撞后，才能放下心来。
东方欲晓，已经看不到陆地了。我们把尤利叫了出来。早晨略有凉意，但尤利的一身打扮就像置身南极一般。现在轮到他值班了，可是他在船桥上无事可干。所以他干脆在船舱门口一坐，掏出烟斗来装烟。我们几个人钻进暖和的睡袋，让草船在海上任意漂荡。在二十四小时警戒过后，大家都已经筋疲力尽。还没有真正熟悉篮式船舱的独特风格，还没有充分领略它吱吱呀呀、劈劈啪啪的怪声，我就已经进入了梦乡。
我们在“太阳”号上的第一天，就这样度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