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舱内，十六个木箱成了七个男人的地板和床。箱子里装有私人物品、书籍、摄像设备和一台无线电。根据开罗博物馆提供的秘方制作的埃及面包干不但美味，而且易于储存。一百六十个仿古埃及风格制成的陶罐，里面装着水、油、蜂蜜、凝固黄油和各种干果、坚果。“海水是咸的！”阿布杜拉叫道。他要求更多的淡水配给，好在向阿拉祷告前清洗身体。抛出两个海锚后，我们在没有使用风帆和舵桨的情况下，沿非洲海岸线向南漂流。断裂的舵桨由木匠阿布杜拉用绳子和硬木进行了接合。“太阳”号离水面非常近，船员们时不时地可以看见像沥青一样的油污团漂浮于海面上。后甲板进一步下陷。当舵桨在黑夜中折断时，诺曼和乔治在船尾的工作变得困难起来。阿布杜拉夜间值班时，拿着一串珠子在船桥上祷告。经历了一场流感之后，诺曼拿着六分仪从柳条船舱里走出来，宣布我们正漂向朱比角海岬。乔治在切咸肉，以放在海水中浸泡。萨菲打破坛子，吃坚果来解决自己的配给问题。大厨卡洛正在清洗新鲜鸡蛋上用于保鲜的石灰。厨房在桅杆最后一级台阶下。厨师拍照的时候，乔治和圣地亚哥正在厨房忙碌着。军需官圣地亚哥发现草船膨胀了许多，必须小心摆放坛子，以免它们互相摩擦而破损。鸡窝旁的午餐。诺曼和托尔迟迟没来用餐，于是小猴子萨菲和鸭子辛巴达占据了他们的座位。
太阳号草船远征记TAIYANGHAOCAOCHUANYUANZHENGJI
公鸡刚打过鸣。空气中飘散着新鲜干草的清新气息。我是在农场。不，我显然不是在农场，因为我正躺在担架上晃晃悠悠。我醒来发现自己躺在睡袋里，听到身下水流汩汩，耳边浪花轻拂。这当然是在船上。我半睁开双眼，透过眼前柳条编成的船舱的缝隙看到了蓝灰色的水波。我是在“太阳”号上！干草的香味正是船上的衬垫散发出来的，因为里面塞了刚晒干不久的摩洛哥草。
“喔喔─喔！”我又听到鸡鸣了，这下我可醒了。我爬到竹编的船舱口向外张望。放眼望去，外面除了此起彼伏的浪尖什么都看不到。而船的正前方却被酒红色的船帆挡住了，船帆被海风吹起来，就像是拉开的满弓，似乎要带着我们破浪而去。我爬出舱外，身上只穿着内衣裤。外头空气冰冷，尤利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活脱脱一个爱斯基摩人，正坐在船桥的甲板上记东西呢。
我们现在一定已经驶出很远了，因为此刻北风刺骨，海浪随之不规则地蹿起十几英尺，即使爬上桅顶四处眺望，也只能看见海天一色，根本不见陆地的踪影。
“我们这是到哪了？”尤利问道。
“这儿啊。”我开玩笑说，可是一脚不稳掉进船舱，倒在了我们的海员身上，他像个死人一样四仰八叉地躺着。船上只有他才会用六分仪，我只会坐着木筏四处漂浮，天晓得我们此时身处何方。我只想要一件毛衣或风衣。船的吱呀声和海浪的怒吼声交织在一起，宛如交响曲，从船帆和船舱的狭窄通道里传来的欢快口哨声依然清晰可辨。随后，面色红润、满脸胡须的卡洛从柳条墙后露出了脸。
“快来拿吧！热热的埃及土制红茶，还有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抹蜜面包！”
船舱里的阿布杜拉醒了，同时把身边的非洲人乔治也摇醒了。我们都贪婪地围住卡洛，看着他把早点摆在鸡笼盖上。每个人都各自找个大坛子、装土豆的大袋子或是装水的山羊皮囊坐了下来。等学会掌舵后，我们得慢慢地试着把甲板收拾得干净、舒服一点。
“我们到哪了？”乔治像之前的尤利一样问道。
“到这儿了。”尤利套用了我的说法。他正端着两杯热茶给病人送去。
“那儿就是非洲，”我用手指着海港的方向补充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有，”乔治说，“古代的人没有六分仪，也没有指南针，他们在海上是怎么确定自己的方位的？”
“他们看太阳就能知道哪是东哪是西，”卡洛解释道，“然后根据北极星和南十字星就能知道南北。”
“而且他们通过目测地平线和北极星的夹角就能知道纬度，”我补充道，“在北极看北极星，角度是90度，在赤道看，这颗北极星就贴近地平线。如果你在北纬60度，这颗北极星与地平线的夹角就是60度；如果你在北纬32度，这颗星就在32度的位置。只要你能看到北极星，你就能立刻知道自己所在的纬度。腓尼基人、波利尼西亚人、维京人都知道这个方法。但是经度呢，他们就只能通过由航速得出的航行距离来推测了。然而，对古代航海家而言，一旦不见陆地的踪影，肉眼看不见的海洋暗流总会增加不定因素，使他们无法判断实际距离。”
乔治曾在家乡开罗的古埃及博物馆见过他的祖先几千年前使用的测量星体角度的仪器，他明白太阳和北极星在星象学和建筑学计算中的重要性。在“太阳”号上，我们总能依靠太阳、月亮和其他主要星座辨明方向。而且我打算制造一种测量纬度的装置，这样不用靠特定技术或是现代化仪器就能显示我们的纬度了。
那埃及土制红茶味如热樱桃汁，既提神又醒脑。而埃及面包干就好像压扁的圆面包，又脆又香，不管抹不抹蜜，都是我们航海能吃到的上等食物。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心情都颇为愉快，全走进船舱与那两位勇气可嘉的病人相互祝愿了一番。诺曼病得不轻，可他和圣地亚哥都士气高涨。圣地亚哥是因为“太阳”号上湿气过重而病倒的。这里离海平面只有两巴掌高，我们的衣服、睡袋和毯子都被咸咸的海洋空气弄得黏糊糊的，而他的皮肤总被蹭破，只要稍微一动就疼得不行。照顾这两个病人可把尤利忙坏了。用绳扎住的纸莎草捆被海浪打弯又伸展开来，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揪人心肺，震耳欲聋，想必对病得不轻的诺曼和圣地亚哥是另一种折磨。时不时地，诺曼觉得身下的箱子被巨浪举起，而下面好像是成千上万份周日版的《纽约时报》霎时被撕成了碎片。船舱的柳条地板上堆了十六只木头箱子，他们每人身下放了两只箱子，并垫着草褥。另外还有两个箱子上面空出来放着诺曼的收音机和航海工具。由于纸莎草在海上就好像香蕉一样随波起伏，船舱地板也就跟着一起浮动，自然，船舱里的箱子和上面的草垫子，还有我们都一样得受颠簸。这就好像是躺在精力充沛的海蛇背上游历大海一样。
站在船舱外面的甲板上也是一样。站在船尾，如果沿着甲板向前看，就可以看到船舷的栏杆随着船底的海浪一同起伏。要是探身舷外去看船帆前面高高突起的船头，就可以看到船头和前甲板在有节奏地起伏，像是要把浪尖看个究竟。突然，船头又一下子陷入大海，除了鸡笼，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整条“太阳”号就像是一只庞大的、用鼻子喷气的海怪，一路乘风破浪，咆哮着，喘着粗气，怒吼着，吓跑了前面的一切暗礁和障碍。最奇怪的是船帆和桅杆，它们就像是巨大的背鳍，是用纸莎草捆扎而成的背鳍。桅杆和船舱之间时而足有三英尺，时而又被海浪挤压成一条窄缝，谁要是不小心就会把脚趾卡在地板缝隙里，就会被挤伤。桅杆、船舱和船桥都只用绳子与活动的船体连在一起，因而也可以有一定的活动幅度。若不是这样，我们可能第一天就丧命了。如果我们不是严格遵守古代的规则，而是用钉子连接船身，用刚性的木板做船舱，用钢丝绳而不是草绳来固定桅杆，那么我们的船早就被海浪撕成碎片，断成几段了。正是因为船身每个部分都柔软易曲，才使得大海根本没机会折断柔软的纸莎草。航行的第一天，木匠阿布杜拉拿出尺子测量，他发现，船桥、甲板有规律脱离时会裂开整整八英尺的缝，可是过一会儿又会紧紧挤在一起，要是谁的手指被卡在里面可就遭殃了。因此，我们都牢牢记住随时保持高度警惕，但是后来，慢慢地我们也就完全适应了。我们倒是开始担心这艘草船以后会是什么状况，因为在航行的第二天，它的结构就已经有些松动了。
“康提基”号远征的经验告诉我，在大海里漂游，最为危险的就是有人掉入大海。因为我们不可能掉头逆风行驶，至少凭我们目前的经验是做不到的。而且不管是谁，游得再快也赶不上我们前进的速度。我们有一个大柳条箱，装着六人座的泡沫橡皮救生艇，就捆在船桥的柱子中间。但是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动用的，而且要放开救生艇就必须砍掉整个船桥，因此我们还在旁边挂了把斧子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即使动用了救生艇，也无法追上“太阳”号，只能互相分离，各自漂流。卡洛？莫里曾经给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根六英尺长的救生索，还系上了一个登山运动员用的挂钩。我们就把绳子一刻不离地系在身上，一旦要往船舷外冲就用钩子钩住缆绳、桅杆的支索或是船身的木结构。因此，我们的首要准则就是：不准离开船身。在船上，移动位置之前首先要确保钩子能随时钩住船身的某个部位。
我恪守这个准则，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即使是风平浪静，我也丝毫不懈怠。我还向同伴们讲了赫尔曼？华辛格的故事，他在“康提基”上曾失足落水，幸好被科努特？豪兰德救了。擅长潜水的乔治和中非土著阿布杜拉却不大能理解，他们觉得只要在独自守夜巡逻或是在船尾的横杆上方便的时候系上保险绳就够了。乔治最终将这个规则牢记在心了，因为他意识到这对他很重要。但是我还是时不时看见阿布杜拉在草船边上愉快地哼着小调，他的保险绳像是猴子尾巴一样耷拉着。我终于忍不住要说他两句。
“阿布杜拉，”我说，“这海水比整个非洲还要宽广，虽然乔治能在乍得湖潜到湖底，但是乍得湖还不及这海水深度的千分之一。”
“噢，是吗？”阿布杜拉像是听进去了。
“而且这海里的鱼会吃人。它们都比鳄鱼还要大，游起来也比鳄鱼快一倍。”
“噢，是吗？”阿布杜拉同样回答道。对于新的知识他总是洗耳恭听。
“万一你掉进大海，就会被淹死，被鱼吃掉，你就再也见不到美洲大陆了。难道你不明白吗？”
阿布杜拉咧开嘴，露出了可爱的笑容，还亲切地把他的大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你弄错了，”他说道，“看这儿！”
他掀起厚厚的套头衫，露出圆滚滚的黑肚皮。原来，他的肚皮上绑着粗麻绳，后腰处拴着三个小皮袋呢。
“有了这些东西，我不会有事的。”他向我保证说。这些皮袋是他父亲给的，皮袋是他乍得老家的一个老巫医填满的。类似的皮袋我在博尔集市见过有卖的，里面应该是装着豹爪、染色的小卵石、种籽和晒干的植物碎屑。阿布杜拉把套头衫拉好，好似阴谋得逞了，向我得意地点了点头，好像是在说：这回该放心了吧？阿布杜拉不可能出事的。不过，为了让我高兴，他也答应系好保险绳。
第一次使阿布杜拉吃惊的事就发生在那天一早。他跑过来惊慌失措地告诉我，盐掉到水里面了，水都变成盐水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也觉得事态严重，问他尝的哪些坛子里是盐水。
“不是坛子，是那儿！”阿布杜拉一边哆嗦，一边指向大海。这时我们才意识到阿布杜拉根本不知道海水是咸的。我向他解释说，从非洲到美洲一路上海水都是咸的。他睁大眼睛，不敢相信，反问道：“盐那么贵，哪来这么多盐？”我又从地理的角度解释了一遍，他还是弄不明白。圣地亚哥说过，在船上我们必须省着点用水，每人每天只能喝一升，或者一夸脱多点。可是阿布杜拉说他至少需要五升。因为，他是穆斯林，每次祷告都要洗手、洗脚、洗头、洗脸，而且他一天要祷告五次！
“你祷告的时候可以用海水。”我向他保证。但是，阿布杜拉说不行。他信奉的宗教规定洗礼必须用净水，而海水里有盐，所以不行。
阿布杜拉还在烦恼海水有盐之际，又遇到了一件让他头疼的事情。乔治把他的宠物猴萨菲放了出来，她原先在一只凿了个窟窿的纸板箱里待着过夜，所以总是昏昏欲睡，被从床上拉起来后，小猴子一时激动就在阿布杜拉的褥子上撒了泡尿。这下阿布杜拉真要疯了。真是猴子干的？要是信徒的衣物这样被一只狗或是猴子玷污了，那么他就四十天内都不能向真主祷告了！四十天不能和真主同在啊！
乔治为了免去阿布杜拉的精神苦恼，就撒了个谎说，那不是猴子尿湿的，而是被海水溅湿的。阿布杜拉实际上也希望这是事实，也就接受了乔治的解释，他也没有凑近被子去闻闻有没有骚味。我也下令给小猴子穿上裤子，任何时候都不许脱，而且再也不允许小猴坐在阿布杜拉的褥子上。
“阿布杜拉，”我又加了一句，“你祷告必须使用净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多少小狗和猴子生活在乍得井边？这里方圆几十英里都没有狗，这无足轻重的萨菲就让我们抛之脑后吧。论纯净，不管哪儿的水都比不上这里的海水呢。”
阿布杜拉静静地听完，开始认真考虑。过了一会，他用帆布桶舀起一桶海水，仔细打量起来。然后他就开始进行洗礼，速度非常快，动作优美如魔术师。接着阿布杜拉马上跑到罗盘那里，请尤利帮他找到麦加的大致方向。然后，和所有笃信宗教的虔诚信徒一样，阿布杜拉跪在船舱里自己的褥子上，连连朝东磕头，又拿出一长串念珠，开始喃喃地念祷文，祷告时拨动念珠就好似从袋中取豌豆。不过，阿布杜拉如此虔诚，以至于我们都对他肃然起敬，虽然我们中间有的人是天主教徒或是清教徒，有的是自然神论者或是泛神论者，甚至是无神论者。
风越刮越猛，开始肆虐起来。没有船桨，我们根本无法操控草船，但“太阳”号似乎依旧朝着正确的方向在前进。这时的阿布杜拉觉得自己里里外外都干干净净了，便拿起小刀和钻头，跟我一起跳上了船桥。我们得想办法把断了的船桨装回去。阿布杜拉情绪十分高昂，一边嘴里哼着中非的丛林小调，一边尽量站稳脚跟，他身上的白色长衫随风起舞。卡洛也赶来帮忙，把他登山用的打结的技巧全都用上了。我们差一点就把其中一个船桨修好了，可是天气突然又变了，从四面八方刮来几阵强劲的风，冷不丁把船帆拧成了麻花，我们根本就来不及调整帆索和上下角索。
一阵狂风全力向船帆迎面扑来。足有二十三英尺长的帆桁开始疯狂地撞击桅顶，几乎要把它折断；整张主帆猛烈地拍打着桅杆，似乎要从中间裂开。大帆迎风摆动，掀翻了水果筐，缠住了鸡笼，惹得众家禽咯咯、嘎嘎地叫了起来，声音之大直逼我们的叫喊声。一只方方正正的食物篮子突然出现在船身后边，随着船的尾波上下来回跳动。谁都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因为我们的军需官圣地亚哥正抱着我们的存货清单躺在床上呢。尤利几乎要用上蛮力才能将圣地亚哥和诺曼按在铺位里，而我则爬上船桥，试图领导这场与巨帆展开的搏斗。一个人的嗓门在这样的狂风暴雨中是多么微弱啊，我的喊声，连同船帆和纸莎草船身发出的劈劈啪啪、乒乒乓乓、吱吱嘎嘎声，全都被风暴卷走，消失在白沫四溅的浪涛里了。
现在要是放下船帆，恐怕不会有什么好处的。它会像只断线的风筝一样飞走的。我们必须让船回到既定航线上来，一方面是要调整船帆，另一方面要转动船身。乔治负责划动绑在船尾的再普通不过的船桨，好让船尾迎风而上，试图掉转“太阳”号船头。同时，我们抛下伞状的帆布制成的海锚，一头系着一根长绳。要放慢船速，让船尾能迎风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海锚更合适了。我在船桥上看见罗盘的指针慢慢地转了过来。有一根帆脚索像根鞭子似的在空中舞动，我拼命坚持着，不让自己被抛出船舷外，并把那个帆脚索固定到船桥上。与此同时，我要确保其他同伴拽着正确的缆绳，也挂着保险绳。狂风怒吼着，我大喊着，用意大利语向卡洛，用英语向尤利，用法语向阿布杜拉，用英语、法语或者意大利语，想到什么就用什么语言向乔治下令。但要命的是，事实上我命令他们拽的缆绳在我的母语里叫什么，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对于这帮由各国来的外行水手的理解能力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们最终保住了这宝贵的船帆，扣紧了帆脚索，绑好了划桨，收起了船锚，一切都恢复了原样，变得顺顺当当了。终于有了喘口气的工夫。趁着这工夫，我赶紧编些每个人都能懂的词条，万一再出现险情就能争分夺秒。刚才狂风呼啸的时候，诺曼还时不时透过柳条墙给我们出了不少好主意，虽然他的声音因为发高烧而变得非常微弱，而且被狂风打得七零八落。他事先还竭力教会了我们怎么用英语说“拽紧”“松绳”“放开扬帆索”“放开上下角索”“放开帆脚索”“去左舷”“去右舷”等等。可是，实践证明这未必有用，因为当班的有三个人几乎不懂英语，如果我对着尤利或者卡洛喊：“拽紧右舷角索”，或是对阿布杜拉大喊：“放开左舷帆脚索”，他们理解成什么可不好说。
我们五个刚在船桥上坐下来，尽管气喘吁吁，但心里满是胜利后的喜悦，正想编几个类似世界语的说法，就在这时桅杆上又发出了警告的撞击声。尽管这次每个人都在瞬间回到了自己的岗位抢救，但是船帆还是拧了起来，船身也改变了方向。这样的情况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尽管航线未变，但是船是横着向前的，有时甚至是船尾朝前，船帆和帆桁绞在一起，乱七八糟。我们只能时时确保船帆鼓得满满的，才能保证帆桁不至折断，因此，我们有时只好把船帆调成反向了。本来应该是船帆绕过桅杆的右脚，但为了让船帆吃风，只好绕过桅杆左脚，可是这样一来，我们航向就偏离了差不多90度，恰好是朝着陆地的方向。而且很不幸的是，有时不管我们怎么划桨，拽缆绳，抛海锚，像印第安人一样把桨绑在不同的位置，想要回到原来的航线上去，但是我们还是鼓满风帆径直朝非洲海岸而去。没有了橡皮桨，这草船根本不听使唤。船帆一鼓起来，草船不是转向正东南就是正西南，不会有丝毫偏差。每次劲风一起，我们就只能听任摆布，“太阳”号船头指向东南方向了，我们也动弹不得，只是离非洲海岸越来越近。卡洛就一直攀在桅杆顶上，忍受着桅杆的疯狂摆动，所幸的是还没有见到陆地的踪影。然而，我们都知道，萨菲以南的海岸是向里凹进的，再下去海岸就会凸出来了。经常是我们刚把船帆扭正，它突然又扭到另一边去了，而且疯狂地拍打着，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使出全力抓紧船帆，用自己身体的重量压着，才不至于被甩出去。一顶又一顶的帽子都被刮跑了，最可惜的是阿布杜拉那顶五彩缤纷的穆斯林小帽，那顶帽子早已成为阿布杜拉身体的一部分了。不过现在我们每换一下位置，都会主动系好保险绳。那只小猴子也有自己的保险绳，待在桅杆上兴高采烈地倒立着表演。家禽在笼子里也很安全，笼子被盖好了，而且也系上了保险绳，搬到远离船帆的地方去了。
时间在一点一点消逝，变化莫测的风却愈刮愈猛，我们随时都可能因为来不及掌舵而完全失去对整艘船的控制。必须得收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在暴风雨中将帆一点点放下来。
我们当中两个人负责松开升降索，其余三个人扯着帆脚索，护着船帆和帆桁降到船面上来。这时一阵狂风蓦地刮来，将沉重的主帆卷到海面上去了，就像卷起一面小旗似的。尤利和阿布杜拉拼命想再抓住左舷那根在浪尖上乱舞的帆脚索。我们三个人则用腿和脚死死钩住船上随便什么东西，以防随着右舷的那根帆脚索一起被卷到海面上。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丝希望了，要是抓不住，船帆就会沉到海底，一去不复返了。这时桅杆和支撑它的绳索发出了一阵可怕的吱吱声，草船也发出一声刺耳的声音，船身跟着侧倾过来。我们第一次有种不安的感觉，这艘神奇的草船也可能会翻船。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世上其他任何一艘五十英尺长的草船遇上这样的大风大浪，早就不是立刻翻船，就是折断桅杆了。
我们一点一点地拽回了帆桁和大部分船帆，但仍有一大片船帆漂在海面上，被海浪翻卷着叠在一起，兜了不少海水。大家奋力想把剩下的船帆拽出来，忙乱之中却碰掉了另一枝船桨。那根宝贵的船桨马上就被一个浪头吞没了，但它立刻又浮出了水面，跟在我们的船后上下漂着。
“到美洲再见！”卡洛对那船桨大喊道，“不过我们一定比你快！”
整张船帆都被海水泡得湿透，再加上那根沉重的帆桁，比船还要宽出六英尺，所以我们只好把船帆卷起来，把它顺着草船的左舷堆在一边。我们终于胜利了，满心喜悦，可也快累死了，好像刚刚在拳击场上连战了二十个回合一样。眼下，大家全都坐在湿透了的船帆上，想办法要治服这条棘手的酒红色飞龙。狂暴的海风灌进船帆的褶皱，吹得船帆不停地扭动着，犹如一条翻滚着的活龙一般。不过，我们五个最后还是把它绑得结结实实了。
船上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只剩下安详而有节奏的吱吱嘎嘎声。这时，我们觉得大海就像是母亲，而“太阳”号草船则是漂在海上的摇篮，载着我们这些不听话的孩子。大海母亲此时不得不摇我们入睡，免得我们把摇篮打翻，伤了自己。“太阳”号没有了船帆，只剩下光秃秃的桅杆，重又回到正确的航线上，与陆地保持平行，不会再带着我们往海岸撞去了。
我看着卡洛，他开始微笑起来，接着又咯咯地笑了开来，最后干脆放声大笑起来。我们都不解地瞪着他。
“我们现在没有帆也没有橡皮桨，船上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驾驭这条船了。现在驾驭这条船的就是大自然了。一旦我们不再跟她作斗争了，我们就可以从从容容地去享受了。”
我们开始环顾四周。一切都太太平平、井井有条。帆桁没了，船帆没了，引擎也没了，我们也就什么也不用担心了。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好像置身于一张纸莎草制作的公共吊床上，任由强大的洋流带着我们前行，不管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都乐意之至。阿布杜拉爬进船舱，躺下来听他的袖珍收音机去了。乔治想去钓鱼。尤利吃了个橘子，拿着橘子皮走了，准备往水里兑些医用酒精，给自己来杯白酒。卡洛则这个袋子摸摸，那个篮子搜搜，想找些东西做顿好吃的。圣地亚哥却躺在船舱里一动不动，拿着存货登记本，只管大声喊出装着水、蜜枣、鸡蛋、橄榄或是鸡食的坛子的号码。我拿起猎刀，准备做一台能读纬度的测量仪，这是我刚才就在寻思的。这时，诺曼再也憋不住了。
“伙计们，都不错嘛，”他呻吟道，“可是家里人该急死了。我们答应他们昨天发电讯的。一定得让他们知道我们平安无事，否则他们会以为我们全都葬身海底了。”
尤利表示赞同，帮着还在发烧的诺曼卷起褥子，打开褥子下面锁着的木箱，取出那架小型的应急发报机，它里面装着手动的发电机。不一会儿，萨菲无线电台就有了回应，诺曼告诉他们：船上两枝舵桨都断了，但我们横越大西洋没有任何问题。诺曼还通知他们，今后不能保证定期联系了，因为钉着地线铜板的桨已经断了，只能把它放在船上。如果我们把铜板抛到海里，任由它随波漂浮，那它会把绳索和纸莎草都撞断的。诺曼的身体实在是虚弱，尤利收拾发报机的工夫，他马上躺回睡袋里去了。卡洛爬进船舱，端来了一杯热茶。
乔治没逮到鱼，却想到一个好主意。我们为什么不把帆挂起来呢？把帆收着也行啊。风这么大，即使只挂一小片船帆，我们的船也会增速不少。这船帆缝制得非常巧妙，我们可以捆好、收起其中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若是风太猛，我们只需挂起帆顶上的三分之一就行了。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诺曼也微微点头。吃完腌肉肠和新鲜蔬菜做成的颇像石器时代的午餐，大家都觉得精神倍增。于是我们五个又爬出了船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帆桁和浸满海水的船帆从左舷横了过来，它比船身宽得多，两边都有差不多三英尺宽的船帆伸进了海水。风力忽大忽小，有时还有小暴雨，要把船帆收起来困难极了，不过我们几个联合起来，一切都进展顺利。我们把用鸡笼和其他货箱压着的船帆一点一点展开来，用自己的身体压在船帆上，然后把帆卷起来，直到只剩三分之一。看着这一小片船帆最终高悬在桅顶，被风鼓得满满的，这是多么重大的胜利啊。我们把海锚拖上船，重又绑上船桨，开始掠过浪尖直向西南方驶去。我们为又一次战胜大自然而无比欢欣。
十五分钟之后，刚过正午，是我们出航的第二天，突然一阵暴风又向船帆袭来。挂在桅顶的船帆卷在一起，而且又湿又沉，带着帆桁硬生生地往桅杆上砸去。我们一听到砰的一声，就一齐向上下角索和帆脚索奔去。船帆又撞过去了，这一声宛如桅顶在呼喊救命。听到这个声音变为可怕的动筋动骨的喀嚓声，我们的心都揪了起来。我们抬起头，只见帆桁从中间断开，向两边慢慢耷拉下来，船帆也渐渐向里缩到一起，好像蝙蝠收起两翼一样。帆桁断开时一些碎木屑像愤怒的兽爪一样。我们只好降下船帆，免得被木茬撕成碎片。唉，我们驶出港口才两天啊，两天啊！
我们刚把断桁和船帆堆在一起，“太阳”号一下又温顺起来，像是一条顺从的海蛇，驮着我们继续朝既定的方向乘风破浪而去。
“你们瞧，就是这么回事。”卡洛说着，十分满意地爬上床了。阿布杜拉匆匆走到船尾，洗洗胳膊和小腿，又要向真主阿拉祷告了。尤利坐在舱口，一边吸着烟斗，一边记起了日记。我在他旁边坐下来，继续捣鼓那个测量仪。
“没事了？”圣地亚哥从睡袋里探出头来小心地问道。
“是的，”我们齐声答道，“都没事了。现在能弄断的都被我们弄断了，就只剩下纸莎草船的船身了。”
接下来的整个下午，虽然舱外狂风怒吼，船舱里却平静得很。尽管白天一艘船也没碰见，但夜间我们还是轮流值班，因为我们正在沿着环绕非洲的海运线上航行，应该会遇到经过同一条航线的船只的。我们还不时爬到桅杆顶上远眺，看看有没有陆地的灯光。我们担心的就是和别的船只，或是岸边的悬崖相撞。
刚过午夜半个小时，我就被卡洛摇醒了。他提着煤油灯，睁大双眼，满心担忧地俯身对我悄声说道：“左舷海平线上出现了一串灯光。”此时强劲的西北风正巧把船身吹得横了过来，直朝灯光驶去。幸好我是和和衣躺下的，系好保险索，我就爬出了船舱。夜里的风并不猛，却十分刺骨。天空乌云密布。衬着黑漆漆的夜空，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些灯光沿着海平线排成一行。正像卡洛说的那样，这些灯光恰好在我们航线的正前方，其中有四处灯光特别明亮，一处比较昏暗。这一定是摩洛哥海岸。卡洛已经爬上了桅顶。我们似乎在飞快地向灯光靠过去。其余三个没有生病的人也被叫到舱外。我们现在必须设法将草船划开，要不然就会撞上岸边的岩石了。就在这时，我和卡洛都看见一盏绿灯，又是一盏，然后是一盏红灯。这不是陆地！这是一队渔船正朝我们开来！他们三个人都被冻得够呛，赶紧爬回被窝去了。不一会儿，三艘大船翻卷着浪花与我们擦身而过。第四艘大船关闭轮机，整个船身横在我们前面。眼见“太阳”号就要和大船相撞，我赶紧打开手电，照亮船舱和船身，并用它打着信号：“‘太阳号’，‘太阳号’”。这艘大型渔轮才又启动了轮机，缓缓地开起来，但是速度慢得差一点就同我们撞上了。那艘大渔轮还从桅顶发出了几个闪光信号，可惜我们都看不懂，紧接着它就消失在黑暗之中了。乔治一直站在一边看着，穿着风衣，披着毯子，裹得紧紧的，活像一具木乃伊。我回到舱里，爬到床上。从船尾刮过来的风，钻过草船的柳条墙，弄得这草船嗡嗡直响。就是把十万根纸莎草捆在一起，吱吱嘎嘎响作一团恐怕也压它不住。可怜我们的安乐窝与船外的肆虐也只有这一墙之隔。
天亮的时候云还没有散去。这是出航的第三天了。风稍小了些，可是海浪却更加汹涌了。让人高兴的是，虽然波涛翻滚，却只是将我们往上托。我们的草船像是个皮球，被大海小心翼翼地托着向前推进，不论浪头多么凶险，却没办法打湿甲板，船上所有的货物还都是干干爽爽的。我们没有帆也没有桨，没有六分仪，更不知道方位，也看不见陆地，这一天过得十分平静。我们利用这一天接好了一根船桨，还加固了一根备用圆木的中间部分，准备用它来代替那根断了的帆桁。
阿布杜拉忙着洗他那剃得光溜溜的脑袋，准备做祷告。他忽然停了下来，愤怒地大叫一声。这海水肯定不干净！有人在这儿拉过屎，而他还抹在了头上。原来，他那只帆布桶里，有大大小小的黑块在水里打着转。我们向海里望去，只见无数类似的黑块从草船两旁漂了过去。那些东西软软的，像是沥青。过了一个小时了，船两边还是漂着那些黑色的东西。这一定是从油轮上流出来的。我们爬到桅顶，想找出罪魁祸首的所在，却一艘船都没有看见。海上一整天都漂着这些黑乎乎的东西。
中午过后，我们碰上了一条大翻车鱼，那时它正悠哉悠哉地浮在水面上。后来，又突然冒出一百来头海豚，紧紧地围着我们，一头接一头地跳出水面，先跟水面呈垂直，然后旋转一圈，十分欢快的样子。虽然它们来得突然去得也快，阿布杜拉还是欢喜得要命。
第四天显然暖和了一些，大海也平静多了。太阳穿过云缝洒下了缕缕阳光。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能够清晰地辨出陆地上远山的轮廓，蜿蜒起伏，微微发蓝。圣地亚哥的病情加重了，不过诺曼倒是好些了，退了烧。尤利同意他爬到舱外去晒晒太阳。由于船上没有计时器，而且那台应急的无线电也已经无法接通萨菲无线电台，所以我们无法知道精确到秒的确切时间，也就没办法准确地计算出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两位病人有些担心了：诺曼认为，既然我们能够看见陆地，我们就不可能从加那利群岛外围绕过去了。非洲大陆的朱比角和富韦特文图拉岛之间是一处危险的航道，而我们正向那里漂去。圣地亚哥从小就在加那利群岛长大，也确定诺曼参阅的书上说得不错，所有的水手都害怕朱比角。因为非洲海岸恰好从这里转向正南，岸边的暗礁连着一段异常凶险的浅滩，就像一条舌头伸进那危险的洋流之中。
我们都坐在船帆堆上吃饭。阿布杜拉最先吃完，正打算去做祷告，却不知怎的突然急切地叫了起来：
“马！马！”然后又自己纠正道，“河马！”
我们都朝他指的方向看去。过了一会，那些家伙果然又浮了上来，原来是两条巨鲸。它们用小眼睛懒洋洋地瞟了我们一眼，又自顾自地通过呼吸孔喷着水，洒出一阵阵水雾。阿布杜拉在乍得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河马，他今天真是走运了。明明是哺乳动物却长着鱼的尾巴，这可真是荒谬啊。其中一条鲸鱼还翘起尾巴，彬彬有礼地挥动着向我们告别。阿布杜拉认为这是真主阿拉的神奇创造，惊讶得说不上话来了。
第五天，我们一清早醒来，发现外面刮着凛冽的北风，海面波涛滚滚。大家都把自己所有的衣服全都穿上了。阿布杜拉冻得牙齿直打颤。五天来，就像我们计算的那样，海浪一直冲击着“太阳”号的右舷船板，因为我们整个航程都处于东北贸易风的地带。正因为这样，我们把舱门安在了对面的左舷，也就是下风的一侧。我们还有意把整个船舱和较重的货物靠在右舷一侧，这样从右舷吹来的海风鼓满船帆的时候才不至于打翻草船。我们和所有给我们建议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行船时必须把船的大部分重量压在朝风的一侧，以免翻船。可到了第五天，我们痛苦地发现：纸莎草船在这方面跟其他任何一艘船都不一样。这种草船恰恰应该把主要的载重放在下风的一侧。因为，在受风的一侧，波涛和浪花会不断冲刷草船，所以，吃水线以上的纸草就会吸进好几吨海水。而在背风的一侧，吃水线以上的东西都还是干的，因而分量也轻。受风一侧的船身由于吃水越来越重，结果船身就往这一侧倾斜过去，而不是像通常一样被风刮得朝背风一侧倾斜。
现在当然已经来不及把船舱挪到中央了，因为它是用粗缆从底部穿过船身成十字交叉牢牢地绑住的。我们把所有可以挪动的东西都从右舷搬到了左舷，但看来还是不行。右舷吃水线以上的纸莎草一定吸进了好几吨海水，就好像平添了一堆看不见的货物，一路伴随着我们，而且比我们挪到左舷的那几百磅食物和饮用水要重得多。我们的船实际上一直是歪向受风的一侧向前航行的。
诺曼终于完全恢复了健康。我们挪东西的时候，他把那块铜板按到水下，以便恢复无线电联系，这样也就能知道精确的时间了。他确实有理由认为我们离陆地的距离比昨天他估计的还要近，那时我们还无法估计时间。事实上，我们正朝着朱比角的陆地径直驶去。
夜里刮起了大风。狂风吹打着每一个桅杆支索，“太阳”号越来越像是要散架了。一阵阵海浪向我们翻打过来，一阵猛似一阵。我们整夜都安排了双岗，以免不知不觉地被朱比角的沙滩挂住。同时我们也时刻留神每一条缆绳。没有一根缆绳绷断，也没有纸莎草捆松开。但是船桥的踏板却死命顶着柳条舱的一角，那个角落已堆起了一层厚厚的碎草屑。圣地亚哥现在每晚都失眠，除非是累得要死，否则就连合眼打会儿盹也不要想。身下的箱子时起时伏，船舱、船桥和桅杆都兀自摇来晃去，噪声大作，就好比绳索夹住了上千只猫的尾巴。整个船舱更加向右舷倾斜了，斜到了只要是侧躺着就会滚动起来的程度。我们只好一排躺四个人，另一排躺三个人，因为这一边的角落里还放着无线电和航海设备。大家脚对脚躺着。阿布杜拉总是滚到乔治身上，乔治又滚到圣地亚哥身上，圣地亚哥就再滚到尤利身上，而尤利已经贴着舱壁，只好用膝盖和胳膊顶着这几个人。我把多余的衣服都垫在了靠右舷那侧的褥子下面，卡洛也这么做了，所以我们两人都没有滚到诺曼和无线电那边去。
暴风一整夜都没停，卷起了高达十二至十五英尺的海浪，也把咸咸的海水像细雨似地泼在了船上。到了第七天早晨，“太阳”号反倒不太松动了，绳子绷得紧紧的。一道巨浪打在了船尾，海水没有像过去那样很快穿过纸莎草漏出去，积水竟漫到了诺曼的腰部。看来，在海水的浸泡下，纸莎草膨胀起来了，填满了空隙，把绳索也绷紧了。这么一来，草船倒更加坚韧结实了。不幸的是，它向右舷倾侧得太厉害了。
我们还在无比崇敬地玩味着“太阳”号与暴风雨搏斗的辉煌战果，诺曼提醒我们，草船正朝岩石冲去。我们必须作出抉择，要么挂起船帆顶住强劲的北风，要么直对着陆地漂去。大家一致同意挂帆，在那根新加固的帆桁上展开三分之二的船帆。这一次连圣地亚哥都跌跌撞撞地爬出舱外。全体人员齐心协力，终于挂起了船帆，并在船尾安上了一根拼接的舵桨。我们犹如飞鱼一般掠过涛头，拨头绕过了陆地。不一会儿，我们又听到啪的一声，那根舵桨就像一根火柴一样被折断了。我们只好又把桨片拽上船来。不过我们这些外行水手已经渐渐变成一群真正的海员了。阿布杜拉像只老虎一样扑上去，紧紧地抓住了正在不停拍打的船帆的左下角。圣地亚哥爬出船舱，用自己的保险绳紧紧勾住阿布杜拉。卡洛和尤利一声不响，赶到船舱后面的右舷，松开了帆脚索。乔治只穿了一条裤衩，抓住一把桨，将船尾划到迎风的方向。而诺曼和我奔过去调整那根竖着的小桨。尽管没有舵手，“太阳”号最终也掉转了船身，像条大鱼似的破浪前进了。这天余下的时间我们都保持着这个航向。没有一根纸莎草因为暴风雨而受到任何损伤。实际上，惹麻烦的是船身上粗粗的木材，而不是纤细的纸莎草。
翌日晚上，风暴终于停息了，但是海浪还停不下来，还蹿起十八、二十英尺高。船舱已经不再对称，倾向右舷一侧，活像一顶歪戴的帽子。快到我值班的时候，我摸黑爬出船舱，想查看一下船的状况。我刚爬到船帆底下，正要朝前看个清楚，我的心脏几乎停跳了一拍。右舷方向矗立着一座又高又大的灯塔，灯塔闪烁着彩色的灯光，被许多其他灯光环绕着。我们正朝着灯塔的左边驶去，那是必然要撞到陆地的。灯塔远远地伸进海中，无疑，那肯定是朱比角。
我们发疯似的开始扭转船帆，因为我们没有舵桨，只能这样来全力改变航向了。可是这远远不够，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草船继续向灯光所在的左侧的陆地靠近。我们很快意识到，这次是绕不过去了，只能一头冲那看不见的岩石撞过去了。大家的心跳都一下子加快了。最后一刻，我们却突然发现那些灯光都有些晃动，好像那座灯塔和其他房子并不是建在沙滩上，而是建在浮动的码头上。紧接着我们却已经急速驶过灯塔的左侧，果然见它并不是同陆地连在一起的。原来，它是建在非洲海岸远处的一座海底钻井的栈桥上，从灯塔顶端一直垂下来的彩灯是为了防止来往船只或飞机与它相撞。我们傻呆呆地瞪着眼睛站在原地。乔治手里还握着那根小桨，呆立着，冻得直打哆嗦。我赶紧粗声吼了他几句。该死的，他为什么不多穿些衣服，或者马上钻回睡袋呀？弄不好又要病倒一个了！
第七天，我们还是挂着三分之二的风帆，与冲天的海浪较着劲，继续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草船两侧翻滚着大片的云朵，不过正前方却是一线蓝天，夹在两侧云朵中间。这就意味着，加那利群岛和非洲大陆就各自隐藏在这两大片密云下面，而这一线蓝天之下正是夹在两片陆地之间的海面。“太阳”号顺从地朝着前方的碧海蓝天驶去。尤利的医术不错，诺曼和圣地亚哥都恢复了健康。不过，乔治病倒了。他在冰冷刺骨的夜风中赤膊上阵，划桨时又用力过猛，现在后背痛得要命。
正午时分，卡洛正忙着拉牵着船舷的绳索，想把倾斜的船舱弄得左右对称一些。我站在船桥上，用双筒望远镜向前眺望着。每当海浪将草船高高地举起，托到浪尖的那一刻，我都能在望远镜中看到青青的草地。这让我万分惊恐。卡洛马上爬上桅顶，诺曼也跟着爬了上去。他们向下面喊道，那是一片荒无人烟的绿草坡，与我们的航线平行，相距最多六海里，也许更近。我们尽全力改变了航线。很快，这片草地就看不见了。这一定是朱比角周围的浅滩，从这儿起，海岸线就向南拐了。这也一定是我们经过的非洲海岸的最后一角了，因为我们眼前再也看不见陆地了。
卡洛开始着手为我们准备第一顿盛宴。阿布杜拉就在舵桨上宰了三只小鸡。尤利兑好了白酒。要庆祝的事情真是太多了。首先我们要为“依罗柯”树干一杯，为它送葬。用它来做舵桨，实在太不结实了。其次要为纸莎草干一杯，多了不起的造船材料啊！今天是5月31号了，纸莎草已经在海水泡了两个星期了，却既未腐烂，又没散架，反倒更结实更柔韧了，而且一根都没丢。从萨菲到朱比角，这可比从尼罗河口到腓尼基王国的比布罗斯远多了，可能相当于从埃及到土耳其吧，我们花了一个星期时间。因此我们已经证明：古埃及人根本不用外邦木船来帮忙，完全可以驾着纸莎草船开往小亚细亚任何一个地方。
干杯，诺曼。干杯，尤利。干杯，伙计们。我们还要为海神干杯，还有阿布杜拉的“河马”。小猴萨菲也坐在我们中间的鸡笼上面，喝着新鲜的椰子汁呢。
这时，我听见有人说什么“白房子”，赶紧跳起来张望。乔治趴在舱门口，手指着陆地的方向，也就是刚才浅滩消失的位置。原来，那片浅滩又出现了，这一次浅滩上还有一排排的白房子，典型的北非阿拉伯村庄。村子右边矗立着一座独特的堡垒。这才是朱比角。我们还以为已经通过朱比角了。刚才我们举杯庆祝的时候，正是最危险的一刻呀。这片伸进海水里的危险的海岬，害得我们提心吊胆地焦虑了整整一星期。多少世纪以来，无数船只在这里遇难。如今我们正从它旁边溜了过去。我们为了不撞上陆地奋斗了一周，虽然现在朱比角近在咫尺，我们却顺利地随着洋流飘然而去了。
白色的房子迅速消失于海天之际，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们正向前疾驰着。再见了，非洲。再见了，那过去的世界。我们没有舵，但这趟航行也用不上它。
一只很大的海鸥不知从何处飞来，落在尖尖耸起的船头。我们那只鸭子恰好被从鸡笼放出来透风，于是鸭子就跑去驱赶它。海鸥飞走了。过了一会儿，又飞来一大群海鸟，尖声叫着，围着我们盘旋。鸡笼里的小鸡也咯咯地叫个不停。我们则把鸡笼当做餐桌。
“我知道刚才那只海鸥飞走时说了什么，”卡洛说，“它说它在朱比角外面发现了一个会漂的鸟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