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海县农会辅导队与龙山区农民运动——1942年9月至 1945年9月龙山区工作纪实
余忠源
我党领导的镇海县农会辅导队于1942年九、十月间在龙山区甸山乡庄黄村建立，队长由我担任、副队长王志英（女，不久调离）、队委陆子奇（女，后任副队长）、蒋惠敏（女，蒋震虹），队员（民运同志）先后有20名左右，队员中不少系中共党员。辅导队建有中共支部，在各乡镇党支部未建立前，起中心支部作用。龙山区、庄市区、沿山区的民运工作均用镇海县农会辅导队名义，实际工作由各区委负责，不由县农会辅导队统一管理。我是中共龙山区委书记，主要负责龙山区工作；副队长陆子奇系庄市区委书记，主要负责庄市区工作；沿山区委成立后，民运工作也属区委领导。
镇海县农会辅导队，早在浦东抗日武装到达浙东之前，就有这个组织。浦东抗日武装到达浙东以后，为了便于开展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群众工作，中共慈镇县委决定沿用镇海县农会辅导队的名义来开展农民运动，由县委委员兼江北办事处副主任李长来同志负责筹办此事。李长来同志给镇海县农会理事长顾荆庸写了封信，由曾在辅导队里工作过的陆子奇同志面交并与顾协商，得到顾的同意，刻了印章。这样，镇海县农会辅导队就成了我党领导下的民运工作队。1943年秋冬，顾荆庸理事长曾来龙山区，了解辅导队和几个乡农会的工作情况。陆子奇同志去庄市区工作时，由我陪同，与住在龙山区山南的县农会副理事长沈善根联系，请他支持陆去庄市区和龙山区山南八乡镇主持农运工作。借以减少阻力，增加助力。
江北办事处（简称“北办”）给各区、各乡镇政权发出通知，说明县农会辅导队的任务，主要是教育农民，组织农民，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各乡要在县农会辅导队指导下成立各级农会，实行合理负担，二五减租，确保永佃权，使之发挥农民生产积极性，支援抗日战争。并指出县农会辅导队将向各乡镇派出工作人员，各乡保长要协助他们开展工作等。
建立乡村（保）的农会组织，采用先搭架子，后充实领导成员；先建立乡农会，后建立村或保的农会小组的办法，使工作人员站住脚，逐步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使之成为村（保）农会小组的负责人，再充实到乡农会的领导层中去；把少数不称职、经过教育无效的负责人逐步改选出去。龙山区的农会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到1942年年底，范市镇等农会先后建立起来，大多数农民参加了农会，但这些农会还没有经过斗争的考验。
发动农民实行二五减租
农会建立后，广大佃农、贫农，包括一部分中农、富农迫切要求实行二五减租。二五减租，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关于土地政策的一项重要规定。毛泽东主席于 1940年12月25日发表的《论政策》一文中指出：“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多。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到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在浙江，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也曾于民国十八年颁布过“二五减租”的法令及施行细则，民国二十一年夏又颁布过修正“二五减租”暂行办法及施行细则。国民党政府虽有这些法令，但并未实行，我们却可以利用它。三北地委指示，要切实发动农民群众实行二五减租，事先要认真调查研究，做好准备工作。辅导队队委召开了全体民运同志会议，首先要统一认识，大家认为农民的减租要求是符合党的政策的，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实行二五减租，是调动农民生产和抗日积极性，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大事，我们必须领导好这场斗争。其次，分析了县、区、乡农会的力量，辅导队的力量，地主的势力和可能出现的阻力等有关情况。大家认为范市农会的力量最强，特别是太平闸及新塘头的农会小组骨干斗争性强，工作基础好，农民要求减租的呼声最高。范市镇地主特别是范氏宗祠势力大，影响大，要是能把范氏宗祠的地租减下来，对其他乡镇的减租斗争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太平闸村，有70多家农户，全部来自余姚县的无地农民。他们付出了几代人的汗水，围垦海涂修筑堤塘，开垦荒滩，勤劳耕作，把盐碱地改造成种粮植棉的好地，常年收成亩产籽棉60斤左右，番薯2000斤左右，但他们开垦出来的海涂地却属范氏宗祠所有，每亩租金要交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且不管歉收或无收，一律要在冬至前按租约把租金交齐，否则，祠堂就要收地改租。此外，还有国民党政府繁多的苛捐杂税，农民负担沉重。农民虽知剥削畸重，也曾作过一些抵制，均无效果。一遇到荒年，靠借贷交租，再出去打忙工，或下海捕捉小海鲜，以维持极贫困的生活。三五支队到达三北后，三五支队办事处工作人员，在太平闸村组织了秘密的“弟兄会”。随后，辅导队又在太平闸村公开组织了农会，还发展了几名党员，这些就构成了对范氏祠堂进行减租斗争的基本力量。
范氏宗祠在龙山区的山北部分，是最大的封建势力，强横霸道，它所属的海涂，是折扇形的，向左右扩展，越向海边延伸，横面越宽，占地越多。在我们组织农会过程中，祠堂的执事人和镇保长则利用封建宗族关系，拉拢范姓农民，散布流言蜚语，蛊惑范姓农民不参加农会，不参加二五减租。他们宣称“一笔写不出两个范字”，“祠堂收租积谷为子孙造福”。族规规定，范姓子弟生了男孩，就可多租种一份土地。他们把熟地租给范姓农民耕种，地租和太平闸的外来农民差不多，有的甚至略低。他们还控制了乡保政权。所以太平闸等地的外来农民不但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也受高压，人格也受侮辱，挑担上街，遇到范姓人也得靠边让道。当时镇长叫范道伦，幕后操纵者是资本家兼地主范秋涛，这两人表面维护三五支队和民主政府，实际上竭力反对二五减租。
龙山区委确定了把范市镇的范家祠堂作为实行二五减租的突破口，面临的困难是农会建立不久，骨干较少；县农会辅导队的队委和工作人员，过去搞过农运工作的很少，经验不足。工作中采用群策群力，边发动群众斗争，边总结经验，边实践边学习的办法，来克服这个困难。为了解除农民群众的顾虑，防止地主答应减租而要抽地，在提出二五减租的同时，提出确保永佃权。辅导队分工由我、陆子奇、於承怀到范市镇去发动群众，掌握这场斗争。并要求其他乡镇的农会声援，以壮大声势，取得斗争经验，以利本乡斗争。
县工委委员李长来同志，同意我们的计划。他指出这是龙山区在我党领导下，发动农民实行二五减租的第一仗，既要达到减租、锻炼积极分子的目的，又不能损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斗争中既要大胆，又要谨慎，深入地、扎实地做好工作，并要随时向县工委汇报情况。李长来同志还到太平闸召开了座谈会，调查了业佃关系，历年收获数量，交租情况，研究了减租的办法，考虑到当时租约情况，初步议定，按原有地租数减百分之二十五。后来他又到王家路参加了范市镇农会干部及积极分子座谈会，讲了话，鼓舞斗志，交代政策，提出办法和注意事项。
1942年10月底，我和陆子奇等就分头到范市镇的太平闸、王家路等村，进行减租斗争的准备工作，召开座谈会传达辅导队队委的决定，听取基层干部的意见。分析有利条件和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鼓干劲，释疑虑，研究具体步骤和对策，并要求他们密切注意范氏宗祠执事人和范道伦、范秋涛等人的动向。我们的工作重点放在农会积极分子和太平闸、新塘头、王家路的农会会员身上。当我们正在准备减租斗争的同时，就有人策划放出风声，说什么“外来乌鸦想吃天鹅肉，拼着吃一年亏，明年休想种我们的地”。甚至扬言：“那些外地人要减租，我们踏平他们的草舍。”尽管我们对减租斗争可能出现的情况有所估计，但来势这么急这么猛，为我们始料不及。李长来、戚铭渠等同志指示我们，要针锋相对与之斗争，我们就正面宣传二五减租是政府的政策，是抗日战争的需要，是农民的正当要求。谁要破坏二五减租，谁就是违反政府的政策，谁就将受到惩处，明确提出租一定要减，佃权一定要保。我们召开范姓佃农积极分子座谈会，摆祠堂和地主租佃剥削的严峻事实，与范姓佃农从祠堂中得到的微小好处两相比较，算细账，说道理，驳斥了所谓“一笔写不出两个范字”的虚伪性，使他们认识到范姓佃农地租比外地佃农地租虽然轻些，但同样是受剥削者，就是同一个范字也不一样，有苦范、富范两种人。座谈会后，农民积极分子向佃农们广泛谈心，农民群众进一步动员起来了。
同时，李长来副主任和戚铭渠区长召开了乡镇长及士绅会议，阐明了政府要实行二五减租和合理负担公粮这两件大事的任务和政策。
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在11月的一天上午，由镇农会出面，与范氏宗祠的族长协商，公开议租。镇农会由吴佃田（新塘头人）、戚瑞林、余祥章、陈尧唤（太平闸人）、李裕挺（范市镇人）等带领各村会员和佃农分头有秩序地进入祠堂前广场，其他乡镇赶来支援的农会干部和民运同志站在广场外围。参加议租的有范市宗祠的族长等人，镇农会干部，各村种祠堂地的代表，镇长范道伦也在座。先由农会干事长叶贤岳说了今年交租要按二五减租规定办理，农会曾向族长、镇长提出过，当时说要议论议论，至今没有答复，今天大家来议租，把减租定下来，请族长表示个态度。接着，由祠堂方面的人说，大意是：租种祠堂地是订有租约的，今年要按租约交租，这是多少年来的老规矩，否则找保人要租；要减租可从明年开始，谁要种可以换可以订新约。这番话的意思很明白，即今年不减租，祠堂要收地。态度强硬，且威胁佃农。这时，范市的辅导队员再次宣讲了二五减租和确保永佃权的政策必须执行的道理，为了团结抗日，祠堂方面应该减租等等。随后太平闸农民代表发言，说今年是中等收成，棉花亩产50斤～60斤（籽棉），番薯亩产约2000斤，如果还按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收租，农民去了种子、肥料等费用，就没法生活了，所以一定要按二五减租办理。在农民代表发言中，很多农民纷纷补充，群情激昂。但镇长范道伦和祠堂执事人仍坚持按原租约交租，农民非常气愤，要求族长到区政府去评议，并雇来了脚划船。正在这个当口，范市镇上四面响起了锣声，吆喝范市子弟，持械殴斗。会场围观群众纷纷散去，少数群众面现惊色。在这紧急关头，我同陆子奇、於承怀和少数党员简短地交换了意见，即快步走进会场，拿过凳子站在上面，面对群众，手指范道伦和族长等人，高声宣称：“二五减租”是政府规定的，是农民的正当要求与权利，我们县农会辅导队完全支持农民合理要求。你们鸣锣聚众，妄图挑起械斗，这是违法的。农民兄弟今天是遵约来参加议租的，要是遭到损伤，惟你们镇长、族长是问。既然你们没有诚意，今天租不议了，不是农民不交租，而是你们破坏二五减租，一切责任由你们负。现在请议租的农民兄弟先退场，范镇长、族长先不要走。我在讲话时，参加会议的民运同志、党员和积极分子主动靠近与我站在一起，以示保护。组织起来的农民是有觉悟的，遵守纪律的，他们有秩序的整队退出会场，我们带着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最后离开。由于范姓农民大部分参加了农会，减租对他们有好处，虽然听到鸣锣聚众，并没有多少人去。
李长来同志身在“北办”，心在斗争现场，他是多么想打响第一炮呀，我们斗争紧张时刻，他已接到我们派去的同志的汇报，他指示我们不要动手，不能出事，有秩序撤回。我们到达“北办”时，有少数农会积极分子已在那里，当即研究下一步怎么办。结果由“北办”出面，以鸣锣聚众、妄图挑起械斗、破坏二五减租、破坏根据地的抗日局面为由，把镇长范道伦传来，留在“北办”不让回去。这一下震动了范秋涛和族长等人，他们派人四处打听消息，托其他的士绅说情。这时李长来等领导同志向说情的士绅反复讲清二五减租的必要性，指出镇长范道伦的鸣锣聚众，妄图挑起械斗的错误等。3天后，范秋涛偕几位士绅答应按政府规定实行二五减租，保证不抽地另租。范道伦承认了错误，作了检讨，也作了同样保证。这样，经过较长时间酝酿、准备、议租说理斗争，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解决了范市镇减租问题。范市镇减租斗争的胜利，使龙山区农民群众和民运同志的减租信心倍增，其他乡镇的二五减租运动也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当时各姓的宗祠及地主慑于范氏宗祠破坏减租失败的教训，经过业佃双方协商，较顺利地解决了减租问题。但灵湖乡方家河头村以方炳增、方显财等人为首，抵制二五减租，农民群众与他们进行斗争，他们仍坚持不减租，后来在民运同志支持下，由灵湖乡农会负责人蔡截臣、任庆祝等出面，邀请佃业双方进行协商，经过群众请愿、协商，最终也达到了减租目的。
各乡的二五减租展开后，遇到了不少实际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水稻地区田租形式众多，有什么对半分稻租、计到租、便田租等，租额都较重，为便于把租减下来，一律按原租额先减百分之二十五。这对某些田租形式虽不十分合理，农民得到的好处较少，但由于当时干部较少，对各种田租形式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只得采取这个办法。第二个问题是，少数没有劳力、出租少量土地、靠地（田）租收入生活的困难业主怎么办？对此，本着团结抗日的原则，经业主申请，村农会小组调查，征求佃户意见，经过协商，可以少减租，个别的甚至可以不减租。第三个问题是，少数农民因种种原因造成收获减少，当时无力交租或无法全部交足租额的怎么办？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减租后佃户不得拖欠交租，实有困难者，由佃户向村农会小组申请，经过调查，召集业佃双方协商，佃户交不足的部分，由佃户出具借据，给予少量利息或不给利息按商定的日期归还。第四个问题是，对明减暗不减的怎么办？经研究决定：要求各乡农会在减租告一段落后，进行一次查减租活动，凡查出没有减租或不到减去百分之二十五的业主应主动退还多收部分，佃方也应主动去要回多收部分，要是业方不肯退回，佃方应向农会小组报告，经查属实，先行劝说，再不执行，处业主以多收部分的3倍至6倍的罚金（谷）。要是业佃双方都不报告，经检举查实，双方都处以3倍至6倍罚金，并对检举者保密，新罚之款或谷子除归还佃户多交部分外，其余充作农会活动经费。
龙山区各乡镇的减租斗争，历时3个多月，到农历年底胜利完成。区委和各乡农会、县农会辅导队都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取得了经验，锻炼了队伍，提高了觉悟，增长了才干；农民群众减轻了剥削，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抗日热情更高涨了，出现了拥军拥政的新高潮；政治上扬眉吐气，更相信自己的力量。一些尚未参加农会的农民纷纷申请入会，农会威信提高了，扩大了，巩固了，积极分子更多了。为了建设根据地，保卫胜利果实，防止地主报复，打击日伪和汉奸卖国贼，各乡村在区委领导下纷纷建立起群众性的不脱产的抗日自卫队（民兵）。
1943年9月16日至23日，对各乡镇农会干事及小组长进行了改选。先由各村（保）农会小组全体会员大会改选小组长，选出村评议代表一人，再选出席乡农会代表大会的代表，酝酿乡农会干事候选人提名。而后由各乡农会代表大会选出乡农会干事5人（由干事推选干事长1人，有的设副干事长），区评议会代表5人。通过改选，把党员、积极分子选进了乡（镇）村农会领导班子，全区农会进一步健全了组织，加强了领导。
发动雇农实现增资斗争
龙山区雇农数量很大，他们大部分来自余姚，以及黄岩、台州等地。他们的劳动量很重，工资很低，生活贫苦，大部分没有妻室，对我三五支队很钦佩。部队办事处同志向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有一部分雇工就靠近我们，在海甸戎家组织了秘密的弟兄会。虽说秘密，有的雇主还是知道了，有的雇主便用诱骗、恐吓、诬陷等手段搞破坏。如雇工龚新华的东家少了一只鸡，就诬陷是龚偷吃了，妄图借此破坏弟兄会，后由部队办事处罗澄宇、阮道迪同志调查清楚，并非龚新华所为，就向乡长澄清事实，对雇主提出警告，才算了事。经过这件事，弟兄会的会员认识到斗争的复杂性和增强自身团结的重要性。镇海县农会辅导队成立后，在组织农会的同时，组织了雇工会。甸山乡因有弟兄会的基础，先成立了由乡农会领导下的乡雇工会，后建立村（保）工会小组。有的乡是先建立雇工小组，后成立雇工会。到1943年春，雇工会员已达一千多人。从中发展了一部分党员，如胡玉麟、许梅生、孙永山、施阿林等同志，在全区减租斗争胜利鼓舞下，雇工们也纷纷提出要求增加工资。区委认为这是合理的。经请示县委戚铭渠、吴祥田（虞天石）同志，县委指示：雇工工资一定要增加，但不能超过雇主的负担能力，又不能一律，强劳动力与弱劳力要有区别。对因缺乏劳力而雇工的生活确不富裕的雇主要适当照顾。斗争要“先礼后兵”，即先向雇主指出增加工资的要求是合理的，再由雇工会派代表向乡长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要是谈不下来，再行罢工。就是罢工也不要发生伤亡事故。总之，通过增加工资的斗争，主要达到既锻炼党员和积极分子，增强骨干力量，进一步发展和巩固雇工队伍，增强抗日力量；又要团结雇主，共同搞好生产，增强建设根据地的物质财富的目的。要求龙山区委认真负责，大胆领导，细致扎实地工作，遇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既要向县委请示报告，又要敢于独立处理问题，这也是给区委和民运同志的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龙山区委认真学习了县委的指示，根据本区的实际情况，确定以甸山乡作为增资斗争的突破口。这个乡的海甸戎家雇工比较集中，积极分子又多，还有胡玉麟、施阿林等党员，雇工们要求增加工资的呼声最高。乡长戎永亮虽然雇工较多，但他政治上比较靠近我们。增资斗争只要在甸山乡成功了，其他乡镇就能顺利而下。但我们是第一次领导增资斗争，没有经验；伪军姚华康部据点邱王，距海甸戎家只有十几华里路，敌伪可能乘机捣乱，斗争将是复杂、尖锐的，区委下决心争取胜利，也作了万一失败的准备。
1943年农历四、五月，是棉花间苗锄草及单季水稻插秧的大忙季节，正是雇工提出增加工资的大好时机。胡玉麟同志在戎家做雇工多年，机智多谋，人缘很好，在雇工中很有威信，入党后，能执行党的决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更得雇、贫农的爱戴，甸山乡的雇工会不仅在本乡有号召力，就是在邻乡的雇工中也有影响。甸山乡雇工会的积极分子又各自团结了一批雇工，辅导队全体同志也全力以赴。区委决定由我和李炯（甸山乡民运同志）负责领导这次斗争，其他区委委员和驻各乡的民运同志密切配合，首先支援甸山乡的增加工资斗争，同时酝酿本乡增资问题，待甸山乡斗争胜利后扩大成果，争取全区增加工资斗争的全胜。
雇工工资按当年的实物（稻谷）计算，除吃东家饭外，农活拿得起的强劳动力一年工资只有五六百斤谷子，年老体弱和半壮工更少。这样低下的工资，是非增不可的。但是，工资增加多少？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增加多了，雇主负担过重，影响生产，又不利于团结抗日；增加少了，不能达到改善雇工生活，提高雇工群众抗日积极性的目的。对这个问题，我们作了调查，又与雇工积极分子反复磋商，算细账：如一个雇工一年能种多少土地，雇主除了交租（或不交租而出租能收入多少）、支付种子、肥料、田赋，雇工的伙食、工资等费用以外，雇主一年能收入多少，所剥削的剩余价值有多少。再算雇工的工资收入，个人一年的生活费必须支出多少，要是养家糊口又需多少。这样一算，大家对工资增多少较为适当的问题就心里有底了。算账对教育一部分增加工资斗争有顾虑或在要求过高的雇工是很有说服力的，也是开展增加工资斗争的有力依据。据此，初步商定雇工在上年底雇定的工资增加三成，本年雇定的增加两成。为了与雇主协商中有一个回旋余地，公开提高的增加工资幅度高一些，上年雇定的增加五成，本年雇定的增加三成。
有了初步的增加工资方案，由胡玉麟、施阿林等同志召开各种座谈会，再加积极分子个别活动，进一步发动群众，使大家对增加工资斗争的意义、幅度、斗争步骤，以及雇主方面可能出现的种种阻挠和破坏的问题，都心中有数。然后，由乡农会召开雇工大会，说明为什么要增加工资，增加多少，雇主不答应怎么办？会上有不少雇工提出：雇主不答应就罢工。乡农会强调，抗日时期劳资双方要团结对敌，既要增加工资，使雇工适当改善生活，利于参加抗日活动；但又不能使雇主负担过重；同时提出雇主不得因为增加工资而辞退雇工。
会后，甸山乡雇工会派出以胡玉麟为主的代表，向乡长戎永亮提出增加工资问题，各雇工向雇主提出要增加多少工资的问题。乡长戎永亮答复：你们的工资是雇佣时说定的，是双方自愿的，现在要加工资是不能够的，工资问题涉及很多雇主，我也做不了主，你们向各自东家去说好了。乡雇工会与乡长的谈判不成，当晚去戎家上塘庵召开了有40多位党员、积极分子和雇工会小组长参加的会议，一致议定：罢工，不达目的决不复工。第二天各小组去通知雇工，第三天罢工不再出畈。施阿林、王德胜等同志自告奋勇提出如有人出工，由他们到三岔路口去劝阻。第三天，甸山乡雇工罢工斗争就开始了。
同时，雇主们也活动开了，三五成群商量对策，大部分倾向加一点，但不能加这么多；有的向雇工说，现在农活这么忙，不可歇工了，人家加多少，我也加多少。有的还给雇工加菜加油。少数的声言坚决不增加，准备硬顶到底。田央乡部分雇工晚上在蓬山小学教室里开会时，突然听到一阵玻璃破碎声，有人向教室玻璃窗砸石头，雇工们一下受到惊扰，纷纷夺门跳窗而逃，会议被破坏。事后了解，砸玻璃窗的事，原来是雇主唆使孩子们所为。
区委分析研究了雇主、雇工的动态，认为雇主中大部分是愿意增加工资的，只是增加的幅度要降下来；硬顶的是少数，只要双方协议定下来，他们也是顶不住的。民运同志要做好雇主的工作，对硬顶的雇主要批评教育。雇工中的党员，要带头领导这场斗争，教育与依靠积极分子，在斗争中不断发展积极分子队伍，团结大多数雇工，对少数有顾虑而不积极参加斗争的雇工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不能歧视他们。时值农忙季节，是增加工资斗争的好时机，但罢工时间不能太长，争取增加工资斗争早日胜利。要求雇工对斗争要坚决，但要注意态度，讲究方法。要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搞突然袭击。按照区委的意见，雇工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就在甸山乡全面开展起来。
罢工当天，有部分雇主的子弟，在乡长等人默许下，把劝阻雇工出畈的施阿林、王德胜、阿四、阿炎等人强扭至水龙间（放消防器材的房子）关了起来，事情闹大。胡玉麟为防止事态失去控制，就跑到龙山区政府向吴祥田（虞天石）同志报告。这时来了不少雇工，要求区政府下令立即放人，并出面调解增加工资问题。我和其他几位同志也赶到区里，经研究后，吴祥田同志当即指示工作人员写信给乡长戎永亮，指出甸山乡的雇工和雇主为增加工资的问题，应通过双方协商解决，一律不准捆人和扣押人，你们扣人是错误的，以后不得再发生类似事件，把已被扣关的人员速送区署。在送人员中还发生了一个误传，说可能把施阿林等人送到伪军姚华康部去，这样就有不少雇工跟有关人员到了区政府。由于甸山乡雇工的增资斗争受到阻力，其他乡镇的雇工也纷纷开会，声援和罢工。增加工资斗争迅速扩展到龙山区全区。
全区雇工罢工一开始，雇主们急起来了，因农忙季节，纷纷要求区政府进行调解。乡长戎永亮也要求区政府出面召开由双方代表参加的调解会议。于是，由吴祥田同志代表区政府（当时他行政职务是区民政指导员）在甸山乡召开了由雇工和雇主双方代表、乡长、农会干事长等参加的协商会议，经过反复商讨，最后协议决定：上年雇定的雇工按原工资增加三成，本年雇定的增加二成。吴祥田同志当场表态：双方协商定了，就按这个协议办。雇工明天一律复工；雇主要遵守协议，共同搞好生产，支援抗日战争，要以团结为重，不得对参加罢工的雇工借故解雇；个别生活确有困难的，确无劳动力的雇主，可以少增一些；个别雇主年老体弱的，也可以少增一些。具体的增加工资方案由雇主向雇工会提出，由雇工会派员个别协商解决。这样全区雇工的增加工资斗争取得了成功。雇工们兴高采烈，在庆贺胜利的同时，加紧了生产劳动，争取丰收。雇工会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提高了阶级觉悟和领导能力，发展了一些党员。龙山区委和辅导队也总结了经验教训，认为雇工增加工资斗争和上年二五减租斗争的两次胜利，锻炼和发展了贫雇农的力量，提高了区委和辅导队的政策水平、工作能力。对加强龙山区抗日斗争，巩固革命根据地起了良好的作用。
发展抗日自卫队
减租、增加工资斗争胜利后，群众情绪激奋，为了抗日救国，建设根据地，保卫胜利果实，基层党员和积极分子纷纷提出要壮大和巩固群众性的抗日自卫队（民兵）组织，发展游击小组（基干民兵）。县委不失时机地发出了壮大抗日自卫队的号召，区委决定各乡设立抗日自卫大队，按保或自然村根据队员数量设中队或小队，在这个基础上成立龙山区抗日自卫大队，由戚铭渠同志兼任大队长、我兼任政治教导员，王剑君同志为副大队长。接着，在甸山乡庄黄村召开了区抗日自卫大队成立大会，各乡镇的自卫队携带土枪、大刀、长矛、稻叉等出席了大会。大会显示了抗日斗争的伟力，是对敌人的一次示威。
大会以后，区委又号召参军，扩大了区常备队和县大队，在各乡、村建立了秘密的游击小组，有条件的乡建立了公开的冬防队、保安队，配备了少量步枪和手榴弹，大部分是猎枪、大刀和匕首等。游击小组的任务除与自卫队共同设哨、巡逻、护青、盘查行人、送情报等外，主要是袭扰日、伪据点，侦察敌情，监视敌特嫌疑分子，配合主力部队作战。1944年7月3日，伪中警团5个连600多人窜至东埠头，妄图建立据点，遏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山北与山南之间的通道。我三五支队一部奋起出击，为了迂回消灭敌人，由灵湖乡民运同志带领游击小组董纪民等十余人撑船渡主力部队过河，隐蔽地接近敌人，突然向敌人后侧翼发起冲锋，敌人猝不及防全线动摇，狼狈败退。战斗胜利结束后，部队领导褒奖了灵湖乡游击小组，发给奖品为几支步枪和一部分子弹、手榴弹，游击小组由此改成公开的、脱产的保乡队。日寇投降后，又升入区常备队，同县大队一起，取得掌起桥战斗的胜利。
随着农会、抗日自卫队等群众组织的发展和胜利，广大农村妇女和知识妇女也纷纷要求成立妇女组织。区委决定由包雪浪同志负责妇女工作，辅导队队员在基层配合发动和组织凤湖中学的女教职员和女学生积极参加活动。1943年3月成立了龙山区妇女会。她们除了积极参加各项中心工作外，还创立了为军队做鞋子的工场，纺纱织布合作社、养羊小组等，妇女会与农会、抗日自卫队等并肩奋斗，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选自《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四卷）
